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依附到自主：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角色的演變*

寧團輝 朱中博

內容提要：近代以來，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國際角色經歷了由依附性向自主性的轉變，即先后從依附英國、跟從美國，轉變為獨立塑造地區主導地位的階段。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在不同歷史時期或協助宗主國殖民擴張、掠奪，或幫助西方陣營在地區鞏固勢力范圍、開發控制島國資源，或借援助等方式維持澳大利亞對島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的主導性影響，并阻撓島國與域外大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研究這些問題，對理解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國家國際行為的兩面性，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澳大利亞國際政治行為的研究，主要從中等國家（Middle Power）特有的國際行為模式入手，認為其是國際與地區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和貢獻者，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南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而對其非積極的一面少有關注，甚至避而不談。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三個：一是國內研究受外部影響較大，對澳大利亞國際行為的研究往往按照西方或澳大利亞的“春秋筆法”敘事；二是國內學界對南太平洋地區的研究比較有限，對澳大利亞國際行為的另一面關注較少；三是南太平洋地區島國的國際話語權有限，其抗爭的聲音常被忽視或壓制。鑒于此，本文擬從近代、現代和當代三個階段剖析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國際行為史，以期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和理解澳大利亞在該地區的角色。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是英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得力助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澳大利亞與英國的關系決定了其在南太平洋地區事務中的角色，其南太平洋政策與后者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殖民擴張息息相關。以1788年亞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后任新南威爾士首任總督）奉命將約760 名罪犯運抵悉尼灣為標志，①羅伯特·莫瑞：《澳大利亞簡史》，廖文靜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21 頁。澳大利亞開始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澳大利亞殖民地為基礎，英國開始了對南太平洋島嶼地區的殖民和擴張活動。1901 年，澳大利亞成立聯邦，但外交與國防仍受英帝國控制，大部分民眾仍將自己視為英國子民。②王宇博：《移植與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8—72 頁。1931年，澳大利亞依據《威斯敏斯特法案》獲得內政外交自主權，但因國力薄弱，其重大外交和防務問題依舊聽命于英國。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澳大利亞的南太平洋政策擺脫不了英國的控制與影響。

（一）參與列強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爭奪

19 世紀末，西方列強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全球四處擴張。在此背景下，南太平洋地區也成為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列強競相爭奪的對象。老牌殖民帝國法國很早就注意到南太平洋的島嶼，早在新南威爾士殖民地建立之前，法國的探險隊就造訪過澳大利亞。拿破侖戰爭期間，拿破侖曾命令法國艦隊摧毀悉尼，盡管由于大英帝國艦隊的保護，拿破侖的這一命令并未成功實施，但法國對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③C. Hartley Grattan,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7, No.1, 1928, pp.144-149.之后，在1853 年，法國占領了新喀里多尼亞，隨后又于1886 年在新赫布里底群島駐軍。

1871 年以后，德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活動也不斷增多，最初主要是商業和貿易活動，后來德國海軍也進入這一區域。1884 年，德國宣布兼并新幾內亞島東北部及俾斯麥群島，建立德屬新幾內亞殖民地。1885 年，馬紹爾群島成為德屬新幾內亞的一部分。1888 年，德國又占領瑙魯。1889 年西薩摩亞也成為德國的殖民地。短短幾年，德國就成為南太平洋地區主要的殖民帝國之一。德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活動引起了澳大利亞殖民者的強烈關注，他們認為，整個南太平洋地區都應該是英國的勢力范圍，其他列強不應染指。隨著德國擴張的加劇，澳大利亞殖民者不斷游說英國采取行動。①Peter Overlack, “‘Bless the Queen and Curse the Colonial Office’: Australasian Reaction to German Consolidation in the Pacific 1871-99,”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3, No.2, 1998, pp.133-152.

為確保澳大利亞本土安全并拓展英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勢力范圍，澳大利亞各殖民區的統治者們不斷慫恿宗主國先發制人。早在19 世紀60 年代，維多利亞殖民區就呼吁英國占領斐濟。在1870 年澳大利亞殖民區總督會議上，各區總督再次呼吁宗主國采取行動，最終促使英國在1874 年兼并斐濟。②張榮蘇、張秋生：《19 世紀后期澳大利亞“次帝國”的建立及其影響》，載《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5 期，第69—70 頁。1883 年，維多利亞聯合其他殖民區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兼并新幾內亞、新赫布里底群島和所羅門群島。③Kees van Dijk, Pacific Strif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4.同年，面對德、法在新幾內亞的殖民活動，昆士蘭總督托馬斯·麥基爾雷思（Thomas Mcllwraith）宣布吞并巴布亞東南海岸。盡管對麥基爾雷思擅自行動甚為不滿，但英國政府自此開始重視新幾內亞島。④盧慶洪：《巴布亞新幾內亞歷史與現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版，第50 頁。1884 年，英國宣布新幾內亞島東南部為保護領地。1888 年，昆士蘭地區提出與英國共管英屬新幾內亞。1901 年，英國將新幾內亞管理權移交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1905 年，澳大利亞議會通過《巴布亞法》，將英屬新幾內亞改稱澳屬巴布亞。

