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詩文對揚雄評價的二重性

徐 江

（四川師范大學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8）

蘇軾詩文中有著較為豐富的涉及揚雄評價的論述，這對于理解蘇軾思想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相關內容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如：陳冬根[1]探討了王安石與蘇軾二人在揚雄評價問題上一崇一抑的區別；徐江、趙義山[2]對《蘇軾文集》中題名為《韓愈優于揚雄》一文的作者歸屬權進行了考辨，并認為此文之所以長期羼入蘇軾文集中而未被發現，其原因之一便與蘇軾好批評揚雄有關；喻世華[3]對蘇軾詩文中相關的篇目進行了統計和研究，并揭示了蘇軾在揚雄傳播中的深遠影響，等等。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蘇軾揚雄論”這一學術話題的價值和意義。不過，蘇軾對于揚雄的評論中仍還有一些值得探討的內容。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蘇軾的詩歌和散文當中竟似有兩個不同的揚雄一樣。蘇軾在散文中對揚雄多有批判，但詩歌中又屢屢稱引與揚雄有關的典事。究竟蘇軾的詩歌和散文中的揚雄形象有怎樣的不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區別？本文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蘇軾詩歌對揚雄的正面稱引——兼與《漢書·揚雄傳》對讀

據蘇軾詩集考察，蘇詩中稱引“揚雄”相關典故重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對揚雄居處的肯定

蘇軾詩中常常引用“揚雄宅”這一典故，如：“恨無揚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①、“何日揚雄一廛足，卻追范蠡五湖中”（《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據《漢書·揚雄傳》所載：

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于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4]3513-3514

這段文字對于揚雄“孔顏樂處”式的生活態度進行了描繪，使得“揚雄宅”成為高雅淡泊的儒士理想居所的象征。蘇軾一生梗泛萍漂，其詩或引“揚雄宅”以自喻，或以之喻人，其暗含的正是對揚雄處世方式的贊譽和歸耕故鄉的良好愿望的追求。

（二）對揚雄年老而仍居卑官的遭際的同情

《漢書·揚雄傳》謂雄：

奏《羽獵賦》，除為郞，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并。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4]3583

從這個記載中，可見揚雄的才高命蹇。他以奏《羽獵賦》而得微官，然歷經三位帝王而未能一展抱負。雖已皤然老態，仍居執戟郎之職。與王莽、董賢等昔日同官相較，其中的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蘇軾嘗用此自比，有詩謂“子云三世惟身在，為向西南說病容”（《送鮮于都曹歸灌口舊居》）；又曾用此典以表示對友人遭際的同情，謂“寂寞抱關嘆蕭生，耆老執戟哀揚子”（《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玄晏一生都臥病，子云三世不遷官”（《王文玉挽詞》）。

（三）嘆揚雄之嗜酒少客

《漢書》謂揚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4]3585，從對生活資料的占有而講，貧窮生活當然是痛苦的。但從傳統語境來說，君子“憂道不憂貧”，這種狀態雖苦，卻是高雅有以自守，不妄與俗人交的表現。揚雄又嘗作《酒箴》，以寓君子淡泊而遭際坎坷，小人圓滑而終被進用之意，蘇軾曾盛贊此文，謂“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瓶居井眉”（《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前韻答之》）。其他詩中化用揚雄與酒相關典故者如：“忽然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載酒無人過子云，掩關晝臥客書裙”（《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等等。

（四）傷揚雄之老而無子

蘇軾《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詩中有“非無伯鸞志，獨有子云悲”之句。此詩系蘇軾為王適所作，適字子立，嘗從蘇軾游學，蘇轍以其女妻之。后蘇軾、蘇轍之子復從王子立學，為文頗有其師章法。元祐四年（1089），王子立年三十五而不幸早卒，蘇軾甚悲之，為作《王子立墓志銘》。方蘇軾湖州被逮之時，故人親戚皆驚散，獨王氏二兄不避嫌疑，慨然送之出郊，且出語慰之，此種高情厚誼足可窺見。這聯詩中，上句以“伯鸞”為譬，言其志與德；下句以揚雄為喻，悲其無子。所謂“子云悲”者，揚雄之子童烏慧而早夭，揚雄曾極為傷感地感嘆道：“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5]166蘇軾借此典以哀王氏，足見深情。另一首題為《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之詩，亦有“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之嘆。呂倚，字夢得，少有聲場屋，然而蹭蹬不遇，直到暮年，才以恩補授微官。致仕之后，老無所歸，然年八十三仍讀書作詩不輟，以收古今帖為樂。蘇軾詩以詠之，悲其人如揚雄之無子，如馮衍之不遇。

