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與塞防之爭的敘事話語及演繹

★ 高中華

晚清時期，東南海疆與西北陸疆雙向邊患同時出現。清政府內部，出現了以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海陸國防之爭，代表了前民族國家時期兩種國際觀的沖撞與磨合。何為邊塞與邊疆，是地理觀念還是國際秩序呢？在何為邊塞與邊疆這場觀念之爭的背后，是天下藩屬與民族國家二元治理體制的沖撞與協調，成為國際秩序之爭在中國的體現。從表面看來，在海防派和塞防派的爭論中，海防派取勝；而在海防派和塞防派的實踐中，則是塞防派取勝，左宗棠三年后將新疆收歸祖國，李鴻章十年后打造出一支雄冠亞洲的北洋海軍。通過這場塞防與陸防的大辯論，近代戰略家對政治與地理的戰略關系的認識有了新的提升，其間的敘事話語隨著歷史發展也有了明顯的演繹，反映出近代以來地理話語觀的演變。

一、學術史話語的轉換

關于19 世紀70 年代清政府高層發生的海防與塞防之爭，以往學界多從官僚派系的矛盾進行分析，界定為派系之爭，也有的從道德角度予以或賣國或愛國的道德評判。①參見張志勇：《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晚清中外關系史研究綜述》，《蘭州學刊》2015 年第10 期。前者過分夸大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政治分歧和爭議，夸大了清政府內部的斗爭，而主觀淡化或客觀忽視了國際秩序的暗流涌動；而后者則過分夸大了道德因素在國防戰略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都不免導致研究盲區的產生。而從話語權演變的角度更有利于分析政治地理觀的演變。

先看派系之爭說。持此說者，大陸以范文瀾為主要代表②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臺灣方面蔡東杰的《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一書持“本質上乃是李左兩人間的政治斗爭”的觀點，認為“這種可能性并無須排除，只是存在臆測，……由于職務分工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更強”，因為左宗棠長期督辦西北軍務，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并兼辦海防，有捍衛京師之責?！澳抗庾⒁朁c既不同，政策取向亦當然迥異”③蔡東杰：《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第90 ～97 頁?！獙嶋H上亮明了以職位決定思路的觀點。

再看賣國與愛國之爭說。董蔡時《左宗棠評傳》指出這次爭論是“愛國與賣國之爭”。①董蔡時：《左宗棠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第84 ～92 頁。楊東梁認為：“所謂‘海防’與‘塞防’之爭，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看作是兩個集團爭權奪利的派系之爭，它是要不要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要不要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爭，實質上是愛國與賣國的斗爭?！雹跅顤|梁：《左宗棠研究的回顧》，《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5 期。趙春晨認為：“海、塞之爭實際上是一場關于國家防務方針的討論。李鴻章的放棄新疆之議，是他一貫奉行的對外妥協態度使然。李鴻章認為，中國寧可主動丟棄領土，也不要冒同俄、英在新疆發生沖突的危險，這種自甘淪落，懦弱棄地的可恥態度，又一次表現出李鴻章在對外政策上的投降主義?！雹圳w春晨：《1874—1875 年清政府的“海防議”——兼談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幾點看法》，《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2 期。顯然，以上兩種觀點，都認為海防和塞防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這里存在一個如何理解外交“妥協”的問題，以往多將“妥協”視為“投降”的一種表象或另一種表達，而實際上二者的表述大相徑庭。

