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人類學研究

納日碧力戈?左振廷?毛穎輝/著 ?韓艷麗/譯

姓名についての人類學的研究

摘 要：姓名是一種分類系統，在社會交往中形成，和社會實踐密不可分，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和重要的社會功能。姓名是一種物象，不僅有“物質外殼”，也有社會意義；不僅用來指稱，也描述特征。它是象似、標指、象征的一體交融。姓名的人類學研究涉及社會分類、社會記憶、政治操控、經濟和政治交易、國家治理，也涉及如何造就和培養社會人。

關鍵詞：姓名；人類學；皮爾士理論；社會分類；姓名政治

一、姓名的所指和意義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姓名特點，有的文化偏重姓名的“音響”，有的關注姓名的意義，還有的講究姓名的字形。不過，英國哲學家穆勒說名字是沒有意義的標記，他區分“外示”（denotation）和“共示（connotation），前者表指稱，后者表意義。他指出，專名涉及所指對象本身，不涉及特征。例如，達特茅斯（Dartmouth）可能是由于建在達特河口而得名，但是在該河口被泥沙淤積或者河流改道之后，達特茅斯依舊是達特茅斯，不受影響。穆勒因此認為，名字用詞本身的含義不會和所指對象的特征掛鉤。德國哲學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立場相反，認為專名有所指，也表達意義。他根據語言專名的指稱（bedeuten）功能和表義（ausdrucken）功能，認為兩個專名的所指對象雖然 相同，意義卻不一定相同；兩個專名的意義相同，其所指對象必然相同。

弗雷格認為，雖然等式ａ＝ｂ和ａ＝ａ具有相同的所指，但它們有不同的認知價值，即它們有不同的意義（sense）。也就是說，ａ與ｂ所指的客體相同而意義不同。同樣道理，人們根據時間把金星分別稱為“晨星”（Morning Star）和“暮星”（Evening Star），二者雖然同指金星，但意義有不同，即“晨星”等于“暮星”，在經驗上是真實的，但是它并非邏輯上的自明之理。與弗雷格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羅素（B. Russell）在承認專名有意義的前提下，認為對應客體的詞義代表這個客體，這個被意指的客體，就是該詞的意義。同樣，“專名的意義即其所指稱的客體”。哲學家長期關注事物和專名之間的模糊關系?？死狒斔贡肿匀徽Z言觀，認為每一個事物都有自己的“正名”，即命名不是任意性的，事物的名字要符合事物的特性或特征。赫爾墨吉尼斯則持相反觀點，認為名與物之間的關系是約定俗成的關系，不存在內部關聯。蘇格拉底既不同意克拉提魯斯的觀點，也不同意赫爾墨吉尼斯的觀點，他指出政治因素在命名活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蘇格拉底反駁赫爾墨吉尼斯關于任何人都有權決定自己名字的說法，說奴隸既不能為自己取名，也不能為主人取名，也就是說并非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或者他人命名。

中國的名實之爭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主要是孔子的“正名”說和墨子的“取實予名”說的對立?！豆茏印ぞ攀亍菲岢觥懊趯崱薄把揭印薄鞍磳嵍焙汀懊麑嵁攧t治，不當則亂”的論述；也就是說，名詞、概念和稱謂之類（名）本為客觀事物（實）的反映，前者隨后者的出現而出現、變化而變化（“取名予實”）；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反映新事物的“名”一經確定，便有“循名責實”的功能，促進“識物”和“成事”。

公孫龍《名實論》中認為：“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而）位其所位焉，正也?！彼终f：“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痹谒磥?，世界萬物屬客觀實在，都有各自的位置。名為物稱，二者不符，則名不副實，不用；否則，“不當而當，亂也?！惫珜O龍在《白馬論》中提出“白馬非馬”的觀點：“馬者，所命名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即“馬”表形，“白”表色，“白馬”為二者結合，因而“白馬非馬”。他混淆了通名與類名、一般和個別的關系，混淆了概念的不同層次。趙國的荀子在《正名》中闡述了名詞約定俗成的思想。他認為，“名無固宜”“約定俗成為之宜”，即名實關系并非原生，而是“約定俗成”，根據人們的交流習慣積累而成。姓名受社會歷史習慣制約，一旦社會接受了它，便不由個人任意改動。

姓名指稱所指對象，也表示與所指對象有關的社會脈絡。塞爾（John Searle）認為姓名的意義要通過上下文或者社會脈絡來捕捉，稱為“描述性后援”（descriptivebacking）?？死锲湛疲⊿aulKripke）不同意塞爾關于上下文信息可以解釋姓名意義的觀點，認為專名屬于“嚴格的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尼克松”也好，“金星”也好，終究還是“尼克松”和“金星”，并不因為有上下文信息而有所改變；上下文信息只是幫助人們對個人定位，姓名的指稱對象沒有改變，依然如初。

不過，克里普科把人名和天體名不加區分地歸入同一個類別，對于命名和呼名不做區分，顯得有些草率，因為從民族志材料看，不同文化群體對于姓名的本體論認知可能有所不同，只有通過充分的民族志比較，才能推出關于姓名或者專名的普遍理論。里柯把命名視為言語活動，認為詞匯意義是開放的，指向經驗世界；詞匯受語法制約，只有服從具體語言系統的自指邏輯（self-referentiallogic），才能有意義。威爾遜（S. Wilson）、尼克萊森（W. F. H. Nicholaisen）和霍蘭（T. H. HollandJr.）也都把命名作為言語活動來研究，認為專名（姓名）是語言編碼的一個組成部分，有較大的信息量；它們不僅僅指向自己，還在語法的支配下具有詞匯的社會意義。

二、姓名的三元構成：皮爾士理論觀照

姓名的構成包括“物象”，包括“意義”，更離不開交流；交流把物象和意義融為一體，通過命名活動，形成物化的意義過程。

如果我們把姓名看作是典型的指號系統（semiotic system），就有必要試用皮爾士的三元理論分析它的構成。皮爾士指號理論中比較可操作的是以象似（icon）、標指（index）、象征（symbol）為代表的指號三元。象似表質感，含直覺，與所指對象有相似關系（resemblance），如本人和本人照片之間的關系；標指是“他指”，含因果，與所指對象有順接關系（contiguity，又譯“毗連關系”），如煙和火的關系；象征表約定，含任意，與所指對象有約定俗成關系（convention），如人類語言詞匯中的絕大部分，英語把“樹木”叫“tree”，俄語叫“dereva”，韓語叫“namu”，蒙語叫“mod”，其中并無因果關系。

總體上看，象似具體，象征抽象，標指居中；象似如“形”，象征如“神”，標指如“氣”。形氣神互不割裂，三元交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態。

人類學者大都承認姓名本身的物感物覺，承認其物性；他們承認姓名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他們也承認命名儀式和姓名使用的“他指”作用，強調其中的過程和協商、不確定的隨機性和開放性。這樣，我們就容易引入皮爾士的三元指號理論，將姓名劃分為象似、標指、象征三個互有疊加的部分，從姓名本體、姓名語用、姓名象征三個方面加以觀察分析，使姓名理論有所創新。

姓名象似性集中表現在“物性”上，如列維·布留爾認為，人名不僅是分類系統，它還是人本身，它就是人；名字是人格，就像人的眼睛一樣。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以形補形”的象似觀念，如我們熟知的“吃核桃補腦”“吃血腸補血”之類的說法。

……那些十分流行的食人風俗以及用人作祭祀的儀式（例如在墨西哥）說明了這一點。心臟、肝臟、腎臟、眼睛、脂肪、骨髓等等都給憑空添上一種能對那些吃它們的人發生這樣或那樣作用的能力。身體的孔竅、各種排泄物、毛發、指甲屑、胎盤、臍帶、血液以及身體的其他液體組成部分——所有這一切都給派上了某種巫術的用場。

列維·布留爾引述格羅特關于中國傳統上的偶像崇拜和靈物崇拜。

例如，一個年青寡婦能夠從她丈夫的泥土塑像那兒受孕生孩子；肖像變成活人；木制的狗可以跑；紙作的如馬一類的動物能象活的動物一樣行動；一個畫家在街上看見了一匹某種顏色的、傷了一條腿的馬，就認出了它是自己的作品……從這里很容易轉到在中國極為流行的一些風俗，如在死者的墳上供紙糊的獸像，燒紙錢，等等。

同樣，在一些民族志記述中，人名也是具象、神圣的東西。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類似于眼睛或牙齒的身體部分，對其名字的惡用會帶來傷害；在西非沿岸的民間信仰中，人名與人體有關，可以借助人名來傷害敵人。因此諱名制就顯得格外重要，人名不能隨便說出去。這條規矩對于動物也同樣適用：散塔爾人（Santals）在狩獵虎豹時，說“貓”，不說虎或豹；契洛基人被響尾蛇咬傷時，只說“被刺花李刺破了”，為舉辦儀式而打死一只鷹時，只說“打死了一只雪鳥”，“這樣做是為了要瞞過響尾蛇和鷹的魂”。清雍正年間，禮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考官，取《詩經》“維民維止”一句為試題，有人狀告試題第一字“維”是“雍”字無頭，第四字“止”為“正”字缺首，是暗喻雍正皇帝腦袋搬家，查嗣庭因此遭到屠尸梟首；乾隆年間，廣西學政內閣學士胡中藻以《易經》“乾三爻不象龍”為試題，試題第一字“乾”、末一字“龍”與“乾隆”同字和同音，有人告他攻擊圣上，不僅“乾”與“龍”（?。┍环珠_，而且“不象龍（?。?，暗示當朝皇帝分尸斷首，這位學政因此遭到滿門抄斬。

“文革”時期，所謂“走資派”的名字被“頭朝下”倒過來寫，上面還劃上八叉，就是對漢字姓名的象似性特征“做手腳”，讓姓名擁有者受傷害，讓“革命群眾”痛恨他（她），是“批倒批臭”的手段之一。當然，把革命領袖的名字寫錯，缺橫少撇，白字少字，都屬于政治問題，甚至是“刑事犯罪”，是“現行反革命”。

象似與標指幾乎是孿生兄弟，象似中隱含標指，標指離不開象似：“煙”下有“火”，見煙知火?！稘h書》提到漢字六書時提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其中象形、象事、象意、象聲都有“象”，即“象似”：象形者，“畫成其物”，如“日”“月”；象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如“上”“下”；象意（會意）者，“比類合誼”，如“武”“信”；象聲（形聲）者，取譬相成，如“江”“河”。象意和象聲已經具備足夠的標指要素：“酒”字，把釀酒器皿“酉”和“水”放到一起，結合成“酒”，有前后邏輯關系；“江”字，把表意形符“氵”和聲符“工”放到一起，結合成“江”。此外，象事本身也具有會意、指事的成分。漢字豐富的象似和標指特征，使漢人姓名獨具特色。

中國古代命名法以“音形義”為本，象似、標指、象征兼顧，是后人取名的重要依據。清人王引之著《春秋名字解詁》，總結春秋命名法為五體六例。

五體為：

1．同訓，即同義互訓。如魯顏回字淵，晉蔡黯字墨。

2．對文，即反義相對。如晉閶沒字明，楚公子黑肱字子皙。

3．連類，即連義推想。如魯南宮括字子容，楚公子側字子反。

4．指實，即連義指實。如鄭然丹字子革，因古代皮革多用丹染，由丹想到“革”。

5．辯物，即辯物統類。如魯孔鯉字伯魚，楚公子魴字子魚，因鯉、魴同屬魚類，故字為魚。

六例為：

1．通作，即同音藉讀。如楚項藉字羽，藉為鵲之假借字，皆有羽之屬，故字羽。

2．辨訛，即變通。如高字為克，狄字為秋。

3．合聲，即聯誦。如“成然”，聯讀為“旃”。

4．轉語，即近義互訓。如結字子期，達字子姚。

5．發聲，即加前綴作發聲襯詞。如“不狃”通“狃”，“無畏”通“畏”。

6．并稱，即復取前名。如“乙喜”字“乙”，“張侯”字“張”。

根據蕭遙天的研究，中國漢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合體字占全部文字的90%，其中75%是合體形聲字，15%是合體會意字。傳統漢人姓名充分利用漢字標指性的合分特點，獨體由合體析出，又能保持與原有合體的邏輯關聯，形成用來生成姓名字號的特有規則：

1．名為姓的省文：古人有伊尹，宋人有陳東，清人有阮元，今人有盛成、聶耳、羅維、何可、翁羽。

2．名為姓的增文：古人有王匡，今人有林森、于吁。

3．名為姓的分文：今人有舒舍予、許午言、董千里、雷雨田、張長弓、何人可、李木子、林雙木、楊木易。

4．字號為名的分文：宋人有謝翱，字皋羽；明代文豪章溢，字三益；畫家徐渭，號田月道人；徐舫，字方舟；傅恕，字如心；宋玫，字文玉；清代尤侗，字同人；程嵋，字眉山；姚椿，字春木；鄭重，字千里；李楷，字皆木；汪價，字介人；蔣伊，字尹人；吳筠，字竹均；毛奇齡，字大可。

中國傳統知識階層取名時會利用漢字的形體和筆畫特點，注意肥瘦得當，長短搭配，虛實合理。從字形看，“圓”“胖”屬肥，“小”“千”屬瘦，“申”“竹”屬長，“四”“土”屬短，“門”“口”屬虛，“尊”“?！睂賹?。因此，取名時，“肥”字要和“瘦”“長”字和“短”字“虛”字和“實”字要搭配，取其“中庸之道”，暗示“致中和”的價值觀。

港臺和海外華人多用“姓名五格”，體現漢字筆畫和中國民間占卜術的結合，以筆畫數的意義標指陰陽五行的世界觀。五格包括天格、人格、地格、外格、總格，其中天格為姓的筆畫數加一（單姓）或者姓的筆畫之和（雙姓），為祖上所傳，永世不變；人格又稱“主運”，是姓名之靈，為單姓或者雙姓第二字之筆畫加單名或者雙名第一字之筆畫之和；地格為名字之筆畫數總和，又稱“前運”，左右吉兇福禍；外格為姓名剖象兩端字筆畫數之和（包括假成格），又稱“副運”，輔援主運的重大部分以及本人的社會交際關系；總格為所有筆畫的總和，又稱“后運”，主晚年命運。

