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賢后裔研究的新進展
——“第六屆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李鐘銳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孔府檔案研究院，山東曲阜， 273165）

2023 年11 月17 至19 日，由曲阜師范大學、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主辦，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孔府檔案研究院、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孔子博物館、曲阜市文物局、四川大學西南文獻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研究院、《清史研究》編輯部、《史林》編輯部、《孔子研究》編輯部、《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齊魯學刊》編輯部承辦的“第六屆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曲阜召開。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山東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蘇州大學、廈門大學、東南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孔子研究院等國內外58 所高校、科研院所及文博系統的逾百余名學者參加此次會議，會議選錄學術論文62 篇。 本次會議就法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家族史研究等多個領域的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且充分的討論。 在弘揚中國優良家風的熱潮下，圣賢后裔相關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并取得了許多斐然成果。 本文專就此次會議中，學者們運用檔案、家譜、碑刻等地方檔案與文獻對圣賢后裔展開的研究作一綜述。

一、圣賢后裔家族史研究

圣賢后裔家族的傳承有序是其創造和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 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孟坡在《元〈先師亞圣鄒國公續世系圖記〉碑考釋——兼論金元時期的孟子后裔世系》 一文中對鄒城孟廟現存最早元《先師亞圣鄒國公續世系圖記》碑的細致釋讀，發現該碑的碑陽與碑陰對于孟子世系記載存在明顯的抵牾之處。 碑陰代表的是元代“壬子籍戶”下官方所確信的孟子后裔世系，碑陽則是孟子后裔為辨正自身代序所作的闡釋。 隨著時間的變遷，孟子后裔最終還是以官方所定的“壬子籍戶”世系作為確定自身世系的標準。 金元之際，在尋訪圣裔、重建世系的過程中，朝廷、地方政府等官方力量起著主導作用，圣裔家族則更多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

家譜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家譜是維持家族血脈關系的主要紐帶，是研究家族史的重要民間文獻。 曲阜師范大學碩士生王堯《清代關東旗人孔氏的抉擇：族譜編撰與身份認同》中指出關東地區孔姓旗人是通過族譜編撰來表達自我的身份認同。 孔姓是否為圣裔的關鍵在于是否為孔子后裔，族譜則為其提供了切實的現實依據。 關東孔姓旗人在族譜中追溯孔子為始祖，講述祖先作為孔氏圣裔移民關東的歷史，從而與闕里衍圣公建立了同宗關系。 再運用宗族語言編排世系，將祖先與當下人群聯結起來，作為他們自身為孔姓后裔身份的表達。 義州旗人孔氏對于“旗”與“民”身份，在不同社會情境中做出不同的認同抉擇，以適應其社會身份與現實利益的變化，則展示出關東孔姓旗人抉擇的現實性與策略性。 國家政策調整對家族策略變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東南大學副教授賀晏然《清代儒家先賢奉祀制度的建立與“奉祀型家族”的崛起》文中指出明清時期國家奉祀政策變化，形成了“奉祀型家族”這一特殊的家族形態。 本文主要探討了三部分內容，一是在“奉祀型家族”出現之前的奉祀模式為原鄉祭祀原則。 二是“奉祀型家族”規?；绕鹬饕ǚ铎肷罅糠夯?、衍圣公府對山東外先賢奉祀管控減弱和家族對奉祀活動的主導三方面原因。 三是南北方“奉祀型家族”的策略與發展特征，“奉祀型家族”主要通過建“祠”和修“譜”，以實現設立奉祀后裔的目的。 南方通過多方面靈活的策略謀求奉祀身份，北方家族則注重正統身份，倚重衍圣公府與政府的力量，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相互競爭、合作的關系。

家族遷徙是家族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曲阜師范大學曹雪稚博士在《移民、國家與家族：明代曲阜孔氏族裔的外遷》一文中通過將傳統歷史地理學理論同現代的GIS 技術相結合，運用簡潔的歷史地圖分析明代曲阜孔氏的外遷的范圍、成因與特點。 明代時期曲阜孔氏族裔的自主性移民成因，既存在國家層面上的因素，包括戰亂時期社會動蕩、國家落籍政策調整，也存在家族層面上的因素，家族繁衍導致土地不足，族人外出經商、外地做官等。 從明代孔氏族裔外遷現象的考察，可以看出相較于國家的強制性移民，自發性移民的外遷規律決定性因素還是安土重遷以及儒家忠孝倫理等傳統觀念，使得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強。

