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學科教師參與知識轉化的動機:基于自我決定理論的研究

王占軍

(浙江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金華 321004)

一、問題提出

根據中國科技成果管理研究會、國家科技評估中心、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8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2017年,以雙一流大學為主體的科研機構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額、合同項數均增長迅速。其中,合同金額達121億元,同比增長66%;合同項數為9907項,同比增長34%,轉化合同平均金額為122萬元,同比增長24%。學術界參與知識轉化活動的增加與政策激勵有緊密關系。國務院、教育部先后出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2018年前后各“雙一流”高校公布的建設方案普遍提出,通過科研管理改革推動科技創新,完善學?？萍汲晒芾頇C制,激發科技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從國外情況看,財政激勵對研究型大學教師知識轉化傾向影響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好壞參半的證據。雖然有研究發現,經濟激勵和發明者申請專利的動機之間存在著積極聯系,[1]但也有研究認為大學提供的經濟獎勵不起作用[2]。然而,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基于經濟模型的狹隘的人類動機概念,主要關注的是財政激勵對學術機構行為的影響,而不是單個學者的行為。有研究探討了學者向學術創業主義轉變背后的個人動機[3],但未對他們動機的內在方面給予足夠重視。此外,學界對學術信念如何影響教師參與知識轉化的動機關注不多。因此,有必要探討學者為什么參與知識轉化,經濟和非經濟的動機驅動因素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本文借鑒社會心理學領域的自我決定理論,以解釋一流學科教師的經濟和非經濟動機驅動因素在知識轉化追求中的共同作用,考察教師個人參與知識轉化的多樣化動機對其學術工作的影響機制。本文認為,學者在追求知識轉化的過程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外在動機和內在動機,這取決于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內化了與之相關的價值觀。除了聲譽和經濟回報,內在動機也是參與知識轉化的強大驅動力。本文以物理學、計算機科學、生物科學和材料工程四個一流學科教師為例進行研究。

二、理論框架

社會心理學領域的自我決定理論為研究人類動機的多面性及其與社會價值和規范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4]該理論把動機看作外部調節過程和個人對自主和自決的內在心理需求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該理論的觀點是,當人們相信行為將導致預期的結果時,他們就會采取行動。該理論將行為結果和他們所追求的調節過程區分開來,從而預測潛在行為動機的變化。此外,該理論強調激勵過程中的自我調節機制,這與那些在工作中享有相當多自由的學者的情況特別相關。該理論區分了三種主要狀態: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和零動機。內在動機指為了滿足內在的快樂和需求而做某事;而外在動機指為了結果或外部獎勵而做某事;零動機意味著由于缺乏興趣或不重視活動而沒有行動的意圖。該理論假設個體的行為動機放在一個自我決定的連續體上。它的范圍從完全缺乏自我決定的動機到內在動機,基于內在動機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決定行為,因為它源自個人自發的興趣,而不是由外部控制驅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外在動機的自我決定程度可以是不同的,從完全由外部控制的行為到部分或完全由內部整合的接近內在動機的行為。該理論的核心論點是,當個人將其背后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內在化之后,外部動機誘發的行為可以轉化為內在動機的行為。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行為就會變得自主,不再需要外部獎勵的存在。該理論的基本原則是,人類對自主性有天生的心理需求。該理論認為內部化是一個積極的、自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試圖將社會認可的道德規范或要求轉化為個人認可的價值觀和自我規范。[5]因此,該理論強調個體行動者的內化過程,不僅僅是個體對環境的社會化,也代表個體通過積極吸收和重組外部法規到內在價值,使個體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行動規則的過程。該理論確定了三種不同的內部化過程:內向型、認同型和整合型,它們代表了不同程度或不同形式的規則,這些規則與不同的動機類型在外在—內在動機連續統一體上相互關聯。[5]

