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牽引”與“向內開掘”
——論《張醫生與王醫生》對于新世紀非虛構寫作的意義

金 鑫 毛 敏

2021年11月，伊險峰、楊櫻合著的《張醫生與王醫生》出版。這部囊括了沈陽地域史、家族變遷史、行業發展史，穿插引入大量社會學理論的非虛構作品，甫一面世就引起多方關注?！吨袊嗄陥蟆房?，將這部書視為階層躍升的樣本；《文學報》節選這部書的片段，稱它以兩位醫生的個體成長和人生境遇，描摹了一個兼具深度和廣度的當代東北；《中華讀書報》推薦這本書，認為它呈現了一部豐富的民間社會史。個人階層躍升、工人家庭奮斗、70 后成長史、沈陽“去工業化”陣痛，這樣的題材內容，決定了《張醫生與王醫生》的影響力。但在讀者中間，除了對題材的關注，更多是關于這部非虛構作品可讀性的爭論，有讀者喜歡，認為這部書信息量大，非常深刻；有讀者不喜歡，認為這部書敘事不連貫，現場感不足。讀者中產生的爭議一定程度上與《張醫生與王醫生》“議題牽引”和“向內開掘”的寫作特征有關?！白h題牽引”打破了非虛構作品集中記錄事件、片段式反映現實的框架模式，也弱化了文本的故事性；“向內開掘”將非虛構寫作的內容拓展到難以實證的精神層面，但對文本的紀實色彩造成影響。站在21 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發展的角度看，“議題牽引”與“向內開掘”雖然引發爭議，但也是在嘗試解決當下非虛構寫作遇到的某些根本性難題，進而拓展非虛構寫作的表現空間。在一種寫作類型影響不斷擴大，讀者接受習慣逐步形成的節點上，這種嘗試稱得上恰逢其時。

一、非虛構寫作的現狀：審視《張醫生與王醫生》的重要角度

21世紀文壇，非虛構寫作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之一，吸引了眾多的讀者，也引起了批評界的關注?！吨袊骷摇返摹凹o實”、《人民文學》的“非虛構寫作計劃”、《延安文學》的“零度寫作”、《廈門文學》的“非虛構空間”……眾多文學刊物為非虛構寫作開辟了專屬陣地，希望以非虛構的方式擺脫文學創作遭遇的困境，將社會變革引發的新現象、新生活以新的方式納入文學書寫的范圍，拓展文學空間。誠如《人民文學》“非虛構寫作計劃”開辦宗旨所說：“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各種非虛構的體裁和方式，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雹佟丁叭嗣翊蟮亍ば袆诱摺狈翘摌媽懽饔媱潌⑹隆?，《人民文學》2010年第11期。

作為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刊物，《人民文學》不僅推動了非虛構寫作的發展，也影響了非虛構寫作的審美旨趣?？锇l表的非虛構作品題材類型多樣，以指向現實的作品數量最多，這無疑是對欄目“表現社會生活”宗旨的踐行。從《梁莊》《梁莊在中國》到《中國，少了一味藥》《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再到《女工記》《生死十日談》，這些直指現實的非虛構作品無不顯露出對真實性和現場感的強調，以真實經歷呈現“不可辯駁”的現實，成了21 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最突出的特征。貼近現實生活的審美旨趣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也很自然地成為大眾對非虛構寫作的評價標準。每當有直指現實的作品問世，讀者都會就其是否寫出了中國的現實生活，是否能令自己產生共鳴發表見解。觀察讀者評論的興趣所在可以發現，作品描繪的經驗與讀者個人見聞的重合度已逐漸成為非虛構閱讀的焦點。

