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國家翻譯研究的動向、 視角與拓展*
——第三屆國家翻譯實踐與對外話語體系建構高層論壇綜述

⊙ 韓淑芹

(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為探討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的新形勢下，面向國家戰略需要和現實需求提升國家翻譯實踐能力和對外話語傳播能力的理論思路與現實路徑，由中國翻譯研究院及《中國翻譯》編輯部指導、中國海洋大學主辦、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承辦、12家期刊及出版社協辦的第三屆國家翻譯實踐與對外話語體系建構高層論壇于2023年9月 15-17 日在青島召開，本次論壇主題為“新形勢下國家翻譯實踐與對外話語傳播”。論壇以現實需求為導向、以理論創新為基點、以服務實踐為落點，探討國家翻譯研究的新動向、新視角、新拓展。

一、以現實需求為導向的國家翻譯研究新動向

國家翻譯實踐具有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面向，前者旨在詮釋中西翻譯史上國家層面的翻譯現象與翻譯行為，后者則意在解決國際語境下國家層面需應對的重大實際問題。面對翻譯研究的國家戰略需求，論壇專家從宏觀規劃視角探討國家翻譯人才培養和國家語言服務標準化建設。黃友義指出，面對劇烈變化的國際形勢，立足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培養高層次翻譯人才并組建國家翻譯隊伍是全社會的責任，需要多方共同發力，培養具有良好的政治品格、語言能力、跨文化傳播能力、豐富的專業領域知識、廣闊的國際視野并熟悉翻譯技術的高層次翻譯人才，把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講給世界。楊平指出，為服務國家國際工作大局，應開展翻譯與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研究，實現中國特色話語建構的標準化，標準化建設要切實貼近國家和行業現實發展需求，充分考慮和兼顧人工智能技術、大語言模型在翻譯語言服務行業的運用及影響。

上述宏觀視角為國家翻譯研究指明了人才建設、標準建設的方向，微觀視角則重在闡釋中國特色術語翻譯與國際傳播。韓子滿以“總體國家安全觀”英譯為例，指出中國特色術語外譯的國家翻譯和學者翻譯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特色話語外譯在術語層面應注重國家翻譯與學者翻譯的互補性，增強術語外譯的準確性。王少爽提出國家術語服務基礎設施理念，對其定位、功能和架構做出設想，通過建設國家術語資源提升國家術語能力，助力知識資本增量、話語體系構建、國家軟實力增強。中國特色術語譯介的國家翻譯與國家標準，有助于術語概念的準確譯介及國際認同。此外，統括性的國家翻譯實踐有賴于本地化地方翻譯實踐的支撐。焦丹基于文化認知和國家翻譯實踐理論框架，闡釋地方文化認知概念和地方文化認知與國家翻譯實踐之間的聯動關系，為地方翻譯實踐參與國家翻譯實踐提供借鑒。

二、以理論創新為基點的國家翻譯研究新視角

理論的建構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國家翻譯實踐概念自2015年提出至今，逐漸體系化、學理化，但同時也始終處于漸進式的調整優化進程。任東升作為國家翻譯實踐概念的首倡者，致力于國家翻譯實踐論的理論完善與國家翻譯學的學科建構，2019年，他在《國家翻譯實踐概念體系構建》一文中提出“準國家翻譯實踐”“國家翻譯實踐”“超國家翻譯實踐”概念，本次發言基于對《中俄尼布楚條約》和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當事國語言翻譯關系及非當事國語言作準現象的考察，界定了超國家翻譯實踐的內涵，詮釋其超國家、超語言、超利益的三重屬性，超國家翻譯實踐作為朝向外延更大的國家翻譯研究的創新努力，可謂學術共同體的新目標。

