基于多源大數據的街道空間品質測度及其對街道活力的影響

黃志強 李智軒 郎嵬

摘要：提升空間品質和街道活力是全面推進高質量城市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以廣州歷史城區為例，利用街景圖片、百度熱力圖等數據和機器學習等分析技術，基于需求層次理論構建空間品質測度體系，對街道空間品質進行大規模測度，并運用空間計量模型揭示街道空間品質對街道活力的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結果發現：（1）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品質呈“中心高—外圍低”圈層式分布特征，且高品質街道和低品質街道集聚特征顯著；（2）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綜合品質與街道空間活力呈顯著正相關，且街道空間活力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3）街道空間活力受多個街道空間品質指標的綜合影響，步行可達性、設施密度、設施混合度、天空開闊度、界面圍合度、可步行指數和社交界面指數越大，交通標識占比越低的街道活力越高。除直接效應外，街道空間品質各維度指標中絕大多數指標對街道活力還具有間接空間溢出效應。

關鍵詞：空間品質；街道活力；評價體系；影響機制；空間計量模型

文章編號 1673-8985（2023）06-0122-09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11982/j.supr.20230616

0 引言

街道空間是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交通、商業、休閑、社會交往等多重屬性，是展現城市活力的重要界面和窗口。早期以凱文·林奇、阿蘭·B·雅各布斯、蘆原義信等為代表的大量學者從視覺美學、公共交往、感知意向等角度指出街道空間營造的關鍵要素，為街道空間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1]35，[2]36，[3]25。隨著人們對街道空間認識的不斷深入，相關研究逐漸從單一交通功能導向轉為多元混合功能導向，從機動車導向轉為兼顧多群體利益的“完整街道”導向，從靜態物質空間優化轉為人的行為和心理需求引導等多重價值轉變[4]。實踐方面，自2004年《倫敦街道設計導則》發布以來，國內外大量城市開始重視街道對提升城市空間品質的促進作用，開展了相關規劃編制和設計實踐。分析街道空間品質及其對街道活力的影響對推動“以人為本”的街道空間規劃設計、建設活力宜居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街道空間品質的測度一直是街道空間研究的核心話題之一。經典的街道空間品質測度研究主要從視覺美學角度出發，以構建符合人本感知的空間為目標開展量化評價。其中，尤因和克萊門特（Ewing & Clemenet）在《度量城市設計》中提出圍合度、人性化尺度、通透性、復雜性和意象化5種可操作化測量的街道空間品質，受到學界普遍認可[5]。后續大量研究以此為基礎進行拓展：一方面，測度的時空維度不斷豐富。有學者對不同社會經濟背景城市之間及城市內部不同區域之間街道的評價維度進行區分，以構建因地制宜的測度指標體系[6]，[7]48；也有學者從時間維度出發，關注街道環境在不同時間傳遞的感知差異[8]。另一方面，空間品質的定義不斷擴展。街道空間的安全、健康、綠色、可達性、便利性等方面的需求受到關注[7]49，[9]20。整體而言，盡管現有測度指標設置大多以主觀感受和功能實現為出發點，但其與人的需求之間尚未形成較為完整的映射關系，從而可能導致測度的價值導向出現偏差。

數據方面，傳統街道空間品質分析主要通過實地觀察和問卷調查等形式，受數據獲取成本等因素限制，研究往往難以從城市和區域層面展開大規模調查分析[9]19。近年來，三維建筑數據、街景圖像等海量數字化大數據形式充分擴展了街道空間品質的評價維度，并極大提升了其分析廣度和精度[10]109。其中，城市街景圖像由于較好地模擬了人眼觀察到的街道空間特征而受到廣泛的應用。特別是在卷積神經網絡、圖像分割等技術迅速發展的推動下，街景圖像已成為大規模精細化分析街道空間品質的重要手段之一[10]109。一些學者用圖像內不同類物面積占比來表征空間品質，例如綠視率、天空可見度、步行道面積、街道高寬比等[11-12]。但這類研究一定程度上重新回歸到對靜態物質空間要素的考量，而部分忽略了對街道使用者切實需求的關注。也有學者試圖通過機器學習技術，將主觀評價結果進行人工標注，并通過深度學習方法拓展到海量圖像中，從而實現人本感知與全局評價的有機結合[13]。這類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且普遍囿于單一街景視角，缺少面向多源數據的綜合指標構建。

