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情緒報道與企業創新投入

李志偉 李騫 楊蘇 杜江澤

摘 要：隨著現代社會企業制度的改進與完善，創新投入已然成為衡量企業投資行為的主要因素?；?012年至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樣本，通過多元線性回歸等方法，研究了媒體報道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媒體報道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正相關。另外，文章還基于聲譽機制分析了媒體報道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的影響機制，媒體報道情緒可以通過聲譽機制效應，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影響。

關鍵詞：媒體報道情緒;企業創新投入;聲譽機制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699（2023）06-0063-07

創新活動往往是長期高風險投資活動的代名詞，因為對于創新活動而言，它的成果通常都伴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1]，創新活動需要大量穩定的資金作為支撐[2]，這讓很多企業感到無比沉重的壓力。媒體在資本市場中發揮的重要監督作用已被大量學者的研究所認可[3-4]。媒體報道的情緒影響著市場參與者的判斷和決策：積極的媒體情緒能夠使投資者提高對該公司的關注度和信心，從而使公司獲得更多投資[5];消極的媒體情緒會給企業管理者以輿論壓力，從而使其對企業進行更加積極的管理[6]。

文章利用滬深A 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數據和國泰安新聞文本數據庫的新聞數據，通過Google自然語言處理器處理后，得到樣本期內媒體對上市公司各種新聞報道的情感得分數據，進而探索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1 文獻綜述

1.1 關于企業創新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在Baker等人測算出來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的基礎上，國內學者將其應用于中國A 股上市公司進行研究[7]。他們發現，企業創新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密切相關，當后者不確定性越大時，企業創新能力越強。Bernstein等[8]發現企業進行IPO 將會顯著降低內部創新的質量，但企業上市又能夠促進企業獲得新的人才資本以增強外部創新。

雖然以上研究表明諸多因素可以促進企業創新，但也有實證研究結果證明存在一些因素對企業創新起負向的抑制作用。當出現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問題時，企業創新將被相應抑制，并且隨第二類代理問題的增加以及質押風險的增大，股權質押抑制企業創新的效果顯著增加[9]。

1.2 關于媒體情緒的相關研究

吳超和薛有志[10]發現媒體報道（上市前一年時間段）對這類股票首日換手率產生顯著影響，但是這一結論僅在股票承銷商聲譽不高時成立。若證券承銷商聲譽較好，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會因此而減小。張琦等[11]選擇中央部門預決算行為作為研究對象，他們發現當媒體報道介入其中時，預算增長程度及其執行率之間為正向相關，同時，它也會因媒體關注而減弱。

張宗新和吳釗穎[12]利用百度新聞報道作為文本，通過研究發現，媒體樂觀情緒會顯著正向影響分析師盈利預測的樂觀偏差度。陳雪等[13]基于大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積極的媒體情緒傳遞的良好聲譽會使得企業債務融資的規模增加且期限延長。

1.3 關于聲譽機制的相關研究

當企業處于資本、產品市場時，聲譽將成為企業立足其中的重要因素。信用評級通常作為識別企業聲譽的重要標志，王雄元等[14]研究發現，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中，信用評級顯著影響債券的融資成本，當信用評級增加時，融資成本顯著降低。萬麗梅等[15]研究發現，證券分析師對企業發揮其聲譽機制治理作用的效果受不同市場環境的影響，當市場處于牛市時，分析師并不能像熊市中發揮的監督治理作用一樣，即無法反映出企業的信息;當市場處于熊市時，分析師能夠發揮中介作用以反映出企業的特質信息。

1.4 文獻評述

前述部分對企業創新、媒體情緒文獻進行了整理。企業為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通常尋求自我創新，這也受到廣大學者的重點關注。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有很多，從宏觀政策因素到微觀企業因素都已有學者進行研究，但鮮有學者從媒體情緒角度研究新聞媒體等外部媒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文章從新聞媒體報道出發，研究媒體報道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2 相關理論與研究假設

