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現代性“偽具體世界”：“兩個結合”視域下重釋“中國具體實際”的內涵*

韓欲立

內容提要：在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視域下，百年變局意味著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斷裂的可能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迎接西方現代性之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以“兩個結合”為基礎建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如何理解“中國具體實際”成為理解“兩個結合”的現代性批判意義的核心，中國具體實際不是無所不包的學術體系，也不是相互沖突的經驗主義，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意味著破除西方現代性營造的“偽具體世界”的迷思，而促使“兩個結合”現實生成的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驅力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內在的高度契合。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以歷史唯物主義之基本原理原則性地規劃了超越資本主導的現代性的理論方案的話，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在完成現代化歷史任務的艱辛探索中，繼承并推進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現代性批判方案：一方面對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持有堅定的信念，即作為現代化的物質基礎，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形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進而向共產主義演進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律；另一方面，作為與西方歷史境遇和文化傳統迥異的東方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也必然要在“現代性的斷裂”之處開出真正的人類解放的希望之花。

百年變局的重大判斷清晰地指明了，世界歷史發展到當下階段業已來到了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現代性的斷裂”之處。其原因在于，首先，基于現代性原則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價值體系正在發生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比擬的深刻的變化與調整。其次，西方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能力正在衰退。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國家社會之間的交往理念及其內容也在不斷革新。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向東方轉移。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已經為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完成了充分的準備。那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百年變局的現代性轉折點上，為迎接這一史詩性轉變所做的積累和準備究竟是什么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皟蓚€結合”的理論高度概括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內涵和實踐策略上豐富和發展的方法論。這也是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性批判意蘊的關鍵切入點。

一、什么是 “中國具體實際”

當提及“中國具體實際”時，人們常常會在兩個方向上出現理解偏差：一是，將“中國具體實際”理解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概念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諸種有關中國具體實際的概念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體系，并總括性地構成對“中國具體實際”的百科全書式的詮釋和理解。此時的“中國具體實際”本質上是被作為概念性存在并對待的學術對象。二是，將“中國具體實際”理解為一個繁雜多樣、無法通約的具體的經驗片段，每一個中國人，乃至外國人在遭遇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構成復雜、風俗習慣迥異、地理環境多樣的經驗領域的中國時都會產生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中國體驗”，其結果是“中國具體實際”被直接地領悟成為某種內在的，甚至相互沖突的體驗。

1.知性思維方式中的“中國具體實際”

第一種對于“中國具體實際”的認知，正如黑格爾所批判的，乃是一種知性的思維方式，“它古板地看待事物，把它們要么看做是一成不變地有差異的，要么是同一的”(2)〔加〕查爾斯·泰勒：《黑格爾》，張國清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年，第293、845—846頁。。也正是由于這種知性思維滿足于將事實凝結為概念的思維方式，使之無法將自身與變化的現實保持同一。黑格爾的辯證法深刻認識到，知性思維的認識方式在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的把握中總是處在一種矛盾和錯位之中，因此轉向立足實踐論的歷史主義路線。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并將辯證法推進到批判的和革命的歷史辯證法的新境界。在馬克思看來，僅僅停留在精神之運動原則的黑格爾辯證法由于“主體是精神，是全體的精神；和解必定通過認知而達到，因為改造整個宇宙是沒有意義的”(3)〔加〕查爾斯·泰勒：《黑格爾》，張國清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年，第293、845—846頁。。在馬克思那里，“批判的邏輯”取代了“實證的抽象”成為支配性的方法論原則，因而也成為指導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性實踐中如何處理與“中國具體實際”關系的方法論原則。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4)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 年第16 期。在這段論述中，習近平完整而科學地表達了對待“中國具體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原則是研究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科學方法。按照這個方法，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才能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新發展理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等新思想和新理念集中體現了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化和中國化的“具體的總體”。經濟思想的總體性意味著在現代性的變動不居的全球化經濟運動中，經濟活動的經驗層面總是處在一刻不停地流動和變化當中，因而必然帶有強烈的時代化和本土化特征，因此，為了把握在“中國具體實際”中的變化和流動，就不得不借助于科學抽象的方法，將其提煉為以上思想形態的經濟學規律。而經濟思想的具體性則意味著由于“中國具體實際”的存在，作為“思想形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號稱“體現了人類經濟活動普遍性規律”的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錯位”乃至“沖突”的理論現實。因此，“‘中國道路’創造了‘中國奇跡’，但如何把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及成功經驗理論化、一般化，把‘中國故事’講明白、讓國外學者聽明白，卻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目前流行的兩大經濟理論體系(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政治經濟學)都難以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邏輯一致的理論分析框架”(5)楊瑞龍：《新中國成立70 年來經濟學研究范式的演變與創新》，《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9 年第11 期。。

