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扶貧題材網絡電影敘事策略新探

徐錦博，茍強詩

（成都大學，四川 成都 610100）

我國鄉村題材電影的敘事變遷記錄著鄉土人際關系的變遷和鄉村文明的進步，是一代又一代農民的生存奮斗史。通過對鄉村題材電影中農村敘事變化的回顧，可以洞察到我國不同歷史階段城市進程與鄉村現狀演變的顯著差異。如人民公社時期，鄉村電影多以勞動農民模范為敘事主體，主要突出鄉村生活的幸福感；改革開放時期，鄉村電影受經濟體制改革和藝術觀念的改變，敘事多以鄉土文化在改革浪潮下的轉型與進步為主；21世紀以來，鄉村電影重點展現社會變革、愛情婚姻、留守兒童等諸多敘事主題，深刻地揭示了我國城鄉二元對立時代背景下的農民生存困境；中共十九大以來，鄉村扶貧電影融合了現實主義和喜劇風格，在描繪農村開展農業建設新面貌的同時，多以脫貧攻堅帶來的歷史性變化作為敘事策略。與此同時，2019年《毛驢上樹》上映，開啟了以鄉村振興戰略價值引領層面的扶貧題材網絡電影。該類電影描繪了偏遠貧困鄉村基層干部和新農民①新農民：是指出生于農村，并非在農村一直生活，不依賴于土地為生，主要包括進城務工的草根青年、大學畢業返鄉的高學歷青年人才。在鄉村振興的政策號召下，共同幫扶父老鄉親脫貧致富、發展鄉村經濟的故事，對于鄉村振興中的鄉土敘事建構、農民主體形象塑造、鄉村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力。相較于過往的鄉村電影所呈現的農村單一生活的敘事模式、隱晦的老農民②老農民：是指從小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見證了農村不同時期的發展變化，長期依賴傳統農業為生的老一輩莊稼人。主體形象而言，此類電影以鄉村基層干部與新農民的主體視角為新的敘事出發點，在展現新時代新農村建設變化新面貌的基礎上，深入呈現農民主體在脫貧攻堅與新農村建設的價值作用。這種敘事方式為表現農民情感和鄉村政治提供了豐富的手法，為扶貧題材電影的敘事創作和類型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一、敘事主體：農民與新干部的主體敘事建構

電影作為一種敘事藝術，與敘事主體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電影敘事是由文本層面的敘述者、故事層面的聚焦者以及素材層面的行動者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并圍繞著這個有機整體進行主體敘事活動。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強制度建設、政策激勵、教育引導，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貫穿鄉村振興全過程，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激發和調動農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1]。而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扶貧題材網絡電影在繼老農民作為敘事主體的基礎上，創新性地將新農民與新干部等人物融入其中，形成了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推動力量。

1.老農民：新舊時期交替下的“堅守者”與“反叛者”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老農民形象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與鄉土象征意義，他們常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根基，是傳統農耕文化和勞動精神的彰顯。在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中，創作者對老農民主體敘事的把握，既延續了對傳統鄉土文化的敬重與傳承，又從城鄉發展的角度去審視老農民在新舊時期的社會價值意義。故而，他們在電影中多以傳統鄉土堅守者、捍衛者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反叛者”等形象出現。而此類主體形象的形成原因，可以追溯到我國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不同發展時期。不同時期，會使得他們呈現出一種處于現代工業文明與傳統鄉土文化之間的游離感。

其一，當老農民作為傳統鄉土文化“堅守者”時，創作者往往以他們對自然鄉土的熱愛作為敘事出發點，并希望借助其主體去關注我國鄉村傳統鄉土文化在大眾娛樂文化語境主導下的有效延續，隱匿著一種深刻的自我鄉土情感與歸屬心結。故而，老農民對鄉土文化的守護與傳承，可以激發觀眾對鄉土文化的向往，與之來找尋與家鄉的情感關系。正如《鳳棲梧桐》中，創作者為塑造一位古樸且一心為民的村書記這一主體形象，以石溪村的家族傳統文化作為扶貧敘事出發點。村書記規勸返鄉兒子，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體現了創作者對族譜鄉土文化的情感認同；又如《向陽農莊的羅曼史》中，電影從微觀的角度講述二奶奶通過傳統手工藝，為當地找到一條助力鄉村經濟發展的致富道路，進而借以主體關系來審視傳統鄉土文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密切關系。

