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國家轉型中的“國民整合”及其族際關系影響

王江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081）

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步開啟。列強入侵、農民起義、變法和革命沖擊著晚清統治的大廈，為了維持和延續統治，晚清統治者在最后時刻推行了“新政”“立憲”等系列政治改良運動①包括清末新政及其邊疆新政、預備立憲（清末立憲）等，涉及政治、軍事、商業、教育、社會等方面的改革。所謂清末新政，是指庚子戰?。x和團和清軍抗擊八國聯軍戰爭失?。┖?，清政府在其統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進行的各項改革的總稱。參見李細珠：《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2 頁。有學者認為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超越了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參見崔志海：《建國以來的國內清末新政史研究》，《清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預備立憲是清末新政的重要階段及內容。1906 年9 月，清廷宣布實行預備仿行立憲，決定實行君主立憲，進行政治改革，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立憲”為重要抓手推行清末新政。。從運動的背景及任務看，它在形式上具有重塑國家或現代國家建構的某些特征，比如實行預備立憲、設立內閣、推行現代教育、編練新軍、調整族際關系等。從國家理論角度上看，清末政治改良運動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早期嘗試，蘊含著國民整合的目標，即整合國內諸族，建構起一個統一的、現代的“國民”或“大民族”①有學者將國民整合的過程概括為居民的國民化、由臣民向國民的轉化和國民的整體化過程。參見周平：《塑造國民整體性：中華民族構建的內在邏輯》，《江漢論壇》2018 年第8 期。。然而，目前的研究卻忽視對清末新政等政治改良運動本身所具有的國家建構意涵的關注和討論，而且籠統地把相關改革的失敗歸因于清王朝的腐朽沒落和列強入侵。毋庸置疑，這是客觀事實，也是根本原因。但這種整體性地把握容易忽略一些具體性的問題，比如，族際關系、族類自覺的客觀情況對清末新政及其國民整合的影響。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為了將多民族帝國直接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排除‘帝國’內部的族群矛盾，將‘中國’作為超越民族關系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民族—國家體制的主要特點在于內部的統一，即族群、語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高度一體化，而帝國則包含了極為復雜的族群、語言、文化和制度因素”②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第823 頁。。換言之，國民整合是現代國家建構需要完成的任務，現代國家建基于整合國內居民為一個整體性民族（國民、國族）的基礎之上。而晚清統治者所進行的“國民整合”受到中國既存族際政治關系和矛盾的影響與挑戰；族際關系及其矛盾、民族主義以及族類自覺意識的初步萌發，增加了國家轉型的復雜性和滿洲貴族主導的新政改革的“被動性”?；谶@種認識，本文試圖分析清末新政等政治改良運動所蘊含的“國民整合”目標中的族類因素及其影響，希冀為當下認識和把握族際關系提供一點啟示。

一、清末國家轉型中的“國民整合”目標

近代以降，王朝國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處于疾風暴雨式的變革當中，各種思想觀念相互碰撞。特別是1894 年甲午海戰及其失敗，一盤散沙的老大中國連過去的蕞爾小國日本也抵抗不過，這徹底擊碎了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③梁啟超指出：“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绷簡⒊骸段煨缯冇洝?，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3 頁。。之后，王朝國家更是一步步衰敗淪陷，亡國滅種的危機空前加劇，“救亡圖存”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在近代仁人志士苦苦尋覓保國保種之道的歷史進程中，“民族主義”走入了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視野，并開始以民族主義來論述自己的救國主張（構建現代民族國家）④“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的政治、知識精英，一直在對中國的國家建設（‘建國’努力）進行持續不斷求索和努力，而且他們對此也有著清醒的自覺?！眳⒁娢藤R凱：《民族主義、民族建國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38 頁。，進而推動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在這場宏大的歷史轉換中，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粉墨登場，相互博弈，相互斗爭，共同開啟了中國由“臣民”所構成的王朝國家向“國民”所認同的“現代國民（民族）國家”轉化的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新政及預備立憲改革中，官方和思想界明確提出了具有現代國家構建范疇的“國民”概念。如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較早使用了“國民”一詞⑤如“皇上受祖宗之托付，為國民所托命，愛宗社土地而保之乎”。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257 頁。。在立憲運動期間的官方奏折中，滿人御史貴秀就曾指出：“夫同舟共濟，吳越尚且一家，況滿漢共戴一君主，共為此國民，衣服同制，文字同行，言語同聲……”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922 頁。1908 年，考察日本憲政的大臣達壽在奏折中這樣寫道：“今天下一國際競爭之天下也。國際競爭者，非甲國之君與乙國之君競爭，實甲國之民與乙國之民競爭也。故凡欲立國于現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國民之競爭力不可……立憲政體者，所以厚國民之競爭力，使國家能進而行帝國主義者也?！雹佟蹲嘧h：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具陳管見折（續二十六冊）》，《四川官報》1908 年第27 冊。

