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流轉、商業投機與產業型塑
——除蟲菊在近代中國(1897—1937)

俞澤瑋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南京210046)

除蟲菊(Pyrethrum),同煙草、毒魚藤并列為“二戰”前最重要的植物性驅蟲劑原料,最初栽培于奧匈帝國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在19 世紀的博物浪潮中被發現具有驅蟲功效①一般而言,除蟲菊代指白花除蟲菊(Pyrethrumcinerariifolium),為菊科(Compositae)匹菊屬(Pyrethrum)下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匹菊屬下有驅蟲功效的植物包括兩種,即白花除蟲菊與紅花除蟲菊(Pyrethrum coccineum)。 白花種制成粉劑或乳油劑后可用于驅蟲;紅花種效力薄弱,多為觀賞用。 參見石鑄、傅國勛《中國植物志·第七十六卷(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61 頁。 1885 年前后,在福澤諭吉的引介下,和歌山縣有田郡保田村的上山英一郎從海外取得除蟲菊種,首開日本除蟲菊種植風氣[1]。 從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間,日本的主要除蟲菊產地逐步由和歌山擴展到瀨戶內海沿岸以及北海道等地。 “一戰”前后,因奧匈帝國陷入戰火,日本抓住機會擴展國內除蟲菊產量,并大力推進產業化進程,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除蟲菊干花與加工品出口國②就出口量而言,1929 年,輸出干花、驅蟲菊粉、蚊蟲香數量分別為832 萬斤、99 萬斤、126 萬斤。 吳德銘《日本之除蟲菊業及其國際貿易上之地位》,刊載于《國際貿易導報》1930 年第9 期,第2—3 頁。。 1935 年,日本除蟲菊干花收獲量達十三萬噸,占全世界產量的70%;1943 年,甚至有論者將除蟲菊視為“大東亞的特殊資源”([2];[3],頁1),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參與到相關的全球科學互動中去①大原農業研究所研究員山本亮對于除蟲菊驅蟲成分的研究就卓有成效。 1918 年,山本經實驗獲取了一種對蠅蟲有毒的不飽和酯類,并對之進行皂化處理,取得一種酸類,為其后Staudinger 和Ruzicka 最終確認兩種除蟲菊酯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參見C.B.Gnadinger, Pyrethrum flowers.McGill lithograph Company, 1933, p21。。

除蟲菊在東亞的流轉并非止步于日本。 清末甲午到庚子年間,除蟲菊知識經日本傳入中國,隨后被賦予諸多不同層面的意義;20 世紀20 年代,除蟲菊籽種一度成為滬郊等地種植園主商業投機的工具;遲至國民政府時期,本土除蟲菊栽培、加工產業鏈條才得以形成。 近年來,學界對東亞的除蟲菊栽培與加工、貿易史開始投以關注[2,4,5];至于除蟲菊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除沈宇斌、侯嘉星的在研課題外,學界尚無研究②Yubin Shen, Empire of Insect Flowers： Pyrethrum Cropscapes in East Asia, 1880s-1940s, 第五屆東亞環境史協會雙年會,成功大學,臺南,2019 年10 月,會議論文。 這是他有關“藥用植物與近代中國全球化”項目的組成部分,尚未發表,參見筆者與沈宇斌教授的私人電郵,通訊日期：2021 年10 月6 日。 侯嘉星《二十世紀除蟲菊在中國的引進與利用》,“帝國知識與資源調查”工作坊,“中研院”近代史所、中興大學,臺北,2019 年9 月,會議論文。 這是他關于近代中國農業化學知識、化學藥劑制作的課題一部分,尚未發表。 根據侯教授提供給筆者的摘要,此研究與本文在討論對象上略有重合,但侯著重強調中國化學工業社的產業推廣,與本文系統性梳理戰前除蟲菊的知識流轉、商業投機、產業型塑有所不同。 在問題意識上,侯從農業化學這一脈絡切入,筆者則廣泛搜羅“異質”史料,以期呈現新物種傳入的多元面相,兼討論知識與商業、政商間的復雜關系。 參見筆者與侯嘉星教授的私人電郵,通訊日期：2021 年12 月13 日。 沈老師對本文寫作多有鼓勵,侯老師慷慨提供大作摘要,此處謹致謝忱!。 本文力圖再現除蟲菊知識在清末民初流轉的過程,考察北京政府時期除蟲菊售種投機熱的興衰,分析全面抗戰爆發前本土相關產業的發展歷程與樣態,以期串聯起除蟲菊這一“物”的文化、社會與經濟面向,并深化學界對外來植物本土化與產業化歷史的認識。

1 清末民初除蟲菊知識在中國的流轉

作為一項近代害蟲防治技術,除蟲菊的栽培、加工在產業化之前更多的是以“新知”面貌出現。 19 世紀最后20 年間,除蟲菊在日本經歷了從引入到推廣的歷時性演變,反映在知識層面便是從“害蟲防治新知”到“農家經營大利作物”的認識深化過程。 甲午后十余年,中國的除蟲菊知識譯介卻呈現出較為混雜的態勢：不同敘事脈絡中的文本多在同一時期被譯成中文,本土言說又因為作者身份各異,充斥著錯誤的認知與有意的“挪用”。中文語境下的除蟲菊“知識倉庫”,便在這些“復調”文本敘事下得以搭建起來。