其二，當老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反叛者”時，創作者通過展現我國城鄉發展的矛盾對立面，來呈現他們的生存困境問題，刻畫了他們在不同時期的無助與彷徨，進而反思他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反觀影片，他們往往反對新農村建設對原始村落與傳統鄉土文化的改變。以至于他們會通過過激行為與態度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措施，進行相應的反擊，由此突出鄉村振興與傳統村落文明之間的較量關系。例如《毛驢上樹2：倔驢搬家》中，老驢爺與“農房搬遷”形成了一對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尤其是他在搬進現代化的樓房時，整個人變得坐立難安。展現了老驢爺對鄉土情感的羈絆以及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迷茫和彷徨，以至于他對搬遷事件進行相應的“破壞”與“抵制”。反觀電影創作者對老農民在新舊時期社會轉型下的個體困境、鄉村振興能不能保護傳統村落、如何安置老農民這一主體人物等都作了深刻探討，進而喚起觀眾對傳統鄉土文化的關注。

2.新農民：新農村建設下的“新農人”與“主力軍”

隨著我國現代化的發展，“逆城市化”現象也在逐步加深，農村獨特的人文景觀成為一種不同于城市文明的“生態鏈”。當鄉村文化逐漸衰落，依附在土地上的老農民，明顯與新時代格格不入。人們熱衷追求現當代城市文明的同時，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熱切愿望，也就開始轉移到了新農民身上[2]。故而扶貧網絡電影中的新農民就成為新鄉村建設、脫貧攻堅的敘事主體之一。新農民作為從事農業生產的年輕群體，在新農村建設中，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他們作為返鄉大學生，借助所掌握的先進農業技術來反哺家鄉，帶領村民開辟致富新路徑；另一方面，他們作為第二批進城務工者，較早地與傳統鄉土文化形成一種割裂關系，在新農村建設中，充當了一批“反叛者”與“小混混”等主體形象，后在基層干部的帶領下，主動參與鄉村振興事務管理，繼而從“反叛者”形象轉變為助力鄉村致富的“擁護者”新力量。

其一，該類電影以青年返鄉大學生來作為新農民敘事主體時，他們能夠依靠科學技術與先進思想觀念，很好地開展助農計劃，帶動村民參與新農村建設，成為具有創新力量的“新農人”與“主力軍”形象。在電影中，創作者為了突出這一形象，往往通過探索他們在鄉村成長奮斗的歷程，作為他們自我價值實現的進階依據，展現他們在經濟、社會以及傳統鄉土文化等層面上的主體變化。例如《鳳棲梧桐》中，顧志誠、余杭杭作為石溪村青年“新農人”，當他們面對農產品滯銷問題時，在個人前途發展與留村助農的艱難抉擇中，選擇了后者，依靠直播帶貨轉變了該村農產品長期滯銷的困境；又如《向陽農莊的羅曼史》中，大學畢業生向陽借助大學所學的農業知識，緩解了該村經濟發展的頑疾問題，帶領百姓開辟了一條“農業+旅游”協同發展的脫貧路徑。

其二，該類電影以返鄉務工新農民作為敘事主體時，創作者會通過展現他們對鄉土情感的固有依戀、自身與城市發展的矛盾以及新農村發展政策導向等原因，促使他們紛至返鄉，參與助農任務。由于他們較早地進城務工，早早地與故鄉處于一種情感割裂的關系，無法以較快速度去應對新農村建設、文化變遷等現實問題。因此在電影中，他們會由最初的破壞基層書記扶貧計劃、不愿意改變現狀的“反叛者”形象，在經過基層干部的引導下，轉變為鄉村振興政策“擁護者”形象。例如《毛驢上樹》中，常年在外務工的青年新農民“二桂”返鄉后，在村內扮演著“大罵村婦”“爭貧困戶名額”“私自賣葡萄”等主體形象，后在基層干部的引導下，開始主動協助基層干部助農，成功從一個鄉村振興的“反叛者”過渡為“擁護者”，有助于喚起社會對返鄉新農民身份的重視。

