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大家”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

張廣才

(南昌工學院,江西南昌 330108)

王安石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但其散文在北宋文壇上獨樹一幟,其詩歌也備受后世關注。此外,作為政治改革家,他深受朋黨之爭影響,其詩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評論和接受自然與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王安石詩歌接受情況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了較大差異性。

北宋,王安石詩歌備受推崇,其詩歌品評者、學習者眾多,其詩歌接受整體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南宋時期,因李壁的《王荊文公詩箋注》問世,以及陸游、楊萬里等對王詩的大力推崇,王詩的接受邁入了高潮。元明時期,由于諸多原因,宋詩遇冷,此時王詩的接受雖然跌至低谷,但王詩的傳播范圍卻在擴大。清代,宋詩潮興起,王詩的接受雖然呈現復興態勢,但由于王詩的詩風前后不一致,導致王詩的接受不冷不熱。

“乾隆三大家”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能較好地反映清代王安石詩歌接受情況,袁枚、趙翼和蔣士銓是活躍于清代乾隆年間的三位著名詩人,學界因其詩學的卓越貢獻將其譽為“乾隆三大家”。尚镕評價三家詩歌特點為:“讀三家之詩,巧麗者愛子才,樸健者愛苕生,宏博者愛云崧,取其長而棄其短,是在善讀者”。[1](P1921)袁詩巧麗,蔣詩樸健,趙詩宏博,其詩風各具特色。以“乾隆三大家”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詩人,不只是在創作詩歌上成就卓著,更為可貴的是他們開始打破詩壇長久以來形成的唐宋詩之爭的壁壘,以及根深蒂固的門戶派別的局限,重新以歷史視角去審視王安石的詩歌,并用更加客觀的態度、理性的精神進行批判和繼承。袁枚、趙翼和蔣士銓三位詩人擺脫了前人對王詩評價和審美的固化認知,從詩學視角創新性地表現出更為全面的審美視野。筆者將站在此三人對王安石詩歌接受的角度加以論述。

一、袁枚基于“性靈說”思想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

袁枚所處的時代,對于唐宋詩的爭論充斥著清代詩壇,且考據之風盛行,此時袁枚的“性靈說”獨樹一幟,他強調性情的意義,突破了傳統詩學理念的束縛,逆行于時代風潮。他主張在創作詩歌時注重情感抒發,崇尚自然和真善美,指出感情要合乎本性。袁枚認為詩歌應該“自得性情”,不必有唐宋之別,最終以抒發真情實感為宗旨。

袁枚就是基于“性靈說”開展了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他在《隨園詩話》中對王詩作了許多評論。對于王半山改詩的嗜好,袁枚的看法與前人迥異,他毫不遮掩地道出王半山的修改弊端,評價曰:“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盵2](P21)過去的學者認為白居易的詩歌“無一句不自在”,因為白居易是個平樂安逸之人,而普遍認為王半山的詩“無一句自在”,所以推知其為人必是執拗乖張。袁枚則認為王安石的古文在宋人當中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但就其詩歌而言,始終是不得法門。袁枚舉了王安石把一些好詩“點金成鐵”的例子:如把杜甫詩中的“天闕”調整為“天閱”,把“過日”說成是“過目”,變“同一照”的靈動之筆變為干澀的“同一點”;王摩詰詩中有“一夜雨”,王半山曰“一半雨”。袁枚認為王安石修改的詩文是“剜肉生瘡”的敗筆,認為宋人自恃才學淵博,好穿鑿附會,改詩卻把古人原本的佳句改得令人發笑,實是畫蛇添足之筆。

王仲圭“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串媺Α本?最渾成。荊公改為“奏賦《長楊》罷”。劉貢父“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云里望蓬萊?！鼻G公改“云里”為“云氣”。劉威“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鼻G公改為“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碧K子卿“只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鼻G公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盵2](P193)

在袁枚看來,王半山的造作不單單體現在變法上,同樣體現在化用修改古人的詩作上。如王半山把王仲圭本來渾然天成的詩句改成“奏賦《長楊》罷”,還自認為修改后更為遒勁有力,事實卻是比不上原詩的天然之趣;改劉貢父的詩成“云氣”,袁枚認為是修改后連正常的文理都不大通了;改劉威和蘇子卿的詩句則更是敗筆橫出,袁枚認為這是把原本極具靈韻之詩改得寡淡無味,毫無靈動之氣。對于王安石的改詩,袁枚之所以多持有否定態度,與他主張的“性靈說”不無關系。袁枚在談論如何寫作詩歌時毫不諱言:“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盵2](P183)

