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影響

陳偉杰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徐匯 200234）

《宋史·張耒傳》中關于張耒的生平概述有如此的文字記載：“游學于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聲?！盵1]而張耒于蘇軾處獲得的“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聲”的為文評價，來源于蘇軾所作《答張文潛書》里其對蘇轍文章造詣的稱贊話語。

《答張文潛書》寫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時神宗去世，高太后、司馬光主政。蘇軾、蘇轍在被長時間貶黜后還朝，張耒也由“壽安縣丞，入為太學錄”。蘇軾在《答張文潛書》一文里以一句“甚矣，君之似子由也”[2]的評價，對張耒的文章水平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而后蘇軾又以說明蘇轍“其為人深不愿人知之”[2]的品性、對好事者“而或者便謂仆代作”[2]的誤判持“此尤可笑”的譏諷態度為鋪墊，進而論述己身對“文字之衰”現象的看法與批判：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2]

蘇軾在《答張文潛書》文末引用章惇所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2]，借以強調“文字之衰”現象的存在已年深歲久，其核心思想是批判王安石以私家之學取天下士的行徑?！端问贰ね醢彩瘋鳌份d錄：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粫r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1]7453

蘇軾針對王安石“欲以其學同天下”的作為所帶來“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后果的嚴重性，批評摹寫因襲王氏文風的文章為“黃茅百葦”，諷刺王安石的主張如同“荒瘠斥鹵之地”，缺乏生機。而其否定王安石做法的依據，是先儒治學的態度和適從自然的理念，對后世之人論述與“文字之衰”現象相關的問題和事理時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價值評定

蘇軾申明之“文字之衰”的情狀與弊害基于其剖析時政內核及實效遺患所得。其時，朋黨之爭愈演愈烈，而蘇軾因其才情與聲望定然在所不免，故受政治調整需要之驅使，抑或源于厘革律令之本意，蘇軾作述之“文字之衰”議論卓犖于彼時諸多臧否陳說。繼而蘊藏于評判字句的蘇軾個人品行與修業理想亦被后世學者所抉發并服膺，該文遂被不時謄錄于選輯或著作。

（一）世用之文

南宋紹熙庚戌年間鉅鹿人魏齊賢與南陽人葉棻合編輯成《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四庫提要》稱其：“是編皆錄宋代之文，駢體居十之六七，雖題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實五百二十家，網羅可云極富?！盵3]其中尺牘卷里有著《謝張文潛帖》一文,即蘇軾所作《答張文潛書》，根據卷首南徐人許開于紹熙庚戌八月朔所作序文可知，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篇章被認定為“世用之文”而收錄：

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其中。以我圣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君八窗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靡所不備。[4]

朱彝尊《播芳文粹跋》中有“富哉言矣，然其所錄不盡皆醇”[5]一語，是對此編冗雜弊病的批判，然雖有缺憾，精華亦寓，“故彝尊雖恨其蕪，終賞其博也?！盵3]《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不僅使后人得以一窺宋人失傳專集之梗概，而且其對部分文章的評判結語可謂一語中的，正如其認為包含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篇章可補世用，在后世諸多學者的提及和使用中得到應驗。

（二）為文正法

南宋紹熙四年（1193）海陵人王正德所編輯的《馀師錄》里亦收錄了蘇軾的部分文章，其中有《答張文潛書》的片段文字，即蘇軾關于“文字之衰”的議論。根據王正德所作《馀師錄序》里行言可知，蘇軾對“文字之衰”現象的議論被記錄于書中，是因為其被王正德認定為內含“為文正法”：

或以其虛名來問為文正法，余舊學荒落，口塞不能對?？钋拜呎撐恼吕?，具散在方冊，時舉一、二以告之，久輒忘去。問者襁屬，老懶疲于酬應，而仆仆尋檢，又不可以應，猝因記憶平時所誦，令兒輩抄錄以遺。[6]

王正德“為文正法”理念的具體內涵是對詩文應有特質的解釋和推崇，它注重作者的學養和體悟，文章水平的優劣取決于作者為文能否諸體皆備、兼采眾家，以較為系統的論說對詩文法度作出新的強調和要求：

《馀師錄》曰：文不可無者有四，曰體、曰志、曰氣、曰韻。作詩亦然。體貴正大，志貴髙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四者之本非養無以發其真，非悟無以入其妙。[7]

