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合與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戰略演進

門洪華 李次園

引 言

一直以來，為了塑造良好的地區環境和實現經濟持續發展，中國積極加強與地區組織的互動，努力融入到地區經濟機制中。中國與國際組織互動“構成了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部分，也是國際社會接觸中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途徑”(1)王逸舟：《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研究的若干問題》，《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第8期；Stephen N. Smith，“Harmonizing the Periphery：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The Pacific Review，Vol.34，No.1，2021，pp.56-84.。然而，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來自美國競爭的戰略壓力。中美在國際組織的戰略競爭體現在利益、觀念、國際秩序、國際領導權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冷戰后，中美在國際組織中大體經歷了“戰略摩擦——戰略合作——戰略競爭”的過程(2)張貴洪、余姣：《國際組織與中美戰略競爭——演變、態勢和影響》，《國際展望》2022年第5期。。亞太經合組織(APEC)作為中國參與的第一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改變了中國以往沒有參加任何區域經濟組織的狀況。迄今，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走過30余年風雨，中國始終是亞太經合組織的積極倡導者和支持者，并逐漸朝著引領者的角色轉變(3)宮占奎、劉晨陽編《APEC走向亞太自由貿易區問題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而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歷史也是大國間相互合作與競爭的歷史(4)Taylor Ian，“APEC，Globalization，and 9/11”，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36，No.3，2004，pp.463-478.。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中美競合既是雙邊關系的如實體現，也是制約亞太經合組織開展合作的最大阻礙(5)Andrew Hammond，“US-China Rivalry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APEC Cooperation”，November 11，2021，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55666/us-china-rivalry-biggest-threat-apec-cooperation。2023年，美國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輪值主席國，試圖重新利用這一框架與印太國家進行積極接觸，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在該地區的影響力(6)“Biden Should Seize APEC and ASEAN Opportunities”，CSIS，March 11，2021，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should-seize-apec-and-asean-opportunities。應當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關系不僅單方面與中美關系的改善和演變過程密切相關，中美關系的變化反過來形塑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以及推動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關系的演進。有學者指出，競爭與合作的復雜狀態很可能決定中美關系的未來(7)Adam P. Liff，“China and the US Alliance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No.233，2018，pp.137-165.，也極易影響中國與地區組織的互動關系。因此，探索競合關系下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互動關系的變化和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歷程，能夠為中國在大國競爭背景下有效參與國際組織提供重要的價值和參考。

當前，關于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相關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涉及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互動關系的轉變以及由此導致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關系的變化等方面的研究較為少見?，F有研究主要集中闡述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歷程、面臨的難題與機遇以及未來愿景(8)參見宮占奎、李紅年：《中國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當代亞太》2003年第10期；蘇格：《亞太經合之中國足跡》，《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4期；楊澤瑞：《論APEC亞太共同體建設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和平與發展》2021年第4期；張蘊嶺：《亞太經濟一體化與合作進程解析》，《外交評論》2015年第2期；賀平、周崢等：《亞太合作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Lok Sang Ho and John Wong，APEC and the Rise of China：An Introduction，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01，pp.121-169.，或者在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框架下聚焦于互聯互通、經貿合作、能源合作等某一具體議題，或者探討亞太經合組織與其他組織關系的互動等問題(9)參見田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形式選擇——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9期；李文韜：《中國參與APEC互聯互通合作應對戰略研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路宇立：《中國參與APEC合作的經濟收益和非經濟收益分析》，《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還有研究關注亞太經合組織對于中國在地區影響和國際地位等方面產生的功能性作用等問題(10)See Gary Klintworth，“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APEC”，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0，No.3，1995，pp.488-515；Mohamed Ariff ed.，APE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pp.104-123；Jenn-Jaw Soong，“Is China Becoming the Core of Regional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Chinese Economy，Vol.47，No.3，2014，pp.3-7；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然而，中美競合關系作為持續影響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過程中必須考量的現實問題。隨著中美關系“合作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或“競爭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互動模式成為常態(11)Jr. Joseph S. Nye，“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A US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8，No.5，2022，pp.1635-1651.，探索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競爭與合作對于未來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有鑒于此，本文主要以大國競合關系與大國參與國際組織互動間關系的理論闡述為出發點，以中國與美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競合關系的轉變為背景，將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作為核心線索，梳理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關系的轉變歷程，并進行相應的戰略評估，從而提出中國的因應之策。

一 大國競合關系及其對國際組織的參與

競爭與合作是國際社會中最基本的政治現象和國家間常見的互動模式，國家間互動受到錯綜復雜的內外部因素影響，是動態的發展過程(12)門洪華、李次園：《國際關系中的大國競爭：一項戰略研究議程》，《當代亞太》2021年第6期。。大國博弈形成的競爭與合作猶如硬幣的兩面，不僅深刻影響國際組織的自身演變，也極大塑造國家與國際組織的互動歷程，還對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關系轉變產生強力作用。

(一)大國競合關系的內涵

大國競合關系指大國間“建立合作機制與維持競爭關系”并存的動態性復雜狀態(13)Timothy R. Heath，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Santa Monica CA：Rand Corp，2021，pp.1-20.，體現出“競爭中存在著合作”與“合作中存在著競爭”的特征(14)胡鍵：《中美競合關系——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國際觀察》2022年第1期。。在大國間長期博弈的過程中，基于實力大小、目標制定與策略選擇等不同要素的影響，大國并非采取純粹的完全合作或完全競爭戰略(15)David M. Edelstein，Over the Horizon Time，Uncertainty，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7，p.15.，而是選擇一種同時包含競爭與合作的策略，這導致大國關系呈現出競合性特征。在國際組織中，大國間競合關系同樣普遍存在。一般而言，國際組織為國家間合作提供制度支撐與規范保障，致力于謀求國家間合作而實現共同利益。本質上，國際組織成為促成大國合作的有效工具(16)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p.249-252.。國際組織的成立與變革過程中充滿著競爭要素，表現在決策機構的權力分布、議程設置和治理結構、權利和義務分配等方面，反映出國家間權力結構的動態變化，尤其是大國博弈成為國際組織持續演化變遷的重要動力。而國際組織中的制度規范往往是不同行為體之間政治博弈的結果，深深烙上了大國競爭與合作的印記(17)朱杰進：《崛起國改革國際制度的路徑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6期。。應當說，大國競爭與合作成為國際組織中大國互動的常態，深刻影響著國際組織的變革?？傮w上，國際組織中的大國競合關系是指，國際組織中的大國圍繞著國際組織中的議題治理與發展方向等領域，在追求共同目標與互斥目標過程中形成競爭與合作的二元互動結構，本質上體現了大國相互依賴的復合互動狀態。

從這一定義出發，國際組織中大國競合關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動態性。大國競合關系并非永久性呈現出單一的固化競合結構，而是隨著時間變遷，尤其是在國際組織變革中因受到不同要素的多重影響而產生漸進式或劇烈式的動態變化。二是相互依賴性。競合關系本身蘊含著競爭與合作難以分割的特征，大國不僅圍繞著國際組織中的領導權等稀缺資源、針對不同問題而提出的差異化治理方案等方面進行競爭，也會在應對共同威脅、追求共同目標時展開必要合作，體現出大國基于不同利益和差異化目標而產生的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而且，大國在創造價值時進行合作，在分配利益時展開競爭，競合關系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相互依賴性。三是不確定性。大國競合關系受到能力、意圖、利益和決心等內部維度與以變動中的國際環境為核心的外部維度的雙重影響，致使國際組織中的競合關系變遷呈現出諸多不確定性(18)關于“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參見門洪華、劉笑陽：《中韓關系的不確定性因素及其戰略應對》，《東北亞論壇》2017年第6期。。這種不確定性又與國家間的互動實踐緊密聯系，既表現為在不同問題領域中大國的政策選擇是以“競爭取向”還是“合作取向”為主導的難以預測性，也表現在由于競合關系本身的復雜性導致國際組織中大國關系的發展變遷顯示出不可捉摸性。