澳大利亞各殖民區還呼吁，英國要加強在新赫布里底群島及所羅門群島等地的擴張。事實上，早在18 世紀末，就有歐洲移民來到新赫布里底群島。到19 世紀中葉，英法移民在此霸占了大量土地。法國移民在新赫布里底群島的活動引發了澳大利亞各殖民區政府的警覺，他們呼吁英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新赫布里底群島落入法國之手。澳大利亞的訴求受到了英國重視。1887 年，英國與法國商定，新赫布里底群島由英、法海軍委員會共管。但澳大利亞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法國在新赫布里底群島的存在，對澳大利亞是安全隱患。⑤Kees van Dijk, Pacific Strif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40-446.因此，阿爾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任聯邦總理后，一直設法防止法國占領新赫布里底群島。①汪詩明：《論英國對西南太平洋島嶼的殖民統治模式》，載《歷史教學問題》，2013 年第1 期，第28 頁。

在另一條戰線上，1885 年，德國占領北所羅門群島，并使該地區成為德國的“保護地”，英、德在所羅門群島展開爭奪。1893 年，英國宣布成立“英屬所羅門群島保護地”。1900 年，英、德達成分贓協議，英國放棄在薩摩亞的權利，換得除布干維爾島以外的所羅門群島的全部控制權。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改變了列強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競逐態勢，并給澳大利亞擴大地區控制權提供了良機。戰爭爆發不久，澳大利亞就占領了德屬新幾內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澳大利亞開始接收德國原來的勢力范圍。1919 年1 月，澳大利亞總理威廉·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在巴黎和會上要求取得原德屬新幾內亞的“委任統治權”，并于1920 年獲得國際聯盟認可。此外，1920 年，德國殖民地瑙魯也被國際聯盟劃歸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管，實際由澳大利亞代表三國管理。至此，澳大利亞開始以“新”殖民者角色管理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南太平洋島嶼地區，儼然成了一個“白色的澳大利亞帝國”或“澳大利亞次帝國”。②張榮蘇、張秋生：《19 世紀后期澳大利亞“次帝國”的建立及其影響》，載《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5 期，第70—72 頁。

（二）分擔英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殖民統治負擔

19 世紀末，英國的殖民地已經遍及全球，成為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殖民地為英國提供了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成為英國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在南太平洋地區，英國已經將斐濟、吉爾伯特群島、埃利斯群島、所羅門群島、湯加以及新幾內亞和新赫布里底群島的部分地區納入殖民統治之下。殖民地在給宗主國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管理上的負擔。為減輕殖民統治的成本，英國在南太平洋島嶼殖民地采用了不同管理方式。其中，澳大利亞在分擔殖民地管理職責、承擔統治負擔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884 年英國占領新幾內亞島東南部后，任命了新幾內亞領地特派專員，但專員并無制訂法律或征稅之權。在1887 年倫敦殖民地會議上，昆士蘭地區政府被指定為英國在新幾內亞的管理者，英屬新幾內亞領地特派專員的活動經費，由澳大利亞各殖民區每年提供1.5 萬英鎊予以支持。①盧慶洪：《巴布亞新幾內亞歷史與現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版，第54 頁。這次會議還決定，澳大利亞在10 年內每年與新西蘭聯合提供12.6 萬英鎊，用于英國海軍澳大利亞艦隊支出。②張榮蘇、張秋生：《19 世紀后期澳大利亞“次帝國”的建立及其影響》，載《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5 期，第70 頁。1905 年，澳大利亞代替英國對巴布亞領地進行統治，正式成為英國殖民統治的代理人。

