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建構：路徑探索與未來發展*

⊙ 藍紅軍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所謂傳統，乃世代相傳之知識、技藝、價值觀念、思維習慣、生活方式等。作為中國傳統知識的一部分，中國傳統譯論是歷經各個時代傳承下來的翻譯論說。立足中國、挖掘歷史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需要堅持的一項原則，傳統譯論無疑是我們譯學理論研究需要充分利用的思想資源。然而，因受西方理論的沖擊，也因“編碼”古舊，中國傳統譯論在當下的學術活力式微力弱，甚至面臨著“走向終結”[1]220的境遇。從歷史性文本中將傳統譯論的學術價值揭示出來，使之轉化為現代譯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與中國譯學發展訴求相適應的論域。立足于自身歷史積累，對傳統譯論進行全面認真的審視、整理、吸收、批判，挖掘其思想內涵，使之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獲得認可，在理論建設中發揮作用，是當下中國翻譯學者的一項歷史責任。此背景下，傳統譯論從被批評、爭議，甚至被忽視的境況中走出來，日益得到重視。不過，我們相信中國傳統譯論蘊含著豐富的譯學思想資源，但“相信”本身卻并不是有效的論證，傳統譯論的價值，還有待用實際的證據來證明和彰顯。盡管學者們已經付出了諸多努力，但有關傳統譯論的一些爭議和問題仍然存在，相關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中國傳統譯論體系建構便是其中之一。

一、作為譯論標準的體系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譯學理論建設呈現出較為強烈的體系自覺。無論是引介西方翻譯理論成果，還是進行自主理論生產和創新，都特別重視“體系”，即以結構性、層次性、關聯性的眼光對理論加以觀照和審視。在創建新理論時尤其注重將之建構成一個完整、甚至龐大的結構。當我們利用現代學術思維和方法對傳統譯論資源進行挖掘時，也自覺將體系作為一個標準參數。

“體系”一般指若干有關事物互相聯系、互相制約而構成的一個整體。不同學科對于體系的定義略有不同，中西學術對體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應該說，事物不可能是單獨存在的，而一定是在與其他事物的關系網絡中存在的，事物的內部要素之間會產生關聯，事物與事物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形成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結構和秩序。作為現代學術的標準，體系性是人們對理論的期待，將之視為某一論述是否具備理論合法性的重要判斷標準。我國翻譯學者們認為，翻譯理論是翻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規律化系統化[2]，是從翻譯中概括出來的系統的知識和原理[3]。從“系統化”和“系統的”表述可以看出，體系性是我們對翻譯理論的要求。

“我國翻譯理論自成體系”[4]1，羅新璋這句斷語我們都十分熟悉。不過，這句判斷表現出我們對中國傳統譯論保持自信的同時，也將“傳統譯論的體系性”問題化了。它意味著中國傳統譯論是否成體系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羅新璋對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在此之前，這個問題從未出現過，更無需討論。然而，羅新璋此語并未給這個問題劃上終結符號，而是促發了更多的研究和討論。例如，為中國傳統譯論走向國際做出巨大貢獻的張佩瑤先生就認為“中國古代有論”，但并沒有作為“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的“理論”[5]，因而主張并實際采用“中國翻譯話語”來替代“中國翻譯理論”。而羅新璋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說也更多地被認為是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線索，中國傳統譯論是否真的成體系，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要素、結構和關系的清理。

對傳統譯論進行體系建構意味著承認這樣一個前提，即傳統譯論的體系性并不明顯，是需要建構的，也意味著人們還需要去認識傳統譯論的內外部關系。要認識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性，需先了解中西學術傳統的差異。中國古代的學術體系，不僅僅是由已經說出的概念所構成，而是由已經說出(顯)和沒有說出的(隱)兩個共同構成，呈現虛實相生的體系形態[6]。朱光潛曾批評說“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認為中國傳統文論零亂瑣碎，不成系統[7]。中國傳統譯論也往往被認為是零散的、細碎的一些表述，并沒有外在的、顯然的、清晰的體系形態，或者說其體系性是內在的、隱含的、模糊的。挖掘傳統譯論的思想資源，需要顯化其內在的邏輯關聯，展現出其虛實相生的體系結構。將如珍珠般散落在各種序跋中的片斷經驗之談、吉光片羽般的智慧之思串聯起來，讓傳統譯論中所隱含的各種信息彰顯出來，加以整體性的認識，并不簡單，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需要承認，歷史中的偉人或學界巨擘以寥寥數語(字)立綱，有待后來者繼續闡發，細細開掘其內涵，逐漸使綱舉而目張；經歷長時間發展與完善，最終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8]。