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都采用科學抽象的研究方法，但是各自所面對的“具體實際”是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經濟人”的設定以及基于“經濟人”設定的成本—收益的經濟活動法則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特殊社會關系條件下參與經濟的個體，簡單地說，“社會主義”和“傳統價值”才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個體的“具體的實際”；對于傳統政治經濟學來說，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經濟手段是無法相容的，但是中國經濟的“具體實際”告訴我們，對于人口規模巨大、自然資源和社會生產力資源分配不平衡的中國的“具體實際”來說，沒有市場的調節，經濟活動只能在資源和信息的匱乏狀態下保持低水平運行，無法形成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條件之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能力，因而也就無法激活“人口規模巨大”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天然優勢。當我們堅持“中國具體實際”的辯證認識路線的時候，我們也就堅持了從事物本身的歷史現實的辯證發展過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問題本身就蘊含了解決自身矛盾的方法。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將對事物認知的概念邏輯和知性思維方式作為達到對事物的“具體的總體”的理解的一個準備階段，而不是最終階段；更具體地說，西方經濟學對于資本與市場的運動規律的一般理論是我們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準備階段，距離形成真正的對于中國具體實際的理論階段還相去甚遠，它還完全只是解決中國經濟具體實際問題的純粹形式，缺乏社會歷史實體性內容的純粹形式是不可能實現其現實性的。

2.經驗主義認知中的“中國具體實際”

另一種對于“中國具體實際”的認知可歸為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的認識論預設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裂，因此產生了主體通過對客體的感知而建立起同一的認識動機，也就是說“整個經驗認識過程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主體的抽象活動。認識就是把現實客體的本質抽象出來。因此，主體對本質的占有就是認識”(6)〔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0—31、36頁。。這樣一來，經驗主義反而背叛了自己的認識論動機，即從經驗或現象中獲取客體的本質，結果卻是主體獲得了一個基于經驗的經驗主義抽象，主體占有的不是客體的本質，而是關于客體的經驗的抽象。于是，認識的對象代替了現實的對象，然而，“認識對象或本質，就其本身來說，是與現實對象絕對不同的”(7)〔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0—31、36頁。。前者是思維自身的產物，經驗性知識的生產則按照思維的邏輯運動，而現實的對象卻常常溢出經驗主義的認知結構之外。因此，經驗主義者的主觀性特征導致了“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8)《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88—89頁。。毛澤東認為哲學上的經驗主義完全不了解認識的本質是辯證的和歷史的，盡管認識的成果往往以理論或者概念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它真正尊重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體系，而是真實的具體的歷史實踐本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相結合不是狹隘的經驗主義結合，事實上，按照毛澤東對經驗主義的批判，農民是中國革命階級組成中的重要部分，而革命干部、群眾和士兵大多數出身于農民，如果按照狹隘經驗主義的方法論，農民的自由散漫和非組織化特征是不可能構成中國革命的動能的，相反，“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9)《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88—89頁。，因此，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動能的獲得，關鍵就在于一方面克服教條主義，另一方面克服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認識論慣性。新時代條件下，習近平也反復強調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反對固守老的經驗，刻舟求劍，不思進取，他說：“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由于不懂規律、不懂門道、缺乏知識、缺乏本領，還是習慣于用老思路老套路來應對，蠻干盲干，結果是雖然做了工作，有時做得還很辛苦，但不是不對路子，就是事與愿違，甚至搞出一些南轅北轍的事情來”(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2—403頁。。

