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起步前后中美教育交流與中國人美國觀的轉變*

張 放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人對美國的認識開始轉變。楊玉圣以改革開放初期的代表性文本為基礎，梳理了知識精英對于美國認識的轉變。①楊玉圣：《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第256～298 頁。陳國戰關注改革開放初期到美國采風訪問的中國作家群體，著重呈現作家美國敘述中的沖突與張力，并對這些文字的歷史價值做出評析。②陳國戰：《新時期中國作家訪美游記中的美國形象》，《文藝研究》2018 年第7 期。張春認為中國人觀念中存在“兩個美國”，其根源在于美國政治文化中存在對內民主與對外專制的事實。③張春：《冷戰后中國人的美國觀：兩個美國、三種態度與走向理性》，《開放時代》2004 年第3 期。江憶恩等人通過語言—內容分析、訪談和調查數據考察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國的官員、精英和普通民眾對美國政府的負面印象要比美國人民多。④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Daniela Stockmann,“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s”,in Peter J.Katzen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Anti-Americanisms in the World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p.157-195.

上述研究往往將“觀念”視為靜態的表層呈現，選擇某個時段展開分析，依據呈現為文本的史料，勾勒研究對象的觀念特征。這一路徑聚焦于作為“結果”的觀念本身，缺乏對觀念動態變化過程和機制的梳理。改革開放前后，中國人的相關觀念發生劇烈變動，哪些原因使轉變成為可能？新觀念又因何廣泛流傳，短時間內同時影響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的話語表達？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野對待思想觀念，從外部尋找促成觀念轉變與迅速傳播的社會因素，為呈現觀念轉變的歷史過程與內在機制提供可能。教育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涉及教育改革、知識體系更新、話語生產、認知形塑等方面，與觀念轉變最為密切相關。本文擬對改革開放起步前后中美教育交流對中國人對美國觀念轉變的影響方式及結果展開探討，以拓寬傳統思想觀念研究的視野和問題意識，并對這一轉變的歷史意義與局限做出初步評估。

一、中美教育交流開展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認知變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美教育領域交流的迅速展開，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對美國認知的變化，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研究者認為，這一發生在歐洲的事件“直接促成了毛澤東下決心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①戴超武主編：《亞洲冷戰史研究》，東方出版中心2016 年版，第373 頁。。珍寶島戰役發生之后，中蘇之間從意識形態論戰上升到武裝沖突，中共不得不從地緣政治、共產主義陣營結構、世界秩序等多個層面探索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中共一直擔心蘇聯會先發制人，發動對華戰爭，甚至包括“對中國的核試驗中心進行打擊”②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12 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 年版，第45 頁。。面對潛在危險，中共開始思考世界格局的變化趨勢，試圖探索牽制蘇聯的可能性。

1969 年6 月初，周恩來轉達毛澤東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的任務，要求他們每周抽幾天專門研究國際問題，供“主席掌握戰略動向”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254 頁。。周恩來特地囑咐，這項任務具有“極端重要性”，千萬不要被既有看法以及意識形態話語“框住”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4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39 頁。。陳毅認為對中國來說，要害只有兩個，一個是北面的蘇聯，一個是南面的美國。他們是否會入侵中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明確，“不能模棱兩可，含糊其辭”⑤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4 頁。。

從6月7日到7月11日，陳毅等人完成《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一文。該報告指出，鑒于地緣和歷史教訓，美國不敢貿然對中國發動戰爭，而蘇聯對中國的安全威脅更大。蘇聯與中美都有矛盾，但卻把中國視為最主要敵人，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之后，陳毅還就中美關系問題提出自己的設想，并向周恩來作出口頭匯報。他希望恢復華沙通道，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且不必提出先決條件，一切以中美雙方回到談判桌為鵠的?；謴痛笫辜墪劦奶嶙h得到積極回應，在中美雙方共同運作之下，1970年1月20日，中斷兩年的中美會談在華沙中國大使館舉行。在基辛格看來，此次會談與之前134次會談有一個明顯區別，即“兩國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第一次開始彼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對方”⑥〔美〕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2 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年版，第857 頁。。

1970年10月，尼克松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轉告中國，美方準備派高級官員，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訪問，深化與中國對話；11月5日，周恩來告訴埃德加·斯諾，中國對美國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4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48 頁。；12月18日，毛澤東也在與斯諾的談話中，透露出愿意與尼克松會談的信號。尼克松訪華籌備工作隨即開啟。為尼克松訪華做鋪墊，1971年7月12日于人民大會堂召開在京中高級干部大會，共2000余人參加。周恩來用三個多小時向廣大干部講述當前國際形勢、中國對外政策以及中美關系發展趨勢，疏導干部對美國的排斥情緒。①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6 頁。根據駐華聯絡處負責人戴維·布魯斯的記錄，干部們對美國的看法并沒有那么頑固，他們很快就緩和了反美情緒，因為“蘇聯的威脅幾乎困擾著所有中國領導人”②〔美〕普里西拉·羅伯茨編，張穎譯：《紫禁城之窗——戴維·布魯斯的北京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1 頁。。

