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滿族著姓翻譯中的民族文化融合蠡測*

⊙ 王立欣 王婧璇

(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167)

民族文化交流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和基礎，交流中的“翻譯”作為“文化建構性力量”①，是語言相轉換的過程，更是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過程。滿族與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是中華民族交融發展進程的縮影，它從東北一隅走向全國，在改變本民族發展格局的同時，更為中華民族的發展貢獻良多。在該進程中，翻譯作為文化交流媒介，促進了滿族自身發展格局的形成以及多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滿族著姓②家族翻譯事功的變遷深刻體現了滿族與漢、蒙古、藏、朝鮮乃至西方民族文化吸收、借鑒、融合的歷史脈絡。著姓家族的譯者們展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內觀本族、外達天下，在其努力下，以語言為表征的文化通過翻譯得以傳遞，為文化認同、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方式與契機。本文鉤沉八大著姓家族的翻譯事功，并以此為切入點剖析該時期的民族文化融合進程，有利于鏡照當代、跨疆越界，為翻譯找尋到新的歷史定位與價值構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內核。

一、文化自覺下的譯事肇興：從女真族到滿洲民族

滿族的文化自覺，即滿族能清晰地認識到“自我”與“他者”的辯證關系；對本民族文化進行理性審視的同時，了解和認識其他文化，處理好本民族文化與外族文化的關系等。滿族著姓家族的翻譯事功就體現了這種民族文化自覺，并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融合進程。

早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出身著姓家族的赫舍里·額爾德尼和覺羅·噶蓋就根據努爾哈赤“用蒙古字，諧女真音”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滿文，為之后滿文與其他民族語言的互譯提供了可能。滿文的創制和頒行成為翻譯漢族文本的必要條件和因素；它反映了女真族對中華文明的繼承和創新，促進了滿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溝通。

天命元年(1616年)，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于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西老城)稱汗，建立“大金”。后金政權與明朝和蒙古等勢力長期對峙。為適應新形勢需要，女真族迅速團結，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學習借鑒中原漢文化。當此之時，著姓③家族譯者充分利用自身的語言優勢，游走于不同民族之間，進行口譯或筆譯活動，促進女真族與漢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客觀上推動了女真族逐漸由游牧部落走向農耕文明。

努爾哈赤冊封部分臣屬“巴克什”以鼓勵翻譯等文化建設。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下稱《通譜》)記載，該時期被賜號為“巴克什”④的有13人，其中9人來自八著姓。以赫舍里氏為例，赫舍里·希福與赫舍里·額爾德尼都被賜號巴克什，任職文館。文館設立于天聰三年(1629年)，負責管理翻譯典籍、記注政事。據載，皇太極“分命滿漢儒臣，翻譯記注，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以記己躬之得失焉”[1]。著姓家族中，瓜爾佳·羅碩、瓜爾佳·剛林、鈕祜祿·庫爾纏應召入文館，“命記注時政，備國史?！盵2]此外，一些文化素質較高的著姓子弟又相繼應召入文館，從事翻譯漢書等文化事業，有利于女真族與漢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學習。

此外，著姓家族譯者們奉命出使外交場合。以赫舍里氏為例，天聰二年(1628年)索尼曾受命前往科爾沁蒙古，利用蒙文綏服土謝圖額駙奧巴⑤。天聰八年(1634年)，額爾德尼奉命迎察哈爾歸附之眾，他利用蒙文進行協調，成功接收了察哈爾部眾五千戶二萬口[3]。他經常跟隨皇帝征討蒙古各部，因為熟悉當地的土俗、語言、文字，“宣傳詔令，招納降附，著有勞績”[4]。希福也曾多次出使蒙古諸部，編戶口，定旗制，以譯事維護了皇太極和后金的威信，表明了后金對外藩蒙古的統治權威和決心，增進了外藩蒙古與后金的聯系及文化融合。