蘇軾為文的理念通過直斥王安石以王氏經學取士的舉止而寄寓在“文字之衰”的議論里，于側面映照著王正德“為文正法”理念所宣揚的推重深厚學養和發奮參悟，反對投機取巧、形神枯槁的鄙陋創作，故王正德將其作為“為文正法”的依照與參考納入所編文集中，這是蘇文議論嚴謹、論說確切的特點所致，也是蘇軾作文風致體現著王正德所撰《馀師錄》欲論述的文章應有特質的緣故。

蘇軾關于“文字之衰”的議論中有對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學同天下”問題的駁斥。他以孔子“因材施教”的態度與地生萬物，“和而不同”的規律為依據，對“王氏之文”的主張與影響做了批判。其中流露出的為文原則與方法一如蘇軾評價自己的文章：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2]2100

蘇軾為文自評中所體現的清機自引，不受拘束，取法自然，收放自如的特點正是王正德認為推行“為文正法”理念當有效果的生動詮釋，故被王正德尊為“馀師”之一。

（三）人格垂范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自幼聰穎，為同郡大學士徐階器重。為諸生時，與董其昌齊名、與王世貞交好。年未三十，隱居山水，閉門著述。工詩善文，書法學習蘇軾和米芾，兼能繪事，屢次皇詔征用，皆以疾辭?！恶罡肥莾晌幻星f虞卿和錢抑生的文人共同編撰的文集名稱，陳繼儒在為其作序時，引用了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

此兩君不敢強同于天下，而以“耦耕”自讬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己?；鸟ぶ?，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编岛?，若今日則蝥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為型，心相語，調相諧也。[8]

陳繼儒于此處將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放置在莊虞卿與錢抑生“不敢強同于天下”的具體表現前，既是將蘇軾在王氏之學曾風靡日盛的情況下仍舊“獨善其身”的清醒作為莊虞卿和錢抑生“以‘耦耕’自讬”的來源借鑒，也是借以強調莊虞卿和錢抑生所處的治學時狀遠遜于蘇軾其時身臨的文壇境況，突出莊虞卿和錢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的不易和可貴。莊虞卿和錢抑生“以先民為型”，不只是“力田逢年”，還有追慕與領悟先正垂范的精神內涵，效法蘇軾，在“文字之衰”世況下謹守本心、不求聞達。

二、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意義延伸

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內容雖然是指斥王安石以私學取代先儒之學的做法和為追名逐利而一味模仿的荒誕士風，但其批評要旨卻關乎到治學原則與行世方法的問題和事理，后世學者基于此做相關論述時不僅引用蘇軾珠玉在前的論說，還對其內涵和意義進行拓展和延伸。

（一）宋儒之弊，今人之非

程朱理學經過宋、元兩代的發展，其系統內涵與邏輯理論于明代已臻完備，且受到官方的重視與推崇。然后學之人不加辨明的接受與宣揚，使得程朱理學禁錮與銷磨著其時的學風、士風。特別是當時以理學家身份自重的迂腐者，于詩文創作上不以為意，反而借以程頤評點杜詩一事注重理語，作性氣詩以標榜，對文壇與詩壇影響頗為惡劣，李夢陽曾對此有過尖銳批評：

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云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以教人，人不復知有詩也。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作詩耶？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峽蝶”、“點水晴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9]

針對程朱理學將詩學發展引向歧路的現狀，李夢陽以《詩經》所言為例論證詩材的特殊與作詩目的不應完全落腳于說理，斥責其時的理學家攻訐先賢、自以為是的行徑如同癡人說夢。此后，以王守仁遙承宋儒陸九淵一派為代表的心學，因朝廷推許與弘揚，一時之間好事者宗之信之，蔚然成風，言心言性之舉與摒棄先儒、盲目崇拜行徑荼毒學術，針對時人“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于非宋人也”[10]的陋病和理學用于宋世治學已現的弊端，楊慎引用與拓展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亦作《文字之衰》展開評述與抨擊：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后，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髙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髙棅不知詩者，及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顔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11]

