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斗爭思想的深入實踐及其啟示*

張新平 董一兵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向全黨鄭重發出“三個務必”的偉大號召，強調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要“堅持發揚斗爭精神”，并“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頁。。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將“堅持敢于斗爭”總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十條經驗之一，并指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黨和人民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2)《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9頁。?；仡欬h的百年奮斗歷程不難發現，毛澤東同志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延安時期其斗爭思想的深入實踐與系統總結具有開創性意義和獨特的歷史貢獻。新時代認真梳理和總結延安時期毛澤東斗爭思想的深入實踐，對于新時代走好長征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思想上高揚斗爭精神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逐漸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長征的勝利進一步促進了黨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成熟，為中國革命事業打開了新局面。此后，為應對當時國內外錯綜復雜的矛盾，毛澤東審時度勢，要求全黨高揚斗爭精神、明確斗爭方向，以團結統一的精神面貌迎接即將到來的復雜斗爭。

(一)從思想路線高度上把握斗爭的重要意義

早在湖南求學時，毛澤東就曾寫下“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4頁。。走上革命道路后，他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進一步認識到斗爭的階級屬性。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依據階級標準來區分“朋友”與“敵人”，指明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頁。。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斗爭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其話語中的“斗爭”往往與“革命”“反抗”等詞義相同。到延安時期，毛澤東斗爭思想日臻成熟，內容愈加深刻，將斗爭的指涉對象拓展至政治、軍事等多方面。

其中，思想路線層面的斗爭最為關鍵。相較于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存在工人力量先天弱小的難題，因而黨要靠吸納產業工人之外的力量來壯大革命隊伍，這就容易引發黨內思想意識混雜。對此，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指明黨內部分同志所秉持的錯誤思想“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5)《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頁。而導致的。顯然，由于階級出身的多元性特點，黨內部分成員的階級意識不夠鮮明，無法清晰地理解無產階級的核心利益與革命地位，致使黨的斗爭意識存在淡化現象?；诖?，毛澤東迫切想從思想層面形塑中國共產黨人的團結斗爭精神，這集中體現在他賦予“思想路線”一詞“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6)《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頁。的核心內涵。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在洛川會議后的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理論水平的不平衡”(7)《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頁。問題，主張加強黨內斗爭意識的教育工作(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71頁。，并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開學典禮中要求學員徹底改造“小資產階級意識”(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版)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44頁。，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思想斗爭的重視程度。1938年，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新情況，毛澤東嚴令全黨以此為戒，要求全黨“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斗到底”(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18頁。。在毛澤東看來，從思想路線的高度上把握斗爭的重要意義，對于肅清黨內落后思想、團結最廣大人民的力量參與革命實踐而言極其重要。

(二)以理論學習為門徑筑牢斗爭的思想根基

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事實為依據，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闡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成為無產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武器，是科學的理論體系。然而，理論的科學性并不等同于思想的主導性，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時常會受到誤解乃至歪曲，需要通過理論斗爭的形式予以積極回應，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理論學習和研究工作，在延安時期抓住機遇研讀經典著作，尤其是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斗爭的經驗教訓進行學習(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50頁。，最終形成了《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光輝著作及創造性的理論成果。毛澤東發現，黨內存在對理論學習與實踐的認識不夠準確與深刻的現象。為此，他抓住思想路線這一“牛鼻子”，主動發起“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1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頁。為主旨的思想運動，以強化全黨的斗爭精神。

以理論學習強化全黨斗爭精神。面對國內外變幻莫測的局勢，毛澤東深感學習理論知識、提高全黨革命認識的重要性與迫切性。1938年初，毛澤東組織哲學小組，“號召大家積極學習馬列主義的新哲學，把傳播新哲學的活動進一步擴大”(13)郭化若:《學習與回顧》,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08頁。。隨后，他又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發起“全黨的學習競賽”運動，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重大命題。為了更迅速地將理論學習的熱情推向全黨，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一大批黨的文獻資料，以供全黨學習參照，這為中國共產黨深刻體悟與踐行科學理論提供了寶貴的學習資源。1942年毛澤東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這一運動對進一步提高全黨理論認識、凝聚革命斗爭力量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時中國共產黨已有數十萬名黨員，“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戰以后入黨的新黨員”(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33頁。，迫切需要加強理論學習，以消除各種“主觀主義”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鞏固黨的團結統一。正如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所強調的，“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1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9頁。。通過這次長時間、集中性的學習運動，黨內的黨員干部廓清了黨與非黨的思想界限，基本被改造成為合格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全黨提高了黨性修養水平，在新的革命形勢下捍衛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極大提升了延安時期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從根本上確立斗爭精神，為贏得革命勝利筑牢了思想根基。