(二)國際組織中的大國競合關系

國際組織中的大國競合關系既受到利益關系、能力分配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也在身份定位轉變與關鍵節點事件等進程性要素的沖擊下而不斷被塑造。

第一，利益關系的形塑。一直以來，現實主義關注相對收益和競爭，而自由主義關注絕對收益和合作，本質上，這反映了行為體對利益關系的認知(19)Quddus Z. Snyder，“Liberal Systemic Theory and the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9，No.1，2013，pp.209-231.。行為體間的利益并非天生對立，個體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共存是競合關系產生的根本原因(20)Tarun Khanna，Ranjay Gulati and Nitin Nohria，“The Dynamics of Learning Alliances：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 Relative Scop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9，No.3，1998，pp.193-210.。無論是對于單向度的競爭或合作還是復合的競合狀態，本質上都是對不同行為體之間利益關系的表達，尤其是在不同問題領域中對國家利益差異性的看法產生的利益兼容性，成為區分競爭與合作的重要指標(21)Robert Elder and Nicole Peterson eds.，“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to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MA Perspectives，Vol.1，2020，pp.71-74.。對大國而言，在國際組織中雙方的共同利益越多、差異性利益越少，大國會釋放出更多的緩和信號，甚至會放棄部分利益來換取更多的其他戰略利益，大國競合關系會朝合作主導的方向發展；反之，隨著共同利益的減少，大國追求的目標出現分化甚至是存在分歧或沖突，在此背景下大國展現出越來越強烈的競爭決心，不斷采取競爭策略，大國競合關系逐漸走向以競爭為主導。

第二，權力分配的物質基礎。國際體系中行為體的權力差異所形成的等級制度產生競爭行為，同時在不同問題領域中，基于共同利益的分布，行為主體間也會保留合作空間(22)Jonathan Kirshner，“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World Politics，Vol.67，Vol.1，2015，pp.155-183.。國際組織本身反映了大國權力分配格局，如果國際組織中大國的權力分配趨于大致均衡狀態，在利益目標的驅使下，國際組織中大國競合關系會逐漸發展為以競爭為主導。而且，隨著國際組織中大國權力分配趨于平衡，合作雙方越是平等，就越有可能為獲取支配地位而展開競爭(23)〈美〉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著，高祖貴譯《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3頁。。一般而言，能力不對稱的競爭較為罕見，能力相對對稱分布的大國更容易產生競爭(24)William R. Thompson，“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No.4，2001，p.574.。國家實力和權力對比變化對國家行為起著基礎性作用，權力轉移不斷加速必然會加劇大國權力競爭(25)Robert S. Ross，“It’s Not a Cold War：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No.2，2020，pp.1-10.。國際體系中逐漸衰落的主導國家和主要對手間的權力分配與轉移造成的實力地位日益對稱，所形成的權力等級制度越扁平化，大國從合作轉化為競爭的風險就越高。同時，在國際組織中，大國實力差距擴大往往會催生大國合作占主導。因為，當大國權力具有明顯差異時，現有權力格局難以改變，這種實力差距讓實力劣勢方無力發起大國競爭，只能采取合作態勢。

第三，身份定位的轉變。國際組織中的大國對彼此的身份定位存在差異性，不同的身份定位塑造了大國的政策選擇(26)〈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3頁。。差異化的身份定位影響大國對他國的威脅感知和動機把握，推動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競合關系的轉變。大國在對博弈對手的不同身份定位下所產生的威脅感知改變了敵對國合作或競爭的傾向，進而影響合作性戰略與競爭性戰略之間的適當平衡(27)〈美〉查爾斯·格拉澤著，劉豐、陳一一譯《國際政治的理性理論：競爭與合作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頁。。當以競爭對手定位對方身份時，雙方會夸大敵對行動，淡化合作誠意(28)Michael P. Colaresi，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國際組織將出現更多的競爭性因素，并影響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政策選擇。必須指出的是，以競爭對手定位對方身份，并不是指競爭取代競合關系成為大國互動的核心形式。大國持久性競爭中始終混雜著競爭與合作要素，尤其是在防止事態失控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29)Hal Brands，The Twilight Struggle：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2，p.7.。競爭對手的身份定位只是表明，競爭在大國競合關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而非取代競合關系。當大國以合作者身份定位對方身份時，基于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動以實現共同目標的追求成了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優先選項，偶爾的競爭并不能改變大國合作的本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大國對國家利益界定的轉變，不同大國在國際組織中對彼此的身份定位一直在不斷變化。在大國競合關系中，確定恰當的身份定位對于大國在國際組中保持合作與競爭之間的適當平衡和避免沖突至關重要，尤其是需要重點避免不利因素的升級而導致的競爭向沖突的轉變(30)Robert Elder and Nicole Peterson eds.，“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to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MA Perspectives，Vol.1，2020，p.3.。

第四，關鍵節點事件的沖擊。戰爭與和平的交替轉折、一種新格局的形成、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都會迫使一個國家改變其戰略思路(31)陳樂民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3-4頁。。關鍵節點是社會結構相對不確定的時刻，此時的行為體比正常情況下能更加能動地決定結果(32)James Mahoney，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Baltimore：JHU Press，2001，p.7.。從長時段來看，大國競合關系導致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策略始終遵循著圍繞“競爭與合作”上下波動的演進路徑。不同時空中的關鍵節點事件常常會沖擊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政策和競合態勢，改變原有競合關系的平衡格局，有可能推動這種競合關系朝著以合作為主導或以競爭為主導的結構發展。關鍵節點事件由不可預測的偶然性、突發性事件構成，諸如經濟危機、地區安全、國內政局變動等突發事件等，成為影響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競合關系變遷的重要時機。實際上，在國際組織中，處于競合狀態下的大國選擇“一直競爭”或“一直合作”都并不是一個穩定策略，畢竟外部事件沖擊不斷促使大國在博弈過程中不停轉變博弈策略(33)〈美〉湯姆·齊格弗里德著，洪雷等譯《納什均衡與博弈論》，化學工業出版社，2009年，第64-66頁。。因此，大國參與國際組織進程將充滿著合作與競爭交替變化的靈活性。

(三)大國競合和參與國際組織的關系

如前所述，大國與國際組織互動遵循著成本與收益的理性主義邏輯，大國利益關系類型是影響大國競合關系演變的重要因素。根據國際組織中大國利益兼容度與利益分布結構，以及競爭與合作的平衡態勢，可以將國際組織中大國競合關系分為三種類型或結構：“合作主導型”、“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型”、“競爭主導型”。上述三種競合關系中內含的競爭與合作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二元對立，當競爭或合作某一互動關系占主導地位時，并非意味著另一互動方式消失，而僅僅是抑制了這一互動方式的頻繁展開。在不同的大國競合關系類型中，國際組織中大國對彼此的身份定位以及關注的核心問題有所差異，推動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雙邊關系出現不同轉變。不同的競合關系形成的差異化外在壓力致使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深度、廣度與力度也有所不同，影響著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進程。

