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教科書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

⊙ 楊 言

(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教科書承擔著構建知識的使命，印刻著教育發展和歷史文化變遷的痕跡?！爸袊糯鷽]有近代意義的學制，沒有普通學校，沒有學科分類和分科課程，只有啟蒙教育和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私塾和書院，雖有‘四書五經’卻不是現代意義的教科書”[1]。晚清社會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沖擊和變化，伴隨著教會學校以及洋務學堂的創辦和發展，京師大學堂同文館、墨海書館、美華書館、土山灣印書館等翻譯并出版西學教科書。漢譯教科書拉開了中國近現代教科書發展的帷幕。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危機加劇，清政府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危機重重。迫于內憂外患的壓力，加之原有的教育制度已經不再適用，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4年相繼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下令廢除科舉，改革教育體制，繼而新式學校和新式學堂興起，1905年12月設學部為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新式教科書是新式教育發展的核心。1906年，學部成立編譯圖書局，出版新式學堂各科教學的教科書。學部對教科書的編譯、審定和翻印諸事項都有較詳細的規章。學部編譯圖書局作為學部附屬的教科書組織管理專門機構，“是我國近代首次由中央官方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編寫現代學校教科書的大規模實踐”[2]166，“正式拉開了中國政府部編近代教科書的帷幕”[2]169。近代教科書的編譯是近代知識構建、思想啟蒙的重要環節。以往學界對近代教科書編譯活動主要以史學研究為主，缺乏對教科書編譯的國家翻譯行為和國家翻譯實踐的論述，缺乏系統化的教科書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本研究基于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的教科書國家翻譯實踐展開翻譯史研究，拓展國家實踐翻譯史書寫的研究視角，豐富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的研究內容，厚植國家翻譯學的闡釋價值。

一、國家翻譯實踐史與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

“國家翻譯實踐”是基于中國本土創生的譯學概念而構建的，是以服務國家翻譯戰略和國家翻譯治理需求為價值導向的應用型超學科研究體系。國家翻譯實踐的主體為主權國家，國家翻譯實踐研究從翻譯傳統中發現“國家”和“翻譯”之間的密切聯系，創生國家翻譯實踐概念，明確了以國家為焦點的翻譯研究對象，著眼于國家的翻譯主體性地位[3]。國家翻譯學已構建包括實踐主體研究、實踐客體研究、影響因素研究、過程機制研究、作用功效研究的國家翻譯學知識體系。聚焦國家翻譯實踐這一整體事件，基于翻譯活動(國家翻譯實踐史)與翻譯主體(國家、機構、譯者)兩大主題，進行國家翻譯歷史的事實描寫性研究和現象闡釋性研究并已產生一系列“子概念”，包括制度化翻譯、制度化譯者、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國家翻譯敘事等。

任東升圍繞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研究，已經搭建起“一體四翼八羽”的研究框架和“三原則四步法”。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須遵循“三原則四步法”?；谥卫淼膰曳g實踐史書寫原則即史實辨識在先原則、專題化原則和科學性原則；探究歷史翻譯與國家治理的復雜關系須遵循四步法：第一步確定以翻譯作為治理手段的當局或機構的類型和被治理實體及其構成，并探討其采用的語言政策和相應的翻譯政策；而語言和翻譯政策的實施，依賴于翻譯機構或者身處不同管理機構的譯者。第二步需要考察翻譯機構或相關管理機構中的譯者設置情況。文本選擇和翻譯實踐機制應該實現制度化。第三步是探討文本選擇和翻譯實踐機制。第四步是分析譯者培訓與選拔體系[4]。國家翻譯實踐概念創生的理論意義，在于國家作為翻譯主體的地位首次得到明確，并在認識論上深化了學界對翻譯類型、翻譯主體、翻譯現象的概念認知，并提出國家翻譯研究的三層遞進發展[5]。國家翻譯實踐研究歷經十年的發展，任東升、高玉霞，藍紅軍，周忠良等對其本質、定義、內涵、分類、特征、理論建構等充分論證[6-8]，高玉霞系統地構建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的理據、路徑、書寫模式[4]。學界的一系列研究，豐富了國家翻譯實踐的概念體系和知識網絡并在國內產生了重要反響。

學界對于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涉及國家翻譯實踐史上的“進譯”現象研究[9]，唐朝貞觀時期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10]，元朝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11]，洋務運動時期官辦翻譯館的國家翻譯實踐史研究[12]，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研究[13]，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戰時傳譯研究[14]?！皣曳g實踐”概念的提出及其相關體系的構建為學界提供了“自上而下”重新審視翻譯史和翻譯實踐的新視角，國家翻譯實踐史的書寫不僅有深厚的歷史實踐基礎，亦符合學理和學科發展要求。本研究遵循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原則，即史實辨識在先原則、專題化原則和科學性原則，展開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的教科書國家翻譯實踐翻譯史研究，豐富國家翻譯實踐史的研究內涵。