二、行動中確立斗爭原則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艱難的斗爭環境中積極探索，并極富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斗爭原則，分別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以斗爭求團結”原則和牢牢把握斗爭主動權原則。

(一)堅持對內實施“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

中國共產黨對待內部斗爭采取以團結為主的原則。一般而言，斗爭涉及內部與外部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對象。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已經形成區分兩類矛盾，即內部與外部斗爭對象的科學意識，明確指出：“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16)《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頁。毛澤東提倡以包容心態對待黨內同志，強調內部矛盾應“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認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17)《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頁。。

為起到真正團結統一的效果，毛澤東明確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內部斗爭原則。在1942年《整頓黨的作風》講話中，他明確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7頁。在毛澤東看來，黨內存在不同意見屬于正?，F象，“懲前毖后”意在發現“病因”、揭露錯誤，屬于手段；“治病救人”是幫助改正、鼓勵進步，才是目的。這一原則在整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全黨共識。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本人身體力行，積極將該原則運用到黨內外的同志身上，稱贊群眾向邊區司令員提意見為“天大的好事”(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版)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19頁。，該原則在團結文藝工作者方面也發揮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毛澤東進一步概括和提煉為“團結—批評—團結”，從而繼續推動黨的事業發展。

(二)堅持對外實施“以斗爭求團結”原則

針對資產階級“兩面性”特征，毛澤東提出“又聯合又斗爭”原則。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敏銳意識到斗爭方針變動蘊含的階級關系變化的意義?；谝恢驴谷盏膽鹇钥剂?，毛澤東逐步著手對中國共產黨自土地革命時期所沿襲的階級政策進行調整。在當時環境下，包含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有相當實力，構成全民抗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而，在瓦窯堡會議報告中，毛澤東對黨內不贊成與資產階級聯合的保守觀點進行批判，強調黨應在正視資產階級“兩面性”特征的基礎上，積極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中，他針對資產階級既革命又軟弱的主要特征，創造性地提出“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2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8頁。的原則。所謂“聯合”，強調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共同事業，需要舉全國之力來共同應對；所謂“斗爭”，鑒于“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頁。的歷史教訓，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合作抗日過程中要對資產階級行為加以警醒與防范。

隨著國民黨暴露出“反共”面目，毛澤東又提出“有理有利有節”原則，進一步豐富了“又聯合又斗爭”原則的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抗戰截然不同的是，國民黨依舊采取“既聯共又反共”的兩面政策。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政策的再度出臺，造成國民黨所屬軍隊愈發呈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惡劣態勢，這嚴重危及全國抗戰大局。為此，1939年底毛澤東指示，中國共產黨要從“有理、有利、有節的觀點出發”(22)《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頁。，領導人民進行正確斗爭，強調中國共產黨需妥善應對國民黨可能對八路軍、新四軍發起的任何進攻，以爭取一個“有理又有利的摩擦”斗爭結果。之后，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系統論述了“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具體內涵，主張“有理”即自衛原則，明確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內涵；“有利”即勝利原則，突出“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把握的斗爭”的含義；“有節”即休戰原則，明確適可而止的斗爭界限。(23)《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9-750頁。正是在“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補益之上，“又聯合又斗爭”原則的內涵得到進一步深化，明晰了“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24)《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5頁。這一內在辯證邏輯，因而又稱作“以斗爭求團結”原則。在毛澤東的科學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通過靈活應用上述原則，成功抵御了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并在抗戰結束后將這些原則運用于對中間勢力的爭取過程，為最終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堅持牢牢把握斗爭主動權原則

對立雙方斗爭的根本在于對主動權的爭奪。何謂斗爭主動權，在毛澤東看來，革命領導權是斗爭一方將局勢引向有利于己的發展趨勢。作為戰略家，毛澤東善于以長遠眼光研判時局，格外重視戰略主動權，雄辯地闡述了弱小與強大、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之間的相互轉化關系，在一切涉及中國共產黨核心關切的議題上都力求將中國共產黨置于斗爭的主動地位，為我們能夠在各種形勢中獲得主導權作出巨大貢獻。針對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因放棄革命領導權而慘遭失敗的深刻教訓，毛澤東格外注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的領導權問題，強調“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2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頁。，并針對黨內存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這一重要論斷(26)《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7-540頁。。此外，他還將斗爭主動權(革命領導權)上升到理論高度，根據革命領導階級的不同，區分了民主主義革命的新舊階段?？梢?，毛澤東在思想實踐中十分重視斗爭主動權。

