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商業健康保險對家庭消費不平等影響研究

李金漩 劉學寧

摘要：

為縮小居民消費差距、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7年、2019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探究商業健康保險對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參加商業健康保險能顯著降低家庭間消費不平等程度且存在分位數效應，城鎮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家庭的影響效應更為顯著。建議加大普及商業健康保險力度，優化社會保障體系。

關鍵詞：

商業健康保險；消費不平等；面板分位數回歸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志碼：A

消費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和重要引擎，事關保障和改善民生，能持久拉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居民消費。目前，中國處于“儲蓄居高不下，消費持續低迷”狀態［1-2］，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巨大挑戰。消費兩極化嚴重且呈現擴大趨勢［3］，影響經濟社會平穩發展［4］。為此迫切需要解決消費結構不平衡以及釋放消費潛力，擴大內需和加快內循環，以應對外部沖擊，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研究發現，保險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拉動作用［5］。保險市場發展迅速，政府積極鼓勵商業健康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結合發展，豐富保險產品類型，擴大人群覆蓋度。新政策措施結合社會保障基礎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和縮小居民消費差距。傳統消費理論和預防性儲蓄理論表明，收入和儲蓄都會影響家庭消費，商業健康保險的風險保障性可改變家庭所面臨的經濟約束，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時降低預防性儲蓄，從而影響家庭的消費行為和消費不平等。已有研究基于基尼指數、泰爾指數、辛格指數和kakwani指數度量消費不平等［6-9］，除kakwani指數側重測度個體面臨的不平等，其他指數常用于測量整個社會的不平等。保險對家庭消費影響相關研究側重家庭金融脆弱性［10］、社會保障政策［11-15］、收入和房價角度展開［16-21］等，較少基于商業健康保險角度研究其對家庭間消費不平等的影響。因此，本文立足商業健康保險視角，通過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評估商業健康保險對縮小中國家庭間消費差距的作用效果，以期深化認識商業健康保險的社會保障功能。

1 研究設計

1.1 數據來源

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微觀數據，考慮數據可獲得性，僅選取2017年和2019年數據，以家庭代碼跟蹤匹配，剔除消費為零和有異常值、缺失值，得有效樣本4 178份。

1.2 模型設定

考慮消費不平等為連續變量，商業健康保險為虛擬變量，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Inc Dit=α+βlnsit+γ∑iXit+θi+δt+εit（1）

其中，i表示樣本家庭；t表示各年份；Inc Dit表示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ln sit表示是否參與商業健康保險；Xit表示控制變量；θi和δt表示地區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擾動項。

為驗證商業健康保險參保情況對家庭消費不平等不同分位點的分布影響［22］，消費不平等θ分位數具體設定

QθInc DiZi=βθZi（2）

其中，Zi表示自變量；βθ表示系數向量；QθInc DiZi表示Zi條件下Inc Di與分位點θ（0<θ<1）對應的條件分位數。

1.3 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消費不平等。參考以往研究［7，23］采用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包括食品、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居住、交通通信、教育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刻畫家庭消費，通過kakwani指數衡量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家庭間的消費不平等程度越大，具體設定為

Inc Di=1nx-∑xk－xi（3）

其中，x表示家庭消費支出，i=1，2， …， n，k=i+1， i+2，…， n；x-表示家庭消費平均值；n表示樣本數量。

解釋變量：是否參與商業健康保險。若購買商業健康保險，賦值為1，否則為0。

控制變量：參考以往研究［14，24］，選取戶主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身體狀況、年齡、工作類型等個人特征及家庭規模、戶口類型和居住地類型等家庭特征作為控制變量，以控制個人和家庭特征對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影響（表1）。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2.1 基準回歸結果

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依次引入解釋變量和各類控制變量。由表2可知，商業健康保險顯著影響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且呈現負效應，表明商業健康保險的風險保障功能可降低未來不確定風險對居民家庭的影響，可增加當期消費，從而縮小居民家庭間的消費不平等。

控制變量方面，婚姻、教育程度和身體狀況均能顯著降低家庭消費不平等。原因在于高學歷戶主對家庭消費決策和未來消費預判更科學理性，有利于縮小家庭消費不平等；緩解健康風險能降低家庭財務脆弱性，促進家庭人均總消費，有效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規模，降低高收入家庭的總消費支出，進而縮小家庭間的消費不平等［25-27］。而工作類型、家庭規模會擴大家庭消費不平等，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員工的醫療、住房及子女教育等保障較完善，員工其他消費需求較小，投保商業健康保險可能會提高其收入并降低預防性儲蓄增加消費，進而擴大家庭間消費差距；家庭規模方面，家庭消費差異性隨家庭規模增大而增加，導致消費不平等擴大。