根據五格剖象法，三才（即天格、地格、人格）的配置是否得當，關系到相生相克的布局，決定著個人事業的成功率。若姓名擁有者的人格為3、5、6、11、13、15、16、21、23、24、25、31、32、35、37、41等數，而且與天、地兩格相和諧，他（她）將幸福，事業順利，婚姻美滿，有富貴雙全之命；若姓名擁有者的人格為4、9、10、14、19、20、22、34、44等數，則為兇數，他（她）經受苦難和挫折，身處逆境、甚至患病招致非命。易染病，易遭謗，事業上亦難有建樹。

此外，凡人格為7、8、17、18等數者，一般意志堅強，能于逆境中成功，惟個性生硬，得罪人多；凡人格為27、28等數者，為人欠謙虛，易染病，易遭謗，事業上亦難有建樹。

從目前人類姓名制度的總體發展觀察，僅就構成姓名的語言材料來說，象征相對于象似和標指的比重大，屬于主流。這是因為有文字的人類社會絕大多數使用拼音字母，“語料”的約定俗成特點十分突出，相應的姓名語言系統也以約定俗成的象征性為主，詞匯意義和社會意義遠比詞匯的筆畫和形體重要得多。例如，蒙古人的名字“巴特爾”，用回鶻式蒙古文拼寫也好，用西里爾文拼寫也好，用漢字轉寫也好，對其詞匯和社會的意義影響不會太大；歐美人為嬰兒取教名，關注的是其中的宗教含義和宗教儀式，字形和發音并不那么要緊。在當代中國大陸，在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推動下，大眾文化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年青一代的姓名文化也不例外，他們對于姓名意義的重視超過對于形體和音色的重視?？偟恼f來，80后父母喜歡給自己的孩子取個性的名字，如“木可”“子夫”“從墅”“鉞勛”等等。根據1985年對七省市姓氏和人名用字的一項統計分析，人名用字頻度最高的6個字是“英”“華”“玉”“秀”“明”“珍”；到2010年，根據一項對“80后”和“00后”人名的抽樣對比分析，“80后”人名高頻用字的前6個是“華”“娟”“霞”“丹”“麗”“芳”，而“00后”的前6個字是“怡”“龍”“宇”“欣”“文”“雨”。

從人名用字的變化可以看出，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10年代，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潮涌中，社會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逐漸突破人名傳統用字，同時也為了避免重名的麻煩，轉向使用比較時尚具有個性的名字。

三、姓名與社會分類：人類學的傳統研究

在社會人類學傳統中，莫斯（M. Mauss）、列維布留爾（Lévy Bruhl）和列維斯特勞斯（Lévi Strauss）對姓名與分類的關系做了研究。他們認為，姓名不僅區分個人，還把個人劃分為群體。莫斯指出，氏族社會把人們分門別類地歸入固定的姓名世界，就像戲劇里的面具，姓名關系到 具體的儀式性義務。歐洲人名涉及性別、親屬、階級、婚姻、族屬和宗教；在許多社會，身份變化要更名，在亞馬遜和馬達加斯加有“從子名制”；非洲努爾人在獲得出生名（birth name即“真名”true name）之后，還會接著獲得“父名”（patronym）、“母名”（matronym）、“從子名”（teknonym）、“族頌名”（clan praisename）、“牛名”（ox-name）和“舞名”（dance name）；菲律賓Ilongot人有出生排序名（birthorder）、小名（childhood name）、友名（friendshipname）、外號（nickname）、從子名和從死者名（necronym）。一方面，姓名可以反映社會性別、親屬關系、階級、婚姻、族性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姓名本身就是社會分類，換名標志著社會身份的變化，命名活動起到協調社會關系的作用，呼喚相應的社會義務，具有施為功能（performativity）。列維·斯特勞斯指出，人名有兩種極端類型：

在一種情況下，名字規定被命名的個人屬于一個預定類別；在另一種情況下，個人通過命名可以自由創造，借助被命名者表達自己的主觀性。不過，從本質上說，命名者在為被命名者歸類，同時也為自己歸類?！盀樗嗣?，從而為他人分類，也是為自己分類：命名者總是處在與被命名者相對的位置上，他在為被命名者命名時，要具有自己相對的身份、地位，要明確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特定位置?！?/p>

格爾茨在《巴厘的人、時間、行為》一文中，詳細描述了巴厘人的人名和稱號制度，并稱之為“定位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s of person-definition）。巴厘社會的人名和稱號分六類：個人名、排行名、親屬稱謂、從子名、地位稱號、公號。嬰兒在出生后的第105天獲得個人名，終生擁有，不大公開使用；胎兒不管生死，都會自動得到排行名：Wayan是老大，Njoman是老二，Made（或Nengah）是老三，Ktut是老四，從老五開始再次使用Wayan，以此類推，周而復始；親屬稱謂屬于“夏威夷式”（Hawaiian），輩分是唯一重要的分類標準，兄弟姐妹及堂表兄弟姐妹都被歸入一類，使用同樣的稱謂；多數巴厘人用從子名互稱，夫婦的頭胎一經命名，他們就被稱為“某某爹”“某某娘”，直到他們的長孫或長孫女被命名，這時他們又被稱為“某某爺”“某某奶”，子女和孫子女把夫妻聯系在一起；地位稱號是繼承性的，可贏得象征性的尊敬，并無特殊作用；公號由那些負責公眾領域特殊義務的人獲得，和種姓有關，也涉及本體論的宗教哲學，表達“位置”“地方”“座位”等意義。中國也有豐富多彩的排名制，除了漢族以外，在少數民族中也大量存在。

僅舉傈僳族和佤族為例。傈僳族人通常有兩個名字，一是個人名外，一是排行名。這種排行名有預先排好的結構，個人出生前就已經有排行名“等”他。傈僳族的男女排行名有八個。

佤族也有類似的取排行名習俗。佤族人名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排行名，第二部分為生辰名。第一部分表示性別：男性排行依次為“艾”（老大）、“尼”（老二）、“沙姆”（老三）、“賽”（老四）、“奧”（老五）、“洛克”（老六）、“加特”（老七）、“伯特”（老八）；女性排行依次為“葉”（老大）、“依”（老二）、“阿姆”（老三）、“歐克”（老四）、“雅特”（老五）、“佛”（老六）、“依普”（老七）、“午”（老八）。第二部分 取自天干：根據佤族的歷法，每天都有一個固定的可供取人名的日期名，即甲日、乙日、丙日等等， 十天為一個周期，循環使用。這樣，出生在甲日的人，其名字的第二部分，稱為“甲”；出生在庚日的 人，其名字的第二部分，稱為“庚”。漢族的世代排名制是典型的宗族分類體系，以文字形式來規定長幼尊卑、上下有序。

例如，南宋名儒朱熹家族第16到第35代的字輩為：“一、守、三、志、長、惟、以、有、必、香、恒、從、謙、受、益、家、積、善、能、昌”；當代著名詩人蕭三的族譜上的字輩為一首五言詩：

自嗣宜百世，福慶永昌寧；

常守仁又禮，智信紹貽經；

克儉師先訓，效倫啟后型。

1930年代開始，以丁文江《爨文叢刻》為先聲，中國學者對古籍上記載的連名制進行現代意義上的跨學科比較研究。凌純聲認為父子連名制是東南亞古文化的特質之一，并對連名制作了如下分類。

凌純聲認為排名制源于連名制，連名制源于從名制，“親子從名制是連名文化的原式；父子（包括母子和親子）連名制是本式，世代排名是變化?！边B名制有助于記憶族譜，區分人名，兼顧了親族分類和個體區分，是用姓名對社會分類的基礎。羅常培認為藏緬語族普遍實行父子連名制，其研究可以補充體質和語言的研究，斷定分支親屬關系，解決族屬問題。羅常培也認為父子連名制可以幫助記憶，因為有關少數民族大多沒有文字，“頂針續麻”式的連名制可方便記憶，可推祖歸宗，分辨世次，也可以解決族屬問題。他也有自己的連名制

分類：

1．甲乙丙－丙丁戊－丁戊己－己庚辛

例如：恩亨糯－糯笨培－笨培過－過高劣

2．甲乙－乙丙－丙?。∥欤ù硐嗤那兑簟ⅲ?/p>

例如：龔亞隴－隴亞告－告亞守－守亞美

3．甲乙丙?。∥旒海旒焊粒寥晒?/p>

例如：一尊老勺－老勺瀆在－瀆在阿宗－阿宗一衢

4．甲乙－乙丙－丙?。∥?/p>

例如：阿·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

楊希枚集親子連名制研究之大成，提出較凌純聲更為縝密的論證，認為漢族姓名起因之一是連名制，排名制在姓名制之后出現：“聯名的兩個名字之一既固定不變，不再聯親名，從而失去原來辨別行輩的功用，因此就得再加一個排字，才能維持這種功用。于是在形式上排名的姓名便必須是三分組織的，包括三個語詞或字?！痹谒磥?，連名制在形式上接近排名制，是一種“限于直系 同輩無男女之別的小排行――小排名制”，所不同的，就是兄弟排名要諱用親名，而連名要親名，因此連名是“更具功能的排名”。

楊希枚發表《聯名與姓氏制度的研究》一文，討論中國少數民族連名制與姓氏制度的演變關系，探討漢族的姓氏制度與春秋時代“孫以王父字為氏”的制度。他認為連名制在歐、亞、非各洲均有廣泛分布，與姓氏制度存在演變關系，二者并行演化，在各民族中呈現類同現象。楊希枚提出，“孫以王父字為氏”的制度是現代漢族固定姓氏制度的來源之一，對于羅常培“孫以王父字為氏”的制度不能與連名制強為比擬的說法，及其“應屬祖孫歷代同依一字排名的‘世代排名制”的觀點，提出商榷。作者認為，世界各地的連名制及姓氏制度，在形態與演化上有明顯的類同性（similarity），這應當是并行演化（parallelism）的結果，雖然在較小區域內不能排除傳播的可能，因為人類具有適應環境的共同心理，“尤其是為了要表示個體的血緣親系而聯稱父子或母子的名字，這種命名制也顯屬是極自然且輕而易舉的創造?！弊髡哌M一步指出，連名制向固定姓氏制度的轉變，與族群的遷徙和與異族群的接觸有關?！耙驗樗^姓氏即以示別于異族的一種標識?！?/p>

四、社會記憶、社會人、社會性別與命名

人類學家曾經研究命名制和文化尤其是親屬制之間的關系，例如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指出，在新幾內亞的塔特穆勒人（Tatmul）社會，命名制是整個文化的理論鏡像，反映了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隨著1960年代至1970年代盛行的結構－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失寵，這種把命名制和其他社會制度綜合起來研究的方法不再受歡迎，以施耐德為代表的人類學家更是號召同行告別親屬制研究，因為這樣的研究把“生物學”關系物象化（reify），而生物學本身也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約。Maybury Lewis等學者是唯一的例外，這些研究亞馬遜流域文化的專家試圖超越繼嗣論和聯盟論之間的對立，把目光轉向文化，轉向人名和命名制，從中探索社會關系如何形成概念并生成的過程。巴西中部諸族把命名制和親屬關系作為交替性的社會組織原則，命名制和親屬關系互相強化、互相制衡。

1990年代，隨著生殖技術的發展，學界恢復了對于親屬制的研究興趣。婦女中將為人母者，以不同方式進行胎教，提前把腹內生命帶入社會化過程。婦女在“生育自主話語”的激勵下，希望為腹中胎兒甚至死胎命名；其他學者也以此為契機，擴大人名和命名研究的領域，繼承和發展有關許多文化中命名同時涉及區分個人和劃分群體的原有觀點：死者通過命名重新進入生者的世界，成為活態社會記憶，Layne引用Laqueur的觀點，把對于流產胎兒的紀念比擬為對于戰爭死亡者的紀念。

2001年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世貿大廈瞬間從地平線上消失，傷亡數字巨大，每天都會公布和更新生者和死者姓名，也有不少生死不明者。無名無姓地被掩埋是難以接受的；只有在死者的姓名被確認后，家人才好辦理喪事。根據形貌和質感的象似記憶會受到種種交流限制。首先，每個人的象似性記憶側重不同，各有特點，有人偏重視覺記憶，有人側重聽覺記憶，有人兼而有之，也有人更長于味覺、嗅覺或者觸覺記憶，為了達成社會記憶上的“重疊共識”，就需要有象征性的姓名，以便把各種具象縮小和統一到可控范圍之內。

其次，無論是古代和現代，即便是媒體發達的今天，“驗明正身”離不開姓名，類似于“這就是×××”的指認決不可省略。再次，根據現代司法制度，法庭傳訊、庭審宣判、案件存檔等等也都需要有當事人的真實姓名。最后，在處處體現國家意志的當代文字社會，姓名有固定的拼寫和翻譯規則，直接和法律、外交、經濟、保險、教育、人口和社會管理等等掛鉤，涉及社會記憶的“國家標準”。

姓名方便社會記憶，也方便控制和改變社會記憶。在川滇蒙古人后裔中廣泛流傳《改為余記》的木刻版本，大致是說：元末蒙古軍隊敗退川滇，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派大軍圍剿，窮追不舍，元軍中有鐵姓者為隱姓埋名，將“鐵”去掉半邊，變成“金”，但“金”與“鐵”近，同屬金屬，仍然容易辨認，就把“金”字地下一橫也去掉，變成“余”，這段“改鐵為余”的記載，讓川滇蒙古人中的余姓保持自己是蒙古人后裔的社會記憶。在中國傳統譜系中，用改姓易名的辦法來改變社會記憶，是比較常見的現象。例如，中國歷史上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其間有部分漢人取少數民族名，希望通過改變姓名來調整社會記憶，建立新的政治認同，迎合少數民族統治者。據《廣西岑氏族譜》載，本支岑氏家族原居南陽，其族譜稱其祖先為周文王異母耀之子渠，后遷湖北、四川、浙江、廣東、廣西、貴州，其中廣西一支從第八世到第十世用蒙古名：