在“合作主導型”競合關系中，國家追求的核心目標在于尋求國際組織中的持續性合作，國際組織中大國對彼此的身份認知呈現出“合作者”意象。換言之，國際組織中大國雙方在分布著廣泛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務實合作，有效推動大國關系朝著積極正向的方向發展，為大國參與國際組織塑造了良好的外在環境。在這種結構中，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核心關切體現在，參與國際組織的過程中“如何成功地維持合作”，即大國圍繞著共同目標進行大量合作，甚至在某些領域的競爭中，基于協調基礎上大國作出必要的妥協行為，呈現出較強的戰略克制傾向。這種競合關系既為大國參與國際組織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環境，也為其進一步融入國際組織中并深入鞏固與其他大國的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機。因此，處于“合作主導型”競合關系中的大國往往對參與國際組織的積極性較高，旨在擴大與其他成員聯系，提高自身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當然，這一結構中的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競爭互動同樣存在，而這種競爭僅僅是因為局部利益不一致出現的短暫不和諧，本質上是“合作中存在著競爭”的現象，很容易被“彌合”，難以對雙邊關系的性質構成根本性影響。

在“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型”競合關系中，競爭或合作均有可能成為大國參與國際組織、進行戰略制定的首要傾向，這取決于大國在具體問題上的目標追求與利益分布狀態。一般而言，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的競合關系意指競合的平衡狀態，即競爭與合作達到均衡的穩定關系(34)Devi R. Gnyawali and Tadhg Ryan Charleton，“Nuances in the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Coopeti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Vol.44，No.7，2018，pp.2511-2534.。這種互動狀態實現了競爭與合作的最佳組合(35)Stefanie Dorn，Bastian Schweiger and Sascha Albers，“Phases and Themes of Coopetition：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Vol.34，No.5，pp. 484-500.，往往是一種較為理想化的結構形式。當國際組織中大國關系處于競合平衡狀態時，不同領域中的問題導向成為塑造大國競合關系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在國際組織不同的治理領域中，大國利益分布所形成的利益關系和戰略關注度存在差異，協調好大國利益分歧進而形成高水平外交協作至關重要(36)Miller Benjamin，“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Great Power Concert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4，1994，pp.327-348.。同時，協調好不同領域中存在的競爭與合作對于國際組織的持續發展和大國關系的友好演進能夠起到積極作用。尤其是在這種競合結構中，“管控競爭，擴大合作”進一步凸顯了大國在國際組織中進行協調的重要性，大國博弈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加強協調”，以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組織的聯系，進而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力。在這種結構類型中存在著共同利益與互斥利益，大國參與國際組織不僅僅在于協調好與其他大國的關系，如何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多責任成了另一個核心訴求。

在“競爭主導型”競合關系中，競爭作為雙邊關系的主導因素，“競爭對手”的身份框定了兩國的根本關系，合作僅僅是在利益、威脅、實力發展以及外部重大事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間斷性”結果。在這種結構中，國際組織中大國展現出的合作傾向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競爭而做出的戰略抉擇?？梢哉f，崛起國與守成國一方或雙方一旦陷入“大國競爭”的戰略取向中，競爭便成了國家的一種生活方式(37)Hal Brands，The Twilight Struggle：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2，p.2.，既是大國實現自身目標極為重視的戰略手段，也是大國追求的重要戰略目標，兼具“手段與目標”雙重屬性。因此，競爭主導下的競合關系致使大國以“競爭對手”的認知邏輯來作為參與國際組織和制定自身政策的標準以及評判對方行為的依據，大國博弈關注的核心問題轉向了“如何更好地進行競爭”。大國競爭框架下凸顯的“獲取競爭優勢”的主導邏輯，使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選擇出現了兩種行為分化：第一，進一步充分發揮大國領導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主導國際組織變革，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二是逐漸退出或弱化現有國際組織的作用，降低對原有國際組織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并試圖“另起爐灶”進行國際制度競爭。

總之，在參與國際組織進程中，“競爭中合作”與“合作中競爭”構成了競合關系狀態下大國策略選擇的核心內容。而大國競合關系深刻影響著大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演變過程，這一過程往往受到利益關系、能力分配、身份定位與關鍵節點事件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競爭主導型”、“合作主導型”和“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型”的多樣化競合關系，由此決定了大國在國際組織中關注的核心問題與行為選擇的差異。

二 中美競合與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歷程

作為中國參加的第一個地區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已成為中國踐行開放的地區主義、推動地區經貿合作和秩序建設的制度支撐，也為中國加強與地區國家聯系、融入地區發展和參與地區治理提供了關鍵場所。尤其是在2001年、2014年，中國兩次作為亞太經合組織輪值主席國成功舉辦相關會議，為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38)蘇格：《亞太經合之中國足跡》，《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4期。。期間，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競合關系貫穿于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過程的始終。亞太經合組織不僅是促進中美溝通和展開多重博弈的重要機制，而且隨著中國影響力與責任擔當的提升，中美互動將成為影響亞太經合組織下一個十年發展的關鍵因素(39)張海冰：《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中的APEC：角色、挑戰與前景》，《國際經濟合作》2014年第11期。?？傮w上，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競合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合作主導型”競合關系(1991—2000年)、“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型”競合關系(2001—2011年)與“競爭主導型”競合關系(2012年至今)。這種多樣化的競合關系形成的差異化外在壓力，推動著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歷經初始階段、深化階段和拓展階段。

(一)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初始階段(1991—2000年)

冷戰結束后，中美關系呈現出“戰略漂流”的特征，但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中美呈現出“合作主導型”競合關系。首先，美國仍具有相較于中國的絕對實力優勢。冷戰結束宣告國際體系走向一個“失去制衡的世界”，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霸權(40)Stephen C.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2002，pp.20-33.。為了實現霸權護持，美國需要防范和壓制潛在競爭對手(41)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 S.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pp.5-53.。有學者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國經濟發展難以對美國造成實質性影響，美國實力并未衰落?！?42)Sean Star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7，No.4，2013，p.821.中國并不能在短時間內消弭兩國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以美國占優勢地位的經濟非對稱性使其在應對中美經貿問題時擁有更多主動性，表現出合作意愿。其次，中美在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中分布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對美國而言，亞太經合組織被視為分享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紅利的“搭便車”工具(43)Chandra Muzaffar，“APEC Serves Interest of US More than Others”，New Straits Times，No.29，1993，p.13.，也是美國塑造亞太地區秩序的重要依托，其試圖借助亞太經合組織來推動亞太地區的多邊貿易制度建設。一定程度上，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成為美國將自身權力有效投射到亞太地區的新戰略(44)Ngai-Ling Sum，“The NIC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in Anthony Payne and Andrew Gamble 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996，p.233.。對中國而言，能夠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地區制度中占據一席之地并加強與其他國家的互動，對經濟上重新融入世界經濟極為重要，對外交和政治上打破孤立局面同樣意義非凡，同時也是中國加入WTO的重要一步。而且，亞太經合組織為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發揮積極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45)Joseph Camirelli，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Volume II，Cheltenham：Edward Elger，2003，pp.138-147.。

因此，中美對參與亞太經合組織具有較強的意愿，兩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地區機制中頻繁互動，總體上呈現出積極合作的良好態勢。而且，亞太經合組織為各國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定期舉行多邊會晤的機會，共同探討亞洲面臨的機遇與危機，彰顯了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價值(46)Alan Oxley，“APEC—The Next 10 Years”，APEC Study Centre Consortium Conference，1999，http：//www.asia-studies.com/content3.html，April 23，2023，p.16.?；谏鲜霰尘?，實力的有限性與接觸世界的需求性決定了中國是以“積極融入者”而非“規則塑造者”的身份，采取更加包容、克制的態度與亞太經合組織加強互動，旨在防止政治上被孤立、促進與亞太國家的密切經濟聯系，最終營造一個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