當個人接受了外部規則,但不把它當作自己的規則來執行時,就會產生內向型投入。因此,這種行為與他們的價值觀不一致,也不是自我決定的,它是一種部分“受控”的活動,主要是由外部動機驅動的;當個體的價值觀與行為一致時就會產生認同,行動者為自己選擇目標,在選擇過程中他們有更大的自由和意志,因為行為更符合他們的個人目標和身份。認同使行為更加自主,并將其推向連續統一體的內在末端。內部化最完整的形式是整合,當個體完全認同社會規則或價值觀的重要性,并將其融入自我意識時,這種整合就發生了。當行為與個體的價值觀和身份完全一致時,他們可以在沒有外部規則的情況下受到內在的激勵。社會心理學家通過假設人類具有自我調節的一般有機體傾向,強調了內在動機在行為中的作用。雖然內在動機的概念經常與情感結果相聯系,但它最近被納入社會規范維度。例如,林登伯格(Lindenberg)區分了基于快樂和基于義務的內在動機。[6]前者與改善自身狀況的情感有關,而后者是指根據規則、規范或原則行事而獲得的滿足感。在這兩種情況下,驅動行為的動機可以說是內在的,因為它是在沒有物質獎勵或外部約束的情況下產生的。然而,兩種動機驅動的行為常常導致不同的結果。對該活動的內在興趣并不一定排除外在獎勵的顯著性影響,因為個體會感知到該活動的因果關系。一些高度自治的個體諸如學者,可能對該活動具有強烈的內在興趣,同時,他們也有強烈的動機為該活動獲得外部獎勵,包括認可、職業晉升、經濟回報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深度訪談法,樣本來自生物科學、計算機科學、材料工程、物理科學四個“雙一流”學科。按照比徹和特羅勒爾將學科分為硬—軟和純—應用的方法,由此形成四個學科類別,即硬—純、硬—應用、軟—純和軟—應用。硬純學科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學,旨在發現普遍規則,通過科學探究積累知識。材料工程則是偏向實踐取向的應用性硬學科,以生產新產品和應用新技術為目標。以往研究表明,科研商業化傾向于集中在頂尖院系硬學科的杰出學者研究活動中。本研究選取來自基礎研究商業化機會豐富的理工學科大學教師作為樣本。因此,樣本是面向精英學術研究人員的,他們可以在傳統學術目標和知識轉化目標之間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先廣泛收集四個學科教師從事各種類型的知識轉化活動,從傳統合作模式(如合作研究、合同研究、個人咨詢、聯合出版物)到直接參與商業活動(如專利和注冊公司等)。雖然本研究的重點是后者,但前者為分析提供了一個參考群體。這些樣本主要是通過在雙一流大學網站上搜索簡歷來確定身份的,并使用滾雪球方法來擴大樣本量。然后發郵件邀請受訪者,最終,共有20名教師接受了采訪,每個學科5人,其職稱涵蓋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參與知識轉化的時間分布在1～8年。訪談采用了半結構式訪談法,主要關注一流學科教師的產業聯系經驗、對科學—商業關系和知識商業化的態度和取向。向那些積極參與工業聯系的教師詳細詢問他們與工業聯系的狀況、參與這些活動的原因和動機,以及對這些活動的報酬和利益的評價。每次訪談時間約為1小時,訪談錄音轉錄為文字。

四、硬一流學科教師參與知識轉化的形態

根據訪談結果,本研究區分了三類由不同動機驅動的“知識商業化者”:傳統學者主要是由“榮譽”驅動的“被動的”商業化者;“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者是受“經濟收益”和“學術旨趣”推動的“堅定的”商業化者;“混合”學者是受“榮譽”和“學術旨趣”推動的“主動戰略”商業化者。