圣賢家族志書研究對挖掘圣賢家族志蘊含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山東大學副教授譚景玉在《明代儒家圣賢家族志的編纂、內容及價值》一文中指出明代在國家尊孔崇儒政策下，編纂儒家圣賢家族志記述儒家圣賢及其后裔等家族概況成為一股風潮，大量的家族志書在這一時期問世。家族志書的編纂對于弘揚先賢功績，維護家族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圣賢家族志書對于研究圣賢家族歷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具有制度研究、文獻輯佚、考訂世系等多方面功能，是研究圣賢家族史和儒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麗《孔子家志編纂要旨及其價值》一文指出孔子志書的編纂要旨主要包括四個方面：記載孔子世家史、保存世家史料、垂訓孔氏子孫，教化廣大學人、作為崇儒安邦的途徑。 通過孔子家志文獻我們可以系統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變化和發展，理清孔氏家族的發展脈絡，深切感悟圣賢優良的家風文化。

二、圣賢后裔制度史研究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制度史研究被稱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鑰匙”之一。 曲阜師范大學教授吳佩林在《明代在孔府發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報告中，從多個方面對明代對孔府發展史的重要性展開論述。 首先，從爵位承襲上看，明代衍圣公爵位的承襲漸趨穩定。 其次，從衍圣公的品秩來看，衍圣公品級由卑而高。 再次，從衍圣公職能上，衍圣公也一改前代出任外官的慣例，專主奉祀。 最后，討論了孔府機構設置的完整性以及祭田管理的規范性。 在明代尊孔崇儒的政策下，孔氏的圣裔形象得以鞏固，孔氏宗族發展更加壯大，孔氏家族在內的四氏圣裔詩禮傳家的氛圍愈加濃厚。 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吳偉偉在《明代驛站制度的表達與實踐——以孔府使用為中心的考察》一文將《明會典》中衍圣公以及其屬官使用驛站的規定進行了系統的歸納、整理，得出了衍圣公乘驛之事由約有三種：病勢沉重；奉命赴闕；進京朝賀。 衍圣公屬官、員役乘驛之事由主要有赴京公干和隨同衍圣公進京兩種。 結合《孔府檔案》中關于衍圣公使用驛站的內容與明代京師、山東驛路圖，復原了衍圣公往返京師的路線。 發現明代驛站制度的實踐過程中，衍圣公在使用驛站過程中存在騷擾驛站、夾帶私貨的問題，驛站的管理上也存在秩序紊亂的情況。 該文有助于加深學界對明代驛站制度的認識。 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朱亞非、碩士生王曉璞《有限自主與反向納入：明代衍圣公府政務關系簡論——對〈孔府檔案〉嘉靖至崇禎朝咨文的再解讀》一文整理《孔府檔案》中現存的明代衍圣公府與六部、都察院、山東巡撫、山東布政使司的往來咨文24 件（含草稿），考察衍圣公府與中央部院以及地方政府來往咨文的內容，分析衍圣公府在明代國家結構中的地位。 明代衍圣公府存在“道統”意義上的特殊性，使得其相較于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存在具有一定獨立性，但其在政務往來方面仍然受到多方掣肘。

三、圣賢后裔特權研究

歷代以來，統治者為傳播尊孔崇儒的思想，往往給予圣賢后裔各方面的特權，差徭優免是圣賢后裔最為重要的特權之一。 曲阜師范大學博士生蒲鳳蓮《清中后期州縣治理的困境——以孔府差徭優免為中心》一文中利用《孔府檔案》中關于孔府差徭申免的檔案，分析了從乾嘉時期到道光以降，州縣政府對孔府差徭優免態度與處理方式上的變化。 文中指出變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州縣政府對于孔府群體派差形式，由在地方雜差、鄉地差役及工差轉變為更多的在兵差及各種苛捐雜稅，二是州縣政府對于孔府提出差徭優免申訴所采取應對策略，則是由原來的援例維持轉變為約束限制。 清統治到中后期，在社會變動影響下，傳統儒家秩序遭到破壞，制度化儒家逐漸解體，孔府群體世代享有的優免恩例名存實亡。 差徭優免申訴過程中，州縣治理中存在的上司掣肘、紳士豪強及宗族對地方事務的干預、財政拮據等諸多困境也得以體現。 聊城大學李先明教授《北洋時期的賦稅加派與孔府差徭優免權的終結》一文中，討論了在北洋政府時期賦稅加派的背景下，孔府利益群體差徭優免權面臨的存廢危機。 在糾紛處理方式上，無論是為族眾申訴的孔府，抑或是處理申訴的地方政府，均會因申訴群體與孔府的親疏而不同。 地方政府不斷強調賦稅加派的正當性，孔府的申訴收效甚微，孔府差徭優免權最終還是難免走向末途。 孔府差徭優免權終結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儒學正統地位的喪失，并非僅僅是賦稅加派所產生的沖擊。