楊慎于此處斥責的“文字之衰”，兼指性理之文和科舉之文。他由學風而論及文風，針對其時文學發展受困于世之盛行的道學、心學之下的現狀，貶斥性理之言和場屋之文。而于發抒己身感受和議論之前，援引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作為鋪墊，既強調“文字之衰”的現象被歷代學者所關注，又有所著重的批評時弊，結合前人所言，對當下治學陋習的特點和通病進行深度的揭露和抨擊。

楊慎奉蘇軾“文字之衰”的見解為切中時弊的議論經典，其附于蘇軾議論后的己身陳述中，有著對宋世學者治學缺漏之處的說明和批評。楊慎認為宋世儒者治學的專斷使前賢不合己意的言論，具被摒棄，導致學術視野的狹隘和前人“立言”成果的遺失。而對“文字之衰”表現出的通病，即存在追慕與厭惡兩個極端，宋世學者治學時的言論與行徑，帶有上述特點，而飽受宋世理學浸透與根植的今人的為學思想，已從宋儒講學言行中受到程度頗深的危害。今人的人云亦云，即“非宋儒之言不敢聽，非宋儒之事不必問”的自欺欺人，已將文學研究流于淺表，只知稱頌與趨步宋儒而已。楊慎于此言人所不敢言，既是其反對因循摹擬，呼吁轉益多師的主張體現，又可謂是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精神繼承。

（二）為學真諦

姚瑩，嘉慶十三年進士，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幸翁，安徽桐城人，清朝史學家、文學家。師從祖父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創始人?！肚迨犯濉贩Q他“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12]，所著文集《康輶紀行》中有著對蘇軾“文字之衰”議論內涵的延伸與發抒：

蘇子瞻論王半山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鄙坪跆K子之言文矣！豈惟文哉？古今學術亦猶是也。余嘗語友人曰：“天下之人不同貌，而同一好善、惡惡之心。自古圣賢不同道，而同一樂天、濟世之志?？鬃印读洝凡煌?，而同一修己、安人之術。千古忠臣孝子不同行，而同一竭力致身之義。世人不求其所以同，而惟于其不必同、不可同者。曲求其肖，彼即真肖，吾猶以為非,況必不能肖哉！”歷舉前人之論文者可以悟矣。[13]

姚瑩在這番議論中，將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延伸至治學態度與訴求的領域，指出其論說點明了古今學術的發展面貌和特點。姚瑩以此為“緣事而發”和價值追求的基礎，將其時的為學目標和方式已走入歧路的狀況加以描繪，即“世人不求其所以同，而惟于其不必同、不可同者”，姚瑩認為其時為學之人，不求古人之所以為人的方法和道理，而惟求古人之所以為文的門路和法度，這是本末倒置、舍真求偽的學術怪狀。姚瑩從天下之人不同貌但共好惡、自古圣賢不同道但共濟世、忠臣孝子不同行但共赴義的表現為己身“曲求其肖，彼即真肖，吾猶以為非,況必不能肖哉！”的判斷張本，并說明可從“前人之論文者”悟得，將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升華至揭示為學真諦的地步，對蘇軾的見解作了深度延伸。

（三）政事照鑒

明代茅坤曾選韓愈、柳宗元等唐宋八位文學家的散文編輯成《唐宋八大家文鈔》，傳至清朝初年，儲欣于此基礎上又增補唐朝李翱、孫樵的散文，編為《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清高宗認為儲欣的取舍標準和觀點闡發都尚需推敲，遂下令對此書重新編輯。于是，由允祿主持全局工作，張照、朱良裘、董邦達等儒臣參與編纂的《唐宋文醇》繼而問世?！短扑挝拇肌肥珍浟颂K軾所作《答張文潛書》，其中對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亦有延伸和發抒：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篇中雖止論文字，而政事即在其中。惟其好人同已而人之強與己同者至矣。彼其不惜強與己同，豈真與己同哉？亦欲各得其所欲耳。既己各得其所欲，彼亦將欲人之同已，夫然后終亦不與已同矣。呂惠卿既執政，萬方以蘄致安石于死，奚能終同耶？軾所云“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者，豈特安石之文哉？安石所為朝廷遴得之人才，寧不若是耶？[14]