以戰略審慎把牢斗爭主動權。毛澤東深悟辯證法精髓，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都始終秉持不驕不躁的審慎態度，理性分析斗爭形勢及其前景，從而帶領全黨贏得斗爭主動權。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暫居逆境時要采取靈活策略轉危為安，以此掌握斗爭主動權。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展現出高超的化危為機的能力與智慧，多次帶領全黨化險為夷。正如他在《論持久戰》名篇中所言，作戰各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其中實力較弱的一方更應避免一味地被動回應，需要“運用之妙”來“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從而“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4頁。從這一層面講，斗爭主體越是處于逆境越需要盡快擺脫被動，也越應憑借靈活策略掌握局勢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順境中務必保持頭腦清醒，避免錯失有利先機，以此把握好斗爭主動權。毛澤東強調，處于順境之中并非必然掌握斗爭主動權。他特別反對驕傲自滿，在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警示全黨，“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并將郭沫若所寫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刊印給黨內同志，期望“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2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頁。此外，在黨的七大上，針對黨內彌漫的勝利論調，他向全黨講述了依舊存在的“十七條困難”，告誡全黨“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要學會“準備吃虧”。(29)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0、192頁。要言之，毛澤東極力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戰略審慎來提防犯錯，以此真正掌握斗爭的主動權。

三、在實踐中不斷提升斗爭本領

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斗爭的科學性，立足于當時斗爭的具體環境，強調在斗爭前需要做好準備，斗爭中要有的放矢以及斗爭后要總結經驗，從而確保中國共產黨不斷贏得斗爭勝利。

(一)斗爭前需做好準備

只有做好充足的準備，才能臨危不亂、有備無患。毛澤東高度重視提前謀劃工作，強調“‘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3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頁。。在延安時期，出于革命斗爭的需要，毛澤東首先強調的是軍事準備工作。軍事力量是革命斗爭的資格和前提。在軍事力量準備上，毛澤東指明，中國革命的特點在于國共雙方的軍事差距，并篤定要扭轉不利斗爭態勢“依靠于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3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200頁。。為此，他一到延安就積極領導擴軍工作，清晰地闡明紅軍的總任務在于“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因而需要“猛烈擴大紅軍”。(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到抗戰時期，他依然將軍事準備視作重中之重，積極推動在抗日大后方根據地武裝建設的工作，并針對國民黨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發展的敵對意圖，提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應“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33)《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頁。這一主張。正如他所講，“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并號召“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34)《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4-545頁。因此，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培育出未雨綢繆的前瞻意識，告誡全黨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并憑借積極的擴員、備戰工作，使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逐步發展壯大，從而為黨最終贏得革命勝利奠定了軍事基礎。

革命斗爭的準備工作是全方位的，盡管較為凸顯軍事力量建設的首要性，但也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好提前規劃。除軍事準備工作之外，毛澤東還重視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生產、政治威望和文化影響等方面的準備工作。正如毛澤東所言，“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35)《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4頁。。他先后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多篇文章中對經濟生產準備工作提出要求，強調“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這一真理”(3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2頁。。同時，他也積極關注文化建設準備工作，提倡建立文化工作上的“統一戰線”，明確其“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37)《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1012頁。的主要任務。隨著抗戰的結束與國民黨反動派真面目的暴露，中國共產黨進行全面斗爭準備工作具有更為顯著的意義。在此背景中，毛澤東主張中國共產黨在做好一切實際工作的同時，要緊緊圍繞服務群眾所需來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提倡在社會活動中積極踐行“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等群眾活動，并指導全黨開展好“第二條戰線”的斗爭工作，這極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威望，從而為奪取新的勝利做足了“功課”。

