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中國社會、文化以及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變成為文化資源，需要與地方職業教育進行融合發展，這樣既可以協助地方職業院校建立特色專業，又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1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非遺指的是包括前人創造并遺留下來的全部口頭、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狹義的非遺指的是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予以保護的范疇內的文化遺產，即口頭傳統及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禮儀、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工藝技能、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等[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始終是一種人文資源，這也意味著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關系是緊密相連，并難以做出清晰的劃分的。

對于文化遺產的關注最早源于歐洲各國對文物建筑等有形資產的倡導和保護，而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更多源于日本、韓國、非洲及拉丁美洲等非西阿方國家對本土非物質文化保護的需求。

在力求促進全球文化多樣性發展的人類學家的提倡下，20世紀初，西方歐美各國家開始關注于小型社區的研究，人類學家通過在當地與當地人一起生活與勞動，獲取當地社會文化生活的知識，了解非西方社會的文化生活[2]，促使西方學界進一步增加了對非西方社會文化生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狹隘文化研究現狀。非西方國家也是到近現代才開始逐漸注重對于本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主要是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西方殖民文化的擴張，給其他國家、地區的本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二是隨著現代化經濟進程的加速，使得非西方國家、地區的文化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讓傳統社會、文化生活逐漸消失。

“文化”既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生活的體現，也是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西方國家從早期對其他國家土著文化的考察與民族志的撰寫到后期對于其他國家、地區文化進行符號學的闡釋。20世紀初，西方人類學理論傳入中國，中國人類學家開始運用其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本土文化。到20世紀80至90年代，由于受到“美學熱”“文化熱”等文化思潮的影響，中國學界開始將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與本土藝術研究相結合。文化相對論是西方人類學的基本學術觀念和學術準則，其關注于異域、少數族群以及邊緣社區文化的研究[3]，這就使得受其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人類學研究也更加關注于文化變遷的過程以及發展，側重于藝術人類學所涵蓋的研究范疇?，F代藝術對于民間藝術的“挪用”以及“涵化”現象，同樣促使了中國學界對地方藝術的探討[4]。

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依托以“人”為載體進行動態傳承，并附有具體表現形態的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具備八個特征：（1）活態性；（2）民間性；（3）傳承性；（4）可塑性；（5）歷史性；（6）變遷性；（7）民族性；（8）情境性。

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順利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是人類歷史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重要里程碑。我國于2004年8月加入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發〔2005〕18號印發《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全面啟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我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有三種途徑：（1）由民間自發組織起來的對于傳統文化生活的復興；（2）在政府或專業學者引領下的對本土文化的挖掘與復興；（3）由國外機構出資，與地方共同建造相關的文化空間。

上述三種途徑都表明中國各界正在積極地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將是這個民族的根基之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國民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具有重大意義，是連接各民族情感的紐帶，維護國家統一的基石，能增強中國人民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與文化認同感，讓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

2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趨勢下，對于本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有利于促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加強中華人民對自我文化和身份的認同。文化自覺是守護民族文化傳統的內驅力，同時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內在需求。文化是在歷史的進程中逐步形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活態傳承的文化屬性，而文化變遷也是社會文化發展的一種常態，這意味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的具體形式和路徑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變。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許多民族民間文化樣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那么如何將民族民間文化變成一種“文化資源”將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之一。從“遺產”到“資源”論的轉變實際上一方面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活化利用，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是在對文化多樣性以及本土性文化的復活過程中，對工業化發展的一種反思。對于“文化資源”的追求主要源于現代人對于傳統文化的尋根需求，以及在商品經濟下，現代人對于商品符號系統的依賴。

文化再生產、文化重構理論以及遺產資源論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傳承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不僅表明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同時也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實際需求。20世紀是全球工業化的發展時期，世界各國爭奪的主要資源是自然資源，21世紀進入后工業文明時代，文化資源將成為世界各國爭奪的主要對象。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對于中國社會、文化以及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將面臨重大挑戰：