蘇軾關于“文字之衰”的議論于此處被延伸至政事教訓與前鑒的領域，蘇軾對“文字之衰”現象的論斷被認為是對其時政治層面的映射和批評，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即內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被發掘和接受。通過論述王安石“好使人同己”行為與小人謀求利益、“委身曲附”方法的內在聯系，將“同天下”的難行性與危害性進行富有邏輯的論證，揭露“欲各得其所欲耳”的丑陋目的，更附以呂惠卿先“同己”后“致王安石于死”的史事加深論說，使得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對政治運行的影響被冠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參考必要。在文末以蘇軾所言“黃茅白葦”喻王安石所提拔之人，更是將蘇軾對王安石的批評言語塑造為“無一字無來處”，蘇軾“文字之衰”的議論由此被提升為包含“政治之衰”的因素和原由。

三、“黃茅白葦”內涵新賦及在批評明七子派影響中的應用

蘇軾批駁“文字之衰”世情之述評，實為“黃茅白葦”創作應用之濫觴。即自蘇軾以“黃茅白葦”譏諷趨時附勢的“王學門徒”以及循故襲常，迂腐騰騰的壇坫陋狀始，“黃茅白葦”因此而得獲形容齊一而單調之情景的涵義。其流播于后世文學批評編撰，多被績學之士用以抨擊索莫乏氣之主張，亦被深入應用于解讀固步自封，頑固不化之世道細情。

關于“黃茅白葦”新賦內涵的文學創作使用，主要應用于論說、批評等主題的文章創作中。如南宋陳亮為批判南渡之后道德性命之說日熾的士風以及循聲附和者的驕橫虛偽，斥責時人如朱熹等輩“頑然以人師自命”[15]的自大行徑，同時亦欲表述其危害，對渡江之前因學統之爭與政見之爭而產生的活力與生氣毀于“王氏之同”作了相應論說：

眾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后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15]

又如梨洲先生黃宗羲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病愈后，對自己先前所作文章《明儒學案序》進行了多處修改。原稿和改本中都有“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一語，但論說其危害的文字卻由“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16]改為：

剿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叛道，時風眾勢不免為黃茅白葦之歸耳。[16]79

這既有作者欲對其理論和發抒作更為全面闡釋的內在誘因，又有蘇軾“黃茅白葦”一說更為切中明儒弊病的外在聯系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黃茅白葦”一詞在經歷蘇軾“文字之衰”議論的提及后而獲得的特殊內涵，亦有人物將其應用于詩歌創作中。如于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官至中書舍人的朱翌曾作《次韻書事四首》，在其第二首詩作中便將“黃茅白葦”一詞應用于評價學識淺薄的人物：

圣朝始悟文章弊，大霈首更詩賦科。白葦黃茅供一掃，英豪人物未消磨。[17]

又有清代浙江山陰人劉正誼，其與西河先生毛奇齡交往友善。毛奇齡曾為劉正誼所著《宛委山人詩集》作序，劉正誼就此事作《訪毛西河太史留贈》詩以表感謝。在詩作中，劉正誼將己身詩文稱作“黃茅白葦”，用以自謙：

充棟書成自不坤，頻年握槧暑兼寒。魯魚舛后多厘正，秦火焚來盡補殘。

畫舫兩湖明月共，籃輿十里好山看。感施余論沾荒帙，白葦黃茅足改觀。[18]

諸如此類的詩作數量與將“黃茅白葦”批評應用于行文的篇章數目相比雖難稱尚豐，但仍足可一觀。

細閱后世文章創作中的“黃茅白葦”批評所指，其具體對象和具體時段皆有所不同。如元代潁淵先生吳萊于《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中的“黃茅白葦”批評所指為南宋時期倪樸所惡的不學無術之徒，而明代止公居士鐘惺所作《與譚友夏》書牘中的“黃茅白葦”批評所指為其所嫌的千篇一律的文風。綜觀歷代“黃茅白葦”批評引借，其最為集中論述的對象是明中葉后的文學發展，而在這之中，最為全面、最為系統的引述應用，當屬對明七子派的批評議論。

有明一代陸續崛起之文學流派，聲勢烜赫且影響緬邈者無過于“七子派”。該流派發端于弘、正時期，復振于隆、萬年間，故其創議多歷年所，又因個中代表不乏統攝文苑者，故其熏染并引導著明代主流文學之演變。然其立論失之偏頗且從者如云，重現著蘇軾描繪的“文字之衰”境況，故博物君子多以蘇軾的獨見之明抨擊該流派之宿弊與流毒。