總而言之，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中建立對西方現代性的歷史自覺和批判意識，就意味著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國具體實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如何結合，兩者的結合將產生什么樣的結果等，這些問題事實上正是我們在談論“兩個結合”時亟待充分反思的。另外，當我們以學術的姿態反復提示“兩個結合”的重要性及其意義的時候，往往仍然采取了一種知性思維的模式，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視為兩個結合的中心和決定性因素，“中國具體實際”在兩個結合的對立統一體中是處于從屬地位的，也就是說，具體實際為原理提供經驗性內容，以保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知性形式不會因為缺乏新的經驗而喪失其解釋力，走向自以為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結局。事物的真實發展運動并非固定地或機械地由基本原理來對應性地決定“具體實際”的內容和方向，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始終追隨中國歷史的和實踐的“具體實際”向理論提出的問題，并給與靈活的回答，才使得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也才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鞏固了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且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二、“中國具體實際”消解現代性“偽具體世界”迷思

一般情況下，當我們談論“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時候，常常稱之為“全球化時代”或者“現代”，并且將之作為人類共同創造的世界歷史或我們共同在經歷的“歷史的具體”。但是事情的真相或許與我們的期望相反。馬克思已經證明現代世界是被抽象的力量統治的世界。如果說馬克思面對的19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實，以異化理論判定它是一個用抽象物來表現人與人的真實關系的世界，即用貨幣和商品的抽象價值來取代感性的人的具體實踐中展開的豐富社會屬性的話，那么當代資本主義則通過數字經濟、媒介政治等技術手段偽造了本已被深刻“異化”的“具體世界”，并進一步將具體的生活和現實的邏輯抽象化為數字和符碼，這是對異化現實的“異化”，對片面性生活的進一步“偽造”，用科西克的話來說，現代世界是一個“偽具體的世界”，而破除西方現代性營造的基于“偽具體世界”的現存知性成果就必然成為中國依循自身的具體實際尋求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道路的方法論前提。

1.“偽具體世界”的形而上學統治及其本質

在偽具體的世界中，人的歷史只有被編碼為物的歷史或者數字的歷史才能被大眾所觀察和理解，否則人的歷史甚至不可能進入資本主導的“偽具體世界”之中，于是，拜物教掩蓋了本真的感性實踐，偽具體的形而上學取代了具體的辯證法。因此，從馬克思對資本邏輯建立起的關于人類感性生活的抽象統治的批判，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條對現代性獨斷地將“偽具體的世界”引入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同時將其日常生活化，并在“偽具體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絕對統治的批判理路，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同時意味著向“偽具體世界”的宣戰，并要求這場戰爭決定性地破除現代社會對于“偽具體”的迷思，從而實現人類從抽象統治中的真實的解放。

但是，物化意識和實證主義在現代文化和科學研究方法論中建立起來的絕對統治并非能輕易被撼動。正如我們前面所批判的，形而上學知性思維根本否認，或者更準確地說，作為形而上學知性思維的表現的物化意識和實證主義根本沒有能力認識到現象與本質的辯證法，正是由于缺乏辯證法的鑒別真實與虛偽的思維能力，因此，現代人往往將偽具體世界看作是獨立的自主的，并且客觀的規律運動的真實世界，并滿足于將對偽具體世界的認識作為對真實的具體的世界的認識。這難道不是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常常發生的事情嗎？其實，倘若我們稍微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就會了解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深刻地揭露了所謂資本的利潤的真正來源是剩余價值，而發生在資本積累背后的真實邏輯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當然，更不用說被工資掩蓋的勞動力商品的價格了。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正是建立在資本、利潤、工資、分配、市場等概念之上嗎？從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正是依循了與現代性邏輯內在一致的資本原則和實證主義原則來對“偽具體世界”中的經濟諸要素展開研究的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我們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全部是肯定的，如果我們依循現代性批判的邏輯指認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所建構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等人類生活的諸方面竟然是“偽具體”的世界，那么，我們對于人類生活諸方面真相的追尋就顯得極其迫切了，顯而易見，真相的追尋就變成了破除“偽具體”的深化，并重建“具體實際”對人類知識和實踐的統治。

