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歷史觀審視蘇維埃運動在中國的理論與實踐

王有加

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1)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2021年1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對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說明中深刻揭示了樹立大歷史觀的精神實質，強調“要堅持正確的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歷史觀的重要論述對深化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遵循。綜觀黨百余年的發展歷程，蘇維埃運動有著獨特的歷史價值，蘊含其中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黨開創中國革命道路的關鍵所在，群眾路線則是黨從弱小到強大的生命線，獨立自主探索是黨開辟新局的重要保障。概言之，以大歷史觀審視蘇維埃運動，可以清晰地展現蘇維埃運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征程中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蘇維埃運動深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在黨的領導下，蘇維埃運動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于一體，是大革命失敗后黨對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由于時代局限，黨內“左”的錯誤滋長導致反“圍剿”戰爭陷入危局，蘇維埃運動隨之遇到嚴重挫折。在這一過程中，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并在實踐中不斷肅清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潮影響，推動中國革命道路開拓與發展。

(一)蘇維埃運動實踐深化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認識

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關鍵，也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和發展的基礎。蘇維埃運動本身就是對大革命失敗的反思，大革命失敗固然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造成的，但其根源在于對反動勢力和革命依靠力量認識不充分，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未能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就強調：“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表明，如果對革命形勢和革命依靠力量缺乏深刻的洞察，簡單套用蘇俄的革命公式，只能導致革命陷入困局。在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后，城市的工人組織被破壞的情況下，敵我力量發生重大變化。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需對中國的社會實際再調查再研究，更加認清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蘇維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與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調查研究有著密切聯系。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到：“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主義的階級估量和唯心主義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5)《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頁。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橋梁紐帶，為當時科學判斷革命情勢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就要有一批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了解中國具體實際的同志來領導。他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蘇維埃運動的實踐中逐漸認清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逐漸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二)蘇維埃運動找到了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力量基礎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主要是組織工人，開展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后，工人運動陷入低潮，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重新凝聚起革命的推動力量。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對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是形成和鞏固工農聯盟的前提。在黨的領導下，土地革命戰爭推動蘇區發生深刻的社會革命，農民逐漸成為改變中國社會面貌的主體性力量。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主義的年代”，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必須用民族主義來激活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革命熱情。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使得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只有徹底的社會革命才能凝聚革命力量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在蘇維埃運動中，共同的革命目標使得工農聯盟更加鞏固，這是蘇維埃運動向前發展的社會基礎。但是，工農聯盟不是自發形成的，是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群眾路線發展起來的。蘇維埃工作在執行群眾路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朝著最能接近廣大群眾，最能夠接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能動員群眾完成蘇維埃任務，并且最能夠爭取任務完成的速度，使蘇維埃工作與革命戰爭、群眾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來”(6)《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頁。。黨在蘇維埃運動期間堅持將革命斗爭與解決農民實際問題結合起來，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婚姻自主權、政治選舉權、參政議政權以及教育權。蘇維埃運動已經超越了軍事斗爭本身，不僅打破了舊世界，同時展示了革命斗爭后新的社會發展圖景，人民當家作主不再是烏托邦的幻想，而是進一步凝聚起蘇維埃政權信仰的內在精神動力，并有效轉換為廣大民眾的革命自覺。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兩篇文章中描述當時擴紅的成果，“長岡鄉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百分之七十”(7)《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頁。。當時蘇維埃運動過程中第五次反“圍剿”的歷史境況，不僅說明了革命戰爭環境下經濟建設不僅可能而且必要，而且證明了經濟動員和政治動員相結合所蘊含的革命偉力。毛澤東在《才溪鄉調查》中指出：“這樣大數量的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徹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8)《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頁。在蘇維埃運動中，黨堅持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增強了農民的革命自覺，深刻改變蘇區黨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和蘇維埃政權面貌。