這一階段，中國在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進程中對具體議題采取差異化態度，謹慎對待亞太經合組織的機制化建設。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參加了1993—2000年舉行的歷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積極闡述中國關于亞太經合組織在加強經濟合作與組織發展等方面的觀點。1993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便闡述了中國關于亞太經濟合作“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開放、共同繁榮”的四項原則與具體實施路徑。在1994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進一步完善關于亞太經濟合作原則的表述，倡議“相互尊重、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穩步發展，相互開放、不搞排他，廣泛合作、互利互惠，縮小差距、共同繁榮”(47)蘇格：《亞太經合之中國足跡》，《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4期。。在此基礎上，1996年，中國在菲律賓召開的第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亞太經合組織方式”，指出“承認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等的重要性(48)宮占奎、于曉燕：《APEC演進軌跡與中國的角色定位》，《改革》2014年第11期。。與此同時，中國注重技術合作與交流，提出加強科技交流、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的重要建議。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際，中國專業撥款1000萬美元，設立“中國亞太經合組織科技產業合作基金”，以支持亞太經合組織《走向21世紀的科技產業合作議程》和《技能開發行動計劃》等(49)《江澤民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網站，1998年11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0011/t20001107_7944037.shtml。

同時，中國借用亞太經合組織平臺，積極加強與美國關系的發展。在1993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江澤民與克林頓舉行正式會晤，雙方認為中美關系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雙邊關系的問題，而且應該把它放在世界范圍來看，應該著眼于未來，著眼于21世紀(50)王逸舟編《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多視角透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年，第161頁。。江澤民同克林頓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見”，使兩國關系又一次“開始解凍”(51)王嵎生：《親歷APEC：一個中國高官的體察》，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40頁。。這次兩國元首的會晤，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僵局，成為亞太經合組織推動中美關系的佳話(52)楊澤瑞：《APEC 30年：機制·進程·前景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21年，第176頁。?？梢哉f，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這個舞臺與其他成員特別是美國的接觸，逐步消解了彼此之間的分歧和隔閡，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經濟的生存空間(53)張紀康主編《了解APEC：跨世紀的世界主宰》，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28頁。。

這一時期，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主要體現如下三個特征：第一，順應冷戰后地區主義發展潮流，滿足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加快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需要(54)劉晨陽：《亞太經合組織30年：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進程回顧與展望》，《當代世界》2019年第11期。。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積極融入地區合作中，將亞太經合組織作為重要經濟發展平臺，關注議題集中在經濟合作與貿易投資等領域，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地區環境。第二，中國將亞太經合組織作為與不同國家開展雙邊與多邊外交的重要舞臺。受冷戰意識形態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大國的交流渠道受阻。通過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中國利用地區性多邊機制，實現與周邊國家和西方大國的必要交流。例如，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和克林頓的首次會晤打破了1989年之后中美關系的堅冰。第三，中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機制化建設較為謹慎，強調亞太經合組織的非機制化特征。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主張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應當是這樣一種開放的、靈活的、務實的經濟合作論壇和磋商機構，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機制化的經濟集團(55)《江澤民主席在APEC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網站，1993年11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58/zyjh/t10450.htm。而且，中國提出的“亞太經合組織方式”的核心內容在于“自主自愿的非機制化原則”，即中國希望亞太經合組織保持較低的制度化水平(56)田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形式選擇——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9期。?？傮w而言，通過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中國不僅能夠在經濟合作與技術交流等方面實現重要突破，也能夠為改善與周邊國家關系、加強與大國互動以及塑造地區環境提供有利契機，還可以向地區和世界展示良好的中國形象。

(二)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深化階段(2001—2011年)

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12年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期間中美大體上呈現出“競爭與合作均衡分布型”競合關系，并如實反映在兩國在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中。從對華戰略定位來看，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發展實現騰飛，中國逐漸被美國鎖定為新世紀的潛在競爭對手。小布什在競選期間便公開聲稱要重新定位中美關系，強調兩國是“戰略競爭關系”而非“戰略伙伴關系”(57)唐家璇：《勁雨煦風》，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第268頁。。2001年4月中美南?！白矙C”事件后，美國固化了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并指出：“中國將必然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未來不得不面對的最主要潛在競爭對手?！?58)Brad Roberts，Robert A. Manni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China：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Foreign Affairs，Vol.79，No.4，2000，pp.53-63.從關鍵節點事件沖擊來看，“9·11”事件成為推動中美進行合作的重大突發事件，它改變了美國對外部首要威脅的戰略判斷，“反恐問題”而非“大國關系”成為美國優先考量的外交事項。這一階段，中美關系能友好發展極大程度上歸因于“9·11”事件以及美國介入伊拉克(59)Peter Hays Gries，“China Eyes the Hegemon”，Orbis，Vol.49，No.3，2005，pp.401-412.。受益于“9·11”事件，中美關系得到改善，中美兩國對“恐怖主義”危害性的共同認知為雙方戰略合作提供了一定基礎(60)Aaron L. Friedberg，“11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Survival，Vol.44，No.1，2002，pp.33-50.。應當說，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既存在合作空間，也進行著必要競爭。以問題導向為核心的戰略協調成為兩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重要互動方式?；诖?，中國通過亞太經合組織與美國積極展開合作，協調與美國的競爭性因素。隨著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反恐問題，美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關注度下降，戰略資源的有限也使美國對中國展現出諸多協調要素，這為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發揮更大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礎。

以2001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重要標志，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進入深化階段。首先，中國連續參加歷次亞太經合組織各類會議，展現出極大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中國出席了2001—2011年歷次亞太經合組織非領導人會議，不僅主動參與經濟技術合作和地區合作，在亞太經合組織發展進程中努力發揮作用，還積極探討亞太經合組織的機制建設。應當說，從規則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和制訂者，成為這一階段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顯著特征。尤其是2001年10月，中國首次擔任亞太經合組織東道主，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開始主動設置議程。這次國際會議是在世界經濟剛剛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擺脫出來、小布什政府實行新亞太戰略以及“9·11”事件給國際形勢帶來不確定性的總體背景下召開的，對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有著新的里程碑意義(61)賀平、周崢等：《亞太合作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8頁。。在重申努力實現“茂物目標”基礎上，中國積極將反恐問題納入此次會議議程。會議形成了旨在加速實現“茂物目標”的《上海共識》，充分表明中國在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發展中做出的突出貢獻，彰顯了中國在該組織中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62)蘇格：《亞太經合之中國足跡》，《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4期。。

其次，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各種會議上表達對組織發展、地區合作與經濟交流等方面的新思路。具體而言，推動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與經濟技術合作始終是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基礎，中國在歷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強調這兩者的重要性，不斷提出新路徑。2003年胡錦濤第一次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便指出：“為了促進各成員經濟發展，亞太各國、各地區要繼續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消除各種貿易壁壘，創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63)《攜手努力，促進亞太經濟持續增長》，《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0日第1版。為進一步推動亞太地區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進步，2006年中國宣布將向亞太經合組織支持基金捐款200萬美元(64)《推動共同發展 謀求和諧共贏》，《人民日報》2006年11月19日第1版。。全球金融危機嚴重破壞地區與全球合作之際，2009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堅持反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切實維護亞太地區開放、公平、公正的國際貿易環境，積極推動亞太地區經濟盡快復蘇(65)《合力應對挑戰 推動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09年11月16日第2版。。應當說，中國始終是推進“茂物目標”的堅定實施者和主要力量。