（三）在地區推行強制勞工貿易

種植園經濟是早期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為滿足種植園經濟的勞工需求，殖民區的種植園主和農場主開始從南太平洋島嶼“引進”所謂的“契約勞工”，實際上就是強制勞工貿易。其主要特點是用綁架、脅迫等手段將南太平洋島嶼地區的原住民販運到昆士蘭等殖民區的種植園做苦力，被稱為“捉黑鳥”（Blackbirding）。這些勞工生活和勞動環境極其惡劣，死亡率很高。他們幾乎沒有人身自由，形同奴隸。澳大利亞的這類強制勞工貿易始于19 世紀40 年代，最初是為滿足昆士蘭、新南威爾士等地的棉花、甘蔗種植園及畜牧業的勞工需求。1847 年，澳大利亞商人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就從新赫布里底島“進口”了約200 名勞工。③Victoria Stead and Jon Altman, Labour Lines and Colonial Power, ANU Press, 2019, pp.57-73.美國內戰期間，世界棉花貿易格局重構，中、南太平洋地區的棉花種植園經濟迅速擴張，澳大利亞的種植園主更加大規模地從南太平洋島嶼地區引進強制勞工。據統計，1863—1904 年，輸入昆士蘭的“契約勞工”總數約為6.25 萬人，其中島上勞工有6.12 萬人，占比為98%，這些勞工大部分來自所羅門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瓦努阿圖等地。例如，在1901 年，昆士蘭還有9324 名密克羅尼西亞人在冊。④王華：《南太平洋島民強制勞工貿易的發展、特點和影響（1863—1911）》，載《世界歷史》，2018年第3 期，第74—77 頁；Kees van Dijk, Pacific Strif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2.自島國勞工被擄到澳大利亞起，殖民區長期縱容和鼓勵勞工販子對他們進行販賣和虐待，犯下嚴重的人道主義罪行，在人類人權歷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頁。

1901 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亞聯邦開始推行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禁止非白人移民進入，并驅逐現有的非白人勞工。盡管來自南太平洋島嶼的勞工為昆士蘭的種植園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仍被驅逐出境。根據《1901 太平洋島嶼勞工法案》，幾乎所有在澳大利亞工作的太平洋島嶼勞工都將被驅逐。1901 年，在昆士蘭有約9800 名南太平洋島嶼勞工，其中大部分都被驅逐出境。①David Russell Lawrence, The Naturalist and His “Beautiful Islands”, ANU Press, 2014, pp.288.1904 年，南太平洋島嶼勞工被禁止進入澳大利亞。最終，大約只有1000 名南太平洋勞工被允許留在澳大利亞，還有1000 人非法留了下來。②Lincoln Hayes, “The Tangible Link: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Australian South Sea Islanders,” Australasia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20, 2002, pp.77-82.

留下來的這部分南太平洋島民成了澳大利亞最大的非土著黑人族群，雖然避免了被驅逐，但他們一直處于澳大利亞的最底層和社會的最邊緣，并遭受種族歧視和社會生存的壓力。他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昆士蘭州，被稱為“南海島民”（South Sea Islanders）。然而，澳大利亞政府并不愿承認這段罪惡歷史，在澳大利亞主流歷史敘事中，強制勞工貿易很少被提及，很多普通民眾對此也不知情。③Nance Haxton, “‘Australia’s Slave Trade’: The Growing Drive to Uncover Secret History of Australian South Sea Islanders,” ABC News, December 22, 2017,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2-22/australian-southsea-islanders-blackbirding/9270734, 訪問日期：2023 年3 月20 日。時至今日，澳大利亞南海島民團體和個人仍在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對強制勞工貿易道歉，④參見：Rick Koenig, “South Sea Islanders Call for Australian Government Apology,” Tweed Daily News,May 15, 2018, https://www.tweeddailynews.com.au/news/south-sea-islanders-call-for-australiangovernment/3415641/ , 訪問日期：2023 年3 月20 日。瓦努阿圖總理也呼吁澳大利亞承認這段“羞恥的”歷史，并向瓦努阿圖道歉。⑤“Vanuatu PM Calls on Australia to Apologise for Blackbirding,” ABC News, August 1, 201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3-08-01/vanuatu-pm-asks-for-australia-apology-over-blackbirding-era/4857258，訪問日期：2023 年3 月26 日。然而，他們的訴求至今仍未得到圓滿的答復，南海島民團體仍在為他們祖先的正義而積極奔走。更有甚者，澳大利亞一些地方，如湯斯維爾市(Townsville)和麥凱市（Mackay），還以大奴隸貿易販子的名字命名。

從新南威爾士殖民區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澳大利亞在政治和軍事上始終依附于大英帝國，其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也都需要英國的保護。這期間，澳大利亞不斷向英國政府強調南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慫恿英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實施更為積極的擴張政策，這既是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受殖民擴張野心的驅動，試圖借英國擴大澳大利亞在地區的勢力范圍。強制勞工貿易則是澳大利亞與南太平洋島嶼地區關系的一個縮影，反映了在資本和技術上占優勢的歐洲殖民者及其后裔對落后地區的壓迫和剝削?！鞍装恼摺备菍拇罄麃喌姆N族歧視政策上升到極點，顯示出澳大利亞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和對南太平洋島嶼族群的高傲和自大。