在測度的基礎上，許多研究進一步關注街道空間品質對城市活力、犯罪行為、居民健康等問題的影響機制[14]，[15]52，[16]。特別在以人為本思潮和活力城市建設要求的推動下，客觀環境表征的街道空間品質對人群活動表征的街道活力的影響成為研究熱點[17-18]，[19]81。街道物理空間要素、交通條件、區位條件、街道行為活動、功能設施等建成環境因子已被證實對活動強度、活動類型、人群類型等街道活力因子有顯著影響[20]，[21]33。分析方法上，早期研究主要是在環境行為學理論框架下，通過對街道環境和人群行為活動的觀察記錄，得出建成環境影響街道活力的經驗性結論[1]10，[2]93。隨著研究數據不斷豐富，已有研究借助POI、矢量建筑數據、熱力圖等網絡開源數據大規模量化建成環境與行為要素，利用相關性分析、回歸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模型方法，在市域、城區尺度開展建成環境對街道活力影響的定量研究[19]83，[21]33。

綜上，現有研究中街道空間品質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較少從人的需求角度出發，尤其缺少多源大數據層面的綜合分析，且關于不同需求層次的空間品質對街道活力的影響機制也不明晰?；诖?，本文從需求層次理論出發分析人對街道空間不同層次的需求，利用POI、街景等多源大數據構建了街道空間品質測度指標體系，并以廣州市歷史城區為例，分析其街道空間品質的空間分布特征，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其對街道活力的影響機制。本文試圖從人本視角完善街道空間品質的評價體系，明確其對空間活力提升的多層次意義，從而為高質量發展時期需求導向的街道空間品質提升行動提供參考。

1 街道空間品質與活力測度

1.1 街道空間的界定

城市街道是人流貨流的運輸通道，同時也承載著生活服務、商業、社交、風貌展示等功能。街道空間不單指道路平面空間，而是由路面與建筑立面、街道綠化、沿街設施等要素構成的三維空間。因此，本文定義的街道空間是路面與道路紅線外一定范圍內的環境空間。參考《廣州市街道設計導則》和《廣州市城鄉規劃技術規定》中關于道路紅線寬度和臨街建筑退界要求，以道路中心線為基準向外拓展一定區域作為街道空間范圍，其中主干道向兩側各拓展55 m，次干道各拓展50 m，支路各拓展40 m。

1.2 街道空間品質的測度

1.2.1 測度體系的構建

街道的空間品質既反映了街道空間物質環境的質量水平，也反映街道設施滿足人進行各種日?；顒有枨蟮哪芰?。以人為本的評價體系需要注重人的感受，考慮城市居民不同層次的空間需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層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22]。周素紅[23]將馬斯洛需求層次對應到城市空間中，將人在城市中的空間需求歸納為基本生存需求（居住、工作、游憩、交通）、高級生存需求（安全感、幸福感、歸屬感）、自我實現需求（尊重、參與）3個層次。楊慧祎[24]通過街道使用者需求問卷調查發現：居民對于街道的第一層級需求是交通功能需求；第二層級的需求是城市活力需求，包括舒適需求、活動需求和場所需求；第三層級需求是藝術審美需求，包括審美、生態需求和營造歸屬感的需求。結合上述相關研究結論，本文認為街道空間環境特征對人的影響包括“誘發街道空間活動—產生街道空間主觀感知和選擇偏好—激發自我認同和歸屬感”3個層次，層層遞進。交通可達性和功能服務性是使用者對街道的基本空間需求，而街道的安全性、舒適性、社會交往性是更高一級的空間需求，同時使用者也希望可以參與到街道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中來，共同締造大家喜愛的街道，自我實現的需求則位于需求金字塔頂端（見圖1）。由于自我實現需求屬于質性因素，目前無法進行量化。因此，本文從街道空間的基本空間需求和高級空間需求兩個維度構建指標評價體系，從交通可達性、功能服務性、空間舒適性、感知安全性和場所交往性5個方面選取評價指標。