（五）贊揚雄之識奇字、著《太玄》

蘇軾詩中屢見“草玄”“問字”之語，如：“能詩李長吉，識字揚子云”（《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云夢”（《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稘h書·揚雄傳》曾記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4]3584，又謂：

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巨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毙坌Χ粦?。[4]3585

傳記以精煉傳神之筆塑造出了揚雄的學者形象。他精研學問，獨造其妙，而世人不理解，與之相形的是劉歆的“空自苦”三字斷語，這不僅否定了其學術鉆研的精神更是表露出后人對其學術可能持有的態度——用之“覆醬瓿”而已。揚雄之“笑而不應”，顯然有儒家“安貧樂道”的精神以及古人“為己之學”的態度，甚至也有“可與知者道，難于俗人言”的自信，蘇軾詩中多用此典，正是對揚雄的潛心為學態度的敬仰。

以上五個方面的內容，可在《漢書·揚雄傳》或者揚雄的個人著作中找到具體事跡。蘇軾詩中多非直接以揚雄為吟詠對象，但是又往往用與他相關的典事自喻或者喻人。這其中的揚雄形象無疑是正面的，也是令人同情的：揚雄學問淹博，卻沉淪下僚，一身抱負不得施行；他年老而官卑，又遭喪子之痛；他不改潛心學問的態度，過著“孔顏樂處”般的生活。蘇軾詩文中有如此之多與揚雄相關的典故，按道理來說，應該是對其為人極為敬慕的。然而，他的散文中卻對揚雄批判甚烈。

二、蘇軾散文對于揚雄的否定

蘇軾所作散文涉及到揚雄的篇目很多。與其詩歌中稱引的揚雄不同，他的多數散文對揚雄展開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其《晁君成詩集引》云：

達賢者有后，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后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后，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后者也。達賢者有后，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后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后，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后也。

文中所論之張湯，是漢代有名的酷吏。他手段狠辣，歷史上以腹誹之法治罪的故事，就創自其人，然而他又除奸商、懲豪強，頗有政聲，能夠“推賢揚善”，故而《漢書》謂其“固宜有后”[4]2657，蘇軾之說本此。與之相應的，便是對揚雄的評價，蘇軾說“揚雄宜有后者也”而最終無后，根源在于他“無其實而竊其名”，將其視為欺世盜名之輩，未免失于刻薄。

蘇軾對于揚雄的批駁，幾乎是全方位的，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揚雄立身行事的否定

蘇軾有一篇文章叫做《書柳文瓶賦后》，其文如下：

漢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漢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之作。非也。子云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云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猶不足觀，二人當有愧于斯文也耶？

揚雄論屈原、伍子胥、晁錯皆以為“不智”，蘇軾不以為然，并進而對揚雄“臨憂患，顛倒失據”的政治表現進行辛辣的諷刺。這里所謂“憂患”，當指王莽新政之際，揚雄懼禍及己，倉促投閣之事。以此觀之，蘇軾對揚雄的立身行事，是持否定態度的。

（二）對揚雄關于歷史人物評價的否定

揚雄對歷史人物多有評價，而蘇軾對其見解，往往持否定態度。如蘇軾所作《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鬃硬粡U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睋P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于由矣?！甭账寡?。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

文中“允哲堯禪舜，則不輕于由矣”的說法出自揚雄所著《法言》[5]204。蘇軾認為其說淺陋，并進而引出“圣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勞，庶乎其不驕士矣”的觀點，警戒在位者勿以權位為重，當去其驕矜之心，以臨天下。