媒體報道情緒指標包括媒體報道總情緒、媒體報道的正面情緒傾向和媒體報道的負面情緒傾向。媒體報道情緒可以發揮其正面作用，降低企業在創新過程中發生違規行為的概率，糾正企業的錯誤，規范企業的行為，使創新項目更高效地進行。但是，當負面新聞出現時，企業會為了保證短期預期收益而放棄高風險的企業創新活動，這將阻礙企業的長期發展。當然，企業會盡可能避免負面新聞的出現，防止其對企業創新項目的影響。綜上所述，文章認為媒體報道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正相關。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總的媒體報道情緒越好，越能促進企業的創新投入。

聲譽是一種無形的價值，在資本市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聲譽機制具有低成本、自我實現和自我監督的特點，其實現需要信息的交流，而媒體報道情緒就是很好的信息交流工具。企業可以通過聲譽機制效應，緩解信息不對稱在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程度，從而督促管理者首要考慮股東利益最大化問題，促進企業創新投入。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媒體情緒將通過聲譽機制效應，增加企業創新投入。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選取2012—2019年間在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A 股公司作為原始樣本，并對數據進行以下處理：（1）由于ST公司更易獲得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因此文章剔除ST和*ST公司;（2）剔除全部金融類公司;（3）為了保證研究樣本的完整性，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公司;（4）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文章對所有變量進行1%水平上的Winsorize處理。最終，文章共獲得了10 248個有效樣本觀測值。

文 章中新聞媒體情緒的數據使用標準的文本處理方法進行獲得，數據來自國泰安財經新聞文本數據庫。通過文本分析獲得的情緒傾向指標score范圍介于（-1，1）之間，其中負值表示消極情緒，且越接近于-1表示消極情緒越強烈。在其余數據中，赫芬達指數、管理層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企業創新投入、企業基本數據和財務數據均來自wind金融資訊數據庫。

3.2 變量設置與衡量

3.2.1 被解釋變量

文章主要研究的是企業在不同的媒體報道情緒下的創新投入行為，因此，參考李常青等人（2018）[16]衡量創新投入的做法，即將當期研發支出總額與營業收入的比值Innovt作為代理變量。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文章使用的變量為媒體報道滯后期的創新投入。

3.2.2 核心解釋變量

為了解決報道數量不夠導致的媒體情緒度量不準確等問題，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方法通過谷歌自然語言處理器計算的媒體情緒得分來衡量新聞媒體報道的情緒。文章將每個公司在t年的所有媒體報道情緒得分求得的平均值作為媒體報道情緒的總得分，即Scoret。

3.2.3 機制變量

參照何凱等人（2015）[17]的做法，選擇分析師跟蹤人數作為衡量企業聲譽機制的代理變量（Anstt）。

3.2.4 控制變量

媒體報道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因素眾多，為了控制這些因素對文章結果的影響，文章參考已有文獻的做法，引入的控制變量見下表1。

本節對上一章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在研究樣本中，企業t+1期、t+2 期和t+3 期的創新投入均值分別為4.29%、4.41% 和3.56%，與發達國家15% ～ 20%的占比水平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媒體報道情緒每年總得分的均值為0.265，中位數為0.279，標準差為0.135，可見媒體對中國資本市場中絕大多數企業在樣本期間的經營情況報道整體是穩定向好的。從聲譽機制代理變量來看，分析師跟蹤人數最大值為66，最小值為1，標準差為16.17，可以看出樣本公司受到的分析師調查情況有所差異，但均受到聲譽機制的影響。同時文章通過Pearson相關性檢驗分析發現媒體總情緒得分與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56，并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媒體報道總情緒得分越高，越能促進企業提高其創新投入水平，這也與本文所要驗證的假設相一致。

4.2 媒體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的關系

表3報告了模型公式（1）的回歸結果，即媒體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表中3列的系數是正的，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文章認為媒體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正向影響，假設1成立。表3（2）列和（3）列的回歸系數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但回歸系數變小，由此可得，媒體報道總體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具有持續性，但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減弱，這一結論很符合媒體新聞時效性的特點。為了進一步減少樣本選擇性偏誤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文章對其進行了一比一匹配的PSM 檢驗。在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時，分別選取前文樣本中媒體報道總情緒（Score）大于均值的部分作為處理組，小于均值的部分作為控制組。配對后的回歸結果與主回歸一致，也證明文章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4.3 作用機制檢驗