尼克松訪華為中美關系改善帶來了積極變化。1972年2月22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與美國國務卿羅杰斯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舉行對話。在對話過程中，雙方明確表示希望彼此政府能夠“促進更多的民間交流項目與活動”③〔美〕卜勵德著，李軼海等譯：《中美關系中的“中國男孩”——卜勵德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 頁。。1973年，作為中美關系正?；闹匾襟E，雙方互設聯絡處。10月7日，美方聯絡處負責人戴維·布魯斯在向基辛格的匯報中指出，聯絡處的任務主要集中于兩國文化交流。交流以高級團體的短期訪問為主，如費城管弦樂團、各種科技團體的交流、美國游泳運動員、男子籃球隊等。④〔美〕普里西拉·羅伯茨編，張穎譯：《紫禁城之窗——戴維·布魯斯的北京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326～327 頁。

整體而言，出于地緣政治考慮，中美關系開始出現緩和，但由于雙方意識形態隔閡以及在臺灣等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一階段彼此聯系只是剛剛起步，相對有限，中國對價值觀念領域的交流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教育文化交往尚未充分展開。例如，1973年8月費城管弦樂團來華訪問前夕，雙方在演出節目等問題上產生分歧。中方認為施特勞斯的《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存在色情頹廢傾向，不適合在中國傳播，要求演出政治立場中立的莫扎特或舒伯特的作品。⑤〔美〕卜勵德著，李軼海等譯：《中美關系中的“中國男孩”——卜勵德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 頁。同樣出于意識形態原因，在這一時段中國對派留學生到美國學習還心存顧慮。⑥〔美〕普里西拉·羅伯茨編，張穎譯：《紫禁城之窗——戴維·布魯斯的北京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328 頁。

隨著鄧小平負責外事工作，這種局面逐漸轉變。鄧小平認為中共對國際共運的貢獻首先應歸于自身生產力的發展，在對外交往中應更加理性務實，降低意識形態在對外政策中的作用。⑦鐘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466 頁。在這一背景下，中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發生變化。據卡特回憶，1979年開春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曾經談到，美國對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小，而蘇聯已經成為中國“更大的憂慮”；之前，1978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與布熱津斯基的交談中，也強調“打亂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的迫切性”，并建議美國向全世界呼吁“注意蘇聯侵略的危險”。⑧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選編：《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的回憶》，時事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58 頁。這一基于冷戰對峙格局的判斷在1979年之后做出調整，中共認識到對“聯美反蘇”“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判斷并不準確，時代主題“已逐漸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⑨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版，第29 頁。中共積極調整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更有利于深入關注美國的現代化維度，促成中美教育的深度交流，也為之后中國人美國觀的轉變奠定基礎。

二、中美教育交流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推動

現代化事業的基礎是發展教育，培養人才?！吨忻缆摵瞎珗蟆钒l表之后，美國華人就主動與中國取得聯系，希望促成教育合作。1973年9月，上海交大1937屆機械系校友表達了向母校贈書的意愿，并送上書籍目錄3本。不過當時這種交流并未形成常態機制。①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辦公室編：《我們的大學——上海高等學校改革發展軌跡及啟示（1978—1992）》，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74 頁。

鄧小平恢復工作后，非常重視科技發展與教育工作，他特別希望能夠通過與美國交流合作，提升中國相關方面的能力。1977年9月，當鄧小平會見以美聯社行政總編凱斯·福勒為團長的美國高級新聞代表團時談到，他迫切希望派遣中國留學生赴美接受教育，幫助中國擺脫落后狀態。②〔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版，第311 頁。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強調要“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關系”③《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91 頁。。1978年7月，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萊斯來華訪問，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出訪規格最高的科學代表團，中國再次向美國尋求教育幫助，要求派留學生赴美學習。④John Pomfret,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1776 to the Present.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2016,p.489.鄧小平認為，美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發揮積極作用，應加強和美國的合作交流。這一觀念在當時黨內具有一定共識。例如，1977年5月李先念在與美國青年政治領袖訪華團談話時指出，中國的獨立自主政策“并非閉關自守，不排除同外國進行商業往來和技術交流”⑤《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李先念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頁。。

1978年起，高等教育領域的中美交流逐漸開始。1978年9月，上海交大赴美訪問團正式組建，展開了為期47天的訪問活動。在美期間，代表團廣泛接觸美國社會，共訪問了20個城市、27所高校、14個科研單位。通過交流，代表團了解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情況。他們一致認為，中美高等教育目前差距很大，雖然不宜全盤照搬美國教育模式，但是在“專業設置、師資隊伍建設、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研究生教育、發展高新技術、設備與圖書、大學管理等方面，美國大學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之處”。交大還與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簽訂了締結姐妹學校的協議書。在美期間，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副主任韓敘接見代表團，對赴美交流充分肯定：“有條件的學校通過校友，以民間形式出訪，是一種好經驗?！雹拗泄采虾Ｊ薪逃l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辦公室編：《我們的大學——上海高等學校改革發展軌跡及啟示（1978—1992）》，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79、82 頁。訪美歸來后，交大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美國的函件和各種資料。訪美半年后，共收到書籍資料1200余冊，收獲頗豐。