(一)傳統學者作為“被動的”商業化者:“學術榮譽”至上

“傳統”學者是那些堅持基礎科學的默頓準則,認為商業化與他們的個人價值觀和目標不一致的人。他們是“被動的”商業化者,從事知識商業轉化是為了在資源日益緊張的環境下獲得迫切需要的研究經費。一位參與訪談的物理學教授在回答是什么驅使他和公司合作把他們研發的產品推向市場時,給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回答:“當我負責指導大學生創業項目后,我有了想把這個做成產品的想法,最主要的是想測試我們的想法。我們迫切需要資金……我們雖然在大創項目比賽前也請教了很多企業,但做企業顯然太外行了。我們的動機是我們想做這個研究,后續還能有錢繼續下去?！庇惺茉L者談到所在大學對轉化給予的政策扶持,包括在績效獎勵上體現出的支持力度(如果獲得大學生創業大賽金獎,該學校給予一次性20萬的獎勵)。因此,他們的動力來自于將其作為建立學術資本、職稱晉升和促進職業發展所需要資金的可能性。例如,一位接受采訪的傳統學者指出,知識轉化是“值得花心思做的事情”,因為“這是本單位的文化”,“如果你想成為一名頂尖學者,這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之一”。(物理學,副教授)

根據第一類學者的觀點,大學應該是追求基礎研究的場所,而應用工作應該在商業環境中進行。例如,一位計算機科學教授在接受采訪時強調將學術研究與工業問題解決區分開來的重要性,他認為,“真正的學者”應該把重點放在基礎研究上,那些從事工業問題解決的人“更像是從事大型工業企業研究和開發的研究者”,他們“看起來有些另類”。另一位物理學教授說,他的一位從事應用研究的同事“并不是真正的學者”,因為“他寫的論文不多……他的目標是開發儀器……,這樣的同事在院里還是少數的”。這些采訪中的描述本身顯然是在劃定邊界,因為科學技術人員的角色認同與高等教育領域對基礎科學的追求密切相關。他們對誰是“真正的學者”、誰不是“真正的學者”的定義相當于一種象征性的劃定邊界策略,目的是保護和捍衛自己的學術角色認同。

有受訪者對環境變化不以為然,另一些人則積極質疑這些活動的合法性。它們常常喚起純粹的、“無私的”研究的傳統理想,以捍衛基礎科學的邊界。特別是對于那些沒有看到工業參與的相關性的人來說,他們似乎想要維持一個“象牙塔般的”學術科學世界,對企業聯系表示質疑。有受訪者(生物科學教授)說:“我個人對行業鏈不感興趣。我可以愉快地繼續我的基礎研究,主要由國家自然基金和省基金資助?！绷硪晃皇茉L者談到:“只是對工業不太感興趣。他們對自己的發現有不同的評價。我在這里其實挺缺錢的……但相比賺錢,我更覺得能自由點更好,這個在大學里也就這點好處了?！?計算機科學副教授)這些傳統主義者似乎在利用基礎研究的規范作為自我辯護的保護資源。然而,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們對商業努力的抵制也反映出一種對科學事業真正的關切,即私人利益可能破壞研究的客觀性,并對科學事業造成道德威脅。有受訪者表示:“大多數商業公司對研究本身幾乎沒有興趣,甚至事實上,他們總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看來,與商業合作研發的經歷讓人覺得不舒服。我感覺商業公司有點急功近利地把還沒有明確的結果夸大化,可能那是他們的營銷策略?！?生物學教授)

“傳統主義者”的動機主要是“榮譽”。對這些學者來說,知識商業化是一種“內向型”和外在動機驅動的行為。根據考斯特納(Koestner)等人的研究,內在化與情緒不一致和模棱兩可有關,是一種相對不穩定的調節形式。[7]傳統主義者的立場是不確定的,他們可能會根據對自身嘗試的成功或失敗的評估而改變方向。例如,在研究中接受采訪的幾位傳統學者提到,由于不成功的創業經歷,使他們覺得還是應該轉向更基本的研究方向上去。特別是當科技部和教育部加大對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評估力度及第五輪學科評估壓力,有些受訪教師表示,他們所在的院系又開始強調基礎研究的作用,“領導在例會上反復強調發表和基金一定不能掉下去,否則學科評估結果很難預料?！?物理學講師)這些說法表明,學者向學術創業主義的轉變不一定是一個線性過程,當商業參與不能給他們帶來“學術榮譽”時,這種轉變可能會停止,甚至逆轉。