袁枚認為創作詩歌的過程中,寫好景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抒好情卻是件難事,因為景色是目之所及的客觀存在,只需留心觀察便可得到;然而抒情必須是發自內心,如果沒有由衷的感情,就無法在詩中表達出能引人共鳴的情感來。因為“情”不同于景色,它是人的天性,且存在個體差異性。杜甫、歐陽修是善于抒情之人,而李白和蘇軾應該算是不善表情之人;王半山和曾鞏更加是天性幾乎沒有情感的,故而其詩不能引發讀者的共鳴。在袁枚看來,作詩難在情感抒發的真摯上,有性情才能有真情感,否則詩歌只是敷衍成文。詩人抒發情感必須是自己心有所感,只有由心而發,才能把情感表達得動人心弦,讓人感同身受。在袁枚看來,王半山是天生缺乏感情的人,故而他不能很好地在詩中自如地表達情感,他的詩歌沒有真性情。因此,對王安石的詩歌,袁枚不留情面地提出否定觀點,認為王安石在詩歌創作時為追求新奇而改前人佳句,只是在賣弄自己的淵博學識,并非真性情的抒發。

由此觀之,袁枚認為詩歌是否情感真實是評判詩歌真實乃至詩歌優劣的重要指標,而詩歌的真實源自情真意切,這是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派的根本主張。袁枚認為王半山的文章卓然超絕直逼韓愈,因為作文不喜平鋪直敘,而王安石性格執拗、性情固酷,因此字斟句酌往往能高于眾人;然而詩歌完全不同于文章,詩緣情而綺麗,王安石是天性少情之人,作詩沒有性情則一起筆就是錯,其一味追求詩歌的幽奇險峻,而忽視了詩歌抒情的本質。袁枚對于王安石的詩歌完全持否定意見,是因為其品評詩歌的依據完全以詩人的性情為根本出發點,僅僅因為王安石的性情與詩言情的本質相背離就否定其詩,這樣的評價雖然不免有些偏頗,但從中也可窺知性靈派評價詩歌時對表達真性情、真情感的重視。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袁枚對王詩的不認可,似乎更像是心血來潮之語,王詩中情景交融、自然曉暢之句,是袁枚詩中難以達到的高度。

歷來對詩歌思想都有“思無邪”的傳統認定,王安石在《字說》里也認為詩歌是合乎禮法之言。袁枚雖然沒有對這一問題直陳觀點,但是用堅守傳統的太守作為例子展開了駁論,從而對把“思無邪”當作準繩形成的“以詩論人品”的觀點持否定態度。袁枚在“性靈說”思想影響下對傳統的“思無邪”論詩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此種論詩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詩人對自身真性情的抒發。袁枚認為詩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抒發真情實感,這是詩歌藝術審美的前提,故而性靈派主張“必以情””為詩。因此袁枚對于王半山的詩歌評價頗為大膽,王安石自覺畢生最得意之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言自己有時在青山中自在地獨坐抓虱,有時執書伴著黃鶯的歌唱入眠,呈現出自己悠閑放達的情趣和心境。據《石林詩話》記載,王安石得此一聯,自謂不減杜詩高度。袁枚卻犀利地評價為“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痹吨灶H有微詞,是認為王半山沒有表達真情實感,不過是附庸風雅,嘲笑其詩中應景的畫面只可能是曬太陽的乞丐和逃學的孩童。當然,王安石的詩并非被袁枚完全否定,也偶有袁枚認為的妙句,被袁枚譽為王半山生平最佳作品的“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甚得其心。此句并未有意煉字,只略微使用簡單的白描,明白曉暢,這恰恰是袁枚認同的符合半山真性情的詩句。

從總體上說,袁枚認為王半山自然天成、獨抒性情的詩歌才是精品,但這類詩作較少,其對王半山詩歌的評價大體上看依然是“在門外”,這就難免于輕率之辭。事實上,在唐宋詩歌發展史上,王半山改詩有一定積極的意義,他把原本婦孺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略加轉化,使前人詩作呈現出新的光輝,提升了詩句的新鮮度。后世學者對于袁枚評價王詩的態度則更為客觀,清人黃培芳認為王半山的詩歌經得住品評,后人可模仿學習,批判袁枚評價王詩“一生在門外”的論斷是狂率之辭。同時代的吳仰賢亦是認為袁枚的評價語更像是“一時興到語”。王半山詩中的確有一些情景兼備的佳句是袁枚獨抒性情的詩句無法比肩的。袁枚本著“性靈說”的角度,站在創作詩歌應以“獨抒性靈”為宗旨的立場上,對王半山詩歌做出了不同流俗的評價,有其獨特性:一方面袁枚對于王半山的詩歌創作求新求異、缺少真實性情表示鄙夷,其評價有失偏頗;另一方面袁枚也對王詩中自然流暢抒發作者真性情的作品,表現出稱贊。從整體上說,袁枚的評價雖然微詞頗多,卻無疑為清中期王安石詩歌的評價、接受展示了一種全新審視點。