最后，圍繞亞太經合組織安全議題的限度問題，中國與美國展開了必要競爭和有效協調。亞太經合組織安全議題的產生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反映出近年來亞太區域合作發展的新態勢，其背后隱含著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的戰略博弈(66)劉晨陽：《APEC二十年：成就、挑戰、未來》，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7頁。?！?·11”事件后，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中，“反恐問題”成為討論的重點議題。美國希望將反恐問題納入到亞太經合組織的議程設置中，實現亞太經合組織的安全功能。很大程度上小布什政府將亞太經合組織作為美國推行反恐安全政策的平臺，試圖將其打造為一個安全性組織(67)魏紅霞：《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當代亞太》2006年第10期。。而中國也認識到，亞太經合組織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無法完全回避安全議題，而且有些安全議題對于保障亞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具有現實意義。

因此，中國的策略是，在維護亞太經合組織現有合作方式的基礎上，采取針對性措施對亞太經合組織安全議題的衍生進行合理控制和引導(68)同④，第104頁。。在此指導下，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上海會議通過《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反恐聲明》，此次會議的《領導人宣言》指出：“作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合作論壇，亞太經合組織應發揮領導作用。同時，我們需要就反對恐怖主義傳達清晰而強烈的信息?！?69)《APEC〈領導人宣言〉全文——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中國外交部網站，2001年10月21日，http：//www1.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wj_682290/200110/t20011021_9384065.shtml面對美國試圖將安全問題在亞太經合組織中泛化的意圖，中國謹防安全問題政治化，將亞太經合組織討論的安全問題盡量限制在非傳統安全上。2003年后，由于亞太地區各種傳染性疾病和自然災害的發生，亞太經合組織安全議題開始從“反恐”向“保障人類安全”更為寬泛的概念拓展。在2005年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提出“亞太經合組織新發傳染病研討會”倡議，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積極響應，該研討會2006年在中國召開(70)《深化亞太合作 共創和諧未來》，《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9日第1版。。此后，在亞太經合組織多次會議中，中國始終強調人類安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既保留與美國就安全議題展開合作的空間，也限制美國企圖在亞太經合組織將安全問題政治化的風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重新塑造了國家間政治權力結構，成為影響全球權力與力量格局變化的關鍵界標(71)左希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06頁。，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出現變化，中國的軍事實力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逐漸接近。但是，在2011年之前，奧巴馬政府對華競爭戰略凸顯出諸多協調因素，恰如學者指出的：“奧巴馬政府以多邊主義與加強聯盟關系為核心，對華政策采取競爭與合作相結合的戰略?！?72)Deborah Welch Larson，“Policy or Pique？Trump and the Turn to Great Power Competi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36，No.1，2021，pp.47-80.

這一時期，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表現出如下特征：第一，發展中國家是亞太地區的主要成員，中國注重促進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2003年，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強調，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發展水平差別很大，促進發展中成員發展應成為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任務(73)《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1日第1版。。由此，中國主張要加快發展中成員經濟發展，幫助他們把潛在市場轉化為現實市場，這也有利于發達成員尋找到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最終實現各成員的共同發展與繁榮。第二，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不斷進行新的議程設置。2005年，在韓國召開的釜山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主張推動亞太經合組織“人的安全”合作，提高各成員應對新傳染病的能力，得到了其他成員的高度贊揚(74)《深化亞太合作 共創和諧未來》，《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9日第1版。。2006年，在河內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中國倡議成立亞太經合組織港口服務網絡，以加速本地區港口及配套行業的整合與升級(75)《推動共同發展 謀求和諧共贏》，《人民日報》2006年11月19日第1版。。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胡錦濤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主題，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對于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與地區合作的重要性(76)《深化互聯互通 實現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12年9月9日第2版。。第三，在促進亞太經合組織機制發展中，中國積極提供新的理念。為推動亞太地區合作，營造良好地區環境，中國主張深化互利合作，推動建設亞太大家庭。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強調共建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性(77)《深化亞太合作 共創和諧未來》，《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9日第1版。。在此基礎上，中國堅持各成員要主動建設一個清潔、和諧、充滿活力、可持續發展的亞太地區?？傮w而言，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與世界聯系的增強，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進一步增強，在積極參與地區合作與亞太經合組織進程基礎上，尊重成員多樣性、強調成員的共同發展，并積極承擔起中國應有的責任，努力為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提供中國智慧。

(三)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拓展階段(2012年至今)

隨著2012年美國正式推出“亞太再平衡”概念，中美關系逐漸走向“競爭主導型”競合關系。對奧巴馬政府而言，中國作為一個“想象”的戰略對手，足以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性質(78)Chengxin Pan，“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4，2014，pp.453-469.。美國外交問題專家何瑞恩直接做出“中美步入‘大國競爭’肇始于奧巴馬政府中后期”的戰略判斷(79)Ryan Hass，“Performance Will Determine Prestige in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Global Asia，Vol.16，No.4，2021，pp.24-29.。隨著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國競爭”回歸，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尤其是拜登政府延續并固化了這種認知，在將中國定義為“體系競爭對手”基礎上強化與中國的全面戰略競爭，“合作競爭”成為中美現階段關系的常態(80)Joseph S. Nye，“US-China Cooperation Matters”，China Daily，June 19，2020，http：//www. chinadaily.com.cn/a/202006/19/WS5eec010da31083481725411c.html。

這種競合關系體現在兩國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中：首先，美國試圖弱化亞太經合組織的作用。由于美國缺乏對亞太經合組織的足夠戰略關注，加之亞太經合組織弱機制化，經歷兩次金融危機的經濟治理失效，其有效性不斷受到美國質疑。亞太經合組織甚至被稱作“清談館”和“沒有牙齒的對話場所”，在美國外交戰略中被邊緣化(81)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美國總統多次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說明這一組織并非處于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但是，美國政府從未放棄亞太經合組織，仍然試圖利用這一組織來擴大與地區國家的經濟聯系，達到與中國進行全方位競爭的目標。其次，美國建立了封閉性合作框架，以抵消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并與之展開競爭。美國相繼推出TPP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試圖打造亞太地區新的經濟合作機制。最后，美國利用亞太經合組織公開指責中國的外交行為。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過程中相繼拋出“轉向亞太”和“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概念，具有極強的針對中國的意涵。2018年在巴布亞新幾內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美國再次譴責中國的外交行為。中美競爭關系導致的分歧不斷，致使此次會議未發表領導人聯合公報。有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這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簡直是將中美競爭關系公布于眾，兩國圍繞亞太地區主導權展開激烈角逐(82)“This Year’s APEC Summit Set Out to Address Problems in the Pacific，but It Only Deepened the US-China Feud”，November 17，2018，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pec-2018-failure-us-china-xi-jinping-mike-pence-tension-2018-11。2020年11月，特朗普雖然出乎意料地參加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但在線上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系列會議中繼續對中國的外交行為大放厥詞(83)Sebastian Strangio，“President Trump to Attend APEC Summit，Official Says”，The Diplomat，November 19，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president-trump-to-attend-apec-summit-official-says/。

應當說，美國并未重視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作用，反而通過“另起爐灶”的方式分化甚至弱化亞太經合組織的作用，建立針對中國的排外性合作框架。相較于美國對亞太經合組織制度建設關注度和影響力的下降，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合作機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84)Jenn-Jaw Soong，“Is China Becoming the Core of Regional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Chinese Economy，Vol.47，No.3，2014，pp.3-7.。中國逐漸承擔起引領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大國責任，積極參與地區合作，推動亞太自貿區和亞太共同體建設。

