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翻譯學研究述評

嚴茜婷

摘 要｜知識翻譯學是翻譯研究的新范式，有利于中國自主知識話語體系的建構，對促進中華文明傳播、世界文明互鑒具有現實意義。該理論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和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試圖從知識翻譯學理論的形成、核心觀點、研究領域，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綜述并在了解其現狀的基礎上進行反思，展望其未來發展趨勢。

關鍵詞｜知識翻譯學；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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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年10月，楊楓教授在“首屆國家話語能力與國際傳播能力高層論壇”上發表題為“翻譯是一種世界知識的建構和世界文明的傳播”的演講，他指出，知識具有地方性，必須經過翻譯，方能成為全球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從而使世界和文明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和傳播。論文《知識翻譯學宣言》在《當代外語研究》第5期刊登，標志著知識翻譯學理論的正式提出，之后，越來越多國內翻譯學研究者和譯者開始關注知識翻譯學研究。

隨后，2022年第1期《當代外語研究》刊登了三篇知識翻譯學相關論文，分別是李瑞林教授的《知識翻譯學的知識論闡釋》、龐秀成教授的《知識翻譯學的譯者個體知識與求職模態》以及覃江華教授的《翻譯與知識生產管理和轉化——知識翻譯學芻議》。四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通過不同的視角聚焦同一主題：知識翻譯學。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展知識翻譯學相關研究，作為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生產和創造能力的一種理論，知識翻譯學是一種具有批判性和開放性的多學科交叉性的研究，將進一步推動翻譯研究的跨學科融合與發展，并成為國內翻譯學研究的最新前沿話題，使翻譯學成為獨立學科更具可能。

當前，知識翻譯學尚處于體系建構的初期，國內全面介紹知識翻譯學的文章并不多見，對知識翻譯學的研究成果和進展了解不夠深入，本文將通過介紹知識翻譯學理論體系，系統地梳理和總結現有的研究成果，解釋知識翻譯學的基本內涵、研究方法論和體系建設，深化對知識翻譯學的理解，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吸引更多學者和專家參與知識翻譯學研究和應用，推動知識翻譯學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

二、知識翻譯學的概念與內涵

（一）知識翻譯學的定義

知識翻譯學作為中國新興的翻譯理論，跳出翻譯技術的層面，在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角和框架下聚焦地方性知識和世界性知識的互動和轉化，將知識的翻譯和翻譯的知識作為研究對象，重新將翻譯定義為“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楊楓，2021a）。并認為知識翻譯學就是“探究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行為”（楊楓，2021a）。

該定義將翻譯的普遍價值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結合翻譯和自然、人文和社會科學三大類別，其倡導的多學科知識共同體概念極大地拓展了翻譯學術研究的空間，也提高了對譯者的文化要求。譯者需要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儲備和語言能力，并深入了解目標語言的語境和文化，才能滿足知識翻譯學視角下的知識再生產功能。該定義成功將翻譯置于由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構成的社會背景下，并賦予其初步的文化理論特質，對翻譯學科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

1. 知識的地方性與翻譯的世界性

學者將知識的地方性與翻譯的世界性作為知識翻譯學的核心思想，認為翻譯就是兩種地方性知識互為彼岸，互為世界，這是翻譯的起點。

知識翻譯學認為“任何知識本質上都是以人類的經驗、試驗和實踐活動產生的地方性知識”（楊楓，2021b）。特定地域、社群或領域內的知識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色。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理解和尊重源語言中的知識的地方性，以便準確傳達源語言中的知識。

翻譯的世界性則強調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實現全球范圍內知識的流通和共享。在翻譯過程中需要將源語言中的知識遷移到目標語言中，同時，也需要考慮目標語言和文化的知識體系和認知方式。楊楓（2022）將翻譯的世界性表現細化為兩方面：一是歷史上以西方知識為中心和文化政府為目的的意識形態批判；二是全球化時代的知識融合與超越的競爭性生產。

知識翻譯學將跨語言知識轉移設定為翻譯研究的元概念，以此為橋梁，聯結了傳統翻譯學的不同視角主義觀念，揭示地方知識國際化乃至世界化的一般機制和基本規律。翻譯將地方性和世界性有機結合，作為傳播和擴散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手段，使得不同的文化和知識得以交流和共享，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2. 知識的翻譯和翻譯的知識