任東升以“外延”視角推進了國家翻譯實踐向國別間、超國家共同體翻譯實踐的演進，多位學者則采用“內省”方式再審視國家翻譯實踐的本體研究、核心概念、價值功效與話語內涵。黃忠廉回顧了“國家翻譯實踐”的發展衍變歷程，指出國家翻譯行為是一種特殊翻譯行為，主客體、行為、工具、目的、結果、屬性等翻譯研究必涉要素，既是國家翻譯學研究的本體，也是國家翻譯實踐研究的落腳點與立足點。蔡新樂從全新概念視角詮釋了“國家翻譯實踐”中的“國家”，提出“大一統”亦為“中國”的另一種表達，基于此闡釋中國翻譯緣何產生、如何走向，以“中國”為起點思考中國譯史和譯論。藍紅軍指出國家翻譯實踐論所蘊含的“翻譯的國家性”，為多視角、多層面、多領域分析作為國家行為的翻譯提供了理論前提，觀照出“國家翻譯實踐”“國家翻譯能力”學說的學科史價值，在中國翻譯學知識體系建設中劃出了一個知識拓展的新向度。耿強認為從元理論的角度觀察，國家翻譯實踐是中國社會主義翻譯話語在新時代的一個大膽創新，但目前更關注信仰范圍內的討論，涵蓋硬性的國家傳播需求和軟性的國家文化思想傳播，尚有待深化技術層面的探討，通過介入西方話語體系加強軟性迂回和協商話語實踐。

三、以服務實踐為落點的國家翻譯研究新拓展

國家翻譯實踐“是一種融國家行為、話語實踐、傳播行為為一體的翻譯實踐活動”[1]，關涉譯者、譯作、譯事等要素，融合翻譯、話語、傳播三種實踐，其理論闡釋服務于國家層面的翻譯實踐指向。覃江華聚焦紅色翻譯家陳望道，從學貫中西追大道、知行相資以為用、技近乎道出思想三個層面論述了他學術救國與文化強國的人生主線，以紅色翻譯革新思想觀念和社會制度、以實用翻譯推動勞工聯合和婦女解放、以文藝翻譯促進學術創新與文化繁榮。趙秋榮基于語料庫對比外來譯家羅慕士作為制度化譯者和市場化譯者的身份差異所帶來的翻譯語言特征變化，指出身為“制度化”譯者的羅慕士其《三國演義》重譯本更具學術價值、更符合國家典籍文化傳播需求。

“國家文本是國家治理過程中形成的各類文本的總稱，是國家話語、國家利益、國家立場等在文本上的表達?！盵2]陳大亮指出國家政治文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英譯本，簡潔明了、譯法靈活多變、意義忠實于原文。這三個特點正好與簡易、變易、不易的“易之三義”相吻合，是“譯即易”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應用。 “三易”原則立足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為國家文本翻譯語言風格的再現和文本功能的實現提供了參考借鑒?！胺g不僅是不同語言間的轉碼活動，而且可被視作歷史事件本身，或者至少是歷史事件的一個組成部分?！盵3]張景華聚焦清末民初學術強國思潮背景下音譯與意譯的譯名之爭這一代表性歷史事件，指出術語翻譯與國家的語文改革緊密相關，是翻譯世界先進知識、普及國民教育的重要手段，有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助于促進國家學術進步和學科發展。上述研究基于傳統敘事維度融入知識翻譯、語料庫分析、中國傳統文論、中國學術思想史，拓展了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新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歷史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歷史，文本具有社會性并參與歷史建構。夏登山提出翻譯研究的平行史料概念，采用量化方法考察《明實錄》和《明史》的翻譯史料，統計分析二者在譯者、顯現度、譯作、譯事、重譯方面的差異，驗證了翻譯史是被書寫者所建構的翻譯意識形態史，基于歷史與文本雙向互動重新審視我國明代翻譯史料，為書寫當代國家翻譯實踐史提供了歷史參照。

四、結語

“國家翻譯實踐與對外話語體系構建高層論壇”已歷時三屆，以遞進式視角驗證反思國家翻譯的理論闡釋力，拓展國家翻譯的實踐轉化力?！睹褡宸g》《上海翻譯》《英語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等雜志均曾設專欄組稿，國家翻譯實踐學術共同體已然初見規模，共同見證了國家翻譯實踐理論建構期、國家翻譯學的初創起步期、國家翻譯研究的縱深發展期。賴春梅、皮偉男曾指出國家翻譯實踐研究涉及諸多議題，有待加強對非英外語、漢語、少數民族語言、應用文本和技術應用等領域的研究[4]。本屆論壇研討涉及德語、日語、法語、東南亞五國多語種非通用語研究，儒典滿譯、蒙古民間故事日譯等少數民族語言譯介，聚焦海洋考古術語、農業翻譯、醫學翻譯等應用文體的研究，探討技術賦能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路徑與方法，進一步拓展了國家翻譯研究的對象域。正如中國翻譯研究院副院長黃友義在論壇開幕致辭中所言，劇烈變化的國際形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背景，賦予本屆論壇更加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