八世

帖木兒長子

阿刺蘭次子

怒木罕三子

阿刺辛四子

不花也先 五子

九世 野先 帖木兒之子

十世 伯顏 野先之子

這第八代到第十代的人都生活在元代，他們取蒙古名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

培養社會人要從嬰兒做起，“栽什么樹苗結什么果，撒什么種子開什么花”；用姓名來承載社會記憶，是各文化中人觀（personhood）培養的關鍵內容。居住在中國西南的傣族實行階段性多重人名制，一個人從出生到成人要經歷多次命名，標志不同的人生階段和人生事象，形成多重社會記憶。傣族多名制也標志了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上身份的變化，記錄其社會地位的變化。根據傳統，傣族平民人家有了孩子以后，男孩稱為“巖×”，女孩稱為“玉×”；貴族的新生子稱為“召×”，意為“主”或者“官”；貴族的新生女稱為“喃×”，意為“小姐”“公主”。傣族乳名有叫“章”字的，“章”字本義“秤、過秤”，因為孩子出生后要稱體重，用與嬰兒體重相當的鹽巴祭鬼，避災免禍，祈求孩子平安長大。按照舊傣俗，兒童長到八九歲時要入寺當和尚，一年以后廢棄乳名，代之以僧名。入寺者還俗要取還俗名，平民在乳名前加“邁”字，意為“新”，表示本人已經入過佛寺。當過五級“督龍”（大佛爺、主持、長老）的人，其還俗名不聯乳名，稱“康朗龍”；當過六級“祜巴”的還俗者，稱為“康朗挺”。格爾茨認為命名使自然人變成社會人：嬰兒通過取名與他人的生活交織在一起，命名把它帶入社會網絡之中，命名者和被命名者從此有了“不解之緣”，從此嵌入社會記憶，或者避開社會記憶，命名者借助他人即這個被命名者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興趣追求和價值取向，被命名者也由此開始學習“修身養性”的做人之道。

命名過程同樣也是社會人觀得到再生產、再發展、再創新的過程，命名者和情景被命名者之間命名與被命名關系，會帶上當下社會文化取向的特點，有助于更新“如何做合格社會人”的價值標準。在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親從子名、祖從孫名的制度一次次對夫妻的社會地位重新定義，一次次更新他們的身份。一個人的稱呼終生至少變換三次：個人名、從子女名、從孫子女名。格爾茨指出，從子名表示對于夫妻身份的確認，不是確認他們之間的婚姻，而是確認他們業已生育，是合格夫妻——夫妻通過生育子女、獲得孫子女或重孫子女而緊密聯系在一起，出嫁到夫家并不算數；只有當了父親、進入“生育階層”的男人才有社會地位，未婚男子不能參加村理事會。無子女者和有子女者分屬不同階層：“無子女者是依賴他人的小人物；某某之父是引導社區生活的積極公民；某某之祖父是提供韜略的幕后尊者；某某之曾祖父是半入神界、依賴他人的長者?！卑屠鍗u的從名制不以祖先為參照，而是以子孫為參照，屬于“向下看”的文化特質，夫妻因子孫的生育而“不斷成長”，生成逆向的社會記憶。

姓名不僅被用來產生和培養社會人，不僅用來“劃分階級”，也用來區分性別。在中國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不僅有姓氏名字，還有其他多種稱號，而平常百姓連取正式名字的資格都沒有。根據清人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五：“元制庶人無職者不許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齡合計為名?！崩?，在宋、元、清諸代的平民中可以找到李大、熊二、閻二、劉二、尹二、張三、李四、周三、董小七、劉十二等等姓名。封建社會的女性人名更加“一貧如洗”。首先，古代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無獨立地位，在“男女授受不親”思想的支配下，女名不得出閨門，唯有到涉及婚姻大事，才可讓對方知道；

女子出嫁后，夫家對她的閨名秘而不宣。其次，古代女子出嫁稱姓不稱名，是避免同姓婚媾的一個措施；出嫁的女子以姓氏當名，直到近現代仍有陳張氏、鄭李氏、梁洪氏的稱法。如果需要進一步識別，就在姓前加國名和族名，如息姬褒姒；加地向，如東施、西施；加謚號，如文姜、敬姜；加排行，如少姜、叔嬴。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出嫁前的女子按照排行稱為大女、二女、三女、四女或者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出嫁后又依照丈夫排行稱大嫂、二嫂，年長后稱大娘、二娘，等等。傳統女名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女子多稱“娘”，前加數目字排行，如俞樾《春在堂隨筆》所列唐開成五年往生碑女名有：徐十一娘、呂三娘、陳卅一娘、梁十一娘、鄭大娘、高二娘、許三娘、宋十四娘、徐十二娘、徐三娘、朱十二娘、方二娘、姜三娘、沈十一娘、鄭三娘、邵六娘、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劉一娘、周三娘、黃二娘、王三娘、葉四娘、吳卅娘、江十一娘、黃三娘。

名以別男女，這是許多文化中常見現象。但是，民族志材料中畢竟存在“以名掩性”的個案，即所謂“跨性別人名”的現象。在近代也門王國，王族婦女出生時取閨名，長大時取男名，其背后的道理是，那些不得看到婦女身體任何部位的男人，也不可以稱呼她的閨名，因為閨名是婦女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隨便違規暴露。婦女可以和那些按照伊斯蘭法律不可以與之結婚的男人們（mahram）自由交流，但對于其他男人就有限制了：婦女和他們交流時必須使用自己的男名。根據當地傳統說法，閨名就像女人的頭發，想它說它會引起這些男人的非分之想；閨名就像凝視的眼光，能夠透視女性身體。所以，取男名能夠遮蔽女身，既可以表明自己出身名門，又可以和外界交流，還可以保持自己的作為女人的社會性別?！翱缧詣e人名”把親族內外勾連起來，既可以符合文化規則，也為自己劃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實踐空間。雖然女性的閨名平常不出現在族譜中，但在死后卻可以出現在墓碑之上，原來對于女身的保護就此結束，禁忌解除。

五、姓名政治、姓名犯罪和國家治理

康納頓說：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特定設計來控制社會記憶。如果對此加以擴展，便可以說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記憶治理，尤其是對于包括身體記憶在內的“物化記憶”的指導和掌控。德里達的“姓名政治”（onomastic politics）概念可用來比較兩種政治：旨在邊緣化、控制和奴役的姓名政治；旨在建立友誼、互相承認和用來紀念的姓名政治。?？潞桶吞乩站?認為身體的“社會生活”始于語言生活，而德里達更是認為語言本身具有暴力，他和巴特勒都認為命名是暴力之源，因為它造成“個人缺場”；拉康把命名看作是兩個主體之間就同一個對象達成的“協議”。命名和呼名對身體產生支配作用，把話語實踐轉化為物質力量，無怪乎人們對于姓名 “施暴”那么感興趣。

南斯拉夫發生大規模民族沖突期間，敵對的塞爾維亞當局要求阿爾巴尼亞難民出境前交出所有官方身份證件，使他們失去在該國的合法居住權，讓他們的存在非法化。同樣，毀壞墓地和墓碑，能從記憶中抹去死者的名字，讓他們非人化。2000年，以色列從南黎巴嫩撤軍，穆斯林把神龕排位上南黎巴嫩軍人的名字剜掉，因為他們是以軍的合作者，這叫做“消滅死者”（killing the dead）。在中國文革時期，那些“走資派”的名字會被打上八叉并顛倒過來，好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地名也同樣充滿政治色彩：以色列政府用圣經名重新命名地景，以抹掉巴勒斯坦的歷史；自1977年利庫德政府把1967年以色列占領的地區叫做Judea和 Samaria。推翻種族隔離制度后的南非，也開始全面推行部門名、街道名、建筑物名的“非洲化”。阿根廷所稱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叫?？颂m島群島；韓國所稱的獨島日本叫竹島；中國所稱的釣魚島日本叫尖閣列島。

在中國歷史上，王朝統治者常以改姓削氏懲罰“叛逆”。南朝齊武帝（483－493）時，巴東王蕭子響叛亂，兵敗身死，被削屬籍，改氏為蛸；隋煬帝大業九年（613），貴族楊玄感趁農民起義之機造反，兵敗身亡，敕令改其姓為梟；唐垂拱四年（688），太宗子越王與長子李沖起兵，企圖復辟李唐，事敗后，武則天詔令削其屬籍，改其氏為“虺”。中國的譜牒不僅能夠凝聚宗族，還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如魏晉時代特重門第，設官分職，必稽系譜；北魏時期按門第高低列次為選舉格，稱“方司格”。從系譜中除名是重大懲罰，即便人死了，也要將他除名。過去，查巴奇（今內蒙古阿榮旗查巴奇鄂溫克民族鄉）杜拉尓氏家族中有兩個成員爭奪女人，一個打死了另一個，家族長召集老人開會，決定將殺人者從家譜中除名，令其改姓，交地方官流放。從家譜除名無異于判處死刑。

姓名不僅用來“施暴”，也用來“施恩”，恩威并施是姓名政治的常用手段，家族成員尤其婦女是姓名治理的對象?！段淞稚凼献遄V》記載寡婦多人，她們因“守節”不嫁而獲旨旌獎，恩準入祠，譜上有名，被定為宗法楷模，如：旌獎節孝階公側室陳太宜人，計守節二十二年；旌獎節孝五叔父林公側室胡孺人，計守節二十八年；旌獎節孝六叔母陳太宜人，計守節五十七年；旌獎節孝林宜人，計守節三十三年；旌獎未婚守節孝郡母吳宜人，計守節十二年；旌獎節孝鄭孺人，計守節十年。這種褒獎說明了中國封建時代婦女的依附地位。

人們的名字和身份還可以被偷、被賣，造成人與名的分離，可作為潛在的財產來交換社會價值甚至經濟價值。在網絡化、數字化和市場化的喧囂中，姓名已經獨立于人體，成為異化的對立面。身份盜竊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副產品”，按照網絡定義：“非法獲取他人賬號、密碼，例如社會保障識別號碼、駕駛執照號碼或者信用卡號碼，以此來假冒別人，是一種犯罪行為。這些信息可能會被用來以被害者的名義使用信用卡獲得商品或服務，或者為盜竊者提供虛假的資格證書?！?990年代曾發生這樣一件事：湖北省公安縣申津渡鎮的佃仁芳報考荊州衛生學校，成績超過分數線9分，卻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誰知一年后寫有“佃仁芳同學收”的成績單寄到佃家?！霸瓉?，佃仁芳的姓名連同中考成績和全套檔案，竟被鄰鎮一何姓女生盜用！丑行敗露，假‘佃仁芳被除名，真佃仁芳的學習權利是失而復得?！?004年，原湖南省隆回縣公安局干警王崢嶸幫助其女王佳俊假冒高考成績514分的同班同學羅彩霞，偽造羅彩霞的戶口遷移證，進入貴州師范大學就讀。真正的羅彩霞于次年考上天津師范大學，畢業時因王佳俊冒名頂替，不能辦理畢業證和教師證。2009年10月26日湖南省邵陽市北塔區人民法院審理此案后認為，王崢嶸為了讓自己的女兒上大學，不惜冒名頂替，偽造證件，這種行為影響了公安機關的戶籍管理，“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名譽和聲譽”，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構成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一審判決有期徒刑二年，“與原犯的受賄罪所判的有期徒刑三年刑罰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奔幢阍谀承﹤鹘y社會，姓名也可以自成一體，有自己獨立的“社會生活”。例如，在Orokaiva社會，姓名不屬于死者，也不屬于生者，而是在兩者中間“穿過”，人屬于名字，而非相反；姓名是自成一體的系統，有自己獨立的社會生活，無論死者還是生者，誰都不能把它帶走。名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以至于同名者具有互相繼承財產的權力，他們之間的關系足以制衡親屬關系，如果親屬關系不能解決問題，它就要讓位于同名關系。姓名不僅是經濟交換的符碼，還可以是王朝之間政治交易的“晴雨計”。高麗王朝與蒙古接觸之前，崇尚漢族的衣冠制度，對于游牧文化懷有農業社會的優越感，根據高麗太祖遺訓：“唯我東方，舊慕唐風，衣冠禮樂，悉尊其制……契丹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慎弗效焉！”然而，自從蒙古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以后，高麗已經處于內外交困之中，蒙古屢次入侵高麗，隨后高麗本身也陷于兵燹亂世，高麗王室被迫向蒙古請求臣附聯姻。自1274年至1349年，共有九位蒙古公主下嫁高麗王室，“王室間的聯姻使兩國關系從宗藩轉變為親族”。此間高麗王室的蒙古化達到高潮，其標志除了通血緣、易服發、行胡禮、奏胡樂、嗜狩獵以外，尚有用蒙名（見下表）。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如何成功統治漢地，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這對于新興統治者來說，始終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但是，少數民族統治者還是要盡其所能而為之。清代朝廷努力禁止滿、蒙旗人效法漢人命名，并要求保持其姓氏的民族特色。奕賡《管見所及》載：

乾隆二十五年諭：八旗滿洲、蒙古皆有姓氏，乃歷年既久，多有棄置本姓沿漢姓者。即如牛呼鈕（鈕古錄）氏或變稱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為稱，亦當曰牛，豈可直呼為郎，同于漢姓乎？姓氏者乃滿洲之根本，所關甚為緊要，今若不整飭，因循日久，必各將本姓遺忘，不復有知者。

清中葉至清末，滿族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名字的漢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以至維護“滿州舊道”的清統治者，諭令滿族人禁止效仿漢人用三字名。乾隆帝認為，“滿族人取三字為名（滿語即三個音節），除有滿語意思易于理解者外，與漢人姓名無異，這是不成體統的，決不可行。因此，他不僅多次諭令八旗滿洲、蒙古等人遵行，而且還為一些官員改過名?！币韵乱齼啥挝墨I材料說明之：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諭：現任甘肅永安營游擊廣明福系正黃蒙古旗人。旗人而名廣明福者，好像漢姓人名，甚不順眼。若系旗人，名明福、廣福俱可，何必名曰廣明福。將此，著交滿蒙八旗，嗣后旗人內似此命名如漢人者，永行禁止之處，遍行曉諭可也。上諭：鑲黃滿洲旗帶領引見人內，有盛京補放防御之驍騎校名章寶珠者。章寶珠系滿洲旗人，此名之起，甚漢人氣，竟如漢軍旗人矣。昔屢次諭禁，而該將軍、副都統等仍未予改正，乃疏忽未留意。除將章寶珠改為寶珠外，林寧等著訓斥施行。仍通諭八旗、各省一體遵行。

