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們的出身雪恥”
——讀埃里蓬《回歸故里》

停 云

2020年7月，法國社會學家、思想史家迪迪?！ぐ＠锱睢痘貧w故里》的中譯本在國內出版，當年即獲得豆瓣“年度外國文學（非小說）No.1”的殊榮，其在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這也難怪，此書探討的問題，如底層出身青年的成長困境，學校文化體制對平民階層孩子隱蔽的壓迫，教育是實現階層跨越的途徑卻又無時不在強化階層固化等，在中國同樣普遍存在。相信不少讀者單看豆瓣關于此書的推薦語——“著名知識分子如何與原生階層和解？不再將問題歸咎于家人與心理創傷而在教育制度、階級差異中反思社會對人的塑造”，就會產生強烈的閱讀渴望。

不過，《回歸故里》能獲得這么多讀者的青睞，在網上引發那么多共鳴，還與其獨特的寫作方法有關。?？?、布爾迪厄等法國思想大師早就揭示社會生活諸領域（性別、性向、種族、文化、教育等）背后隱秘的權力結構，但他們的著作太過精深，表述上枯澀難懂，大部分普通讀者被排除在專業壁壘之外，而埃里蓬此書既是以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的方法寫就的個人自傳，也是“以私人經驗為基礎所書寫的歷史和理論作品”，其特點在于關注私人經驗，同時在深入挖掘個人經驗和記憶中鏈接他人的經驗、關注他人的痛苦?！痘貧w故里》兼具動人的文學氣質與深刻的理論視野，對普通讀者而言，是一部容易入手又能激起深思的作品。

埃里蓬出身于法國一個貧窮的工人階級家庭，幸運地通過接受教育實現了階層跨越，成為知名學者，以善于“革新學術景觀”聞名學界。自20幾歲離家求學后，埃里蓬就選擇“暴力地”脫離自己的原生階層，幾十年里沒有再回去，甚至連父親的葬禮也沒有參加。原因所在，是他與原生階層之間深深的隔閡，回到早已脫離的工人階級世界讓他感到難堪、尷尬、手足無措；以及對“性規則”的反抗，他在十幾歲時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取向，而當時的平民階層對性少數普遍持不寬容態度。除了母親，他沒辦法也不想再面對其他親人。初讀此書，覺得埃里蓬過于自私、冷漠，但在細讀之后，對他的選擇多了一份理解，盡管對其某些做法無法認同。

埃里蓬的父母均出身于社會底層。許多世代以來，這個階層的人總是過早地結婚、生育，在繁重的工作和無望的婚姻中重復父輩悲哀的生活，一成不變如同宿命。埃里蓬的童年是在見證父母無休止的爭吵中度過的，兩人吵架時經常大喊大叫，大聲摔門，往地上扔東西，“除了用最惡毒、最傷人的話語攻擊對方，他們沒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钡筋^來，對另一半的厭惡成為一種生活模式，滲透至他們共同生活的時時處處。對于一個孩子而言，長期的家庭暴力氛圍自然是令人痛苦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我之所以想要擺脫我的階級和家庭（很長時間內，我對家庭、伴侶、穩定關系、共同生活這樣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無疑是因為我從小就見證了夫妻暴力——日復一日的言語沖突、大喊大叫、瘋瘋癲癲?！?/p>

每個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艱辛勞作之后，埃里蓬的父親都要到小酒館尋歡作樂，且常常夜不歸宿，通過向外縱樂來排遣生活和婚姻雙重失敗帶來的絕望感。類似的陋習在當時的男性工人階級中屢見不鮮，甚至可說是一種“階級習慣”。多年以后，埃里蓬依然記得，有一次父親在消失兩三天之后醉醺醺地回到家里，靠在房間的一端，抄起身邊能夠拿到的瓶子，狠狠地扔到對面墻上摔個粉碎?！拔液透绺珧榭s在母親身邊哭泣，母親既憤怒又絕望地重復著‘好歹別傷著孩子’?！贝耸鲁蔀榘＠锱钜簧y以抹去的創傷。