基于此，從十八大至今，除了2019年智利因故未能舉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外，習近平出席了這期間的所有10次會議。其中，2014年中國再度承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望為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提高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貢獻。面對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障礙，2015年中國在馬尼拉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指出，要著眼長遠，完善亞太中長期合作戰略框架，為亞太經濟尋求新的增長動力(85)《深化伙伴關系 共促亞太繁榮》，《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0日第2版。。2017年，在越南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提出“愿同亞太伙伴深化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實現協同聯動發展，朝著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86)《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2日第1版。。2018年，在亞太經合組織巴新莫爾斯比會議上，中國再次指明亞太經合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向：堅持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開放型亞太經濟；堅持創新驅動，培育增長新動能；堅持完善互聯互通網絡，促進包容聯動發展；堅持深化伙伴關系，攜手應對共同挑戰(87)《把握時代機遇 共謀亞太繁榮》，《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9日第2版。。在2020年亞太經合組織布特拉加亞會議上，習近平明確指出：“世界和亞太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88)《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1月21日第1版。2021年是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30周年，習近平指出，這30年是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30年，也是亞太經濟合作不斷擴展的30年。中方愿同亞太各成員一道，積極推動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攜手開創亞太經濟合作新篇章(89)《共同開創亞太經濟合作新篇章》，《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3日第2版。。2022年，習近平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強調：“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穩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區。我們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亞太全體人民共同富裕?！?90)《團結合作勇擔責任 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22年11月19日第2版。2023年，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全面落實布特拉加亞愿景，建設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推動亞太合作取得更多豐碩成果，共同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91)《堅守初心 團結合作 攜手共促亞太高質量增長》，《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9日第2版。。

這一階段，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展現出三個鮮明的特征：第一，中國主動推進亞太經合組織原有理念與內容合作，在貿易投資便利化、經濟技術合作、“新發展觀”以及互聯互通等議題上持續表達中國觀點。尤其是2014年在亞太經合組織北京會議上通過的《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線路圖》，標志著亞太自貿區建設進程的正式開啟(92)劉宏松：《中國參與APEC機制30年：角色與機遇》，《人民論壇》2021年第36期。。第二，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引領作用不斷加強，提出諸多創新性理念和議題。在亞太經合組織不同場合中，中國強調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亞太伙伴關系和建設亞太共同體在推動經濟合作與地區一體化上的重要性，為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注入新活力。在亞太經合組織發展中，中國由積極參與者向未來方向的主動探索者和塑造者轉變，以積極參與的姿態提升自身的話語權與影響力(93)楊澤瑞：《論APEC亞太共同體建設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和平與發展》2021年第4期。。第三，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彼此借重，共同致力于亞太地區發展，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這一時期，中國參與的亞太經合組織各類會議都明確提出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愿景。一方面，亞太經合組織逐漸成為中國參與地區治理、貢獻中國力量和展現良好國際形象的關鍵平臺，也為中國諸多理念和外交政策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提供了重要載體；另一方面，中國提出的諸多新理念和新路徑有助于亞太經合組織尋找到更好的發展方向。因此，亞太命運共同體建設有效凸顯了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團體意識，反映出各成員國共同發展、攜手共進的未來愿景。

三 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戰略評估

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伴隨著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國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等原則，在國家發展、經濟合作與技術交流、地區穩定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梢哉f，中國在促進亞太地區貿易發展和技術合作、加強亞太地區聯系、處理地區熱點問題以及應對地區治理危機和挑戰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亞太經合組織逐漸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平臺，中國也成為推動亞太經合組織機制建設與作用發揮的重要引領者。

第一，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的角色由一般參與者向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塑造者與引領者轉變。在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初期，由于受到自身實力、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系以及當時的國際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中國僅僅將亞太經合組織作為加強與其他國家經濟聯系的重要渠道，而非經濟議題特別是政治安全議題比經濟議題更具敏感性，亞太經合組織議題的擴展引起了中國的疑慮(94)田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形式選擇——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9期。。因此，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保持了一定距離，在亞太經合組織中扮演著一般參與者的角色與作用。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以及相互依賴程度加深，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體系進程中，多邊主義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準則。同時，自身實力的綜合發展也為中國進一步承擔國際責任、提供公共產品以及發揮更大作用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此背景下，中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認知發生變化，將亞太經合組織視為促進經濟合作、加強地區聯系與穩定地區環境的重要平臺，中國逐漸在議程設置、理念指導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有學者指出，中國正在成為最有潛力的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驅動者，對亞太經合組織提供技術、資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有力推動亞太經合組織前行(95)趙江林：《亞太經合組織：新階段、新方案、新主角》，《當代世界》2013年第11期。。

相應地，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框架內的倡議能力和議題設定能力也大幅提升。2014年，中國主導亞太經合組織通過《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亞太經合組織促進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和《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等，對亞太自貿區可能實現的路徑、時間表和目標等進行研究，切實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96)《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第3版。。另外，中國相繼提出并踐行“亞太經合組織方式”“亞太命運共同體”“亞太自貿區”“亞太互聯互通”等理念，在數字經濟、城鎮化、藍色經濟等新領域探索發展路徑，指引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方向。正如習近平指出，中國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同世界和亞太各成員分享中國發展機遇(97)《共同開創亞太經濟合作新篇章》，《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3日第2版。。

第二，中國始終堅持亞太經合組織的基本理念與主要原則。亞太經合組織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以自主自愿、協商一致、循序漸進、非約束性和靈活務實等為原則的合作方式，有效適應了亞太地區的差異性與復雜性，推動不同成員在經濟往來與科學技術上的互動合作。早在1993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便主張“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開放、共同繁榮”四項原則，這與亞太經合組織堅持的互利性、開放性、靈活性與非強制性不謀而合。在1996年亞太經合組織第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提出“亞太經合組織方式”，進一步總結了中國對亞太經合組織實踐中所堅持理念的認知。即使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卷東南亞之時，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仍再次強調“尊重差別、自主自愿、協商一致”的重要性，亞太經合組織應堅持通過這種方式為促進本地區的穩定和繁榮作出自己的貢獻。進入21世紀，中國強化了對亞太經合組織的參與力度，強調“亞太經合組織方式”符合本地區多樣性的客觀實際，是各成員加強合作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亞太經合組織應在吸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為今后加強合作賦予新的內涵(98)《加強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年10月22日第1版。。同時，中國響應亞太經合組織構建亞太大家庭的理念，認為“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是亞太大家庭的精神紐帶，是確保亞太合作處在正確軌道上的重要保障”(99)《抓住世界經濟轉型機遇 謀求亞太更大發展——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中國外交部網站，2017年11月1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711/t20171111_9384056.shtml?？梢哉f，無論是在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國際穩定環境下還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時代，中國在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進程中始終強調堅持亞太經合組織基本理念與主要原則的重要性，并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第三，中國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的觀念創新與議程創新。隨著經濟實力和大國責任意識的增強，中國逐漸主動塑造和引領亞太經合組織的持續發展。中國早在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之初，就積極促進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1991年11月，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首次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時，便針對亞太經濟形勢、亞太經濟合作和貿易自由化等問題，提出亞太經濟合作的多樣性、互利性和開放性三原則。這是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上的首次重要貢獻，對亞太經合組織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100)賀平、周崢等：《亞太合作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4頁。。在之后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領導人提出諸多觀念創新，以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的持續發展。中國在不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上相繼提出亞太經濟合作的“四原則”、“五原則”和“亞太經合組織方式”等，有效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貿易聯系。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水平的提升，中國針對具體形勢提出了“探路者方式”(pathfinder approach)、“亞太命運共同體”、“亞太自貿區”、“亞太互聯互通”等理念，進一步賦予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新的時代內涵。例如，2001年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充分表達了廣大發展中成員的最大意愿，針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現實發展形勢首次提出了“探路者方式”，克服協商一致原則與強化具體行動之間難以協調的問題(101)曹宏苓：《APEC經濟合作與中國產業政策選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頁。。在議程創新上，中國根據不同地區問題治理的需要，在地區互聯互通、數字經濟、城鎮化、藍色經濟、構建自貿區等領域提出諸多中國方案?！?·11”事件后，中國在維護亞太經合組織現有合作方式和原則的同時，采取針對性措施將安全議題納入亞太經合組織議程設置中，并進行合理引導和控制。到目前為止，亞太經濟組織涉及的安全議題主要包括金融安全、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衛生安全、能源安全、備災、反腐敗、地區政治安全等(102)劉晨陽：《APEC二十年成就、挑戰、未來》，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4頁。。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亞太自貿區路線圖(103)蘇格：《亞太經合之中國足跡》，《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4期。，充分說明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愈來愈得到廣大國家的認同。當前，中國致力于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打造亞太命運共同體，強調建設和平穩定、共同富裕、清潔美麗與守望相助的亞太。