二、冷戰時期：防范蘇聯，配合美國

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澳大利亞的地區角色與英國息息相關，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配合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部署，就成為澳大利亞地區角色的主要觀察指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澳大利亞在安全和外交上依靠英國，與美國交集有限。但1942 年日軍空襲澳大利亞，而英國無力東顧。為共同應對日本威脅，美澳關系迅速升溫。①張露：《冷靜看待美澳聯盟關系》，載《學習時報》，2017 年9 月4 日第A2 版。太平洋戰爭期間，澳大利亞成為美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后方，美澳聯合在南太平洋地區與日軍作戰，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太平洋戰爭的經歷也使南太平洋島嶼地區進入美國的戰略視野，并成為日后美國建立太平洋海上霸權的關鍵鏈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爭霸全球，南太平洋地區也受此影響。通過1951年簽署的《澳新美安全條約》，美國完成了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部署，美澳同盟正式確立，澳大利亞也實現從“依靠英國”到“轉向美國”的戰略轉身。自此，配合美國戰略部署成為澳大利亞履行盟友義務的自然選擇。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成了美國亞太戰略“南北錨”布局中的“南錨”。與此同時，作為南太平洋地區“大國”，澳大利亞也著力塑造其地區主導地位，與南太平洋島嶼國家的關系又有其他新表現。

（一）視南太平洋地區為“執勤片區”，防止蘇聯勢力滲透

1962 年，西薩摩亞（即薩摩亞獨立國）獨立，拉開了太平洋島嶼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大幕。獨立島國百廢待興，亟須外援。蘇聯早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就開始派科考船、漁船等到南太平洋地區活動。隨著該地區新獨立國家增多，蘇聯希望與其建立雙邊外交關系，薩摩亞、湯加、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因此相繼與蘇聯建交。

澳大利亞對蘇聯在南太平洋的活動高度警惕，擔心蘇聯勢力的進入會對地區穩定與安全構成威脅，破壞西方對南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和控制。1976 年，蘇聯與湯加商簽雙邊援助與漁業協議，令澳大利亞大為震驚。為制衡蘇聯影響，澳大利亞大幅增加對湯加的援助。1974—1976 年，澳大利亞對湯加的援助為1500 萬澳元；1977—1979 年，援助增加到了6000 萬澳元。①Max Quanchi and Ron Adams, Culture Contact in the Pacific: Essays on Contact, Encounter and Respon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同時，蘇聯與薩摩亞試圖簽署漁業與援助協議也在澳大利亞的干涉下遭遇失敗。為防止蘇聯將太平洋島國作為戰略基地，在澳大利亞推動下，美國、新西蘭也擴大了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援助和外交存在。②John C. Dorranc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A Current Assessment,” Asian Survey,Vol. 30, No. 9, 1990, pp.908-925.

1979 年，受蘇聯入侵阿富汗影響，蘇聯與南太平洋島國關系一度“冷凍”，蘇聯船只被禁止在南太平洋島國港口靠岸。到20 世紀80 年代，蘇聯加大了對南太平洋地區的重視，在外交部設立亞洲和太平洋司，成立亞洲太平洋問題協調委員會，向南太平洋地區重新展開外交攻勢。③萬樹玉、劉月明：《初析美蘇在南太平洋的新角逐》，載《現代國際關系》，1987 年第4 期，第46 頁；成啟禎：《迅速變化著的南太平洋地區》，載《國際問題研究》，1987 年第2 期，第8 頁。1986 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稱，蘇聯準備擴大與南太平洋島國的聯系。④Philip C. Boobbyer, “Soviet Perceptions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the 1980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5,1988, pp. 573-593.在此背景下，蘇聯與南太平洋島國關系又有了新進展。這期間，基里巴斯（1979 年）、瓦努阿圖（1980年）等國先后獨立。澳大利亞設法阻攔獨立島國與蘇聯建交，并防止新獨立國家政局動蕩給蘇聯可乘之機。然而，這沒有讓蘇聯停下腳步。1985 年與1986 年，蘇聯先后與基里巴斯、瓦努阿圖等國簽署漁業協議。1987 年，蘇聯與瓦努阿圖建交，1988 年與瑙魯建交。作為回應，澳大利亞聯合新西蘭、美國利用各種方式對南太平洋島國施加影響，勸說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圖放棄與蘇聯的合作。為加強對南太平洋島國控制，澳大利亞還對1980 年瓦努阿圖內部騷亂、1987 年斐濟政變等，實施政治干涉或威脅使用武力干預，使南太平洋地區各國被西方陣營牢牢握在手中。

