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與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唯物史觀意蘊
——從解讀《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出發

王 帥，孫 洲

（上海師范大學，上海 200234）

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理論底氣、巨大的政治勇氣、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深化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認識，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豐富的時代內涵，取得了諸多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成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保?］22從唯物史觀出發，我們審視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史”和“當代史”之后可以發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生動體現，也是唯物史觀直面問題、克服困難的真理顯露，其中蘊藏著豐富的唯物史觀意蘊。

為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唯物史觀意蘊，我們應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中?！兜乱庵疽庾R形態》（以下簡稱《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首次科學闡明唯物史觀的經典著作，其中關于“現實的人”的思想、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原理以及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的“精神酵母”、實踐創新的“思想食糧”。本研究通過“深耕”《形態》文本，“探源”其中的唯物史觀原理，進而在“釜底抽薪式”地批判西式現代化模式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所蘊藏的唯物史觀意蘊，這對追尋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根源、發展脈絡和前行旨歸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遵循：立足“現實的人”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現實的人”是開啟唯物史觀之門的“關鍵密鑰”，因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2］519。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觀在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將人曲解為“觀念的人”和“直觀的人”的錯誤思想中，逐漸廓清人的面貌，認識到對人的理解要以現實物質生產為基本前提，重視發揮人的實踐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開啟了對“現實的人”的探索。

其一，“現實的人”是自然的、客觀的人?！缎螒B》指出：“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保?］519換言之，開啟唯物史觀最先需要探討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闡明人是能夠通過感官直接觀察到的客觀存在物，而非意識的派生物。人們為了創造歷史，“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2］531，維持自身的自然存在。此外，《形態》還強調“現實的人”所處的世界并非“放飛自我”無拘無束的自由王國，而要在“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2］524。這意味著“現實的人”處在客觀規律支配之下?？梢?，《形態》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會受到客觀規律制約這兩個方面闡述“現實的人”是自然的、客觀的人。

其二，“現實的人”是處在生產實踐中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保?］524進言之，“現實的人”作為有血有肉的客觀實體，需要不斷地發揮能動性來進行對象性活動，改造自然界從而維持人自身的物質本體存在，為此人就不得不尋求“人和自然的統一”［2］529，并在與自然進行“斗爭”中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形態》中談到的，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2］531。換言之，人只有在不斷實踐中創造出自身所需的物質生活資料，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

其三，“現實的人”是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社會關系作為生產力的“派生”，是從事生產實踐的人無法擺脫的現實關系。馬克思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抽象為一種固定的、脫離歷史的東西時，就意識到對人的本質的探尋要著眼于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并最終提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501的論斷。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強調“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2］523-524。進言之，人在生產活動中會生產出一種客觀的、必然的關系，并由此派生出人與人之間多樣化的社會關系。在一定層面而言，《形態》中所提及的國家、階級、民族、社會皆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具象化展現，人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

其四，“現實的人”是歷史的、發展的人?！缎螒B》中闡明“現實的人”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2］525。因此，理解“現實的人”時不能直觀地將其作為“單一的個體”加以研究，而應發揮整體性思維和歷史性思維對其加以把握。無論是個人還是人的“類”都處在歷史發展之中，皆因物質生產和社會制度的變遷而發生改變?！懊恳淮祭靡郧案鞔z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2］540，來不斷推進人類歷史的前進?？梢哉f，作為感性世界存在的人是在每一代的積淀中逐漸發展出來的，具有歷史性特征。

現代化發端于西方，也最先成熟于西方，但西式現代化的終極旨歸并非人的解放，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和利潤，是損害大部分人利益、服務少數人的現代化?！艾F實的人”在西式現代化中被扭曲摧殘，喪失主體性，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