3.新干部：新農村建設的扶貧“引領者”

2019年，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指出農村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全面領導鄉鎮、村的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通過派駐“第一書記”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已成為地方黨委、政府在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關鍵環節[3]。鄉村振興作為新時代新型扶貧方式，“第一書記”進村入戶開展精準脫貧攻堅活動已被各地實踐所證實，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走向基層實踐的引領者[4]。尤其是在我國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前，農村地區面臨著諸多挑戰問題，例如產業基礎薄弱、農業有待轉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人才資源貧瘠等。而“第一書記”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則發揮了關鍵引導作用，他們作為新干部們不僅在思想情感上引領村民作風，還可以起到鄉村發展理念改革及專注于農業治理等作用，都具有為現實村民解決具體問題的奉獻精神。于是“第一書記”成了當今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不可或缺的關鍵主體敘事。在這類電影中，創作者通過描繪不同背景、不同才能以及多樣性格的“第一書記”形象，使得他們能夠從不同類型農村發展的案例中挖掘實踐經驗，尤其是在展現他們的扶貧故事時，從微觀的角度進行演繹，使其主體形象以及敘事方式都兼具了真實性與精神性。

其一，以新干部“第一書記”作為敘事主體時，創作者常通過他們自身的行動來挖掘農民個體的情感，在權衡個人與集體利益關系的得失中，以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來作為一切扶貧工作實施的參照點，并以溫情且中和的處理方式去感化“破壞”新農村建設的“反叛農民”，從而化解扶貧助農過程中的農民個體與政策之間的矛盾沖突。例如在《牛頭不對馬嘴》中，“第一書記”馬曉麗在面對石塢村旅游景區開發、村民利益糾紛時，一貫積極樂觀的馬曉麗不知所措，喪失了解決扶貧問題的自信心，游走在留村還是返城的選擇困境中。但她在焦裕祿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影響下，重拾信心，借助鄉村基層政府與農民對接的幫扶政策，有效解決獼猴桃銷售、旅游景區開發、農民個體利益矛盾等棘手問題，從而調和了農民個體與政策之間的矛盾沖突；又如《毛驢上樹2：倔驢搬家》中，“第一書記”余丹陽在家庭與駐村助農的艱難抉擇選擇了助農，以溫情的方式成功化解“毛驢們”個體農民的現實住房利益需求問題，引領他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推動者。

其二，新干部“第一書記”作為主體形象，可以起到鄉村發展改革理念、推動新技術發展的主體作用。扶貧題材網絡電影著重展示他們對發展理念的改革、服務與奉獻精神、榜樣與引領者的主體形象。并賦予他們對農村發展的關注，他們作為鄉村發展的“引領者”，通過引進新技術、推動產業發展、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方式，促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例如《我們是第一書記》中，宗措村①宗措村：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定日縣尼轄鄉轄行政村。2019年3月，宗措村崗巴羊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正式運轉?！暗谝粫洝蓖嗔_布通過引進新技術，幫助村民管理羊群，在寒風酷雪中奔走于高原之上、與商家談判為村民爭取最大利益，帶領村民走上了一條致富之路。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中“第一書記”主體敘事既能引起觀眾對農村生活的現實關注，又能展現人物形象的正面宣傳與精神價值引領，豐富了電影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對于推動鄉村振興、關注農村發展問題以及引導社會價值觀也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情感敘事：鄉土詩性空間和集體情感的彌合