讀者對非虛構作品“復制”現實程度的關切，與《人民文學》非虛構寫作欄目對真實性、現場感的強調也完全吻合。事實上，在社會變革加劇的歷史背景下，走進時代現場、捕捉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與精神裂變，搶占比虛構文學更豐富、更精彩的現實主義素材，也確實是非虛構寫作的優勢所在。梁鴻的“中國梁莊”（《中國在梁莊》），慕容雪村臥底傳銷組織的奇遇（《中國，少了一味藥》），喬葉筆下的張莊人和事（《拆樓記》），鄭小瓊的女工群像（《女工記》）……這些作品截取當代底層群眾的生活實況，將“底層”這一龐大復雜又與虛構文學長期“失聯”的書寫對象重新送回讀者的閱讀視野，揭示社會變革中隱而不見卻又極其寬廣的橫截面，贏得了很多讀者的青睞。這些作品都將視線聚焦于個體人物，用以點帶面的方式擁抱現實主義根基，深入事件，描繪波瀾曲折的故事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滿足了讀者深度開掘社會問題的需求。這種以個體命運折射時代變遷的寫法，與讀者對非虛構作品真實性和震撼性的贊譽形成了良性互動，共同造就了非虛構寫作貼近底層生活、以點帶面敘事、情節曲折復雜等特征。

但應該看到，在“真實性”“現場感”上與讀者達成一致，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非虛構寫作內在機制問題，對非虛構寫作的質疑和批評也從未停止。

首先，非虛構寫作較多地聚焦底層生活，作為作家、知識分子的寫作者經常會與書寫對象之間形成難以彌合的身份差異，能否平等地審視底層經驗，是否以知識分子視角臆想底層生態等質疑始終存在。比如非虛構文學的代表作《拆樓記》，作者喬葉試圖以“我”的視角介入張莊生活，揭露張莊人的拆遷真相，進而傳遞出一種被主流話語忽略的邊緣經驗。但無論她如何努力，都無法擺脫鄉村叛逃者的身份，李敬澤在推介《拆樓記》時，建議與《月牙泉》對讀，其中的暗示很明顯，兩部作品中姐妹之間的身份差異都是無法調和的。喬葉自己也承認“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隨而來的局限和偏見”①李敬澤：《〈拆樓記〉：令人不適的寫作》，《新京報》2012年7月21日C06版。。有讀者就批評《拆樓記》中對鄉農故里的體恤與關切，處處滲透著作者身為城市居民與成功人士的優越感，讀起來覺得虛情假意。

其次，非虛構寫作較多運用“以點帶面”的寫法，作者常常以個體經歷為切口深入社會，描摹世間百態。這意味著“作家必須在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之間尋求穩妥的結合……尋求個體經驗的公共性的書寫”②林秀琴：《“非虛構”寫作：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的困窘》，《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但這種寫法幾乎只停留在理論上，因為個體差異永遠存在，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之間必然存在無法彌合的裂隙。過分追求彌合這一裂隙很容易誘導作者預先介入事件發展，預設價值判斷，造成對個體經驗的扭曲。這樣的作品看似能自圓其說，實則已陷入“先入為主”的價值圈套?？贪?、表面化甚至是扭曲的真實，與非虛構寫作的初衷是相悖的。

第三，非虛構寫作往往想兼顧文學性和社會性，既要寫出繪聲繪色的故事，又要尋求故事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和廣度。兩種寫作目標的雜糅，確實可以督促非虛構寫作拓寬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邊界，但也容易導致文本內部產生矛盾，造成敘事與說理相互糾纏，顧此失彼。一些非虛構寫作者“借助于人類學、社會學‘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圖通過‘客觀敘述’，從不同的側面向讀者呈現底層生活的真相”③張檸、許姍姍：《當代“非虛構”敘事作品的文學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2期。，從而在敘事中客觀冷靜地征用理論，揭示社會生活背后的真相。但這些作品常因呈現出的混雜的文本面貌遭到批評。比如《中國在梁莊》就被指文體模糊、不倫不類，《中國，少了一味藥》因突兀插入的征引內容引起讀者的不滿。