再以他塔喇氏為例，他塔喇·英俄爾岱是清初名將，天聰八年(1634年)，英俄爾岱持國書前往朝鮮征收糧草，但遭朝鮮仁祖李倧的拒絕。幸而他精通滿語、漢語和朝鮮語，翻譯溝通雙方的意見和訴求，經多次交涉，朝鮮方才提供糧草[5]。此外，他還多次以勸降、安撫、宣諭、賞賜、問候等方式，緩和了清朝和朝鮮之間的緊張局勢。他向朝鮮展示了清朝的軍事實力和文明風貌；與朝鮮人民進行互市、互贈、互教等，促進了女真和朝鮮兩個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為了區分女真民族和其他民族，改女真族為滿洲族，即滿族。當時大臣多為滿蒙舊臣，漢文化程度不高，因而催生了較大的交流與翻譯需求，滿族著姓家族譯者多銜命從事翻譯。

崇德年間，皇太極命赫舍里·希?！皩⑦|金元三史，芟削煩冗，惟取其善足為法，無足為戒，及征伐畋獵之事，譯以滿語繕寫成書”⑥?！哆|史》《金史》《元史》三史譯成后，希福被稱贊為“歷事三朝，忘身奉國，天下大計，實多匡裨?！盵6]皇太極還曾諭文館諸人曰：“今宜于遼、宋、金、元四史內，擇其勤于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用兵行師之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有關政要者，匯纂翻譯成書，用備觀覽?！雹摺哆|史》《金史》作為少數民族編纂的史書，也為后來滿族編寫《清實錄》等史書提供了借鑒。三史中涉及其他北方少數民族王朝政權的興衰和文化，它們的翻譯在客觀上也增進了滿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后，民族關系進一步復雜化⑧。為維系統治地位，促進社會局面的穩定，統治者采取了諸多措施緩和民族矛盾，滿族著姓家族譯者的翻譯事功也有了新的發展。

順治三年(1646年)，朝廷刊印了滿文本《洪武寶訓》(又名《洪武要訓》)，這是清入關后翻譯的第一部漢文典籍。順治七年(1650年)，清入關后翻譯的第一部漢文文學作品滿文本《三國志演義》刊印。其中，滿族著姓譯者都參與且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清世祖實錄·順治七年四月》記載：“辛丑，以翻譯《三國志》告成，賞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洪承疇、馮銓、宋權、學士查布海、蘇納海、王文奎、伊圖、胡理、劉清泰、來袞、馬爾篤、蔣赫德等，鞍馬、銀兩有差?！逼渲刑K納海出身著姓他塔喇氏，被授弘文院學士，才識明敏；剛林出身著姓瓜爾佳氏，除總校對《三國志》滿文譯本外，還奉世祖命翻譯《洪武寶訓》，校對《遼史》《金史》《元史》的滿文譯本?！度龂尽泛汀逗槲鋵氂枴范际菨h族的經典典籍，分別反映了三國時期和明初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通譜》記載的清初內三院大學士有13人，其中有7人屬于八著姓。由此可見，當時著姓在民族文化翻譯與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他們的翻譯事功體現了清朝對漢族文化的尊重和借鑒，有利于增進滿漢民族之間的了解互信。

由滿族著姓家族譯者參與的翻譯事功來看，滿族在明清交際時期展現了較高的民族文化自覺，并主要與漢、蒙古、朝鮮等民族密切往來。滿族和漢族的文化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其入主中原、鞏固統治的政治需求；由于后金政權所處東北這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滿族與朝鮮等族往來密切；此外，蒙古族與滿族由于親緣相近、地緣相接、文化相親等因素，文化交融也頗為頻繁。

二、文化認同下的通譯四方：從“邊緣”到“中心”