從情感層面出發，通過藝術呈現和情感表達，將人類共通的情感內涵融入敘事中，會引發觀眾的情感體驗[5]。換言之，電影情感敘事并非一種孤立存在的敘事形式，它在電影中常被運用為具象視覺修辭、隱喻符號等方式加以表達，而在這個過程會涉及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密切互動。扶貧題材網絡電影的情感敘事設置，可以發現創作者在試圖挖掘農民主體內心的真摯情感時，進一步融合了當今鄉村振興的歷程變化。尤其是在描述新農村建設與農民鄉村生活的過程中，常涉及城鄉矛盾帶給農民情感沖突與利益訴求之間的關系。此外，創作者為了緩和農民主體人物的情感矛盾關系，會借助對情感化場景的描寫，起到“借景抒情”的作用、抑或設置鄉土詩性空間讓其處于一個純真的個人空間中。這樣的安排不僅幫助農民找到與鄉土之間的情感聯系，還通過集體情感去感化個體情感、基層干部調和及“農民帶農民”等方式，有效緩解農民個體的利益情感沖突，從而使得農民角色更加生動和具有感染力。

1.鄉土詩性空間下的情感敘事

農村鄉土電影，是最富詩情畫意的電影類型之一，是運用浪漫主義手法描述農民個體的“鄉土民俗”，通過對鄉土民俗的描繪與表達，展現出一種充滿著詩情和美感的審美境界，呈現一個充滿詩意的鄉土詩意空間[6]254。 扶貧題材網絡電影具有鄉土性質，在描述農民日常鄉村生活與展現鄉村振興的變化過程中，與鄉土詩性空間自然密不可分。鄉土詩性空間作為一種鄉村獨特的地理環境、建筑風貌以及自然景觀等元素，賦予了敘事主體充滿詩意與美感的空間想象，可以更好地讓其主體回歸到原始鄉土人情之中。創作者在對鄉土詩性空間設置的同時，也離不開對人物情感的有效表達。簡言之，該電影的情感敘事是借助鄉土詩性空間進行展現的，它是一種個體與集體情感之間的互文關系。故而，情感敘事借助鄉土詩性空間表達，既能讓參與主體融入鄉土生活之中，又能讓他們在城鄉發展矛盾中，抒發個人與鄉村的情感聯系，并找到自身的返鄉歸屬感與扶貧奮斗動機。

其一，該類電影情感敘事借助鄉土詩性空間，為鄉村振興的參與主體創造出真實且富有魅力的鄉村環境。讓他們在體驗鄉土文化生活的內涵中，深切地感受鄉村獨有的風土人情。電影創作者通過對鄉土詩性空間的設置，使參與主體與鄉村振興戰略之間進行聯結。尤其是在緩解他們處于城鄉發展矛盾的同時，促使他們找到返鄉動機與人生奮斗的目標。而對于觀眾而言，富有真實魅力的鄉土詩性空間，不僅可以讓他們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情感狀態和行為動機，還能夠使自身與電影中的鄉村情節產生更深層次的情感共鳴。例如《毛驢上樹》中，鄭海洋自從當兵退伍后，一直以來就有報答家鄉的初心，但因城市與鄉村收入懸殊較大，只能在城市默默打拼。創作者為了推動該主體的情感敘事，以二桂勸說他歸鄉的方式，為他設置了一個充滿父子情感思緒、展現鄉村美好環境的鄉土詩性空間，成為他返鄉助農的理由與奮斗動機。

其二，該類電影情感敘事借助鄉土詩性空間，可以讓鄉村振興的參與主體在懷舊鄉村往事中，找到返鄉動機，呈現出深厚的詩性情感紐帶與“烏托邦”想象。而此空間，既可以喚起他們對家鄉的情感文化認同，又能全方位地展現他們個體情感的細致變化，以此達到情感驅動扶貧敘事的全過程。正如《鳳歸梧桐》中，創作者為了使顧志誠、余杭杭、果子三人共找尋助農目標，便從他們三人返鄉助農的情感入手，為他們設置了共同回憶兒時約定的鄉土詩性空間。他們通過對兒時情感的回憶，找到了與家鄉的情感聯系，推動他們立足家鄉、反哺家鄉；又如《毛驢上樹》中，創作者為了讓新農民二桂與家鄉建立情感，創作者通過鄉土詩性空間來展現他與父親塵封十多年的情感往事，推動了整體扶貧劇情的發展，使他完成了從一個扶貧“反叛者”到“擁護者”的形象轉變。