前些年，已有學者從近代化的角度分析這場爭論，具體包括海防近代化、邊疆治理近代化、國防戰略近代化等。有學者從海防近代化的視角梳理出近代中國從重塞防輕海防到海防與塞防比重，再到海防近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在中國海軍史系列著作中較為明顯。④如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施渡橋：《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 年。晚清時期海防大討論共三次，依次發生在1874 年、1879 年、1885 年。有學者從邊疆治理近代化視角看待這次爭論，如馬大正的《中國邊疆經略史》和張煒、方堃的《中國海疆通史》⑤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張煒、方堃：《中國海疆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將其視為中國邊疆治理近代化的標志之一。有學者從地緣政治和國防戰略近代化視角進行了分析。⑥參見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尹全海：《論晚清地緣政治困局》，《史學月刊》2005 年第7 期。有學者提到這次爭論與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的問題，是國家如何整合、國防如何重構的問題，這個轉型有一個從“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⑦參見薛小榮：《對“海防”“塞防”之爭的另一種解讀——清末近代中國的國家整合與國防重構》，《探索與爭鳴》2006 年第7 期。王宏斌在《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一文提出，這是一個從帝國的國防之爭到近代化的過程，塞防、海防是中國近代國防建設的一次大爭論。另外，還有學者從禮制⑧參見丁春梅：《清代中俄兩國國書書寫材料的比較研究》，《檔案學研究》2009 年第4 期；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交涉（1644—1861）》，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427 頁；劉紀曜：《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觀念、態度與行動（1839—1842）》，《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76 年第4 期。、秩序⑨參風李懷?。骸冬F代中國的形成》，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財政⑩參見陳先松：《從財政史視角再析海防塞防之爭》，《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6 期。財政博弈展示了同光之際晚清財政的一些特點。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均推進與深化了該領域的學術研究。

關于海陸國防大爭論的研究，多側重利益集團矛盾，實際上這是疆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次爭論。它不僅僅是一次國防建設之爭，也涉及民族國家現代化問題，是對傳統的外交策略“師夷長技以制夷”面臨嚴峻挑戰的深刻反思。這場論辯，不僅沒有阻滯晚清時期國防建設的進程，反而使更多的官僚階層參與其中。它不是一次內耗，更是一次溢出，此后在清政府內部連類似這樣的爭論也少之又少，其銷聲匿跡與體制的內生演變密切相關。

二、視域：從地區到亞洲、全球

晚清新疆問題以及俄國侵占中國西北，不單單是中俄關系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兩種文明模式的沖突。

（一）國際局勢與西北邊塞危局

自19 世紀初起，歐洲局勢日益動蕩。1812 年，法國進攻俄國，英國與普魯士亦同時進攻法國，法軍腹背受敵慘敗。隨后有維也納會議①維也納會議是從1814 年9 月18 日到1815 年6 月9 日間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一次歐洲各國的外交會議。這次會議由奧地利政治家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提議和組織，除奧斯曼帝國外，所有歐洲國家都派了代表。這是近代史上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會議。會議目標是處理拿破侖·波拿巴戰敗后的歐洲政治地圖。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恢復拿破侖戰爭時期被推翻的各國舊王朝及歐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國東山再起，戰勝國重新分割歐洲的領土和領地，相互制衡并保持和平。會議由梅特涅代表奧地利表現出參與同盟國的愿望來促使同盟國開出與拿破侖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性條件；同時，梅特涅又以奧地利要加入同盟國一方相威脅來說服拿破侖同意進行和談。會議確立了俄、奧、普、英四國支配歐洲的國際政治秩序，史稱“維也納體系”，是繼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后的又一個國際體系，直到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瓦解，由“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取而代之。，1815 年繼有神圣同盟②1815年9月，在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倡議下，亞歷山大一世、奧地利帝國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普魯士王國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三國君主，在打敗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侖一世后締結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目的是維護君主政體，反對法國大革命在歐洲所傳播的革命思想。，俄國成為歐洲巨頭之一。由于工業革命開始，歐洲新思想也傳入俄國，俄國社會不斷變化。1828 至1829 年，俄國通過戰爭取得多瑙河口和黑海東岸廣大地區，以及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使用權。繼而發生的克里米亞之戰③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是俄國與英國、法國為爭奪小亞細亞地區權利而進行的戰爭，戰場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亞半島，是拿破侖戰爭以后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戰爭，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撒丁王國先后向俄羅斯帝國宣戰。一開始它被稱為“第九次俄土戰爭”，但因為其最長和最重要的戰役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爆發，后來被稱為“克里米亞戰爭”?？死锩讈啈馉幨潜εc兵器、軍事學術與海軍學術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它對火炮槍械和水雷武器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俄國慘敗，被迫簽訂《巴黎和約》，國內革命運動發展起來。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俾斯麥發起俄奧德三國同盟后，俄國對土宣戰，英國反對，打擊了俄國。18 世紀末期，西方開始進入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工業時代，至19 世紀中期，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東、西方國家實力已是天壤之別，中國無力回天，只能一次次吞下落后挨打的苦果。西方列強向中國帶來近代化技術、觀念、產品的同時，先后瓜分了中國藩屬國。英國占緬甸、泰國，法國占老撾、越南，日本占琉球、朝鮮，俄國占中亞，中國邊患加劇。