對傳統譯論進行體系建構要厘清傳統譯論的概念、范疇、命題、對象、問題等，梳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將之整合成有層次、有維度、有程序、有秩序的整體，從而為中國譯學建設確立好自身的知識基礎。同時，也應關乎中西譯學交流。中國傳統譯論生發于中華民族的翻譯實踐，有著自身的思想根基和傳統的文化淵源，也有著自身獨特的話語形式和知識內涵。中國人對翻譯的探討理應成為全球譯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明確的概念、清晰的范疇、豐富的命題、自洽的邏輯、完整的體系是中外學術交流對理論話語的要求。

二、傳統譯論體系建構的路徑探索

認識事物，將凌亂的事物關系梳理好，整理出體系加以認識，是人類求知的本能。實際上，我們對傳統譯論的體系性探索早已開始。自羅新璋的“中國翻譯理論自成體系”之說提出以來，學者們更是為傳統譯論的體系建構做出了積極的努力，或展現中國傳統譯論的整體面貌，或梳理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脈絡，或搭建中國傳統譯論的結構關系。概括起來，傳統譯論的整體性體系建構路徑可分為如下幾種：

一是以資料匯編的方式展現中國傳統譯論的全貌。這種方式源自我國深厚的史學傳統，我們早有梁朝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慧皎的《高僧傳》、唐朝道宣的《續高僧傳》和宋朝贊寧的《宋高僧傳》等史料，匯集了我國古代各種佛經翻譯序跋、高僧傳記、經籍目錄等。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翻譯理論意識復蘇的階段，學者們書寫譯史、爬梳譯論資料，為中國傳統譯論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資料挖掘和整理工作。1981年劉靖之編著的《翻譯論集》[9]，1984年羅新璋編著的同名《翻譯論集》[4]，1984年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著的《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10]和《翻譯研究論文集》(1949—1983)[11]分別輯錄了上百篇有關翻譯的論述文稿。雖然這些文獻匯編并沒有顯構出中國傳統譯論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但中國傳統譯論的整體面貌得以集中展示出來。2020年，朱志瑜、張旭、黃立波編著的《中國傳統譯論文獻匯編》[12]六卷本又將這項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二是以史稿評述的方式勾畫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脈絡。我國翻譯史上系統地開展翻譯批評始自前秦道安，每個時期都有高僧大德總結前人的成果。唐朝道宣對歷代譯經思想作了更為詳盡的評述，宋朝贊寧也在《宋高僧傳》中對此前的翻譯理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評價。民國時期，鄭鶴聲、鄭鶴春撰寫的《中國文獻學概要》中有專章《翻譯》，對古代翻譯文獻進行了分期梳理[13]。梁啟超也對傳統譯論作出更為細致的考證和系統的分析，全面評述了我國古代佛經翻譯的理論與實踐。1984年馬祖毅撰寫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穿插了對我國歷史上有關翻譯的論著和論述的點評[14]。1992年陳?？底珜懙摹吨袊g學理論史稿》更是這種整體性脈絡梳理的典范之作，基于對譯論史的通觀考察，評述了我國傳統譯論的形成和發展，較為完整地勾畫出中國傳統譯論的輪廓和思想演變[15]。另外，2004年王秉欽撰寫的《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也選取中國傳統譯論中的十大學說，通過挖掘這十大學說中共同的歷史淵源，以思想長軸的方式展現出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脈絡[16]。

三是依照傳統文史哲范疇建構中國傳統譯論體系。2006年張思潔撰寫的《中國傳統譯論范疇及其體系》[17]，2009年吳志杰撰寫的《中國傳統譯論專題研究》[18]，2011年王平撰寫的《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特色研究》[19]就是這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們借鑒中國文史哲中已經確立的概念，對中國傳統譯論進行了類別和層級建構、專題劃分，以及特色概括?！吨袊鴤鹘y譯論范疇及其體系》借助中國古代經學考據方法，用中國傳統文藝美學的道、誠、有無、心物、意象、虛靜、言意、形神、動靜、虛實等概念來分析和解釋中國傳統譯論的信、達、雅、文、質、意、象、神似、化境等話語，以此建構中國傳統譯論的范疇體系和概念體系?！吨袊鴤鹘y譯論專題研究》則從意、誠、心、神、適等五個主要方面來論述傳統譯論的主題、屬性和結構?！吨袊鴤鹘y譯論的美學特色研究》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傳統美學、傳統文論分類探討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本體論、審美主體論、翻譯標準論和文本論等問題。這些著作代表了以自上而下的觀照方式，將中國傳統譯論附于傳統哲學、傳統美學和傳統文論之下，并非基于譯論本身的話語，自下而上提取范疇。