第四，非虛構寫作強調“復制現實”的創作方法，這很容易造成創作驅動力的衰竭。社會現實固然繁雜多變，但僅依靠捕捉現實素材無法保證非虛構作品能達到傳統文學作品所達到的普適性和思想深度。有批評的聲音就認為，非虛構寫作如果繼續沿著“復制”現實的道路走下去，很可能“與文學漸行漸遠……回避這個時代原本賦予它的反思與反省，以及任何一個時代文學都不應該放棄的理想和理性”④張文東：《“非虛構”寫作：新的文學可能性？——從〈人民文學〉的“非虛構”說起》，《文藝爭鳴》2011年第3期。。

此外，非虛構寫作對于主客觀平衡的把握有著更高要求，作者稍有不慎，個人觀念和情感就會越界，對作品的客觀性形成壓制，會被批評為矯情、濫情。

上述非虛構寫作普遍遭遇的爭議，同樣出現在《張醫生與王醫生》身上。這是一部典型的以個體命運折射時代變遷的非虛構作品，張曉剛、王平作為出生在沈陽工人家庭的“獎學金男孩”，通過個人努力逐步走向專業精英層，實現了工人子弟的階層躍升，兩位醫生的成長經歷折射出在沈陽老工業基地半個世紀的時代浪潮中工人群體的命運起伏?！耙渣c帶面”的寫作模式，勢必遭遇主人公的階層躍升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是否代表一種紀實性等非議。而敘事情節與歷史記錄、社會學理論纏繞在一起的寫法，反映了作者對故事性與社會性統一的追求，卻不免遭到敘事拖沓、故事性差的批評，被扣上以社會學理論粗暴驗證復雜現實的帽子。爭議和批評說明，《張醫生與王醫生》未能徹底擺脫21 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遇到的問題和局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態度、能力問題，也有讀者閱讀習慣、批評者思維慣性等方面的影響。但這不能掩蓋《張醫生與王醫生》一書針對非虛構寫作困境所做出的探索，“議題牽引”的文本形式和“向內開掘”的內容指向，帶有明顯的突圍、開拓的意味，這無疑是值得關注并加以討論的。

二、“議題牽引”：非虛構寫作的一次突圍嘗試

《張醫生與王醫生》的目錄很整飭，每章內容似都可以獨立成篇，這就是該書以議題牽引最直觀的表現。作者伊險峰、楊櫻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我們其實不覺得自己在寫非虛構……相對精準的說法，就是它是一本以議題推動的非虛構作品?！雹偾嗲嘧樱骸断啾日Z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語言的匱乏》，《新京報》2021年11月23日C06版。

議題牽引使《張醫生與王醫生》產生了不同于其他非虛構作品的閱讀效果。兩位醫生的命運，兩個家庭的際遇，不再是讀者關注的唯一焦點，書中諸如東北命運的時代密碼、工人階級的性格底色等議題，因為是國內有一定影響的公共話題，能夠在更深層牽動和引起讀者的注意。穿插于人物命運和社會議題間的社會學理論同樣是讀者關注的對象，他們對理論運用是否恰當，理論引入能否將議題的討論推向更深處都產生了較為濃厚的興趣。有些讀者對書中大篇幅征引社會學理論表示不滿，認為理論的運用零散不成體系，缺乏深度，還干擾了敘事的連續性。也有讀者認為理論的引入恰恰是《張醫生與王醫生》的獨特氣質所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他非虛構作品不夠理性、淵博、沉實的不足，在追求敘事的客觀、冷靜方面又進了一步。

對于理論運用效果的爭論意味著《張醫生與王醫生》以議題牽引推動文本的嘗試給作品帶來了新的變化，也使讀者獲得了新的閱讀體驗。但這種新是相對的，它確實有探索非虛構作品普適性社會學價值的一面，但仍沿用了非虛構作品最常見的以點帶面的寫作方式。有評論就指出，《張醫生與王醫生》是一部“四不像”的非虛構作品②青青子：《相比語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語言的匱乏》，《新京報》2021年11月23日C06版。?！八牟幌瘛被蛟S就是尋求非虛構寫作突圍的代價，但尋求突圍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不容忽視。