其一，西式現代化是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高度緊張的現代化，背離了“現實的人”是自然的、歷史的存在。作為西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資本在造就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成為緊緊咬在自然界這一“大動脈”上的“吸血鬼”，“割裂”了人與自然的內在統一性。資本主義生產作為“利潤之神”的虔誠“信徒”，為追逐和攫取永無止境的資本增值，“縱欲式”地將自然納入自己的實踐活動中進行“榨取”和掠奪，使得“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純粹的有用性，因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2］190。也正是因為資本家對實現資本增值的強烈渴望，相比尊重自然以實現人類永續發展的長期投資而言，其更偏向于“周期短的”“回報率可觀的”“可預見風險的”投資方式。因此，資本家無法或者很少能顧及往后幾代人的自然生存空間和資源。

其二，西式現代化是使人喪失主體性的異化現代化，否定了“現實的人”是具有能動性的實踐主體。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發生，資本貴族逐漸興起，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生產力快速進步，使人們擺脫“對人的依賴關系”。然而，在西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本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者，支配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生產條件的改善，呈現出一種“主體性存在”樣態，而人的勞動現實地從屬于資本，受資本的控制，表現出一種“對象性存在”形態。此時，勞動不僅不具備主體性，反而還成為資本主體本質的確證因素，不再屬于勞動者，而是一種異化勞動。正如《形態》中所說的“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2］537。在這種“顛倒”的生產關系中，勞動者也不再是產品生產過程和結果的主人，人同自身的勞動產品相異化?！缎螒B》里寫道：“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保?］537

其三，西式現代化是暴力征討和瓜分世界的現代化，扭曲了“現實的人”的世界交往關系。生產力發展提升了人們的交往能力，使得分工跨越國界。西方國家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延伸到其他國家，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的網絡之中。在現代化過程中，西方國家以“獨霸天下”的姿態對外拓展，遵循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適者生存”的邏輯，從事殖民擴張和奴隸貿易，將新發現的土地殖民地化，迫使其他國家變成自身資本積累的工具，使得現代化呈現出西方文明入侵其他傳統文明的景象。不僅如此，資本擴張的現實空間和市場容量是有限的，當已知的殖民地被西方國家瓜分殆盡和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巨大的消費市場時，西方國家便將重心轉移到互相爭奪殖民地和世界市場上來，原先攜手共進侵略他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盟逐步走向解體，“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的劇情開始上演于歷史舞臺?？梢哉f，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擴張受阻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導致的。這表明，西式現代化將血腥和炮火作為自己謀求發展的實踐“腳注”，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殘酷的傷害。

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西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楫篤行的偉大實踐，始終堅持把“現實的人”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邏輯起點，將人的解放作為奮斗的終極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梢哉f，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對《形態》中“現實的人”的思想的貫徹落實與創新發展，是歷史唯物主義價值旨趣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彰顯。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習近平指出：“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內一切生物的搖籃，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保?］這一表述既彰顯出“現實的人”是客觀的、自然的人，也表明了自然在“現實的人”的生存和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中國式現代化不是追求物質增長、遮蔽生態危機的單向度現代化進程，而是走在人與自然高度融合中改善民生、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綠色現代化之路。一方面，走綠色生態的現代化之路是改善民生的現實考量。人民是生活在客觀世界中的“現實的人”，始終與自然保持著雙向聯通。如果要人民生活幸福，那么我們必須維護良好的生態環境，進而維持人民和自然之間的良性循環態勢。誠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你掙到了錢，但空氣、飲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裳??！保?］另一方面，走綠色生態的現代化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艾F實的人”具備歷史性，走向自由王國離不開世代的積淀。保護生態環境是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預留生態空間和自然資源，恰是“現實的人”歷史性的生動體現。正如習近平所倡導的，希望全體社會成員勇做生態文明理念的傳播者和實踐者，“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家園”［5］。進言之，人與自然是共同體，只有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中華民族才能長足發展、生機無限。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主體的現代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深知現代化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6］，人民群眾是現代化的創造主體。唯物史觀認為，歷史表現得無論如何生動，究其根本都是人的活動，歷史不能離開人民群眾而“獨自行走”，中國式現代化亦然如此。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還是改革開放時期，農民自發地開展“大包干”，拉開農村改革序幕；抑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黨和國家事業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轉變，皆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歷史偉力。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堅持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人民群眾亦是現代化成果的享有主體。與西方模式不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創造主體和享有主體是統一的，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發展依靠人民也是為了人民?；仡欀袊伯a黨成立百余年來的歷史實踐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從人民立場出發，將人民置于最高價值位置，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尤其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改善和保障民生，推進共同富裕取得新成就，強調“讓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6］。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始終堅持在和平中謀發展，在發展中促和平。和平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歷史和國情出發，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堅持人民至上而作出的重大抉擇，既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也彰顯了對世界人民的尊重。一方面，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是走和平發展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綿亙5000 余年的中華文明所強調的以和為貴、互學互鑒、兼濟天下等思想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中。近代以后，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百余年的侵略、掠奪和侮辱，深知和平來之不易，發展極為珍貴。新中國成立后，從百廢待興到勇攀新高，中國人民造就偉大事業時無比渴望和平安寧的發展環境?？梢哉f，正是人民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的本質。另一方面，走和平發展現代化道路是對世界人民利益的關切。當今世界正歷經百年未見的動蕩期、變局期，和平與發展仍是當前世界的主題，但全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零和博弈、強取豪奪等霸權橫行。在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發達國家財富極快積累，而諸多落后國家和地區陷入長期貧困，世界發展嚴重行徑依然存在?！耙恢Κ毿悴皇谴骸?，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致力于讓“現代化之花”綻放于世界各國。在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指引下，中國堅持將自身利益與各國的利益結合起來，尋找最大“公約數”，畫出最美“同心圓”，在相互促進、共同合作中更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謀幸福。