四是援引現代理論話語建構中國傳統譯論體系。王宏印的《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是最重要的代表作[1]。該著的起點是認為中國傳統譯論缺乏體系，范疇邏輯不嚴密。作者選取了中國傳統譯論的十對范疇，采用以西釋中的方式，即以現代國際通用的話語形式來表達對中國傳統譯論的認識，以實現古今思想的融通。通過對傳統譯論進行話語闡釋，發掘其中蘊含的基礎性理論問題，然后按現代理論的一般類別將中國傳統譯論歸為“本體論”“方法論”和“過程論”等，梳理出傳統譯論中的本體、認識、標準與原則、主體性、可譯性等六類問題。傅惠生和郭建中也分別進行了這一路徑的傳統譯論體系建構探索。傅惠生提出，我國的佛經譯論基本框架結構主要由支謙的譯文中心論、道安的原文論、“八備”譯者中心論形成的橫向主體鏈和縱向的文體和文字研究，以及翻譯目的論組成[20]。郭建中則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提出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構想，認為傳統譯論體系由翻譯的定義、翻譯標準“信、達、雅”、譯者身份、譯意、翻譯過程、翻譯策略等十部分組成，且這十部分彼此相互聯系、相互制約[21]。還有其他學者，如王向遠提煉出中國傳統譯論在翻譯文本識別和評價方面形成的五對范疇、翻譯行為方面的四種條式，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內在構造與理論體系[22]。陳大亮追溯了中國傳統譯論的哲學基礎、美學淵源與文學傳統之后，指出中國傳統譯論呈現出以“信”與“美”為主線、以境界哲學為其哲學基礎、以境界為元范疇的體系特征[23]。

以上大致概括了學者們對中國傳統譯論進行體系建構的路徑探索?？梢钥吹?，從整體面貌，到發展脈絡，到特征凝練，再到結構搭建和關系梳理，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性得到了越來越清晰的展現。不過前人探索出路徑，獲得了認識，并不意味著我們無需再為此努力。中國傳統譯論不僅是思想資源，也是研究對象，想要發揮好它作為思想資源的作用，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完善方法，更好地去開掘傳統譯論的價值。

理論的體系性要求構成理論的概念、命題相互關聯形成“完整的故事”，而并非要求所有理論都形成一個宏大的體系結構[24]。也就是說，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性不僅包括宏觀上、整體性的框架結構關系，也包括微觀理論本身的系統性。在建構傳統譯論體系時，我們除了關注宏觀體系，也要關注微觀理論的邏輯勾連和命題論述。

那么，我們對傳統譯論微觀個案的認識是怎樣的呢？實際上，目前的傳統譯論研究大多數是個案性研究，相關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圍繞具體概念進行闡釋。如“文”與“質”，有的將之釋為指導翻譯批評的原則、翻譯策略、譯文文體、翻譯詩學，以及籠統表述為翻譯思想。佐以背景考察，明確具體概念所指，涉及傳統譯論話語與思想的關系，認識清楚之后才能廓清傳統譯論的對象域和問題域，定位好其在傳統譯論體系中的位置，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另一類是對“五失本三不易”“辯正論”“繙清說”“神似”“化境”“信達雅”等單個成篇譯論的體系化闡釋。如，學者們對道安“五失本”給出各種解讀，包括翻譯原則或方法、非原則/非方法、現象描寫、警醒或是表達翻譯之難等。這些解讀雖然觀點有諸多差異，但都將其隱含的各種關系顯現了出來。盡管針對單篇譯論、單個概念的研究難以稱為體系建構，譯論微觀個案討論的體系建構功能確乎不容忽視。如王向遠以中國話語“翻”和“譯”為本體，圍繞這一對概念建構了獨具特色的佛經譯論體系[25]。

因而，跳出個體譯論，對傳統譯論進行整體框架的建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碎片化論述中所蘊含的理論主題要素的多樣性、層次性、互為關聯性。只有基于對各種翻譯話語的有效整合，找到譯論之間的共通點以及差異之處，才能真正獲得對中國傳統譯論作為一個整體的體系性認識。如果說這種整體性體系建構工作展示出了傳統譯論的廣度，那么大量的譯論個案研究則展示出中國傳統譯論的深度。這兩者各有功能，不能偏廢，深度、廣度、寬度結合起來才能展示出傳統譯論的內涵“容量”。傳統譯論話語凝練，產生語義模糊的同時，也帶來了意義闡釋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其次，傳統譯論形成時間跨度長，話語形式和思想內容均發生較多變化，這不僅增加了體系建構的難度，也增加了體系內部的豐富性和復雜度。這些都表明，傳統譯論的體系建構不會止步于此，不能因上述成績的取得而宣告完成，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深入。