在封建時代，對姓名及其翻譯作政治規范是統治者的特權，何為規范，何為失范，都要根據統治者的意志來決定。趙翼《廿二史札記·補遺》言：

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唯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于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于異國異字用之，即于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鹗烦捎跐h人之手，于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以丑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兀術之類，不可枚舉。

明代漢譯蒙古人名“每取惡字以示見貶”，表達政治歧視，例如“三寶奴”“察兀禿”“也速答兒”等。清高宗欽批修改，將這些名字改作“三寶努”“察袞圖爾”“伊遜岱爾”，力圖消除表現在少數民族人名上的政治歧視。

香港第27任總督David Wilson上任伊始，把自己的名字譯作“魏德巍”，有人批評說，“魏”與“巍”雙鬼出格，“魏”諧音“?！?，實在不吉利。港督接受批評，將名字改譯“衛奕信”：這個名字代表了“信任與保衛，而奕又是精神奕奕”。如此改動迎合了港民心理，從而也方便了施政，是反映在姓名翻譯上的政治智慧。

國家的現代化治理首先體現在對于人名、密碼、出生證、牌照、許可證、門牌號、街道名等等的登記之上，其中姓名登記是重中之重，決不可以缺失。為新生兒取名、拍照、到民事部門注冊登記，是成為合法公民的關鍵一步。從歷史看，賦予可繼承的姓氏，方便了國家征兵和納稅，也便于弄清產權歸屬。按照英國法律規定，父母要在6個月內為新生兒注冊姓名；根據德國法律規定，父母要在１個月內為新生兒命名；法國政府直到1993年還為國民提供合法人名：Nestor是合法的，Jupiter是不合法的。西班牙殖民者于17世紀占領菲律賓，菲律賓人中出現“西班牙名＋菲律賓姓”的形式，如“胡安·馬蘇隆”（Juan Masulong）、“唐胡安·巴納爾”（Don Juan Banal）；1849年11月11日，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公布法令，強迫所有菲律賓人改用西班牙姓。日本平民原來有名無姓，日本政府于明治八年（1875年）規定，所有國民必須有姓。瑞典人歷史上也是有名無姓，直到1625－1626年貴族院成立時才規定每家都要有姓。在美國，直到最近報考托福必須填寫姓和名，有名無姓者不能報考，需要增補姓氏并到法院經法官認定后形成法律公文。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治理始于姓名。日本在1958年實施的戶籍法中規定只能以常用漢字取名，1961年法務省創設人名漢字92個，1981年增加到166個，近年來又新增118個，加上人名常用漢字1945個，總數達到2229個字。姓＋名或者名＋姓已經深深嵌入現代國家分類管理制度中，國標計算機模板都有姓＋名或者名＋姓的設定，網上報名不能跳過姓，也不能省略名，有名有姓才算得上“合法公民”。

在中國許多服務機構中，網絡上僅設定四格姓名，多于四格的姓名就不能輸入，只能靠手寫附加。這對于那些姓名多于四個字的人尤其是少數民族來說，尤其感到不便。姓名整合是文化整合的前奏；姓名整合是國家治理的增效手段。

作者簡介：納日碧力戈，內蒙古師范大學，教授。

譯者簡介：韓艷麗，長江大學外國語學院 ，講師。

論文要旨

姓名は、社會的交流の中で形成された、社會的実踐と密接的な分類體系であり、豊かな文化的背景と重要な社會的機能を有する。姓名は一種の物象であが、「物質的な?！工韦撙摔趣嗓蓼椁?、社會的意味をも有しており、指稱だけでなく、特徴を描出するためにも用いられる。それは象似（類像）、標指（指標）、象征（象徴）の一體的な融合である。姓名についての人類學的研究は、社會的分類、社會的記憶、政治的支配、経済的·政治的取り引き、國家統治にかかわるものであり、また、社會的存在の養成と育成にかかわ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姓名人類學、パース理論、社會的分類、姓名政治

一、姓名の意味

文化によって姓名の特徴は異なり、姓名の「響き」を偏重する文化もあれば、姓名の意味を偏重する文化もある。また、姓名の字形を重んじる文化もある。しかし、イギリスの哲學者ミュラーは、名稱は意味を持たない記號であると述べ、「外示（denotation）」と（「共示（connotation）」とを區別した。前者は「指稱」を表し、後者は「意味」を表す。そして彼は、固有名詞はその特徴にかかわるのではなく、指示対象そのものにかかわると指摘した。例えば、ダートマス（Dartmouth）は、ダート川河口に建設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その名を得たのであろうが、その河口が土砂で覆われたり、川筋が変化したりした後でも、ダートマスはそのままダートマスであって、何ら影響を受け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ミュラーは、名稱に用いられる言葉自體の意味は、指示対象の特徴と関連すること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る。一方、ドイツの哲學者ゴットロープ·フレーゲ（Gottlob Frege）の立場はそれと相反しており、固有名詞には指示の働きがあり、また、意味も表すと考えている。フレーゲは、言語における固有名詞の指稱（bedeuten）機能と表意（ausdrucken）機能に基づき、二つの固有名詞指示対象が同じであっても、意味は必ずしも同じであるとは限らず、また、二つの固有名詞の意味が同じであれば、その指示対象は必然的に同じ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る。

フレーゲは、等式a=bとa=aは同じ指示対象を持っているが、それらは異なる認知的価値、すなわち、異なる意味（sense）を持つと捉えている。つまり、aとbの指示する客體は同じあっても、意味は異なるのである。同様に、人々は、時間によって金星を「明けの明星（Morning Star）」「宵の明星（Evening Star）」と呼び分けており、両者は同じ金星を指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が、意味は同じではない。すなわち、「明けの明星」と「宵の明星」とが等しいものであることは、経験的には真実であるが、それは決して論理的には「自明の理」ではない。フレーゲと同時代のイギリスフレーゲと同時代のイギリスの哲學者であり、論理學者でもあったラッセル（B.Russell）は、固有名詞には意味があることを認めるという前提に立ち、客體に対応する語義はその客體を表すのであって、その意味付けられた客體こそが、その言葉の意味であると捉えている。つまり、「固有名詞の意味は、すなわちその指稱する客體である」。哲學者は長い間、事物と固有名詞との間の模糊とした関係に関心を持ってきた。クラティルスは自然言語観を持ち、全ての事物それぞれに個々の「正名」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すなわち、命名は任意的なものではなく、事物の名稱は事物の特性や特徴と合致す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との考え方である。一方、ヘルメギネスは相反する見解を持ち、名と物との間の関係は一般化されたものであり、內部的な関係は存在し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ソクラテスは、決定する権利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うヘルメギネスの見解に関して反論し、奴隷は自分に名前を付けることも、主人に名前を付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と述べている。つまりは、誰もがそれぞれに、自分あるいは他者に命名する権利を有しているわけでは決し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ているのである。

中國の名実論爭は戦國時代に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主に、孔子の「正名」論と墨子の「取実予名」論の対立であった?！汗茏印ぞ攀亍黄摔?、「名生于實（名は実に生ず）」「循名而督矣（名に循いて督す）」「按實而定名（実を按じて名を定む）」「名實當則治（名実當たれば則ち治り），不當則亂（當たらざれば則ち亂る）」という論述が見られる。つまり、名詞、概念、呼稱など（名）は、本來、客観的な事物（実）の反映であり、前者は後者の出現に伴って出現し、変化に伴って変化する（「取名予実」）。しかしながら、その一方で、新しい事物を反映した名が一旦確定すると、「循名責実（名に循い実を責む）」という機能を持ち、「識物（物事の認識）」と「成事（物事の達成）」を促進する。

公孫龍の「名実論」の中で、「天地とその産（さん）する所は、物なり。物はもってその物とする所を物として、過ぎざるは、実なり。実はもってその実とする所を実として、曠（むな）しからざるは、位（くらい）なり。その位する所を出（い）ずるは、位にあらず。その位する所に位するは、正なり?！工趣慰激à蚴兢筏皮い?。公孫龍はまた、「夫（そ）れ名は、実をいうなり。此の此にあらざるを知り、此の此に在（あ）らざるを知れば、すなわちいわざるなり。彼の彼にあらざるを知り、彼の彼に在らざるを知れば、すなわちいわざるなり?！工仁訾伽皮い?。公孫龍の見方によれば、世界の萬物は客観的現実であり、その全てがそれぞれの位置にある。名は事物の呼稱となるが、両者が不一致であると、名実相伴わず、名は用いるに及ばない。そうでなければ、「當らずして當たるは、亂なり」である。公孫龍は「白馬論」の中で「白馬非馬」の観點を示した。それは「馬とは形に命ずる所以なり。白とは色に命ずる所以なり。色に命ずる者は、形に命ずるに非ざるなり。故に曰く、白馬は馬に非ず」というものであり、すなわち、「馬」は形を表し、「白」は色を表し、「白馬」はそれら二者を組み合わせたものであるから、「白馬は馬に非ず」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公孫龍は、通名と類名、一般と個別の関係を混交させ、また、概念の様々なレベルを混交させた。趙國の荀子は「正名」の中で、名詞に関して「約定俗成（約定まりて俗と成る）」という思想を述べている。荀子は，「名無固宜（名に固宜（こぎ）無し）」「定俗成為之宜（俗定まりて之れ宜と成る）?としたが、すなわちこれは、名実の関係は原生的なものでは決してなく、「約定俗成」の関係にあるのであり、それは、人々の慣習の交流の蓄積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姓名は社會的、歴史的慣習の制約を受けるものであり、一旦、社會がそれを受け入れれば、個人が任意に改めることは到底許されないのである。

姓名は指示対象を指稱し、指示対象と関連する社會的脈絡も表す。サール（John Searle）は、姓名の意味は、文脈あるいは社會的脈絡を通して捉えられるべきだと考え、これを「説明的裏付け」（descriptivebacking）と呼んだ。クリプキ（SaulKripke）は、文脈情報によって姓名の意味を解釈できるという見解について、サールに同意せず、固有名詞は「厳格な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に屬すると捉えた。つまり、「ニクソン」であれ「金星」であれ、結局のところ、それらは「ニクソン」と「金星」であって、文脈情報によって決して変化することはない。文脈はただ単に、人々による個人の位置付けを助けるに過ぎず、姓名が指稱する対象が変化することはなくて、元のままである。

しかし、クリプキが人名と天體名を無差別的に同一の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し、命名と呼名については別しなかったことは、やや杜撰であった。それは、民族誌の資料からすると、文化グループが異なれば、姓名の本體論的認識に異なりが生じる可能性があり、十分な民族誌の比較によってのみ、姓名あるいは固有名詞の普遍的な理論を導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リコは命名を発話活動と見なし、言葉の意味は開かれており、経験的な世界を指向していると捉えている。言葉は文法の制約を受けており、特定の言語體系の自己參照論理（self-referentiallogic）に従うことによって初めて、意味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る。ウィルソン（S.Wilson）ニコライセン（W.F.H.Nicholaisen）ホランド（T.H.HollandJr.）4のいずれも、命名を発話活動として研究してきており、固有名詞（姓名）は言語符號化の一つの構成要素であり、比較的大きな情報量を有すると捉えている。それらは単に自己を指向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文法の支配の下で、言葉の社會的意味をも有している。

二、姓名の三項構造：パース理論の観照

姓名の構造は「物象」と「意味」を含み、さらには、交流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る。交流は、物象と意味を一體化させ、命名活動を通して、具體化する意味の過程を形成する。

姓名を典型的な記號體系（semiotic system）と見なすならば、パースの三項理論を用いて、その構造の分析を試みる必要がある。パースの記號論の中で、比較的に可操作的であるのは、類像（icon）、指標（index）、象徴（symbol）によって代表される記號の三項である。類像は、質感を表し、直感を含み、指示対象との類似関係（resemblance）を持つ。例えば、それは、被寫體と被寫體の寫真との関係である。指標は、「他指（他を指すもの）」であり、それは因果関係を含み、指示対象と順接関係（contiguity、または「連接関係」）を持つ。例えば、それは、煙と火の関係である。象徴は、約定を表し、恣意的なものを含み、指示対象と「約定俗成（約定まりて俗となる）」の関係（convention）を持つ。例えば、人類の語彙の大部分は、「樹木」を英語でtree、ロシア語でdereva、韓國語でnamu、モンゴル語でmodと呼ぶように、そこに因果関係は決して見られない。

総體的に見ると、類像は具體的で、象徴は抽象的であり、指標はその中間にあり、類像は「形」、象徴は「神（精神）」、指標は「気」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形気神は互いに分離せず、３項は溶け合っている。それが日常生活の中の常態である。

人類學者のほとんどは、名それ自體の物感、物覚を認め、その物性を認識している。そして、姓名の社會的意味と精神的価値についても認識している。彼らはまた、命名儀式と姓名使用における「他指」の機能を認め、それにおける過程と折衝、不確実なランダム性と開放性を強調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パースの三項記號論を容易に導入して、姓名を類像、指標、象徴の三項が互いに重なった部分に區別し、姓名自體、姓名に関する語用、姓名の象徴性の３方向からの観察·分析を加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姓名論を革新を図らせるのである。

姓名の象徴性は「物性」において集中的に表現されている。例えば、レヴ?！ぅ芝辚濠`ルは、人名は分類システムであるだけでなく、それはやはり人そのものであり、それはあくまでも人なのである。そして、人の目と同じように、名前は人格なのである。世界各地に「形で形を補う」という象徴的な観念が存在する。例えば、よく知られている「胡桃を食して脳を補う」「血腸を食して血を補う」といった言葉にそれが表れている。

