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議：理論內涵、生成邏輯與世界意義*

張新平 董一兵

內容提要：全球文明倡議是新時代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是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歷史性回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全球文明倡議體系完整、內涵豐富，其所包含的“四個倡導”是內在統一、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構成了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它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植根于中華文明觀，同時批判性借鑒了世界文明交流史的諸多經驗，是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智慧結晶。作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舉措，全球文明倡議成為中華文明的最新表達，推動著人類社會對多元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廓清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迷思，彰顯了大黨大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進一步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指明了方向。

2023年3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之后中國提出的又一新理念、新方案，是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世紀之問的明確回答，展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全球視野與使命擔當，為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和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全球文明倡議順應歷史潮流，契合時代需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文明發展領域的生動呈現，為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協調推動文明發展擘畫藍圖，為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指明了方向。

一、全球文明倡議的理論內涵

全球文明倡議作為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成果，是長期醞釀與發展的產物，深受習近平文明觀的影響，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與嚴密的內在邏輯。該倡議所包含的“四個倡導”(1)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3月16日第2版。，為推動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交流提供了邏輯前提、價值基礎、發展動能和實踐路徑。

(一)邏輯前提：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

文明起源于世界多地，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文明多樣性。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時所指出的，“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8頁。，這實際上強調了文明多樣性的重要價值?；诖?，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文明觀，其內涵包括：一是文明多樣性體現了世界的基本特征。(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3頁。當今世界有190多個國家，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歷史與習俗，孕育著各具特色的文明樣態，譬如中華文明的春節、伊斯蘭文明的開齋節、印度文明的賀利節和西方文明的復活節等都彰顯了不同文明的生活智慧與文化底蘊。二是文明多樣性成為世界進步的不竭動力。(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0頁。在歷史上，中華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等諸文明，在交流互鑒中不斷將人類文明推進到新的發展高度；當下各國基于自身的歷史傳統與現實情形，在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進程中，勢必將共同推動人類世界的繁榮發展。三是文明多樣性集中反映文明間交流對話的初始目的。尊重文明多樣性就在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頁。。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本身即是目的，而非工具；文明間的交流應是平等相待，而非“先進”與“落后”式的人為區隔。因而，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是全球文明倡議的邏輯前提。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堅守正確文明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理念并推廣至世界，呼吁世界各國共同推動文明間良性互動，為增進文明對話營造良好氛圍。

(二)價值基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2017年，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要本著對人類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倡導者，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5頁。。這里引申出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人類文明的內在聯系，即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系。(7)張新平、代家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本內涵、世界意義與實踐路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方面，全人類共同價值屬于歷史哲學范疇，是人類千百年來發展的智慧結晶，是象征文明進步的標識性符號；另一方面，不同文明因各自獨特的價值觀基礎，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具體內涵存在認知差異。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文明交流構成相互促進的有機統一體，文明交流蘊含著價值觀的互動，全人類共同價值則是文明互動的產物。因此，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全球文明倡議的價值基礎，為文明對話開辟平等共通的交流場域，為人類社會解決發展難題筑牢價值根基。

(三)發展動能：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

“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313頁。習近平在方法論上深刻闡釋了文明傳承與創新的內在邏輯。一方面，文明創新應立足于文明傳承。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具有連續性與創新性的突出特征。中華文明也正是因為始終一脈相承，且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才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一個民族如果不理解來時的路，便不可能看清未來的路。另一方面，文明傳承應服務于文明創新。文明傳承和文明創新并非簡單兩分，文明傳承立足于“知古”、“重古”，文明創新立足于“今用”、“鑒今”，進而實現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若以“文明形態史觀”視之，文明如同一個生命有機體，存在生、長、興、衰的演進過程，需要通過不斷創新來消除衰亡的風險與危機。中華文明的生機活力既來自于深厚的歷史積淀，又來自于不同文明間的交往交流，如唐朝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宋元時期對外來文化的融合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傳承并非因循守舊，而是在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激發內在活力，進而實現文明在開放中傳承、在包容中創新。因此，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是全球文明倡議的發展動能。人類各文明應在立足本國傳統的同時關照人類文明的發展使命，充分尊重和挖掘世界不同文明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在開放性場域中激活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