“國民”與“民族”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進程中有著必然的聯系，旅日學者王柯就認為“將‘民族’與‘國民’的概念聯系在一起，正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標志”②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二十一世紀》2003 年6 月號。。事實上，正是因為現代民族的“國民”屬性，才從本質上把它與傳統的、松散的“族類群體”區別開來?？梢?，“國民”是伴隨民族主義興起的與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政治概念。何謂國民？清末新政以來知識精英作了有益的探索，認為“近代以來世界各國之所以競相建設國民國家，就是因為可以通過這個過程提升國民素質，促進國民覺醒，增強國民的國家意識，提升國家的精神”③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二十一世紀》2003 年6 月號。。1901 年6 月《國民報》第二期《說國民》一文解釋道：“何謂國民？天使吾為民而吾能盡其為民者也。何謂奴隸？天使吾為民而卒不成其為民者也。故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雹堋渡缯f：說國民》，《國民報》1901 年第1 卷，第2 期。該文從現代主權國家“主權在民”的角度，揭示了“國民”這一概念與權利、責任（義務）、自由、平等、獨立等現代社會價值理念的關系。

當時的主要政治和知識精英群體均看到了“國民”的重要性，梁啟超指出“誠以國家所最渴需者，為國民資格”⑤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第74 頁。，并主張融合國內屬部諸族為一“大國民”；當時以恒鈞、烏澤聲、穆都哩、裕端等為主的一批滿族留日學生，在北京創辦《大同報》，提倡“漢、滿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宣傳“五族大同”，提出包含滿、漢在內的整個中國人已經是“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的思想⑥烏澤聲：《大同報序》，《大同報（北京）》第1 號，1907 年第1 期；恒鈞：《論說一：中國之前途》，《大同報（北京）》第1 號，1907 年第1 期。；1907 年，君主立憲派的重要人物楊度在其主辦的《中國新報》刊登《金鐵主義說》，鼓吹五族立憲論，宣傳“五族合一”“五族一家”，強調“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人民既不可變，則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分一為五之不可，既詳論之矣。至于合五為一，則此后中國，亦為至要之政”⑦劉晴波主編：《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02—304 頁。。革命派也宣稱“夫立國于地球之上者，無國民則亡，有國民則強”⑧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 卷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 年，第462 頁。。

由此可見，清末社會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關于國家建構及“國民整合”的主張已經嵌入到“清末新政”及立憲改革的進程中，受到主導“清末新政”的滿洲貴族及統治者的關注和認知，特別是君主立憲派的主張更是成為晚清統治者推行新政的理論依據。