對除蟲菊知識的本相言說多停留在其“衛生作物”的性質上。 1897 年,日本昆蟲學家松村松年出版有《害蟲驅除全書》,書中特辟一節(藥劑的驅除法-浸汁劑-條十三)介紹除蟲菊[6]。 該書先后產生了多個中文譯本,上?！掇r學報》在原書出版后不久便著手翻譯并分期連載,其中介紹除蟲菊為“菊科植物也,有多效于驅除害蟲……此驅蟲劑自十九世紀以來,初為世所知……采其頭狀復花小片,陰干細粉者最有效……此細粉有一種奇異麻醉毒,而毫無及害于溫血動物及植物,故世人大珍重之,實可謂第十九世紀一大發明也”[7]?！督鬓r報》也在1907 年編譯連載了該書[8],不久又有胡朝陽纂譯的單行本出版[9]。 上述譯本多忠實于松村氏原文①松村氏原書錯誤在譯本中也未得到修正,如P.Parthemium 應為P.Parthenium,Chrysamthemum 應為Chrysanthemum。 參見《驅除害蟲全書》,第22 頁b—23 頁a。。 1900 年,羅振玉的《創設蟲學研究所議》一文中同樣提到“植除蟲植物如除蟲菊之類,以廣利用”[10]。

民國初年,隨著日本新式驅蟲粉開始進入口岸城市,在商業報刊的有意塑造下,相關言說漸將重心轉向“家庭衛生”。 時人采取“日常啟蒙”的姿態,指導民眾利用除蟲菊粉與蚊香,以實現“科學的家庭生活”,或成為“理想女性”[11,12]。 上述文章多發表于都市大報的“常識”專欄中,可視作“衛生現代性”的微觀投射。 正如學者已指出的那樣,所謂“常識”與“須知”甚或理想的女性圖景,更多的是知識人從各自“現代性想象”出發所力圖建構的產物,卻無涉實踐[13]。

總體而言,由于除蟲菊在農業上的功效并非不可替代、農家財力有限,故“害蟲防治”脈絡下的本相敘事并未引起太多反響。 更具影響力的,乃是“農家經營”與“國族主義”脈絡的言說。

“農家經營”脈絡中的相關文本大體涵括作物栽培方法與農家栽培收益兩個層面。去情境化的技術介紹常見于譯介文本[14],本土論說則多將栽培辦法和介紹農家種植收益結合在一起。 如宗旨為“志在講明生財好法,俾大眾撈翻起個世界”的廣州《農工商報》就曾數次介紹除蟲菊知識。 1907 年的一則介紹報道中,除蟲菊以“農業新法”面貌出現,文中除簡要介紹殺蟲功能外,著重指出：“考日本除蟲菊……一畝之地,能一年而獲利七八十元,未易得于別樣耕種者也?！盵15]次年,該報在啟事中,同樣強調栽培除蟲菊“可以獲大利”“近日種此菊者,獲利極深”[16,17]。 民國初年,隸屬于農商部的中央(北京)農事試驗場對除蟲菊做了相當多的推廣工作,不僅編有教程,逢收獲季節還預留種子向外分發[18];該部主辦的《實業淺說》則與中農場互相配合介紹除蟲菊知識[19]。 宣傳農家栽培除蟲菊的巨大收益,是這些推廣與論說的重要一環。

與此同時,本土論說在事實介紹層面卻多有錯誤。 一方面,這是因為辦報群體欠缺農學專門知識。 如《農工商報》主編江寶珩僅在日本略作游歷,與中、日農界素無交集[20],該刊對除蟲菊產地、不同品種效力強弱的認識,均與日本時論相區別②產地上,該刊認為除蟲菊“原產于花旗國”;不同品種效力比較上,該刊認為“紅花種比白花之力更優,收成更厚”。 參見參考文獻[15]第11—12 頁和參考文獻[16]第42 頁。。 另一方面,翻譯過時文本也對相關錯誤產生影響。 1915 年,一篇譯文中認為紅、白二菊種功效優劣仍有待進一步檢驗[21],觀點頗不合時宜,因為當時日本農界對此早有定論,并已實現白花菊產業化。 事實上,此文翻譯于日本小野寺行三在1898 年出版的作品[22]。 小野寺氏寫作時,日本農界正處除蟲菊初步推廣階段,農界人士雖已對白花菊的效力與經濟價值有較為直觀的認識,但仍未完全明了紅、白二菊的優劣,也就為主張研究紅花種的論說留下了余地。

由此,本土“農家經營”脈絡下的除蟲菊言說較少關注栽培、加工、運銷等技術問題,而是將重心轉移到了知識之外的社會層面。 這一面向在此后得到了進一步放大,相關論說中,除蟲菊已不僅關乎害蟲防治,更關乎農民生計與“以農立國”的根本。