底層民眾的生活還有一個特點，即生育上缺少計劃和節制。埃里蓬的父母二十來歲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為了不讓本已貧窮的狀況變得更糟糕，母親不得不多次墮胎。他們只能求助于沒有資質的非法墮胎機構?！拔矣浀糜幸惶?，父母前往一個巴黎郊區的小鎮——奧爾日河畔的瑞維西，準備出行時，全家都被一股悲涼的氣氛所籠罩，上路以后，母親臉上寫滿焦慮，父親沉默不語。到達巴黎后，他們把哥哥和我留在外祖母家里。幾小時后他們回來了，母親對外祖母低聲嘟囔了幾句，說一切順利。哥哥和我當時還很小，但奇怪的是，我們知道他們在做什么?！边@段敘述極其平靜，但讀來令人不寒而栗。后來埃里蓬的母親又生下了兩個孩子，分別比他小8歲和14歲。

顯然，這是一個如泥沼般使人陷溺的底層世界。而彌漫于這個階層的同性戀歧視文化也無時無刻不使埃里蓬感到恐懼、痛苦、恥辱、羞愧。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理解他“逃離”的決心。但如果埃里蓬一直堅持他的“逃離”，本書也就不會誕生。埃里蓬在父親死后回到了母親的身邊。他和母親翻看自己和兄弟們童年、少年時的照片，驚訝地發現，那些最個人化的生活空間、社會關系，都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我們曾置身其中的社會歷史和形態，是我們體內最深層的真相之一，雖然我們未必能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存在?！卑＠锱钜恢币暩赣H為憎惡同性戀心理與文化的代表，從母親口中，他得知父親早已接受其同性戀身份，甚至愿意為此而與那些評頭論足的村民大打出手。他了解了父母在工廠流水線上揮灑汗水，或在雇主家中遭受羞辱的經歷，而那個時候，他正在學校沉浸于貝克特、杜拉斯、薩特和波伏娃的著作而心靈激蕩。他猛然意識到，父子之間從未有過坦誠、平等的溝通，責任有很大部分在他身上。對原生階層的羞恥感，導致許多和解的機會被有意無意地錯失了。

在對過去的追憶中，埃里蓬對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我確信父親所生活的環境對他來說是個巨大的負擔，這種負擔會讓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極大的精神損害……決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時、何地。也就是說，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社會區域，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關系。父親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際關系上的無能，說到底與他個人的精神特質無關：它們是由他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睉摓樗麥嗀囊簧撠煹?，不是個人責任，而是社會結構的再生產機制，它造成了貧窮和粗鄙的代際傳遞。底層階級和特權階級的生活經歷，使埃里蓬具體而真切地感受到階層分隔造成的撕裂，對工人階級被壓迫、被損害的生存處境也有了更真實的理解。他意識到，不能僅僅用心理學和精神分析來看待底層生活給自己造成的創傷，而應該采用反思性的社會與政治理論。悠悠歲月重新浮現，埃里蓬要做的，就是在重述自己的成長歷程中揭示社會結構的壓迫機制和再生產機制。矛頭所指，則是教育。

在法國，一位工人家庭的孩子典型的成長路徑，是在接受中學教育之前就開始厭倦學校生活，然后自動選擇輟學，在少數選項中選擇自己的職業。埃里蓬的哥哥十幾歲就成為一名屠夫的學徒，然后早早地結婚生子，沿襲其父輩的生活模式。布爾迪厄在《繼承人》中指出：“對社會地位最低的人來說，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觀愿望比客觀機會還要少?！笔聦嵤?，別說高等教育，他們連通過“公辦高中”的申請都非常困難。法國的中學教育是為資產階級家庭孩子量身打造的，平民階層出身的孩子大多缺乏良好的閱讀習慣，也不可能對藝術審美活動感興趣，對于上學他們只會感到無聊和隔閡。