對于扶貧題材網絡電影而言，創作者更多地把情感敘事放到了鄉土詩性空間的場域中，以此讓不同的主體寄托鄉土情感，找到返鄉奮斗的目標與依據，成為他們參與脫貧致富的重要支點。另外，影片以鄉土詩性空間推動主體人物的情感成長變化，以宏觀與微觀的敘事調和帶動整個扶貧過程的真實展現，更能讓受眾所接受。

2.個人情感沖突轉向集體情感的彌合

電影故事能夠吸引觀眾的原因就在于戲劇角色之間的動機抗衡，而這些抗衡恰恰是建立在事件發生基礎之上的，而劇中人物情感就會在這層矛盾關系沖突中，與觀眾的情感進行交流，引發共鳴[7]。反觀扶貧題材網絡電影，創作者往往將扶貧具體事件與農民主體之間構成了一種戲劇矛盾沖突，為了使矛盾有效緩和，便通過基層干部調和、“農民帶農民”的情感解決方式，去中和扶貧事件與個體農民情感沖突與利益糾紛問題，讓他們主動參與鄉村振興的具體事務管理，促使他們成為扶貧助農的新農人。而這種設置方式，既可以讓觀眾更好地理解農民個人情感矛盾的前后變化，又能感受到整個扶貧事件前后之間的精彩翻轉。

其一，創作者將情感敘事的主要沖突點集中在農民個體與扶貧矛盾的緩和方式上。他們在劇中常扮演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反叛者”或“小混混”等形象，敢于對基層書記、農民群眾參與的脫貧攻堅、農村事務管理等工作質疑。通過對這樣的劇情設計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創作者結合了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鄉村生活的歷史變遷大背景，即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在短期內造成他們與鄉村的固有情感聯系中斷。而為了緩和這種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關系，創作者借以基層干部并通過樹立道德榜樣的方式，從而緩和他們的個體矛盾，轉向對集體情感的認同、團結的人際關系相處模式中。正如《石頭村變形記》中，趙大偉一開始就扮演了一個“小混混”形象，他為了反對基層書記對該村進行現代化改造，多次進行阻撓破壞。后在基層書記的情感引導下，趙大偉逐漸認識自身與鄉村之間的情感聯系，意識到阻礙石頭村的發展機遇的錯誤性，轉而支持石頭村的建設，并積極參與民俗傳承、招商引資與修路等眾多事務。趙大偉行為動機的前后變化，展現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個人與集體的矛盾彌合，為觀眾呈現出鄉村青年如何回歸集體，在扶貧的過程中如何實現扶貧的自我價值，帶來了敘事新視角。

其二，創作者巧妙地采用“農民帶農民”的策略來構建情感敘事。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利用積極支持鄉村振興的農民的情感力量，去感化和引導那些持有反叛情感的個體農民，進而實現兩者情感的融合與共鳴。這種情感的整合不僅促使反叛農民重新融入農民集體，更是為新農村建設與脫貧攻堅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例如《王慶典的春天》中，包工頭王慶典，以辦慶典之名回村搜刮村民份子錢。當他的謊言揭穿被村民拆穿后，婆婆與顏小芳通過他與父親的情感來進行規勸，讓其回歸村集體。最終王慶典認識自己的錯誤，并取得了博山村民的包容與諒解，從而實現王慶典個人矛盾轉向集體情感的認同。

扶貧題材網絡電影通過精巧的情感敘事，展現了個人與集體之間辯證而微妙的關系。當個體反叛的農民面臨自身利益與鄉村整體發展的沖突時，經過基層干部的悉心勸導和其他農民的共同感化，他們逐漸覺悟到集體在扶貧事業中的不可或缺性，并主動向集體情感靠攏，實現個體與集體的和諧統一。這種情感敘事的構建不僅巧妙地協調了個體與集體間的矛盾，還深刻揭示了個人價值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個體在鄉村振興偉大進程中的成長與蛻變。