19 世紀60 年代，清政府推動洋務運動的同時，“總理衙門開始導入以‘國際法’為規范的條約體制，并試著將國家主權等概念融入原有的‘天下秩序觀’之內，呈現一個不中不西、互相競爭又彼此妥協的互動過程”。④尤淑君：《清代“天下秩序觀”的建立、解構及其轉化》，《文化縱橫》2016 年第6 期。值此民族建構之際，藩屬與天下的關系開始解構，而清政府尚未知曉。六七十年代，中國周邊地區狼煙四起，內外矛盾交織，主權問題與中華民族內部問題此起彼伏，清朝統治者應接不暇，顧此失彼。此時，列強在世界范圍內爭奪更加激烈，并聯合結盟，縱橫捭闔。1882 年，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結成三國同盟，以對抗英、法、俄。英國采取了“光榮的孤立政策”，此后加入1884 年成立的法俄同盟，形成協約國⑤美國、中國（段祺瑞執政時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也加入協約國。，以回擊三國同盟。在歐洲勢力不斷組合分裂之際，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影響到中國政局，中國成了列強爭奪之俎肉。

當時，地緣政治出現了從“天下”史觀到國與國關系的變化，幾種國家勢力終于在中亞相遇。清康雍乾三朝對準格爾用兵平定新疆，自哈薩克、布魯特以西，波斯以東，皆已內附。清朝一貫的政策是只要藩屬之地朝貢以示尊重，就視其為屬國，必要時盡保護之責，尊重自治。周邊各國見清朝不干涉內政，而必要時可恃以排難解紛，故亦樂于表示內服。①胡秋原：《百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術出版社，1973 年，第85 頁。1840 年，中亞的情形發生變化，中國的注意力為英國問題所吸引。俄國自西伯利亞逐步深入哈薩克，自西進入高加索后，設外里?？偠?，東侵中亞，英國勢力也由印度延伸至阿富汗。

1842 年，布哈罕攻占浩罕（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中亞諸汗國內爭，俄國勢力乘機滲入新疆。1860 年，清政府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內有常駐卡倫之設，俄國借機為侵略中國領土張本。俄國實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最大的受益國。1865 年，有“中亞屠夫”之稱的浩罕國軍事頭目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趁新疆各地相繼發生反清起義之機，率兵占領天山北路；第二年，侵入南疆，建立“哲德莎爾國”偽政權，進而占領天山南北廣大地區，實行殖民統治。清政府忙于鎮壓內地人民起義，無暇西顧。1871 年，俄國詭稱“不能坐視”，打著幫助清政府討伐阿古伯的旗號公然出兵占領時為新疆軍政中心的伊犁，加緊與英國爭奪中國西北邊陲。清政府交涉無果，俄國反而要求開放科布多等地，并讓清政府賠償其損失。新疆危在旦夕。陜甘總督左宗棠請求出兵，清政府以軍費無著未許，左宗棠仍堅持出兵。

在東南部海疆，1874 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以弱旅之師入侵臺灣，暴露了清朝海防空虛的現狀。清政府采取賄好之策，支付日本50 萬兩白銀后，日軍撤兵。東南邊患告急，引起清政府警覺，沿海省份督撫反映尤為激烈。

