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的幾個問題

唐士其

內容提要：作為一級學科的區域國別學，是一門具有其自身特性的學科，它兼具傳統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基本屬性，但又與它們有所不同。在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過程中，應注重這門學科的整合性，區分區域研究與國別研究的不同特點，以及進行問題導向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們就有可能通過對實現問題的分析，逐步提煉出區域國別學特有的概念、方法、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

雖然國內外有關區域國別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區域國別學也已經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認定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但是，關于這個學科的基本概念、理論框架、知識體系等諸多方面的問題仍有待廣泛且深入的探討，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學科建設又存在著對這方面的知識的迫切需要，所以我們只能在具體研究中獲得知識的同時，逐步完成這一知識體系的建構。當然，在對實際問題的研究中完成知識體系的建構，逐步形成學科的基本規范，這原本也是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一般性特點。就此而言，區域國別學的不同，只在于一級學科的建立使研究者們有了一個明確的學科方向。本文針對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提出幾點非常不成熟的想法，供研究者們進一步討論和批評。

一、區域國別學提供的是一種整合性的知識

需要先明確的是區域國別學的知識屬性：區域國別學是對區域和國家的整體性研究。從這一功能性定位來看，區域國別學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區域國別學需要提供關于區域和國家的一般性知識，比如：區域和國家的內部結構及內部各種因素相互關系的規律，區域和國家發展變化的一般性規律，以及區域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相互關系的一般性機制等。其目的在于：發現構成和影響區域與國家的各種因素中那些普遍的、不變的、確定的因素，對區域與國家進行本質性的描述。因此，它具有社會科學的基本屬性。第二，區域國別學應該對某個特定的區域和國家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和把握，把它們的“個性特征”充分突顯出來。因此，區域國別學并不是把現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運用到某個具體區域或國家的結果，比如對英國的經濟或法國的政治進行專門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國別學應該能夠提供關于區域和國家的具有個體性和差異性的知識。這也使其具有某種意義上的人文學科的屬性。①本文對“科學”與“人文”的劃分采用了張士英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對自然的研究強調普遍性，對人的研究則強調個體性。這是自狄爾泰以來的現當代西方哲學的主要思想傾向?！眳⒁姀埵烙ⅲ骸吨形魑幕c自我》，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 頁。

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學就是“分科之學”，是從不同角度或針對不同類別的事物，對認識對象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因此，它是一種專業化的研究。從不同角度分類，包括如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從不同類別上講，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等。除科學這種“分科之學”以外，傳統的知識譜系中當然也有從綜合性或整體性的角度對事物進行認識和研究的知識，那就是哲學。哲學又分為兩個大的部分，即本體論和知識論：前者研究世界的起源與本質，以及世界的基本結構；后者考察知識本身的可能性及其邊界。除此之外，也有人認為哲學還包含第三個組成部分，即價值論。它探討的是道德與美這類僅與人類相關的價值現象。不過，哲學是對宇宙萬物的整體性考察，而不僅僅局限于某些特定對象，但哲學本身也并非對萬物“全視角”的研究，而是有其特殊的視角，即萬物的起源、本質、知識的可能性和價值，就此而言，哲學也并非真正“包羅萬象”的知識大全。

就區域國別學以一般性的知識為目標而言，它類似于通常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從區別國家學對區域和國家的個體性研究而言，它又具有人文學科的屬性；而從區域國別學研究的綜合性來看，它又與哲學具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恰恰因為區域國別學同時具有這三個方面的特性，又使它與上述三類知識都有明顯的區別。

首先，區域國別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因為它既從根本上區別于那些從不同的側面研究某個對象的知識（如政治學或經濟學），也不同于針對不同類別的事物的科學（如植物學或動物學）。區域國別學的目標，是能夠找到作為整體的區域和國家的某些一般性的問題，同時又對某個具體的區域與國家進行個性化的描述與刻畫。因此，無論從研究的對象還是從研究的視角來看，區域國別學都具有明顯的整體性。

其次，要了解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顯然比了解某種植物或動物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因為不僅它們內部的關系要復雜和深刻得多，而且它們與其環境之間也存在著極其復雜多樣且多變的關系。就此而言，如果說經濟學或政治學這類傳統的社會科學是從某個特定的角度、針對某種現象或某個事物加以理解，并在此過程中人為地屏蔽了其他的角度或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響的話，那么，區域國別學恰恰是要從影響區域和國家的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對其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和把握。因此，區域國別學的研究更需要采取一種系統的綜合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學或經濟學采用的分析的、簡化的和還原的方法。