欽撥戶，是指由皇帝撥賜、專供貴族地主使役的戶人，欽撥戶群體被分為廟戶與佃戶兩類。 孔府在所屬人戶的管理上存在諸多紛爭。 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鄭雙在《“統治”與“逃脫統治”：清代孔孟二府欽撥戶脫戶糾紛中的國家與社會》一文中，專門就清代孔孟二府的欽撥戶脫戶問題展開研究。 其指出孔孟欽撥戶脫離孔孟二府的統治原因在于承擔的繁重負擔、微弱的獨立性和屬官員役的盤剝，而編審漏洞以及地方官府與孔孟二府在爭奪欽撥戶管理權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則為脫戶創造了客觀條件。 欽撥戶通過出逃外地、就地隱匿、虛構事實、與孔府屬官員役共謀等方式尋求脫戶?？酌隙鎸J撥戶的脫戶伎倆，則是通過聯系上層高級官員給予州縣政府壓力，迫使其幫助追回逃脫的欽撥戶。 脫戶糾紛最終能夠妥善解決的根本在于，國家出于統治的需要，孔孟圣裔因作為文化正統的象征，往往受到偏袒。 揚州大學博士生張蒙蒙、李文才教授《明清孔府廟戶的管理建構——以《孔府檔案》為中心》一文中從人力管控的角度闡釋孔府對于廟戶的管理，管理方式包括孔府對于廟戶編審戶籍、清查漏戶逃丁、征收丁銀年例等。 管理機構孔府則通過以百戶官為主、以健丁和戶頭等屬官為輔的百戶廳作為管理機構，對廟戶人丁進行日常管理。 孔府對廟戶的人力管理，最終目的在于使廟戶能完成包括灑掃、守衛和、備辦祭祀和孔府的各類雜差。 山東大學博士生孟維騰在《重構崇圣：民國時期曲阜林廟奉衛體系之變（1914—1930）》中指出民國頒布的《崇圣典例》改變了曲阜的傳統林廟奉衛體系，孔府失去對林廟奉衛官的選任權。 在孔氏重新掌握林廟管轄權前，經歷了由曲阜知縣兼任林廟奉衛官的階段。 最終孔府成功收回奉衛權，奉衛體系得以延續，但由于奉衛規則并不清晰、權限不明、財政困難等原因，林廟治理的秩序一直處于混亂狀態。 作者強調在民國時期，儒學正統地位受到沖擊衰落是不爭之實，但在林廟奉衛體系爭端中，孔府與多方斡旋運作下，事態產生的多番反轉，則顯示出在復雜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社會各方對待傳統儒學態度的仍是搖擺不定。

四、圣賢后裔社會文化史研究

本次會議中還有利用《孔府檔案》對孔府飲食史進行研究的優秀論文。 曲阜師范大學博士生楊素花《物質、聯結與統馭：明清時期孔府與朝廷的飲食互動》文中指出飲食作為一種互動性的社會語言，明清時期孔府與朝廷的飲食互動，始于物質層面。 孔府由下而上的“貢”與朝廷由上而下的“賜”，則是在關系層面的升華。 闕里迎奉場合更是交互機制中達到物質聯結、關系建構與政道相維的一種共融。 作者認識到研究歷史上的飲食活動，確須超出食品史的范疇，去注目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意義等具有社會性意義的方面。 明清時期，飲食體系經過前期的發展與繁榮，凸顯體系化與制度化特征，飲食成為溝通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等多重領域的介質，與整個歷史生態相始終。

《淮南子·說山訓》有言：“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山東大學孔勇副教授《事實與傳聞之間：明清衍圣公府大門楹聯的知識考古》一文則是通過研究衍圣公府大門楹聯，探究歷史敘事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 通過研究闕里文獻以及名人游記，指出衍圣公府大門楹聯由明代“李東陽題寫”，糾正了楹聯內容改動發生于清代的錯誤認識，實際發生時間在清末民初。 近年來流傳廣泛的關于“李東陽撰詞、紀昀書法”的說法并不準確，是近年來的民間軼聞。 此例個案研究為孔府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

五、總 結

縱觀圣賢后裔部分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特點：1、研究時段主要集中于明清時期。 2、研究對象以孔府為中心展開研究為主，其他圣賢后裔研究較少。 3、史料利用以檔案資料為主，兼及家譜、碑刻、契約等地方文獻。 本次會議使得學者們深切認識到圣賢后裔研究具有的獨有價值和意義，同時發現在研究過程中存在意識的缺失、文獻史料運用不充分、家族研究過于碎片化等問題，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有待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