“國族主義”言說脈絡無疑更側重意義的闡發,這也是受日語文本影響所致。 1902年,《農學報》刊登了一篇名為《除蟲菊栽培制造法》的文章,并提及原作者名為“牧野萬之照”[23]。 實際上,這篇文章出自日本勸農家牧野萬之助于1896 年出版的小冊子《除蟲菊栽培全書》,基本是該書的節譯本。 牧野萬之助原書序言一路追溯至嘉永年間的黑船來航,介紹了除蟲菊隨之傳入的歷程,提及國內需求激增與本國供應難以自給以致仰仗外國輸入的現狀,并號召有志人士共同種植除蟲菊[24]。 表述中顯見作者將除蟲菊與國族話語相勾連的意圖。

在清末各界愈發重視“強國保種”的氛圍下,這樣的敘述邏輯不久便見于本土的除蟲菊言說中。 1904—1905 年間,《新小說》雜志連載了一幕傳奇劇本《警黃鐘傳奇》,除蟲菊在其中出現：

東國遨游,野菊除蟲一例收。 此菊是東瀛傳來,可以辟蟲。 蜂蝶誤采,即至毒悶。末將用此花研粉,灑在菜花之上,那胡封國兵士,收采作密為糧,是以個個如虎投陷阱、人醉屠蘇、魚上金鉤,望風羅拜把戈投。[25]

文后同時注解道：“東洋有除蟲菊,蜂蝶不敢犯,此實有是物,非妄言也?！北緞〔扇≡⒀允址?描寫黃封(蜂)國采取智謀抵御胡封(蜂)國侵略的故事[26]。 此處黃蜂與胡蜂分別喻指黃種人與白種人,除蟲菊,則成為黃種得以自立的重要武器。

隨后,“國族主義”脈絡下相關言說逐漸形成定式,也即通過種植除蟲菊來“塞漏卮”“捍國權”。 這一點往往又和“農家經營”論說相纏結,種植除蟲菊成為“一本萬利”且深具經濟民族主義意味的“偉大事業”。

民國初年,除蟲菊知識開始進入辭典與教科書,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實現了書寫模式的中西融匯以及知識類目的再生產。

第一,本土植物學辭典中開始出現對除蟲菊的介紹,并涉及中西植物論說傳統的融匯。 在1918 年出版的《植物學大辭典》中,除蟲菊已列名其中[27]。 該詞條下,除蟲菊的拉丁名(Chrysanthemumcinerariifolium.Bocc.)完全依現代分類學構名法,日文假名(シロ（Ⅲ）ナノxviシヨケ（Ⅱ）ク)則由顏色加外來語屬名加科名構成,同樣可見植物分類學的痕跡。中文名“除蟲菊”則直接由日文漢名譯來,完全以實踐中的功效命名,與書中拉丁、日語正式名稱均難完全對應。 名稱以外,詞條正文同樣體現出混雜性。 文中雖包括植物學中的標準形態、據實描述的附圖,但也夾雜著對日常用法的介紹,甚還出現諸如“煎汁”的用法,體現出傳統本草志寫法的影子。 除蟲菊這一完全自外傳入的新物種,在嵌入到中西交融、專業與日常書寫并存的辭典譜系過程中,逐漸體現出在地化的色彩。

第二,除蟲菊開始進入本土的教科書中,并在其中實現了知識類目的再生產。 民初的新國語教材已出現將除蟲菊作為材料的課文[28];商務印書館還編出一本單獨的《除蟲菊》教材,列于“活頁本小學新教材”系列中。 在宣傳中,這套書適應了當前的“大勢所趨”,精選世界上“新發生之學理事實”,以“增進學生之新智識”,其內容包括“歐洲大戰”“歐洲新局勢”“國際同盟”“國恥紀念”“國音”“勞工神圣”“飛行機”“改良棉種”“疏浚運河”“鐳”等[29]。 將除蟲菊知識與此類政治時勢或經濟社會的重要議題相并列,既反映了編者對此植物的重視,同時也是將除蟲菊知識從農學脈絡中抽離出來,進行知識類目再生產的嘗試。

經歷上述流轉,中文語境下的除蟲菊知識群大體被構建起來,大體包含著“害蟲防治”“農家經營”“國族主義”等多個面向。 這些意義或來自對日本經驗的譯介,或產生于知識“情境化”與再生產過程中,并隨即成為下一階段商業投機者與產業從事者大力運用的話語資源。

2 民初除蟲菊種苗銷售中的商業投機風潮

依報刊記載,近代中國最早的除蟲菊栽培,大致在1909 年[30]。 但農事試驗場外,社會各界開始栽培除蟲菊的時間,已是“一戰”前后。 此時期,江浙等地商業種植園開始注意到這一“大利”作物,進行試種并出售種苗。 這些商業種植園的除蟲菊實踐并非全然落在物質層面,還多利用各式日用讀本進行商業宣傳,將自身形塑為新事業的開創者與權威,打造出售種的消費文化,從而促成了除蟲菊知識在華的進一步流轉與“物質化”。 浙江定海仙樂種植園(以下簡稱“仙樂園”)及其主事者朱啟綏,就是這一商業投機風潮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