二、趙翼基于“詩貴自然”思想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

趙翼是與袁枚有著相似詩學觀的詩人、詩論家,同時,他又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趙翼同樣高舉“性靈”大旗,是“性靈派”的又一倡導者。所不同的是,趙翼站在史學家的角度來審視文學,著重于發掘詩歌發展創新的規律,在性靈之外,也不失客觀標準,體現了史學家的論詩傾向,故趙翼對王安石詩歌的評價不像袁枚那樣激烈,其主要思想集中在《甌北詩話》中?！懂T北詩話》是趙翼對自己一生詩歌創作的心得總結,以及閱讀他人詩歌得到的認識和體會。他在《甌北詩話》的卷十一、卷十二中有“王荊公詩”“明妃詩”“古今詩互有優劣”等條目,對王安石詩歌有明確的論述:

王介與荊公素好,因荊公屢召不起,后以翰林學士一召即赴,介寄以詩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鄙w諷之也。公答以詩,即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标淘I有題上竿伎詩:“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惫c文潞公同過其題,潞公為低徊,公又題一絕。(《石林詩話》)[3](P217)

晚歸金陵,題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被蛑^公好與人爭,在朝則爭新法,在野則與謝爭墩。又詠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眲t不惟出而專朝廷,雖丘壑亦欲專之矣。(《歸田詩話》)[4](P1329)

趙翼引述了《石林詩話》中提及的關于王半山與王介對詩、與文潞公題詩、爭謝公墩之事,從這些詩話中不難看出王安石好標新立異、不走尋常路、處處與他人不同。

趙翼力挺“性靈說”,倡導“詩貴自然”,認為創作詩歌時應表達出自己的真情實感,故而在鑒賞王安石的詩歌時,趙翼亦是先論王半山的性情,而后再論王詩。趙翼以王半山一生最滿意詩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為例來品評王詩。此句原是王半山模仿杜甫詩句“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而為之,半山先生自認為與原詩可以并駕齊驅。趙翼卻認為杜甫原句并非佳句,而且較難理解,僅僅因為此句是詩圣的手筆,后人就不敢貿然加以否定。在趙翼看來,杜甫的原句不存在仿效的價值,而王安石還選擇模仿此句,且王詩使用了捉虱子的畫面來表現自在情趣,畫風不美,用語粗俗,沒有杜詩的章法和字句錘煉。王安石的《明妃曲》中有“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之句,歷來被評價為有新意的翻案之詩,可謂是表現了宋詩的又一特色。然而趙翼卻對王安石在該詩中的用語頗為不滿,認為王安石的思想態度和遣詞造句有違正統,與其朝廷重臣的身份頗為不符。此評價既可見趙翼為人有自己的原則和獨到見解,不是人云亦云;也反映出趙翼所受儒家傳統的愛國忠君思想的影響之深。

王半山暮年更加關注字斟句酌和對偶手法的運用,他所作的詩句“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鵝黃”若是來形容新柳的,還勉強可以理解,但事實上柳枝已能垂下,說明柳枝顏色至少是深綠了,再用“鵝黃”來形容就有未免牽強。王半山為實現上下兩句的對偶,強行用“壺頭”對應“谷口”,用“青女”對應“蒼官”,實為學者為了營造格律的工整而浮于字面的詞匯生搬硬套。趙翼向來主張作詩要文筆流暢、情感自然,倡導詩歌要有其內在的生氣和氣韻,并能順應詩人真情實感的抒發。對于王安石詩中詞語的生搬硬套、修辭格律的刻意使用和沒有生命力的模仿,是頗為不滿的。這似乎和袁枚在對王安石詩歌的否定上有著一致性。趙翼認為王安石所作之詩,雖有部分遒勁之筆,其“爭難斗險”好勝的性格亦可見一斑。[5](P48)

趙翼雖然不主張對古今詩作優劣的直接評價,而是從古詩創新的角度加以分析,闡述其對詩歌傳承與創新的態度。但趙翼對王安石標新立異之作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在《陳后山詩話》中曾總結王安石作詩平平無績的原因,他認為詩人越是想要刻意追求詩歌的工整和別致,就越發難成好詩。蘇軾曾追求新奇、黃庭堅曾追求奇特,不免為賦新詞強求新,結果作出來的并非佳句;然杜甫為詩能自然而然抒發本性,故而其雖然字斟句酌,亦是渾然天成,無生硬刻意之感,卻達到詩歌在尋常中不失奇特、工整中不失平易、求新中不失章法,佳作迭出。王荊公雖有求新求好之初衷,但終是刻意求巧求奇有失自然之筆,可謂是舍本逐末,弄巧成拙。趙翼注重詩歌詩法眾家之所長,學宋之意尤為明顯,如師法蘇軾、陸游等,然而在宋人中對王安石詩歌的評價卻是貶多于褒,接受度不高。他把王安石的詩歌創作方法當作是反面案例評價,也說得上是間接取法,批判學習宋人了。