二、學部編譯圖書局教科書翻譯活動的國家翻譯實踐特征

1906年清朝學部以學務處原編書局改辦學部編譯圖書局。大魁天下的“經濟特元”、翰林院編修袁嘉谷任編譯圖書局局長。局長負責學部編譯圖書局全面工作和局員聘任。嚴復、繆荃孫、王國維、高步瀛等都曾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工作。學部編譯圖書局制定了職員章程、編譯各書章程、編譯處章程、會議處章程、校對處章程、交版處章程、印刷處章程等18項章程。學部編譯圖書局制定的各項章程均是從制度上保障教科書編譯，是翻譯制度化的表現。

(一)學部編譯圖書局組織制度化

翻譯制度化是翻譯行為的制度化，是為貫徹某一制度或維護自身利益實施的翻譯，體現國家組織制度對翻譯的干預和控制[15]。學部編譯圖書局遵循制度、章程進行管理，是翻譯生產的組織制度化。學部編譯圖書局試辦章程規定：“凡本局人員必須在局內，以期心志專一無誤辦公……局員于局外事物，概不得在局內辦理”[16]7。該章程對編譯圖書局的領導機制和組織架構以及局員的工作職責也都有明確的規定：局長綜理全局，總務協助局長處理各種事情，總校、復校編書，編書員編纂書籍，譯書員翻譯外國書籍。編譯圖書局試辦章程對所有局員的作息、工作內容、工作要求、薪資均有細致的條目和管理機制。如局員應該按照規定座位上班，不能無故缺席，每天的休息時間是“午后一鐘起四鐘止，每鐘可休息十分……每日十二點鐘午餐本局各員須同時會食”[16]8。關于編譯圖書局的運行情況，在每個月末都要把局內所辦事件造冊，按照四類書籍表，即編譯已成書籍表，現時編譯書籍表，付印書籍表，存儲書籍表報呈學部。學部及時、全面地掌握編譯圖書局教科書的編譯情況。

(二)學部編譯圖書局譯者群體制度化

首先，工作職責制度化。學部編譯圖書局對翻譯選材、翻譯序列、翻譯標準、翻譯質量都形成規范，因此譯者“遵循制度化翻譯的倫理要求，有意識地實現制度化翻譯的目標和價值”[17]。編譯局職員章程對譯員的工作職責有明確的要求“局員既任編譯某書，非此書告成，不得他就。局員編譯何書由局長酌定，然恐有用非所長者由該員自請改著他書”[16]10。會議處章程也規定“每編一書，皆先開會議一次”[18]。這表明學部編譯圖書局的譯員沒有選材的權利。譯員也不能自行開始編譯圖書，需完成所編譯任務之后才能開始編譯新書。譯員編譯教科書的完成時間也是根據編譯圖書的難易情況，由局長決定完成期限。

其次，翻譯流程制度化。由于編譯圖書局有著明確的職能分工和工作章程，制度化譯者在譯文編輯、校對、出版等環節都不具有能動性，而是由編譯圖書局分校對、復校、總校、編書員分工負責?！熬帟骶退L分門纂輯，宜與丞參局長商明體例，然后開辦。設分校凡譯成之書，由分校修訂……設復校就分校已閱之本詳加磨堪，設總校丞參局長任之校畢呈堂閱定”[16]8。最終印書樣篇，經校對處再校后，需再次送給譯員復校一次。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遵守編譯圖書局規定的具體翻譯規范，堅持“以明白詳盡不失原書真面為主”為準則，但在翻譯和校對過程中如遇到譯文內容“若于本國文義禮教有不相宜者，則刪易之仍留原底以待公酌”[16]8，譯員和校對者不能自行決定，譯員失去的這部分獨立性決定權轉移到編譯局和局長身上。

最后，經濟和地位贊助制度化。學部編譯圖書局為譯員在薪資、職務晉升、購買參考資料以及擴展學科知識和提升業務能力方面提供保障。編譯圖書局譯員的薪資由庶務員提交預算，會計發放，隨著譯員完成譯書任務，經校對、出版后，通過提高津貼和薪資作為獎勵，“局員每成一書后如確系適用者，其歷有勞績者，酌留在本部行走”[16]10，編書成績突出的譯員，不僅能提高薪資，還有可能在學部其他部門兼職獲得晉升的機會。學部編譯圖書局作為贊助人不僅提供了經濟贊助還提供了地位贊助。試辦章程還規定“坊間有可備採之書，局員可隨時告庶務處購買。本局需外國新書，可隨時向各國購買”[16]8，這一規定保障了譯員參考和翻閱各種圖書、資料，為譯員的翻譯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協助。編譯圖書局開設編訂名詞館和研究所，擴展譯員學科知識，提升譯員的知識結構，增強研究能力，規范名詞、統一術語，提高翻譯效率。編譯圖書局為譯員提供的贊助和保障，對于譯者的翻譯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協助，是保障譯者完成翻譯任務的重要因素。