…非常に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たこれらの食人習俗や人身御供の儀式（例えばメキシコにおけるもの）は、この一點を示している。心臓、肝臓、腎臓、眼球、脂肪、骨髄などは全て、それらを食した人々に対して、ある種の力を何の根拠もなく付加させ、あれこれと機能する能力を生じさせる。體の開口部、各種の排泄物、毛髪、爪くず、胎盤、臍帯、血液及びその他の體液の組成成分など、それらは全て、ある種の巫術に役立てられた。

レヴ?！ぅ芝辚濠`ルは、グロッテによる中國の伝統的な偶像崇拝と霊的対象の崇拝に関して引用している。

例えば、若い寡婦が、亡き夫の土偶から受胎して子供を出産することができた、肖像が生者に変わった、木製の犬が走ることができた、紙でできた馬のような動物が生きた動物と同じように動き回ることができた、畫家が街で、一頭の片足が傷付いたある色の馬を見て、すぐにそれが自分の作品であることに気が付いた…。これらのことから、中國で極めて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いくつかの風習に容易に目を向けることができる。例えば、死者の墓に紙張りの動物の像を供えり、紙銭を焼いたりすることなどである。

同様に、いくつかの民族誌の記述においては、人名も具體的で神聖なものである。インディアンは、自分の名前について、それは目や歯と同じように體の一部分であり、その名前の悪用に対しては害がもたらされるであろうと考えていた。西アフリカ沿岸の民間信仰の中では、人名は人體と関連があり、人名の助けを借りて、敵を害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ていた2。そのため、諱制が特に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人名を安易に口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こうした習わしは、動物にも同じように適用される。サンタール族（Santals）は、虎や豹を狩る際に、虎や豹とは言わず、「貓」と言う。チェロキー族は、ガラガラヘビに咬まれても、「グーズベリーのとげが刺さった」としか言わず、儀式を行うために一羽の鷹を殺した時でも、「一羽の雪鳥を殺した」としか言わず、「これらは、ガラガラヘビと鷹の魂をだまし通すために行われるのである」。清の雍正年間、禮部侍郎の査嗣庭は江西の試験官に任じられ、『詩経』から「維民維止」という一句を採り、試験問題とした。この試験問題について、最初の「維」という文字は「雍」という文字の頭の部分が無いものであり、４番目の「止」という文字も「正」という文字の頭の部分が欠けたものであり、これは、雍正帝の首を刎ねるということを暗に示したものだと訴える者があり、査嗣庭は、これによって獄死し、その死體は曬された。また、乾隆年間、広西の學政の內閣學士であった胡中藻は、『易経』の「乾三爻不象龍」を試験問題とした。しかし、試験問題の最初の文字である「乾」と最後の文字である「龍」は、「乾隆」とそれぞれ同字と同音であったことから、「乾」と「龍（?。工肖觌xされている、それだけではなく「不象龍（?。工工胜铯痢庚垼。─韦瑜Δ摔弦姢à胜ぁ工趣庋预盲皮い毪趣筏?、これは、現王朝の皇帝が引き裂かれ、斬首されることを暗に示したもので、胡中藻は聖上を攻撃していると訴える者がいた。この學政は、これによって、家財沒収の上、一族ことごとく斬首に処せられた。

「文革」の時代、いわゆる「走資派」の名前は「頭を下にして」逆さまに書かれ、また、その上には八つのばつ（×）が描かれた。これは、漢字の姓名における類像性の特徴である「小細工」に過ぎないが、その姓名の持ち主を傷め付け、「革命的人民」に彼（彼女）らへの激しい憎悪を抱かせる、「批判」の手段の一つでもあった。もちろん、革命指導者の名前を書き間違えること、橫書きが不十分であることをめったに顧みないこと、當て字や煩雑な文字などは、全て政治問題に屬し、ひいては「刑事犯罪」「現行の反革命」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象似（類像）と標指（指標）はほとんど雙子の兄弟であり、象似の中に標指は暗に含まれ、標指は象似と切り離せない?！笩煛工蜗陇恕富稹工ⅳ?、煙を見て火を知るのである?！簼h書』は漢字六書に言及する際、それは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転注、仮借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そのうち、象形、象事、象意、象聲には全て「象」の文字がある。つまりは「象似」である。象形は「畫きて其の物を成す（絵を描くような方法で物の形を寫す）」もので、例えば「日」や「月」である。象事（指事）は「視て識る可き（その文字を見れば意味が分かる）」もので、例えば「上」や「下」である。象意（會意）は「類を比して誼を合わす（意味範囲を示す要素をならべて意味を組み合わせる）」もので、例えば「武」や「信」である。象聲（形聲）は、「譬（たとえ）を取って相い成る（同音または音の似ているものを加えて完成される）」もので、例えば「江」や「河」である。象意と象聲には、すでに十分な標指の要素がある?！妇啤工趣いψ证?、醸造器具である「酉」と「水」とを一つに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おり、これには文脈上の論理的関係がある?！附工趣いψ证?、意味を表す意符の「氵」と、音を表す音符の「工」を一つに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るまた、象聲自體にも、會意、指事の要素がある。漢字が持つ豊かな象似性と標指性の特徴は、漢民族の姓名を獨特なものにさせる。

中國古代の命名法は「音·形·意味」を基にしており、象似（類像）、標指（指標）、象征（象徴）について考慮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のことは、後世の人々の名付けの重要な拠り所となっている。清代の人である王引之が著した『春秋名字解詁』では、春秋時代の命名法を「五體六例」にまとめている。

五體（型）とは、

1.同訓、すなわち同義互訓。例えば、魯國の顔回の「回」とその字（あざな）である「淵」、晉國の蔡黯の「黯」とその字である「墨」。

2.対文、すなわち反義相対。例えば、晉國の閶沒の「沒」とその字である「明」、楚國の公子、黒肱の「黒」と、その字である子皙の「皙」。

3.連類、すなわち連義推想。例えば、魯國の南宮括の「括」とその字である子容の「容」、楚公の子側の「側」とその字である子反の「反」。

4.指実、すなわち連義指実。例えば、鄭然丹の「丹」とその字である子革の「革」。これは、古代の皮革の多くが丹を用いて染められていたため、丹から「革」に考えが及んだのである。

5.弁物、すなわち弁物統類。例えば、魯國の孔鯉の「鯉」とその字である「伯魚」の「魚」、楚國の公子の「魴」とその字である「子魚」の「魚」。これは、鯉や魴が同じ魚類に屬することから、字に「魚」が用いられたのである。

六例とは

1.通作、すなわち、同音藉読。例えば、楚國の項籍の「籍」とその字である「羽」?！讣工稀根o」の仮借文字であることから、いずれも羽のあるものという類推により、字が「羽」となった。

2.弁訛、すなわち変通。例えば、「高」の字は「克」、「狄」の字は「秋」。

3.合聲、すなわち連誦。例えば、「成然（Chéng rán）」をつないで読む「旃（Zhān）」という字とする。

4.転語、すなわち近義互訓。例えば、「結」とその字である「子期」の「期」、「達」とその字である「子姚」の「姚」。

5.発語、すなわち接頭辭を発語や襯字として加えること。例えば、「不狃」は実質的には「狃」であり、「無畏」は実質的には「畏」である。

6.併稱、すなわち実名の文字を再び用いること。例えば、「乙喜」の字を「乙」、「張侯」の字を「張」とする。

蕭遙天の研究によると、中國の漢字は、単體字を文、合成字を字とし、合成字が全ての文字の90％を占め、その中の75％が合成された形聲文字で、15％が合成された會意文字である。漢字の指標性を十分に生かした漢民族の伝統的な姓名における合成と分離の特徴は、単體字を合成字から析出させるとともに、元々の合成文字との論理的な関連を保持させ、姓名字號を生成するのに用いられる特有のルールを形成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1.名を姓の省文とする。例えば、古代に伊尹、宋に陳東、清に阮元といった人々が存在し、今日でも、盛成、聶耳、羅維、何可、翁羽といった人々が存在する。

2.名を姓の増文とする。例えば、古代に王匡という人が存在し、今日でも、林森、于吁といった人々が存在する。

3.名を姓の分文とする。例えば、今日でも、舒舎予、許午言、董千里、雷雨田、張長弓、何人可、李木子、林雙木、楊木易といった人々が存在する。

4.字と號を名の分文とする。：例えば、宋に謝翱、字は皋羽、明代の文豪である章溢、字は三益、畫家の徐渭、號は田月道人といった人々が存在した。また、徐舫、字は方舟、傅恕、字は如心、宋玖、字は文玉といった例もある。更に、清代には、尤侗，字は同人、程嵋，字は眉山、姚椿，字は春木、鄭重，字は千里、李楷，字は皆木、汪價，字は介人、蔣伊，字は尹人、吳筠，字は竹均、毛奇齡，字は大可といった例がある。

中國の伝統的な知識層は名付けの際、漢字の形や字畫の特徴を生かし、「肥瘦」について的を得ているか、「長短」について調和しているか、「虛実」について妥當であるかなどに注意を払った。字形から見ると、「圓」「胖」は「肥」に屬し、「小」「千」は「瘦」に屬し、「申」「竹」は「長」に屬し、「四」「土」は「短」に屬し、「門」「口」は「虛」に屬し、「尊」「?！工稀笇g」に屬する。これらのことを基に、名付けの際は、「肥」に屬する文字には「瘦」に屬する文字が、「長」に屬する文字には「短」に屬する文字が、「虛」に屬する文字には「実」に屬する文字が必要とされ、それぞれその二者を組み合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うした方法が選ばれるのは「中庸の道」のためであり、「致中和（中和を実踐すること）」の価値観を暗に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香港や臺灣、そして海外の華人は、「姓名五格」を多く用いる。それは、漢字の點畫と中國の民間における卜占術との結合を體現するものであり、點畫の數の意味によって、陰陽五行の世界観を指標するものである。五格とは天格、人格、地格、外格、総格のことである。このうち天格は、姓の畫數に１加えたもの（単姓の場合）、あるいは姓の畫數の和（雙姓の場合）であり、祖先から伝えられたものとして、永久に変わることはない。人格は「主運」とも呼ばれ、姓名の持つスピリチュアルティを表す。単姓、あるいは雙姓の２字目の畫數に、単名あるいは雙名の１字目の畫數を加えて和したものである。地格は名の畫數の総和であり、「前運」とも呼ばれ、吉兇福禍を支配する。外格は、姓名における両端の文字の畫數の和（假成格を含む）を要素とするものであり、「副運」とも呼ばれる。主運の重要な部分、そして、本人の社會的交際関係を支えるものである。総格は、全ての畫數の総和であり、「後運」とも呼ばれ、晩年の運命を予示する。

五格剖像法によると、三才（すなわち天格、地格、人格）の配置が適切であるかどうかが、相生相克の関係性に結び付き、個人の事業の成功率を決定する。もし、その人の持つ姓名の人格が、3、5、6、11、13、15、16、21、23、24、25、31、32、35、37、41などの數であり、天格、地格いずれとも相互に調和していれば、彼（彼女）は幸福となり、事業も順調に進み、結婚生活も円満で、富と名譽を兼ね備えた人生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し、その人の持つ姓名の人格が、4、9、10、14、19、20、22、34、44などの數であれば、それらは兇數であることから、彼（彼女）は、苦難と挫折を身に受け、逆境に立たされ、患った病が不慮の死を招くことさえある。

また、人格が、7、8、17、18などの數である人は総じて、一般的に意思が強く、逆境の中でも成功を収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性格に生硬なところがあり、人の恨みを買うこともある。人格が、27、28などの數である人は総じて、謙虛さに欠ける人であり、病にもかかりやすく、誹謗も受けやすい。そして、事業の上でも成果を上げることが難しい。

現在における人類の姓名制度の総體的な発展から見ると、姓名を構成する言語材料だけについて言っても6、象征（象徴）は、象似（類像）と標指（指標）に対して比重が大きく、主流となっている。それは、文字を有する人類社會においては、表音文字の使用が圧倒的多數であり、「語料（言語材料）」における「約定俗成（約定まりて俗に成る）」の特徴が非常に際立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また、そのことに相応して、姓名の言語體系もまた「約定俗成」的な象征（象徴）性が主となっており、言葉の意味と社會的な意味は、文字の點畫や形に比べてはるかに重要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例えば、モンゴル人の名である「巴特爾（バータル、意味：勇者）」は、ウイグル式のモンゴル文字を用いて綴っても、キリル文字を用いて綴っても、漢字を用いて転寫しても、その語彙的、社會的意味に対する影響はさほど大きくはない。また、歐米人が嬰児に付ける洗禮名は、洗禮名に含まれる宗教的な意味と、洗禮という宗教的儀式に関心を寄せたものであって、字形や発音は決して重要なものではない?，F代の中國大陸では、グローバル化とネットワーク化が推し進められる中、大衆文化には日進月歩の変化が生じている。若い世代の姓名文化もまた例外ではなく、姓名の意味についての重視は、形體や音調についての重視に優るようになった。総じて言うならば、1980年代生まれの親たちは、自分の子供に個性的な名を付けることを好んだ。例えば、「木可」「子夫」「從墅」「鉞勛」などである。７つの省市を対象にした、姓氏と人名に用いる文字に関する1985年の調査·統計によると、人名の用字として最も頻度が高かった６文字は、「英」「華」「玉」「秀」「明」「珍」であった2。 また、1980年代生まれと2000年代生まれの各世代の人名に関するサンプリング調査における比較·分析によると、2010年に至るまで、前者における人名に高い頻度で用いられた上位６文字は、「華」「娟」「霞」「丹」「麗」「芳」であり、後者における上位６文字は、「怡」「龍」「宇」「欣」「文」「雨」であった3。

人名に用いる文字の変化から見出せるのは、前世紀1980年代から今世紀2010年代にかけて、特に、改革·開 放の潮流の中で、社會的思想、観念に変化が生じ、人々が人名に用いる文字の伝統を次第に打破し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して同時に、名が重なることの煩わしさを避けるために、より時代の流れに沿った、個性的な名を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三、姓名とその社會的分類：人類學における伝統的研究