(三)蘇維埃運動的挫折彰顯了正確革命道路的重要性

隨著蘇維埃運動深入推進，黨對中國革命的道路選擇有了更為深厚的實踐基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更為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其一，共產國際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革命的進程。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只是其中一個支部，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其領導，包括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的指導和幫助。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是基于當時歐洲革命運動的經驗提煉，其所倡導的“城市中心論”隨著多次城市攻堅失敗已經宣告破產。在革命情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仍教條主義地執行以城市為中心、疾風驟雨式的革命方式，必將對中國革命造成危機。在蘇維埃運動期間，“左”的錯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統治地位，當時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其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9)《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頁。。其二，蘇維埃運動實踐使黨內同志加深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黨內思想路線的交鋒中，毛澤東提出的正確思想路線日益得到黨內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同志的認可，促使黨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上日益由被動走向主動。在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城市攻堅遇到挫折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黨內正確主張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擁護和支持，黨在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地區開辟了根據地，逐漸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一探索過程中，黨內對軍事斗爭重要性的認識逐步強化?！霸谥袊?，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1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0頁。槍桿子里出政權、槍桿子里出人民政權，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塑造了一支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南昌起義、八七會議、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進一步明確軍隊的建設原則。在革命順利時進一步擴大了蘇區的地域范圍；當革命處于低潮時，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情況下，獨立自主的軍事原則和組織原則日益獲得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支持，這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奠定了組織基礎和政治基礎。

二、蘇維埃運動豐富黨對“四個統一”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武裝斗爭的順利開展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使得黨組織與蘇維埃政權的關系日益緊密，第一次實現了黨和蘇維埃政權組織對鄉村政權的嵌入與改造，也為黨接管縣城、促進縣域治理積累了豐富經驗。黨開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政權建設思想進行社會改造與建設，“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頁。。黨在蘇維埃運動中利用掌握的國家機器實現局部執政，共產黨形象和蘇維埃政權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一)蘇維埃運動通過解決土地問題實現經濟改造與社會改造的統一

蘇維埃運動期間，黨面臨著國民黨“武裝力量社會力量經濟力量”(12)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根據地資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頁。的聯合進攻。此時，蘇區經濟建設主要服務于反“圍剿”斗爭，不斷拓展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眾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其一，制定科學的土地分配政策，實現“耕者有其田”。土地問題是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核心工作，其他問題均圍繞此問題展開。在土地革命實踐中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符合實際要求的土地政策，贏得蘇維埃群眾的擁護支持，壯大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有力推動了蘇區的經濟發展與建設?！耙?、開墾荒地。二、辦理移民事業。三、改良現有地與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緊建設道路創辦企業，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13)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根據地資料選編》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2頁。其二，有序開展生產合作化運動，塑造“經濟共同體”。在黨和蘇維埃有序組織下，合作化運動有效塑造政治態勢，“合作社的組織也無疑是工農民主專政的一種巨大的群眾力量”(14)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根據地資料選編》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0頁。。聯合起來的力量也成為與國民黨進行軍事交鋒的重要依托。在當時面對國民黨軍閥“圍剿”及地主民團的反撲，只有開展合作化運動，把分散的個體生產逐漸轉換為有組織的社會團體，在生產互助中形成有助于凝聚革命力量新型社會關系，才能將劣勢轉變為對抗國民黨軍事進攻的優勢。反“圍剿”中進行的深度政治動員，使蘇區民眾的利益與蘇維埃的利益實現了高度融合，“我們在消費、糧食、生產三種合作社上面，發展到二千三百余的社數，五十七萬余的社員和六十余萬的股金”(15)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根據地資料選編》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1頁。。這不僅是資源力量的集合，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聚合，蘇維埃成為一種政治信仰，蘇維埃政府成為“我們的蘇維?！?16)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根據地資料選編》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4頁。。其三，聚焦蘇區貨幣信用的確立，發揮工農銀行的金融調節作用。貨幣信用直接反映蘇維埃政權信用，蘇維埃政權一方面緊抓銀根，另一方面允許自由兌換?！盀楸３帚y行信用，凡來兌者，不論兌多兌少，均與兌給，還隨來隨兌，并一直保持著紙幣銀元一比一的比例?！?17)《曹菊如文稿》,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3年,第3頁。黨以組織信用為擔保，逐步凝聚起民眾對蘇維埃政權的信心。同時，發揮金融及稅收的調節功能，發行政府公債、經濟建設債券，募集戰爭資金，打破敵人封鎖。此外，積極探索股份制方式建立起鞏固的后勤保障，確保糧食等關系國計民生緊缺戰略物資的安全，發揮商人群體在赤白交易中的重要作用?？梢哉f，正是黨和蘇維埃政權有力組織領導，才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做到有限資源深度整合，提升蘇維埃政權在反“圍剿”中的物資保障能力，為挫敗國民黨四次“圍剿”塑造了強大的政治力量。