楊楓教授在講座中表示，知識的翻譯和翻譯的知識是知識翻譯學的兩方面，是知識翻譯學的重點研究對象。

在歷史悠久的翻譯活動中，人類已經積累了許多關于翻譯的知識，無論是各學科翻譯史，還是翻譯的技巧和方法。但知識翻譯學認為翻譯的知識不應該局限于詞匯轉換等翻譯理論知識，將更加關注翻譯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知識，與其他學科建立、傳播、發展之間的關系。

同時，翻譯是地方性知識世界化的過程，翻譯使不同語言承載的不同知識成為世界公共財富（楊楓，2021b），這是翻譯的功能和價值。在一定意義上，知識的地方性導致了知識的翻譯性，從該角度，可以將作為知識的翻譯理解為，將一種知識體系或文化中的知識內容翻譯成另一種知識體系或文化中的語言或符號，以實現跨文化、跨語言的知識傳播與交流。通過翻譯，地方性知識將逐漸成為世界性知識，幫助人們理解二者之間的差異。

這一觀點為翻譯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探索翻譯學在跨學科交流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翻譯活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及翻譯如何在不同學科間相互滲透和交融。此外，這一觀點突顯了翻譯在跨文化、跨語言的知識傳播與交流中的關鍵作用。

（二）知識翻譯學的核心要素

1. 知識的定義

藍紅軍（2022）認為知識翻譯學的核心要素是“知識”，孟祥春（2022）則表示我們需要界定“知識”以推進知識翻譯學的發展。

從哲學的認識論出發，楊楓教授在《知識翻譯學的翻譯定義與分類》一文中為翻譯學中的知識做出了更明確的定義，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學者秉持客觀意義上的知識論，主張知識就是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的對世界的認識和經驗，構成人的生存需要與生活積累的意識化、符號化和結構化的信息工具（楊楓，2022a）。

知識翻譯學對知識的定義將知識的實踐性、動態性和知識的跨語言傳播和交流納入考慮之中，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樣的界定，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和運用知識，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2. 知識的分類

楊楓教授在《知識翻譯學的翻譯定義與分類》中指出“知識翻譯學涵蓋了知識的翻譯與翻譯的知識等所有的翻譯存在，第一次完成了翻譯對象的科學譜系分類”（楊楓，2022），即將翻譯的知識分為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文科學科學知識三大類別，這三大類別分別對應不同的文本類型，針對不同文本類型，需要采取相對應的研究方法和翻譯理論。

自然科學知識指對自然世界進行描述的知識，自然科學知識在客觀上屬于沒有認識主體的實踐活動，其最終追求的是客觀性和普遍性。

社會科學知識是對社會秩序構建的知識，具有社會屬性，包括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權力、倫理、規范、秩序、生態、信仰、身份等構成要素。社會科學知識不是客觀的，它已經成為一種權力和資本，一方面受社會制約，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會，推動社會發生變革與轉型（陳大亮，2022），塑造了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等級關系。

人文科學知識是指對人類命運進行管理的知識，與認識主體難舍難分，它涉及語言知識、文學知識、藝術知識、歷史知識、哲學知識的等等，關注人的心靈、精神、情感、價值與意義。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義性和價值性，決定人文科學具有區別于社會科學的獨特的性質和特征（陳大亮，2022）。

其中自然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在翻譯中都是可譯的，不存在無法表達的情況，這就決定了自然科學知識的翻譯是“來料加工”，要經受客觀科學規律的約束；而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文科學知識則包括經濟、歷史、法律等復雜現象和元素，以解決人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問題為目標，決定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翻譯是“知識重構”，可以反思、批判、闡釋和建構。

知識翻譯學對知識的分類體現了知識的多元性、復雜性和跨學科性，涵蓋了人類對世界的全面認識和了解，體現了各知識之間的交叉和融合，為不同領域的研究提供更為精確和深入的視角，還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支持，有助于推動跨學科翻譯學的發展和進步。