總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立足于“現實的人”。習近平強調：“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保?］可以說，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式現代化矢志不渝的價值追求。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準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

《形態》始于批判，但并不限于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造性闡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科學關系，明確社會意識源于社會存在，并指出因分工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社會意識會呈現出獨立的形態。

社會意識并非脫胎于“抽象的天國”，而是孕育于“現實的塵世”。無論是青年黑格爾派還是老年黑格爾派，抑或整個德意志的意識形態家，沒有一人試圖將“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聯系起來，在夸夸其談時始終沒有離開“一般性的哲學前提”——“為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統治著現存世界”［2］515，因此他們所強調的革命僅僅是在進行“詞句革命”，無法理解人們頭腦中的觀念始終與物質前提相聯系著，是物質生活過程在精神層面的升華。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這些自以為超越黑格爾哲學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的思想時，闡明了思想、觀念等精神產物的生產最開始直接與物質活動、物質交往以及社會生活交織在一起，“現實的人”在發展自己的物質生產和交往時也在改變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進而得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2］525的結論。換言之，思維、想象這些意識層面的東西不過是“現實的人”的物質活動的直接產物，意識的產生依附于人的現實活動，為人的物質活動和物質條件所決定?；谠撚^點，我們也便能理解，為何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上同樣占有絕對地位，這是因為他們的意識無論是在生產，還是在“消費”階段，都擁有極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作為支撐，從而能夠統攝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領域，甚至能掀起物質生活領域的“驚濤駭浪”。

社會意識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呈現出“自生自滅”的虛假外觀?！缎螒B》在闡明社會意識源于何方的同時，也對社會意識為何會呈現出脫離社會生活的樣態作出考察。該著作指出，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不斷深化，社會中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逐漸分離，出現了專門進行精神生產的人，進而逐漸賦予社會意識獨立化的虛假外觀，使得“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2］534。馬克思·恩格斯從這一理論出發，透視階級社會后發現，統治階級中同樣存在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情況，具有概括能力的人承擔起該階級“思想家”的角色，他們主要的謀生之道則是編造本階級自身的幻想。也就是說，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穩固統治，那就不可避免地會指派本階級的思想家把本階級思想從社會中分割出來，“使這些思想獨立化”［2］552，將其勾勒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思想觀念，從而使真實的階級意識人為地“擺脫”具體的社會生活條件，進而變為虛假的普遍意識，讓無法支配精神生產資料的階級隸屬于統治階級，進而做到從意識層面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如此一來，雖然從歸根結底的角度而言社會意識的生成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但其內容及其形式卻呈現出獨立性的特點。