朱啟綏,原名朱福昌,滬上實業界頭面人物朱葆三之侄孫。 關于他的生平記載并不多見,但在近代日本作家村松梢風的上海游記中,他曾以紈绔子弟的面目出現①根據村松的記載,朱啟綏中學畢業后前往日本大阪生活數年,回國后雖在定海經營農業園,但平時生活在上海。 1925 年底,朱生意失敗,后遁入釋教為僧。 見徐靜波《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78—81 頁。。 朱的紈绔性格,在仙樂園發展歷程中多有相應體現,商業上即表征為投機鉆營。 所謂“投機”,既指仙樂園在其主營業務——向外出售種苗中所選擇的多是除蟲菊、“黃金樹”等熱門的“大利”農林作物種苗;也指在商業宣傳中善于利用各類日用文本及廣告中的種種夸大言詞。

據朱啟綏自述,仙樂園創立于1911 年,初創時僅三十余畝地,“所栽多屬花卉,除蟲菊亦其一也。 余創斯園,志在提倡園藝,對于除蟲菊,初未加以何等注意”,但創辦前三年“勞心勞力,而取償甚微”,終決定改變方針,從除蟲菊入手,從事特用植物的栽培。 從1915 年春至1917 年秋,仙樂園先后栽培除蟲菊面積便已達一千四百畝之數[31]。 但這一數字僅見朱本人的宣傳,無其他印證,與仙樂園規模也不相符,幾可斷言為朱的夸張言詞。

試驗栽培除蟲菊成功后,仙樂園雖少量研磨干花,制成驅蟲粉出售[32],但仍以售菊種為主營業務,自1918 年起便時常在《申報》上刊登廣告販售[33]。 仙樂園的廣告中,除蟲菊儼然是暴利作物,以下為一例典型的文本：

勸種除蟲菊:每畝歲利八十三元,荒山曠野皆可種植除蟲菊。 每畝能產花一百零五斤,每斤最低價九角,除地租、人工外至少可獲純利八十三元,莖葉尚不在內。 上海各藥房每年需用百萬斤以上,美國商行更有大批購運于海外者,向皆采自日本,銷路之大殊出意表,吾人能及早仿種,厚利可操左券。[34]

該廣告中除蟲菊畝產與獲利之數均不可信。 1920 年代前期,關于實際畝產數量的記載并不多見,僅膠澳農事實驗場在報告中提及試植有除蟲菊1 畝4 分7 厘,收獲22 斤,畝產僅15 斤,與仙樂園的宣傳對比,反差可謂巨大[35]。 就獲利數字而言,朱述稱83 元乃由經營十畝地總收入998.2 元(干花收入945 元、葉莖收入53.2 元)減去支出168 元(地租30 元、肥料50 元、長短工78 元、農具消耗10 元)再平均到每畝地上所得到[36]。 除畝產數不確之外,這一估算還忽視了農作物本身的年際收成差異、多年生植物歷年收益-投入比并不一致、農家缺乏技術與運銷能力等問題。 在其他廣告中,這一獲利數字更為夸大,甚至超過百元[37],上述均證明仙樂園的投機宣傳色彩。

除虛報自身種植規模、夸大農家種植收益外,仙樂園還將除蟲菊與一種“黃金樹”苗搭配銷售。 在宣傳中,有十畝荒地之小農戶,合并種植除蟲菊與“黃金樹”的年均收益即可達到1530 元[38],可謂荒誕。 但如此將“黃金樹”與除蟲菊搭配的一系列宣傳卻收獲了相當反響,各地農林園圃紛紛將除蟲菊與“黃金樹”種苗搭配出售[39,40];滬上還有人仿造仙樂園“黃金樹”搭配除蟲菊的售種模式新創種植場,甚至所起名稱“隱樂園”都與仙樂園極為相似[41,42]。

如此種植“黃金樹”與除蟲菊等“大利作物”的社會投機風尚一經形成后,農界人士不得不出面提醒,甚至發函請地方當局多加注意：“滬杭一帶時有售賣樹種之奇異廣告,專利用社會急功好奇之心理,以達其詐欺取財之目的,巧立種種名目、虛構種種方法,如‘黃金萬利’‘致富快捷方式’‘包能發財’之類,藉報紙鼓吹,以售其詐術。 近更花樣翻新,有‘萬利木’‘避蟲花’等名目發現,竊以‘萬利木’即‘黃金樹’之變名,‘避蟲花’即以除蟲菊之假冒。 我全國熱心實業諸君子,慎勿冒然投資,致貽后悔?！盵43]該文所指尚且為借“避蟲花”等名目假冒除蟲菊的騙局,但從中可見除蟲菊與“黃金樹”這兩種作物,在社會輿論場中,已經與“致富捷徑”的形象劃上了等號。