社會人類學の伝統の中で、モース（M.Mauss）、レヴ?！ぅ芝辚濠`ル（Lévy Bruhl）、レヴ?！ぅ攻去愆`ス（Lévi Strauss）は、姓名と分類の関係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彼らは、姓名は個人を區別するだけのものではなく、個人をグループに區分するものでもあると捉えている。モースは、氏族社會は人々を芝居における仮面のように種類別に分け、固定的な姓名世界に屬させており、姓名は具體的な儀式的義務に関連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例えば、ヨーロッパの人名は、性別、親族、階級、婚姻、族屬及び宗教に関係している。また、多くの社會においては、身上の変化によって名を改め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アマゾンとマダガスカルには「テクノニミー（従子名制）」が存在する。アフリカのヌエル人は、「出生名（birth name）」すなわち「真名（true name：本名、実名）」を得た後、引き続き、「父名（patronym）」「母名（matronym）」「従子名（teknonym）」「族頌名（clan praisename：氏族賛美名）」「牛名（ox-name）」及び「舞名（dance name）」を得ていく。また、フィリピンのイロンゴット人には、「出生順位名（birth order）」「小名（childhood name：幼名）」「友名（friendshipname）」「外號（nickname：愛稱）」、さらには従子名と従死者名（necronym）が存在する。一方で、姓名には、社會的性別、親族関係、階級、婚姻、民族性及び宗教の信仰が反映され得る。また、他方では、姓名自體が社會的分類であり、改名は社會的身分の変化を示す。そして、命名活動は、社會的関係を調整する役割を果たすとともに、行為遂行性（performativity）を有した相応の社會的義務を求める。レヴ?！ぅ攻去愆`スは、人名には極端な二つの類型があると指摘した。

ある場合において、名は命名された個人が所定のカテゴリーに屬することを規定するが、別の場合においては、個人は命名することを通じて自由に創造することができ、被命名者によって、自己の主観性を表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本質的には、命名者は被命名者を分類するのと同時に、自己をも分類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杆撙蛎工毪长趣?、他者を分類するためであり、自己を分類することでもある。命名者は常に被命名者とは相対する位置にあり、被命名者を命名する際は、自己の相対的な身分、地位を有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た、社會構造の中における自己の特定の位置を明確にする必要がある?！?/p>

ギアツは「バリにおける人間·時間·行為」という一文の中で、バリ人の人名と稱號のシステムについて詳細に描述するとともに、これを「人間規定に関する象徴的秩序（symbolic orders of person-definition）」と呼んだ。バリ社會の人名と稱號は、個人名、出生順位名、親族名稱、従子名、地位稱號、公的稱號の６種に分けられる。嬰児は、出生後105日目に個人名を得、生涯、その名を持つことになるが、公にはあまり使用されない。また、その生死にかかわらず、胎児のうちに、出生順位名が全ての子に自動的に付けられる。例えば、Wayanは第一子、Njomanは第二子、Made（またはNengah）は第三子、Ktutは第四子であり、第五子からは再びWayanを用いることを始め、以下同様に繰り返されるのである。親族名稱は、「ハワイ式（Hawaiian）」に屬し、世代が唯一の分類基準であり、兄弟姉妹及び従兄弟姉妹は全て一類と見なされ、同じ名稱が使用される。そして、多くのバリ人が従子名を用いてお互いを呼び合う。例えば、夫婦の最初の子供の命名がなされると、夫婦は「誰々の父」「誰々の母」と呼ばれ、夫婦の初めての孫の命名がなされると、その時點で、夫婦はまた「誰々の祖父」「誰々の祖母」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る。子や孫が夫婦を結び付けているのである。地位稱號は継承的なものであり、象徴的な尊敬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決して特別に機能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公的稱號は、公的領域における特別な義務に対して多くの責任を負う人が得るものであり、カースト制度に関係するとともに、本體論的な宗教哲學にも関連し、「地位性」「地域性」「席次性」などの意味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更に、中國にも豊富で多彩な出生順位名制があり、漢族以外の少數民族の中にも數多く存在する。

それらの中から、リス族とワ族を例として挙げる。通常、リス族の人々には二つの名がある、一つは個人名であり、もう一つは出生順位名である。この出生順位名には、あらかじめ定められた仕組みがあり、個人が出生する前からすでに、出生順位名はその人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リス族の男女には、出生順位名がそれぞれ８つある。

ワ族にも出生順位名を付ける類似の習俗がある。ワ族の人々の名は二つの部分に分かれており、第一の部分は出生順位名で、第二の部分は誕生日名である。第一の部分では性別も示しており、出生順位名は、男性の場合、順に「艾（長男）」「尼（次男）」「沙姆（三男）」「賽（四男）」「奧（五男）」「洛克（六男）「加特（七男）」「伯特（八男）」であり、女性の場合、「葉（長女）」「依（次女）」「阿姆（三女）」「歐克（四女）」「雅特（五女）」「仏（六女）」「依普（七女）」「午（八女）」である。第二の部分は天干から取ったものである。ワ族の暦法によれば、人の名付けに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固定的な日付名が全ての日にある。すなわち「甲日」「乙日」「丙日」などであり、10日を一つの周期として、循環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のことにより、「甲日」に出生した人は、その名の第二の部分で「甲」と稱し、「庚日」に出生した人は、その名の第二の部分で「庚」と稱するのである。漢族の世代排名制は、文字形式によって、長幼尊卑、上下有序を規定した典型的な宗族分類體系である。

例えば、南宋の名高い儒者であった朱熹の一族の第16代から第35代に至る輩字は、「一、守、三、志、長、惟、以、有、必、香、恒、従、謙、受、益、家、積、善、能、昌」であった?，F代の著名な詩人である蕭三の族譜に見られる輩字は、一首の五言詩の形を取っている

自嗣宜百世，福慶永昌寧；

常守仁又禮，智信紹貽経；

克倹師先訓，効倫啓後型。

1930年代に入り、丁文江による『爨文叢刻』が契機となり、中國の學者は、古籍に記載された連名制について、現代的な意味での學際的な比較研究を推し進めた。凌は、父子連名制が東南アジア古文化の特質の一つであると捉えるとともに、連名制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分類した。

凌は、排名制は連名制に由來し、連名制は従名制に由來すると捉え、「親従子名制は連名文化の原型であり、父子（母子と親子を含む）連名制が本來の形で、世代排名は、その変化したものである」とした。連名制は族譜を記憶し、人名を區別するのに役立つとともに、親族の分類と個人の區別を同時に考慮しており、姓名による社會的分類の基礎となる。羅常培は、チベット·ビルマ語族においては一般的に父子連名制が行われており、その研究は、連名制の性質と言語の研究を補い、分枝した親族関係を判斷し、族屬に関する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を可能にすると捉えている。羅はまた、父子連名制は記憶を助けるものであったと考えている。関係する少數民族のほとんどが文字を有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頂針続麻（一種のしりとり遊び）」のような連名制は記憶するのに確かに都合がよく、先祖を推し量ったり、世代を見分け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族屬に関する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羅も連名制に関する自らの分類を行っている。

１．甲乙丙－丙丁戊－丁戊己－己庚辛

例：恩亨糯－糯笨培－笨培過－過高劣

２．甲乙－乙丙－丙?。∥欤ㄍ盖度胍簸Fわれる———原注）

例：龔亞隴－隴亞告－告亞守－守亞美

３．甲乙丙?。∥旒海旒焊粒寥晒?/p>

例：一尊老勺－老勺瀆在－瀆在阿宗－阿宗一衢

４．甲乙－乙丙－丙?。∥?/p>

例：阿·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

楊希枚は、親子連名制に関する研究を集大成し、漢族の姓名の起因の一つが、姓名制の後に現れた連名制5、排名制にあると捉え、凌純聲よりも更に緻密な論証を提示した?！高B名における二つの名のうち、一つはすでに固定されているが、それはもう一族の名には関係しない。それにより、一族の世代を識別するという本來の機能が失われたため、輩字を更に一字加え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機能を維持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のである。そのため、形式上、排名による姓名は、三つの語や文字を有する三分構成である必要がある?！箺瞍摔瑜毪?、連名制は、形式上、排名制に近く、それは一種の「男女の區別のない直系の同輩による小さな世代グループ、すなわち小排名」なのである。違いと言えば、兄弟間の排名は一族の名を用いることを避ける必要があるが、連名は一族の名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連名は「より機能的な排名」であると言える。

楊は、「連名と姓氏制度の研究」という一文を表して、中國の少數民族の連名制と姓氏制度の変化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論じ、漢民族の姓氏制度と春秋時代の「孫、王父（祖父）の字を以て氏と為す」という制度について検討した。楊は、連名制が、ヨーロッパ、アジア、アフリカの各州において同じように広く分布し、姓氏制度との間に変化の関係を持つ中で、二者が並行して進化してきたと考えている。そして、各民族において同様の現象が現われていると捉えている。また、楊は、「孫、王父の字を以て氏と為す」という制度は、現代において漢族に定著している姓氏制度の源の一つであるとし、羅の言う「孫、王父の字を以て氏と為す」の制度に対しては、連名制と強いて比較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見解を示したそして、その「祖孫における各世代を、一字の排名により同じグループとして見なすようにする『世代排名制』」という見解については検討事項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ている。筆者は。世界各地の連名制及び姓氏制度は、形態や進化の上で明確な類同性（similarity）を持ち、これは當然、両者の並行進化（parallelism）の結果である。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比較的小さな地域內における伝播であるという可能性を排除できないが、人類には、環境に適応しようとする共通の心理があるため、「特に、個人の血縁、親族関係を示す必要性のため、父子あるいは母子の名は、連なりを以て稱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うした命名制は明らかに、極めて自然に、容易に創り出せるものである」。筆者は更に、連名制が固定的な姓氏制度へ変化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は、族群の移動や異族群との接觸が関係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い?！袱い铯妞胄帐悉趣?、異民族を識別する一種の標識だからである」。

四、社會的記憶、社會的人間、社會的性別と命名

人類學者はかつて、命名制と文化、特に親族制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例えば、グレゴリー·ベイトソン（Gregory Bateson）は、ニューギニアのタットムル人（Tatmul）社會においては、命名制は文化全體の理論的鏡像であり、文化のあらゆる面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ところが、1960年代と1970年代に盛行した構造－機能主義と構造主義の衰退に伴い、命名制と他の社會的制度を統合するような研究の方法はもはや受け入れられなくなり、シュナイダーに代表される人類學者は、親族制の研究に別れを告げるようにと、研究者仲間により一層呼び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は、そのような研究は「生物學」的関係を具象化（reify）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して、生物學自體も特定の文化の制約を受け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メイベリールスなどの學者たちは唯一の例外である。アマゾン流域の文化を研究するこれらの専門家たちは、出自理論と縁組理論との間にある対立を超えたところで、文化、人名及び命名制に目を転じ、そこから、社會的関係がどのように概念化され、そして、生成されたのか、その過程についての探求を試みた。ブラジル中部の諸族は、命名制と親族関係を交替的な社會的組織の原則とし、そこでは、命名制と親族関係が相互に強化し合い、平衡が保たれている。

1990年代、生殖技術の進展に伴い、學界は、親族制に関する研究への関心を回復させた。女性の中で母親になる人は、様々な方法で胎教を行い、お腹の中の命を、社會化の過程の中に早めに連れ込もうとする。女性たちは、「生殖の自律性という言葉」に勵まされ、お腹の中の胎児、更には、死亡した胎児にまでも命名することを望むようになった。他の學者も、こうした狀況を契機に、人名と命名に関する研究の領域を拡大し、多くの文化の中における命名が、個人の區別と集団の區分にも関係しているという既存の見解を継承、発展させた。死者は命名を通して、再び生者の世界に入り込み、生き生きとした社會的記憶となる。レイン（Layne）はラカー（Laqueur）の見解を引用し、流産した胎児に対する記念を、戦死者に対する記念と引き比べている。

2001年、アメリカは「9.11」同時多発テロに見舞われ、世界貿易センタービルは一瞬にして地平線上から消え去った。死傷者も膨大な數に上り、毎日、生者と死者の姓名が発表·更新され、生死不明者も少なからず存在した。名も知られずに埋葬されるのは受け入れ難いことである。死者の姓名が確認されて初めて、家族も葬儀を執り行うことができる。形貌や質感に基づく象似（類像）的記憶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上の様々な制約を受ける。まず、個人ごとの象似（類像）的記憶は重點の置き方に差異があり、それぞれの特徴がある。例えば、視覚的記憶に偏る人もいれば、聴覚的記憶に重きを置く人もいる。そして、それら両方を兼ね備える人もいる。また、味覚、臭覚あるいは觸覚による記憶に長じている人もいる。したがって、社會的記憶の上での「重畳的な共通認識」の達成を可能にするには、様々な具象を制御可能な範囲內で縮小·統一するための象征（象徴）性のある名が必要である。

次に、古代であっても現代であっても、特にメディアが発達した今日でも、「本人確認」は姓名と不可分であり、「これは確かに×××である」のような確認は決して省略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た、現代の司法制度によれば、裁判所へ召喚、法廷での判決、事件記録などにも全て、當事者の実名が必要とされる。最後に、あらゆる點で國家の意思を具現化する今日の文字社會においては、姓名は固定化された表記と翻訳の規則を有し、直接的に法律や外交、経済、保険、教育、人口、社會管理等と結び付き、社會的記憶の「國家標準」に関係している。