(二)黨和蘇維埃政權嵌入鄉村實現塑造政黨形象與政權形象的統一

其一，確立以工農群眾為主導的社會結構。黨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對中國革命對象、革命動力進行科學分析，并制定科學的斗爭策略，發揮工農群眾在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體性作用，推翻國民黨軍閥和地主民團的反動統治。黨充分認識到，“政權建立后，必須吸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政府的各部各委的工作，必須使他們練習自己管理政權而密切群眾與政府機關的聯系”(18)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51頁。。這為不斷增強社會改造內生動力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二，不斷推進教育、衛生、體育、社會保障等事業。蘇維埃政權充分利用蘇區有限的物質資源幫助民眾解決溫飽問題；針對城鄉之間的物價差距，設置糧食調劑局，防止出現城鄉工農“剪刀差”；拓展蘇區革命群眾的就業渠道，引導廣大青年加入紅軍；初步保證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基礎的社會保障，建立社會保險，提升工農的工資水平和經濟自主權；促進赤白之間的貿易，拓展雙方緊缺物資的交易，推動蘇區內部貿易繁榮。開展蘇區的衛生運動，在防疫減災上采取更為主動的措施，通過教育不斷提升閩西蘇區民眾的衛生意識，提升民眾衛生保障水平。其三，確立社會制度鞏固工農革命成果。蘇維埃政權圍繞農民的土地問題，先后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蘇維埃土地法》(1930年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等地方性法律，并于1931年11月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使“沒收和分配土地有一個統一的制度”(19)轉引自許毅主編:《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0頁。。圍繞婦女的解放運動，蘇維埃政權還制定了相關法律條例，保護婦女婚姻自主權，確保婦女擺脫傳統社會權力的束縛，實現身體、物質、精神和政治的多重解放。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頒布，明確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禁止童養媳。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20)轉引自張希坡:《中國婚姻立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頁。。為進一步明確婚姻權利，1934年4月，又頒布了《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保護了紅軍戰士合法權利，得到紅軍戰士衷心擁護。為賦予了蘇區民眾平等的政治權利，蘇維埃政權頒布了《閩西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代表選舉條例》(1930年2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細則》(1931年11月)規定蘇區民眾的選舉與被選舉的政治權利，促進蘇區民眾依法管理蘇維埃事務，賦予蘇區民眾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

(三)蘇維埃政權在意識形態交鋒中實現政治領導與文化領導的統一

蘇維埃文化建設主要涉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革命性轉換問題。蘇維埃運動時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交鋒異常激烈，宣傳與反宣傳同時進行。當時，國民政府將對蘇區的“圍剿”稱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利用其掌握的新聞媒介，通過設置并操控相關的政治議題，對蘇維埃政權進行妖魔化宣傳，對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進行“污名化”，企圖離間黨和蘇區群眾之間的關系。對此，蘇維埃政府充分利用革命刊物、革命標語、革命口號宣傳蘇維埃運動的成果，進行有力反擊。蘇維埃政府高度重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加強普及無產階級教育，加強蘇維埃教材編寫工作，在蘇維埃各個群體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發行《紅色中華》《斗爭》等革命刊物，提升革命刊物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同時，重視發揮客家文化在蘇維埃運動中的作用，推動客家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家國情懷、團體意識、優秀品質與馬克思主義相融通，促進客家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化，使客家山歌、戲劇成為激活民眾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的有效載體。

(四)蘇維埃政權在反腐肅貪中推動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統一

1929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深刻剖析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八種錯誤觀點，對克服錯誤思潮影響，推動蘇維埃運動朝縱深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對敵我力量要有正確的分析。當革命的力量之勢還未達成時，對革命要有耐心，要想方設法積蓄力量。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革命不能犯急性病，需要穩扎穩打，不能陷入單純的軍事觀點、流寇主義。他還指出糾正錯誤思想觀點的方法，就是要扎實地推動革命根據地建設、擴大紅軍隊伍并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其二，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腐敗嚴重背離中國共產黨的階級使命和性質宗旨，黨在蘇維埃政權建設過程中高度重視反腐敗，專門設置了監察院，通過反貪污腐敗條例，規定“貪污500元以上者便處以死刑”(21)轉引自吳鈺:《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監察機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0頁。。同時，為產生震懾作用，還對貪腐分子開會進行公審。其三，高度重視黨組織建設。黨高度重視支部建設和提升支部黨員的戰斗力，發揮支部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動員示范作用，使鄉村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群眾的力量已經被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越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22)《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頁。。