第四，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關注議題聚焦于經濟合作與地區發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和經濟技術合作一直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核心議程和追求的主要目標，期間提出的“亞太共同體”、建立“亞太自貿區”等諸多理念，其本質在于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與合作，促進成員國發展，以推動亞太地區發展。在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中，中國一步步走向亞太，亞太也一步步走向中國，中國已成為絕大多數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的主要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104)《深化伙伴關系增強發展動力》，中國外交部網站，2016年11月20日，https：//www.mfa.gov. 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611/t20161120_9384054.shtml，中國和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聯系取得長足進步。在中國及其他成員的努力下，截至2020年，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相比30年前平均實施關稅降低超過10個百分點，區域總貿易額增長超過7倍(105)蘇格主編《APEC 30周年紀念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10頁。。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歷程充分表明，加強經濟合作與促進地區發展是中國關注的關鍵議題。中國領導人在歷次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的演講致辭題目幾乎都包含“合作”“發展”等關鍵詞，表明中國重視亞太經合組織在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與地區發展中的價值。甚至在參與亞太經合組織初期，中國將開展經濟合作認定為亞太經合組織的唯一使命(106)《江澤民主席在APEC第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網站，2000年11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0011/t20001107_9384009.shtml。中國秉持亞太經合組織是一個經濟合作論壇，強調其不能偏離經濟合作的宗旨。隨著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程度的加深，中國突破了對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功能的認知，將其定位為促進亞太地區發展與繁榮的核心平臺。習近平指出，亞太經合組織是一個大家庭，打造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符合所有成員的共同利益，能夠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增添動力(107)《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第4版。。

在促進地區發展方面，中國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中國的發展起步于亞太，得益于亞太，也將繼續立足亞太、造福亞太(108)《發揮亞太引領作用 應對世界經濟挑戰——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中國外交部網站，2015年11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278/zyjh_682288/201511/t20151118_9384052.shtml。2012年，中國出資設立“中國亞太經合組織科技產業合作基金”和“中國亞太經合組織合作基金”，并向亞太經合組織項目基金捐款，為促進亞太經合組織發展作出了貢獻(109)《融合謀發展 創新促繁榮》，《人民日報》2012年9月10日第2版。。2016年6月，亞太經合組織首屆城鎮化高層論壇在中國寧波成功舉行，通過了《寧波倡議》，為亞太新型城鎮化道路指明了方向(110)《2016年亞太經合組織城鎮化高層論壇在寧波開幕》，人民網，2016年6月2日，https：//finance. people.com.cn/n1/2016/0602/c1004-28406341.html。中國始終強調亞太地區的互聯互通，全面落實《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完善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互聯互通架構，確保2025年實現全面聯接的目標，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亞太互聯互通網絡。而且，中國和亞太經合組織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機遇，打造互聯網和數字經濟、藍色經濟、綠色經濟等新的增長點?？傮w而言，加強經濟聯系、推動成員間合作、促進地區發展與繁榮始終是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關注的核心議題。

第五，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彰顯開放的地區主義。一直以來，“開放的地區主義”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基本合作原則，在亞太地區整體合作框架下體現了亞太地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呈現多元性，包含東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經濟體，成員無須像歐盟成員那樣承受放棄主權的代價而趨于選擇封閉，因而得以維持開放的特性(111)史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APEC方式》，《國際經濟合作》2003年第8期。，從而協調不同成員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上的差異性。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不同場合中強調“開放的地區主義”的重要性。2001年，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指出：“繼續秉承‘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為促進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作出貢獻?！?112)《加強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年10月22日第1版。亞太地區已建立多個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我們應該支持它們并行不悖地發展，努力形成兼收并蓄、優勢互補的亞太區域合作格局。對于區域外機制，我們也要秉持開放包容態度，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113)《推動共同發展 謀求和諧共贏——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6年11月19日第1版。。2011年4月，胡錦濤強調，我們應該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尊重地區外國家在亞洲的存在和利益。我們歡迎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各個國家積極參與亞洲合作進程，共同促進亞洲和平、穩定、繁榮(114)《推動共同發展 共建和諧亞洲——在博鰲亞洲論壇二〇一一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11年4月16日第1版。。習近平強調“開放”的重要性，指出：“開放是亞太合作的生命線。要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115)《共同開創亞太經濟合作新篇章》，《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3日第2版。在2022年召開的亞太經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重申“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對于構建“堅持開放包容，建設共同富裕的亞太”的重要性，指出：“歷史反復證明，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我們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116)《團結合作勇擔責任 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22年11月19日第2版。2023年習近平在出席美國舉行亞太經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再次強調“開放包容是亞太合作的主旋律”，指出：“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堅定不移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尊重經濟規律，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促進各國經濟聯動融通，加強相關區域經貿協定和發展戰略對接?！?117)《同心協力 共迎挑戰 譜寫亞太合作新篇章》，《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8日第2版。而且，中國不僅僅將開放的地區主義停留在理念層面上，還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地區論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橋梁，積極推進周邊利益共同體的建設，踐行“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

四 中國—亞太經合組織互動與中國地區戰略優化

中美之間的競爭關系逐漸外溢到亞太經合組織的地區合作與制度建設中。如何恰當管控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間的競爭性關系，既對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的進一步互動意義重大，也對中美雙邊關系朝向正向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更對有效發揮亞太經合組織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合作至關重要。因此，中國不僅要繼續深化與亞太經合組織間的互動關系，還要積極管控中美競爭關系，進一步優化中國的地區戰略。

第一，明確界定地區戰略目標，促進中國地區戰略優化。明確地區戰略的目標和實施路徑對于中國制定更加清晰和有效的地區戰略具有積極意義。對于中國而言，以建設性姿態和負責任的態度全面參與各類磋商機制，將開放的地區主義作為一種戰略工具推動地區秩序建設，打造戰略依托地帶是中國地區戰略的核心(118)門洪華：《中國國家戰略體系的建構》，《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5期?！，F階段，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中國促進亞太地區共同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地區戰略目標。應當說，作為中國亞太戰略的重要平臺，亞太經合組織是中國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制度支撐。中國可以通過減少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異質性利益，尋找更多的同質性利益，進而擴大共同利益。中國與亞太國家雙邊層面上的互動與合作促進各領域間的交流，不僅能夠彌合雙方的利益分歧、實現良性互動，也可以為中國與這些國家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交流奠定良好基礎。同時，亞太地區存在著包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印太經濟框架”等諸多合作制度，形成了制度重疊甚至是制度競爭局面。在“開放的地區主義”理念的指導下，中國的地區戰略優化必須恰當處理亞太地區存在于不同層面的諸多制度，在重視地區合作機制的同時區分和整合不同機制間的作用。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實現“亞太自貿區”的兩條重要路徑(119)楊澤瑞：《論APEC亞太共同體建設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和平與發展》2021年第4期。，RCEP和CPTPP是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地區經濟合作的有效補充。中國要推動RCEP與CPTPP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彌合不同地區制度間的矛盾與競爭，彰顯地區合作的開放性與包容性(120)保建云、李俊良：《亞太自貿區建設中的大國競爭、博弈陷阱與中國的政策選擇》，《國際經貿探索》2022年第7期。。而針對美國主導下的“印太經濟框架”展現的封閉性和排外性，中國要穩健應對，謹慎對待這一框架小集團屬性和競爭特性，倡導開放包容的地區制度合作。