3. 知識的功能

知識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動力源泉，它推動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引領人們不斷探尋真理，并促進知識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在知識翻譯學的視角下，知識的地域特性是其主要本質，而知識的全球性則是其最終目標。通過翻譯的橋梁作用，各種地方性知識的基石能夠相互協同，使知識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實現互動和交流。

因此，知識翻譯學將知識視為翻譯的核心對象。與傳統的翻譯研究主要關注語言和文化的轉換不同，知識翻譯學從知識的行為角度來審視翻譯，視翻譯為一種知識活動。這使得翻譯研究的關注范圍得以擴大，從翻譯的內在矛盾、外部環境和技術手段，延伸到翻譯的知識功能（藍紅軍，2022）。然而，在關注知識的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借助知識來理解這個對象。思維形式或范疇是認識知識的有效途徑或得力工具。

三、知識翻譯學理論體系

楊楓（2023）翻譯本質上是一門跨語言、多學科，并進行知識再生產的學科，知識翻譯學從該屬性出發，形成系統性的概念范疇和知識單元等學科知識纖維，這些纖維內部具有很強的邏輯聯系，包括知識翻譯學原理、學科知識翻譯、學科翻譯史、知識翻譯譜系、知識翻譯批評、知識翻譯倫理、知識翻譯美學、知識翻譯傳播、知識翻譯教育、知識翻譯管理、知識翻譯技術等一系列基本構成問題。

目前知識翻譯學主要包含以下幾個主要理論建設任務：

一是知識翻譯學原理研究，主要研究知識翻譯學的本質特性及其構成關系，從理論上劃定知識翻譯學的研究范圍、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方式，研究的是知識翻譯學的全部理論，主要目標是建立知識翻譯學原理的主體框架。該領域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為其他子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是學科知識翻譯研究，知識翻譯學基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知識分類，將知識翻譯劃分為相對應的三大類型，目前在這三大翻譯類型中，除人文科學知識中的文學翻譯實踐外，其他領域的翻譯仍處于荒漠狀態，急需譯者進行開發。

三是學科翻譯史研究，楊楓教授指出，沒有哪一個學科不是以翻譯的方法進行知識積累，沒有哪一個學科不是以翻譯的形式呈現思想發展；沒有哪一個學科沒有自己的知識翻譯史（楊楓，2021）。目前國內學科翻譯史的研究還局限于中國文學、科學和部分法律翻譯史，因此知識翻譯學還需要研究其他學科的翻譯史，使翻譯與學科制度的影響和發展相匹配。

四是知識翻譯譜系研究，知識翻譯學還將根據?？碌闹R譜系學，以知識翻譯之間的家族相似性為基礎，創建知識翻譯譜系學，使知識翻譯學系統化、秩序化和歷史化，可以更好地幫助譯者了解不同類型和流派的特點和優缺點。

五是知識翻譯批評、知識翻譯倫理、知識翻譯美學等研究，目前這三者尚未形成統一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在將來的知識翻譯學研究中，知識翻譯學所秉持的知識論可以為翻譯批評和美學欣賞提供客觀和科學的依據，加強翻譯批評的倫理維度，為經典翻譯選題批評提供全新的研究視角，有利于促進知識翻譯質量的規范程度。

六是知識翻譯傳播、知識翻譯教育、知識翻譯管理、知識翻譯技術等研究，知識翻譯學認為，國家翻譯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知識世界化質量問題，而知識的國際傳播與國家的翻譯和教育和管理水平息息相關（楊楓，2023），為創新知識翻譯傳播、管理和技術等研究，翻譯教育應該與時俱進，從單純的翻譯理論和技能訓練轉向全方位素質培養，將知識融入教學和考試的全過程，同時與新時代人工智能相結合培養全面的譯者。

綜上所述，知識翻譯學的理論體系是一個完整、科學、系統的體系，涵蓋多個子領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形成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作用。通過對這些子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可以不斷推動知識翻譯學的繁榮和發展。但目前知識翻譯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往往只關注某一學科領域，缺乏跨學科的研究和合作，而隨著學科的不斷細化和交叉，學科知識翻譯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和機遇。這些研究往往偏重于理論探討，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持。這使得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實用性受到質疑，也限制了知識翻譯學的應用和發展。因此，在未來學者和專家們應該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研究和合作，通過實證研究驗證理論框架的可靠性和實用性，為知識翻譯學的應用和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四、知識翻譯學研究方法論