（一）對七子派文章創作主張及其弊病的批評

石園先生萬斯同于其所撰《明史》中如此評價做為七子派核心人物之一的王世貞：

自古文人享隆名、主風雅、領袖人倫，未有若世貞之盛者也。顧其時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而言不稱其實，貌似而不得其神，迨其晚年攻者漸起，世貞亦自悔之，而天下猶沿其初習，彌望皆黃茅白葦，致萬歷以后天下遂無古文，未必非世貞之罪也。[19]

從萬斯同對王世貞的所述所議中，七子派的文學主張不難一窺。以王世貞為核心人物之一的七子派，其詩文創作方法和為學見解，被萬斯同批為言不符實、貌似神離，萬斯同認為其影響流毒匪淺、危害深遠，不僅使一味循規蹈矩之輩充斥文壇，且致古文發展幾于末路。為了重振文道，革新古文，萬斯同極為贊賞那些敢于突破七子派文學思想禁錮的人物，認為此類人物的文章和操守，能使“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20]，而萬斯同所言“黃茅白葦之習”，針對的是七子派的古文創作遺陋：

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為貴也。今天下文人溺于陋習，藐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20]

而關于七子派古文創作陋病及其影響的批評，萬斯同之師梨洲先生黃宗羲亦曾有過議論。鄭禹梅與萬斯同皆為黃宗羲弟子，黃宗羲在為鄭禹梅之父作墓志銘時曾借時人之憂點明七子派古文創作成規的鄙陋及影響：

斯文弦絕，依齋所謂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者，又一時也。顧黃茅白葦之中，而鄭子禹梅茁焉秀出。近時一時名公謂余曰：“王、李之剽竊未已，歐、曾之笑貌且至，古文之病，何日能瘳？”[21]

黃宗羲于此先引宋人謝枋得對文運晦暗的評述，表明近世文章創作境況的衰弱，后引蘇軾“黃茅白葦”之說，抨擊七子派主張風行以來文壇的凋敝。無獨有偶，黃宗羲在為鄭禹梅文集作序時，亦應用了“黃茅白葦”批評表述，其矛頭所指乃七子派對古文一道發展及其教導模擬所生風氣的危害：

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啟、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于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仿于王、李者摹仿于震川……今日時文之士，主于先入，改頭換面而為古文，兢為摹仿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為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16]65

黃宗羲對明七子派文章創作偏好摹擬的陋病及影響的見解由上可見一斑，而黃宗羲對明七子派復古主張及流弊的精要之論，當屬其所作《明文案序》下篇中有關七子派的論述：

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為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后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于韓，又曰不讀唐以后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22]

黃宗羲以七子派中前七子代表人物李夢陽、何景明首倡“文必秦漢”說法舉措為明代文章偏好摹擬弊病的發端，認為古文正統自其始壞，李夢陽雖以“起衰救弊”為己任，卻給古文發展及創作帶來積陋積弱的影響。而后，王世貞、李攀龍承接其旨，以領袖文壇的才力和地位，將擬古之說加以強調與深入，其不僅否定韓愈于古文發展一途的名望，妄言古文正法自韓愈而失，又批判宋元書作，致使古文創作師法領域狹隘淺薄。而關于古文言辭的寫作與運用，又推重秦漢文章的話語，使得取材對象局促窄小。師法領域的可取之小和取材對象的可用之少，黃宗羲譏此主張實質為“黃茅白葦”，其于文末發抒“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22]之語，再次表明七子派文章創作主張所致的“黃茅白葦”之習對文道發展的深重破壞。

關于七子派文章一道的復古倡導所帶來的摹擬剽襲陋習，明中葉以來，不乏飽學之士作出相應解決方法。他們以其見識和才情，對其所關注的七子派所致“黃茅白葦”之弊進行糾正。

明代遁園先生顧起元著述甚豐，尤以散文見長。其為時人南溪惺麓先生文集《自偏堂集》作序時，于文末盛贊《自偏堂集》的價值，謂其行世可使“天下知子云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子瞻所譏黃茅白葦，彌望而是者”[23]。之所以作此評價，緣于顧起元認為《自偏堂集》的文貌褪去了其時文章摹擬失真的通病，擺脫了七子派文章創作復古主張的影響，是顧起元所提倡革新方法的實踐執行：