三、政治敘事：女性主體的身份轉化和多元化主題

自從我國土地革命以來，革命實踐就在鄉村中就發揮著重要作用，并產生了以政治組織形式存在的鄉村。它的出現逐步代替了自然村社①自然村社：是指是自然形態的村民聚落。由一批農民所組成，他們共同參與管理農村。自然村一般是在村落內部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區域，農民可自行決定了自然村的邊界，邊界大小和形態可能會存在差異。，成為中國鄉村政治的主要形式，為電影創作者描繪鄉村提供了歷史依據。20世紀中葉至21世紀初，創作者對鄉村電影政治敘事大概形成了三個鮮明的敘事特征：一是電影文本在敘事對象上表現為鄉村所經歷的急劇變遷，文本對其進行了肯定或者否定；二是在敘述話語上突出鄉土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強調以農民為政治主體；三是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的基礎上，表達出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敘事方式上采取寫實主義[6]239。這種敘事方式在當今的扶貧網絡電影創作中依然得到廣泛應用。電影創作者通過精心構建的故事情節、鮮活的人物形象以及深刻的情感表達，巧妙地將政治議題和意識融入電影敘事之中。這種方式不僅傳遞了特定的政治信息和價值觀念，還展現了女性主體政治身份的時代變遷和扶貧主題的多元化。

1.女性性別主體的政治身份轉化

“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的，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盵8]進入21世紀以來，鄉村電影在展現城鄉二元對立背景時，通常以村民的價值觀念、思想倫理以及個體女性生命意識的逐漸蘇醒為主要立足點，尤其通過女性個體形象的刻畫來探尋其自身的鄉村現實價值。鄉村電影女性身份的建構不僅體現了對傳統農業文明的認同，也彰顯了對于國家命運的關切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向往。在打破了現代農村社會中男性秩序主導下的鄉村管理時，女性身份遂成了帶有性別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性別”，凸顯階級差序與差別，是男性秩序對當代農村婦女進行融合的重要表征[9]。扶貧題材網絡電影在塑造女性時，往往也著眼于新農村建設的多元化、包容、平等的農村社會。在電影中，創作者有意識地減弱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干部在農村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干部權威角色，以展示男女性別身份與地位平等的鄉村圖景。因此，通過揭示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社會權力關系以及社會議題，可以展現復雜的社會關系。

在扶貧題材的網絡電影中，女性政治主體的傳統身份地位經歷了顯著的變化。21世紀前，鄉村電影中常見的女性大都以家庭婦女、勞動模范為主，而在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已經轉變為鄉村振興基層女干部，被賦予了具有時代責任感和崇高品德的典范，與父老鄉親并肩作戰，共同克服各種困難，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撐起了新農村建設的“半邊天”。例如《向陽農莊的羅曼史》中，王主任與駐村書記李小曼都是扶貧過程中的新時代女性代表，他們共同挑起大荔縣某村的扶貧任務，幫助村民傳承手工藝品、建設冬棗農莊，打破該村農業長期以來發展的瓶頸問題，為村民開辟了一條致富之路；又如《毛驢上樹2：倔驢搬家》中，駐村書記余丹陽，運用女性智慧解開大肥驢和小野驢破壞搬遷的計謀，并在勸解釘子戶老驢爺時，借助他和二奶奶之間的感情關系，成功推動神仙村村民的搬遷工作；再如《牛頭不對馬嘴》中，“第一書記”馬曉麗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牛津墻外廢料占地問題，還通過直播帶貨、旅游景區開發等方式，帶領父老鄉親開拓了一條致富之路。

扶貧題材網絡電影由當代普通婦女的身份轉變為干部身份，且一定程度上贊美了女性干部或新女性農民在參與鄉村管理的社會責任與擔當，平衡了以往鄉村電影中男性干部在鄉村建設中的關鍵身份。女性性別主體身份發生轉變，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貢獻者，這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中女性參與新農村建設與管理的“半邊天”作用①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黨中央著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的戰略部署。這同時為廣大農村婦女提出了重大而光榮的歷史任務，即如何繼續發揮農村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主力軍中“半邊天”的作用。。