(四)實踐路徑：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

人類文明是由人類實踐構成的社會性產物，“人”是文明交流互鑒的主要載體。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鑒是消除隔閡和誤解、促進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徑”(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470頁。，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實踐路徑。國際人文交流活動作為以人為載體的跨國界交往活動，既是維系國家間關系友好發展的重要橋梁和紐帶，亦是實現和增進文明交流的重要抓手與著力點，為增進文明間的相互理解、達成對話性共識提供實踐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持續推動與不同國家建立定期人文交流機制，同時鼓勵國內地方政府、各類組織機構積極參與，內容涵蓋文化、藝術、影視、服飾、飲食、體育等多領域，國際人文交流對話日益走深走實。借助主體日益多元、內容日益豐富、渠道日益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活動，為拓寬各國民眾間的相知通道、拉近心靈距離、消弭爭議隔閡，共享全人類共同價值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綜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之間相互依存、層層遞進，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作為邏輯前提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基于確認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進而才會產生文明交流的現實場域，為價值基礎、發展動能、實踐路徑創造現實可能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解答了“人類社會如何實現永續發展”時代之問，提出要在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價值層面開展文明對話，為凝聚共識服務；文明傳承和創新的首要關切是文明存續，只有在傳承的基礎上才有交流的現實可能，進而激活文明創新的內生動力，推動人類文明的繁榮；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是實現文明對話的唯一實踐形式，為共同應對危及人類文明存續發展的全球性挑戰提供有效路徑。

二、全球文明倡議的生成邏輯

全球文明倡議并非一蹴而就，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植根于中華文明觀，融合與借鑒了古今中外諸多思想精華的智慧結晶。

(一)源于馬克思主義文明觀

在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中，馬克思恩格斯為人類構筑起對共產主義文明的理想追求。隨著資本的擴張與世界市場的形成，資本主義文明應運而生。以資本為核心的文明體系雖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幾何級增長，但也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頁。。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文明加以批判性審視，指明了資本主義文明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資本主義文明的進步性，相較于此前的文明形態而言，資本主義文明“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人類文明發展的使命，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政治解放；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資本主義文明的固有局限性，即資本主義文明內部存在的矛盾悖論，“(資本主義)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頁。。資本主義文明的資本屬性決定了它是一個以榨取剩余價值為目的的文明形態，無法擺脫“分裂”與“奴役”的發展邏輯，呈現出“資本的邏輯”支配“人的發展邏輯”的顛倒模樣。

通過對資本主義文明二重性的深刻闡釋，馬克思恩格斯指明，只有共產主義文明才是代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文明形態。區別于“資本的邏輯”，共產主義文明強調打破“對物的依賴關系”的枷鎖，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即“自由人的聯合體”理想為目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頁。共產主義文明以追求全人類的解放為最高價值，以“人本的邏輯”替代“資本的邏輯”，是對人類文明未來的科學設想。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形態思想，提出社會主義文明理論，初步找到一條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通向共產主義文明的可行道路。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文明是共產主義文明的初級形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是邁向共產主義文明形態的必經之途。為此，列寧將這一邏輯運用到革命實踐中，主張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奏?；谶@一認識，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帶領俄國工農力量變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面對第二國際和孟什維克等關于十月革命未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詰難，列寧雄辯地指出，“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14)《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3—564頁。，并批判考茨基等人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不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轉化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道理。列寧關于社會主義文明“先奪權后建設”(15)田輝、孫來斌：《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文明觀及其重大價值》，《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的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內涵，為落后國家走向共產主義文明開辟了一條光明大道。

立足于本國國情，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譜寫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篇章。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守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秉承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直面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與新問題，創造性地提出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新文明形態。習近平指出“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外，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24頁。作為社會主義文明的嶄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提出在世界范圍內開辟出社會主義文明的新前景，為破解人類文明發展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全球文明倡議，為世界繪就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藍圖。

(二)厚植于中華文明觀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開放包容的獨特品質。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17)《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人民日報》2022年5月29日第1版。中華文明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獨特的發展路徑，高度重視人之為人的道德屬性，主張“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形成了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明體系。有學者指出，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世俗性，(18)馬戎：《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學術月刊》2018年第1期。典型表現為中華文明中不存在宗教崇拜的現象，且十分突出社會秩序與人際倫理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地位。譬如，作為中華文明主脈代表的儒家極為推崇對仁義禮智信的信仰，重視的是統治者是否遵循“天道”。誠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文化中，則不自產宗教?！?19)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頁。換言之，中華文明未曾發生宗教戰爭，也未曾誕生過所謂“政教合一”的政權。這與西方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西方人而言，道德規范脫離宗教則無法言說，具有先驗性；對于中國人而言，道德規范是世俗關系的產物，具有自然性，不承認絕對外在的超越存在，只對天、地、君、親、師推崇備至，因而更顯包容性特質，由此構成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道統根基，從而奠定了天下大同、義利兼顧、和合共生和吐故納新的文明基因。(20)吳志成、李佳軒：《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觀析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6期。