1.2.2 測度指標的選擇與量化

在交通可達性上，阿蘭·B·雅各布斯[2]129、揚·蓋爾[25]等認為良好的街道空間品質應注重步行友好性而非機動交通便捷程度，因此本文選擇步行可達性作為交通可達性指標。在功能服務性上，街道功能服務設施的密度決定服務承載力，設施的多樣性決定了可開展活動的豐富度，因此本文選取街道設施密度和設施混合度表征街道功能服務能力。宜人的街道尺度[3]164、令人愉悅的街道色彩[3]175、優美的景觀環境[3]170和良好的場所感[2]30都能提高空間舒適度，故筆者選取綠視率、天空開闊度、界面圍合度作為評價空間舒適性的指標。街道的安全性受機動交通的影響最大，交通肇事事故、汽車尾氣污染往往給街道使用者帶來心理上的恐懼和威脅，而充足舒適的步行空間能夠大大提高步行者的感知安全，因此本文參考相關文獻[26]24，選取可步行性指數、機動交通干擾指數和交通標識占比作為評價感知安全性指標。社會交往活動的產生需要人、活動和交往場所3個必要因素，交往場所是活動發生的基礎，臨街商業建筑提供多樣服務功能，吸引人流聚集從而激發社會交往活動。本文參考相關文獻[26]23，選取社交界面指數作為場所交往性表征指標。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構建了“人本視角”的街道空間品質測度指標體系（見表1）。

在指標量化上，借助廣泛應用于城市交通通達性研究的空間句法[27]，參考十五分鐘生活圈的半徑劃定標準和相關文獻[28]，選擇以800 m為半徑的空間句法整合度作為步行可達性的度量值。計算功能服務性時，參照相關文獻的分類方法[15]54，將有效的POI興趣點進行分類，進而計算街道空間設施密度和設施混合度?？臻g舒適性、感知安全性計算數據來源于百度街景圖片。利用Python爬蟲程序對每個視點4個方向的街景圖片進行抓取，每隔50 m選取一個街景視點，并通過基于125層的CNN神經網絡DeepLab-V3+算法模型和機器深度學習數據集（Cityscapes Dataset）對街景中人、車、道路、植物等19種要素進行識別，統計指定要素所占圖片面積比例。場所交往性中社交界面指數測算數據來源于廣州市土地利用數據、高德地圖AOI數據和建筑輪廓數據，通過土地利用類型和AOI功能識別臨街商業建筑，并基于ArcGIS的多環緩沖區功能計算道路中心線與臨街商業建筑斷面相交的最大值[29]，進而計算社交界面指數。各指標的具體量化方法和計算公式見表1。由于各評價因子的量綱和數量級存在差異，本文利用極差法進行指標數據標準化處理。

本文采用AHP層次分析法建構層次結構模型，邀請15位城鄉規劃領域的專家根據專業知識和主觀經驗對層次結構模型中各層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打分，并根據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實際特征，構建成對比較矩陣，通過MATLAB實現指標權重計算及一致性檢驗，確定各指標權重，進而構建街道空間品質測度模型。

1.3 街道活力測度

本文中的街道活力主要指社會活力，反映人在街道空間中進行休憩、交流、運動和購物等社會活動的總和。相關研究認為，街道空間上的人口密度是街道社會活力最直接的表征[30]。百度熱力圖不能代替實際人口密度，但已被證實可以有效反映人口在空間上的相對集聚程度[31]。通過Python爬蟲腳本在百度地圖中采集研究區域內以1 h為時間間隔的百度熱力切片數據，矢量柵格大小為2 m×2 m，數據精度較高。研究按照相同的標準將每張熱力柵格圖的熱力值進行柵格重分類分為7級。為減少日間通勤活動對人口密度分布規律的影響，且考慮到使用者在夜間對街道空間環境感知較弱，本文選取一周7天，每天10：00—12：00、14：00—17：00的百度熱力等級均值來表征街道活力值。