三、學部編譯圖書局的國家治理功能

“國家翻譯應國家治理需求而生”[8]30，“國家翻譯實踐具有國家治理功能，最終目的是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為國家統治服務”[10]14。學部編譯圖書局教科書編譯既是治理的方式，也是治理的對象。教科書編譯傳播知識，推動新式教育和文化發展，最終維護清朝治理，編譯、出版、銷售教科書，旨在大力推廣教科書，普及新式教育，并非牟利。學部編譯圖書局售書章程從制度上規定出版編譯教科書不僅要精致，價格還要便宜，一切都是為了便益學界，“以期風行天下，多一能購書之人，即多一能讀書之人，與牟利不同”[19]3。學部編譯圖書局為了提高編譯教科書的質量設置編譯處、編訂名詞館和研究所。編譯處、編訂名詞館和研究所通過編譯教科書參與社會治理、普及新式教育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

(一)育才興學

編譯圖書局設編譯處，具體負責圖書編譯，工作運行主要遵循如下章程：

(1)教科書寫現時各學堂急需。凡編書譯書俱應從教科書始，而教材之中初等小學最先，高等小學次之，中學與初級師范又次之。

(2)編纂教科書無論何種，俱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之宗旨，以實行國民教育。小學應合于應用之道、德智識技能；中學須合于完備之普通教育；初級師范教科書與中學略同而加以教育。各書要使程度相宜教育進步。

(3)每編一本教科書兼編教授書。

(4)凡編一書，須先議定年限，次定各科鐘點，然后從事編纂。

(5)譯書先擇英日二國書籍，其余各國書籍，俟聘定妥員再行翻譯。

(6)編譯之書每七日整理一次。

(7)凡著一書必須編者譯者、繪圖者及庶務員之司印刷者互相協助，始能集事。自局長以下，皆應協同一意研究辦法，維持秩序，力戒各顧其私之習。

(8)成書之后由本部審定科審定通行，各省凡用此書之學堂，如見書內有誤應行更正者，可以隨時寄告本局，以便酌改。

(9)各科說明書編成后，一面本局自行編纂，一面由本部懸賞募集，以補本局之不逮。[16]14

編譯圖書局對編譯教科書的宗旨和如何選定教科書編譯有明確規定，要秉持“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之宗旨”[16]14，不僅對編譯教科書的宗旨有要求，對審定編譯教科書也要求恪守“以欽遵歷奉論旨奏章，恪遵圣教，廣集新知為宗旨”[16]14。對編譯教科書的順序也明確要求首先編譯中初等小學的教科書，高等小學次之，最后是中學與初級師范。編譯教科書不僅要推動新式教材的使用和新式教育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賦予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參與社會治理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竭力維護晚清政府的統治。

編譯處對譯者具體的翻譯規范和流程都有明確規定，要求譯者編譯教科書涉及名詞、術語翻譯應該跟其他譯員一起協商統一。譯者接到分派的教科書翻譯任務后，需要在一星期內將編譯體例和總綱細目抄寫，并報送局長審定，此外譯者還需要根據編譯教科書的繁簡難易，做出編譯教科書計劃表并提交局長審定。計劃表需包含參考時間，具體每冊書的成書時間和最終完成時間。編譯教科書計劃表審核通過后“局長即開具編譯者姓名，及匯呈堂閱，并由局長隨時按表督促”[18]2。譯員如果未嚴格按照編譯教科書計劃表工作，在規定的期限外，最多寬裕三個月，限定期過后，除非有不得已的事故，一律不得逾期[18]。譯員的翻譯過程也必須遵守章程，需要每七天整理一次譯稿。同時也要求譯員和編者、繪圖者、庶務員和印刷者互相協助，一方面是協同一致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是維護編譯局秩序。譯員完成教科書編譯任務后，需自行校對，交收發處最終轉交局長。

(二)統一術語

“西學東漸”傳播新知識與新概念，但由于傳播主體、傳播途徑和傳播形式的不同，傳入中國的術語出現了表述各異、含義混雜的現象。1909年，學部認為當前面臨的困境是“惟各種名詞繁頤，或辨義而識其指歸，或因音而通其假借”[20]2，所以應該設立編訂名詞館。1909年，學部編訂名詞館正式成立，嚴復為編訂名詞館總纂，督率分科編輯對照表[21]。編訂名詞館編訂、統一術語待奏定頒行之后，要求所有官編和民輯的教科書和參考各書都要遵照奏定頒行的對照表，“其中所有名詞有與所頒對照表歧異者，均應一律遵改，以昭劃一”[21]2，統一術語。編訂名詞館計劃審定的術語名詞，大致可以分為六類：