（1）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自然生態不僅關系到當地居民的生活，也與當地文化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2）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這就使得中國原有的農業文明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3）由于外來文化不斷沖擊本土文化，使得傳統文化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生機；（4）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傳統文化的遺失，使得地方非物質文化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這就需要大眾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將其放置在文化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的重要環節上，只有這樣才能確?！拔幕z產”的傳承以及再生產。

從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人文資源”理論到藝術人類學家方李莉提出“遺產資源論”，這些理論都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盡管，后者的理論更多的是站在歷史功能主義的角度上來考量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任何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融入當代社會生活，才能有效地傳承下去，成為當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方李莉在其著作《“后非遺”時代與生態中國之路》中寫道，首先要讓“遺產”成為“資源”，所謂的資源就是為社會生活所服務，任何文化的發展都不是虛無的，而是有其基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另一個價值就是源于經濟方面，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后工業時代，人們的消費觀念從物質消費轉向為對非物質的消費[5]。由此可見，把“非遺”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會起到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更有利于平衡文化生態，促進良性發展。

文化生態的概念最早源于歐洲對自然生態學的研究，后來逐步發展成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人類生態學”?！拔幕鷳B學”概念的提出強調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環境形成的互動關系。這也意味著“文化生態學”包含了自然環境、經濟環境以及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勢必會促進區域整體文化生態的良性循環，不僅是地區的自然環境，還有人文環境以及經濟環境都將會有所改善。

3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職業教育之間的關系

新時代背景下，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主要是通過活態傳承與文化共享，實現途徑以民間自覺或自發引領和以政府帶頭引導實現對傳統文化復興的兩種，以將文化資源轉變成為文化資本，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將非遺作為文化資源加以利用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模式：

（1）將地方傳統手工藝術以非遺工坊的形式承載，帶動當地人就近學習生產加工手工藝，如江西景德鎮傳統陶瓷手工藝的傳承與發展，從手工工坊到手工合作社再到手工工廠，逐步發展使其成為地方的文化產業；（2）通過“非遺+旅游”產業融合的方式，利用當地傳統的表演藝術復興傳統節慶，增加消費需求，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如山西代縣利用楊家將的傳說，重點描繪家族群像，通過說唱等表演藝術的形式宣傳傳統文化，促進當地旅游業的發展；（3）通過藝術介入的方式對城市社區、鄉村的傳統文化進行復興，促進當地社會文化生活的再構建，如山西許村國際藝術公社，通過藝術節、鄉村旅游、文創產業、美術生寫生基地以及民宿等方式促進地方鄉村經濟的振興與發展[6]。

上述三種模式與我國現階段實施“文旅融合”和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相適應，無論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還是賦能地方鄉村經濟振興與發展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承擔非遺保護與傳承的主體大體分為高校、企業、民間組織和政府相關機構，其中高校對工藝技術知識的傳授在非遺傳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非遺工坊模式中，景德鎮的陶業類學校面向普通民眾傳授陶瓷手工藝技術，打破了以往通過傳統宗族關系建立起來的學徒機制，這對景德鎮陶瓷文化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另外，在藝術介入城鄉建設的模式中，由四川美術學院為主導開啟的貴州羊蹬子合作社，通過藝術家、在校學生與當地村民一起合作重新打造鄉村生活的方式，對激活鄉村文化和促進鄉村經濟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高校對非遺保護與傳承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普通高校對于非遺的傳承大部分集中在調研階段，可實施的實際操作空間有限，預期達到的社會影響力和經濟效益并不高，這是由于普通高校的主要職能是教學與科研創新工作，這就使得具有可實施性的地方非遺民間藝術、手工技術等難以成功轉換為地方的“文化資源”，并進而持續對地方社會文化、經濟生活起到實際的輔助作用。相比較，地方職業高等學校對于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將會起到更加關鍵的作用，職業教育是以地方文化與經濟環境為依托的，因此能在教學實踐中逐漸發展出一套符合當地文化和經濟發展導向的教育模式[7]。這也意味著職業教育在地方“非遺”傳承與保護中具有天然的優勢：