(二)斗爭中要有的放矢

中國共產黨在斗爭過程中要明確斗爭對象。斗爭不僅是一個抽象概念，而且指涉實踐場域下的斗爭主體與對象。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說準備工作是“知己”，那么了解斗爭對象就是“知彼”，因為只有在了解敵我的基礎上才有贏得斗爭勝利的可能性。毛澤東向來主張歷史地具體地分析問題，對于斗爭對象的認知同樣如此。具體而言，其一，對斗爭對象的認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自身以外的其他力量保持長期關注，尤其是那些可能阻礙中國革命進程的力量團體，如帝國主義國家、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等。同時，毛澤東對黨外的每一種力量又有著一個逐步加深的認識過程，恰如他在《實踐論》一文中強調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38)《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頁。。他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就是如此，從土地革命時期的敵人轉變為抗日戰爭時期潛在的同盟，這生動地詮釋了他對斗爭對象的認識過程。其二，依照社會矛盾，對斗爭對象予以評判。毛澤東十分注重從矛盾的發展規律層面評判斗爭對象，以探究其與中國共產黨階段性任務的關系。正如他所言，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策略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39)《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4頁。。在抗戰時期，他判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后，及時調整與資產階級及其主要代言者國民黨的關系，這是運用社會矛盾來評判斗爭對象的范例。同樣地，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階段的矛盾都極其復雜，毛澤東始終依照矛盾的主次順序來評判斗爭對象的屬性，厘清工作思路。

在明確斗爭對象及與其關系屬性后，中國共產黨還要依靠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來制定科學的斗爭對策。斗爭對象十分龐雜且不斷發生變化，需要因時因地制定斗爭對策。毛澤東認為，如何妥善應對斗爭對象，要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只有掌握具體而微的斗爭形勢，才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斗爭對策。具體而言，其一，通過扎實的調查研究，來探尋應對之策的客觀依據。毛澤東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40)《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頁。這一重要論斷道出了中國共產黨制定政策的理論精髓。到延安時期，他大力弘揚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將此前農村調查工作的經驗積極推廣到一切領域。1941年中共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根據文件精神，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中央調查局，并在各地軍政機關設立相應的調查機構，以加深對敵、友、我三方力量態勢的動態了解。恰如毛澤東所言，中國共產黨在與蔣介石斗爭時所采取的針鋒相對的斗爭策略，“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41)《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6頁。。其二，通過科學的技術來推進調查工作，從而制定最佳斗爭方案。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還強調：“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8頁。該論斷意在強調，調查研究要真抓實干、腳踏實地，切忌走馬觀花式含糊了事。如若采取錯誤的方式從事調研，不僅不能制定正確對策，還可能會誤導黨的斗爭對策，從而給革命事業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為此，毛澤東明確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對調查工作要親力親為，并通過不厭其煩地向相關人員列舉開調查會、約見談話、寫信征求意見和對歷史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等具體方式，以確保調查的真實性與對策的有效性。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4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頁。。毛澤東正是憑借科學的調查研究制定了妥善恰當的斗爭之策，我們黨才經受住了歷史檢驗。

(三)斗爭后要總結經驗

總結經驗是提升斗爭本領的重要途徑。毛澤東十分擅長總結斗爭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后，他曾意味深長地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44)張太原等:《跟毛澤東學工作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9頁。中國共產黨是在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而毛澤東本人正是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時期堅持總結斗爭經驗的優良傳統，始終把總結斗爭經驗視作重要事項，認為不這樣做“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頁。，因而格外注重這項工作。他堅持直陳黨的斗爭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與弊端，包括對“左”右傾路線和斗爭策略等方面的反思，并尋找其根源與改進辦法。毛澤東在《關于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還存在若干不良習慣，“這表現在群眾斗爭戰術上的‘左’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也還表現在宣傳教育上的高傲態度、不深刻與普遍地聯結于實際、黨八股等等的作風上；再則還表現在黨內關系上，也存在著高傲態度、里手主義、風頭主義、派別觀點、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作風”(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7頁。，這都是對中國共產黨斗爭過程中不足之處的經驗總結。此外，毛澤東不僅重視個人對斗爭經驗的總結工作，而且帶領全黨形成定期回顧斗爭歷程的工作慣例。他親自主持《六大以來》和《六大之前》等重要文獻匯編工作，為全黨如何總結經驗提供了范本，尤其是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共產黨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好了斗爭經驗的系統性總結工作。