1920 年代前期,朱啟綏與定海仙樂園儼然以除蟲菊栽培的開風氣先者與知識權威身份自居。 一方面,朱引用日本報道,介紹在日本倡種除蟲菊的上山英一郎及其創辦的大日本除蟲菊粉株式會社事跡,并談及他曾親往拜訪上山氏進行交流,以此來抬高自身地位[44]。 另一方面,通過在《申報》“常識”專欄中發表各類指導性文章,朱更直接地打造自身知識權威形象。 他以如下口吻總結國內除蟲菊事業：“吾國此項事業,正在萌芽時代,而一般劣商,巳設計作偽,將雜物混入菊粉中出售,期可多得代價。 其妨害于推銷前途,恰與棉花攙水相似?！彼杂匈Y格作指導,則是因為“鄙人從事斯業八年,于茲……略有心得”[45]。

同時,仙樂園還在廣告話術中勾連起除蟲菊與公共利益乃至國家權益的關系,宣揚種植除蟲菊可堵塞“漏卮”、捍衛國權,甚或占領市場前景達千萬斤的南洋市場,從而參與跨國商業競爭。 進而,仙樂園便為有志從事如此“偉業”者提供了悉心周到的服務,園中不僅出售籽種與蚊香、輸出技師,還提供土壤勘察服務,可謂至細[46]。

仙樂園的一系列宣傳成效顯著,《申報》多次在“本埠新聞”欄目中報道該園真假難辨的“南洋事業”①相關報道中提到仙樂園蚊香運銷南洋三百余萬盒,但考諸《南洋商報》等報紙,并無仙樂園旗下“鷹”牌的痕跡,應為虛假宣傳。 見《滅蚊盤香銷行中外》,刊載于《申報》1923 年5 月18 日第17 版。。 另外,一般社會人士也對仙樂園有所耳聞,如一位滬上都市青年應修人,在創辦“新青種植團”以準備“練習勞動,涵養性靈”后,除購閱實業刊物,首先便想到去仙樂園與南京興農公司“討章程”并“問疑”,二者均屬大力宣傳除蟲菊的商業種植園[47]。

從“一戰”爆發后不久到1924 年為止,仙樂園提供的服務逐步從除蟲菊種苗銷售擴展到蚊香制作、技師訓育、農場規劃。 在此過程中,通過輿論宣傳,朱啟綏也型塑起自身在除蟲菊種植方面“知識權威”的形象。 然而,1925 年以后,仙樂園刊登的廣告數量大幅減少甚至一度消失,且與此前圍繞除蟲菊的銷售策略大不相同。

如此突兀的策略轉折,最直接原因是朱啟綏的個人命運浮沉。 如村松梢風記載,朱并不專心于種植園經營,而是常居上海,流連于風月場所,“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工作,每天就是坐著汽車到處玩玩……是一個典型的浪蕩公子”[48]。 1924 年后,他的興趣逐漸轉移,次年更是經商失敗,負債累累。 此后的仙樂園不再與他相關,帶有朱濃厚個人色彩的除蟲菊種植與售種業務也逐漸為園方所棄。

但是,若仙樂園的除蟲菊事業真如同廣告宣傳中那般成功,園方或不致放棄相關業務。 仙樂園諸多宣傳目的在于售種,但當各方人士購籽實驗栽培紛紛失敗,或賺取利潤并不如宣傳時,該園的售種事業便難以為繼了。 針對民國初年的除蟲菊栽培投機風潮,有人慨嘆道：“近今栽培除蟲菊者,皆謂有極大利益存焉,故趨之若鶩,及至實地栽培,未有不應之而費工耗材,徒呼負負者?！盵49]植物學家胡先骕更是直斥仙樂園為“騙人種子公司”[50]。 由此,朱啟綏與仙樂園掀起的除蟲菊投機熱,雖能造成風潮,卻難以長久維系風氣。

此外,除蟲菊種植風潮的興起與衰落,還與滬上整體商業氛圍相關。 北京政府時代,當局經濟治理能力低弱,上海市場多次爆發投機風潮,有時論認為：“今日思想最足為中國實業之障礙者,莫過投機心?！盵51]農業領域,如養蜂業同樣經歷過以出售蜂種為主的投機經營階段[52]。 除蟲菊作為引進的新興作物,在此氛圍下自然成為炒作對象。 自1924 年底江浙戰爭爆發后,五卅、北伐等事件接踵而來,滬上市面日漸緊張,投機風氣也稍有轉變,除蟲菊投機熱的興起與褪去,恰與這一大環境變動緊密相連。

從“一戰”期間到1925 年前后,仙樂園等商業種苗公司利用報刊“軟”“硬”廣告與各式日用讀本,以投機式鼓吹的辦法,在社會上掀起實驗利用除蟲菊的熱潮。 這一過程雖然包括了種苗的銷售與試種等“物”的流通,但實際成效極為有限,正如當時日本外交官所言：“所有地區都不種植除蟲菊花”([53],頁87)。 因此在這一商業過程中,更多的是知識層面的流轉,而非物品的流通。 仙樂園等商業種苗公司的貢獻,在于加速了除蟲菊知識在華流轉的第二階段：從少數農界或留日人士,到中等水平的都市人以及部分鄉村富戶。經此投機式鼓吹,除蟲菊已與“大利植物”劃上等號,這成為1930 年代鄉村得以推廣種植的重要前提。