（1）“非遺”具有地方性的特點，而地方性的職業教育大多依托地方城市或地域優勢，能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服務，因此“非遺”的地方性特點就使得高職院校在傳承非遺文化上有著極強的優勢；（2）地方職業院校的學生群體主要集中在本地區或周邊地區，“非遺”的地方性特點使得學生能更好地理解非遺文化以及更加快速地掌握相關課程的學習；（3）非遺文化的傳承人、民俗專家和工藝大師大多來源于本地區，為職業院校學生對于地方文化的學習提供了便利；（4）傳統的非遺傳承主要是通過師徒制，或家族制傳授，現階段職業教育還深受師徒制的教育模式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傳統“非遺”文化的傳承方式。由此可見，地方職業教育可以有效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

4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職業教育的融合賦能地方經濟的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地方職業院校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職業院校之間的競爭將會變得更加激烈，對非遺文化的傳承會是推動地方職業院校發展的重點。對非遺文化的傳承也同樣需要地方職業院校培養出的傳承人。職業院校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應用型技術人才，通過培養非遺文化傳承人，打造出專業化的非遺文化傳承隊伍，對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職業教育的融合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地方職業院校依托于地方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是地方文化傳承的重要紐帶；其次，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可以激活高職院校育人載體的平臺效應，有助于推進校園文化建設，轉變對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提升學生的文化品位及審美情趣；最后，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職業教育的融合可以有效地適應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促進非遺文化的市場化轉型和經濟效應的良性提升。

針對上述將非遺作為文化資源加以利用的方法論，現階段探索出了三種傳承模式：（1）非遺工坊模式。無錫工藝職業學院的國家級非遺項目“宜興紫砂陶制作技藝”所采用的工坊模式實際上是借助了工作室與陶坊的“雙元”場所模式，鼓勵學生對接行業與社會需求，讓傳統手工技藝在當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活態傳承[8]；（2）“非遺+旅游”產業融合的方式，吐魯番技術學院以“模戳印花布技藝”的文創產品帶動地方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在非遺手工藝與文化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出現了諸多問題，但也說明“非遺+旅游”的產業融合模式可以依托地方職業院校來實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9]；（3）藝術介入的方式對城市社區、鄉村傳統文化進行復興，現階段通過藝術介入的方式來重建城市社區、鄉村文化和經濟生活的實踐藝術項目模式主要是由普通高校來承擔，較少由地方職業院校來承擔此類藝術項目的實踐活動。

藝術介入鄉村振興的模式實際上也可以由地方職業院校來承擔，特別是對地方城市、鄉村文化生活的介入和再創造，具體來說：首先，普通高校在進行藝術介入鄉村振興項目實踐活動中，大多數是進行跨省式的鄉村介入活動；其次，職業院校的主要發展方向是服務地方文化生活和經濟建設，職業院?？梢愿鶕胺沁z”文化地方性的特點，通過藝術介入的方式參與到當地城市社區、街道和鄉村生活的再構造，積極打造地方文化生活的同時，又可以為地方職業院校的特殊性發展提供專業課程的實操性。

綜合上述，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職業教育的融合發展將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能凸顯地方職業院校的特殊性，賦能當地經濟發展，是新時代背景下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然要求。

引用

[1] 龔珍旭.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中國工信出版集團，2019.

[2] 羅伯特·萊頓.藝術人類學[M].李修建，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22.

[3] 范丹姆.審美人類學[M].向麗，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22.

[4] 汪欣.藝術人類學與非物質文化遺產[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23.

[5] 方李莉.“后非遺”時代與生態中國之路的思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

[6] 趙斌，俞梅芳.浙江地區藝術介入鄉村振興路徑選擇與對策研究[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21.

[7] 馮愛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職業教育的融合探索研究[J].文化產業，2021（31）：70-72.

[8] 錢江涵.國家級非遺項目“宜興紫砂陶制作技藝”的高校傳承模式探索——以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為例[J].南方文物，2022（4）：270-272+250.

[9] 韋小兵，田文靜，王淑慧.吐魯番非遺手工藝與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以“模戳印花布技藝”為例[J].黑龍江紡織，2023（4）：26-28.

作者簡介：肖莉娜（1988—），女，湖北黃石人，博士，講師，就職于湖北工程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