《張醫生與王醫生》設置有“兩顯一隱”三條線索，兩條明線，一條記錄兩位醫生的成長經歷，一條展現推動兩位醫生原生家庭變遷的動力。兩條線索既承擔了敘事功能，又將“工人階級子弟的成長”“社會人”“知識，尊嚴和自我”等社會議題納入對主人公經歷和家庭史的書寫。一條隱線是各章結尾處的番外，它雖沒有出現在目錄中，卻是全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書共二十章，其中十二章附有“番外”，主要用來填補正文中缺失或展開不足的人物命運、歷史背景和社會心理?！胺狻笔菍懽髡哂^點的存放地，為議題的展開和辨析注入個人的理解和思考。比如“廢墟與沈陽的去工業化”，是理解張、王兩家在80年代經歷的種種變故的關鍵所在，“沈陽的窮和沮喪”，是探討男性氣概如何消失的繞不開的背景。三條線索中，提出、展開、分析議題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分量已可與敘事比肩。

由于議題的不斷匯入，《張醫生與王醫生》敘事的連貫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情節”這一非虛構作品中的核心要素不得不讓位給“議題”。在大致遵循時間順序的前提下，寫作者用不斷涌現的議題牽引著全書向前發展，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成長經歷被打散重組，服務于議題的引出和佐證。因此，在《張醫生與王醫生》中，“議題”超越了“敘事”成為文本核心。

“議題牽引”的寫作方式在《張醫生與王醫生》中搭建起一個龐大的“問題系”，提出命題、驗證真偽、尋找理據、建構聯系取代了線性敘事成為全書的主要推動力。從第一部分開始，沈陽去工業化的議題就被明確提出，東北地區的沉浮、發展成為議題的大背景，工人階級、單位社會、生存狀態、精神面貌、地域性格等小的議題彼此關聯穿插在沈陽去工業化的大議題中。這些議題抽象為幾個詞語，匯集一處，彼此糾纏，都作為影響因素參與到張醫生和王醫生的成長經歷中。時代、地域和觀念如何影響個人的命運這一龐大議題隨之浮出水面。作者伊險峰、楊櫻以歷史研究的態度查閱《沈陽日報》，平移戴倫·麥加維針對工人階級/藍領社會的理論研究，從中外藝術作品中采集蛛絲馬跡，讓諸多議題或偶然或必然地發生合理碰撞，進而搭建起致密的文本結構，最終使整部作品形成一個龐大的問題網絡。這種依靠議題牽引的寫法，豐富了非虛構寫作的支點，情節突轉不再是文本推進的唯一動力，敘事、理論、作者觀點、地方史等諸多要素都得以在文本中實現兼容，在議題的牽引下展開對現實的呈現和解說。如果說在梁鴻和慕容雪村那里，將社會學理論納入作品仍是個極大的挑戰，稍有不慎就會有“夾生”之嫌，那么在《張醫生與王醫生》這里，兩個家族橫跨兩個世紀的奮斗史、沈陽去工業化所產生的歷史性震動、工人階級子弟對自我和尊嚴的思考、希波克拉底誓言以及陸學藝的社會階層理論都恰如其分地找到了容身之所。議題牽引的寫法極富彈性，情節和理論，主體觀點與社會調查之間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調和，理論不僅介入了敘事文本，還有了比較好的融合。在大多數非虛構寫作仍將主要精力用于“情節”的開掘時，《張醫生與王醫生》的作者已意識到過度依賴情節對作品容量的限制，也感受到僅依賴情節在深度挖掘社會命題時的捉襟見肘，他們嘗試用議題牽引的方式破局，這實為一次大膽且有意義的冒險。