(二)企業家型學者作為“堅定的”商業化者:“經濟收益”和“學術旨趣”的調和

相比多數“傳統主義”學者,“創業型”學者作為少數“吃螃蟹者”則相信科學與商業合作對知識轉化和開發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學者往往出于個人興趣而自愿從事商業活動,因為他們身上具有企業家的精神氣質。他們有動力去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而期望的結果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情感的。當國家政策允許高校教師參與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時,他們利用自己的學術專長“賺錢”已經具有合法性,因此,當他們依法獲得學術收入時也會產生一種成就感。雖然公開承認經濟回報的重要性,但在研究中接受采訪的大多數人都以某種消極的方式談論經濟獎勵,他們的談話中充斥著對薪資過低和學術薪資制度落后的抱怨。例如,一位創辦公司的學者說,“大學目前的薪水和公司相比根本沒有競爭力,你看華為這樣的企業做研發的動不動是大學老師收入的數倍,這樣根本不利于大學吸引最有創造力的人?！庇幸晃皇茉L的計算機科學講師說:“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如果你留下來了,不知道是高興的事情還是悲哀的事情,如果你沒有家庭的后盾,不知道你要多久才能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所以周圍的同事在靠專長賺錢,我覺得這實屬無奈之舉?！倍鴱难芯恐刑峁┑淖C據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對那些明顯以市場為導向的創業型學者來說,經濟似乎也只是他們商業努力背后的動機之一。除了金錢,這些有創業精神的學者還從參與商業冒險中獲得了巨大的精神滿足感。對一些人來說,他們在創業過程中體驗到的成就感不亞于解決科學難題的滿足感。企業家型學者是“忠誠的”商業化者,他們受到對成就的“利己主義激情”的驅動。這體現在他們對活動的熱衷以及隨之而來的收益。他們在追逐經濟收益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理由來解決這個難題,而外部監管對他們的行為可能影響有限。它們可以放在動機統一體的內在化動機末端。

那些與企業聯系經驗豐富的學者在走向“創業之路”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愿意改變研究項目,以適應工業需求”。對創業型研究者來說,科學本質上是商業化的,追求商業科學完全符合他們的邏輯,并與他們的學術角色相適應?！凹儗W術”的傳統理念似乎對這些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方式沒有多大意義。有受訪者表示,科學和商業的世界已經完全融合,很難在兩者之間劃清界限,把學術研究與企業需求分開來談是幼稚的。對這些有創業精神的研究者來說,默頓主義的學術科學理想不過是一個虛構的神話世界,一位生物學教授表示:“我要告訴你的關鍵是,大學的研究如果不和企業結合起來,只是刷論文,沒有實質意義,現在只不過是學科評估的壓力放在那,國內大學的知識產權意識剛開始,如果我們不再依賴自然基金,我相信每個老師都知道怎么申請專利,你看看美國的一流大學,孵化了多少高科技公司,我們這方面才剛剛起步,必須大力支持,不能再走發論文的老路子了?！边€有一位計算機科學的受訪者對傳統學術表示了質疑:“大學里計算機教學太落后了,毫不夸張地說落后十年總有吧,這樣怎么能培養出企業需要的人。相比發論文,專利的價值在學術晉升上還不受重視,它應該是評估某人研究成果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我在考慮一個研究項目時,我肯定總是在考慮知識產權,未來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競爭最主要是在知識產權上,看看近期的華為事件就知道了?！?/p>