然而，隨著西方文明的介入，中華文明面臨現實的生存問題。晚清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亦曾敏銳意識到文明危機來臨的緊迫性，正如李鴻章所言“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21)顧廷龍、戴逸編：《李鴻章全集》第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頁。。辛亥革命后，國內各界對中華文明前途命運的思考和變革顯得極為迫切，漸次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層面嘗試變革以化解文明危機。如引入“民族國家觀”取代“天下觀”，接受諸多源于西方文明的現代理論更替“道統論”、“華夷論”等傳統主張，以此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體現出中華文明內蘊的發展張力。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辛探索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更是再次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內生動力?！榜R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20、469頁。這一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內在邏輯。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恰如理性與理智互為補充一般。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方文明強調邏輯推導式的科學精神，而中華文明強調飽含情感色彩的“非論理的精神”，兩者的思維差異可以歸納成“理智”與“理性”(23)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頁。的區別。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不斷鞏固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中，中華文明實現了從文明蒙塵到文明復興的偉大飛躍，并貢獻了“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三)汲取文明交流的歷史經驗

文明交流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后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的社會性推動人類逐步擺脫野蠻狀態，步入文明時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不同文明間的交往突破了地理屏障阻隔，交往范圍和內容不斷延展。人類文明史實質上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鑒史。諸文明在交往中互鑒激發出自身的內在活力。中世紀伊斯蘭圖書館的相關典籍資料，則孕育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種子。(24)徐堅：《文明的再造與復興——東西方文明興衰的啟示》，《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4期。隨著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的來臨，人類文明交流的深度與廣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達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然而，人類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風順、始終向好，總是伴隨著曲折、停滯甚至倒退的情形。在人類歷史上，一方面，受制于地理因素，一些文明無法突破自然屏障與其他文明進行對話，致使文明發展的內生動力日漸衰減，出現停滯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一些文明在主觀上囿于封閉保守的認知，缺乏文明交流的主動性，而錯失融入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的機遇。歷史上的中國和日本都曾施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自身發展裹足不前，給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和慘痛教訓?？梢?，文明交流是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任何文明都無法孤立生存，只有在文明交流中才能得以延續，否則就會面臨消亡風險。習近平指出，“一切生命有機體都需要新陳代謝，否則生命就會停止。文明也是一樣，如果長期自我封閉，必將走向衰落”。(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20、469頁。已有研究證明，文明孤立是文明退化的開端?？脊艑W家在考察塔斯馬尼亞島后，提出“塔斯馬尼亞島效應”(26)Henrich J.，Demography and Cultural Evolution：Why Adaptive Cultural Processes Produced Maladaptive Losses in Tasmania，Am Antiq，Vol.69，No.2，2004，pp.197-214.一說，證實了文明因缺乏交流而逐步退化的演進邏輯。

文明交流理念內涵豐富且意義重大而深刻。習近平多次強調文明交流之于人類文明繁榮進步的重要性，闡發文明“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2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468、428頁。的深刻哲理。不同文明間只有通過積極深入的對話與交流才能推進人類文明的繁榮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以更為積極的姿態推動文明間的平等對話，先后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歐文明對話會、中非文明對話大會、中拉文明對話論壇等活動，達成了《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北京宣言》《中拉文明對話論壇北京宣言》等成果。全球化為文明交流提供了新場域，且熱烈呼喚著文明交流的新實踐。正如習近平所言，在全球化時代，“既要把握各種文明交流互鑒的大勢，又要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現實”(2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468、428頁。。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吸收并借鑒了文明互動交流的經驗與教訓，實現了文明交流理念的時代化發展，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三、全球文明倡議的世界意義

當今世界充滿著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性挑戰，人類需要從文明存續與發展的高度來加以審視與應對。因此，全球文明倡議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不僅體現著中華文明的使命自覺與歷史擔當，而且豐富了人類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知理念，同時廓清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迷思。