2.鄉村政治主題的多元化呈現

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以講好中國故事為目標，在影像風格上繼承當代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喜劇敘事的傳統，演繹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鄉村社會的變革。其敘事主題主要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策推行、脫貧攻堅的歷史性改變、新技術在扶貧工作中的推動作用、新農民美好形象以及農村新面貌等。一定程度上，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多方面的創作圖景。

其一，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以鄉村地區所面臨的農村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落后、人才流失、經濟衰退等諸多挑戰問題作為敘事主題。創作者通過展現主人公在扶貧過程中應對的挑戰過程，來突出扶貧事跡，引發觀眾去關注扶貧問題。例如《綠皮火車》中，創作者通過講述吳遠的故事，展現我國鄉村山區交通不便、基建落后、人才流失等問題。他在經歷了一系列農產品運輸困難、滯銷等變故之后，借助綠皮火車，找到了銷售農副產品的可行之路，改變了該地區長期貧困、交通閉塞等問題。創作者通過對新農民吳遠助農事跡的講述，展現了他在扶貧過程中所遇到各種現實挑戰問題，對喚起觀眾對新農村建設、引進助農人才等方面的關注有著重要作用。

其二，扶貧題材網絡電影以展示鄉村地區改革措施與相關政策為敘事主題時，農村產業升級、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鄉村旅游的發展內容是扶貧過程之中的常見發展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痹诜鲐毦W絡電影中，創作者注重對具體鄉村改革措施的過程和效果的呈現，來激發農民主體和基層干部對新農村建設的美好向往，共同推動他們參與新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革。正如《石頭村變形記》《王慶典的春天》等電影大都以鄉村旅游開發作為敘事主題，在對當地獨特鄉土文化認同的基礎上開拓符合該村自身的發展路徑；又如《綠葉對根的情意》《村里的年輕人》等電影，大多以老農民、基層干部建立專業合作社的方式，來尋求村民凝聚力，使他們共同朝著農村產業升級、農村合作社建立等改革措施方向努力，讓村民脫貧奔小康，把新農村建設的強、美、富充分地表現出來。

其三，扶貧題材網絡電影通過農民的奮斗故事，來強調個體參與鄉村振興過程的重要性。農民在此過程中，會面臨各種困難與挑戰，他們對不同棘手問題的克服，能夠在集體扶貧的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這種敘事方式不僅有助于喚醒觀眾的社會參與意識，還能鼓勵他們思考自身在鄉村建設中的責任感，有利于激發他們積極參與到鄉村社會變革的實踐之中。正如網絡電影《鳳棲梧桐》以顧志誠、余杭杭為主的新青年農民依靠網絡直播，開拓該村致富之路，實現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有效統一；又如《鄉醇》中光榮退休的中國共產黨員王朝先，決心把家鄉的特產推廣到全國，帶領在外企工作的兒子以及村民一起開啟新農村創業，在集體中實現最大人生價值，無不體現個人對新農村建設的貢獻。

四、結語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扶貧題材網絡電影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宣傳開辟了獨特的傳播渠道。這類電影不僅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影像，而且通過細膩的視角展現了農民堅韌不拔、奮發向前的感人故事，為網絡電影的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敘事構建上，創作者摒棄了單一化的老農民敘事模式，轉而引入新農民、新干部等多元視角，從而豐富了敘事的層次性和復雜性。這種創新不僅使故事更加生動有趣，還體現了社會變遷下農民主體的多樣性。在情感敘事層面，創作者通過深入挖掘鄉村與農民個體間的情感紐帶，精妙地實現了從個體反叛到集體主義精神的升華，進一步彰顯了鄉村共同體的意識。這種轉變不僅體現了農民情感世界的豐富性，也呼應了鄉村振興中集體力量的重要性。在政治敘事層面，電影巧妙地運用女性角色的身份轉變和政治議題的多樣性來深化影片主題，為觀眾提供了一條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通道。這不僅激發了觀眾對鄉村發展的積極參與，還體現了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在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思想引領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