底層出身的孩子想要進入上層社會，自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們必須努力克服階級“習慣”，自律地安排學習生活，大量地閱讀，強迫自己去培養藝術鑒賞力；必須改掉平民階層和地方的口音，重新學習說話的的方式，精準地使用語法來遣詞造句，讓言辭更得體、更優雅。在學校，他們還要時刻承受資產階級學生、教師審視的眼光。高雅音樂是鑒定一個人文化修養的“最狡猾也是最殘忍的測試”：“老師會不停地讓學生試聽樂曲片段，當出身資產階級的學生們忘情地跟唱時，出身平民階級的學生則私下互相講些傻乎乎的笑話，或者忍不住放聲說話?！币魳肥挂粋€人“暴露自己與‘文化’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感抑或是生疏感”，平民階層學生面對這個高高在上的文化門檻，感受到的是隔閡，無力，恥辱，甚至是厭惡。

在埃里蓬看來，教育作為獲取“文化資本”、通向體面生活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本身就蘊藏著隱蔽而殘酷的不平等和歧視。學校文化秩序變成一種淘汰機制，把平民階層的孩子篩選掉，并營造出是他們自由選擇了出局的假象。教育即使不是特意設計的，至少也達到了這個客觀結果：“拒絕平民階級的孩子們，讓階級壓迫變得合法化并持續進行，讓不同階級的職業選擇和社會地位差異如此之大?！奔词故蔷哂凶杂扇宋闹髁x情懷的教師，面對這套體制也很難改變什么。

作為平民階層學生，埃里蓬不得不以遠超資產階級學生的努力，來培養自己的文化修養。這個再教育的過程必然伴隨著來自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學的鄙視，而當他回到家里的時候，又發現自己與原生家庭之間已格格不入。他不斷在兩個世界、兩種身份之間輾轉，最終身心俱疲，只能選擇脫離家庭。他磕磕碰碰地接受完高中教育，而后進入大學，卻因社會身份而無法獲得博士學位，僅取得碩士學位。若非機緣巧合加入當時頗具影響力的《解放報》，結識了布爾迪厄、?？碌任幕?，埃里蓬未必就能實現階層跨越。

在法國，真正界定、區分階層的標準是“文化”，而非經濟。法國的中學教育本質上是一種精英教育。波蘭詩人米沃什在流亡法國的十年中，“窮得就像教堂里的耗子”，可即便如此，他的兩個孩子依舊可以毫無阻礙地上公立高中，因為他精通好幾門語言，且與他交往的多為當時頂級的文化名人，孩子們在耳濡目染之下，文化修養超過了普通的資產階級孩子。而平民階層即使經濟條件大為改觀，依然屬于底層，埃里蓬的家人、親戚便是如此。在此我們看到文化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反思、變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為壓迫機制的一部分。埃里蓬沒有簡單地排斥文化，而是選擇了文化中“與前衛、激進、智性相關的東西”。

布爾迪厄在《繼承人》中說，“教育系統客觀地進行著淘汰，階級地位越低受害越深?！痹凇痘貧w故里》中，埃里蓬多次提及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同樣出身平民階層的埃爾諾在青年時期讀到布爾迪厄的《繼承人》，遂決定要“書寫在自己階級身份提升的過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恥”，也就是“為自己作為‘被統治者’的社會身份雪恥”。沉入自己的記憶，“為自己的出身雪恥”，也是埃里蓬寫作《回歸故里》的目的。

盡管中國和法國的國情有許多差異，但《回歸故里》作為一種參照，對我們清晰地理解中國問題不無啟示。這些年來，中國社會關于階層固化、階層流動、貧窮代際傳遞的討論同樣非常熱鬧。就在《回歸故里》出版的同年5月，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創建，短短兩個月，成員就漲到8萬以上。小組簡介與發帖內容顯示，這是一個“985”“211”高校學子或畢業生分享失學失業故事、討論如何脫困的平臺。這些成員大多來自鄉鎮或三線城市以下的小縣城，父母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擅長刷題應試，在應試教育中脫穎而出，考入中國名校。然而，自進入大學之后，由于家庭社會資源的匱乏、視野的狹隘和社交能力的薄弱，他們在學業、生活和就業上深深地感受到與來自大城市的同學之間的差距，并在“同儕壓力”下深受打擊，因而以“小鎮做題家”自嘲，部分人甚至自稱“five（廢物）”。不少評論者以“自身不夠努力”“沉溺于學霸人設”來嘲諷、指責這些青年的無力感。如果借鑒埃里蓬的分析視角，就可以發現，他們的無力與無助，不只是個體性的問題，背后更有著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換言之，這首先是集體性困境而非個人問題。今天的輿論、學界對于“階級”諱莫如深，不僅我們不談“階級”，據埃里蓬所言，法國左派知識分子普遍也拋棄了“階級”概念。然而，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不會因為我們的忽略而自動消失，當下，我們尤其需要社會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視角。