一曰算學。凡筆算幾何代數三角割錐微積簿記之屬，從之。二曰博物。凡草木鳥獸蟲魚生理衛生之屬，從之。三曰理化。凡物理化學地文地質氣候之屬，從之。四曰輿史。凡歷史輿地轉音譯義之屬，從之。五曰教育。凡論辯倫理心靈教育之屬，從之。六曰法政。凡憲政法律理財之屬，從之。[20]2

編訂名詞館陸續出版了數學、辨學、植物學等名詞對照表，如“《數學中英名詞對照表》收錄的名詞基本覆蓋了當時中小學堂數學教學所需要的名詞”[22]。這些名詞雖然部分已被淘汰，但是部分也沿用至今。如名詞館所厘定的邏輯學術語只有少量沿用下來，“但這種以國家的力量推動學科術語統一的模式仍值得借鑒，其在中國邏輯學術語厘定上所做出的努力也不容抹殺”[23]。編訂名詞館開創了近代中國官方作為編訂名詞館的贊助人，從制度上保障并規劃、厘定、統一名詞的先河，是提高翻譯質量，推動教科書翻譯，普及新式教育，開啟民智的重要舉措，也是近代學術翻譯、教科書翻譯的重要環節，更是構建學科知識和建立學科體系的內在需要。

(三)改良教科

學部認為編譯圖書局是編譯教科書的重地，而且“一切事物，異常紛繁。非隨時研究，不足以資完善?，F已飭令該局設立研究所。由各譯員隨時入所研究編纂各種課本。以期改良教科，慎重學務”[21]2。學部非常重視教科書的編譯，并且希望提高教科書編譯的質量，在編譯圖書局設立研究所，研究教科書的編寫問題，譯員通過在研究所提高學識并且加強教科書編纂方面的能力。研究所創設之初，局長聘請精通心理學、教育學以及教科書編纂法的講演員，按欽定學制和等級為局員講解心理學、教育學等各科知識，除局長外所有局員每周都必須入班聽講。研究所非常重視講演，每次講演結束后都將講演內容印成講義發給編譯圖書局的局員。教科書編譯涉及知識的傳播和傳承，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因此，譯者不僅需具備良好的中外語言文字功底，同時也要具備良好的專業素養、學科知識。為避免譯員在翻譯過程中對學科專業知識知之甚少，編譯圖書局非常重視局員擴展知識，提升學科素養，不僅了解心理學、教育學等各科知識，也熟悉相關領域的發展情況，推動教科書編譯的專業化發展。編譯圖書局對譯者素養、能力的培訓和提升，對當下翻譯人才培養仍具有借鑒意義，翻譯人才的培養應注重學科素養和跨學科素養，打破學科專業壁壘，推動交叉融合。

研究所除了各學科知識的講演外，還研討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于局員中其已編有成書者，使說明編纂時之體例，其已經認定編何書者，使說明擬定之體例，由各局員批評資訊以收隨時集思廣益之效。二、由本京各學堂之教習，擇其素有經驗者，認定數人輪流到局，講明本局已出之書，于實行教授時有何不合之處。三、各省教育總會及提學司報告何書最善，何書尚當改正者，皆取為本局局員切實研究之資”[18]3。有編譯經驗的局員交流編譯經驗集思廣益，局員也聽取一線教習使用教科書的反饋，及時發現不足之處，同時局員還研究各省提學司對教科書的評價。編譯圖書局研究所的講演以及研究體系，全面提升譯者學科知識、學科素養，同時注重編譯經驗的分享和編譯教科書的讀者使用反饋，提升教科書質量，促進教科書的傳播和使用。

五、結論

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的教科書編譯活動開啟了我國近代首次由中央官方組織計劃、系統地編寫近代教科書的先河。國家主導、組織、實施的教科書國家翻譯實踐是近代知識構建、思想啟蒙、興辦新學、救亡圖存的必要環節，也是國家翻譯實踐史的重要內容。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教科書編譯活動具有組織制度化，譯者群體制度化的國家翻譯實踐特征。學部編譯圖書局制定的各項章程均是從制度上保障教科書編譯。學部編譯圖書局為譯者提供經濟和地位贊助，譯者履行制度化工作職責，有組織、有計劃、流程化地完成教科書翻譯工作。學部編譯圖書局教科書編譯應清政府治理需求而生，具有國家治理功能，為清政府統治服務，既是治理的方式，也是治理的對象。學部編譯圖書局設置編譯處、編訂名詞館和研究所，參與社會治理、傳播知識，育才興學，統一術語，改良教科，推動新式教育和文化發展，維護統治。

此番研究梳理和剖析晚清國家翻譯實踐史實，對于深入理解晚清國家翻譯實踐，深化教科書編譯史研究具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