2 街道空間品質與活力的空間特征

廣州歷史城區以彰顯地域文化特色的商業業態為主，具有嶺南及近代西方建筑風格的特色歷史建筑共同塑造了獨特的街道風貌，街道形態和功能上均具有一定典型性。因此，本文選取廣州歷史城區作為研究區域?！稄V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劃定的廣州歷史城區具體范圍是由東濠涌、小北路、環市中路等道路形成的封閉環狀地區（見圖2）。

2.1 街道空間品質的空間分異格局

2.1.1 街道空間品質總體格局

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品質呈圈層分布特征，且集聚特征顯著。廣州歷史城區受珠江分割形成南北兩片相對獨立的區域，而珠江南部和北部區域的街道空間品質均呈現“中心高—外圍低”的圈層分布特征（見圖3）。珠江北部區域的東西兩側形成兩片高品質街道的集聚區，西側的中山七路、光復路、人民路、康王路及其周邊鄰近街道，以及東側的德政路、文明路、文德路及其周邊鄰近街道的街道品質普遍較高。兩片高品質街道集聚區外圍的街道空間品質普遍較低，主要集中在內環路、沿江西路、沿江東路沿線以及東風路以北區域。珠江南部區域的江南大道、同福路沿線街道的空間品質相對較高，而外圍的內環路、濱江西路和昌崗路及周邊街道的空間品質普遍較低。對街道空間品質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繪制街道空間品質LISA聚類圖（見圖4），可以看出高品質街道和低品質街道集聚特征顯著。

2.1.2 街道空間品質分維度格局

①交通可達性方面，廣州歷史城區內街道步行可達性由中心向外圍形成“低—高—低”圈層結構，形成中心“可達性洼地”街道集聚區、中間高可達性街道集聚區和外圍低可達性街道集聚區3個圈層。②功能服務性方面，廣州歷史城區中部街道設施密度高，若干個高值區零散分布，外圍街道設施密度低。整體上各街道功能設施的混合度處于中高水平，反映了廣州歷史城區內街道功能設施能滿足多樣需求。③空間舒適性方面，廣州歷史城區內街道綠化程度普遍較高，東風西路、東北中路和中山八路沿線及沿珠江道路綠視率最高。歷史城區中部街道天空開闊度普遍處于低水平，天空開闊度高的街道主要分布在珠江沿岸以及東風路以北的兩個大型公園周邊。界面圍合度高的街道主要分布在歷史城區西部的康王路西側區域以及歷史城區東部的德政北路、德政中路和文明路一帶。④感知安全性方面，廣州歷史城區整體街道可步行性水平較高，適合人們步行和駐足停留。街道機動交通干擾指數和交通標識指數的空間分布特征具有顯著相似性，海珠區西部和南部區域街道的機動交通干擾指數和交通標識指數較高。⑤場所交往性方面，社交界面指數呈現“中心高，外圍低”的空間分布特征，珠江兩側、東風路沿線及越秀公園、流花公園周邊街道社交界面指數普遍較低（見圖5）。

2.2 街道活力的空間分異格局

廣州歷史城區街道活力普遍較高，且分布較為零散。等級較高的主次干路街道活力最高，解放路、東風路、康王路、內環路、昌崗路和寶崗大道等干路街道活力明顯高于其他街道，且與干路鄰接的街道活力普遍較高。廣州歷史城區內干路兩側聚集多個大型商業設施、高等級公共服務設施及商務辦公樓，且江南西、北京路和淘金等多個商圈圍繞主次干路布局，吸引大量人流，因而街道活力高。低活力街道主要集聚在珠江兩岸沿江區域及海珠區西部。沿江區域道路受水系阻隔，路網連通性較差，且功能設施較少，空間吸引力弱。海珠區西部區域街道出現較多的空間破敗現象，道路和建筑質量低，導致街道活力水平低。

3 街道空間品質對街道活力的影響機制

從上文分析可知街道空間活力集聚特征顯著，采用空間鄰接權重矩陣測算街道活力的全局Moran's I指數，全局Moran's I指數為0.586，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街道空間活力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有必要建立空間計量模型評估街道空間品質對街道活力的影響。