姓名は社會的記憶を容易にし、社會的記憶を制御し、変更するのにも便利である。四川·雲南地方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の後裔の間では、『改為余記』の木刻整版本が広く伝わっており、それには概略として次のようなことが述べられている。元朝末期、モンゴル軍が四川·雲南地方から敗退すると、明の太祖、洪武帝朱元璋は、大軍を派遣して包囲討伐し、これを追い詰めるに至った。元軍の中には鐵姓の者がおり、真の姓名を隠すため、「鐵」の字の右半分を取り去って「金」に変えようとしたが、「金」と「鐵」は近い存在で、同じ金屬に屬しているため、なおも識別が容易であった。そこで、「金」の文字の最下方にある橫棒も取り去って「余」に変えることにしたのである。この「鐵を改め余と為す」という記録は、四川·雲南地方のモンゴル人の中で余という姓の自己性を維持してきた、モンゴル人の後裔の社會的記憶である。中國の伝統ある家系において、改姓改名という方法によって社會的記憶を変えることは、比較的よく見られる現象である。例えば、中國の歴史において、少數民族が中原の主となったことがあるが、その間、一部の漢人は少數民族の名を名乗った。それは、改姓·改名を通して社會的記憶を調整し、新しい政治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築くとともに、少數民族の統治者に迎合することを望んだからである?！簬谖麽献遄V』の記述によれば、岑氏宗家の家人はもともと南陽に住んでおり、岑氏の族譜では、その祖先は、周の文王の異母である耀の子の渠であると稱している。後に、湖北、四川、浙江、広東、広西、貴州に移り住み、その中の広西の支族の第８世代から第１０世代の人物にモンゴルの名が用いられている。

8世代

帖木児 長男

阿剌蘭 次男

怒木罕 三男

阿剌辛 四男

不花也先五男

9世代 野先帖木児の息子

10世代 伯爵野先の息子

この第８世代から第10世代の人々は全て元朝期を生き、當時の政治的環境に適応するため、モンゴル名を名乗った。

社會的な人間の育成は、「どんな実を結ぶかはどんな苗を植えるかにより、どんな花を咲かせるかはどんな種を蒔くかによる」という言葉のように、嬰児の頃から始める必要がある。姓名を用いて社會的記憶を支えることは、それぞれの文化の中で個人的特質（personhood）を育てることの鍵となる內容である。中國南西部に居住するタイ族の中では、段階的な多重の人名制が行われており、誕生から成人に至るまで、個人が何回もの命名を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個人內の異なるライフステージやライフイベントを示すものであり、多重の社會的記憶を形成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うしたタイ族の多名制は、ライフステージそれぞれにおける個人の身分の変化を示しており、また、その社會的地位の変化の記録となっている。伝統に基づいて、タイ族の庶民の家に子供が生まれると、男児には「巖×」と名付け、女児には「玉×」と名付ける。また、貴族の家に新しく生まれた男児には、「主（主人）」あるいは「官（地位の高い人）」を意味する「召×」と名付け、女児には、「小姐（息女）」「公主（貴人の娘）」を意味する「喃×」と名付ける。更に、タイ族の幼名には、「章」という文字が用いられる?！刚隆工趣いξ淖证伪玖xは「秤（はかり）、過秤（はかりにかける）」であるが、それは、子供が生まれたら、その子にぴったり合う重さの塩で邪気を払うため、子供の重さを量る必要があったことに由來する。それにより、災いを避け、子供が無事に成長することを祈るのである。タイ族の古い習俗によれば、子供は８，９歳になると、僧侶として寺に入る必要がある。そして、その１年後には幼名を捨て、僧名に代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して、寺に入った者の還俗には、還俗名を名乗る必要であった。庶民は、幼名の前に「新」の意味を表す「邁」の文字を加えて、本人がすでに仏門に入ったこと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た。第５級の「督龍」（大仏爺、主持、長老）という僧侶の地位にあった人は、幼名にかかわらず、「康朗龍」という還俗名を稱した。第６級の「枯巴」という地位にあった還俗者は、「康朗挺」と稱した。ギアツは、命名が、自然的人間を社會的人間に買えると捉えている2。嬰児は名付けを通して、他者の人生と絡み合い、命名は嬰児を社會的ネットワークの中に取り込む。命名者と被命名者は、その時から「切っても切れない絆」で結ばれ、また、その時から社會的記憶を嵌入したり、あるいは社會的記憶を忌避したりする。命名者は、他者すなわち被命名者によって、自己の喜怒哀楽、追求する興味、価値選択の方向を示し、被命名者も、その時から、「修身養性（身を修めて天性を涵養する）」という人としての生き方を學び始める。

命名の過程は、社會的人間観が得た再生産、再発展、再革新の過程でもあり、命名者とその環境における被命名者との間にある命名と被命名の関係は、直ちに社會的、文化的方向性の特徴を帯び、「どのようにして資格ある社會的人間になる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の価値基準を更新するのに役立つ。インドネシアのバリ島では、親従子名、祖従孫名制が、夫婦の社會的地位について何度も定義し直し、夫婦の身分を何度も更新してきた。一個人の呼稱は、個人名、従子名、従孫名というように、生涯で少なくとも３回変わる。ギアツは、夫婦の身分を示す従子名を確認するのは、夫婦の間に婚姻関係があることを確認するためではなく、夫婦がすでに子供をもうけ、資格ある夫婦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するためであると指摘した。夫婦は、子供をもうけ、孫あるいはひ孫を得ることを通して、緊密な関係を共に築いていくのである。ただし、夫の家に嫁いだ娘は、その數の內に入れない。父親になり、「子供を得た階層」の一員となった男性のみが社會的地位を有し、未婚の男性は、村の理事會に參加することはなる階層に分屬している?！缸庸─韦い胜ふ撙?、他者に依存する小人物である。その一方で、某某の父親は、地域社會の生活を導く積極的な市民であり、某某の祖父は、戦略を提供する陰の尊者であり、某某の曽祖父は、他者に依存してはいるが、半神化した長者である?！攻啸陯uの従名制は、祖先に目を向けるのではなく、子孫に目を向ける。それは、「下方を見る」文化的特質に屬する。夫婦は、子や孫の誕生によって「不斷の成長」をし、逆向的な社會的記憶を生成する。

姓名は、社會的人間を生み出し、育てることだけに用いられるのではなく、また、「階級區分」のためだけに用いられるのでもない。それは、性別を區別することにも用いられるのである。中國の封建時代において、士大夫階級は、姓と名を有するだけではなく、その他に多種の稱號をも有していた。その一方で、庶民には普通、正式に名を持つ資格さえもなかった。代の人、兪樾が著した『春在堂隨筆』巻五によると、「元の制度では、庶民、無職者が名を持つことは許されず、行第及び父母の年齢を合計したもので名とした」。例えば、宋、元、清の各時代の庶民の中には、李大、熊二、閻二、劉二、尹二、張三、李四、周三、董小七、劉十二などの姓名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9。封建社會における女性の人名は、更に「赤貧洗うが如し」である。まず、古代の女性は、家においては父親に従い、嫁いでからは夫に従うものとされ、その地位は自立し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改信暇嚯xを置くべき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考えが支配する中で、女性の名を閨門から外へ出すことは許されず、ただ、婚姻という大事に関わる場合にのみ、相手にやっと知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女性が嫁いだ後、夫の家は嫁の「私室の名」については秘密にし、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ない。次に、古代の女性は嫁ぐ際に、名を稱さずに姓を稱した。これは、同姓による婚媾を避けるための一つの措置であった。嫁いだ女性は、姓を名とし、近·現代になってもまだ、陳張氏、鄭李氏、梁洪氏といった呼稱法が存在した。そして、更に識別が必要であれば、姓の前に國名や族名を加えるようにした。息姫や褒姒といった呼び名がその例である。他にも、東施、西施のように、住む場所の方向·方角を表す文字を加えたもの、文姜、敬姜のように、諡號に用いられる文字を加えたもの、少姜、叔嬴のように、排行に基づいた文字を加えたものなどが見られる。伝統的な中國社會では、嫁ぐ前の女性は、排行に基づいて、大女、二女、三女、四女あるい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と呼ばれる。嫁いだ後は、夫の排行に従って、大嫂、二嫂などと呼ばれ、年を取ると、大娘、二娘などと呼ばれる。女性の伝統的な名の中で特筆に値するのは、唐代の女性に「娘」を用いた呼稱が多かったことである?！改铩工吻挨摔?、排行を表す數字を加えるが、例えば、俞樾の『春在堂隨筆』には、唐の開成５年の墓おばさん墓碑に刻まれた女性の名が列記されており、そこには、次のようなものが見られる。徐十一娘、呂三娘、陳一娘、梁十一娘、鄭大娘、高二娘、許三娘、宋十四娘、徐十二娘、徐三娘、朱十二娘、方二娘、姜三水曜娘、沈十一娘、鄭三娘、邵六娘、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劉一娘、周三娘、黃二娘、王三娘、葉四娘、呉三十娘、江十一娘、黃三娘。

名は、それによって男女を區別する。これは多くの文化の中でよくみられる現象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民族誌資料おいては結局のところ、「名による性別の掩蔽」という事案、いわゆる「トランスジェダー名」という現象が存在する。近代のイエメン王國では、王族の女性は出生時に「閨名」が名付けられ、成長すると、男性名が名付けられた。女性の體のいかなる部分も目にしてはならない男性が、女性の「閨名」についても、それを呼ぶことを許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その背後にある理由である。それは、「閨名」も女性の體の一つの構成要素であり、勝手にしきたりを破って、それを露呈させてしまう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女性は、イスラムの法律によって結婚が許されていない男性たち（mahram）とは自由に接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が、その他の男性については制限が設けられていた。そして、女性が男性と接する際は、自分の男性名を用いる必要があった。當地において古くから伝わる話によると、「閨名」は女性の頭髪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それを思い、それを語ることは、男性に非分な思いを引き起こさせる?！搁|名」は、凝視する視線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女性の體を透視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たがって、男性名を名乗ることで女身を遮蔽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ともに、自分が名門の出身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外界と交流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また、自分の女性としての社會的性別を保持することもできる?！弗去楗螗攻弗Д螗扩`名」は、親族の內と外とを結び付け、文化的ルールに適合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ともに、自分のための自己実踐の場を作り出すこともできる。女性の「閨名」は、通常、族譜の中には見られないが、死後においては逆に、墓碑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れは、生前に行われていた女身の保護が終わり、タブーが解除されたことを意味する。

五、固有名の政治、姓名犯罪と國家統治

コノートンは、政治的正當性とは、主に、特定的な設計に基づいて社會的記憶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これを拡張して言うならば、社會的統治とは、主に、社會的記憶を統治することであり、特に、身體的記憶を含む「物象化した記憶」を指導し管理することであると言える。デリダの「固有名の政治（onomastic politics）」の概念は、２種の政治を比較するのに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る。一つは、周辺化、支配化、奴隷化を意図する固有名の政治であり9、もう一つは、友誼を結び、相互に認め合い、記念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を意図した固有名の政治である。フーコーとバトラーは両者とも、人の身における「社會的生活」は言語生活から始まると捉えており、デリダは更に、言語そのものが暴力性を有していると捉えている。そして、デリダとバトラーは共に、命名が暴力の源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が、それは、命名が「個人の不在」を生み出している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ラカンは命名を、二つの主體の間で達成すべき、同一の対象に対する「合意」と見なしている。名を付けることや呼ぶことは、人の身に対する支配的な作用を生じさせ、言葉の実踐を物質的な力へと転換させる。こうしたことから、姓名が「暴力を振るう」ことに対して、人々がどれほどの興味を覚えたとしても、それは不思議なことではない。

ユーゴスラビアで発生した大規模な民族紛爭中、敵対するセルビア當局は、アルバニア難民に対し、所有する公的な身分証明証を出國前に差し出すように要求した。これにより、當國における合法的な居住権を彼らに失わせ、彼らの存在を非合法化させたのである。同様に、墓地や墓碑の破壊には、死者の名を記憶の中から消し去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あり、死者たちを非人間化させてしまう。2000年、イスラエルが南レバノンから軍を撤退させると、イスラム教徒は、神殿內に列記されていた南レバノン軍の兵士の名を剔出するという行為に及んだ。それは、彼らがイスラエル軍の協力者であったという理由からであり、この行為は「死者の滅び（killing the dead）」と呼ばれている。中國の文革期において、「走資派」の名には八つの罰點が打たれ、名は逆さまにされた。それは、「走資派」が永久に立ち上がれ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

地名も同様に政治的色彩に満ちている。イスラエル政府は、聖書における名稱を用いて、改めて地景の名稱とした。それは、パレスチナの歴史を消し去るためであった。1977年から、リクード政府は、1967年にイスラエルが占領した地域をユダヤ（Judea）、サマリア（Samaria）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アパルトヘイトが打倒された後の南アフリカでも、各部門、道路、建築物の名稱について、その「アフリカ化」の推進が全面的に開始された。アルゼンチンによる呼び名であるマルビナス諸島を、イギリスではフォークランド諸島と呼び、韓國による呼び名である獨島を、日本では竹島と呼び、中國による呼び名である釣魚島を、日本は尖閣諸島と呼んでいる。

中國の歴史においては、「改姓削氏」を以て「反逆」に対する処罰とすることが、王朝の統治者によってよく行われた。南朝斉の武帝（483-493年）の時代、巴東王であった蕭子響が反亂を起こしたが、戦いに敗れて死に至った。その結果、屬籍は削られ、氏も「蛸」と改めさせられた。隋の煬帝の時代である大業９年（613年）に、貴族である楊玄感は、農民蜂起の機會に乗じて謀反を起こしたが、戦いに敗れて死を遂げた。その結果、勅令によってその姓を「梟」と改めさせられた。唐の垂拱4年（688年）、太宗の子の越王と、越王の長男である李沖が挙兵し、李唐の復活を企図した。事が破れた後、武則天は詔令を発して、その屬籍を削り、氏を「虺」に改めさせた4。中國の系図は、宗族を固結させ得るだけではなく、重要な政治的機能をも有している。例えば、魏晉の時代においては、特に家柄に重きが置かれ、「設官分職」に當たっては、必ず系図が審査された。また、北魏の時代においては、家柄の高低に基づく序列が人材選抜の規準とされた。この方法を「方司格」と呼ぶ6。系譜からの除名は重大な懲罰であり、仮に死去した人物であっても、必ず除名されることになる。過去に、チャバキ（現在の內モンゴル自治區アロン旗チャバキ·エヴェンキ民族郷）のドゥラル氏の一族の中に、女性をめぐって爭う二人の者がおり、一人がもう一人を毆り殺すという出來事を引き起こした。一族の長は古老を招集して會議を開き、殺人を犯した者を家譜から除名することに決定した。そして、その姓を改めさせるとともに、地方官に引き渡して放逐した。家譜からの除名を受けることは、死刑に処されることと同等のことであった。