第二，持續發揮中國的引領作用，推動亞太經合組織深入發展。亞太經合組織成立初期，其相關機制的完善和議題設置主要由美、日、澳等國主導。一直以來，中國在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中保持著相對低調、積極合作的態度。但隨著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增長，如今中國在亞太地區、全球社會經濟和其他領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121)金英姬：《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論與中美關系》，《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5期。，中國逐漸成為亞太經合組織的中心角色之一，轉變為地區規則的主動參與者和制訂者(122)趙江林：《亞太經合組織：新階段、新方案、新主角》，《當代世界》2013年第11期。。在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過程中，中國既要針對微觀領域中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必要合作，同時也要在宏觀層面上強調有效的戰略對接。其本質在于，要擴大共同利益、彌合利益分歧，促進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以合作關系主導雙邊和多邊關系發展，將競爭限制在可控范圍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優勢領域和廣泛分布著共同利益的領域，中國可以推動亞太經合組織議程設置與實踐開展，逐步形成機制化合作；也可以在對中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如經貿合作、地區安全與互聯互通等深化互動，促進亞太經濟合作共同體的形成。同時，積極推進中國的外交戰略與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目標的聯動至關重要。例如，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與亞太經合組織對接，尤其是對接亞太經合組織“后2020時代”愿景和“亞太共同體”建設，將為亞太地區發展與合作創造新的機遇和空間(123)參見蘇格主編《APEC 30周年紀念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17頁；楊澤瑞：《論APEC亞太共同體建設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和平與發展》2021年第4期。。一方面，互聯互通作為中國和亞太經合組織共同致力于實現的目標，為雙方提供了利益的匯合點和戰略對接的契合點；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在亞太地區的展開，在為亞太地區提供諸多公共產品的基礎上有效促進了亞太地區的合作，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加強發展戰略及合作倡議對接，實現協同效應(124)《面向未來開拓進取 促進亞太發展繁榮》，《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2日第2版。。此外，推動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亞太共同體”之間的聯結，既可以展示中國倡導合作共贏、強調共同發展的理念價值，也可以為推進“亞太共同體”建設提供中國方案，為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第三，始終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加強與亞太經合組織的積極互動。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逆全球化、逆區域化和單邊主義趨勢的回潮造成國家政策選擇更加保守和封閉，多邊主義的思想與實踐受到沖擊。尤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頻繁組建諸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印太經濟框架”等封閉性的經濟合作組織，不僅沖擊著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功能的發揮，也破壞著亞太地區的多邊主義合作。開放的地區主義作為一種包容性和國際主義顯著的多邊主義理念，既聚焦本地區的合作進程，又強調與地區外的聯系，能夠成為中國有效管理共同利益、加強地區互動和推進多邊主義的戰略工具。開放的地區主義也是中國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重要實踐，在與亞太經合組織互動的過程中，其為中國和其他國家提供了相互學習的機會，各國可以積累合作經驗，增強互信，從而為在全球范圍內的多邊實踐奠定基礎(125)朱鋒：《關于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現代國際關系》1997年第9期。。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使得中國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可以獲得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好處，共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積極成果。因此，踐行開放的地區主義要求中國在與亞太地區國家互動的過程中，在堅持互利、互惠、非歧視和包容性等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姿態深化與亞太國家的互動，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一體化建設。在此基礎上，亞太經合組織在推動地區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還應保持對亞太地區外國家參與本地區的經濟合作保持開放態度，尤其是注重推動不同地區間的交流與互動，實現不同地區的優勢互補與資源共享，從而推動雙邊與多邊、地區與全球的聯動發展，使亞太經合組織兼具地區效應和全球性的戰略意義。

第四，妥善管控中美競爭態勢，塑造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僅深刻影響中美雙邊關系發展，也對中美在地區的互動與其他領域的交往產生重大影響。在影響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各種變量中，大國博弈具有關鍵性作用。作為一個崛起大國，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面臨著來自以美國為代表的守成國發起的激烈競爭(126)Van-Hoa Vu，Jenn-Jaw Soong and Khac-Nghia Nguy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Way”，The Chinese Economy，Vol.55，No.4，2022，pp.255-267.。管控中美競爭態勢，既有利于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深入合作，也可以進一步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的持續發展。而且，亞太經合組織不僅是中美聯系和互動的平臺，而且是兩國利益交匯的平臺，其緩解和協調大國競爭的戰略意義日益突出(127)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美國全球戰略調整與布局》，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年，第51頁。。在中美戰略競爭關系中尋求新的平衡點與合作方向至關重要。中美兩國要在雙邊關系發展中注入更多的“互惠”理念，以合作者或協調者而非競爭者的身份來定義彼此關系。中國要使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各領域發展不僅僅是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美國。兩國應尋求建立如基辛格所稱的“太平洋共同體”(128)David M. Lampton，“Reconsidering US-China Relations：From Improbable Normalization to Precipitous Deterioration”，Asia Policy，Vol.26，No.2，2019，pp.43-60；David M. Lampton，“China：Challenger or Challeng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9，No.3，2016，pp.107-119.。另外，百年變局下的國際體系充滿著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國際社會中出現的諸如新冠疫情、氣候問題等均可以成為推動中美關系走向合作的重要關鍵節點事件。

結 語

競合復合關系作為國際政治中行為主體間的常見互動狀態，逐漸成為中美關系的常態，并深刻影響兩國互動方式的轉變。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的競合互動歷經“合作主導型”、“競爭與合作相對均衡型”與“競爭主導型”競合關系三個階段，這種競合關系的變遷既與中美利益關系的轉變與實力對比的變化有關，也與美國對華身份定位相聯，更與外部事件沖擊下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在此背景下，中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歷經初始階段、深化階段和拓展階段，在堅持和倡導亞太經合組織的基本理念與主要原則以及推動其觀念創新與議程創新的過程中，實現了從亞太經合組織的一般參與者到引領組織發展的塑造者和變革者的身份轉變。

就目前而言，中美競合關系的復雜態勢逐漸成為一種國際政治現實，并以進行時方式持續演進，不斷塑造著中美在不同領域中競爭與合作互動關系的結構變化與進程變遷。而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競合關系的動態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美國將中國鎖定為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并與中國展開“長期競爭”“戰略競爭”“多層次競爭”與“體系競爭”等，逐漸完善以“戰略競爭”為主導的美國對華戰略博弈?，F階段，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互動關系逐漸走向以競爭為主導，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更是成了美國對華競爭的核心展開區域。2023年，美國是亞太經合組織的輪值主席國，舉辦了一系列相關會議，這為其擴大在亞太地區的競爭實力提供了良好機遇，也為其重新思考和校正亞太政策營造了重要契機。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在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下應對美國發起的競爭，探索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良好互動，進一步深化與亞太經合組織的互動關系，實現中國地區戰略的優化，成為當前不得不繼續深思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