自嘉、隆以后，文章之道，類以摹擬失真，其高者猶如桓溫之似劉司空，無所不似，無所不恨；其下者殆如王朗之學華歆，徒在形骸，去之所以更遠矣。不揣私謂今日此道欲興，須如王藍田之掇皮皆真，又如裴令公之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而又斡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抽其芬芳，振其金石，斯可以揖讓古人，領袖作者。[23]

顧起元針對七子派為文主張教諭下的摹擬因襲之輩創作文章“形似神遠”的陋狀，而論述其振興文道的方法，后附以“先生所作，實獲我心”[23]的慨嘆，表明《自偏堂集》的文章概觀與世俗之士所追模競仿的七子派文風的不同，肯定其作者有別于受七子派主張熏染的“黃茅白葦”之輩。若言顧起元是從文章革新理論上對七子派文章創作流弊進行糾正，澹園先生焦竑則是從文章師法對象上，對七子派“文必秦漢”之說及盲從推尊七子派之輩進行抨擊：

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群天下而宗之，子瞻譏為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不足貴已。近代李氏倡為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擯為非文。噫，何其狹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三臠七葅，切如繡集，累如霧雜……乃有窶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

焦竑推崇蘇軾的為文表現，在其《刻蘇長公外集序》一文里以“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24]的議論為鋪墊，用以突顯蘇軾為文的水準，而自李夢陽以來的文學復古流派，因過于強調對前人成果的揣度與摹擬，且師法的領域又僅限于秦漢的文章，造成了拘泥于細枝末節的詞脈形似而忽視了整體氣象的呈現，進而致所作所言不僅生硬閉塞、雷同剽竊，且困縛了后進之輩的文章修習思想，使得文壇風氣困于因襲，晦暗不明。焦竑此篇《文壇列俎序》正是針對其時文章創作只重一家的膚淺而致“黃茅白葦”叢生文壇的世情陋狀，他主張轉益多師，不拘一格，以“脫棄形骸，自標靈采”沖刷前后七子復古弊垢。

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對七子派文章創作主張流弊之一的趨步因襲陋習亦有評價，與焦竑強調兼采眾家、批評一孔之見的著眼處不同，袁中道側重批評后學之人見識淺薄、學思不精但又不加辯駁、爭相仿效的無知妄為，貶斥其才識未豐卻附會標榜，遂入“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窘境而終成“黃茅白葦”之流：

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唐、宋于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為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后有朝官，遞為標榜，不求意味，惟仿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后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遍天下。[25]

袁中道肯定七子派講求復古于文章傳承與創作上的貢獻與時效，但批評其復古方法與重心的言不符實，貽害無窮。七子派陷入模擬古人格套的囹圄而未自知自省，又因其聲勢龐然致使追隨附和者接連不斷，而追捧踐行者泥沙俱下、良莠不齊，只知趨炎附勢、未解其中意味者大有人在，再受限于人云亦云的眾人的才疏學淺、見識匱乏的認知水平，七子派復古主張的核心立意被逐漸曲解至面目全非，進而不僅充斥七子派復古弊病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辨來由，只知仿效的“黃茅白葦”之輩亦滿遍天下。

（二）對七子派詩歌創作主張及弊病的批評

七子派核心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夢陽，曾借譏諷明代弘治朝內閣宰輔李東陽詩文的萎弱氣象而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一說，其主張被附和與推尊以來，對此號召的反對與批評的言論也從未缺席，如萬斯同批評其宗旨的消極影響為“詩文正派實自夢陽而亡”[19]。后世學者對七子派詩歌創作主張及其弊病的批評大都圍繞其師法領域的偏狹和作詩方法的歧誤，尤為抨擊的是其著重摹擬的愚劣，在眾多對此的批評論述中，不乏蘇軾“黃茅白葦”一說的批評應用。

雍正壬子年間舉人、海寧人曹猶龍在其《題憶雪樓集》詩作里為表達因世人擱置詩教傳統日久而致詩壇衰落的憤慨，將“黃茅白葦”批評應用于斥責走向歧路的詩格及時人：

風雅無歸久失傳，別裁偽體賴名賢。須教一字經千煉，方信三都擬十年。

王李盟壇饒伯氣，鐘譚吟社落卑田。古人未死應同恨，白葦黃茅燼復燃。[26]