最后，區域和國家具有更大的可變性。一般情況下，一種植物顯然不可能變成另一種植物，但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卻完全有可能在性質上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換言之，區域與國家的開放性、相互關聯性以及自身的可變性，就成為研究者對其加以認識和研究時必須重點考慮的幾個基本特征。亞里士多德曾經把科學分為三個類別：理論科學、制作科學和實踐科學。它們的區別在于：理論科學研究的是人的思維本身，不直接涉及外部對象；制作科學是把人的意志施于外部對象并對其加以改變的活動，但在這種活動中，人本身不會發生變化；而實踐科學關注的活動，如政治與教育等，其根本特點就是實踐者在實踐過程中自身會發生變化，甚至必須發生變化。亞里士多德認為，對實踐科學而言，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的智慧（sophia），更需要一種實踐的智慧（phronesis）。①參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3 頁，第126 頁，第129—130 頁。就此而言，區域國別學恰恰就屬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科學。

那么，區域國別學是否可以參照哲學來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呢？當然，哲學研究的是整個世界，而區域國別學有其特定的對象，只是整個世界中一個小小的部分。兩者在方法上可能還是有某種相似之處。如上所述，哲學研究的是世界的整體、起源以及知識或價值問題，而區域國別學的確也可以把區域和國家這些研究對象的整體性、起源、演變以及區域性的知識與價值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也許生態學同樣可以為區域國別學提供某些借鑒。生態學研究的是不同層次的生態系統的整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區域與國家也是一些生態系統。當然，生態學的研究有一個特定的角度，即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以及生態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換。此外，生態學的研究還有一個基本的目標，即這種能量與物質交換的平衡。區域國別學是否也需要某個特殊的角度？整體性研究是否可以區別于“全視域”的研究？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然，在關于區域和國家的知識中，一直存在著某種整合性研究的傳統。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出于統治和殖民的需要而開始了所謂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非洲學”（African studies）等研究，西方的“中國學（Sinology）”也屬于此類。但這類研究具有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為“東方主義”所批評的那種西方優越性，而且要比這種優越性深刻很多，因為它往往把西方的知識以及西方的經驗普遍化，把西方的制度和價值標準化，并將其運用到世界其他地區。西方的知識與經驗、制度與價值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的視角。這種視角決定了研究者認識事物的著眼點和理解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基本方式。比如說，由于宗教因素在西方中世紀和近代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影響，使得西方人在理解非西方社會的過程中也十分注重宗教的作用，但這可能導致對這些社會的嚴重誤解。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韋伯對現代化的定義中，官僚化和科層化被認為是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這個標準提出的原因在于他認為西方封建社會中并不存在專業化的政治官僚，也不存在集中化的行政體系。但眾所周知，這兩者在中國秦代以后的封建社會就已經普遍存在。因此，把西方的現代化標準拿來套用在中國身上顯然非常不合適。

其二，西方傳統的區域研究更注重語言文化方面的研究。這非常容易理解，因為對人類社會來說，語言文化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性因素。但實際上，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在不同的時代，影響其結構、發展和互動的主導性因素很可能各不相同，語言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同時，語言文化的作用也不應夸大，因為如果過分夸大語言文化的作用，人們在對不同區域和國家的研究中更多關注的就可能是那些區別性的因素，而看不到影響區域和國家結構和變化的共同規律。

不管怎么說，傳統的區域國別研究還是有一些方面值得我們借鑒，比如對思想文化因素的整體性把握等。當然，我們需要更豐富的研究方法以及更開闊的研究視野?？梢钥隙ǖ氖?，一種整合性的研究絕不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知識事無巨細的堆砌。作為整合性研究的區域國別學，既要揭示出區域與國家現象中的普遍規律，又要對每一個區域和國家進行整體性的刻畫。因此，它應該是某種邏輯清晰、結構嚴整的知識體系。特別是，區域國別學的研究需要最終提煉出一套基本概念和自身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自身的知識譜系。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等因素自然是區域國別研究需要考慮的內容，但其是否能夠作為基本概念進入未來的區域國別學，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二、把“區域”和“國別”區分開來

中文所說的“區域國別研究”，在國外稱為“area studies”，或是“regional studies”。國外的這種稱謂體現了嚴格的學術邊界，因為“區域”研究是一個單獨的領域，“國別”研究則屬于比較政治學的范疇。當然，這種學術區分并不意味著國家不能構成區域研究的對象，或者區域研究中國家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在區域研究中更注重區域的整體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國家屬性，或者說減少了政治權力的影響，而更強調那些非政治的因素，比如民族、宗教、經濟、文化、地緣等的作用，這體現的是一種研究傳統。當然，如果要說到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區域研究在西方興起的時候，在非西方的廣大地區，除少數幾個類似中國這樣具有比較完整的政治權力的國家外，還尚未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西方國家的學者也很少把單個的國家作為研究的對象。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①在西方比較早以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是Walter Bagehot（白芝浩）于1867 年出版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英國憲政》），這可以說是西方“國別研究”的開端。