文章參考現有文獻，采用分析師跟蹤人數作為聲譽機制的代理變量。表4報告了聲譽機制效應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第（1）列不加入聲譽機制代理變量的結果，媒體情緒與企業創新投入的系數為0.012，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第（2）列為媒體情緒對企業聲譽機制的影響，媒體情緒與企業聲譽機制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

第（3）列加入了聲譽機制效應代理變量，聲譽機制效應與企業創新投入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系數由0.012下降至0.010 1，并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證明了聲譽機制效應在媒體情緒促進企業創新投入的關系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假設2成立。

4.4 差異性檢驗

由于不同類型媒體的受眾和可信度不同，文章參考才國偉等人（2015）[18]的做法按照報道來源將媒體分為權威媒體和非權威媒體，以分別研究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結果展示于表5中。由表5可知，權威媒體報道和非權威媒體報道總體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都具有正向影響，這支持了主回歸的結果，即媒體報道情緒和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正向關系。其中，非權威媒體報道情緒比權威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促進作用更大，這是由于非權威媒體相比于權威媒體，對本身所報道內容有更加自由的控制權，因此其可能會在新聞報道中存在夸張手法，或者對該新聞內容進行大篇幅、醒目的報道。

5 研究結論

文章以2012-2019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對新聞媒體情緒的數據使用標準的文本處理方法，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檢驗，主要研究了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得出以下研究結論：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正向影響，此結論經過穩健性檢驗依然成立;聲譽機制在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發揮了中介效應，積極的媒體報道情緒能夠增加企業聲譽進而增加創新投入;通過分樣本回歸進一步檢驗了不同媒體來源的媒體報道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結果表明，權威媒體報道和非權威媒體報道總體情緒對企業創新投入都具有正向影響，其中非權威媒體報道比權威媒體報道影響更大。

參考文獻：

[1]Hall B H. The Financing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2，18（1）：35-51.

[2]Brown J R， Petersen B C. Cash Holdings and R&DSmoothing[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17（3）：694-709.

[3]李培功，沈藝峰.媒體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國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0（4）：14-27.

[4]李常青，熊艷.媒體治理：角色、作用機理及效果：基于投資者保護框架的文獻述評[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9-16.

[5]邵新建，何明燕，江萍，等.媒體公關、投資者情緒與證券發行定價[J].金融研究，2015（9）：190-206.

[6]Joe J R， Louis H， Robinson D， et al. Managers' andInvestors' Responses to Media Exposure of Board Ineffectivenes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44（3）： 579-605.

[7]霍遠，劉炳榮，魏濤.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基于企業金融化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J].財會通訊，2019（36）：77-84.

[8]Bernstein S. Does Going Public Affe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e，2015，70（4）：1365-1403.

[9]姜軍，江軒宇，伊志宏.企業創新效率研究：來自股權質押的影響[J].金融研究，2020（2）：128-146.

[10]吳超，薛有志.媒體報道、承銷商聲譽與IPO 首日換手率[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6，36（1）：15-26.

[11]張琦，步丹璐，郁智.媒體關注、報道情緒與政府“三公”預算抑制[J].經濟研究，2016（5）：72-85.

[12]張宗新，吳釗穎.媒體情緒傳染與分析師樂觀偏差：基于機器學習文本分析方法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1（1）：186-199，216.

[13]陳雪，孫慧瑩，王雨鵬，等.媒體聲譽與企業債務融資：基于媒體文本情緒大數據的證據[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1（1）：54-69.

[14]王雄元，張春強.聲譽機制、信用評級與中期票據融資成本[J].金融研究，2013（8）：150-164.

[15]萬麗梅，逯東.中國證券分析師角色擔當：聲譽機制與市場環境的交互效應[J].當代財經，2013（3）：64-73.

[16]李常青，李宇坤，李茂良.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企業創新投入[J].金融研究，2018（7）：143-157.

[17]何凱，王瑞華.股權激勵聲譽效應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5（12）：69-75.

[18]才國偉，邵志浩，徐信忠.企業和媒體存在合謀行為嗎？：來自中國上市公司媒體報道的間接證據[J].管理世界，2015（7）：158-169.

責任編輯：洪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