二、清末立憲中滿漢關系的調整與國民整合的嘗試

“清末立憲”或“預備立憲”是“清末新政”的延續。從條件上看，二者皆是在特定情況下晚清統治者對現實政治（內憂外患，特別是革命風潮的興起）的政治回應，這從《兩江總督端方奏請迅將帝國憲法及皇室典范編訂頒布以息排滿之說折》可見端倪；從本質上看，它們皆是滿洲貴族維護統治的最后努力，目的是通過對“政體”的調適來增添系統活力，以期“皇位永固”，延續“新”的統治；從形式上看，重塑國家政權，實現國家轉型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清末立憲有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過程。立憲運動最早始于1903年，而立憲上升為“政府意志”則是1905 年以后的事情。1905 年7 月2 日，袁世凱、張之洞等權臣和其他一些地方大員聯名上奏要求立憲，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慈禧在召集大臣商議時即表示：“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禍滅，候調查結果后，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執行?！雹傧男氯A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37 頁。1905 年7 月16 日，清廷頒布上諭，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五大臣分赴歐美各國及日本考察憲政，并模仿日本設憲政調查所之先例，于1905 年11 月25 日下詔設立考察政治館。1906 年，載澤、端方等出洋考察憲政大臣先后歸國，紛紛奏請立憲。其中，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②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細述“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彌”等“立憲之利”。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173 頁。和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③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則列出了“舉國臣民立于同等法治之下”等六大立憲要務。參見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42—47 頁。影響較大，打消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對立憲的疑慮。1906 年9 月1 日，清廷頒布“預備仿行立憲”諭旨，各地紛紛建立立憲團體，但未規定立憲的具體時間。張之洞等能臣、權臣也紛紛奏請速速立憲。面對統治者內部的立憲呼吁，1907 年8 月13 日，清廷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察館，后又派達壽等大臣赴英、德、日三國考察憲政。1908 年8 月27 日，清廷頒發《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規定了立憲的時限。同日，還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但隨著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加之時局變化，1910 年，清廷被迫將立憲預備時間縮短為五年。辛亥武昌起義的爆發迫使清廷急速頒布《實行憲政諭》（1911 年10 月30 日），但為時已晚。④鄧聯繁：《遲到的清末立憲——清末立憲的回眸與反思》，《湖南社會科學》2008 年第6 期。清末立憲最終以失敗告終。

對“清末立憲”的解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主流觀點多秉持“欺騙說”“被迫說”或者“延緩說”。但從構建“現代國民（民族）國家”的角度看，清末立憲運動在現代中華民族意識和國民觀念的醞釀和形成過程中曾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⑤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71 頁。?！扒迥┝椫蓄C布的立憲性文件，設立的資政院、咨議局，辦理地方自治等措施，實際上正是試圖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建構，實現中國從一個古老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轉型?！雹蕹０玻骸督y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變遷》，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45 頁。比如，在清末立憲所蘊含的現代國家范式中，“多元帝國”的“族類群體”如何向現代國家中“國民或民族”轉換的問題就凸顯了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晚清統治者十分重視處理族際關系及矛盾，故清末立憲特別強調“平滿漢畛域”⑦作為記載清末立憲中官方對于立憲的決策過程、立憲進程設計等問題的權威史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把“平滿漢畛域”專門列出。而作為評判清末立憲重要標準的官制改革之所以引起較大爭議，還是一個“平滿漢畛域”的問題，皇族內閣的欺騙性也正是“平滿漢畛域”的反面。，而這是晚清統治者實現“國民整合”的重要內容。

清朝在族際關系方面長期奉行“滿漢畛域”政策，人為把滿、漢等族類區隔開來。但隨著政治危機的凸顯，以及滿漢關系的變化，特別是漢民族意識的凸顯，晚清統治者被迫整體性改變“首崇滿洲”的政治安排和長期實行的“封禁政策”。較早提出“平滿漢畛域”主張的是戊戌變法時期（1898 年9月）的張元濟，他提出“融滿漢之見”，并提出將關內旗人劃歸為民，倡導滿漢通婚。①［美］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利（1861-1928）》，王琴、劉潤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61—62 頁。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上述建議未付諸實踐，但“平滿漢畛域”諸多政治措施的施行卻在清末預備立憲之后得到實施。1907 年7 月31 日，兩江總督端方代奏貢生李鴻才《化除滿漢畛域辦法八條折》，強調“革命派籍由‘滿漢畛域’而發展成患，欲彌此患，莫若令滿漢大同，消弭名稱，渾融畛域，明示天下無重滿輕漢之意，并無以滿防漢之心”，并列出了消除“滿漢畛域”的八項具體措施②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915—917 頁。。此折上達后，產生了重要影響。同年8月10日，清廷正式頒布具有可操作性的《著內外各衙門妥議化除滿漢畛域切實辦法諭》，聲稱“滿漢一體”。③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918 頁。此上諭在眾大臣間產生強烈反響，據《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統計，僅至1908 年4 月，就有眾多圍繞“平滿漢畛域”問題的折子直通朝廷，如程德全（暫代黑龍江巡撫）就奏稱：“此后無論滿漢統稱國民，有仍分滿漢者按律科罪?！雹芄蕦m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948 頁。