（二）無視南太平洋島國生存安全，支持銷毀化學毒劑

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太平洋島嶼地區從20 世紀中葉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核試驗場，使得該地區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除了核試驗外，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將核污染物傾倒在太平洋島嶼，并在該地區銷毀化學毒劑。約翰斯頓環礁位于北太平洋中部，是波利尼西亞群島的組成部分之一。1958—1965 年，約翰斯頓環礁先后被美國用作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試驗基地，對周圍生態環境造成了惡劣影響。1971 年開始，美國將儲存在日本沖繩地區的大量化學武器運到約翰斯頓環礁，使該地成為美國重要的化學武器儲存基地之一。1981 年，美國開始計劃在約翰斯頓環礁設立化學武器銷毀機構，將儲存在此的化學武器就地銷毀。

太平洋島國對美國在約翰斯頓環礁儲存和銷毀化學武器深感恐懼。1990 年，美國將西德的化學武器運往這里時就遭到了他們的堅決反對。同年8 月，在瓦努阿圖召開的南太平洋論壇上，太平洋島國領導人擔心太平洋將被其他國家用作傾倒有毒廢物的場所。①Ian Anderson, “Protests Grow over Nerve Gas Disposal,” New Scientist, August 11, 199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12717290-600-protests-grow-over-nerve-gas-disposal-/?ignored=irrelevant,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9 日。顯然，實力和對外話語權薄弱的太平洋島國無法阻止美國的所作所為。然而，作為在地區有影響力的中等強國，澳大利亞也沒有表現出為地區弱勢國家主持正義的勇氣。相反，澳大利亞是唯一支持美國銷毀計劃的太平洋國家，澳大利亞時任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還試圖說服太平洋島國支持美國的計劃。②Ian Anderson, “Destruction of Chemical Arms Comes under Fire”, New Scientist, August 4, 199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12717280-300-destruction-of-chemical-arms-comes-under-fire/ ,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9 日。這令太平洋島國感到失望和憤怒。事實證明，太平洋島國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1993 年12 月，這批化學武器曾發生沙林泄漏事故。此后銷毀期間，由于遭遇颶風，約翰斯頓環礁化學制劑銷毀機構曾兩次緊急撤離。

（三）加強對太平洋島國資源的控制與開發

冷戰期間，澳大利亞多次發生經濟衰退。為擺脫危機，澳大利亞加緊對南太平洋島嶼地區的資源控制與開發利用，給當地人民造成許多長期的災難性影響。

瑙魯盛產磷酸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瑙魯成為聯合國的托管地，并再次由澳、新、英三國共管，以澳大利亞管理為主，直到其1968 年獨立。在管治的20多年時間，澳大利亞不僅無節制地開采瑙魯磷礦資源，獲利豐厚，而且開采手法粗暴，給當地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破壞。聯合國多次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公布開采瑙魯磷礦的數量、成本和售價，以期使瑙魯人得到合理回報，但澳大利亞根本不予理會。①王瀟、曲翔宇：《澳大利亞為啥惹南太島國不高興》，載《環球時報》，2019 年8 月30 日第7 版。1989 年，瑙魯向國際法院發起訴訟，要求澳大利亞賠償在瑙魯獨立前因開采磷酸鹽造成的生態破壞。1993 年，雙方達成庭外和解，澳大利亞同意賠償瑙魯1.07 億澳元，以現金支付其中5700 萬澳元，用以建立信托基金；另5000 萬澳元分20 年撥付（每年平均250 萬澳元），用于雙方商定的項目。②《 瑙 魯 國 家 概 況》， 外 交 部 網 站，2023 年7 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592/1206x0_681594/，訪問日期：2023 年9 月20 日。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布干維爾島蘊藏豐富的銅礦資源。20 世紀70 年代，巴布亞新幾內亞領地政府在布干維爾中部地區成立了布干維爾銅礦公司，公司屬于澳大利亞力拓集團。隨后，澳方在軍警保護下進行探礦，他們不與當地人協商談判就收管相關礦區。20 世紀80 年代，力拓集團在布干維爾開發潘古納（Panguna）銅礦，獲得巨額利潤。然而，銅礦開采沒有給當地帶來福利，絕大部分收益被力拓集團收入囊中。力拓公司在開礦過程中，直接將礦渣倒入河流，造成嚴重環境污染，迫使大量當地民眾外遷。此外，公司雇傭的當地工人飽受摧殘，生活在“像奴隸一樣”的狀態中。收益分配不平等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引發布干維爾人民的憤怒，當地武裝在1988 年發起暴動，成為布干維爾十年內戰的導火索。這一持續至2001 年的內戰造成2 萬人死于非命。而力拓公司被指在這一過程中與當地政府合謀，是造成相關暴力、傷害甚至死亡的幫兇，以確保其礦山繼續開張生產。③《美國法院起訴力拓侵犯人權》，財新網，2011 年10 月26 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1-10-26/100317795.html，訪 問 日 期：2023 年4 月8 日；Daniel Flitton, “Rio Tinto’s Billion-dollar Mess:‘Unprincipled, Shameful and Evi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ust 17, 2016, https://www.smh.com.au/world/billiondollar-mess-a-major-disaster-the-people-do-not-deserve-to-have-20160817-gquzli.html，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10 日。力拓公司還因此在美國被訴犯有種族滅絕罪和戰爭罪。④“Rio Tinto Accused over Bougainville ‘Genocide’,” ABC News, October 26, 2011, https://www.abc.net.au/news/2011-10-26/us-court-revives-rio-tinto-lawsuit/3601136，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8 日。