現代化既是人類發揮實踐能力走向工業文明的物質性發展過程，也是人類運用抽象思維不斷豐富相應思想體系的理論創造過程。從唯物史觀角度來看，現代化的物質性發展過程根本上決定著現代化思想體系的產生和變化，這種現代化思想體系也將反作用于孕育自身的現代化物質實踐。西式現代化的經驗模式作為其思想理論的重要內容，同樣生發于西式現代化物質層面的積累過程，但其在發揮反作用時，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滿足資本的無限性增殖，相應的意識形態家則會使自己的觀念與自身相分離，“把所有這些個別的思想和概念說成是歷史上發展著的概念的‘自我規定’”［2］553。換言之，他們會運用形式多樣的意識形態話語將自身的帶有特殊性色彩的現代化經驗模式說成是普遍的、唯一的方式，并誘惑或迫使他國采取同樣的現代化模式?？梢哉f，“西方現代化理論主張世界現代化潮流的實質是西方‘普世價值’及其政治經濟制度在全球復制的‘同質化’過程”［8］。如此一來，為西式現代化是普遍模式辯護的思想理論就成為擁入“獨立性”懷抱的虛假話語表達。部分比較落后的國家由于缺失自己成功的現代化經驗，加上目睹蘇聯現代化的破滅，它們便認為西式現代化經驗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成功的現代化模式，從而爭相模仿。然而，這些國家并未看到西式現代化經驗的形成擁有西方國家自身獨特的社會生活條件，離不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蘊藏著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些國家因存在自身的缺陷，照抄照搬西方國家必然會造成水土不服，從而受制于西方資本主義霸主國家。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保?］任何現代化經驗的形成和發展都帶有特定物質生活條件的“泥土”，如果非要將其說成是“包治百病”的普遍模式，那么這必然是虛假性的思想表達。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充分運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原理，清醒地意識到西式現代化“一般模式”的虛假性，掙脫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窠臼，指明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22，進而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成功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19 世紀40 年代，代表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強迫性地打開象征封建文明的中國的大門。此后，中國在如何推進現代化上作出過兩種選擇：一種是保全封建主義制度，發展工業文明；另一種則是亦步亦趨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共和樣式走向現代化。然而這兩種選擇最終并未得償所愿。它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兩種選擇只不過是精神領域的“獨角戲”，無視中國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狀況。正在中國躊躇之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嶄新的實現方案。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將蘇聯的成功經驗作為主要的學習對象，把活動地點設置在大城市，組織和發動工人開展武裝斗爭，然而這種革命策略在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中并未取得良好的成績。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意識到，中國的情況已經不同于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按照馬克思、列寧的具體革命策略和蘇聯的成功經驗指導中國的工人實踐“窒礙難行”。因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實現全國革命勝利的革命道路。正是基于這一脫胎于中國實際的革命策略的指導，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10］，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提供穩定且優越的政治環境。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工作重點轉向城市，并把恢復城市經濟發展作為中心任務，致力于推進中國工業化發展。毛澤東在鼓勵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同時，也在實踐中逐漸反思出蘇聯建設經驗是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實際結合的產物，不能完全適用中國的具體狀況，指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11］，從而開辟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之路。鄧小平賡續了毛澤東的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始終堅持將現代化問題置于中國實際之中尋找答案，強調“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F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2］?；谶@一思想的指引，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欣欣向榮而中國人民還在為“吃飽飯”發愁的現實情況之下，鄧小平從我國基礎薄弱、人數多以及與西方國家差距大等實際問題出發，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總體性設計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明確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13］。此外，在立足中國實際所制定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和步驟的指引之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接繼奮斗，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彰顯中國特色，中華民族也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扎根中國實際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保?］19這一思想精髓同樣貫徹于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貢獻之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綜合評判國內國際的發展條件和形勢狀況，以銳利的眼光對現代化發展戰略進行必要的適時的調整，明確從2020 年到21 世紀中葉分兩個階段“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4］。在黨的二十大會議上，習近平指出，要想讓“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1］22，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必須保持歷史耐心，穩中求進。面對傳統工業化造成諸多生態問題的情況，習近平從國家發展戰略和人民群眾利益出發，適時提出要推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明確要走綠色生態的現代化之路。同時，習近平還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總而觀之，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不斷取得階段性成就，離不開唯物史觀所提供的真理性指導，切實做到了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戰略制定和政策編排，并將這些戰略和政策運用于中國實踐，在保持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良性互動中，走出了一條能解決中國問題、帶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機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撥開決定意識、觀念和思想產生的物質活動的多層現象后，意識到人們的社會生產活動蘊藏著雙重關系，即改造自然中形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集中體現為生產力；生產活動造就的人與人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交往形式（生產關系）。圍繞二者的矛盾運動，《形態》進一步得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2］567-568的論斷。也就是說，社會歷史發展的“木本水源”正是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