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行10人在宦鄉和宋一平的帶領下，訪問美國。成員還包括錢鐘書、費孝通、趙復三等著名學者。此次出訪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自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次訪問美國，標志著中斷30年之久的中美人文交流得以恢復。代表團訪問了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等地的著名學府以及研究機構，考察了美國大學的運轉及社會服務情況與教學科學人員的生存情況，并初步了解了30年來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變化趨勢以及學術理論和觀點的更新情況。此次出行，為彌補因中美學術界長期“失聯”而造成的國內學者學術認知短板打下基礎，并為今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參考。①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訪美代表團：《訪美觀感》，1979 年印行。

這一時期，赴美留學成為社會焦點話題。1978年，中共中央計劃出國留學的名額在3000名以上。教育部根據指示，立刻發出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選拔符合條件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高校教師。②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24～1625 頁。1980年，在李政道教授的積極運作下，美國40多所大學愿意在中國招100名左右的物理專業研究生，以推動中國物理學的發展。隨后，教育部逐漸縮減公派留學生出國讀本科的人數比例，將主要精力放在選派研究生上。1982年，教育部計劃選派80名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出國留學，這是改革開放后首個公派博士留學生項目。當時出國留學的專業主要集中在理工農醫等領域，這反映出中共對現代化愿景的期待。這些留學生首選目的地便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占到留學生總數的50%以上。③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00 頁。除了長期留學外，教育部還敦促高校選派教師進行短期訪問。1978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批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50人出發。④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946 頁。為確保出國人員更好交流，教育部于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等六所外語院校設立出國留學生預備部，為其提供語言提升服務。⑤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87 頁。公派留學之外，很多人還通過投靠親友的方式，申請自費赴美留學進修。

國內各大學也紛紛抓住有利時機，與美國諸大學簽訂合作協議。例如，1978年12月匹茲堡大學訪問天津大學，該訪問團成員多從事東亞研究和中國歷史研究，對中國態度比較友好。在天津大學，主持全面工作的李曙森、副校長趙今聲與匹茲堡大學訪問團團長舒爾曼就兩方面達成協議：一是在教科書、教學參考書、學報等方面形成交流機制；二是互派教師和研究生進行進修、講學、研究。⑥《天津大學接待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訪華團情況簡報》（1978年12月26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9-389。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1984年，上海交大共與密歇根大學等14所美國高校簽訂合作計劃⑦上海交通大學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第672～673 頁。；北京大學則從1979年到1988年與哥倫比亞大學等14所美國高校簽訂合作計劃。⑧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952～1147 頁。

簽訂協議后，美國學者來華訪問講學的人數漸增，他們在中國受到很高禮遇，足見中方重視程度。⑨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版，第533 頁。來華訪問學者多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海交大于1979年聘請了美國籍教師教授英語，結束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無外教的尷尬境況。整個20世紀80年代上海交大聘請的美國外教最多，且主要教授英語、外國文學等與觀念塑造更為緊密的學科。⑩上海交通大學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第666 頁。以語言和人文研究為主的上海外國語學院，長期聘請的外籍專家中，同樣來自美國的最多。從1977年到1989年，共有106位美國專家在上外任教，而從1952年到1976年美國專家僅有5位。這些外教開設6門全英語碩士課程，受到學生歡迎。①戴煒東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474、476 頁。北京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長聘的美國專家集中分布在國際政治學系、歷史學系、社會學系和英語系。②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83 頁。這些專家講課內容主要圍繞美國展開。例如，1984年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洛伊來北大講學。他的講座和研討課內容包括：“憲法與聯邦制”“美國憲法與國家政策中的自由主義”“‘里根革命’與新保守主義”“憲法與總統制”“美國外交政策與內政”“新政治科學”等。③龔祥瑞：《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5～317 頁。

邀請美國學者來華做講座或短期任教成了新風尚，各高校紛紛效仿這一做法。例如，上海師范大學邀請來自美國的羅伯特·塞普副教授及其夫人凱瑟琳·伍德于1985年2月至5月分別到政治教育系和外語系任教。塞普是政治學博士，能開設的課程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哲學和理論研究；一類是美國政治－公共政策。上師大最終讓塞普承擔政治哲學史和美國政治問題兩門課。從課程選擇上可以看出當時高校師生更希望了解西方思想傳統以及美國現實。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塞普的夫人伍德，她于1978年畢業于美國的理發學院，是一名發型設計師和女權主義者。她在上師大外語系也開設兩門課程：一是美國概況；二是詩歌教學。④《關于我校和美國桑格芒大學進行交流事項的情況報告》（1984 年11 月5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284。一位沒有任何學術訓練背景的教授夫人，在20世紀80年代竟有機會登上中國高等學府的講臺，足見當時人們渴望了解美國的迫切心情。