當然，把區域作為研究對象本身也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因為區域的整體性的確是一個可以在經驗觀察中得到驗證的存在。這種整體性可能來源于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等，也可能是這些因素的疊加。像西方的東方學、非洲學等都是比較早出現的區域研究，相反，中國和其他地區也同樣把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加以對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區域研究同樣繼承了這種著眼于區域整體性的傳統，比如蘇聯研究、東歐研究、非洲研究、中東研究、拉美研究等。這類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只是其對象區域直觀上的整體性，而是更著眼于一個理論性的前提，那就是構成其研究對象的各個區域，分別具有某些區域內共同的，甚至在對這些區域的研究中發揮根本性解釋作用的因素，比如：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俄羅斯以及東歐的政治經濟轉軌，非洲的殖民歷史和當今的發展問題，中東的政教關系以及地緣政治地位，拉美獨有的殖民文化及其影響等。

在西方，以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的知識，最典型的就是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顧名思義，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是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政治結構、政治過程與政治變遷。但與區域研究不同，比較政治學并不希望提供對某國家的整體性知識，而是自覺地把自身定義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即從權力的角度觀察某個國家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人及其組織、制度。比較政治學的產生和發展有其歷史原因，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段時間內，民主化和經濟發展及其相互關系成為西方對非西方國家關注的重點（當時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增長導致民主的預期）。因此，比較政治學也有其明確的問題意識，那就是常常被等同于民主化的政治現代化或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傮w上來看，比較政治學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的確提供了關于世界不同國家的相關知識，但作為科學，其實質性貢獻還是比較有限，比如在關于政治制度、政治過程和政治變遷的一般性知識方面，至今很少取得能夠在研究者中達成某些基本共識的結論。

由此可見，區域研究和國別研究是沿著兩條相互獨立的路徑演變過來的。在區域國別學的未來發展中，這兩方面的知識需要相互補充，彼此融合，但可能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獨立，因為區域與國家具有各不相同的結構機制和演化邏輯。相對而言，區域的形成和演變主要基于自然的（即非政治的）力量，首先就是地緣方面的相互鄰近，其次包括自然環境、經濟聯系、文化認同甚至宗教信仰等。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雖然國家權力看似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在區域問題上往往退居后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歐洲的聯合。國家權力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但聯合的根本動力還是歐洲基于地緣關系的經濟的一體化，當然還以歐洲共同的文化和歷史為基礎。與地域性的現象相比，政治因素在國家層面上的影響要明顯得多。當然，政治對國家的影響也會涉及區域內的其他進程。例如，古巴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一下子就把這個國家從加勒比地區中突顯出來；新加坡則是反過來，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大致上與不同宗教與文化背景的國家基本上保持相安無事。

因此，雖然區域研究與國別研究需要相互借鑒，但區域研究需要相關國家的知識加以補充，而國別研究也需要以相關區域的知識作為背景，由此兩者之間的區分仍然不可忽視。畢竟一個區域和一個國家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政權，而這個因素足以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蘇聯地區本來是一個國家，蘇聯的解體使它們構成了一個區域，兩者之間的區別任何人都能感覺出來。雖然人還是那些人，地方還是那塊地方，但作為區域或國家，它們的存在與活動遵循了完全不同的邏輯，即非政治的邏輯與政治的邏輯（考慮到國際政治的存在，至少是弱政治的邏輯與強政治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對區域與國家的研究，也就需要不同的知識背景和理論體系。另外，區域研究從一開始提供的就是整合性的知識，而作為比較政治學的國別研究提供的則是專業性的知識，它們屬于兩種不同的知識譜系。當然，隨著區域國別學的建設，對國家的研究是否也可以上升為一種整合性的研究，研究者們自然可以討論和嘗試。不過，如果能夠找到一種從整體性的角度對國家進行把握的方式，國別研究也就超越了比較政治學的范疇。①德國近代出現過一種所謂的“國家學”，對日本學術界也有很大影響，“國家學”這個翻譯也是由日本學者提供的。不過，從根本上看，國家學仍然是從政治方面對國家進行研究，與政治學沒有根本性的區別。

三、問題導向的研究

在進行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和知識建構的過程中，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可能是一條比較可取的研究路徑?；蛘哒f，作為一門整合性的學科，區域國別學最大的優勢就是以區域和國家為單元進行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而這種研究也特別適合當前國內各種區域國別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即主要作為研究平臺，有可能整合各個不同學科的力量進行綜合性的有組織的科研。