文化邊緣通常是指與主流文化相對應的弱勢、不發達、少數、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文化中心則是與之相對的概念，即在一定的文化范圍內，具有主導地位和影響力。文化邊緣和文化中心都是動態且相對復雜的現象。明清交際時期，滿族文化相較于漢文化仍屬于邊緣狀態?？涤呵乔宄亩κr期，形成了多元的大一統國家與多元而又統一的語言環境，民族融合再現盛況。滿族文化為了取得認同，做了諸多從文化“邊緣”走向“中心”的嘗試⑨。滿族對漢族的文化認同也在這一時期加深。因此催生了更多翻譯需求，滿族著姓家族譯者依然事功卓著，賡續了翻譯傳統與民族文化血脈。

八大著姓中，赫舍里氏作為顯赫的文學世家，家族譯者翻譯表現最為突出，該家族的幾代人皆能嫻熟掌握蒙古、滿、漢等多種文字?？滴鯐r期，赫舍里·牛鈕被統治者評價為學問翰林第一，受命總管《易經》由漢語譯為滿語的翻譯事務?！兑捉洝返姆g說明滿族對于漢族典籍的吸收學習已不局限在政治型文本，而更多關注到漢文化的思想內核?！犊滴醭瘜嶄洝酚涊d了索尼和索額圖的翻譯功績，他們參與了《大清一統志》⑩等地理文書的制定和翻譯。此類官修地理總志的編纂與翻譯，有利于清政府全方位掌握全國各種信息；但更為重要的是延續了元、明兩朝編纂一統志的傳統。修纂一統志不僅可宣示清朝的治理權，更闡明了朝代前后接續的繼承關系。體現了滿族對于漢文化的吸收借鑒，是文化認同的又一有力見證。此外，索尼曾任吏部啟心郎，負責消除滿漢大臣間語言隔閡，加強滿漢溝通[4]。赫舍里·嵩祝則參與了《四庫全書》《康熙字典》等重要文化工程的編纂和翻譯。他精通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曾經為康熙和雍正翻譯過西藏的佛經和歷史書籍，也曾經為西藏的活佛和喇嘛們翻譯過清朝的法律和政令。赫舍里氏希福一支的子孫也有很多擔任低品筆帖式，負責翻譯、記錄檔案等工作，包括碩色的曾孫馬哈達、元孫靈柱、明倫(候補)，希福的曾孫中海、玉海等[3]。從赫舍里氏家族的翻譯事功可見，滿族與漢族的文化認同進一步加深；且出于統治需要，滿族與藏族間的交往日益頻繁。

著姓鈕祜祿氏中人才輩出。自康熙年間，家族就參與了《大清律例》《大清會典》的漢文和蒙文編纂工作。據《通譜》記載，鈕祜祿氏額亦都一支的多名后代任職于四庫全書館、八旗志書館、經史館、會典館、國史館、實錄館等部門，其職位上至總裁，下到纂修、譯官等[7]。如，陳泰參與了《康熙字典》的編纂及翻譯工作；法喀參與了《康熙大典》的編纂及翻譯工作；德麟在乾隆年間充八旗志書館翻譯官；德齡在雍乾時期先后擔任了一統志館、八旗志書館、經史館和武英殿總裁，為纂修史志與翻譯盡力尤多；成裕曾在玉牒館事上，充方略館譯漢官，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兼方略館纂修[7]。從鈕祜祿家族的翻譯事功中可見，清代官方所需翻譯的文本眾多，涵蓋國史、八旗志書、會典、實錄、四庫全書等，翻譯類目數量多、覆蓋范圍廣，側面也反映出當時民族交流的需求之盛。