綜上，冷戰期間，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目標是通過“戰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防止蘇聯對該地區的滲透和影響，確保南太平洋地區處于西方的控制之下。這既是澳大利亞作為西方成員的責任，也是履行作為美國盟友的義務。同時，澳大利亞在核試驗和銷毀化學武器等問題上支持、配合美國，盡管這會招致太平洋島國的反對與批評。這期間，澳大利亞事實上是西方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守門人”。

三、冷戰后：塑造地區主導地位

無論是國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總量、軍事實力等硬指標，還是政治、文化與國際影響力等軟指標，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都擁有絕對的優勢，這為其謀取地區主導權奠定了基礎。冷戰結束后，美國將注意力轉移到西太平洋和東亞地區，在南太平洋地區采取收縮態勢，也為澳大利亞塑造地區主導地位創造了條件。

這一時期，澳大利亞的南太平洋政策的自主性越來越突出。憑借地區優勢，澳大利亞以對外援助為抓手，借助太平洋共同體、太平洋島國論壇等機制，逐步確立并鞏固其地區主導地位?？陀^上說，澳大利亞的發展援助對太平洋島國的發展進步確有積極作用，但也借此強化了對太平洋島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控制力。

（一）政治上，強化對太平洋島國的控制

太平洋島國經歷過被長期殖民壓迫的歷史，對自身主權獨立有很強敏感性，希望受到國際社會尊重和平等相待。在20 世紀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反殖民化浪潮中，盡管這些國家大都取得獨立，但國小力微、發展落后，離不開外部援助。

作為南太平洋地區最大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澳大利亞成為太平洋島國的最大援助國，通過各種援助對太平洋島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一定貢獻。但同時，援助也成為其維持地區主導權并對太平洋島國內政外交施加影響的抓手。

“智力援助”是澳大利亞對太平洋島國援助的一項重要內容，主要方式是向島國派遣澳籍顧問，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甚至國防外交等領域提供“指導”。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太平洋島國中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但其很多政策都受澳大利亞的影響，在能源礦產、交通運輸、司法等領域，都有澳大利亞籍顧問。①王瀟、曲翔宇：《澳大利亞為啥惹南太島國不高興》，載《環球時報》，2019 年8 月30 日第7 版。澳大利亞的援助常附加“民主”“人權”“良政”等政治條件，且援助項目前期談判往往曠日持久，項目執行過程中太平洋島國也必須按照澳大利亞的意志行事。②于鐳：《新世紀的南太不要“門羅主義”》，環球網，2018 年1 月22 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6qmz，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9 日。2006 年，湯加發生騷亂后經濟受到重創，為國內重建而向澳大利亞求助。澳大利亞借此提出苛刻條件，要求湯加加快所謂的“民主化進程”。

澳大利亞還利用其作為太平洋島國論壇等地區機構主要出資方的優勢，占據相關組織的管理高層職位，主導機構會議的議題設置，影響地區國家的政策走向。例如，2006 年斐濟發生政治變動后，澳大利亞利用其在太平洋島國論壇中的特殊地位，一度將斐濟從論壇中排擠出去，以此施壓和打擊斐濟新政府。斐濟是島國實力較強的國家，身處地區戰略要沖，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為數不多敢同澳大利亞叫板的島國。

澳大利亞還以“民主衛士”自居，對他國進行軍事干預和政治制裁。在2006年斐濟發生政治變動前，澳大利亞事先派軍艦“警告”，甚至打算派軍隊直接干預。斐濟政治變動后，澳大利亞聯合新西蘭等國對斐濟實施政治、經濟制裁，不僅暫停了斐濟在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成員地位，而且將之逐出“所羅門群島地區援助計劃”。但斐濟沒有屈服，而是通過聚焦本國發展建設及擴大與域內外國家、國際組織的友好合作，站穩了腳跟。2014 年9 月，澳大利亞看到打壓無效，才有意改善澳斐關系。

此外，澳大利亞還在2003 年、2006 年聯合地區國家對所羅門群島、湯加等國的內部騷亂進行軍事干預。在這些國家的騷亂中，澳大利亞媒體煽風點火，激化矛盾，事實上助推了騷亂的發生和升級。