如上文所說，區域研究與國別研究需要區分開來，所以這里主要討論問題導向的區域研究。當然同樣的邏輯也大致適用于國別研究，畢竟不同的國家也面臨著各自具有典型意義的問題，只不過在區域和國家這兩個不同的層面，發揮主要作用的因素和這些因素的動力機制會有所不同。

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明顯可以識別的區域，它們因地理、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經濟等因素或者這些因素的疊加而與世界的其他地區清晰地區分開來；同時，也存在一些典型的區域性問題。也就是說，不同區域雖然都會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但也會存在某個區域特有的問題，甚至全球性問題在不同區域也有不同的表達。這就使區域研究與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產生了結合點，比如：歐洲的移民和難民問題、政治保守化問題，俄羅斯和東歐地區的政治經濟轉軌問題，非洲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中東的政教關系問題，拉美的經濟轉型問題，還有這些地區各自不同的區域一體化問題等。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區域的典型問題可能會發生變化。但是，各區域特有的問題一定是這些區域各自具有的獨特性的集中表達。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對相關區域的知識進行整合，另一方面也能夠對相關區域進行最具獨特性的刻畫，從而滿足區域國別學在“人文”意義上的要求。至于“科學”意義上的要求，即區域與國家現象的一般性規律，則可能需要在對這些特殊問題進行解答的基礎上加以滿足。

問題導向的區域研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先，這種研究并不是有關區域知識的簡單堆積，而是以某個特定問題為核心對相關知識的整合，是對知識體系的建構。比如，對中東政教關系的研究，不僅需要了解有關政治與宗教方面的知識，了解有關政治與宗教關系的歷史的知識，也需要了解政治和宗教關系的本質，以及政治與宗教可能的關系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人們對于政教關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教關系、特別是政教分離和宗教世俗化的歷史知識的影響。這種基于西方經驗的知識是否能夠用來說明乃至規范中東地區的政教關系，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中東政教關系的研究，實際上意味著對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信仰與世俗生活的關系模式，以及人與人的互動方式的探索。這是實踐的創造，但也是知識的創造。

其次，以問題為導向的區域研究可能需要某種專業性的視角，也就是說，需要以某個特定學科的知識作為基礎，但這種研究往往有可能豐富和發展其現有的專業知識。比如，歐洲移民和難民問題顯然對現有的西方政治科學甚至政治哲學都已經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從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不應拒絕因戰爭或自然災難而受到威脅的人們進入自己的國境實現其生存的權利；從普遍人權的角度來看，個人的基本權利不應因為其所屬的國家而有所區別，每一個人在任何國家都有權利獲得平等對待；從社會契約的角度來看，一位外來移民進入某個國家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并享有公民權利，可能需要得到這個國家原有公民的同意；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移民和難民可能分享了他們移入國的社會福利（這種福利是相關國家幾代人積累的成果），甚至拉低了這個國家原有的福利水平，爭奪了移入國國民的工作機會，從而導致了某種社會不公；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移民和難民因為政治文化和認同的差異、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實際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低下，往往成為其移入國某些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根源。那么，到底應該如何應對移民和難民的問題，是拒絕、有條件接受、接受但區別對待，還是接受并且完全平等對待？每一種回答都要求對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知識的突破，因此，它是一種知識創造。

最后，問題導向的區域研究因其以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問題的過程中，有可能針對某個具體的問題，厘清區域內部各種相關因素在該問題上的聯系方式和相互作用的機制與邏輯，從而為整合性的區域研究提供某種理論范式。比如，研究非洲的發展問題，既需要真正了解發展在非洲的真實含義（即可能與西方主流知識相區別的含義），了解非洲人過去、現在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期待，這種觀念性的因素即價值因素在區域范圍內的形成與變遷，也需要了解在非洲發展過程中次國家的、國家間的、超國家的各種機制的作用（包括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在此過程中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部族的因素的影響，當然也包括更廣泛的意義上的國際社會的作用機制，各地區發展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原因等，從而在此基礎上對真正影響區域性現象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作用機制獲得更為深入的了解。

當然，問題導向的區域研究提供的一個最大的可能，就是通過對不同個案的分析，為研究者了解區域本身的特性、區域現象的基本構成因素和關系邏輯，以及區域因素的變動機理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識，從而為區域國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形成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

總之，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是一項極富挑戰、又充滿魅力的工作。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們一方面應該著眼于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應該為解決這些問題積極探索適當的概念、理論與方法，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最恰當的途徑。從科學史的發展來看，當某個特有的問題得到清晰的界定和表達，同時得到某些明確的解決方案的時候，一個學科也就真正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