“議題牽引”不僅擴大了非虛構作品的信息容量，推動了理論與情節的融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個體經驗上升為公共經驗。在《張醫生與王醫生》之前，很多非虛構作品都為打通個體經驗與底層經驗之間的壁壘做出了努力。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以知識分子視角統攝全書，試圖以權威姿態統一文本的聲音，謀求傳達公共經驗的合法性。但這種做法遭到很多質疑，有批評者直言作者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姿態俯視鄉村經驗，最終得出的結論也僅是流于表面的“真相”，實際上并未觸及真正的底層生活。鄭小瓊的《女工記》則將女工還原為一個個獨立個體，最大限度地保持個體經驗的完整性，以個體經驗拼湊底層生活的整體面貌。但遺憾的是，她在傳記式的寫作中不自覺地把自己從打工階層中分裂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觀察者和批判者，再一次落入“知識分子能否真實有效地為‘沉默的大多數’代言”①林秀琴：《“非虛構”寫作：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的困窘》，《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的陷阱。

事實上，一旦寫作者將主人公的個體經驗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無論他以何種姿態出場，聲音都會天然地處于不合法的地位。在以往的非虛構寫作中，作者的觀點、態度以及可證明其觀點帶有普適性的理論都是文本的次要部分，它們不僅不能得到與“故事”（即主人公個體經驗）同等的重視，甚至會被視為動搖文本核心的多余成分。這可以說從根本上阻斷了個體經驗被驗證為公共經驗的道路。在《張醫生與王醫生》中，議題代替了對個體經驗的敘述占據了文本的核心位置，作者的觀點與主人公的個體經驗都退居議題背后，共同為議題的提出、分析、作結服務。這樣，作者觀點、相關社會學理論就取得了與主人公個體經驗同樣的地位。這使得傳遞個體經驗以外的觀點、理論在作品中成為可能，而理論和觀念又可以起到彌合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間裂隙的作用。這不但為多角度闡釋個體經驗擴寬了空間，大大增加了非虛構寫作的豐富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因采訪對象的經驗“不夠典型”而出現的過度虛構問題。從這個角度說，《張醫生與王醫生》議題牽引的寫法，在文學與“當下”脫節的歷史時刻，完成了重新對接現實的文學使命。

在肯定議題牽引的作用和意義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情節弱化確實導致了《張醫生與王醫生》可讀性的下降。我們可以肯定它糾正了非虛構寫作中存在的過度商業化導致的模式化問題，卻也不得不面對傳統讀者流失的風險。議題牽引的方式雖然通過吸引社科讀物的受眾填補了一部分流失的文學讀者，卻又在理論運用的精深度、匹配度等問題上遭到新讀者的質疑?？梢?，如何靈活駕馭龐大的“問題系”，讓“議題”向更深處開掘的同時保持可讀性，仍是《張醫生與王醫生》未能解決的問題，也是今后非虛構寫作尋求突圍的一個重要方向。

三、“向內開掘”：非虛構寫作的一次拓土實驗

議題牽引和社會學理論的引入，有意無意間還觸碰到非虛構寫作的另一困境，即精神層面的言說，向內開掘。從這個層面上說，《張醫生與王先生》算得上非虛構寫作的一次拓土實驗。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非虛構并非“反虛構”，非虛構寫作的文學屬性離不開適度的聯想、合理的虛構和恰當的修辭。但與其他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非虛構敘事的首要原則永遠是真實……必須做到‘真實’‘客觀’‘公正’‘全面’”①李法寶：《試論虛構性敘事與非虛構性敘事的差異性》，《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這便為創作中的想象和修辭劃定了邊界。深入人物內心的心理描寫作為虛構作品中上帝視角的產物，帶有相當強的臆測成分，會對文本的真實性構成威脅，違背客觀性原則。所以，基于對真實性的強調，非虛構寫作通常會避免深度觸及人物的精神世界，控制對人物思想觀念和內心情感的呈現。但完全通過外部觀察進行場景塑造，主要依靠受訪者言說推動情節，很容易使作品平面化，成為冰冷的資料記錄，失去文學應有的溫度。而且放棄對個體精神世界和心理狀態的開掘，也阻斷了作品對社會心理的探究，特定心理因素、精神風貌對社會行為、個體命運的影響也難以得到展現。這樣塑造的所謂“真相”無疑是不全面的，甚至流于淺薄。就非虛構文學的讀者而言，如果只能從作品中獲得環境、人物的介紹，事件的發生、發展、結果和影響，無法獲得對心理的感知和精神的理解，那么文學閱讀就會淪為信息獲取，難以實現共情，引發內心的震撼?？梢?，無論是非虛構寫作還是閱讀，向內開掘心理和精神因素都是必要的。