（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無視太平洋島國生存危機

氣候變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是太平洋島國面臨的最大生存挑戰。太平洋島國為此一直呼吁國際社會采取行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它們尤其期待澳大利亞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積極作為。

然而，作為化石燃料消費和出口大國，減少碳排放會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影響。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澳大利亞一直不愿采取積極行動。在霍華德政府時期，澳大利亞長期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其理由是“批準《京都議定書》會損害我們的產業并減少工作機會”。①“Australia Rejects Kyoto Pact,” BBC NEWS, June 5,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026446.stm,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17 日。后來的陸克文政府雖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其向議會提交的碳污染減排計劃（CPRS）提案多次以失敗告終。由于國內在減排等問題上爭執不下，澳大利亞難以形成穩定有效的氣候變化應對政策。在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執政期間，澳大利亞政府一直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呼吁消極抵制。因此，在氣候變化表現指數榜單中，澳大利亞排名倒數第四，位列最差國家行列，在氣候變化表現指數的三項重要分類指標中的得分級別為“非常低”。②《全球氣候變化表現指數出爐：澳排名倒數第四》，中國新聞網，2017 年11 月17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11-17/8379420.shtml，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2 日。

對太平洋島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關切，澳大利亞不僅表現出“事不關己”的心態，還拿太平洋島國的生存危機開玩笑。例如，2015 年9 月，時任澳大利亞移民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與時任總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就曾拿島國面臨的海平面上升問題開玩笑，稱“如果水都到家門口了，那時間也就沒什么意義了”，③Shalailah Medhora, “Peter Dutton Jokes with Tony Abbott about Rising Sea Levels in Pacific Nations,”The Guardian, September 11,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5/sep/11/peter-dutton-jokeswith-tony-abbott-about-rising-sea-levels-in-pacific-nations,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2 日。這讓太平洋島國十分不滿。

澳大利亞還長期在太平洋島國論壇等場合壓制太平洋島國要求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呼聲。在2019 年8 月召開的第50 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上，多個太平洋島國代表指責澳大利亞應對氣候變化不力，要求澳大利亞加大力度減少碳排放，但莫里森總理（Scott Morrison）拒絕讓步，反而大談澳大利亞向太平洋島國提供了多少援助。為此，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Frank Bainimarama）指責澳大利亞的能源政策對太平洋島國構成生存威脅，并指出“（莫里森）總理經常侮辱人，非常盛氣凌人”。①Lidia Kelly, “Fiji PM Accuses Australia’s Morrison of ‘Insulting’ Pacific Island Nations,” Reuters, August 17,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acific-forum-australia-fiji/fiji-pm-accuses-australias-morrison-ofinsulting-pacific-island-nations-idUSKCN1V7047,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6 日。而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基礎設施和地區發展部長邁克爾·麥科馬克（Michael McCormack）則聲稱，太平洋島國人民能夠活下去，因為“很多人可以來澳大利亞摘水果”。這一表態讓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特別反感，圖瓦盧總理埃內萊·索波阿加（Enele Sopoaga）為此威脅取消季節性勞工項目。②Jamie Tahana, “Australian PM’s Attitude ‘Neo-Colonial’ Says Tuvalu,” RNZ, August 20, 2019,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96972/australian-pm-s-attitude-neo-colonial-says-tuvalu,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6 日。姆拜尼馬拉馬則表示，澳大利亞在發展與太平洋島國關系上“后退了一大步”。③“Fiji Prime Minister Slams Australia’s Deputy PM over ‘Fruit Picking’ Comment,” RNZ, August 18, 2019,https://www.rnz.co.nz/news/world/396942/fiji-prime-minister-slams-australia-s-deputy-pm-over-fruit-pickingcomment,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7 日。

（三）視南太平洋地區為其禁區，阻撓他國與地區島國發展關系

域外國家與太平洋島國發展合作關系，為太平洋島國提供了多元發展道路選擇和更多合作機會，拓展了太平洋島國對外交往空間，有助于太平洋島國融入全球經濟。但澳大利亞擔心這會“稀釋”其影響力，因而對其他國家發展同太平洋島國關系始終加以阻撓。