又如《論伍子胥》一文，針對揚雄《法言·重黎》篇關于“子胥、種、蠡三人孰賢”[5]330之論作了如下評價：

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杰，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鬃尤ヴ?，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于籍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于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揚雄認為伍子胥三諫不去而致災禍是不智，而最終又“破楚入郢，鞭尸籍館”，乃不德。蘇軾則認為，三諫不去，皆因伍子胥乃是吳國宗臣，無去之理。而“父受誅，子復讎”于禮為然，甚至直斥“雄獨非人子乎”？評論極為尖銳。對于揚雄所論文種、范蠡的不強諫而去，導致越王受辱、臣服夫差的觀點，蘇軾則又雄辯地指出“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直斥揚雄為“曲士”，其學為“區區之學”，其看法為“兒童之見”，可謂鄙薄之極。

（三）對揚雄著述的否定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一文，對揚雄的辭賦、學術文章的評價最為系統，否定也最為徹底：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庇衷唬骸稗o達而已矣?！狈蜓灾褂谶_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梢云渌瀑x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此文作于元符三年（1100），而蘇子于次年逝世。該文是蘇軾晚年文藝理論的總結之作，文中特別提出“辭達”的藝文觀念，這是該文的核心觀點。作為批判對象的，便是揚雄的著作，蘇軾認為其《太玄》《法言》都是以艱深文淺易之作，對其《反離騷》之類的賦作，也頗為輕視。

（四）對揚雄地位的否定

蘇軾《醉白堂記》謂：“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后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碧K軾指出，孔子為至圣，然卻極為謙遜，而后之君子，往往自視過高，這其中就包括揚雄。揚雄自比“孟軻”之語，出自其《法言》，其語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盵5]81揚雄勇于以道自任，這種精神是值得嘉許的，而蘇軾對此頗不以為然。

總之，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對于揚雄的批評十分苛刻。這與其詩歌中反復稱引的“揚雄”仿佛判若兩人。如果詩文并觀，有些地方甚至頗為矛盾，比如既然認為其欺世盜名而應當無后，那么哀人老而無子時用“子云悲”之類的典故，則顯得不甚妥帖；再如，既已認為《太玄》之類的著作為淺薄，則不當以其自喻或喻人。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三、蘇軾詩文對揚雄評價出現歧異的因由探析

揚雄在宋代地位轉變較大，《四庫全書總目》謂“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揚雄）為孟、荀之亞”，“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鑒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為儒者所輕?！盵6]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揚雄在北宋前后的遭際。宋代眾多的批評聲音中，蘇軾對揚雄的評價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詳考蘇軾之批評揚雄，最重要的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揚雄的立身行事，二是揚雄作品的學術價值?？计湓?，有如下幾點：

第一，宋代是一個忠節觀念得以強化的時代，揚雄仕王莽政權之事被認為是道德瑕疵，這導致了揚雄被批評。蘇軾與揚雄在歷史人物評價上爭鋒相對的一些觀念，其實質皆是從忠節觀念出發，對“孝”“德”“智”“禮”等儒學精神內涵的理解產生的歧異。比如揚雄論屈原、伍子胥、晁錯，皆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不智”的；蘇軾則不認同此說。像伍子胥數諫吳王而不獲采納，是否應當去國的問題。如果放在宋人忠節觀念日益強化的背景下，就不難理解蘇軾所說“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的立場了。又如伍子胥鞭尸籍館之事，揚雄認為這是“不德”，蘇軾則認為這是符合“禮”的。

第二，蘇軾批評揚雄的學術著作的價值，其實質是文藝觀念的不同。蘇軾對揚雄著作價值的否定，是有跡可循的。其師歐陽修嘗謂“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7]664，對揚雄的論著的實際價值加以否定。其父蘇洵所作《太玄論》，謂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8]115，又論其《太玄》之作乃是“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無得于心者也”[8]115，否定了揚雄兩部代表作的學術價值。蘇軾批評揚雄“以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相較于其師、父之論，已經由學術價值的否定進一步延伸到了文辭的使用方面，這與當時文風改革不無關系。

第三，蘇軾批評揚雄還與當時以王安石為首的新學一派對于揚雄稱頌有關。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記載有一則意味深長的故事：

荊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云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后人誣子云耳，子云豈肯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鼻G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云否？”聞者皆大笑。[9]815