（二）邊塞視域下的海陸戰略之爭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常年戰爭，導致財政吃緊，顧此失彼。1874 年，清政府內部展開了一場長達數月的“塞防”與“海防”大爭論，這是中國近代國防建設的一次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要海防還是要塞防。這場大爭論發生在清朝兩派精英人物之間，塞防以左宗棠為代表，海防以李鴻章為代表，各為湘系與淮系的領軍人物。分別以李鴻章、左宗棠為首的海防派、塞防派，雖然對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認識不同，②《左宗棠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羅正鈞：《左宗棠年譜》，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董蔡時：《左宗棠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孫占元：《左宗棠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張梅煊：《李鴻章》，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3 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第3 冊，北京：紅旗出版社，第472 ～475 頁。但都認為西北邊患是一次邊塞危機。有的認為這場爭論是清政府官僚階層的一次大分裂，而實際上它是一次大交流，它將中國官僚人物對于國內與國際的認知融匯、碰撞在一起。海防派有李鴻章、欽差大臣辦理臺灣等處海防監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兩江總督李宗羲、湖廣總督李瀚章、浙江巡撫楊昌濬、江西巡撫劉坤一等。另外，持江防論者，有湘軍將領彭玉麟、兩廣總督英翰、安徽巡撫裕祿。持塞防論的，有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運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等。

高層官僚海防、塞防之爭自淮系將領李鴻章而開，他向朝廷遞交了洋洋灑灑的長文《籌議海防折》，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威脅主要來自海上，英法聯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首先從海上打開國門，東邊的日本虎視眈眈，實乃中國之最大威脅；另外，海軍靠近東南沿海富庶之地，容易得到財政支持，而新疆乃苦寒之地，收復新疆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得到的也是不毛之地，沒有多大戰略價值。他認為，海權丟了，主權也就丟了。而日本正是近代以來對中國危害最大的國家。他在奏折中提出一個著名的政治論斷：中國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列強入侵、內亂不止，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并把日本當作了假想敵，考慮到力不能兼顧，奏請清政府暫罷西征，放棄塞防，建議“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

李鴻章強調海疆之重要，對比分析新疆局勢后說，“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故主張放棄塞防，專注海防。地處西北的陜甘總督左宗棠則極力反駁，接連向朝廷遞交了《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等奏折，認為，“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豐，……實為聚寶之盆”，主張塞防、海防并重，反映出其地緣戰略思維。在左宗棠看來，“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收復新疆，勢在必行。勝固當戰，敗亦當戰”。左宗棠、李鴻章同為朝廷重臣，又曾同在曾國藩麾下通力協作平定太平天國起義，而此時二人在國防建設上意見相左，直接影響到清政府的戰略決策。

左宗棠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認為新疆乃國家西北屏障、國防要沖，重新疆是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為了衛京師。這是事關清朝政權存亡的要害之語，也是慈禧太后傾向支持左宗棠的關鍵因素。左宗棠提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的中庸辦法。他強調塞防重要，認為新疆一旦丟失，則關中陜甘不保，外部勢力可長驅直入，進逼北京。幾經權衡之下，慈禧太后最終同意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建議，政治天平傾向于塞防。有學者指出，這與后來的中法之爭都屬于陸上之爭。應該說，處理陸上之事，乃是清朝滿漢統治集團處理國內及向外延伸之長項，而對于海疆不僅較為生疏，而且更因為非其長項，導致集團內部認識上出現落差，產生了不同的后果。①章開沅、朱英主編：《中國近現代史》，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171 頁。

1875 年4 月，清政府命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收復失地，又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至此，幾個月的海防、塞防爭論告一段落。1876 年，左宗棠以65 歲高齡出征，攜林則徐親手繪制的新疆地圖，定下“先北后南、緩進急戰”策略。左宗棠長于經世致用之學，對涉及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著作視為至寶，歷來注重收集。這對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作用。左宗棠初戰告捷，將阿古柏趕出北疆。英國基于對殖民地印度地緣安全的考慮，要求清政府劃出北疆一部給阿古柏建國。左宗棠斷然回絕：“英國可劃出本國國土，或印度國土，大清寸土不讓！”義正辭嚴，其愛國之情溢于言表。這是一些學者將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視為愛國與賣國的一個史證。但實際上，如果僅僅停留在道德評判層面，就難以看到這一時期亞洲秩序的變動。

1877 年2 月，清軍整裝待發，收復南疆，左宗棠向前方各部反復交代政策：叛軍的欺詐驅迫，給當地百姓造成了很大不幸。官兵要心懷寬大，所到之處，要讓被叛軍脅迫的百姓感覺如同脫離虎口。唯有如此，勝利之日才會提早到來，以后的駐防也有依靠。各部必須遵守紀律，嚴禁濫殺無辜、搶掠民財。左宗棠治軍嚴謹，寬大被迫降敵的百姓，獲得廣大新疆民眾的擁護。左宗棠率軍在血雨腥風中沖鋒陷陣，追求和捍衛領土完整，實際上也是在重塑民族精神。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復。