3 20 世紀30 年代的本土除蟲菊產業型塑

中國本土的除蟲菊加工商,大體在“一戰”前后出現,包括中國化學工業社、家庭工業社等企業。 由于國內驅蟲粉、農用藥劑市場狹小,這些日用化工企業最重要的加工方向在于蚊煙香制作。 因對原料需求較少,廠家多自日本進口干花或菊粉,也正因如此,蚊香進口雖有所下降,除蟲菊進口卻逐年增加([53],頁95)。 從1926 年到1930 年,日本分別向中國輸出干花17000 斤、9600 斤、1000 斤、9600 斤、21600 斤;輸出菊粉199100 斤、272700 斤、405700 斤、331900 斤、437600 斤[54]。

到1930 年代初,蚊香加工業界對除蟲菊花朵需求日增;各界人士也看到除蟲菊種植在救濟鄉村、發展本國實業方面的巨大潛力,上書請求政府出面推廣除蟲菊栽培[55]。

1932 年夏,浙江瑞安國民黨黨部呈請中央下令種植除蟲菊,該案經浙江省執委會轉呈國民黨中常會,后交由實業部討論[56]。 當年7 月16 日,實業部下達訓令,要求各省實業、建設廳推廣種植除蟲菊：“查除蟲菊一物為最佳之殺蟲劑,吾國各地農民近年雖亦漸知種植,而風氣未開,栽培不廣,去實際需要尚遠。 為力謀自給以除害蟲起見,實有積極提倡栽培之必要。 應由該廳斟酌地方需要情形,一面轉飭各縣政府勸導農民種植,一面轉飭各農事試驗場就近提倡指導?！盵57]

實業部訓令頒發后,各地行政當局積極響應[58,59]。 此外,民營日用化工企業也利用當局的扶持,積極推廣除蟲菊種植,以拓寬原料供應。 由此,涉及工、農兩端的本土除蟲菊產業,大體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成型。

中國化學工業社(以下簡稱“中化社”),由浙江鎮海人方液仙創辦于清末,最初僅為亭子間里實驗“搗鼓”性質的小作坊,后在家族資本的支持下發展壯大[60]。 早在1915 年,方液仙就創有除蟲菊制“三星立斃臭蟲粉”[61];1917 年,中化社在滬西虞姬墩試種除蟲菊,但產量微末;1931 年又設立除蟲菊試驗場于北新涇,仍不敷蚊香制造所需[62,63]。 實業部政令下發后,中化社積極利用社會矚目的有利條件,打造除蟲菊種植與推廣事業,以維系供應鏈的穩定。

一方面,中化社大力運用宣傳手段推廣除蟲菊種植,包括舉辦公開展覽、修訂并發行《除蟲菊栽培法》小冊子。 1933 年與1935 年夏,中化社先后舉辦了兩次除蟲菊試驗場參觀活動[64,65],吸引數百人前來,“群屐聯翩,一時稱盛,因之除蟲菊之印象愈深入群眾心理”([66],頁2)。 1935 年的除蟲菊“擷花式”還邀請到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出席,吳發表致辭并當場題字：“‘三星菊’為三星蚊香之原料?！盵65]吳氏參觀菊田后不到一月,上海市農會呈請實業部,要求獎勵中化社的“國產除蟲三星菊,以示提倡而挽漏卮”[67]。 函請各方人士參觀菊園,不僅利于除蟲菊推廣,提升了“三星”蚊香的品牌影響力,并進一步將公司的宣傳話術融入到宏大敘事中去。 此外,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化社先后發行了五版《除蟲菊栽培法》([66],版權頁),其中第三至五版均出版于實業部訓令下達后的1933 年至1935 年間,多有內容的校對、增訂與改寫,第四版“內容益見充實,篇幅增至三倍,完全以該社種植經驗編次”[68]。 據中化社自稱,到1934 年,前四版《栽培法》銷行量達十一萬冊[62]。 由上也可見,知識的生產與包裝,仍然是除蟲菊產業推廣的重要一環。

另一方面,中化社通過訂定“合作種植特約農場”的形式更直接地保障原料供應。1934 年起,中化社開始大規模訂約,到1936 年特約農場總面積已達3700 余畝,分布在江浙各縣,成為該公司原料供應的重要來源[69]。 一般而言,特約農場需簽訂《種植合作特約》與《承種志愿書》,其中規定公司售與種子并酌情提供擔保貸款和技術指導,場方負擔一切種植成本。 收獲后,場方須悉數裝運干花至上海售與中化社,不得他售,也不得自留種子或自分根株,公司則按照市價收買合格干花[70,71]。 這樣的合作模式顯然利于中化社轉移生產風險;對承種戶而言,得利之處在于預期中穩定的銷路以及巨大利潤,但相關契據中工、農雙方地位的失衡也為后續沖突埋下了伏筆。