馬克思主義學者科西克將現代性邏輯營造的偽具體世界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空洞的總體，即缺少反思，缺少對個別環節的規定，缺乏各種關系的豐富性和確定性；第二種是抽象的總體，即把整體形式化為與其部分相對立的東西，這樣的總體沒有發生和發展，沒有形成總體的過程，從而是一個封閉的整體；第三種是惡的總體，真正的主體被神秘化的主體所取代。(11)〔捷克〕 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劉玉賢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2、8頁。我們所熟知的經濟全球化、文化的“麥當勞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就是科西克所謂的“惡的總體”的當代模型，而正是“在這個總體中，真實的、具體的、多維的主體(例如，一個個人，一個階層和一個階級)被一個一維的、神秘化的、拜物教化的、物化的、被還原為消費的經濟‘主體’所取代”(12)登柯·斯卡洛夫斯基：《科西克具體總體的辯證法》，《學術交流》2017年第12期。?？莆骺说哪康氖窃噲D同馬克思一樣，在對現代性抽象統治的批判中，開出“具體的總體”的人類世界。事實上，馬克思也的確采用了總體概念，并成功清除了“惡的總體”的流毒，這一思想事件被科西克總結為重建“具體的總體”的概念。因此，“‘具體’已不再單純是功能概念，不是一般指謂事件的一種屬性或人的思維和認識的一種屬性；‘具體’本身就構成一種實體性的存在”(13)衣俊卿：《人道主義批判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08頁。

2.“偽具體世界”的破除與重釋中國具體實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開啟與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者宣稱的“歷史的終結”戲劇性地在同一時間開場。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歷史中的“現代性之完成”，新自由主義世界的吹鼓手和意識形態專家們將霸權主義的現實政治邏輯偽裝成“人權高于主權”的“自由和人權”原則，用尊重差異和多樣性的政治正確掩蓋現代性的同一性邏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西方國家就曾試圖利用被顛倒的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改造中國，但是顯然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看清了新自由主義政治正確和經濟改革良方背后的真實面相，從而挫敗了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顏色革命。而新時代條件下，應對百年變局的迫切性使得我們對把握“中國具體實際”所需要的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需求顯得刻不容緩。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一個結論，即正確把握“中國具體實際”必須破除西方現代性營造的偽具體世界，反過來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將“偽具體”當作“中國具體實際”，而必須“通過展示它們的中介性來消除它們虛構的獨立性，通過證明它們的派生性來反對它們的自主性宣稱”(14)〔捷克〕 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劉玉賢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2、8頁。。

“偽具體”并非直接等同于虛構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是以一種歪曲和變形的方式對于真實的具體的片面的和抽象化的反映，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擊破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設置的“偽具體”陷阱的過程中，并非必須要拒斥一切西方現代化文明的成果，相反，由于“偽具體”的中介性質，具備了反思維度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明確地將這些現成的成果當作通達具體的總體的一個環節和階段。在論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習近平曾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15)習近平：《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9日。，在這段論述中，“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被習近平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但不是決定性的組成部分，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經濟學所設定的一系列經濟學概念必須經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介和改造才能夠進入對“中國具體實際”的解說和理論建構體系之中；同時，習近平連續使用三個實踐來強調“中國具體實際”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優先地位，這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提出了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來打破西方現代性理論所設定的“偽具體”世界及其理論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后現代主義盡管對西方現代性理論也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后現代主義思想無法從具體的實踐中將理論批判直接導向“具體的歷史”，因此，后現代主義仍然使用著、分享著西方現代性理論在“偽具體”或“偽現實”基礎之上演繹出來的一系列議題和概念邏輯，因而，后現代主義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同路人，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后現代主義仍然只是西方現代性邏輯的自我否定之一環，它并沒有從根本上超出現代性的演進邏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后現代主義成為現代性邏輯的“同謀”，即以批判和反抗的邏輯在觀念領域反抗現代性的統治權，但是卻在現實領域喪失了自己銳利的批判精神，從而進一步鞏固了現代性在世俗世界的統治。一句話，后現代主義根本沒有摧毀現代性運動中的世界歷史的虛假性質，因而，后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并不能為中國，也不能為世界人民打開真正的具體的世界歷史。