只有切實掌握了總結經驗的方法，才能真正提升斗爭本領。斗爭經驗的總結是為了更好推動中國共產黨事業發展與繁榮。斗爭經驗與斗爭實踐互為辯證關系，既要在斗爭實踐中歸納斗爭經驗，又要在斗爭經驗中提高斗爭本領，只有在斗爭中才能學會斗爭。毛澤東深諳斗爭之道，斗爭經驗的總結工作抓住了三對關系：一是要總結好全局斗爭與局部斗爭的經驗關系。作為領導者，毛澤東肩負統攬全局斗爭的重要責任，眼界寬廣，能夠觀大勢、謀全局，洞悉國內與國外的整體斗爭態勢，尤其注重學習與總結宏觀的斗爭史；同時又從黨的工作、軍事斗爭和對外交往等局部入手，時時處處進行斗爭經驗的匯總。正是得益于這種做法，中國共產黨才能深刻領悟全局與局部、戰略與戰術的斗爭關系。二是要處理好現時斗爭與未來斗爭的關系。在毛澤東看來，依靠斗爭經驗，便于打開工作局面，尤其是涉及新地點、新領域的相關工作。面對如何開展敵后斗爭的新問題，他諄諄告誡敵后工作者，要學會總結敵后斗爭經驗，尤其是反“掃蕩”和反“蠶食”經驗(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頁。，以加強自我生存能力；對于如何與民主人士合作的新議題，他建議各地政府匯總各自在“三三制”政權建設上的利弊得失，以夯實民族統一戰線的根基(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9頁。；對待邊區政府如何發展經濟的新需要，他強調以吸收新經驗為主要辦法，否則“未見聞的，連夢也不會做”(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8頁。。三是要歸納好自我斗爭經驗與他人斗爭經驗的關系。在總結自身斗爭經驗的同時，毛澤東還主張積極借鑒或吸收其他主體的斗爭經驗。他在全黨提及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團結廣大群眾的具體做法，以及楊家嶺運輸隊的管理模式和法國共產黨在淪陷區的工作方式等相關要求，為中國共產黨相關領域的斗爭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鑒。

四、結語

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斗爭工作，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極具價值的思想和論斷，形成了毛澤東斗爭思想。毛澤東斗爭思想實踐，對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尤其對反投降斗爭和統一戰線斗爭產生了良好效果。不僅如此，這一思想蘊含的重要論斷對于當下開展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具有指導和啟示意義。

其一，堅持黨性原則。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诖?，中國共產黨講斗爭，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持之以恒地為創造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接續奮斗。立足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尤其是日趨激烈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態勢，要在思想上高揚斗爭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于思想淬煉中堅持黨性原則，時刻牢記初心使命。

其二，把握斗爭原則。中國共產黨是富有斗爭傳統的政黨，早在延安時期就形成了鮮明的斗爭原則，強調對內實施“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對外實施“以斗爭求團結”以及牢牢掌握斗爭主動權的原則。諸多實踐證明，斗爭并非不分內外、一斗到底，而是要有張有弛、講求原則，毫無原則的亂斗是無意義的。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應根據自身所處的歷史方位與所肩負的歷史任務，以偉大斗爭精神狀態攻堅克難、爬坡過坎。在明晰大是大非的基礎上，分清斗爭對象及其矛盾，進而堅持與其相適應的斗爭原則，對于涉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等根本矛盾要堅決斗爭，對于黨內、黨群等非根本利益的矛盾則要抓早抓小，以此在前行道路上凸顯斗爭的正向價值，依靠昂揚向上的斗爭姿態奮進新時代。

其三，以增強斗爭本領為本質要求。斗爭是具體情形下的抽象反映與集中表達，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延安時期毛澤東正是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總結出提升斗爭本領的方法與經驗。當前，中國共產黨正意氣風發地行進在強國建設與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勢必需要應對許多具有新的特點的歷史性挑戰和任務，為此要增長克敵制勝的斗爭本領：在斗爭前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充分估計斗爭形勢；在斗爭中對癥下藥、準確聚焦斗爭對象；在斗爭后總結經驗、盡快掌握斗爭規律，在實踐鍛煉中練就鋼筋鐵骨。唯有如此，中國共產黨才能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按照實踐要求及時調整斗爭策略，遵循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辯證統一邏輯，徹底擺脫教條思維的束縛，將黨的斗爭品格熔鑄于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不斷開辟新道路、新境界，從而讓黨和國家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新時代我們要學習和借鑒延安時期毛澤東斗爭思想，從黨的斗爭史中深入汲取前行的力量，發揚中國共產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優良傳統，堅定黨員干部的斗爭意志，通過偉大斗爭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前進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