中美教育交流不僅局限于高教領域，初等教育也在尋求機會。作為上海和舊金山兩座友好城市的交流項目之一，應舊金山友好城市委員會邀請，上海市擬派兩名幼兒教師赴美進修，并在高清邁先生開設的幼兒園實習一年。⑤《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關于上海兩名幼兒教師赴舊金山進修事》（1983 年8 月5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187。進修人員需要在州立大學選擇兒童發展、心理、家庭、保健、教學方法等課程。美方要求人選應具有中學及以上學歷，托福成績達到475（社區大學）或500（州立大學）以上。⑥《舊金山人士高清邁先生談話要點》（1982 年4 月10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187。教育部外事局在前一年接到上海市教育局的匯報時，態度并不積極，他們認為“對此事還需作研究，原因是我國留美學生太多，需作統盤考慮”⑦《上海市教育局辦公室向李滔局長的匯報》（1982 年12 月30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187。。但是上海市教育局認為，派幼兒園教師前去學習，“有利于我了解國外幼兒教育情況，并可學習和借鑒在培養幼兒智力等方面的教學經驗”⑧《關于選派兩名幼兒教師赴美國舊金山進修教育學的報告》（1983 年4 月28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187。，堅持將其派出。

概言之，這一時期中美之間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均有交流，重點在高等教育領域。在這一過程中，中方有機會更為直觀地觀察到美國教育的制度和運作機制，從而展開學習借鑒。教育領域的改革發展與人文互動，涉及知識和話語體系的變動，從而影響到觀念與認知的轉變，且這一影響更具深入持續性。

三、中美教育交流促進關于美國的知識體系更新

中美教育交流對知識體系更新的影響，首先體現于圖書市場的繁榮，美版圖書及教科書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國家教育部對這一現象給予肯定，并制定相應規定來規范圖書引進工作。①參見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4～1665頁。

外文圖書進入中國最重要的途徑莫過于譯介，中央宣傳部也表示要支持對西方專業書籍的翻譯。②參見《宣傳動態（選編）》（198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9～170 頁。從1979年到1984年，中國正式翻譯出版的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著作有1000種以上。③《宣傳動態（選編）》（1984），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102 頁。例如，歷史學方面，美國版的世界史教科書翻譯出版。王賡武指出，這些世界史教科書大多與當時全球主流的世界觀相契合，持有歐洲中心論傾向。④王賡武著，黃濤譯：《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8 頁。這種觀念促使中國讀者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去審視美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關系，對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美國觀和中美關系認知，產生了強烈沖擊。政治學方面，中國學者非常重視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先后翻譯了布盧姆的《美國的歷程》、維爾的《美國政治》、梅里亞姆的《美國政治思想（1865—1917）》、威爾遜的《國會政體：美國政治研究》等著作，并重新出版了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等名著。中國學者還著重引入了美國的政治系統論，使國內讀者對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狀況形成一定了解。⑤劉慶民：《五年來我國對國外政治學的譯介和研究》，《政治學研究》1986 年第4 期。在一些學者看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政治學正是在譯介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著作的基礎之上逐漸發展起來的。⑥俞可平：《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趨勢（1978—2018）》，《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5 期。

除了翻譯圖書，美國原版書刊也通過高校圖書館系統進入中國。1987年，上外圖書館受國家教委委托，著手負責美國亞洲基金會贈書運轉工作。歷時七年，上外共向全國680余所大學轉發美國出版物80批，90萬冊。⑦戴煒東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449 頁。新華書店分管的各級外文書店也通過中國圖書進口公司購買美國的圖書，但該渠道比高校圖書館管理更嚴格。規定要求進口圖書須經過征訂單位黨委集體討論批準，且規定“凡是政治上十分反動，內容淫穢、色情的圖書，一律不準訂購”；等到圖書入關后，還要指定專人再審，對存在問題的圖書進行“封存或作好技術處理”。⑧《宣傳動態（選編）》（198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版，第176 頁。除此之外，贈書也是一種交流渠道。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向上海市贈送適合教師指導使用以及青少年閱讀的美國書籍2091冊，捐贈方認為此舉便于師生學習英語，并進一步了解美國文化和價值觀。接受贈書的單位包括上海市各區的教育學院、縣教師進修學校、市區部分重點中小學、師范學校等。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贈書分發清單》（1980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6-281。