與中化社等企業從保障供應鏈的角度出發“以工帶農”不同,各地社會群體推廣除蟲菊的動機在于發展農家副業,以增加農戶收入。 全面抗戰爆發前,曾報道種有或準備推廣栽培除蟲菊的地區包括冀、魯、江、浙、贛等數省區,多由各地鄉村建設群體主導[72]。 據英帝國研究院的報告,中國本土除蟲菊大規模生產始于1932 年。 到1936 年,全國種植除蟲菊面積折合市畝約6525 畝,其中浙江3035 畝,上海地區607 畝,南京地區455 畝,江蘇其他地區1517 畝,青島910 畝。 就產量而言,折合每畝平均地產14.9 斤到44.8 斤,1936 年每畝地平均收獲30.6 斤[73]。

從1932 年到1935 年秋,除蟲菊種植逐漸成為“最近二三年來農業界比航空獎券更有把握的‘發財之路’”[74],但此新興產業也面臨著結構性困境,主要表現為產業鏈中農工關系的不平衡以及本土除蟲菊產銷易受國際花價變動影響。 1936 年,風波首先因中化社與承種戶簽訂的《合作種植特約》《承種志愿書》而起。

1935 年秋,中化社在浙江臨平放種時遭遇糾紛,繞開司法途徑,以經理李祖范的名義具呈國民黨中執會民眾訓練部,要求對公司的除蟲菊合作種植事務予以保護[69]。 民訓部將該案轉交至實業部,詎料實業部參事廳反應激烈,除強調民間糾紛應在地方申訴處理外,更斥責中化社的《合作種植特約》冒用合作社名義,卻行“資本家壟斷故技”,因此要求“令其依法更改名稱外,似應加以取締,以免農民受資本家壓迫”[75]。 然而合作、農業二司商議后,復函態度較為和緩,除要求更改契據名稱,僅飭令刪去“不許承種戶留種”的相關條款[76],并未對公司本身進行措置。

1936 年3 月,中化社再次提交呈文,詳細解釋了公司方理由。 其一,契據名稱中“合作”二字僅為文法修辭的用處,因此無需更改;其二,限制承種戶留種是為保護種子質量,并避免國內生產過剩[77]。 實業部參事廳本就不滿于前述意見未被采納,因此對中化社的種種說辭一一駁難,并認為“以如此不平等之契約,印成之后,利用鄉愚無知,強其承受。一俟訂完,即為該社之農奴,莫由自拔,而獨美其名曰合作,美其名為提倡除蟲菊之種植”,要求“地方之官廳局嚴行取締,以儆刁狡而安良懦”[78]。 4 月27 日,實業部發布訓令,要求上海市社會局與浙江、江蘇兩省建設廳對中化社的此種合作特約農場“嚴加取締”[79]。 但在強硬的態度背后,實業部并未明確指出“取締”的含義所指,為事件留下了轉圜余地。

當年夏收季,中化社浙江訂約菊田干花十萬斤因禁令無法收買,呈文省建設廳,強調農戶可能面臨的損失,后在實業部允許下順利收花[80]。 隨后,中化社將兩份契據中的“合作”一律改為“特約”,并修訂具體條文,該案至此告一段落[81,82]。

本案焦點在于中化社的兩份契據,實業部的核心關切則是新興產業中農工關系的平衡。 但一方面,當中化社在收花季節“挾農自重”時,政府缺乏因應手段;另一方面,兩份契據固然對種植戶相當苛責,卻也強調中化社有收買訂約農場干花的義務,這主要是出于扶持本土承種戶的考量。 但1936 年前后,日本花價大降,此種“特約”模式因收花時需驟支大量現錢,反倒成為公司負擔。 由此,實業部的政令以及兩份契據的修訂難以從根本上扭轉除蟲菊產業中農工失衡態勢。

1936 年,全球除蟲菊干花市場還面臨著生產過剩的傾向。 主產地日本的栽培面積從1933 年的16151 町擴大到1936 年的29196 町,但干花總收獲價額卻從7809068 日圓降低到5710149 日圓,可見單位面積價格下降之劇烈[83,84]。 這一趨勢很快傳導至中國市場,當年,國內除蟲菊干花一般收購價從約合每斤0.66 元降至0.31 元[74]。

中化社等廠家不僅降價收花,還限制收花范圍與品質。 最初,公司承諾包收“合作種植戶”的收獲干花;但當1936 年原料供應充足且實業部要求修改契據后,中化社轉而將收花范圍限定在1934 年秋播或次年春播的承種戶間[85]。 因除蟲菊是可多次收花的宿根多年生植物,這一規定實際上將大批承種戶排除出了收買范圍。 此外,廠家還以未干透為由折價收花[86]。 對此,論者譏諷道：“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在缺乏原料時是十二分熱烈的愛國者;他們肯自己‘犧牲’,‘提倡副業救濟農村’。 但在原料充足,‘友邦’又可給予‘經濟提攜’時,是絕不會有失國際‘禮貌’的?！盵74]