近年來，隨著“印太”概念興起，印度、日本和歐盟都加大了對南太平洋地區的關注和投入。印度與太平洋島國的交往由來已久。2014 年11 月，莫迪總理上任6 個月后便出訪斐濟，并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首屆印度—太平洋島國論壇，凸顯印度與南太平洋島國發展合作關系的意愿。但澳大利亞對此心存芥蒂，對印度發展與斐濟等太平洋島國關系一直采取“戰略拒止”態度。④Tevita Motulalo, “India’s Strategic Imperative in the South Pacific,” Gateway House Report, https://www.gatewayhouse.in/wp-content/uploads/2013/11/Indias-Strategic-Imperative-in-the-South-Pacific.pdf,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7 日。同樣，澳大利亞在日、英、法等西方國家發展與太平洋島國關系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澳大利亞希望這些國家成為其制衡其他大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影響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擔心它們削弱澳大利亞在地區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澳大利亞已習慣其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特殊地位，“門羅主義”式的思維深刻影響了其南太平洋政策，任何可能影響其地位的行動都會令之警惕。這種警惕有時會達到一種近乎偏執的狀態。例如，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重心向亞太平洋地區轉移，太平洋島國紛紛“向北看”，注重發展對華關系。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關系快速發展，為太平洋島國發展進步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受到太平洋島國民眾普遍歡迎。這引起了澳大利亞的恐慌，其國內媒體、智庫和部分高層政治人物趁機炒作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軍事、投資“威脅論”，聲稱中國投資會“威脅”這些國家的主權，污蔑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開展合作有不可告人的“戰略野心”。①參見：Joanna McCarthy, “China Extends Its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ABC NEWS, September 10,2016, https://www.abc.net.au/news/2016-09-10/china-extends-its-influence-in-the-south-pacific/7812922,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7 日；Sean Mantesso, “Are China’s Cheap Loans to Poor Nations a Development Boost or a Debt Trap?” ABC NEWS,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1-16/are-china-cheap-loans-topoor-nations-a-debt-trap/10493286,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7 日；David Wroe, “China Eyes Vanuatu Military Base in Plan with Global Ramification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9, 2018,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china-eyes-vanuatu-military-base-in-plan-with-global-ramifications-20180409-p4z8j9.html,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7 日；Richard Herr,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SPI, April 30, 2019, https://www.aspi.org.au/report/chinese-influence-pacific-islands,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7 日。

基于此，澳大利亞動用各種手段，以加強對南太平洋地區的管控力度，并抵消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②劉卿：《澳大利亞強化南太政策：措施、動因及制約因素》，載《國際問題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64—81 頁。2018 年1 月，澳大利亞國際發展與太平洋事務部長孔切塔·菲拉萬蒂·維爾斯(Concepta Fierravanti-Wells)無端指責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建設“無用的建筑”，并給相關國家帶來債務負擔。③Catherine Graue and Stephen Dziedzic, “Federal Minister 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 Accuses China of Funding ‘Roads that Go Nowhere’ in Pacific,” ABC NEWS,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1-10/australia-hits-out-at-chinese-aid-to-pacific/9316732, 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22 日。同年 4 月，澳大利亞甚至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迫使所羅門群島中止中國民營企業華為公司與所羅門群島達成的海底光纜建設項目。為抗衡中國在太平洋島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澳大利亞推出“太平洋升級”（Pacific Step-Up）戰略，顯著加大了對該地區的投入。2018 年8 月，澳大利亞宣布幫助斐濟重新開發黑石軍事基地，并將其打造為南太平洋國家軍隊訓練中心和維和部隊訓練營地。在此之前，為與中國“競爭”，澳大利亞宣布承擔黑石基地的全部開發費用，不僅包括基礎設施，還在人員培訓等方面給斐濟提供幫助。同年11 月，澳大利亞還宣布成立20 億澳元基金，為太平洋島國通信網絡、能源、運輸、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款，以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此外，澳大利亞還宣布，聯合美國重建位于巴新馬努斯島的海軍基地，以加強對附近海域的軍事控制。2022 年4 月，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更是讓澳大利亞感到不爽。澳大利亞四處詆毀中所安全協議對南太平洋地區構成的“威脅”，同時加快升級與太平洋島國的安全合作關系，以確保其對地區安全事務的主導地位不被挑戰。

澳大利亞的上述做法體現了其對自身地位的焦慮不安，反映出對其與太平洋島國關系的不自信與“心虛”，不僅加大了太平洋島國對澳大利亞“地區霸權”的反感，也給澳大利亞與其他域外大國的關系造成了干擾或損害。

四、結語

綜上所述，自近代以來，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國際角色經歷了由依附性向自主性的轉變，即先后從依附英國、跟從美國，轉變到獨立塑造和強化地區主導地位的階段。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澳大利亞在戰略上的不適應、不安全感會日益加劇，其地區行為中的“門羅主義”式思維會更嚴重。這不僅不利于其發展與域外大國的合作關系，而且對維持其與太平洋島國的友好關系以及發揮其在地區的積極國際作用也是有損壞的。面對世界大變局，只有順應時代潮流，保持開放包容胸懷，積極與各方展開戰略溝通與友好合作，才能增信釋疑，進一步推動自身、太平洋島國和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