在海外資料大量進入中國的同時，一些對歐美比較熟悉、具有留學背景的國內學者也開始對傳統教學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資料進行調整。社會學方面，改革開放后重新設立相關專業，學者主要參照美國大學的社會學課程體系進行設置，引進、編寫相關教材。⑩參見上海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社會學研究小組編：《社會學資料》第10 輯，1980 年印行。法學方面，北京大學先后開設“比較憲法”和“比較行政法”兩門課程，并編寫講義《比較憲法與行政法》。①龔祥瑞：《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81 頁。講義介紹了歐美各國憲法理念與實踐情況，比較了歐美、蘇聯、東歐和中國的行政法系統，專門論述了美國憲法實施經驗。②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 年版，第164～165 頁。歷史學方面，傳統的階級分析范式已經無法滿足學者深入全面認知美國的訴求。劉緒貽先生主編了《美國現代史叢書》，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叢書首先要彌補國內學術界對于二戰以來美國史研究的空白，并嘗試解釋美國長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③劉緒貽：《〈美國現代史叢書〉序》，《歷史教學》1983 年第12 期。楊生茂先生也在這一時期，聯合美國研究領域的諸學者開始編寫《美國通史》與《美國歷史詞典》。④李劍鳴：《一個時代的背影——楊生茂教授的學術貢獻與地位》，《美國研究》2010 年第2 期。資料匯編與工具書編纂也取得重大突破，包括《中美關系資料選編》《美國對外關系（參考資料）》《美國歷史研究資料》《西文有關美國參考工具書選目提要》等相繼出版。⑤劉緒貽：《中國的美國史研究概括》，《史學月刊》1986 年第5 期。在李劍鳴看來，歷史學者重識美國的一個根本動力即在于通過梳理美國史以探索“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有益因素”⑥李劍鳴：《改革開放40 年來的美國史研究》，《世界歷史》2018 年第4 期。。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很多學術機構著手成立美國研究中心。1981年5月，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成立，這是國內第一所專門從事美國研究的學術機構，標志著“美國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⑦資中筠：《中國的美國研究》，《美國研究》1987 年第1 期。。1983年4月，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決定成立美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由王鐵崖擔任，副主任分別為洪君彥、馬士沂、趙寶煦。⑧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24 頁。此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舉辦的美國研究中心相繼成立。成立專門的研究中心，有助于整合學術資源，逐漸形成以國別為中心的研究視角和問題關懷，實現歷史研究與現實問題研究的貫通。在此基礎上，學術期刊《美國研究》于1987年創刊。創刊詞指出，“對美國的研究應該是全面的”，因為美國在世界上占據著“如此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美國充滿了好奇，而這本期刊旨在從學術層面滿足這份好奇心。⑨本刊編輯部：《編后》，《美國研究》1987 年第1 期。

在多方努力下，關于美國的論述明顯豐富和多元，不再局限于意識形態批判。例如，中國版本圖書館對1949—1986年中國內部發行的圖書進行了編目。按照此目錄，通過對1978年到1986年內部發行的美國主題圖書進行查閱，可發現相關圖書分布在七個子目錄內，即政治、外交、法律、經濟、農業、文學和歷史，不少著作都是直接翻譯自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⑩參見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6）》，中華書局1988 年版。這一趨勢勢必進一步促進國內關于美國的知識體系建設進程。

四、中美教育交流促成涉美話語轉換

知識體系更新的同時，關于美國的話語也經歷著重塑。在1979年舉行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從事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就曾明確表示，以前的一些話語比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如今已經沒有辦法在國際上和美國打交道了，中國需要用全新的態度看待美國，更新涉美話語。①《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1-70）》（1979 年），天津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0213-C-000010。在中美建交之后，軍事博物館主動向總政宣傳部請示，要把展覽中描述美國的刺激性語言，如“美國強盜”“美國佬”“戰爭販子”等，改為“美國政府”“美軍”等，將美國國旗移出繳獲品陳列柜，并“適當減少一些我國領導人和政府關于反美的公告或聲明的陳列”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請示報告》（1978 年12 月26 日），舞陽縣檔案館藏，檔案號：1-81-31。?？傉麄鞑炕貜?，除同意上述改變外，還要將“反對美蘇兩霸”的提法改為“反對霸權主義”，淡化對美敵意。③《總政宣傳部的來信》（1979 年1 月12 日），舞陽縣檔案館藏，檔案號：1-81-31。這兩則材料表明，中美教育領域交流的開展，有助于突破固有認知羈絆，從而以更溫和的態度看待彼此。

教育交流的成果之一便是中國媒體人和文化人有更多機會走出國門進行采訪和訪問，并在美國設立駐站記者，便于長期觀察和報道美國。這些舉措無疑會加快涉美話語的更新。1979年之后，媒體關于美國的報道，主題日漸豐富，盡可能從多方面介紹美國。以《人民日報》為例，從1979年1月到1988年12月的近十年間，標題含有“美國”關鍵詞的新聞有6525篇，平均每天都有一篇以上的有關美國的報道。這些新聞既有報道外交活動的硬新聞，也包括介紹美國風土人情、先進科學技術、奇聞逸事的軟新聞，與毛澤東時代關于美國的新聞報道相比，感情基調明顯改變。這些新聞，部分來自駐美記者，部分來自訪美旅美人士，還有一些編譯自歐美書刊。毛澤東時代最常用的“美帝”一詞，已極少出現。期間，《人民日報》標題中僅出現一次“美帝”，還是一則關于朝鮮的報道。而在1966年1月到1976年12月期間，《人民日報》標題中含有“美帝”的新聞高達4840篇。