回看21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非虛構寫作，似乎始終未能為心理和精神層面的開掘找到合適的書寫方式。多數作者剖析人物情感和心理狀態的方式，都是通過采訪直接獲得受訪者對特定問題、特定事件的反饋，隨后便請出敘述者，捕捉隱藏在當事人反饋中的情緒波動，解讀情緒背后的心理機制。但外來的敘述者的聲音在非虛構作品中的地位始終是“可疑”的，它的直接介入，經常是以犧牲作品的真實感和代入感為代價的。這樣的精神、心理開掘對于非虛構寫作而言總是有種無可奈何的尷尬意味。也有寫作者嘗試利用批判性眼光和社會學理論在故事之外另辟探討心理、精神層面問題的空間。但這種寫法對于靠情節推動，以敘事為核心的非虛構作品而言，不僅有些生硬，還容易破壞作品的整體性。還有一些寫作者，將向內開掘的任務直接交給情節去完成，希望通過敘事層面的努力賦予情節一種“不言自明”的力量，使讀者在對故事的理解中自動走向人物的精神和心理。但這種向內開掘的實現對作者的敘事、讀者的閱讀都要求很高，而且對題材的典型性、普遍性也有諸多的要求和限制。整體來看，在不破壞真實性的前提下將筆觸自然延伸至精神、心理層面，是21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一直未能徹底解決的難題。

站在向內開掘的角度審視《張醫生與王醫生》，我們發現，議題牽引式的結構為寫心理、寫精神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一些蘊含在情節之內或懸浮在故事之上的抽象內容，通過議題設置，很自然地融入文本，獲得了主體地位。

《張醫生與王醫生》中，“男性氣概和它的消逝”一章是向內開掘的一個顯例。作者從極具地方色彩的口頭禪“你瞅啥”切入，呈現男性氣概對沈陽青年理想人格、心理特征的塑造，再由此生發開去，剖析彌漫在工人階級中的犬儒主義解構話語和波西米亞浪漫氣質，最后將鋒芒指向20 世紀90年代以來沈陽的經濟萎靡和精神麻木。精神議題貫穿始終，成為行文支柱，占據了不可撼動的主體地位。像張醫生和王醫生的童年經歷、“大東冰果廠受騙記”、沈陽街景以及完全游離在主線之外的黃棉襖大哥的故事，都可視為平行的例證，接受社會心理相關概念的檢視。還有霹靂舞和牛仔褲，闡釋了茨岡人的波西米亞風如何在中國東北演變成一種無法無天的浪漫；琿春路“金家大冷面”，折射出沈陽人對硬漢氣質的推崇以及背后隱藏的源自80年代的工人階級的集體優越感；90年代的社會失范和價值觀崩塌則在頻發的罪案和“東北文藝復興”中得到印證。

由于作品采用了議題牽引的結構，像“波西米亞”“男性氣概”“娘娘腔”“社會性沮喪”等明顯觸及社會心理、精神氣質的小議題不僅很好地融入了文本，而且在局部還起到了整合個人經歷、主導行文方向的作用。若將這些抽象的議題刪去，一些情節就會減少推力，文獻資料也會缺少組織，文本很多局部都會變得松散。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這些對個體精神和社會心理進行探索的小議題為龐雜內容的徐徐展開打下了堅實基礎。