三、蔣士銓基于歷史政治關照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

蔣士銓是個頗有才華、博學多能的詩人,其戲劇成就尤其突出。在論詩上無專著,因此其詩學觀點僅散見于其詩文集以及時人詩話之中,其詩學觀與前兩家不同,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說:“袁、蔣、趙三家齊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類,未知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盵6](P137)這表明蔣士銓與袁枚、趙翼二人的詩學觀點不同。蔣士銓的詩學觀點主要表現在自己的詩文集《忠雅堂詩集》《忠雅堂文集》和清人的詩話評論中,如袁枚所作的《隨園詩話》、黃培芳所著的《香石詩話》等。流傳至今的幾首吟詠王安石的詩歌,集中表達了蔣士銓對王安石詩歌的態度和評價。蔣士銓從歷史關照的角度以王安石為吟詠對象,主要作品有2首《讀〈荊公集〉》、3首《題〈荊公集〉后》,筆者結合蔣士銓的這5首詠史詩,探討他對王安石詩歌的接受情況。

歷史上有很多前人評價王半山變法時是持反對觀點的,于是很自然地由否定變法到否定王詩。但從蔣士銓的上述五首詠史詩可以看出,他對于王安石“更張治國求富”的初衷給予了肯定,認為王荊公施行的政策有一定功效,且許多變法舉措被后世保留。蔣士銓從歷史政治觀照的角度為王半山的變法正名,評價其詩作。王安石的日常生活不強調物質享受,可謂是終身刻苦,這讓許多追求奢華的權臣望塵莫及。王半山的力推變法也不是為一己之需,而是心憂天下:“得君許用匡時策,言利非同為己憂”。[7](P162)王安石交際廣泛,但鮮有知己。他不僅有著卓越的政治才能,也是在文學領域留下諸多著作的“通儒”。時人乃至后人都難以理解王安石的內心,只因其性格乖張或政治原因就攻擊其詩作,很少從客觀角度去參透王半山詩中所傳達的內涵。

蔣士銓在《題〈荊公集〉后》三首詩中為王安石正名:王半山身負國家民族大任,和一群阻礙變法的奸佞之臣抗爭,文學造詣高,政治成就顯。但最終卻收獲一世罵名,“憐他一代斯文友”。蔣士銓甚至勸說其假如可以重來,不如選擇遠離政治與世無爭。只是“相業恕庸人”[7](P989-990),更是準確道破了王安石被人攻擊的原因,從來宰相之業總是對庸碌無為之人寬容,而對有所作為之人甚為苛刻,這種說法邏輯嚴密,令人信服。

與袁枚、趙翼二人相比,對于王半山的詩歌蔣士銓雖然沒有直接接受,但從他所作的幾首關于王半山的詩中可知蔣士銓對王詩有著歷史的客觀觀照,比時人的評價更為理性。王半山的詩歌是千鈞筆力,氣宇嶙峋,也稱得上是一代文章,蔣士銓評價王安石詩文“意氣風發、筆法遒健”頗為中肯。[7](P990)蔣士銓兼學唐宋之詩,開闊了其審美視野,其能夠打破唐宋詩歌的門戶之見,又以詠史詩形式為王安石正名,在時人中實屬少數。[5](P55)

四、結 語

綜上所述,“乾隆三大家”對于王半山詩歌的接受,總體上看是貶斥之詞多于贊譽之句,但三人呈現出較大差異性,袁枚詩執拗于流俗;趙翼詩充滿理性;蔣士銓詩客觀中有偏頗。究其原因,是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風格各異使然,袁枚、趙翼較為注重“性靈”,強調詩歌創作必須反映真性情,而王詩用語奇崛,不符合性靈派所推崇的真情實感,故二人評價王詩多有微詞。蔣士銓雖并無詩論專著,但從其詠史詩中可以看出他秉承歷史客觀的理性態度,對王詩品評更為公正,有益于對王詩的接受。袁枚、趙翼對王詩雖無直接的接受和學習,但卻選擇了與王安石詩歌不同的創作風格,力求擺脫前人詩歌的約束,主張創作有時代特色的新詩歌,可謂是對王詩的間接接受。而蔣士銓本著公允之態為王安石翻案正名,其所作的詠史詩,為清代對王詩的接受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角和豐富的內容,這對推進清代中期王詩的接受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傊?“乾隆三大家”對王安石詩歌的批評與接受程度,充分反映了王安石詩歌在清中期詩中的地位狀況,也豐富了王詩在清代中后期接受的內容和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