著姓舒穆祿氏中，舒穆祿氏徐元夢歷仕康雍乾三朝，精通滿漢翻譯，參與了《明史》《清世宗實錄》《三禮義疏》《古今圖書集成》等重要書籍的編纂和翻譯?！胺卜g經書，不經公手定，于文義或毫厘千里?！盵8]康熙曾認為當朝學翻譯者，無能過之。徐元夢曾因將世宗駕崩的祭文翻譯得甚是敬慎，而被補授內閣學士。但雍正四年(1726年)，因翻譯奏章出錯，被吏部議罪，革除署理大學士，并移交刑部重處。其孫舒赫德曾任國史館副總裁、三通館副總裁、國史館四庫全書清字經館總裁等，以善譯稱；席禪、通古等曾任筆帖式。家族成員在翻譯、修書、文學等方面皆有成就。從舒穆祿氏家族的翻譯事功中可見，在當時的文化認同背景下，翻譯極受統治者重視，滿族著姓家族譯者需要為翻譯不當承擔過失；譯者也通過改漢姓等展現了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認同。

著姓覺羅氏中，覺羅氏顧八代兼通滿漢，究研經學?？滴醭瘯r，他銜命將《小學》譯成滿語，日日進呈，之后康熙親自批閱改定，前后歷時三年，著有《清文小學集注》。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將《四書》翻譯成滿文，另參與翻譯了《欽定八旗則例》《中樞政考》等。此外，統治階層愛新覺羅氏的翻譯行為體現出延續性特征。以《四書》《五經》的翻譯為例，康熙下令翻譯《四書》，以滿漢合璧的形式刊刻頒發；雍正出于宣傳忠孝思想的目的，對《孝經》進行譯編；乾隆為提高御制滿譯儒學經典的質量，又親自發起、過問、參與了對《四書》《五經》的再翻譯。由此可見，當時滿族對于漢族傳統文化的學習是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深化的過程，客觀上推動了民族間的政治文化認同。

著姓納喇氏中，和珅曾經參與了《欽定熱河志》的編纂和翻譯工作，這是一部關于清朝重要避暑地熱河(今河北承德)的地方志，用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編寫，反映熱河地區的民族多樣性、文化特色及地區治理政策，對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義。納喇氏胡錫布一支的文化翻譯水平比較高。據《通譜》記載，胡錫布一支第二世蒙固爾岱為筆帖式出身。第四世至第六世，該家族很多成員都是監生、官學生、廩生出身，并考取翻譯科。如，第四世常鈞為雍正四年(1726年)丙午科翻譯舉人，第五世那沾為乾隆十五年(1750年)庚午科翻譯舉人，第六世常枚由廩生考授禮部筆帖式書，任皇太子講官。從納喇氏的翻譯事功中可見，當時滿族著姓家族譯者多通過科舉步入仕途，從事翻譯相關崗位。翻譯科舉作為有效的選拔人才路徑，促進了當時民族文化認同意識的養成。

從著姓家族的翻譯事功中可見，滿族嘗試逐步從文化邊緣走向中心，在吸收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時，提升滿族文化的影響力。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朝“通譯四方，舉踵來王……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背晒抛逋?，滿族也與藏族、回族等保持了良好的關系。滿族的民族文化認同，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在康雍乾三朝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現。

三、進取與逡巡：國家治理下的著姓翻譯事功

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的大一統王朝，其立足國家層面設立的翻譯機構、語言政策及翻譯人才培養制度反映了當時民族翻譯與國家治理間的互動[9]。滿族著姓家族譯者服務于清政府，他們的翻譯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需實現國家政治目標、價值利益，代表清政府的官方文化態度，服務于國家治理。

(一)譯與治宜，治與世宜

滿族著姓家族有積極進取的一面，有效傳達了清政府的官方文化態度、思想和價值觀，并隨著社會環境更迭與民族關系變遷，履行不同治理職能。翻譯作為輔助國家治理的手段，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點：

一是促進民族事務治理。清代滿族著姓所翻譯的史書典籍之類，多記錄了先朝或本朝對民族政策的制訂、修正、執行等活動。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高宗對西藏地方的政策猶豫不決，有大臣奉旨“恭查《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載順治九年達賴喇嘛來朝事共九冊，謹夾簽進呈”?？梢姰敃r高宗是參考達賴來朝的情況制訂西藏政策。在處理滿洲、漢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等民族事務上，《清實錄》記載了大量的先帝指示，為后嗣君主提供了決策依據。此外，《大清律例》制定了“蒙古律”“西域律”“藏律”等對各民族的管理和保護措施?！洞笄鍟洹分幸灿小袄矸骸薄榜v藏大臣”“土司制度”等關于邊疆民族的各種制度和規定。這些典籍的翻譯便于漢、滿、蒙古各級官員等在了解民族政策的基礎上，提出有價值的民族方略，建立穩定和諧的民族關系。