與那些傳統上以“無利害關系的研究”為理想、以保護和捍衛學術科學邊界為目標的同事相比,這一類型研究者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們開發了自己獨特的邊界工作規范,以挑戰學術科學的制度規則和價值。對這些研究者來說,深入參與行業是他們既定工作慣例和角色認同的一部分。例如,一位工程領域副教授將“創業投入”描述為“學者必備技能”的一部分,認為作為一名專業研究者,應該保留這些技能。商業實踐似乎在他們當中獲得了深厚的文化認知合法性。然而,深入研究他們的工作經歷和角色身份,會發現價值和制度沖突對他們的影響。有受訪者抱怨說,“舊規范”和“真正的文化”繼續為他們的跨界活動設置障礙,他們將不得不“采取權宜之計”,并“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應對同事們的巨大懷疑”。另一位材料工程領域的副教授指出,創業活動還沒有在高校成為主流,因為創業活動不被視為“正道”,他們被學院排斥。除了微妙的文化排斥,他們認為,所在大學繼續以發論文和課題作為最主要的工作,只是把他們當作“偶爾宣傳的工具”。

(三)混合型學者:“榮譽”和“學術旨趣”的重疊

在“傳統的”和“企業家的”學者之間,有一些“混合型”學者與企業家型學者一樣相信科學與商業合作的重要性,同時堅持傳統主義者對核心科學價值的承諾。與傳統主義者不同,混合型更自主地參與成果轉化,并有認同感的支持。他們認為商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對他們的科學追求是可取的。例如,大學成立附屬公司,可以視為保持學者科學自主權和對知識開發過程進行控制的一種方式。他們通過重構商業活動的意義來尋求對知識轉化活動的認同,從而使其更符合他們的職業目標和價值觀。除了獲得資金支持他們的研究,混合學者在商業活動中也有著強烈的內在動機。接受訪談的大多數人相信知識應用的積極益處,并將商業化視為知識創新的源泉,這一類型的受訪者強調了解決復雜行業問題的“挑戰”。

對于這些學者來說,參與成果轉化是一種“趣味”活動,滿足了他們的求知欲。學者僅從基礎研究中獲得解決應用問題的假設,是建立在對他們工作中全部創造性科學活動的狹隘概念的基礎上的?；旌蠈W者對知識應用的個人興趣也支持了他們的專業信念,使他們以知識服務于社會。這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中尤為普遍。一位生物科學教授談到:“我認為我們作為學者對這個社會負有責任,這個時代讓我們處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上。我們的錢來自國家,能為社會做點事情是非常有價值的?！绷硪晃簧镝t學教授也發表了類似評論:“如果你的研究能做轉化,能變成潛在的藥品,我想你的工作價值也得到了顯現,比發表論文讓圈內人看價值更大?！?格蘭特(Grant)認為,個人對一項活動的興趣可以增強親社會的內在動機,這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內在動機,其基礎是由于確定的規則而產生的幫助他人的愿望。[8]混合學者可以被描述為“戰略”商業化者,因為他們將商業實踐融入到他們的行為體系中,同時不犧牲他們的核心學術身份。他們可以被放在動機連續性的終點上,追求榮譽是他們的外部動機,而解決實踐問題則是他們的內在動機。

這種類型的學者結合了一種新的創業型大學導向和傳統學術對學術核心價值和規范的承諾。對于這些研究者來說,大學和工業的邊界是可滲透的,并提供了一個開放的空間。他們強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互動關系,并且似乎對跨越科學與商業的邊界感到舒適和自信。這些研究者在與工業界打交道的方式上經驗豐富,具有戰略眼光。他們會試圖影響或操縱行業伙伴的期望,以塑造關系。正如一位計算機科學教授所說:“我們對自己想做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我們懂得公司的游戲規則……我們并不是那種書齋里的學者?！睂τ谶@些研究者來說,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邊界提供了一個重疊的空間,在這里可以進行討價還價和談判。有受訪者談到:“需要在學術與行業需求之間做出平衡,應該說,科學原則得放到第一位,否則成果轉化不可能長久。我們和企業合作的焦點問題在發表的限制、知識產權和后續的利益沖突,這些顯然和學術界那種比較自由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庇惺茉L者表示,“我認識那些能在二者之間游刃有余的人懂得怎么和企業合作,可以共享發表的成果還要爭取所有權,尤其是實驗室訓練博士生,需要和企業談好博士論文是保密還是可以公開獲取,還有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币晃簧飳W講師表示,“如果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我想確保的一件事就是我要發表文章。我不是特別有興趣從專利或類似技術開發上賺很多錢,我希望成果能夠發表出去……所以你看,如果我發表,更多的生產商可以根據我的研究去開發應用。但如果我被限制到某個公司的項目里,那么你就不得不依賴公司,如果后續合作失敗了,那可能這個研究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了。如果你有很多合作伙伴,你會變得非常強,在行業里更有話語權?！?/p>