三、蘇維埃運動深化對統一戰線、婦女解放運動與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蘇維埃運動聚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重要作用，蘇區民眾主體性成熟與群體性覺醒是蘇維埃運動能夠向縱深發展的保障。在蘇維埃運動中，蘇區民眾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得到了有效提升，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關系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發展，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起著重要推動作用。

(一)化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亟須明確統一戰線的民族屬性

蘇維埃運動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起點，在當時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高度重視兩個聯盟。一個是勞動者之間的聯盟，這是團結大多數蘇區民眾的保障，構成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另外一個是非勞動者聯盟，對象涵蓋蘇區商人、知識分子、富農和開明地主，與工農民主統一戰線一起構成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就第一個聯盟而言，主要立足于蘇區民眾權利的實現和鞏固。對農民而言，是滿足其土地的訴求；對工人而言，是實現其勞動價值。工農群眾只有明白蘇維埃運動是工農的運動、蘇維埃政權是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戰爭是為工農階級利益而戰，才能更加踴躍地投入革命運動。正如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2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同時需要承擔起組織群眾、動員群眾與凝聚群眾的責任。對于第二個聯盟，主要聚焦于保護商人、手工業者的利益，共同維護民族利益。針對“九一八事變”和“上海事變”，蘇維埃政權一方面發布反日宣言，另一方面著手開展抗日戰爭，救亡和啟蒙并舉。黨積極與在國統區的“左”翼作家聯盟合作，徹底貫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共同推動民族解放斗爭。但在此期間，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占統治地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出現了嚴重偏差，忽視了民族統一戰線中富農、開明地主的積極作用，在黨內制造階級敵人，在黨外混淆敵我，造成肅反擴大化以及錯失與蔡廷鍇和蔣光鼐第十九路軍的聯合機會。究其根源，在于對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二)推動蘇區婦女解放需徹底開展社會革命

婦女解放是蘇維埃運動的重要成果，婦女解放運動幫助婦女從傳統權力桎梏中解放出來，從家庭角色向社會角色轉換，成為蘇維埃運動的重要力量。蘇維埃政府注重兩性平等，明確規定婚姻自由，婦女可以根據自己意志選擇配偶、組建家庭。婦女解放運動推動婦女由家庭走向社會，極大程度調動了婦女參與生產活動和革命運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勞動婦女成為當時土地革命運動和蘇區革命斗爭中后勤保障的重要力量，增強了蘇區反“圍剿”的軍事資源和戰爭潛力。婦女解放運動向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不斷發展，使得婦女獲得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培養了一大批從事婦女運動工作的領導者。蘇區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使得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動婦女日益成為推動蘇維埃運動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確保革命后繼有人要不斷發展蘇區文化教育

蘇維埃政權高度重視教育工作，確立了以工農子弟教育為中心的理念，將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無償地向青年及兒童工作普及。在各級黨組織和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共同努力下，“江西、福建、粵贛三省就有列寧小學3 052所，學生89 700余人”(24)轉引自李國強:《中央蘇區教育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1頁。，工農子弟免費入學，其中紅軍、烈士子弟及家庭經濟特別困難者還能夠獲得一定的經濟補助。蘇區教育以推動兒童政治教育為重點，著力于培塑青年和兒童的使命意識與階級意識。蘇維埃政權也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領導工作并將其落細落實于日常生活。例如，在教材中有效融入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推動蘇區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在培塑青年政治意識的同時，蘇維埃政權高度重視通過體育來改善蘇區青年體質，經常性開展重要紀念活動并大規模舉辦群眾體育賽事，在體育運動中培養蘇區民眾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道德風尚。此外，蘇維埃政權也高度重視勞動教育，不僅在勞動中鍛煉了青年的勞動意識，同時在運動中鍛煉了青年群眾工作能力，在革命實踐中站穩人民立場，使蘇維埃運動后繼有人。

四、結論

通過大歷史觀審視蘇維埃運動在中國的理論與實踐，可以清晰地認識到蘇維埃運動為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架起了橋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蘇維埃運動賦予了蘇區民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權利，增強了蘇區民眾改造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賦予了蘇維埃運動的現代性。蘇區民眾主體性意識的覺醒，也讓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要實現階級使命，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同時，蘇維埃運動的挫折也讓黨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由了解中國國情的同志來領導，簡單套用蘇俄革命公式不可能讓中國革命走出困境；有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艱苦奮斗，我們才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