三、傳統譯論體系建構的未來發展建議

已有的研究描畫了中國傳統譯論的輪廓，梳理了脈絡，顯化了結構，但主要采用的是經驗觀察、代表性譯論的串聯，并未對傳統譯論資料進行全面的描寫和分析，不是在完整的數據基礎上提煉范疇、建構體系。本文認為，走自下而上的模式，基于更為全面的描寫，采用更為客觀的方法，以更為充分的闡釋獲得更豐富的數據，來建構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是這項工作未來發展的方向。

闡釋角度的重構是中國傳統譯論體系化、逐步呈現理論價值的重要路徑，這方面的成果尚顯不足。已有的代表性成果中，朱志瑜、朱曉農對中國佛籍譯論進行了選輯評注，屬于普通的語言注釋[26]；趙巍對傳統譯論進行了社會文化闡釋，并非以原典文字含義為出發點的文本闡釋[27]；只有王宏印是從現代譯學角度進行闡釋，為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轉化做出了經典性的貢獻[1]。不過該著僅選取十家譯論，得出中國傳統譯論“進入終結期”的結論，主要原因包括(1)理論問題有限，多數老化不堪；(2)理論范疇有限，缺乏準確界定；(3)理論視野狹隘，甚至故步自封。這一結論意味著兩種可能性：一是中國傳統譯論是“貧礦”，不值得挖掘，二是這種闡釋沒能充分發掘出傳統譯論應有的價值。前者明顯與我們對自身有著豐厚譯論積淀的事實認知相悖。

王宏印的中國傳統譯論“走向終結”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他創立的“清理、闡釋、轉化”方法可以給予我們新的啟發。受歷史語境的限制，中國傳統譯論的價值未得到充分的彰顯。而傳統譯論之現代價值的生成，以及其作為地方性知識上升為普適性知識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重新闡釋，通過現代闡釋學所強調的“本體闡釋”[28]進行價值重構，這是未來中國傳統譯論體系建構的可選之路。本體闡釋不同于以既有理論來解讀的“強制闡釋”，也不同于外部文化闡釋。它強調從文本出發，以文本原生話語為依據，以明晰的邊界規約其合理性，不前置立場，通過多文本闡釋的積累，再建構成為體系，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

首先，是擴大研究對象域。以往學者進行傳統譯論的體系建構研究時所選取的對象材料非常有限，采取的通常是抽樣，即抽取代表性譯論個案，將這些個案串聯起來。無論是羅新璋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梳理，還是王宏印的“十大經典”詮釋，抑或是傅惠生的“譯文論-原文論-譯者論”主體鏈刻畫，都是選擇經典譯論案例，而非基于全面的話語描寫與闡釋。中國傳統譯論指中國多民族傳統文化中有關翻譯的理論、議論、評論、散論、討論。除了專門的佛經譯論、明清傳教士的譯論之外，還包括散落于其他文化經典中的有關翻譯之論，如東漢鄭玄和唐代賈公彥對《周禮·秋官》中“象胥”的注釋和疏解。朱志瑜、張旭和黃立波收集的佛教翻譯論述就有約89篇，其他譯論900篇左右[12]。未來的研究可以(也應該)對盡可能多的傳統譯論文章進行闡釋，尤其是少數民族傳統譯論，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框架下重構傳統譯論的體系形態。

其次，是探索傳統譯論的新闡釋模式。從闡釋學的視域來看，闡釋不僅是一種方法論，還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對話。知識在闡釋中存在，知識的價值在對話的溝通、吸收、交鋒和碰撞中生成。不同的闡釋模式反映著不同的知識論，生成和展示出知識價值的不同維度。已有的闡釋研究尚有不足，沒有充分彰顯和建構出傳統譯論的現代價值。合理有效的闡釋模式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梳理和描寫傳統譯論研究成果，歸納出已有的闡釋模式，如經學訓詁模式、以西釋中模式、文本注解模式、以古釋古模式等，然后基于現代闡釋學原理對已有的傳統譯論闡釋模式進行反思與評價，再探索基于文本、有著清晰的語義邊界、合乎公共理性的本體闡釋模式。