這個看上去頗有戲謔意味的故事難以辨別其真假，但其中體現出了王安石對揚雄的回護，以及蘇軾在揚雄問題上與其針鋒相對的態度。有研究者指出：“在北宋后期，以王安石為首的新學、新黨幾乎牢牢占據著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他們繼承了中唐以來古文運動推尊揚雄的傳統，并將之制度化、意識形態化?！盵10]81這一時期，揚雄的地位被拔得極高，得以從祀孔廟，其文也是舉子們模擬效法的對象，而蘇軾的批評也有挑戰新黨意識形態的意味。以上這些都是蘇軾批評揚雄的原因。

但是，從尋常認識的角度來說，既已輕視某人，而仍舊以其平生事跡相比附，似不當如此。要解釋這一個問題，應當從詩歌使用典事所凝結而成的文化意涵去尋找原因。前引蘇軾詩歌中稱引揚雄相關事跡時，我們曾特意與《漢書·揚雄傳》相互對讀，其結果就是幾乎所有典事皆可從《漢書》中找到原始出處。無論宋人如何評價揚雄，《漢書》無疑是對其十分肯定的，甚至于一直到北宋以前，對揚雄的肯定性評價占主流。與此相應的是，揚雄的相關事跡被作為事典引入詩歌中，其形象也一直是正面的。

《漢書·揚雄傳》所記“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其實是其五世祖楊季的事跡。但是在后人引用相關典事時，“一廛”“一區”顯然已經作為一個語碼而直接與揚雄關聯在一起。在不斷傳播和接受過程中，“有田一廛”成為了在故鄉有田產的象征，“有宅一區”則更進一步地升華成一個甘于寂寞、專心著述的學者的居所。前者如“務農勤九谷，歸來嘉一廛”（庾信《歸田詩》）[11]279、“季子乏二頃，揚雄才一廛。伊予此南畝，數已踰前賢”（權德輿《拜昭陵過咸陽墅》）[12]1946；后者如左思“寂寂揚雄宅，門無卿相輿”[13]735、杜甫“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杜甫《堂成》）[13]735?！稘h書·揚雄傳》與古今詩人的創作一起形成一個可以互為文本的、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典事，灌注在詩史鏈條之中。

又如“揚雄老而無子”的事情，揚雄在《法言》中言其失子之痛。歷來詩歌多有感嘆，如：王十朋《哭孟丙》“蕭瑟揚雄宅一區，不堪老境失童烏”[14]68；劉克莊《悼阿駒》“情知淚是衰翁血，更為童烏滴數行”[15]571，皆有同悲之感。蘇軾自己在《邵茂誠詩集敘》中說，“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至今”，指出了“揚雄無子”這一境遇是古今同哀的。原憲、顏回、馮衍、皇甫士安都是有良好德行或學問而遭遇困境的，互文以見義，也就是說揚雄顯然也是如此，這一篇文章中的語境顯然也是“事典”的語境。蘇軾散文中極為辛辣地諷刺揚雄欺世盜名而無后，其詩中引用“童烏”的事典以表達悲痛的心情，顯然不是他要皮里陽秋，用來譏諷其友人，而是因為事典已經具有了穩定的內涵，故而用來指代。蘇軾詩歌當中所涉及到的“執戟”“年老官卑”“閉館草玄”等揚雄形象顯然也應當如此看待。

蘇軾散文對于揚雄的批判涉及到多個方面，這其中既有立身行事、進退出處方面的思考，也涉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禮”等核心觀念的闡釋，還有改革文風的需要，甚至潛含著對王安石等人的新學的批評。他的批評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有其積極意義。然而與揚雄相關的事典，在不斷的流傳過程中，以《漢書·揚雄傳》《法言》等作為原始文本，圍繞著其相關遭際已經產生了豐富的次生文本，它們共同構成可以單獨截取出來的相對穩定的象征傳統，從而演化成為文化語碼。雖然由于時代的變化，揚雄成為一個被批評的對象。但是，作為與之相關的典故的內涵已經趨于固定，其象征意義不會因此而被驟然打破，這正是蘇軾詩文當中對揚雄的評價產生歧異的根本原因。

注釋：

①文中所引蘇軾詩文都來自李文亮自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2011 年版。文后不再一一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