不僅有小的精神性議題穿插，《張醫生與王醫生》整體上也是以精神議題為框架的。全書記錄了張醫生和王醫生數十年的人生經歷與社會變遷的關系，背后其實是他們自我建構與調整自我認知的過程。正如作者伊險峰所說：“如果我們把張醫生和王醫生的成長過程分解一下，最開始的議題其實是他們的知識、尊嚴和自我是怎樣形成的?！雹偾嗲嘧樱骸断啾日Z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語言的匱乏》，《新京報》2021年11月23日C06版。作者的說法在全書最后一部分得到了明確印證?？梢妰晌会t生內在的心理、精神建構從頭到尾都占據了文本的中心位置，是整部書的重要線索。也基于此，一些關乎主人公心理、思想狀態但與階級躍升、社會變遷等現實事件無關的只言片語，諸如二位醫生關于過去老師、同學的閑聊，對醫院同事的品頭論足等，才能很自然地被納入文本。這些只言片語服務于文本的精神議題，較為直接地傳遞出主人公對“社會”的態度，以及他們骨子里對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

書中很多關乎兩位醫生人生轉折點的重要章節，作者的處理方式也體現出對精神、心理層面的探索，往往不是直陳其事，而是詳述二位醫生對事件的看法，分析事件對他們心理的影響，有時還會將事件作為主人公性格的佐證，比如對王平醫生保送失敗后心理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大書特書，比如詳細記述張曉剛醫生對成功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對他個人事業、愛情、生活的影響。記述這些人生轉折點所用的材料常常溢出事件本身，最終落腳于心理和性格。人生節點處的精神、心理狀態被部分地展現出來，無疑為我們深入了解兩位醫生，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打開了通道。

議題牽引的結構方式使精神、心理議題得以匯入《張醫生與王醫生》文本的核心層，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非虛構寫作中精神議題無處安放或只能與敘事各行其是的問題，兩位醫生的經歷、不同階段的精神狀態、心理機制，乃至作者對人物、事件的思考、態度得以較為完整地展現出來，三者彼此關聯，賦予讀者完整且深入的閱讀體驗。

作者的主體性是否影響作品內容的真實性？我們看到的問題和答案是否經過作者的主觀預設和有意引導？這樣的質疑始終困擾著非虛構寫作，因為作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幾乎必然會包裹在文字描述中呈現出來②田香凝、劉沫瀟：《新媒體時代非虛構寫作的現狀、問題與未來》，《編輯之友》2019年第8期。。對此類質疑的忌憚，使得21 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在揣摩精神世界時往往自設禁區，為非虛構劃定了一條無形的邊界。從這個角度說，《張醫生與王醫生》通過議題設置和牽引介入社會心理、精神狀態，實際是在觸碰非虛構寫作的邊界。這種探索為非虛構寫作審視精神苦難、展現心靈世界打開了一條通道，并有可能將非虛構寫作的社會意義從“展示現實”拓展至“透視現實”甚至“擊穿現實”。沿著這條道路，未來的非虛構寫作將有機會展示更全面、深刻的真相，有機會由貼近現實的寫作走向貼近心靈的寫作，有機會不止于捕捉瞬息萬變的社會變遷，更能剖析社會心理、描繪曲折的精神世界。

當然上述的這些效果還只是可能，畢竟《張醫生與王醫生》的嘗試也并不完美，無法避免自問自答再自我驗證的質疑。因為面對張醫生、王醫生以及他們背后原生家庭的命運時，我們還是會對階級躍升與社會環境、階級出身、心理狀態之間的因果關系甚至影響作用產生質疑：具備兩位醫生的那些條件就能實現階級躍升嗎？還是說兩位醫生只是一個被精心選取、有意驗證的偶然？質疑意味著《張醫生與王醫生》只是開始，非虛構寫作還需要繼續探索更為嚴謹、更具穿透力的書寫模式，來發展自身同時消除讀者、批評者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