再次，是開展傳統譯論的本體闡釋。中國傳統譯論以具象思維為主，習慣“立象以盡意”，具有形態多樣，概念模糊、語詞多義、結構靈活等話語特點，其發生和發展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密切相關，與宗教思想、文學思想，以及社會學術思潮的演化結合在一起，有著巨大的闡釋空間?！瓣U釋”應基于文本，此文本既是作為文章載體的文本，也是作為社會翻譯實踐的文本，但不能停留在具體的語詞詮釋上，而應該是對原典的時代性、整體性和主體性的理解和發現。同時要有對原典的當代理論價值，如對當代翻譯實踐的指導價值、翻譯現象的認識價值等的整合與建構[29]。具體方法有：從傳統譯論文本的語詞入手，進行語義概念分析，獲取文本自身確切含義；結合文本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明確文本原生話語的來源，話語動機和潛在話語；分析文本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產出的衍生話語；積累對多個傳統譯論文本的闡釋，抽取和概括其話語特征、理論內涵；將概括后的認識上升到一般抽象性的理論認識，使之邊界獲得延伸，擴大其解釋范圍。

最后，是在闡釋的基礎上概括傳統譯論的范疇體系。范疇之形成以及范疇體系的建立是衡量一門學問是否建立理論體系、是否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標志[30]。以往的傳統譯論體系建構中“神形、虛實、意境等范疇，使用泛濫”，但“如果老運用中國傳統美學和哲學的那些單調固定、數量有限而又未經過嚴格界定的理論范疇，就只能在傳統理論視野內兜圈子，無法進入新的理論視野”[1]227?？尚械姆绞綖椋赫页鰝鹘y譯論文本中語詞概念所屬的譯學范疇，以學術性、語域性、同屬性為原則對傳統譯論進行現代譯學范疇轉化；用普適性的學術話語重釋傳統譯論，使傳統譯論的隱性知識顯化；將經過轉化后的單個譯論范疇匯總、分析、概括，建構出整個傳統譯論的范疇體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傳統譯論研究之目的不是為傳統而傳統，而是進行中國現代譯學建設。傳統譯論合理闡釋的標準是“視界融合”，即尋找傳統譯論與現代譯學在價值取向、內在意蘊，甚至思維方法上的一致性，以便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發展。對傳統譯論價值進行闡釋學重構，其目的、價值、意義、作用都應以建構我們當今的譯學理論為歸結，以此來觀照、說明和指導我們的翻譯實踐、翻譯批評乃至翻譯研究。無論對傳統譯論作整體或個別范疇上的現代闡釋都應從現代譯學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回應現代翻譯實踐的問題，其實質就是通過闡釋實現古為今用。我們應運用現代譯學知識，分析、解釋傳統譯論中的深層結構；尋求框架將傳統譯論和當前現實問題融合在一起，以產生新的論域，解釋新的翻譯現實；理清舊義，激活新意，對經過闡釋后的譯論進行類別劃分，使之對應不同類別和不同層次的翻譯基本問題，整合同類、補充缺項，建構新的理論體系。

以這個模式構建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工作的重點是：(1)以歷時角度對盡可能多的中國傳統譯論重要篇章進行文本闡釋；(2)從共時角度對所有傳統譯論的核心話語、潛在話語和衍生話語進行整理，分命題、范疇、概念等層次進行體系重構；(3)結合當前翻譯現實，探索中國傳統譯論對現代性翻譯現象和問題的解釋力。難點在于：(1)進行傳統譯論闡釋模式的理論探索；(2)在實際的文本闡釋過程中保持以文本自在性為依據，既闡發出文本衍生意義，又能克服過度闡釋和強制闡釋問題；(3)在對傳統譯論進行有效的本體闡釋的基礎上，進行體系形態的重構。

四、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理論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未來的發展還任重道遠。中國傳統文化是未來中國譯學建設的立足之處，中國傳統譯論的思想資源作用需要得到充分的發揮。關于中國傳統譯論，已有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有無體系已經無需討論，如何建構才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未來我們需要探索出學理性強、邊界清晰、可具操作的傳統譯論本體闡釋模式，以本體闡釋顯現出傳統譯論隱含的、模糊的概念和范疇系統，整合傳統譯論和現代譯學理論命題，以新的理論形態呈現出傳統譯論的價值。概言之，需要通過全面的文史文獻閱讀，窮盡、收整、梳理中國傳統譯論及其研究文獻，結合中國闡釋學和西方闡釋學理論建立融通中西的本體闡釋框架，對傳統譯論文本進行文本闡釋和話語轉換，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部分，回溯中國傳統譯論產生的社會語境，分析傳統譯論的思想蘊含和社會功能，匯集經過話語轉化后的譯論文本，加以概括、整理和分類，使之對應不同類別和不同層次的翻譯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傳統譯論的體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