對于混合型學者,他們使用“舊的”學術框架來解釋知識轉化的意義,以化解與任何規范的緊張關系。對于許多混合型學者來說,經過多年的基礎研究,知識應用意味著他們科學作用的延伸?；A研究是創造新知識、解決大問題、支持應用的火花,從事更高水平應用研究的機構將從基礎研究的額外投資中獲得更高的績效回報。這可能意味著基礎研究計劃拓寬了大學的知識儲備,從而提高了未來應用研究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將基礎研究看作應用研究與經濟回報之間關系的補充,那么參與基礎研究是合理的。

混合型學者能夠擴大他們的工作角色的邊界,在他們的傳統學術中不斷加入企業實踐,而不犧牲他們的學術身份。接受采訪的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研究者。他們認為,自己更重視學術價值、研究成果和學術聲譽,并沒有把獲得經濟收益作為優先項。一位開始參與成果轉化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稱,他的學術聲譽是“核心”,這讓他可以在學術界之外從事許多其他事情:“……我的首要任務是成為我研究領域的推動者。企業的人之所以愿意找我,我覺得還是因為我的教授身份,否則他們可以去找別的公司合作……”。這類研究者追求應用知識的生產,同時又牢牢扎根于學術界。他們追求研究的應用化,但并不是完全的經濟意義。在社會認知層面,這一類型的教師使用“中介信念”來調和他們在科學和商業領域同時參與的內在矛盾。例如,專利申請和成立公司并不被視為盈利的工具,而是一種機制,使它們能夠控制知識的開發,從而保護科學的完整性。在更實際的層面上,他們在日常工作中一絲不茍地維護學術工作的半商業邊界的清晰性和社會秩序。他們努力確保所在實驗室的兩個領域是分離的,以避免利益沖突?；旌闲蛯W術的邊界工作是復雜而巧妙的。這些研究者積極協商學術和商業之間的界限,并尋求為他們的工作規劃新的社會空間,同時保護他們的自主性和角色認同。他們處理這兩個領域之間模糊界限的方式,往往涉及相互矛盾的制度邏輯和規范的明顯矛盾組合。然而,這些研究者擅長解決與規范的緊張關系,避免利益沖突。對于創業型大學時代的學者,必須在社會和院校壓力與身份保護之間進行調和,當然能做到混合平衡的人非常少。一位生物學教授表示,作為他所在的一所國內頂尖學科的教授,他的發表與同事相比“有點薄”,自己有時候也困惑是不是該退回到傳統的方式上工作。另一個人談到了他的一個“千人計劃”的同事,“他創業做得很成功了,但并沒有放棄本職工作,我每次看到他,都是行色匆匆,他要帶實驗室,還在為外面的公司做項目論證,國家大科學項目靠他帶隊,我覺得他絕對是超負荷運轉?！被旌仙矸荼３种c已有身份不同的元素,因此當與來自教師身份的任何元素發生沖突時,可能會發生角色緊張。從研究者的角色過渡到企業家的角色,即使是最具企業家精神的研究者也充滿了內在的緊張。這不僅是因為要彌合的身份之間的差距是相當大的,而且放棄重點學術身份將意味著威脅到專業身份和科學自尊。