三、傳統與現代：“中國具體實際”的文化維度

在我們談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時候，通常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送來了理論，在危機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嘗試了各種救亡圖存方案，但都失敗了，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這個表達本身并無錯誤，但是它似乎未能提供一個直抵本質的解釋邏輯，20世紀30年代，同樣在危機籠罩下的歐洲革命，為什么沒有通過工人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走向社會主義，盧卡奇和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為歐洲工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注入精神動力，但是顯然這種努力被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消解了，而歐洲工人運動終究沒有被導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之上，左翼知識分子所期望的資本主義的崩潰并未發生。在相似的社會危機條件之下，為什么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成功了，而歐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卻失敗了呢？

習近平的一段關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主張的關系的論述深刻地回答了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16)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這段論述與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評析遙相呼應，馬克思恩格斯也曾經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象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264—265頁。盡管這里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并非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但是他們敏銳地注意到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價值的內在能量“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264—265頁。。

1.作為“中國具體實際”的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價值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百年，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相互呼應、彼此融合的歷史過程，這種精神內核上的同構性使得馬克思主義相比它所誕生的歐洲之源頭而言，更加接近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而“五四”以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被馬克思主義所感召并以高度堅定的信念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其內驅力中不可忽視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實踐性品格及其為普通勞工大眾尋求真正的平等、自由與解放道路的永不枯竭的熱望。按照艾思奇的話來說，“中國民族和它的優秀傳統中本來早就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種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社會，曾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從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孫中山先生，都希望著世界上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能夠出現。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滋養料，而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19)《艾思奇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2頁。

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及其知識分子的“天下”以及對“天下”的治理成為傳統政治哲學探討的核心概念。按照現代政治學術語來說，傳統文化中的“天下”并非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為邊界的政治治理單元，相反它并沒有明確的物理的邊界，而只有文化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天下”內在地將全人類包含在以儒家文化為基本精神內核的文化治理范疇中了，而馬克思主義雖然產生于西方，但是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社會的理解同樣超出了民族國家的邊界，或者通俗地說，馬克思主義并非與一般政治學一樣，去研究如何加強國家和統治者的政治治理能力，并實現對民族國家的有效治理，馬克思主義將自身存在的全部意義設定為尋求人類的普遍解放，尋求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和融通，尋求社會之大同。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迅速獲取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精神認同，“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20)《吳玉章文集》下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第1058—1059頁。。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無論“打土豪、分田地”，還是“一化三改”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極其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消滅剝削”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廣大農民數千年來“耕者有其田”的財產權平等的夢想的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經驗使得中國共產黨堅信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精神的結合作為全黨要發揚的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方法論，這一主張被毛澤東完整地表述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聯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2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頁。。

回顧從傳統到現代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具體實際，我們不難發現，14億中國人不是因為居住在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而被稱為中國人，而是因為我們將千年以來儒釋道的文化基因注入了自己的靈魂，并內化為了具有共同性的語言習慣、道德規范和行為模式才稱為中國人。悠久的歷史和千年不絕的文化傳統構成了必須促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二個結合的另一個最大的“中國具體實際”。正如習近平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22)《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2023年，第193頁。我們所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除了要充分考慮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獨特的經濟、社會條件之外，還要充分考慮的是作為文明國家而存在的中國得以延續至今的“五千年文明”的具體實際?！皬臍v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 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頁。而倘若將文化具體實際放置在百年變局的更加宏大的新時代歷史背景下加以觀察，我們會發現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不可避免要遭遇到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在常態化條件下，更多的是以文化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核心價值體系為內核的文化競爭。