(一)展現中華文明的歷史擔當

中華文明的復興，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昭示著人類文明發展邁向嶄新的階段。文明復興的核心在于主體意識的覺醒。相較而言，中華文明主體意識的覺醒尤為特殊與曲折。與西方“文明終結論”的自負心態不同，中華文明的復興更為強調文明平等的深刻含義。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認為：“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癃q能卷土重來，以為第二次之大貢獻于世界之進步乎？”(29)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2頁。正是由于歷經近代以來的曲折發展，作為“涅槃重生”的文明，中華文明更在反思性意義上強調文明平等交流的重要意義。

在當前百年變局的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議成為中華文明之于人類文明前途命運思考的時代性表達。隨著國家實力顯著增長，中華文明的自信心顯著增強，推動國際新秩序的塑造、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主動性進一步提升。面對“四大赤字”的全球性挑戰和“三個之變”的發展機遇，當代中國兼具中華文明承載者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典范的雙重屬性，肩負著構建更加公平、合理、正義的世界新秩序，帶動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使命和道義責任。如果說全球發展倡議汲取了中華文明傳統的人本理念，全球安全倡議植根于“以和為貴”的理念，那么全球文明倡議則源于“天下大同”政治理想。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是中國立足于反思汲取古老中華文明智慧的時代價值以構建世界新秩序、推動人類文明繁榮發展的重大貢獻。

(二)推動人類現代化進程

文明發展與現代化道路緊密相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憑借其先進的科技工業能力、強大的“意識形態統治術”，西方模式似乎成為人類通往未來的唯一“單向道路”。然而實踐證明，西方現代化道路絕非普遍適用的“靈丹妙藥”，而是建立在與廣大非西方世界發展的“零和博弈”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在祛除意識形態“迷霧”后，人們認識到現代化是一種歷時性的發展過程，與不同文明的特質存在重要關聯。正如習近平所講：“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立足本國國情，具有本國特色?！?30)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這一重要論斷揭示了現代化過程中一般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內蘊含義。全球文明倡議呼吁世界各國在探尋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深入挖掘自身文明的深厚底蘊，從而為人類現代化道路賦予多彩的文明屬性。

對人類文明而言，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在于現代性，而不同文明對“現代性”的界定并非整齊劃一，且不具有同等話語權。西方文明憑借先發優勢，一段時期內主導著“現代性”話語，而非西方文明長期處于一種無法言說的境地。因而在西方文明視域內，“現代性”一度是一個封閉體系，造成思維固化而引發現代性文明危機，其具體表征為西方現代性面臨少數個體與多數個體、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技術與權力、人與自然等多重困境。實際上，人的現代性才是現代性的核心價值，既涉及個體的價值取向，又事關全人類的命運，這意味著不同文明更應將現代性在地化，增強其屬人性，賦予其人文溫度。從這一層面講，全球文明倡議正是對現代性多元化的關照，且克服了西方現代性的文明危機，有利于對西方現代性的思維弊端進行反思總結，在文明對話中實現對現代性的多元審視，構建起兼具世界性與地方性的現代性價值，為世界各國共同譜寫多元現代化藍圖提供思想支撐。

(三)廓清世界文明發展迷思

全球文明倡議駁斥了“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等理論謬誤。長期以來，西方的“文明優越論”論調，不僅是對非西方社會的“傲慢與偏見”，甚而成為西方殖民的“辯護詞”。正如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言，在西方人的眼里，文明概念實為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是“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31)〔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1頁。的意識反映。與之類似，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則在指出西方文明不等同于現代文明的事實之余，錯誤地提出文明互動必然走向沖突的論斷，即“文明沖突”。(3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其實質是“文明優越論”的另一版本。它們嚴格區分文明的“自我”與“他者”，而將“他者”視作所謂“異端”。針對上述錯誤論調，習近平明確指出，“差異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見、仇視，可怕的是想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強加給他人”(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460頁。。這一論斷實質上指明“文明優越論”等謬論的癥結在于無法正視文明間的平等與差異。全球文明倡議基于人類各文明本應不同的客觀事實，正視了文明間差異，旗幟鮮明地反對“文明優越論”等錯誤論調，主張用文明交流互鑒來推動人類文明的繁榮發展，進而廓清世界文明發展的迷思。

當前，隨著世界不確定性的增長，人類文明面臨向何處去的深層困惑。全球文明倡議恰逢其時，是對人類文明前途命運等重大命題的明確回答，生動詮釋了文明間“和而不同”的價值意蘊，有助于在包容文明差異的前提下發揮文明融通效能。因此，全球文明倡議是一條致力于文明間通力合作、水乳交融的正確道路，是屬于全人類文明的共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