目前應用廣泛的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SLM模型主要探討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SEM主要通過空間誤差項解釋鄰近區域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SDM模型更為全面，同時考慮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

3.1 空間計量模型的構建

3.1.1 變量選擇

本文以街道空間活力值為因變量，分別以街道空間綜合品質及街道空間品質評價體系的10個指標為解釋變量，由總到分深入探析街道空間品質對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作用?？刂谱兞糠矫?，參考相關研究[15]56，選取街道長度、到最近商業中心距離、到最近商業綜合體距離、到最近地鐵站距離、公交站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6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公交站密度為街道兩側公交站點數量與街道長度的比值。道路交叉口密度選取的是街道中心線500 m緩沖區內道路交叉口的密度。

3.1.2 街道空間綜合品質對街道空間活力影響的模型選擇

進行變量共線性檢驗并通過后，對模型進行LM檢驗，包括LM—Lag、穩健的LM—Lag、LM—Error和穩健的LM—Error檢驗，來判斷空間效應類型。從檢驗結果來看（見表2），LM—Lag、穩健的LM—Lag和LM—Error通過顯著性檢驗，而穩健的LM—Error未通過檢驗。說明本文所選樣本中街道空間綜合品質對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空間滯后效應，應選擇SLM模型。

3.1.3 街道空間品質各維度指標對街道空間活力影響的模型選擇

與上文檢驗過程相同，LM—Lag、穩健的LM—Lag、LM—Error和穩健的LM—Error檢驗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見表2），說明樣本中街道空間綜合品質對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具有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自相關雙重效應，應優先考慮選擇SDM模型進行評估。

為進一步確定選擇SDM模型具有合理性，本文分別構建了SLM模型、SEM模型和SDM模型。對比3個模型結果來看（見表3），SDM模型最大似然估計值最大，AIC值和BIC值最小，表明3個模型中SDM模型擬合結果最優。綜上，選擇SDM模型更合適。

3.2 空間計量結果分析

3.2.1 街道空間綜合品質對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

根據表4中SLM模型結果來看，街道空間綜合品質與街道空間活力呈顯著正相關。表明隨著街道空間環境品質和功能服務能力的改善，街道空間的吸引力將大幅提升，引導使用者駐足停留并開展活動，進而提高場所空間活力。同時，街道空間活力也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見表4）。

3.2.2 街道空間品質各維度指標對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

空間杜賓模型同時考慮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需要將SDM模型中解釋變量的影響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見表5）。直接效應為本街道空間街道品質要素對本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間接效應為空間溢出效應，體現相鄰街道空間品質要素對本街道空間活力的影響。

①交通可達性方面，步行可達性直接效應系數為0.857且顯著，表明步行可達性對街道空間活力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蛇_性高的公共空間往往會集聚更多的使用者，使用者的訪問頻率也更高。步行可達性的間接效應系數為-0.080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即相鄰街道的步行可達性會對本街道活力產生負向影響作用。

②功能服務性方面，設施密度的直接效應系數分別為0.466且顯著，表明設施密度的增加能夠顯著提高街道活力。設施混合度直接效應為0.946且顯著，意味著設施混合度對街道活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同時設施混合度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相鄰街道的設施混合度提高，本街道的空間活力隨之提高。充足多樣的功能設施提供了完備的功能服務，能夠滿足人群的多元服務需求，從而增強空間吸引力，提升街道活力。而鄰近街道的設施多樣性提升，吸引人群的訪問目的也更為多元，本街道空間的人群訪問概率隨之提高。

③空間舒適性方面，綠視率對街道活力的直接效應不顯著，但其間接效應系數為-2.429且顯著，同時街道綠視率的總效應系數為-2.597且顯著，意味著街道的綠視率提高將會降低街道空間活力。雖然已有研究表明綠視率越高越能使人產生積極的心理感知[32]，而模型中出現此結果或是因為廣州歷史城區內存在大量騎樓街，街道無法種植行道樹，街道綠視率低。而騎樓街獨特的建筑形制能夠為商貿交易和社會交往活動提供充分的公共空間，其空間活力水平往往較高。天空開闊度的直接效應系數為0.619，間接效應系數為-0.162，兩個效應均顯著，說明天空開闊度與街道空間活力呈正相關，且相鄰街道的天空開闊度與本街道空間活力呈負相關。界面圍合度的直接效應系數為0.072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界面圍合度越大，街道活力越高。街道界面圍合性越好，塑造的空間場所感越強，容易吸引人們在街道空間進行游憩、社交等活動，促使街道活力提升。界面圍合度的間接效應系數為-0.448且顯著，說明鄰近街道界面圍合度增加會對本街道空間活力產生負向影響作用。