社會學學者項飆曾在澎湃新聞的專訪中認為：“中國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是，不管有錢沒錢的人，他們追求的生活方式、看的娛樂節目、享受的這套象征體系、對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認知，跟其他階層有很強的同構性。他們不會根據自己在物質生產系統里的位置給自己確定一個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跟著大眾消費的潮流走的?！保ā妒дZ的“社會人”，和疫情下的社會邊界》）以前，我對這種文化狀況很失望，但讀完《回歸故里》，我傾向于認為，文化的“凋敝”似乎也具有某種積極意義，中國社會幸而還沒有發展到以文化來界定階層的程度，階層劃分依舊以經濟條件為主要標準，高考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機制仍舊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若像法國那樣，高雅文化成了階層分隔的森嚴壁壘，普通家庭的孩子將難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如此的文化，看似溫文爾雅，內里實則是冷酷的壓迫。

《回歸故里》是一部非常難得的反思性社會學著作，如果說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其視野仍略顯狹隘。不妨比較一下美國社會學者安妮特·拉魯的《不平等的童年》。在此書中，安妮特·拉魯討論了社會階層如何通過家庭教養方式和成長環境強有力地塑造了孩子的性情、行為和思維方式：中產階級家庭一般會采取協作培養的模式，如主動培養并評估孩子的天賦和技能，為孩子精心安排多種休閑活動，從小培養孩子理性分析、協商討論的能力，訓練孩子承擔起批評和干預的角色，帶領孩子出入各種社交場合等；而工人階級由于缺乏充足的時間教養孩子，一般采取成就自然成長模式，孩子經常與小伙伴待在一起，對自己長長的閑暇時光擁有控制權，也更懂得與他人真誠地交往，盡管他們很少質疑或挑戰父母的指令，社交能力也沒有得到鍛煉，但他們活得“更像孩子”。安妮特·拉魯最具啟發性的思考在于指出不同的家庭教養方式與社會主導性獎懲機制之間的親疏關系。協作培養模式并不比成就自然成長模式高明，兩種模式實際上各有千秋，但協作培養模式與“占統治地位的公共機構推舉標準”更為契合，更有助于孩子發展在未來的“工薪世界”中具有突出優勢的各種技能（演講才能、協商討論能力、掌握幾門藝術特長等）。從不同階層衍生出來的不同的育兒方式，造就了實際上的不平等。這種批評視角是埃里蓬所缺乏的，他自始至終都認同高級文化所確立的獎懲原則，在認同它的同時憤怒地指責它把大多數底層民眾排斥在外。徹底地“為我們的出身雪恥”，要求我們去質疑這套獎懲原則和淘汰機制。

作為曾經的“985廢物”（也許如今仍是？），我想，每一個通過高等教育從鄉村或都市底層走出來的青年，都可以認真讀讀《回歸故里》和《不平等的童年》，借鑒其社會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眼光，重審自己經歷的困難、疑惑和痛苦，從而獲得更好的行動能力和生活能力。

埃里蓬說，我們對個人成長經歷的敘述，總是被社會和政治理解的框架所重構。如果由我來重述童年，我會說，能在一個田園廣闊、白鳥悠悠的地方長大，實在是一種幸運。當你在田野狂奔，一群又一群的白鷺受到驚嚇，紛紛在身邊飛起，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不會明白那種感覺，它會讓你終其一生都追求率性和自由。這種個人經驗和記憶，比之高雅文化，更適合作為精神世界的支撐，捍衛個人的獨立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