五、討論和結論

(一)創業型學術與傳統型學術的社會學矛盾

本研究呈現了正在擴展的創業型學術與傳統型學術的矛盾。隨著支持“雙一流”大學從事成果商業轉化政策的不斷出臺,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成果轉化甚至成立商業公司,學術創業主義模型取得了突出地位,這種趨勢與強調“利他主義”的“象牙塔傳統主義”模型開始并列運行。面對學術規范的二元性,學者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基礎科學的象牙塔傳統主義理想和侵蝕市場的現實邏輯之間左右為難。有些人可能通過在兩種范式之間作出選擇來尋求解決緊張關系,而另一些人可能通過在這兩個領域的交叉點重新確定自身角色來試圖調和兩極立場。學者不得不在創業型學術與傳統型學術的邊界兩端的連續體地帶進行工作。

基恩(Gieryn)創造了“邊界工作”(Boundary-work)一詞,表示學者在繪制其工作的邊界以追求專業自治和增加資源方面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學者使用解釋性策略以構建自己所在學科的行動空間。[9]他的分析表明,當科學界想要保護自己的專業自主權時,知識的生產和應用之間的界限就被明確地劃定了。然而,當學者們尋求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持他們的學術工作時,這一界限往往變得模糊。這種模棱兩可是造成內部關系緊張的一個原因,同時也給了學者很多選擇和創新的機會。學術與商業關系的當代轉型,使學術研究的社會學矛盾凸顯出來,為個體行動提供了新機遇。學術界和市場之間的邊界轉變不僅對學術工作的外部條件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從更根本的角度對學術職業認同的核心要素提出了挑戰。學術研究者的專業角色認同在歷史上一直深深植根于一個獨特的學術共同體,其特征是強大的外部邊界和與知識生產的特殊關系。這個自我調節的有界世界與默頓所說的“無私和共同主義準則”緊密相關,以自由追求知識為共同信念。雖然研究者在實踐中并不總是堅持這些理想,但它們對共同體具有重要的規范意義,并有助于加強共同體的專業自主性和角色認同。市場對學術的滲透和知識的商業化對這些專業理想提出了挑戰。研究者走商業化道路的決定可能涉及角色轉換和內在意義的形成過程,需要管理多個角色身份。認識到科學工作中這種明顯的矛盾對于理解價值和行為之間的復雜關系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學者對傳統的“默頓”規范的堅持并不排除他們參與商業活動,而商業參與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接受其潛在的市場精神。同樣的對外商業交往行為也可能由不同的態度和動機所支撐。在“舊”與“新”的兩極立場之間,大多數研究者表現出“混合”取向,尤其擅長在科學與商業之間的模糊邊界上,規劃適合自己的社會空間。

(二)學者工作動機與知識轉化的類型學

學者在商業活動中可能受到一系列復雜的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驅使?？茖W獎勵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多層面性質,包括“榮譽”(聲譽/職業獎勵)、“金錢”(資金獎勵)和“旨趣”(內在滿足感)三個組成部分。默頓在談論科學家的氣質時認為,榮譽是學者報酬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學者強烈地受到同行的認可和威望的激勵,而且其他獎勵,如工資和研究基金,通常是根據獲得的認可程度來劃分的。榮譽是科學獎勵系統中一個被深度制度化的特征,學者們感受到了榮譽驅動力的影響。[10]在傳統模型中,發表學術成果是獲得榮譽的主要途徑。隨著創業型學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微妙地改變了學術研究榮譽交換關系,將某些商業型學術形式納入其中。與專利行為相關的聲譽回報的增加可能促使一些學者利用商業活動作為促進其學術生涯的手段。

本文認為,要更全面地解釋學者參與知識商業化的行為,需要考慮更廣泛的動機組合,超越外在獎勵的狹窄范圍,應該考慮與內在動機相關的社會和情感方面因素。在激勵理論研究中,學者對經濟能否作為激勵因素一直存在爭議。赫茨伯格的“激勵保健理論”和塞利格曼(Seligman)及契克森米哈(Csikszentmihalyi)認為,金錢是一個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勵因素。它有助于改進個人的滿意度,但可能無法單獨靠錢起到激勵作用。[11]除了榮譽和金錢的外在獎勵,大多數一流學科教師的內在動機是提高知識,他們也在從事具有挑戰性和創造性的活動中獲得巨大的滿足感。事實上,從事創造性發現新知的欲望是一位敬業學者的特征。在默頓的基礎科學共同體中,學者從一個相對有限的科學群體中尋找和發現重要的真理以獲得滿足和享受。閻光才認為,現代研究型大學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和分享知識,這種“獵新”的癖好,賦予了學者們批判性和永不滿足的“自我更新”的職業性格和偏好。根據這樣的觀點,沒有理由不把追求創造力和趣味作為知識應用和創業參與的方向。[12]