（三）南部邊疆危機與全面危局

西北危局之際，南部陸疆再現危局。1883 年12 月，中法戰爭爆發，左宗棠主戰，李鴻章主和。屬于左宗棠湘軍系統的黑旗軍、恪靖定邊軍參與了戰爭。清政府在新疆穩定后，對安定南部邊疆持樂觀態度。黑旗軍和恪靖定邊軍仍在鎮南關之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而李鴻章秉持親善友邦、息事寧人的原則，與法國簽訂《越南條款》，中國雖取得軍事勝利卻要向戰敗的法國賠款，出讓對越南的宗主權。為此，左宗棠臨終遺疏：“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z恨平生，不能瞑目?！贝撕?，東南諸國漸成為法國的勢力范圍，南疆問題暫告一段落。

南部邊疆危局之際，李鴻章主張放棄塞防，力主強化海防。北洋水師自1875 年籌劃，到1888 年正式成軍，由李鴻章籌款一手建成。然而，北洋水師經甲午一戰就為日本海軍摧毀。北洋水師之敗，除了訓練無素，還要歸咎于李鴻章的“棄戰保船”戰術，而這一戰術的本質是李將艦隊視為自己的私人武裝，“棄戰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艦隊局促于威海港內束手待斃，被日軍全殲，一時間國內輿論大嘩。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氣憤地慨嘆，北洋水師“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奏劾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北洋海軍的失敗，導致中國徹底喪失了制海權。

甲午戰后，日方與中方談判賠款條約時，點名要李鴻章父子來面談，而拒絕清政府派遣其他人選，清政府遂委派李鴻章作為議和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議和賠款。①日本實際從談判中得到的賠款數目：（1）軍費兩億兩；（2）贖遼費用3000 萬兩；（3）威海衛駐軍費150 萬兩；（4）以“庫平實足”為名勒索的1325 萬兩；（5）從“鎊虧”一項多得的約1500 萬兩。共計約2.597 億兩，折合日元為3.895 億元，是日本實際軍費支出的2.6 倍，日本年度財政收入的4.87 倍。1895 年，翰林院修撰張謇等揭露：“倭諜被獲，非明縱則私放?！ɡ铠櫿拢┯秀y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896 年4 月，李鴻章出使俄國圣彼得堡，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退出遼東半島，沙俄以“恩人”和“朋友”自居，通過與李鴻章談判，雙方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又進而影響了東亞秩序的走向。

三、場域：從邊塞到邊疆

國家是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體，可將其視為一個大系統。當大系統內各部分協調一致時，大國霸業則興；相反，一旦政權運轉僵化或系統內各部分失衡，政權則會逐漸衰落，大國霸業則廢。而大系統內部各部分能否協調一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央權力體系是否開放。此時的清朝在對外政策上出現了二元體制：藩屬體制與國家體制。當邊患日甚一日，各部分難以協調一致的時候，問題不能獲得解決，就會大大掣肘秩序調整的效率效果。

清朝的疆域較前朝更為遼闊，在處理與蒙藏新疆的關系上，是和中原地區的治理方式不一樣的，實行的也是一個二元體制。對于蒙古、西藏和新疆，那是一個滿洲大汗的游牧朝廷；關內的十八省，則是在滿族皇帝統治下，實行中原王朝傳統的治理模式。②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滿清帝國乃是一個兩元的結構：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屬于皇帝，皇帝經過內務府和理藩院，管理皇室與這些部眾的來往?；实劢洺Ｔ诓菰系囊恍┇C場與蒙古王公會獵。滿清皇室與蒙古、西藏之間，是以朝貢與婚姻的方式，保持彼此間的密切關系。漢土的百姓是由帝國的政府進行統治，帝國的首都在北京，而熱河的圍場承德則是滿清皇帝與蒙藏領袖會晤的地點。滿清與蒙藏的共同信仰是喇嘛教，在承德有不少的喇嘛寺廟，象征滿清和這些蒙藏部族間的密切關系?！蹦蠈帲簭V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83 頁。而進入近代后，在東邊海疆問題尤其是中日關系問題上，日本開始挑戰東亞的“華夷秩序”③戴東陽：《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自此開啟了對中國的戰爭之門，戰爭接連不斷。至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處理對日爭端，一直消極隱忍，一味求和，直到日本率先攻擊后，清軍才倉促迎戰，最終導致甲午慘戰。