走出國門的媒體人和文化人，通過發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等多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達著他們來自美國的觀察。美國給中國來訪者留下的首個印象是街景繁華、物資豐富。1978 年10 月，有人在《人民日報》上連續三天刊文介紹他在美國的見聞，說美國給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各地的高樓大廈：“在紐約，我們被邀請到‘世界貿易中心大廈’進餐。這是兩座一百一十層的摩天樓，附設餐廳可供兩萬人同時進餐，每天吸引游客八萬人。我們坐電梯到一百零七層，只一分鐘就到了。在這層樓上，可以從四面八方往下看，號稱‘世界之窗’。我們那天看紐約的燈火輝煌的夜景，的確是一種壯觀?！倍×峁P下的美國食品超市，物品極其豐富，琳瑯滿目，蔬菜瓜果非常新鮮，各種肉類應有盡有。超市里面的產品，標價非常清楚，服務員態度非常好，購物體驗極其舒適。服裝超市也是各種款式的服裝都有，開架挑選，大部分都物美價廉。④丁玲：《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9～32 頁。周惆則記錄了一個美國農民的富裕生活：房子樓上樓下200 余平方米，屋內“地面上鋪著化纖地毯，墻上掛著許多幅風景畫，禮品柜里擺著各國的工藝品”；車庫里還裝著自動開關門裝置。這個農民年收入幾萬美元，住房比城里人要“新穎、寬敞、漂亮”。⑤周惆、呂丹云：《千奇百怪尋常事——美國實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72、82 頁。

美國社會的另一特點便是科技發達。有人從自動化的角度向國內讀者進行介紹：“街道上小汽車很多，但十字路上看不到交通警察。紅綠燈都是自動控制的。盡管這樣，交通秩序還是比較好的……電梯已經全部自動化了，不用人管理……華盛頓的無人管理的地下鐵道自動售票站也許是最先進的?！倍×嵩趨⒂^美國生產機械設備的工廠時，贊嘆不已。為了向讀者介紹美國機械設備的效率，她舉了中國東北農場的例子：這家農場從美國約翰·迪爾公司引進了一套農業機械設備，“原來擁有三百多個職工的一個生產隊，現在只要三十二個工人就夠了。生產率一下就提高了十倍，而職工的勞動強度反而減輕了”①丁玲：《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7 頁。。

生活在發達社會的美國人在中國觀察者筆下又是什么形象呢？總體上看，對美國人的印象非常積極。艾青覺得美國人“干勁足，有進取心和受得住”，王蒙則對美國人不斷學習的熱情和態度贊賞不已。有意思的是，美國人走路快這一點讓觀察者觸動不已。馮亦代發現美國人走路都是一路沖過去的，而中國人走路則喜歡四平八穩的踱步——“在美國，如果你不趕前一步，你就會永遠落在后面，而落在后面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很明顯，在馮亦代眼中，步速儼然已經成了發展的隱喻?！白呗贰背蔀椤斑M步”的同義語：“我心里有些隱痛，我們在文明的路上，走得太慢太慢了。別人已經走到超工業社會，而我們還在歷史遺留給我們的重重陰影里踱著方步！”他還借美國人之口強調了這一觀點：“在美國，路上慢慢吞吞的行人，不是老人、病人，就是做白日夢的可憐蟲?！雹隈T亦代：《漫步紐約》，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 年版，第207、12～13、30 頁。

這些觀察者對美國了解不深，往往憑借在美國短期逗留的直接觀察做出感性記錄，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大部分觀察者的美國之行屬于國家公派項目，在中美雙方的精心安排下進行。他們身邊常有華人精英陪伴，即便不懂外語，也沒有關系。他們在美國的交流對象，同樣多屬于精英圈層，以親華人士居多。例如，馮亦代就記錄了和一個親華美國人的交流，這位美國人強調“美國人對中國人特別有好感，因為多少華工參與了美國開拓西部的豐功偉績，美國今日的文明，有中國人的一份貢獻”③馮亦代：《漫步紐約》，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 年版，第65 頁。。馮亦代聽后深以為然。事實上，這位美國人的陳述，全然不顧美國強烈排華的歷史事實。④參見〔美〕瓊·菲爾澤著，何道寬譯：《驅逐：被遺忘的美國排華戰爭》，花城出版社2016 年版。這些文字公開出版后，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尚未有機會踏出國門的普通民眾影響深遠，重新塑造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和印象。這些話語引導著那個時代普通民眾對美國的認知方向。