事實上，清末立憲過程中不僅重視處理滿漢關系，而且強調“國民”統一。受君主立憲派“大國民”觀念影響，即便在革命風起云涌的危局下，晚清統治者始終沒有施行加強“滿洲認同”的政治舉措，相反仍以“大一統王朝——現代國家”正統自居，他們并未逃回祖居地，而是發布罪己詔（宣統皇帝）、取消皇族內閣，并提出了一些旨在加強“國民整合”的具體方法和舉措，“國語運動”⑤有關近代中國國語運動的系統研究成果，參見崔明海：《近代國語運動研究》，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年。便是其中之一。1904 年清廷頒布實施的《奏定學堂章程》規定的“小學科目”中就有專門的“中國文字”科⑥（清）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張百熙集》，譚承耕、李龍如校點，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第144 頁。。其中總綱《新定學務綱要》即指出：“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及字樣拼音始……茲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范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中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雹摺缎露▽W務綱要》，《東方雜志》1904 年第4 期。1911 年初，學部進一步要求“設立國語調查所，頒布國語課本，教授國語”⑧《學部改訂籌備教育之綱要》，《申報》1911 年2 月13 日，第1 張第4 版。。

但此時調整滿漢關系的努力為時已晚，革命共和的觀念已經傳播開來，各派政治力量逐步形成“革命”共識，“排滿”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排滿”思想強調漢民族主義立國，認為中國要建的民族國家即為漢民族國家，進而排斥或同化“國內他族”。這一時期，革命派從恢復漢人正統、驅逐滿洲統治者的角度宣傳“漢族光復”運動，并以“排滿興漢”為重要的革命動員口號，直至辛亥革命的爆發推翻了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具有了推翻清朝專制統治的一般性革命共和意涵。在遙遠的新疆，伊犁革命的領導者并沒有采取種族革命的策略，而是提倡“保國何分種族，舉動最重文明。漢、蒙、回、纏、哈，均應一視同仁。平日私仇私利，此時概勿存心。同造共和幸福，眾志可以成城”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9 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80 頁。。在西南邊陲，各族在“革命”的話語下聯合起來共同推翻清王朝，并提出“七族共和”的整合機制。

歸結起來，清末立憲是晚清統治者對國內外刺激的一種回應，它雖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為前提，但也明確了“現代國家構建”及“國民整合”的基本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晚清統治者試圖調整滿漢關系，整合國內居民，維護國家一體。但終因各種政治條件特別是滿漢關系的對立，清末立憲未能實現現代國家建構及其“國民整合”的目標。

三、邊疆新政中的族際關系因素與國民整合的挑戰

“邊疆新政”①關于“邊疆新政”的研究，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清末新政與邊疆新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是清末新政及立憲改革在邊疆多民族地區的實踐?！斑吔抡眱仍诘靥N含著“國民整合”的內容和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以往清末新政研究中較少被關注的‘邊疆新政’，實際上直接關系到多民族帝國疆域、人口的完整性與帝國——民族國家內在轉化的成敗”②常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變遷》，第56 頁。。邊疆新政在實施的過程中必然牽涉到與邊疆各個“族類群體”的互動，它承載著推動邊疆各個“族類群體”融入現代國家及轉換為“國民”的目標。

邊疆新政主要集中在東北、蒙古、西藏、新疆、臺灣等邊疆多民族地區。東北原是滿人的龍興之地，長期實行封禁政策，但自日俄外患嚴重之后，東北“封禁”已經名存實亡。同時，由于滿洲人的“統治民族”身份及其清末新政對其“民族利益”的“維護”，滿洲人的“身份認同”早已超出東北一域。質言之，此時滿人的身份認同并不構成對國民整合的挑戰，但蒙、回、藏諸族的民族意識萌發則給國民整合帶來了壓力。