一流學科教師追求知識商業化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沒有一種類型的創業學者是由一個共同的動機驅動的。余小豆的調查顯示,教師參與產業工作的動機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使科研成果加緊與產業的銜接、研究成果所用帶來滿足感和自我價值實現、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對所在學科領域產業界很感興趣、創造就業實習機會、利于人才培養。他認為從15個動機因素排序可看出,高校教師參與產業工作更多來自于內部動機,如興趣、提升自己研究水平,而不是外部動機,如物質、外部資源等。[13]本研究表明,學者的價值偏好影響他們參與商業活動的動機,并影響他們對學術聲譽、經濟和情感回報的不同價值的認知。學者是受到內在驅動還是基于外部收益或者來自大學和政府的動員要求而參與知識轉化,受到他們自身學術信念的影響。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在其行為中具有自治和自我調節的有機體傾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學者的動機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往往是以一種矛盾的方式涉及對立價值觀的矛盾組合,形成一種混合類型。正如訪談中的發現,那些能夠協調學術和市場兩端的學術創業者并不是簡單以物質回報作為動機,他們對知識轉化充滿熱情,就像他們對學術探究的熱情一樣,說明了自我激勵而不是外部監管在驅動他們的商業行為方面的首要作用。

(三)知識轉化的治理模式與制度實踐要求

當前無論是大學的政策還是政府部門促進技術轉讓的政策多停留在單純依靠財政激勵手段。因此,如果學術界的動機是由外部獎勵和內部獎勵的復雜組合構成的,那么狹隘地專注于提供財政獎勵的政策舉措可能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弗雷(Frey)和杰根(Jegen)還警告稱,基于經濟模型的管理實踐可能會將一種非貨幣關系轉變為一種明確的貨幣關系,從而破壞內在動機,這種可能性令人不安。[14]此外,考慮到學者商業活動背后的價值和動機各不相同,一種一視同仁的方法不太可能有效地激發學術人員從事知識商業化的熱情。有作者提出,促進學術創業的政策應該針對具有創業意愿和熱情的亞群體,防止出現以績效評價的方式激發學科人員普遍從事創業活動。[15]本研究表明,額外的激勵措施對那些已經像“創業型”學者那樣深入從事這項活動的人可能只有有限的影響。這些學者追求商業科學有著獨立的理由,他們可能會追隨那些具有專業挑戰性和個人興趣的東西,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向。相反,似乎只有“傳統主義者”才會對與榮譽相關的外部獎勵做出反應,并做出行為上的改變。特別是,以額外資助研究和將學術獎勵與知識轉化績效掛鉤的政策,可能對一些傳統主義者走上知識商業化道路起到很明顯的激勵作用。

本研究還表明,雖然大學本位和政府本位的知識轉化項目或者工程在當前部分“雙一流”大學取得了顯著成效,增加科研人員從技術轉讓中獲得合理獎勵收入的政策受到歡迎,但這始終存在一種潛在危險,即自上而下的知識商業化工程可能會進一步破壞學者本已脆弱的自決權,以及他們動機中內在的、學術旨趣的方面,而這正是創造力的最終驅動因素。因此,下一階段的政策重點應該是在完善科研考核激勵評價制度的同時,進一步落實科研人員自主權,考慮采取多樣化的內在激勵措施,而不是單純通過經濟報酬來進行激勵。雖然內在動機不能被強制執行,但它可以通過社會化,例如為學科人員提供更多接觸轉化和創業的機會,來增強學者自主性的感覺,以便為他們自主選擇參與社會服務的方式創造適切的政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