其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分工和所有制作為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的生動體現，本身屬于生產關系范疇［15］?！缎螒B》在考察分工發展與所有制變化受到生產力制約的基礎上，具體而生動地闡明了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首先，生產力決定分工的深化程度，進而決定由分工決定的其他社會關系?！缎螒B》強調：“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保?］520也就是說，作為民族發展本質力量的生產力外顯地體現為分工的發展，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將分工的程度引向深化。同時分工也影響甚至決定著生產關系中其他要素的存在形式。正如《形態》所闡明的：“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保?］521可見，生產力發展外顯為分工的深化，一定階段的分工決定著個人的其他生產關系，而其中起根本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其次，所有制的形成與變遷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缎螒B》相繼考察了歷史上出現的四種所有制，發現各階段所出現的所有制形式不僅與分工的發展相關，而且對應著一定的生產力發展程度，得出了“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2］524結論。由此可見，生產力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驅動器”、社會形態更替的“最終促成者”，對生產關系具有決定性作用。

其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這種“反作用”集中體現為“適應”或“不適應”。一方面，當“適應”時，生產關系則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助推器”。物質內容生產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合適的社會生產形式。正如《形態》所指出的：“對于工業發展的一定階段來說，私有制是必要的?！保?］556此外，馬克思、恩格斯在討論生產力如何保存或不被毀滅時，強調交往的重要作用。他們指出當生產力——尤其是發明產生于某一地域時，這種生產力在今后的發展中是否會遺失“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2］559。另一方面，當“不適應”時，生產關系則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缎螒B》點明，雖然大工業發展造就出大量生產力，但是私有制終將成為這些生產力的桎梏，“正如行會成為工場手工業的桎梏、小規模的鄉村生產成為日益發展的手工業的桎梏一樣”［2］566。換言之，現存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終將由“適應”轉變為“不適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枷鎖”。然而，這種“枷鎖”不會永遠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最終會被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將會進入到新的矛盾統一體，開始新的運動。

其三，大力發展生產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叭藗兯_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保?］533在探討社會歷史運動的基本動力時，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解決矛盾的關鍵，即持續推進生產力的發展?！缎螒B》指出，奔赴共產主義必須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為必要的客觀前提；如果缺少這種客觀前提，普遍的極端的貧窮充斥世界，即便進入所構想的未來社會，人們仍然會因貧窮而互相爭奪生存資料，“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2］538。此外，馬克思、恩格斯也意識到：如果缺乏生產力與人民群眾這兩個重要方面的物質基礎支撐，社會的變革將停留于觀念的變革，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現代化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過程和結果。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西方現代化在歷史的推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也都曾點明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與合理性?！豆伯a黨宣言》強調，資產階級在進行統治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創造出的生產力遠超過去一切世代之和［16］。作為當時較為先進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創造出巨大生產力，引發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為西方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然而，隨著生產力的迅猛發展，西式現代化所采用的以私有制為基本特征的生產關系在促進生產力發展中所表現出的無力感日益明顯，甚至因無法為生產力提供必要的生長空間而成為抑制生產力發展的“牢籠”，以生產相對過剩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繁爆發。這說明“資本在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動力的同時，也成了西方現代化矛盾困境的根源”［17］。換言之，西式現代化所采用的生產關系摧毀了封建社會的制度性架構，推動社會化大生產，而又將會被自己所創造的生產力淹沒在歷史的橫流之中，為新的生產關系代替?？傊?，西方國家實現現代化所憑借的生產關系已經從數百年以前“朝氣蓬勃的少年”變成今日“身心交病的老人”，不僅不能引領全球現代化發展，而且還會將自身固有的病癥通過經濟全球化“傳染”給他國。