1910 年8 月，“清政府正式宣布撤除對蒙古地區的封禁令，允許蒙旗與民人交易，蒙漢通婚，蒙古族人可以學習和使用漢文等”③趙天福：《邊疆內地化背景下的蒙漢民族貿易變遷（1368-1949）——以寧夏地區的蒙漢貿易為例》，《寧夏社會科學》2008 年第4 期。。同時，推行練兵，興辦近代學校，相關改革措施產生了一定積極影響，啟蒙了一批蒙古王公。比如，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多羅都棱郡王貢桑諾爾布就積極響應“新政”，厲行改革。與此同時，邊疆新政特別是“移民實邊”加深了蒙、漢族際矛盾。在這一進程中，農耕與牧業沖突不斷，并日趨表面化，引發蒙古社會傳統經濟結構的動蕩?！靶抡眽嚎s了蒙古王公貴族的權力和利益，撕裂了“滿、蒙政治聯姻”的傳統政治格局，引發了族際政治危機，“新政”變成“苛政”，非但沒能構建起主權國家的國民認同，反而激起了蒙民反滿反漢的情緒，蒙民“應有”的“國家（國民）認同”出現了向“蒙人認同”轉化的危險。

辛亥革命爆發后，內地各省紛紛宣告獨立，清王朝大勢已去，在這樣的背景下，沙俄④沙俄一直企圖以喀爾喀蒙古為跳板入侵中國，他們通過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史載八世哲布尊丹巴在童年時期便開始接受沙俄經濟文化的影響，也正是在沙俄的幫助下，哲布尊丹巴得以一步步掌控喀爾喀蒙古）來影響喀爾喀蒙古，并煽動喀爾喀蒙古上層的“民族分離”情緒。參見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第216 頁。加緊了對外蒙的鼓動，沙俄駐華文官廓索維慈向他們保證：“我國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切莫放過‘中國’發生革命這一非常有利之時機，以保證喀爾喀之獨立發展?！雹佟抖韲饨晃臅x譯——關于蒙古問題》，陳春華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29—30 頁。外蒙古王公喇嘛趁機于1911 年12月1 日在庫倫宣布“蒙古獨立”，驅逐庫倫大臣三多，建立以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的“蒙古國”政府。

與此同時，過去遭受西方列強入侵的日本明治維新后實現了快速發展，并很快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推行殖民主義擴張路線。在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勢力進入內蒙古，把內蒙古作為其殖民擴張的戰略目標，在內蒙古進行有目的的調查滲透活動②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12 頁。?！霸谡{查的過程中，日本人除了對蒙古上層進行經濟利誘之外，更注重煽動蒙古人的‘民族’意識。他們與蒙古王公貴族結交，引為朋友，有的還為王公貴族提供槍支，有的則以蒙古民族同情者面目出現，聲稱自己肩負‘蒙古民族復興’的使命”③鄭信哲、周競紅主編：《民族主義思潮與國族建構——清末民初中國多民族互動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第89 頁。，并且為蒙古上層中的“先覺者”提供“民族”啟蒙的外部條件。

談論邊疆新政在西藏的實踐則無法繞開張蔭棠對西藏社會的改革。張蔭棠西藏新政的核心思想來源于西方現代國家的同質性觀念，主要圍繞“收回治權”④在《請速整頓藏政收回政權》折中，張蔭棠初步地提出了“收回治權”“政教分離”的意見，參見陳鵬輝：《清末張蔭棠藏事改革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2017 年，第62 頁。和國民同質化兩個方面展開?！笆栈刂螜唷贝蚱屏酥醒肱c西藏地方傳統的“羈縻”關系，并試圖對西藏進行直接統治，這勢必沖擊西藏地方特權階層的傳統利益。在推動藏人與內地漢人、漢官的文化同質化方面，張蔭棠的國民同質化思想深受君主立憲派“大國民或大民族”觀念的影響。而在藏族社會，藏傳佛教上層的“民族”意識對全民信教的藏族民眾具有決定性影響，同化的舉措反而刺激了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助推“藏族”的進一步凝聚。在英軍第二次入侵西藏后，英印政府便極力拉攏西藏政教上層，特別是隨著達賴喇嘛在政治上的搖擺，西藏地方統治集團內部親英勢力開始崛起，他們中“既有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而振興藏族的精英分子，也包括試圖將西藏（藏族）從祖國分裂出去的‘藏獨’勢力。這些人在清末到民國的西藏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影響，他們是西藏出現民族分離主義雜音的重要推手”⑤鄭信哲、周競紅主編：《民族主義思潮與國族建構——清末民初中國多民族互動及其影響》，第234 頁。。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蒙、藏社會，新疆各個“族類群體”的啟蒙最晚，并且具有族別上的差異性及其自覺意識的復雜性。有學者指出，直至清朝末年，新疆各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凸顯語言、文化、宗教等特征的傳統的族類共同體。新政的實施，辛亥革命的爆發，各族中新型知識分子的成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才使各族中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并在社會精英和上層中生發了民族主義思潮。⑥參見鄭信哲、周競紅主編：《民族主義思潮與國族建構——清末民初中國多民族互動及其影響》，第187 頁。事實上，“新學”的設置，選派新疆籍學生外出留學、設立提學使等為新疆各族的內外交往提供了互動空間，為新疆現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提供了機會。漢族的革命意識對新疆非漢族類精英的啟蒙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得到了維吾爾等其他“族類群體”的支持。后來的歷史證明，這種由新政開啟，并在辛亥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中混合成長的族類自覺意識在族類民族主義的牽引下對“國民整合”產生了影響。