中國百年來的尋求自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一個不斷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更新中國文化的自主坐標的艱難歷程。面對現代主義文化和后現代主義文化的雙重境遇，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走向文化保守主義，試圖通過回到傳統政治哲學框架中延續現代中國在西方現代性沖擊之下的文明香火；一部分知識分子走向文化自由主義，試圖通過所謂現代性文化啟蒙和自由主義洗禮來完成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當然，也存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雙重否定姿態，走向了后現代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拒絕接受整體、普遍價值觀念、宏大的歷史敘述、人類生存的堅實基礎以及客觀知識的可能性。懷疑真理、一致性和進步，反對他所認為的文化精英主義，傾向于文化相對主義，贊揚多元化、不連續性以及異質性”(24)Eagleton，After 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p.13．。而無論是何種文化現代化的策略——回歸傳統的、全盤西化的抑或虛無主義的——都遵循著共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歷史唯心主義和文化形而上學，從而在實踐上必然導向喪失文化現代化的自主性。在對文化的現代性之同一性的抵抗和反思方面，傳統文化無論是與現代主義文化還是與后現代主義文化相比，都更加接近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而非敵人，因為它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習近平將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視為“決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成落后的東西”的“根”和“魂”，意味著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建構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2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48頁。。

2. 實踐精神與辯證法精神：從傳統文化通達馬克思主義

在本體論維度，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學本體論的理念世界與經驗世界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的實體本體論?！霸瓉碜鳛榻軐W兩大進步的對理性的倡導以及對主客心物的明確劃分因被絕對化而都走到了其反面”(26)劉放桐：《西方哲學通史——西方近現代過渡時期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頁，先驗地設定思維和存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并在認識論架構之下重新思考二者關系的哲學思維方式事實上仍然在現代文化中繼續發揮著其根深蒂固的影響，從而帶來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根本對立與沖突，以至于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社會的“進步”與“危機”幾乎是并存，即現代性危機以生存論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等諸形態集中地爆發出來。盡管黑格爾試圖以辯證法來拯救形而上學，但是他的哲學努力仍然不過是“通過思想的辯證運動來消解和融化自希臘以來的實體本體論及其概念方式”(27)〔德〕伽達默爾：《摧毀與解構》，《哲學譯叢》1991年第5期。，因而不是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超越，而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完成和巔峰。馬克思哲學在本體論問題上之所以被視為顛覆了西方千年來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將哲學從“知性思維方式”轉變為“實踐思維方式”，就在于馬克思為人類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基于社會關系的實踐的生活世界。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的本體論依據也正是建立在其所開啟的實踐本體及其所生成的現實世界基礎之上的，立足于現代人的現實存在，特別是作為勞動者的現代人的異化境遇，馬克思本質地把握了現代性的“兩重獨特現實：經濟發展與這種發展所需要的架構”(28)〔法〕 費迪耶：《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在馬克思那里，世界不是基于某種獨特的物質實體或者精神實體而派生的，人和世界從根本上不是主客體之間的關系，而是在實踐活動中相互構成的關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強調學問研究的“經世致用”的實踐屬性，盡管這種實踐與馬克思的“實踐”不同，帶有強烈的道德踐履的品格，但是傳統文化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理解上，總是遵循著天地人萬物一體的思想原則，在特定的社會(倫理)關系中通過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實現“內在修養”的提升和“教化育人”的人的自由境界和社會的發展。在實踐生成人類世界的原則方向上，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都主張通過實踐活動來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高度統一，“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185頁。。馬克思對真正的自由的人以及共產主義的論述中，也與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產生了哲學共鳴，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185頁。?？梢?，現實世界的一切沖突、異化和斗爭正來自于生活世界的內在分裂，重視以人為中心，尋求在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基礎上，不斷改變人與社會、自然和自身的關系的分裂和沖突，并走向“大同世界”或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遵循的具有共通性的世界觀。