五、中美教育交流對中國民眾美國認知的影響

教育交流、知識體系和話語表述的變化，對民眾的美國認知產生著或直接或持續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正在經歷著祛魅化過程。1981年第一次來中國交流學習的楊美惠就對北京城內人們的思想狀況留下深刻印象。她觀察到普通中國人還經常被“文革”記憶所困擾，普遍認為“這一場他們多數曾滿懷激情和革命理想投身的革命出了錯”，加上對住房短缺、工資低下等現實問題的不滿，許多人都開始“以冷漠、詛咒和不服從的辦法對付”。⑤〔美〕楊美惠著，趙旭東、孫珉合譯：《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 頁。青年人對傳統思想政治課程持有抵觸心理。例如，北大學生抵制學習《國家與革命》，龔祥瑞不禁感慨，政治氣候變化之迅速出人意料①龔祥瑞：《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80～281 頁。；清華附中對學生思想狀況進行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人對政治反感，缺乏革命理想，認為這些都是陳詞濫調，“談學習津津有味，談理想昏昏欲睡”②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清華附中簡史》，1987 年印行，第100 頁。。

在社會主義價值觀面臨挑戰之際，民眾通過逐漸開放的教育和媒介系統重識美國，并以相關知識和話語作為評判中國的標尺。1979年元旦，一封寫給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引起關注。該信直言，中國普通民眾對美國最大的好奇莫過于“想看看你們的國家究竟是怎么像魔術師一樣創造了那么多財富，除了科學以外，是不是還有什么別的秘密”③《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201-264）》（1979 年），天津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0213-C-000013。。寫信者通過教育和媒體獲得關于美國的知識和話語，將美國理想化，認為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它的高度的社會文明必然與它的高度的社會民主相適應……它也是在今天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④《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二階段）》（1979 年），天津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0213-C-000014。。這種表述將美國進行了簡單的標簽化處理，這種片面的觀念既無法正確認知美國，也無法實現自我剖析。從發表之日起，就有反對聲音存在。有人撰寫題為《美國是“民主的樂國”嗎？》的文章，擺出大量事實，認為美國民主是虛偽的；有人發表《要正確使用民主權利的一封信》，嚴肅批評盲目崇拜美國的不良心態。⑤《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201-264）》（1979 年），天津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0213-C-000013。

隨著民眾了解美國軟實力的機會和途徑逐漸豐富，一股“美國熱”和“英語熱”正在形成。1978年由相聲演員楊振華、金炳昶創作的《我愛中國》即反映了這一趨勢。這段相聲講述一個美國人與中國姑娘結婚的故事，并借姑娘之口傳達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其中一個片段加入了“學外語”的情節，逗哏演員用英語模仿那位美國人談了他對中國的感受，由捧哏演員翻譯成中文。其中就包括“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心連心（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linked）”這樣直接表達中國民眾對美國態度的話語。⑥楊振華等：《假大空相聲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80 年版，第50～51 頁。相聲的創作靈感往往來自社會基層，由此也可從側面反映出民眾觀念的變化以及渴望學習英語的熱情。

當時，青年人開始借助“美國之音”學習英語。他們通過“美國之音”收聽各種新聞，以了解美國和世界。上海共青團員還要求單位組織收聽。上海市委宣傳部認為，用“美國之音”學習英語可以鼓勵，但聽新聞“不提倡，但也不要規定不準聽”⑦《上海市國防工業辦公室就收聽“美國之音”問題向上海市委宣傳部請示的電話記錄》（1978 年12 月11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4-43。。當時民眾為了更好學習英語，甚至向“美國之音”駐香港辦事處索要教材。中央宣傳部于1979年初專門發文，指出“不必制止”這一行為，并要求撤銷之前給予收聽“美國之音”或索要教材的人的處分。⑧《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是否可以收聽“美國之音”華語廣播中的英語教材節目，是否可以向“美國之音”駐香港辦事機構函索英語教材一事的通知》（1979 年1 月5 日），舞陽縣檔案館藏，檔案號：1-81-31。1979年國家教育部專門召開全國外語教育座談會，呼吁加強外語教育，提高外語教育水平，并形成《加強外語教育的幾點意見》。該文件徹底批判了“外語無用論”，要求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領導全力為學習外語創造條件。⑨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68～1669 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人們學習英語、了解美國文化的熱情更加高漲。1980年底，《中國青年》刊登了一篇題為《青年工友上講臺》的短訊，講述了青年工人何家成如何利用業余時間學習外語、最終被破格提拔為英語老師的事跡。①余之賢：《青年工友上講臺》，《中國青年》1980 年第11 期。這篇只有半頁篇幅的文章登出后，引起很大反響。許多青年給何家成以及《中國青年》雜志社寫信，請教學習英語的方法。為此，何家成專門在《中國青年》撰文，向廣大讀者介紹自己如何學習英語。②何家成：《關于自學英語——給朋友們的復信》，《中國青年》1981 年第2 期。學英語，必然要接觸與之密切相關的英美文化，上海外國語學院創辦了兩種普及型刊物《英語自學》和《上海學生英文報》，為普通民眾接觸英美文化、了解英美風情提供途徑。③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辦公室編：《我們的大學——上海高等學校改革發展軌跡及啟示（1978—1992）》，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277 頁。北京大學校黨委常委在開會討論提高英語教學的效果時，也特別強調要擴大學生對英美國家的知識面。④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986 頁。在這種氛圍中，英語學習開闊了青年人的國際視野。