個人特征方面，考慮家庭消費是由家庭成員共同決策完成，因此戶主年齡和戶口類型不能顯著影響家庭消費不平等。由于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遠高于戶籍人口，人口流動大，不同社區間人口結構差異較大，導致家庭特征中居住地對家庭消費不平等無顯著影響。

2.2 穩健性分析

相較于最小化殘差平方和，分位數模型能精準分析變量間分布關系，展現條件分布全貌且極端值對其影響小，因此采用分位數模型考察消費不同分位點上商業健康保險與家庭消費不平等的關系。由表3可知，消費不平等從低分位數向高分位數上升，商業健康保險呈“U”型降低消費不平等程度。固定效應和各分位數水平回歸結果的解釋變量系數均為負，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性別、教育程度、居住類型、婚姻狀況、年齡、工作類型和家庭規模等控制變量對消費不平等的影響均與前文結果保持一致，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2.3 內生性檢驗

由于家庭參與商業健康保險是居民自主選擇，意味居民的保險購買行為可能與個人偏好等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有關。同時，商業健康保險與消費不平等之間存在替代作用，消費不平等程度可能影響家庭參保行為，導致雙向因果關系。因此，為解決遺漏變量或雙向因果關系引發的內生性問題，選取“省級商業健康保險參與率”作為工具變量［28-29］，需遵循原則：一是相關性，即省級商業健康保險的參與率會直接影響家庭參與商業健康保險的可能性；二是外生性，由于省級商業健康保險參與率與家庭、社區層面特征無關，因此家庭的消費行為不會受其直接影響。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控制內生性影響，修正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帶來的偏差。由表4可知，第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F值為48.97，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第二階段回歸系數為-0.013，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解決內生性問題后商業健康保險能縮小消費不平等程度。

2.4 異質性檢驗

按照居住地類型劃分為農村樣本和城鎮樣本并分組回歸。由表5可知，商業健康保險與家庭消費不平等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參與商業健康保險能顯著縮小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然而，商業健康保險與農村家庭消費不平等間無顯著關系。原因可能在于城鎮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較小，社會保障體系成熟和完善，參與商業健康保險能更多維度降低城鎮居民的經濟風險，增加居民收入同時降低家庭預防性儲蓄，刺激居民消費并縮小城鎮居民消費不平等。而農村家庭關系網復雜，面臨風險時通常選擇求助親鄰或提高家庭預防性儲蓄的方式對抗風險，且部分居民保險意識薄弱，商業保險保費較高導致購買意愿低下；參保家庭可獲得較多方位的經濟保障，消費意愿更強烈，致使農村家庭間消費不平等擴大。

結合中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實狀況，樣本劃分為一線及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和三線及以下城市并分組回歸。由表6可知，商業健康保險對不同區域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影響存在差異，二線城市家庭間消費不平等程度受其抑制影響最強。原因在于城市經濟越發達，城市居民易獲得保險保障和服務，二線城市整體經濟實力低于一線及新一線城市，保險市場發展潛力大，保障體系正由相對欠缺轉向完善，消費者可接觸到功能更全面和保障范圍更大的保險產品，預防性儲蓄隨未來不確定性降低而降低，促使居民增加消費，進而擴大消費不平等程度。而經濟發展狀況較差的城市社會保障相對落后，保險產品單一且居民保險意識薄弱，致使參與商業健康保險對收入和預防性儲蓄的影響較小，從而對消費不平等的影響作用較小。

3 結論

本文采用2017年、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基于傳統消費理論和預防性儲蓄理論，探究了參與商業健康保險對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參保商業健康保險能緩解家庭間消費不平等，且對家庭消費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倒“U”型分布。針對不同居住地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家庭，參與商業健康保險對消費不平等的抑制作用亦存在顯著差異。建議政府大力普及商業健康保險，提升居民保險意識；構建居民保險消費保障機制以完善商業健康保險體系；秉持因地制宜原則，制定向落后地區和劣勢群體傾斜的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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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LI Jin-xuan， LIU Xue-ning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panel data of 2017 and 2019，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narrowing the consumption gap and improv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with quantile effect，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can be reduced by popularizing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optimiz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收稿日期：2023-04-0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批準號：18BGL200）資助。

通信作者：

劉學寧，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保險經濟學。E-mail： liuxueningq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