④感知安全性方面，可步行指數的直接效應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間接效應系數為0.847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相鄰街道的可步行指數對本街道空間活力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連續的步行空間是持續進行步行活動的基礎，相鄰街道的步行空間越充足越有可能與本街道形成連續的步行空間，進而提高本街道的空間活力。機動交通干擾指數未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應，而其間接效應系數為-3.021且顯著，意味著相鄰街道的機動交通干擾指數越大，會降低本街道空間的活力。由于街道空間具有網絡化連通特征，鄰近街道之間的機動車交疊流通，相鄰街道的機動交通干擾很容易影響本街道，引起街道活力下降。交通標識占比對街道活力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復雜的道路交通狀況容易降低使用者的安全感，在街道空間開展活動的意愿隨之降低。

⑤場所社交性方面，社交界面指數直接效應系數為0.251且顯著。社交場所為人群活動和社交行為提供了空間基礎，充足的社交場所能夠提升消費活力，營造濃厚的生活氣息，為街道增添活力。

4 結論和結語

良好的街道空間品質是激發街道活力的重要前提，大規模精細化測度街道空間品質并揭示其對街道活力的影響機制，對街道空間營造提升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立足人對于街道空間的基本空間需求和高級空間需求，構建了人本視角下的街道空間品質評價指標體系，對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品質進行大規模測度，并借助空間計量模型探析街道空間總體品質及街道空間品質分維度指標對街道活力的影響作用。研究主要結論有：

（1）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品質呈“中心高—外圍低”圈層式分布特征，且高品質街道和低品質街道集聚特征顯著。珠江北部東西兩側形成兩片高品質街道集聚區，珠江南部以江南大道為中心形成小范圍高品質街道集聚區，珠江兩側沿江區域街道空間品質普遍較低。

（2）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總體品質與街道空間活力呈顯著正相關，且街道空間活力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隨著街道空間環境品質和功能服務能力改善，場所空間活力將大幅提升。

（3）廣州歷史城區街道空間活力受多個街道空間品質指標的綜合影響，步行可達性、設施密度、設施混合度、天空開闊度、界面圍合度、可步行指數和社交界面指數越大，交通標識占比越低的街道活力越高。除直接效應外，街道空間品質各維度指標中絕大多數指標對街道活力還具有間接空間溢出效應。相鄰街道設施混合度和可步行指數的提高將會提升本街道活力，相鄰街道步行可達性、綠視率、天空開闊度、界面圍合度和機動交通干擾指數的提高會使本街道活力降低。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街道空間規劃設計和活力營造的政策建議：一是考慮街道空間互動影響效應，堅持連片優化改造。街道空間品質要素和街道活力均具有空間溢出效應，相鄰街道的空間活力和空間品質要素均會對本街道活力產生影響。街道空間優化應堅持連片更新改造，加強規劃設計與實施統籌，在升級改造中推動連片高品質街道集聚區形成。二是街道空間設計應立足于“完整街道”理念，以滿足使用者不同層次的空間需求為導向，從交通組織、功能業態、綠化景觀、沿街界面、文化風貌和場所營造等多方面綜合優化，增加路網連通性，植入多元業態功能，增強街道視覺美感和舒適度，塑造品質活力街道。

受數據獲取限制，本文中街道活力測度數據采用百度熱力圖熱力值表征街道活力相對值，但對于城區尺度的研究來說，研究區域外部周邊的熱力極值可能會對其內部的熱力值產生一定影響。同時，本文只選擇廣州歷史城區作為研究區域，其街道功能和風貌具有一定特殊性，街道空間品質對街道活力的影響作用分析結果普適性有待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