曹猶龍批評王、李詩歌意味的張揚，指斥其時詩壇溫柔敦厚韻旨的缺失，是從詩歌氣象上反思與駁斥七子派詩歌創作的弊病。而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嘉興人彭輅，因其善詩，則在其《與友人論詩》一文里，對七子派詩歌創作代表人物的創作門徑作了較為細致的批評。

彭輅首先批評何景明詩歌創作的“以有求似”技巧之說，認為其是優孟衣冠式的拙劣模仿，且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不似之似”的看法，核心思想是批評摹擬因襲的陋習：

且擬不似為似，其說出于仲默，而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為優孟之效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于神，離力而躋諸圣，言之至者也。[27]

彭輅不僅對何景明詩學理念進行辯駁，且又通過評述李攀龍的詩歌創作風貌強調摹擬蹈襲弊病的危害。彭輅認為李攀龍的詩歌創作雖獨樹一幟、奔逸絕塵，但終究沒有完全擺脫擬效前人的病癥，其詩歌整體水平因此被渲染上困于仿學的頹唐色彩：

吾丈慕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瑰矣、偉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髙華絕響之中不免著運奇之跡。[27]

其后，彭輅以“蘇子瞻云：‘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黃茅白葦’”[27]一語來解釋何景明、李攀龍詩歌創作思想與成就難稱至真至善的原因。其認為何景明與李攀龍詩歌創作中的摹擬之跡給各自的工詩成就造成了消極影響，二人對前人法度的過于看重和有意承襲，使自我的詩歌創作表達，不免沾染前人習氣，進而詩歌創作成果雖堪稱豐沛，但卻有“黃茅白葦”之實。

彭輅批評七子派詩學思想與創作弊病是從分析并駁斥七子派詩歌創作代表人物的詩歌追求和詩作觀感渠道著手，虞山先生錢謙益對七子派詩學影響的批評，則以稱許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詩歌創作意義為依托。錢謙益于《列朝詩集》里的《袁稽勛宏道》一文中，特為強調袁宏道詩歌創作的背景，即“萬歷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有異，沈痼滋蔓，未克芟剃”[28]，用以點明七子派詩學思想流弊的深重和仿效之人的勢眾冥頑。而對己身所抨擊的彌望皆是的“黃茅白葦”的內涵，即七子派詩學主張中的“黃茅白葦”理念及追捧踐行七子派詩學的“黃茅白葦”之輩，錢謙益則以闡述袁宏道詩學宗旨及教化之人作側面說明：

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也……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28]

錢謙益后作“北地、濟南，結塞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28]一語用以肯定公安派詩學思想對七子派詩學主張的鄙棄與厘革，其將對七子派詩論中推重摹擬綱紀所致的“黃茅白葦”影響批評，寄寓在袁宏道詩歌創作喚醒時人的功效中，既突出七子派詩學思想中的“黃茅白葦”之弊對士風、學風的誤導久深，又將七子派詩學宗旨的鄙陋淺薄本質呈現于世人眼前。

四、結語

綜上，蘇軾創作“文字之衰”議論所產生的影響實非等閑。后人對蘇軾關于“文字之衰”議論的接受和使用，既有直接收錄和擇取蘇軾關于“文字之衰”的言談，表明此段發抒所彰顯和透露的價值和意義，將其用以完成自身所編或參與修飾的文集，他們對蘇軾于此的所談所論進行謄摘，雖只作為既有的前人論述放入內容展現之中，但卻增強了著作的說服力和生命力。也有對蘇軾關于“文字之衰”的論說加以拓展和延伸，用以突顯時事，匡正時弊，將蘇軾的論述作為內含正法的鑰匙，去開啟已久縛時人和世事的枷鎖。尤為重要的是，蘇軾“文字之衰”議論所創造的“黃茅白葦”一說，被后世學者應用于文學批評的諸多方面，特別是在對明七子派詩文主張的摹擬弊病的抨擊言論里，“黃茅白葦”批評的使用更為系統和深刻，使明七子派的消極影響受到更為清晰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