為了應對來自中亞和東南沿海兩個戰略方向的地緣政治危機，清朝大幅調整國防戰略。19 世紀60年代中期，中亞的軍事力量侵入新疆，這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傳統威脅；而到了19 世紀70 年代，東南沿海開始面臨來自日本的威脅，這是一個非傳統的威脅。清政府的傳統戰略，是優先確保內陸邊疆地區的安全，這種戰略與清朝新獲得的財政-軍事實力結合在一起，使其能夠成功地收復新疆。西北邊疆稍定，海防在清朝總體國防戰略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但在甲午戰爭中遭遇慘敗。不過，新型的財政構造，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和擴張性。從19 世紀40 年代起，中國在遭遇歐洲列強和日本的次第重創之后，調整地緣戰略，以非集中化的方式重構財政和軍事體制，從而維護了50 年代以來業已定型的疆域的基本格局。60 年代以后，清政府在外交和行政體制上，開啟了向近代主權國家的全面過渡，而1861 年1 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可視作這一過程的象征性起點，使得清政府可以承受戰后對日賠款，并支撐了之后展開的新政事業。

洋務運動開啟后，清政府試圖將國家主權觀與天下秩序觀相融合。李鴻章的對日政策，有一個從“聯日”到“聯俄拒日”的演變過程，其中均有地緣政治的考慮，不論“聯日”還是“聯俄拒日”，都以“以夷制夷”為主旨，而“以夷制夷”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合縱連橫理論和西方均勢思想結合的產物。④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清政府沒有足夠的國力保護其藩屬，只能無奈地目睹東亞傳統朝貢體系的“天下秩序觀”解構并向民族國家觀轉化。①在曾國藩、左宗棠等支持下，總理衙門得以將歐美國家作為“與國”，提出一套適用于“與國”的“客禮”方案及其論述，使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不再被限定在“朝貢禮”的框架之中，外國公使團也不必向同治皇帝行跪拜禮。正因為“客禮”的彈性空間，使清政府仍可隨現實政治的需要，調整同治十二年、光緒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公使請覲”的相關儀節，各國公使始終被當作天子的“客臣”，并借“優禮外人”的名義，允許外國公使行“鞠躬禮”，讓清政府能自圓其說，不會破壞“天下秩序”的正當性。參見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此前依賴清帝國的藩屬國如朝鮮、越南等，逐步淪為日、法等國的殖民地②中外爭執“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肇因，不在“跪拜禮”的行禮與否，而是身為天子的中國皇帝是“天下秩序”的頂點，尤其是在這樣假設下造成的等差位階與名分秩序，自然與“國際法”的主權平等觀格格不入，難以融合。尤淑君：《清代“天下秩序觀”的建立、解構及其轉化》，《文化縱橫》2016 年第6 期。。

四、結語

這場影響清朝國運的國防戰略之爭，可圈可點之處甚多，長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除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一些學術觀點外，尚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和認識。

（一）清政府戰略與官僚氣節的綜合體問題

為應對邊疆危局，1874 年11 月，總理衙門從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個方面擬出措施，交大臣討論。與臺灣孤懸海外不同，新疆如果失去，西北邊陲將無險可守、任人宰割。左宗棠在李鴻章等朝廷重臣的質疑旁觀下，幾乎靠一己之力收復新疆。相比而言，李鴻章的對外之策可概括為兩點：一是力保和局，二是“以夷制夷”戰略。兩者相互呼應，相得益彰；但如果出問題，也是互相牽制。另一方面，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清政府高層人士的爭論，并不單單是觀念之爭，因為他們不缺地緣戰略知識，歷史界和外交界對左宗棠的評價之高，實際上正是因為其對中華民族之重大貢獻。