知識翻譯學堅持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提出“真、善、美”翻譯原則，其中涵蓋倫理和美學的概念因素，也昭示了知識翻譯學對知識的態度。但這只是翻譯實踐的原則性框架，并不能作為指導具體翻譯實踐的方向。

“知識翻譯學倡導真求知，傳遞純知識”（岳峰，2022）。知識翻譯學所追求的對知識的準確理解和表達，翻譯的過程中的知識不但包括對自然原理和規律的總結，還包括原文涵蓋的事實和信息，為了盡可能還原原文的真實含義和意圖，譯者要對原文的語言特征和文化背景進行深入了解，采用相對應的翻譯策略，追求整體意義的生成。

“善”指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應該保持友好和尊重的態度，盡可能避免文化沖突和誤解，以最終實現不同語言和知識之間的交流和理解。知識翻譯學認為，譯者需要做超出預期的工作，了解翻譯文本的背景知識，忠實于翻譯傳輸知識的目的，幫助讀者看到另一種文化下的知識。

“美”是指，進行翻譯活動時也要注重翻譯的藝術性和審美性，既要保持原文的修辭和美感，也要考慮目標語的表達習慣和修辭手法。岳峰（2022）在文章中就討論道：“對美的認可取決于目的語的審美標準，而且應該是當下的標準，因為標準是動態的?！?/p>

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標準原則回歸到知識的地方性，以真求知、以善立義、以美啟真。作為評價翻譯作品的重要標準，這些原則相互補充、相互制約，共同構成了翻譯實踐中的指導方針。在遵循這些原則的同時，譯者要避免過度追求，需要靈活運用翻譯技巧和方法，確保譯文既準確又易于理解，既美觀又富有感染力。

五、結語

本文基于知識翻譯學相關文獻數據，結合學者的觀點分析，從概念與內涵、研究方法論和完整的理論體系三個主要方面整理概括了知識翻譯學目前的研究成果，并對其進行了系統的評價，指出了現有研究的不足和未來研究的方向。文中重點介紹了知識翻譯學的核心要素，即從定義、分類和功能三個層次總結知識的重要性，表明在知識翻譯學中跨學科知識交流和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作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翻譯學是新時期翻譯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突破性意義，在學科內涵建設、理論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梳理和評價知識翻譯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翻譯學者和專家找到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進一步拓展知識翻譯學的研究領域和應用范圍。

參考文獻

［1］李瑞林．知識翻譯學的知識論闡釋［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1）：47-59．

［2］龐秀成．知識翻譯學的譯者個體知識與求知模態［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1）：72-82．

［3］覃江華．翻譯與知識生產、管理和轉化——知識翻譯學芻議［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1）：60-71．

［4］楊楓．知識翻譯學宣言［J］．當代外語研究，2021，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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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麗梅．知識翻譯學的理論立場與批評視角——由知識翻譯學中的“知識”說起［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4）：13-21．

［7］嚴程極，楊楓．知識翻譯學的知識淵源［J］．上海翻譯，2022，167（6）：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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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大亮．關于知識翻譯學的元反思［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2）：45-57．

［10］楊楓．知識翻譯學：出發與抵達［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5）：1-2．

［11］藍紅軍．作為理論與方法的知識翻譯學［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2）：34-45．

［12］楊楓．知識翻譯學論綱［J］．當代外語研究，2023，23（4）：1-2．

［13］岳峰，陳澤予．從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標準談知識翻譯學的英語譯名［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3）：65-73．

［14］孟祥春．“知識翻譯學”命名與概念構建［J］．當代外語研究，2022，22（3）：55-64．

A Review of Transknowletology Studies

Yan Xiti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Transknowletology is a new 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discourse system， and it is of practical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world civilization. Transknowletology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and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This paper tries to review the transknowletology in terms of of the formation， the core viewpoints， the research fiel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etc.. Also， it reflect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ransknowletolog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Natural science knowledge; Humanities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