但中化社等加工商也面臨著資金流轉問題。 作為季節性銷售商品,蚊香制造廠家在上年年底便需雇工、采買,至中秋以后方能收回貨款。 在此期間干花夏收,廠家還得另支現銀收購干花原料,而所收干花已錯過當年制香季,需置于堆棧數月。 在日本,由于產業鏈的完善,遠期交易和展期付款方式盛行;而“我國農場出品,莫不急急乎求變現錢”。 資本有限的廠家既然可以在僅繳少量保證金的基礎下提前從日本訂定來年干花原料,“安得舍彼就此,另向銀錢業借入現款,以購明年之備貨”[87]?

因此,1936 年風波的爆發,究其根本是產業發展的不成熟。 在日本,得益于廣闊的國際市場、除蟲菊種植中的同業組合,各級農會話語權較大,農工關系協調發展([3],頁66)。 但中國的除蟲菊干花品質較差,難以進入國際市場;農家經濟水平低下等原因又導致驅蟲制劑市場狹窄,僅有的加工方向在于蚊香制作。 在市場自發演進態勢下,中化社等下游加工企業多實行縱向聯合,使生產端與加工端相匹配。 這一模式有利于減少交易成本,使企業在相對狹小的細分市場中發展獲利,同時帶動整體產業鏈發展。 與此同時,下游加工商雖然話語權畸重,但受“企業邊界”所限,又難以完全控制原料生產以實現供需平衡,這極易導致企業因應市場風波時犧牲農戶利益的結果。

1936 年風波雖未從根本上崩解除蟲菊農工產業鏈,但次年全面抗戰即爆發,本土除蟲菊種植面積驟減,此后最多時不過千余畝[88]。 從事業前景上來看,由于日化企業多位處上海租界“孤島”,同大后方交通不暢,除蟲菊作為蚊香原料的“大利作物”色彩也逐漸減弱,在戰時情境下回歸到衛生作物的脈絡中。 戰后,全球主要除蟲菊產地由日本轉移到東非,加以D.D.T 等新式殺蟲劑與擬除蟲菊酯制品的興起,除蟲菊種植漸與“塞漏卮”“挽國權”等意義相剝離,這一事業雖有所發展,但不再復戰前不同背景人士共同提倡的盛況。

4 結語

全面抗戰爆發前,除蟲菊在中國大體經歷了知識流轉、商業投機、產業型塑三個階段?？傮w而言,三個階段的種植面積呈遞增態勢,反映出新興原料作物逐漸本土化并實現產業化發展的全過程。 知識流轉階段,除蟲菊被賦予諸多不同層面的意義,對其定位逐漸從驅除害蟲的清潔衛生作物轉變為用于蚊香加工的“大利”原料作物。 商業投機階段,種植園主們將“知識”與“物質”結合,宣傳除蟲菊種植為一本萬利的事業,此過程實際成效不著,但使得除蟲菊知識逐漸“通俗化、物質化和日常生活化”[89],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產業化階段,日用化工企業、鄉建群體、行政當局共同促成了除蟲菊栽培與加工的規?；\轉,但此新興事業仍然處于相當脆弱的境地,農工關系失衡,并在1936 年風波中遭受沖擊。

除蟲菊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揭示出知識與商業以及政商之間的糾葛。 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已開始注意到本土工業化進程中知識生產的重要性,這對于民族日化企業發展尤為關鍵[90]。 近代中國除蟲菊從特用衛生植物到農家經濟作物的轉換,同樣表明知識與商業間的糾葛。 除蟲菊在“農家經營”與“國族主義”等層面的意義,不僅是種苗販售風潮與農工產業鏈得以興起的前提,也在風潮與產業化進程中得到投機業者、加工商的大力言說乃至進一步闡發。 進而言之,附著于“物”的科技知識在地化并非自然而然的過程,“中間人”的商業行為對于知識再生產以及“物質化”的作用,同樣值得重視。

就商業與政治而言,國民政府實業部農字第一七六二號訓令,成為除蟲菊產業化加速推進的關鍵契機;吳鐵城等國府要員為中化社除蟲菊事業的“背書”、實業部與中化社圍繞兩份“合作種植”契據展開的博弈,體現出政商之間的合作包藏沖突的復雜關系。 國民政府對中化社有限度的監管,則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行政當局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所扮演的“有心無力的助推者”角色。

隨著環境史與科技史的勃興,害蟲防治、農藥化學等主題漸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91]。在此敘事脈絡下,作為植物性驅蟲劑原料,除蟲菊自有探討的價值,但顯明的問題關懷背后卻是更多易被忽視的“蕪雜”言說。 本文則從行動者自身的視角出發,勾勒了更加多元的面向,從而描摹出科技知識與承載之“物”的社會歷史。 循此路徑,近代中國的除蟲菊流轉尚有其他面向,值得進一步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