面對西式現代化因生產關系的“不適應”而引發的各種問題，中國共產黨遵循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領導中國人民堅決運用相比西式現代化而言更為先進的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引領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并“以偉大歷史主動精神不斷變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不相適應的方面”［6］。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堅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本原則的同時，善于根據中國發展現狀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中抑制生產力發展的部分要素，使得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始終保持在合理張力之中，進而充分推動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新進展、獲得新突破。

新中國成立伊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礎上謀劃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以新民主主義這一過渡性的社會形態為階梯循序向前，預留充分的時間為新的生產關系扎根提供必要的經濟文化基礎，同時明確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搞建設”，編排和制定“一五計劃”，努力恢復與發展生產力。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上充分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原理具體地運用到總結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現實問題上來，明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中國基本扎根，“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18］成為我國的主要矛盾，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的偉大轉變，大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國家。在黨的有力領導之下，我國構建了獨立且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在工業發展的加持之下，獨立研發“兩彈一星”。這一時期，雖然在摸索中因迫切地想讓人民盡快進入現代化國家而遭遇了一些挫折，但隨著政策的推進，我國在工業化水平上邁出一大步，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工業化基礎。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深刻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經驗和教訓，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這一客觀規律指導下，將推動生產力發展重歸于重要位置，并且他意識到要想實現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必須探索適應生產力現實情況和發展需要的生產關系，進而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實行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生產力沖破經濟體制束縛，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也著眼于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讓人們理解生產關系的變革是否科學，不在于教條的“配對”，而在于動態的“適用”，并以生產力發展為標尺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的問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基于我國生產力較為落后的現實情況，總結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9］。在視察南方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三個有利于”，進一步解放思想，回答了長期困擾人們的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理清了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并在同年完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夯實物質基礎的同時，也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疏通了嚴重的思想栓塞。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時代前沿，強化頂層設計和總體謀劃，引領人民群眾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努力探索、踔厲前行，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史上的新篇章。一方面，推進生產力發展始終是社會發展的主基調。習近平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保?0］這彰顯出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點明了不論是在當前還是今后都要將生產力發展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國式現代化“日新月盛”。另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躍性，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堅持高質量發展；創新性發展共同富裕思想，以共同富裕為發展目標，不斷推進教育、醫療改革，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凝練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奮勇爭先，使中國綜合國力有了質的飛躍，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階段。

由此觀之，中國共產黨深知，協調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推動社會前進、實現人民幸福安康、不斷邁向高階社會主義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的“法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善于根據時代背景和中國具體實際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要素，進而為生產力開拓必要的發展空間，讓生產力這一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引擎”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闊步前進。

結 語

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厘清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辯證關系，闡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系統地建構出唯物史觀，從根本上消除了歷史領域的諸多亂象。時至今日，《形態》文本雖已問世一百多年，但其中所蘊含的唯物史觀的科學真理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攻堅克難、不斷取得新成就與新發展的思想指引和精神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保?］17中國式現代化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堅守和運用唯物史觀的現實確證。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努力將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從中國的現實狀況出發進行頂層設計，清醒地意識到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不斷調試生產關系助力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取得實質性進展。誠然，中國式現代化并非“過去時”或“完成時”，而是“進行時”和“將來時”。為此，我們還需要站在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不斷歸納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邏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和理論指引，切實做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