二是促進民族語言規范。這有利于各民族間溝通的便捷化與高效化。以著姓曾經參與修撰和翻譯的清代實錄為例，清代實錄用滿、漢、蒙古三種文字修撰翻譯。實錄中的漢譯人名、地名成為清朝翻譯的標準名詞。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高宗特諭道：“如遇本朝人名，第當詳考《實錄》為準，不必另行譯改。其從前已經辦過各書，亦著一并更正，以昭畫一?！贝送?，高宗也曾宣諭群臣道：“盛京、吉林等處乃我祖宗肇跡興王之所。前因《皇輿全圖》刊載地名不能賅備，命于《實錄》內恭查，詳列清單，將原圖并交將軍弘晌等，查明添補?！笨梢?，在編纂《皇輿全圖》時，再一次將《清實錄》中所載地名作為核對的依據。

三是促進民族思想融合。清代大量儒家經典被譯為滿文，進而譯為蒙古文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字。蒙古族民眾通過學習儒家經典滿蒙譯本，知書明理。蒙古族文人士子接觸儒學典籍的學校教學內容主要為《四書》《五經》《性理》《通鑒》諸書，曾有右翼滿蒙學堂學科欄內明確記載著由滿文本翻譯而來的《四書蒙文》。清代蒙古族要么直接研習滿文儒學典籍，要么研習由滿文本翻譯而來的蒙文(或滿蒙對照)儒學典籍[10]。因此，得益于滿譯儒學典籍，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思想方式、價值觀念等，對各民族思想和風俗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有利于革新風俗，促進各民族間的交流互鑒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鞏固發展。

四是促進中華文化與外域文化交流。1817年，法國傳教士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翻譯出版了《四書》中的《中庸》，該版本刊載有漢文、滿文、拉丁文和法文，并附注釋。18世紀中期，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將《易經》《禮記》翻譯成英文，并被奉為標準譯本，在西方引起了轟動。他們的翻譯都是基于或參照了滿文譯本。漢族經典典籍和文本大多使用古代漢語書寫編纂，對于西方傳教士來說較困難、艱澀。而滿語文屬于阿爾泰語系，具有黏著語的特點，屬于音位文字類型，與西方語言有著相似之處，對于西方傳教士來說，更容易掌握[11]。他們以滿文譯本作為中介語，將漢語典籍翻譯成西方語言，便于學習并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也間接促進了清朝域外國家形象的構建。

(二)譯治相爭，從權諱飾

滿族著姓家族也有逡巡的一面，體現了當時翻譯作為國家治理手段的局限性。

一是為構建皇權正面形象，在翻譯文本中進行政策性的諱飾，以迎合清王朝的政治理念、價值觀和歷史觀。

如，努爾哈赤曾與蒙古部落首領奧巴聯盟，并發誓詞，《舊滿洲檔》和《清太祖實錄》中對此都有記載?！杜f滿洲檔》的滿文原始記載“korcin i ooba taiji baru doro jafame”，其義為“與科爾沁之奧巴臺吉結盟”，乾隆本漢文《清太祖實錄》則改作“上以科爾沁臺吉奧巴傾心歸附，與結盟好”。多出的“傾心歸附”一句，使原義發生改變。奧巴在《舊滿洲檔》中被稱為“ooba hung taiji”“hung taiji”原意為“皇太子”，是蒙古大部落集團科爾沁部的首領封號，可以反映奧巴在科爾沁諸部中的尊貴地位。乾隆校訂本《清太祖實錄》的滿蒙文本中去掉了“hung”字，漢文本也相應地寫作“臺吉”，以有意降低奧巴身份[12]。通過此翻譯處理，蒙古和后金的地位差別愈益明顯。這些翻譯中出現的諱飾等行為，不利于正確展示歷史客觀事實。