有西方學者認為，盡管無論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還是馬克思的辯證法，都可以從西方古代哲學傳統尋找到其辯證法思想的源頭，但是，由于近代以來“在亞里士多德和笛卡爾的思想占據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喪失了它的辯證性，與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辯證法在中國依然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思維模式”(31)約翰·布萊恩·斯塔爾：《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頁。，而對于辯證法作為把握事物的“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關系的思想方法在近代西方的復興而言，古代中國的“相反相成”的更加靈活進而有機的關于矛盾的思想比古希臘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對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約瑟斷言：“辯證唯物主義淵源于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后，又回到了中國”(32)Joseph Needham，the Foretime of Today's China，Centurial Weekly，Vol.Ⅴ，2th ed.，London：1960，p.288.。李約瑟的論斷并非虛言，事實上，萊布尼茨的確曾與在清朝工作的法國教士白晉(Jouchim Bovet)通信討論《易經》，關注到了《易經》中關于“變易”的智慧。

馬克思也曾注意到黑格爾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中存在著《易經》的印跡，也正是由于將辯證法與歷史和實踐的成功聯結，使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成為可能，但是，顯而易見，西方現代性敘事的底層邏輯是排斥辯證法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論證過的，資產階級借助實證科學和資本邏輯完成了現代性的世界性布展，知性思維方式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借以進一步鞏固自己在世俗世界中的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而辯證法對于“辯證否定”和“對立統一”的主張將導致現代性統治的合法性的解體，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的普世性等文化觀念和制度安排無一例外地被永恒合理化。與此相反，傳統文化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強調事物處在不斷的“變易”和“生成”之中，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周而復始”過程，并將“革故鼎新”作為人類歷史進化的基本環節。正是由于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具有高度契合和共通之處，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3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專題摘編》，第52頁。，李約瑟對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著與習近平相似的判斷，他認為馬克思的學說與西方其他哲學學說相比與中國人在文化精神上更為親近，他論述道：“現代中國人如此熱情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有很多西方人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竟會如此毫不猶豫、滿懷信心接受一種初看起來完全是歐洲的思想體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國的學者們自己卻可能會這樣說：‘真是妙極了！這不就象我們自己的永恒哲學和現代科學的結合嗎？它終于回到我們身邊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34)〔英〕李約瑟：《四海之內》，勞隴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67頁。

中國共產黨通過推動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奠定了現代性之中國經驗的獨立主張的基礎，使得在西方現代性強制的高度壓力下的中國對現代化道路自主性成為可能。在百年現代性歷險中，生發出不同于以西方文明為主體的現代性的以“中國具體實際”為主體的現代性建構史。如果說西方現代性的建構過程采取的是以“西方具體實際”自覺的內生性的生成邏輯，那么“兩個結合”則深刻提示我們一方面中國現代化道路必然不能以彼之具體來適應我之具體，或以西方現代性的“偽具體世界”作為“中國具體實際”，從而企圖在此基礎上生發具有自主性質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中國具體實際”的文化維度，對現代世界的本質境況以及中國在現代化征程中的本質境況、歷史定位提出獨立的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自我主張”，(35)根據吳曉明教授的批評，中國近代以來長期處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追隨者和學徒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為對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理論反映的學術上層建筑，大體上還處在一種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的一般原則抽象地運用在中國現實的解釋之上的“外部反思”的迷思之中，吳曉明教授稱之為相對于西方的學術的“學徒狀態”，這種狀態伴隨著西方現代化模式的衰落以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高歌猛進，已經來到了它應當被解除的歷史時刻，也就是說，面向未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當而且能夠自信地、獨立地提出中國的“學術自我主張”。參見吳曉明：《論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而此種學術自我主張能夠成立的根本依據毫無疑問是植根于對 “兩個結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及其對“中國具體實際”的辯證內涵的深刻詮釋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