民眾對美國重新認識過程中，美國文化中的糟粕也隨之而來。一些人從美國文化中發掘出注重個人—物質利益的面向，打著“學習美國”的旗號，公開強調追逐個人財富的極端重要性以及人與人之間殘酷的競爭關系，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價值式微。當時就有學者對這一趨勢表示關注和焦慮。羅國杰認為人們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風”影響，“金錢至上”“拜金主義”“一切向錢看”等觀念風行，日漸喪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為尋求解決之道，他專門撰寫《倫理學》一書，著重強調“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在當時社會上的重要作用，闡明了在社會主義中個人主義思潮泛濫的危害，辯證地處理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使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理論和原則更加適應當時社會道德風尚的要求，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倫理道德的有力支撐”⑤羅國杰：《羅國杰生平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7 頁。。中共中央也意識到民眾美國觀中的不當取向，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并通過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等方式，強化對青年人思想的引導。⑥參見《宣傳動態（選編）》（198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9～125 頁。

綜上所述，中國教育日益開放，以及與美國相關的知識體系和話語表述逐步更新，為中國民眾美國觀的轉變打下了基礎。與改革開放起步前后美國觀轉變最為相關的社會—文化因素，即中美文化教育領域交流的擴大與深入，唯有對這種交流在知識—話語層面形成的結果有所把握，才能洞悉觀念迅速轉變背后的機制和動力問題。

六、結語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中共對美國認知的轉變以及時代主題的更新，中美之間的教育交流日漸常態化。中國人通過日益豐富的路徑了解美國，轉變了基于階級分析框架形成的對美傳統認知，描述美國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都相應發生轉變，從而影響到普通民眾對美國的認知，在社會上形成一股“美國熱”。重新認識美國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重大事件，它緊扣時代主題，悄然塑造著對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等重大問題的判斷，產生了一系列影響。

對美國的積極認知以及中美交流常態化，使中國人心態日趨開放。隨著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交往，人們切身感受到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為正視自身、正視世界發展狀況提供了可能。新的觀念超越了“反帝”敘事傳統，激發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自冷戰以來后發國家和地區有兩個基本心理趨向：第一是民族主義情緒興起，第二是渴望實現工業化，以求面對西方列強時有底氣追求獨立和平等。①〔美〕許烺光著，沈彩藝譯：《美國人與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8 頁。改革開放后對美國的再認知主要沿著第二個方向展開?，F代化成為這一時期最熱門的語匯，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向已經完成現代化的國家請教。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中國人積極走出國門，虛心學習，盡快縮短各方面差距。實踐證明，開放的心態是四十余年來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基礎。

不過，在重識美國、學習美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值得關注的問題，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美國的知識體系、文化、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深入影響。彼得·伯克曾言，全球文化流動加速，很可能會造成“地方傳統和本土根文化的喪失”，文化全球化時代往往演變成為“美國化的時代”。②〔英〕彼得·伯克著，楊元、蔡玉輝譯：《文化雜交》，譯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7 頁。知識體系的美國化、學術話語的美國化、價值觀念的美國化和生活方式的美國化，是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當試圖去解釋中國與分析世界時，所使用的概念術語、理論框架甚至價值關懷難以與自身經驗形成契合，外部世界不易理解我們的實踐、價值、情感和立場；另一方面，諸如集體主義等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正在經受著沖擊，弘揚個人價值以及個體化進程開啟可能會引發價值波動，對凝聚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共識產生影響。

許烺光在對美國人國民性進行分析時指出，美國人最大的特點之一便是以自我為中心，“害怕低人一等”，因此美國在制定對外政策時，需要維持“這個國家的優越感”。③〔美〕許烺光著，沈彩藝譯：《美國人與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07 頁。中國人對美國的觀念轉變，恰好契合了美國人對優越感的追求。當時中國落后于美國，中國人急切地奔向大洋彼岸學習取經；大量美國學者來中國傳經授道，美國公司來中國投資經商。這些實事恐怕多少也會讓參與這一歷史進程的美國人感受到先輩的傳教士使命。④參見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但這種高低有別的等級秩序終究是一把雙刃劍，也難以一直持續下去。如今，需要從這段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尋求開放心態和平等關系之間的平衡，建構一種更加可持續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