二是部分著姓家族譯者牽涉統治階級利益，主動或被迫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多爾袞曾命令參與編察翻譯的大學士瓜爾佳·剛林等在《太宗實錄》中為其武功粉飾潤色。順治八年(1651年)，由于清世祖已親政，刑部尚書韓岱等審議剛林罪狀。據《清世祖實錄》卷五四載，剛林“未經奏聞，擅改《實錄》，隱匿不奏，罪四”；“纂修之時，遇應增者增，應減者減，刪改是實，舊稿尚存，罪七?！弊罱K他由于“諂附睿王，一切密謀逆跡皆為之助”被籍家斬首。又如愛新覺羅·班布爾善曾有心阻撓《世祖實錄》的順利纂修翻譯。據漢文纂修官申涵盼記載，“忽執政者以纂修員數不足，有借才別署之請，復增數員，大率皆拔自閑曹及起廢諸官也……忽執政者以實錄半竣，無庸此多員為，遂罷廩給，汰職事”[13]。這表明班布爾善有故意撤銷經費、裁減人員、組織不力，方便自身借實錄獵封爵、討好鰲拜之嫌。在清圣祖清算鰲拜集團時，班布爾善被處以絞刑。

縱觀全局，著姓家族的翻譯與清朝國家治理的雙向互動鞏固了滿族統治地位，使其本根不搖，枝繁葉茂。翻譯事功也反映了著姓翻譯服務國家治理與文化建構中的得與失。

四、結語

清代是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以著姓家族為代表的滿族展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主動融入中華文化；各民族間的文化認同進一步加深，滿族文化也逐步由邊緣走向中心。翻譯客觀上推動了民族文化融合的進程。譯者的承家奉國，家族的事功積累，國家的政治需求，升華為對民族文化融合的功勛勞績。透過滿族著姓家族翻譯一隅，得窺滿族與中華各民族蔚為大觀的融合歷史。

注 釋：

①“翻譯是文化的建構性力量”一說由翻譯家許鈞提出。

②本文著姓的劃分參照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該著作是一部清朝官方編纂的滿洲八旗氏族譜牒，記載了清朝建立以來的滿洲貴族和功臣的家族和事跡。其編纂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于乾隆九年(1744年)刊印成書。書中將清代八旗滿洲的姓氏劃分為著姓、希姓及其他姓氏。其中八大著姓分別是瓜爾佳氏、鈕祜祿氏、舒穆勒氏、赫舍里氏、他塔喇氏、覺羅氏、佟佳氏和納喇氏。

③當時雖然沒有成書《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但由于在后金時就已有這八大家族，因此本文此處及以后仍以著姓相稱。

④巴克什是指有知識的文人，《聽雨叢談》載：“巴克什……乃清語文儒諳悉事體之稱”。

⑤奧巴是科爾沁部首領，成吉思汗弟合撒兒十七世孫，努爾哈赤將弟弟舒爾哈齊之女嫁給他，成為和碩額駙，受封土謝圖汗。

⑥清世祖實錄：卷3。

⑦清太宗實錄：卷23。

⑧清軍入關后的民族關系狀況與融合狀況是有爭議的話題。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清朝促進了民族融合，實現了民族大一統，且剃發易服等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種交流形式。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清朝實行嚴格的民族隔離政策，如劃分禁區、建立滿城，防止被漢人同化，限制了各族往來交流。因此，清軍入關后的民族關系與融合狀況有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動機。

⑨這里的“邊緣”和“中心”都是相對而論的。

⑩出身著姓家族的佟佳·達哈塔也參與過《大清一統志》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