在清末國家建構的嘗試中，臺灣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也不可忽視。臺灣的現代轉型是國家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臺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建制，臺灣的近代化有其特殊性，臺灣“番民”的啟蒙也有著特殊的邏輯。近代以來，有幾個重要的事件加速了臺灣的近代化和臺灣“番民”（高山番等）的啟蒙。一是近代邊疆危機凸顯以后，臺灣建省加速了臺灣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繼新疆建省之后，1885 年，清朝統治者再次調整邊疆地方行政區劃，把原先隸屬于福建省的臺灣府升格為一個單獨的省。省制的建立加強了清朝對臺灣的直接領導，使臺灣與祖國內地進一步聯結為一個整體，為臺灣經濟社會發展和近代化進程開啟了“西學東漸”之門，大陸的“現代化成果”以及官員紛紛傳入和遷入臺灣，改變著臺灣民眾已有的封閉生活。二是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的“新政”加速了臺灣的近代化進程。劉銘傳在臺灣“大興新政，筑鐵路，通航運，辦清賦，辟山林，建學堂，討軍事，開礦產，振工商，計日度月次第實行，將置臺灣于富強之域”①連橫：《臺灣通史?職官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第90 頁。。劉銘傳重視處理臺灣的漢“番”關系，進一步推進“開山扶番”②“開山扶番”是相對于漢番隔離而言的，是晚清時期清政府在臺灣實行的“民族政策”，旨在加強臺灣的漢族與番民的交往聯系。，他“開辦‘番學’，派遣官吏前往番民居住地區進行‘啟蒙’教育。同時，培養新式人才，創辦西學堂等。在其赴臺后的三年間，臺灣有400 多番社8 萬多高山番接受招撫”③謝俊美：《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修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 年，第144 頁。。三是日本的侵占改變了臺灣近代化的走向，為之后包括眾多漢人在內的臺灣社會（漢人和番民）注入了“認同”的雜音，并影響至今。

概言之，清王朝在腐朽沒落之際推行的邊疆新政在蒙、回、藏諸地方不僅沒有實現預期的國民整合目標，而且增添了諸多族際關系危機。比如，傳統的滿蒙政治聯姻被撕裂，蒙、漢等族際關系沖突也被激化。其中，族類民族主義的興起是重要變量，特別是在清王朝羸弱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強的威逼利誘下，各個族類群體民族意識的萌發在客觀上給統一國民的整合帶來了風險。

四、小結

伴隨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社會劇變，中國歷史發展中存在的“族類群體”及族際關系在這場劇變中經歷了深刻的變遷，族際關系受到不同政治派別和社會因素的推動和刺激。而族類民族主義的興起對國家建構及其國民整合產生了特定的影響。首先是漢民族意識的興起使得調整滿漢關系的嘗試受到“排滿興漢”革命的沖擊；其次，在內外部環境的刺激下，蒙、回、藏諸部民族意識的興起使得邊疆新政不僅未能實現國民化的國家建構目標，而且進一步加劇了族際關系矛盾。

從中國各民族互動的歷史與現實來看，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和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中華民族的統一是根本和前提。在這樣的原則下，塑造國民整體性的任務再次顯現出來。因此，推動中華現代國家的國民意識培育，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成為新時代協調族際關系的主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