（二）二元治理體制內部的沖撞與協調問題

新疆從藩部到省的轉變，本質上是從邊塞到邊疆的治理秩序調整。從1877 到1878 年，左宗棠、劉錦堂指揮的收復新疆之戰，清軍與打著土耳其旗幟、使用土耳其武器的侵略軍作戰。在阿古柏政權被清軍消滅后，其駐土耳其代表艾芬迪向土耳其蘇丹哈米德二世請愿，要求蘇丹向中國派出使團，公開宣稱新疆是土耳其的國土，哈米德二世出于謹慎而拒絕。1880 年，阿古柏長子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布爾，宣稱要奪回喀什噶爾。哈米德二世接見了他，但并沒有給予實質性支持。王柯先生在《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③參見［日］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一書中，論述了歐洲列強入侵新疆給中國帶來威脅的問題。

新疆建省前后歷經一百余年，早在1829 年，龔自珍即提出新疆設置行省方案；1882 年8 月，劉錦堂上奏新疆建省方案；1884 年11 月，清政府發布上諭，正式設立新疆省。從中可以看出二元體制內部的話語對撞與協調過程。

（三）晚清時期政治生態和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問題

李鴻章重視海疆危機，頗有眼光，富有才識。他認為，海疆乃心腹之患，京畿為之動搖，長江財賦奧區也恐失去。他還說，將防線設在甘肅邊疆，嚴正守有邊界，且屯且耕，招撫伊犁等地回部，準其自立部落，奉中國正朔即可；“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應加以裁剪，將停撤之餉移作海防之餉，否則大清之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他在后來于甲午戰爭期間出使俄國并簽訂《中俄密約》，體現了從“聯日拒俄”到“聯俄制日”的轉變。這與此后格局的變化有著直接關系。而從時機上看，日本借琉球船員事件來發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當時中國面臨著極為嚴重的西北邊患。

左宗棠大談西北之重要：“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為豫為綢繆也?！彼⒉黄珡U海防：“二者并重，豈可偏廢?！?865 年阿古柏侵入新疆，1871 年攻占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沙俄趁火打劫，以“代中國守土”，“回亂平定，中國威令能達伊犁之后即行撤軍”的名義侵占伊犁。1878 年1 月2 日，清軍總兵董福祥攻克和闐（今和田），消滅阿古柏所部。除伊犁之外，全部平定。在清軍兵威之下，中俄兩國1881 年達成協議，中方向俄方支付“代守伊犁”兵費900 萬盧布（約合白銀500 萬兩），俄方交回伊犁。①參見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從這個過程來看，清政府已開始認識到日、俄之頗難防范。

清朝與日本的交涉，是互相試探時期，此前尚未發生直接對撞，采取了長線防范的措施。而清朝對俄，采取強力奪回的措施，而非拖延之策，是一個主動過程，也不單單是因為是長項與短項的問題。正如一位學者所言，《馬關條約》的簽訂，“堪稱東北亞近代國際關系中的大事件。以條約的簽訂為標志，兩種國際關系體系并存的瓦解，各國關系進入新一輪的調整時期。隨著清政府承認朝鮮完全獨立，歷時既久的宗藩關系體制崩潰，近代條約體系體制成為唯一的國際關系架構”。②宋成有：《新編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237 頁。在近代國家觀出現之前，邊塞、邊疆包括邊界問題模糊不清，從而成為一個糾纏不清的歷史問題，并發展為影響深遠的政治問題。中國國家主權的基本建立和對19 世紀后期所失國土的恢復，直到1945 年二戰結束后才完成，這是在向近代主權國家過渡的過程中完成的。

根據中國與列強的地理政治關系，作為當時的政治精英，無論是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還是左宗棠的《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無論海防論還是塞防論，都事關清朝的國防安全和戰略走向，出現了“偏重海防”“塞防為主”“東則海防，西則海防，二者并重”的三種國防思想。最后，清政府本著“東側海防和西側塞防”的原則，一面命左宗棠擔任欽差大臣，具體督辦新疆軍務，負責收復失地，一面又命李鴻章和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事務和南洋事務，發展自己的海軍。至此，海防和塞防之爭逐漸消停，各方的斗爭暫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