姓名は「暴力を振るう」ことだけに用いられたのではなく、「恩を施す」ことにも用いられた。このような「恩威並行」は、固有名の政治における常套手段であり、一族の成員、特に女性が、固有名による統治の対象となった?！何淞稚凼献遄V』には、寡婦となった多くの人のことが記載されている。彼女たちは「守節」して嫁ぐことをしなかったことにより、表彰の令達を受けた。そして、特別に祖廟に入ることが許され、家譜の中では広く知られる存在となり、宗法における模範と見なされた。例えば、上述の族譜には、「階公の側室の陳太宜は、階公に孝節を盡く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22年に及ぶ?！埂噶止蝹仁窑魏妞?、５人の叔父に孝節を盡く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28年に及ぶ?！埂戈愄摔?、６人の叔母に孝節を盡く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57年に及ぶ?！埂噶忠摔?、孝節を盡く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33年に及ぶ?！埂竻乙摔?、未婚のまま、故郷の母に対する孝節を守り通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12年に及ぶ?！埂膏嵢妞?、孝節を盡くした人であるので表彰された。その守節は合わせて10年に及ぶ?！工趣い盲坑涊dが見られる。 このような褒賞制度は、中國の封建時代における女性の従屬的な地位を物語っている。

人の名と身分もまた盜まれたり、売られたりする対象となり得る。その結果、人と名の分離がもたらされ、社會的価値、更には経済的価値を交換するための潛在的な財産として機能する可能性が生じる。ネットワーク化、デジタル化、市場化といった喧騒の中で、姓名はすでに人という主體から獨立し、疎外された対立面となっている。身分に関する盜難は、すでに市場経済の「副産物」となっている。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定義においては、「例えば、社會保障識別番號、運転免許証番號、クレジットカード番號といった、他者のアカウントやパスワードを不法に得て、それらにより別人になりすますことは、一種の犯罪行為である。これらの情報は、被害者名義の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使用して商品やサービスを得ることに用いられたり、また、盜難を行った者が、虛偽の資格を示すことに用いられたりする可能性がある?！工趣いΔ长趣兢丹欷皮い?。1990年代、かつて 一つの出來事が起こった。湖北省公安県申津渡鎮の佃仁芳という女生徒が、荊州衛生學校を受験したが、成績が合格ラインを９點超え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入學許可通知書を受け取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思いも寄らぬことにその１年後、「佃仁芳さんへ」と書かれた成績証明書が、佃家に屆いた「以前、佃仁芳という姓名は、高校入試の成績や書類一式と共に、事もあろうに、隣の鎮に住む何姓の女生徒によって盜み取られていたのだった。恥ずべき行為は露見し、偽の『佃仁芳』は除名となった。一方、正真正銘の佃仁芳は學ぶ権利を失っていたが、それは回復される運びとなった?！?004年、湖南省隆回県公安局の元幹部警察官であった王崢嶸は、その娘である王佳俊が、大學入學試験で514點という成績を挙げていた同級生の羅彩霞になりすますことを幇助した。王崢嶸は、羅彩霞の戸籍移転証明書を偽造するなどして、娘を貴州師範大學に入學させたのである。正真正銘の羅彩霞は、翌年、天津師範大學に合格したが、王佳俊によるなりすましのために、卒業時において、卒業証明書と教員免許狀を申請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2009年10月26日、湖南省邵陽市北塔區の人民法院は、この事件を審理し、王崢嶸が自分の娘を大學に行かせるために、躊躇なくなりすましを行わせ、文書も偽造したこと、更には、こうした行為が、公安機関の戸籍管理に影響を與えたことを認めた。そして、「國家機関の名譽と信望を損ない」、好ましくない社會的影響をもたらし、國家機関の文書を偽造した罪に該當するとして、一審では、有期懲役２年の判決が下された。更に「有期懲役３年の刑罰が科された初犯である贈収賄罪との併合罪にすることにより、有期懲役４年の執行が決定された?！挂徊郡蝸唤y的な社會でも、姓名もまた自己完結的であり、獨自の「社會生活」を有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例えば、オロカイバ（Orokaiva）族の社會では、姓名は死者にも生者にも屬さず、両者の間を「通過する」ものである。人が名に屬するのであって、その逆ではない。姓名は、自己完結した體系であり、獨自の社會生活を有している。死者、生者を問わず、誰もそれを持ち去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名には、非常に重要な意味が備わっている。それは、同名の者同士が互いに財産を相続し合うような権利を持つほどのものである。同名の者同士の関係は、親族関係を抑制し、その均衡を図るのに十分であり、親族関係において問題を解決できなければ、その解決については、同名関係に役割を譲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姓名は経済的交流の符牒であるだけではなく、王朝間の政治的取り引きの「バロメーター」でもあり得る。高麗王朝は、モンゴルと接觸する前、漢族の衣冠制度を尊び、農耕社會の優越感を遊牧文化に対して持っていた。高麗の太祖の遺訓に、「私だけが東方の地で、永らく中國風を慕い、衣冠禮楽、その悉くにおいて中國の制を尊んできた。契丹は禽獣の國で、風俗が違い、言葉もまた異なっている。それに倣う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用心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一節がある。しかし、モンゴルのフビライ·カーンが元朝を建國して以降、すでにその頃高麗は、內外共に困難に見舞われる狀態にあったのだが、モンゴルは度々高麗に侵攻し、やがて高麗自體も戦火の絶えない亂世に陥った。そして、高麗王室は、臣従のための婚姻をモンゴルへ願い出ることを余儀なくされたのである6。1274年から1349年に至るまで、合わせて９人のモンゴル公主が高麗王室に降嫁した7。そして、「王室間の婚姻は両國の関係を宗藩関係から親族関係へと転化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時期、高麗王室のモンゴル化は最高潮に達し、それは、血縁を結ぶこと、服や髪型を変えること、胡禮を行うこと、胡楽を奏すること、狩猟を嗜むことの他に、モンゴル名を用いることにも表れていた。

少數民族が中原に進出した際、自らの民族的特徴をよく保持しながら、いかにして漢族の土地をうまく統治するかについては、新興の統治者にとって、常に解決できない難題であった。しかしながら、少數民族の統治者は、全力を盡くしてその事を為す必要があった。清代の朝廷は、満蒙の旗人が漢人に倣って命名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ことに努め、その姓氏の民族的特徴を保持することを求めた。奕賡は『管見所及』に、次のような一節を書き記している。

乾隆25年における上諭。八旗満州、八旗蒙古は、皆それぞれに姓氏を有していた。それから、すでに長い年月が経ち、本姓を捨て置いて漢姓に倣う者も多くなった。牛呼鈕（鈕古録氏）などは郎姓を稱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ようであるが、たとえ、最初の一文字に目を向けて姓を稱するにしても、やはり、牛とするべきである。また、漢姓と同じような姓にして、どうして郎などと呼び捨て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か。姓氏はすなわち満州の根本であり、その関わるところ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今、もし、正すことをせず、因循の時が長く続くと、誰もが必ず本姓を忘れてしまい、再びそれを知る者はいなくなるだろう。

清中葉から清末にかけて、漢族文化の影響下にある満州族においては、名の漢化の程度がより一層進んだ。そのため、「満州舊道」を守ろうとする清の統治者は、満州族の人々に対して、漢人が用いる３文字の名を模倣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ことにし、その旨の諭令を発するに至った。乾隆帝は、「満州族の人々が名付ける３文字（満州語の３音節）の名は、分かりやすい満州語の意味を持つものを除いては、漢人の姓名と違いがない。これは、望ましいことではなく、決して許すことができない?！工茸饯à皮い?。これにより、乾隆帝は、八旗満州や八旗蒙古などの人々に対して、幾度となく諭令を発して、それを遵行させようとしただけではなく、一部の役人に対しては、名を改め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までした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に関して、以下に二つの文獻資料を引用して説明する。

乾隆48年６月27日における上諭?，F在、甘粛省の永安営遊撃隊の任にある広明福は、正黃旗の蒙古旗人である。旗人でありながら、名を広明福と稱している者であるが、その名はまるで漢姓を持つ人の名のようであり、非常に目障りである。もし、旗人であるならば、名は明福、広福でも良く、なぜ、広明福という名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満蒙八旗に文書によって伝達し、今後、旗人の中では、これに似た、漢人が行うような命名については、その行為を永久に禁止とする。この諭達については遍く行わ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上諭?；实郅我姢蚴埭堡?、鑲黃旗満州に屬する者の中に、盛京防衛の補強のために配置された驍騎將校で、章寶珠という名の者がいる。章寶珠は満州旗人であるが、この名を付けることは、漢族においても非常に人気であり、當人もすっかり漢軍旗人のようである。過去、幾度となく諭告がなされたが、當該の將軍、副都統らは依然として是正していない。これは、すなわち、怠慢であり、不注意である。章寶珠を寶珠と改める件の他に、林寧という名も、訓戒処分が行われ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なお、これらのことについては、八旗に回勅する。それにより、各省が一體となって遵行するものとする。

封建時代において、姓名及びその解釈についての政治的規範を策定することは、統治者の特権であった。何を規範とし、何を反規範とするかは、全て統治者の意思に基づいて決定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趙翼の『二十二史箚記·補遺』には、次のような記述がある。

わが満州と蒙古の文字は、一字一音である。そして、その一字一音が表す意味はすでに無くなっている。また、もともと、一つの音が二つ以上の文字の音になることもない。一つの音が多くの文字の音となるのは、ただ漢字においてのみである。そのため、清の文字を漢字に転寫しようとする者は、用いる漢字で好悪の意味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しばしば悪字を用いて、人への蔑みを表した。そして、そうした文字は、異なる國の異なる言葉においてだけではなく、同じ中國語においても用いられたが、ただ、抑揚という點においては非常に有用であった?！ぁぁそ鹗筏蠞h人の手によって成ったが、音訳に対しては未習熟で、また、毀譽についても思いのままであり、醜さを意味する文字を用いては誹謗中傷をほしいままにした。例えば、烏珠という名は必ず兀朮と書かれた。このような例は、枚挙にいとまがない。

明代において、モンゴル人の名の漢訳は、「しばしば悪字を用いて人への蔑みを表した」が、これは、政治的な差別が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溉龑毰埂覆熵６d」「也速答兒」などがその例である。清の高宗は、こうした狀況を改革することを承認し、上述の名も「三寶努」「察袞図爾」「伊遜岱爾」に改めさせるなど、少數民族の名に表れていた政治的な差別を極力解消させようと図った。

香港の第27代総督、デイヴィッド·ウィルソン（David Wilson）氏は、就任に當たって、自分の名を「魏徳巍」と音訳したところ、「魏」と「巍」の二匹の鬼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は尋常なことではなく、また、「魏」と「?！工现C音であり、誠に不吉だと、批判して言う者がいた。香港総督は、この批判を受け、すぐに名を「衛奕信」と改訳した。この名は「信任と保安、そしてまた、『奕』が溌溂とした人間である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修正が、香港の人々の心理に対する迎合を可能にし、それにより、施政も容易になった6。これは、姓名の音訳に反映された政治的な知恵である。

國家の現代的な統治は、まず、人名、パスワード、出生証明書、車のナンバープレート、許可証、番地、町名などの登記において具現化される。その中でも、姓名の登記は最も重要であり、決して欠失させ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る。新生児に名付けをし、その寫真を撮り、民事部門に登録·登記することは、合法的な公民になるための重要な一歩である。歴史的に見ても、継承可能な姓氏を與えることで、國家による徴兵や収稅が容易になり、財産権の帰屬を確かめることにも都合が良かった。イギリスの法律の規定によれば、両親は６カ月以內に新生児の姓名を登録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ドイツの法律の規定に基づけば、両親は１か月以內に新生児の命名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フランス政府は、1993年に至るまで、法律の枠內において國民に人名を提供していた。例えば、ネストール（Nestor）は合法的で、ジュピター（Jupiter）は非合法的である。スペインの植民者が17世紀にフィリピンを占領すると、フィリピン人の中に、「スペイン名＋フィリピン姓」という人名の形が現われた?！弗榨ⅴ蟆ぅ蕙攻恁螅↗uan Masulong）」「ドン·フアン·バナル（Don Juan Banal）」などが、その例である。更に、1849年11月11日には、スペインの駐フィリピン総督は法令を公布し、全てのフィリピン人に対して、スペインの姓に切り換えることを強制した。元來、日本の庶民には、名はあっても姓は無かったが、日本政府は、明治８年（1875年）に、全ての國民が必ず姓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規定した。スウェーデン人もまた、歴史的に「有名無姓」であった。1625年から1626年にかけて貴族院が設立されたが、その時になって初めて、どの家にとっても姓を持つことは必須のことであると規定された。アメリカにおいては、最近まで、TOEFL テストを受験するには姓と名を記入すること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た。したがって、「有名無姓」の者は受験することができず、姓氏を新たに付け足すとともに、裁判所に赴いて裁判官の認定を経た後に法的な公文書を作成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ある意味、國家統治は姓名から始まる。日本においては、1958年に実施された戸籍法の中の規定により、命名には常用漢字のみを用いることが規定された。1961年には、法務省が人名用漢字92字を別に創設し、1981年には、それを166字までに増やした。近年、更に118字が新しく追加され、人名に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る漢字は、常用漢字1945字と併せて、総數2229字までに達している。姓＋名あるいは名＋姓という形式は、すでに深々と現代の國家分類管理システムの中に嵌入されている。國家標準のコンピュータテンプレートには全て、姓＋名あるいは名＋姓という形式が設定されており、オンラインによる申請においては、姓をスキップしたり、名を省略したり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名もあり姓もあることで「合法的な公民」と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る。

中國の多くのサービス機関においては、ネットワーク上、姓名については４文字しか設定されていない。そのため、４文字を超える姓名については入力することができず、手書きによって付け足すしかない。これは、そのように姓名が４文字を超える人々、特に少數民族にとっては、とりわけ不便に感じられる。姓名の統合は、文化の統合の前觸れである。また、姓名の統合は、國家統治の効果を高める手段で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