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歷書的出版發行

□朱文哲 宋璐瑜

歷書作為物理時間社會化的產物，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具有廣泛的需求和影響。民國時期，由于官定歷書內容難以適應民眾需要，導致其行銷范圍十分有限，為民間舊式歷書的暢銷提供了前提。但舊式歷書夾雜了諸多迷信內容，負面作用極大。1951 年5 月11 日，出版總署①在《關于編印發行1952 年歷書的指示》中指出：“歷書發行數量極其廣大，是一種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的重要工具?！薄熬腿珖秶鷣碚f，含有封建迷信的舊歷書仍舊有不可忽視的力量。這種情況，必須改變?！盵1](P144)因此，構建新的歷書出版發行樣態，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發行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以往研究多關注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②，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巨大的歷書出版發行尚未有專文梳理，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厘清新中國成立初期構建歷書發行網絡的措施及其成效。

一、并立：新舊歷書的印行格局

歷書銷售一般集中于春節前的一兩個月，由于銷量巨大，印銷成本較低，成為很多書坊書店獲取利潤的重要途徑。如新中國成立前，湖北天門縣的一家書店，每年銷售舊歷書就達到十多萬冊。[2](P80)北京寶文堂書店編印的舊歷書、日歷等，每年銷售四五十萬冊。[3]而遍布全國各地的私營書店書坊，其靈活的銷售策略以及較為完善的銷售網絡，為舊歷書的暢銷提供了保障。

不過很多舊式歷書印制粗劣，保留了大量封建迷信內容，對普通民眾產生了消極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些歷書還完全保留了清代時憲書的神煞宜忌，有些歷書時間標注格式極為混亂，如1949年上海福祿壽書局發行的歷書，封面上標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歷一九五零年通書”，內頁卻標注“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庚寅農歷通書”。[4]同時，很多書店書坊為迎合時勢變化，在舊歷書中增加時政信息，但這些內容極不嚴謹，甚至新中國領導人的畫像粗制濫造，難以辨識。此種情況引起了人們對舊歷書的反感，對其進行改造的呼聲日高。[5]有讀者致信《人民日報》建議出版管理機構審查此類歷書。[6]北京地區的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提案，要求禁止舊歷書的制作與發行。[7]

針對舊式歷書存在的問題，政府及出版管理機構期望通過引導加強對歷書出版管理。1950 年8 月，東北人民政府向出版總署提出建議：“過去未建立對期刊的核準登記，?？偸饠M定統一辦法，以便遵照執行，前曾由教育部通告，有封建迷信內容之舊歷書停止發售，一般的采取勸告原出版業自動收回或修改，今后預定通過報刊、廣播等，組織對書刊的批評介紹工作，以求提高質量，推進出版發行工作?！盵8](P431)1951年5月，出版總署對歷書編印做出了四項規定：一是由人民出版社負責編輯一種專供干部用的政治手冊性質的新歷書，供各地翻印。二是新農歷的編印，人民出版社負責組織其中的政治部分材料，供各地采用；各地根據具體情況自行編輯新歷書中的生產知識及衛生常識部分。三是舊歷書的出版，不涉及政治內容而只講歷象的歷書（包括日歷、臺歷等），只要沒有科學上的錯誤，可以自由出版；鼓勵編印新農歷；舊歷書出版者，如要在歷書中自行增加政治內容（如格言，節日解釋等）時，選材須嚴肅認真。四是歷書的出版發行。一切公營及公私合營的發行機構，均不得代售含有封建迷信毒素的舊歷書，出版行政機關并應說服私營發行機構及攤販不代售此種舊歷書。對于新歷書，各公營、公私合營及私營的發行機構（包括攤販、文具店在內），必須大力推銷。[1](P144-145)由于大部分私營出版機構“單純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投機”，僅僅依靠引導它們出版發行新歷書難以達到理想效果。1951 年10 月10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出，“若干種有重大政治性的出版物（如歷書、地圖、領袖像等）一律須經出版行政機關審查?！盵1](P352)這一要求強化了對歷書出版的監督。

與此同時，新華書店與私營歷書編訂機構合作改造舊歷書，同時國營出版機構加大了新歷書的出版發行。據1951 年1 月21 日《人民日報》報道，1950 年出版界對歷書的改造，除新華書店與上海通聯書店聯合編訂新華通書之外，還有北京新華書店與賈文堂、老二酉堂合作編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農用陰陽合歷全書》。[9]這些歷書的發行取得了較好成效。6 月17 日，《人民日報》又介紹了北京對寶文堂的改造情況，相關機構在征求寶文堂同意的前提下，編了一本新歷書，“在形式上要盡量照顧農民的習慣，在內容上刪掉舊歷書的有毒部分，保留或修改那些無害的內容，增加一些政策法令、生產知識、科學常識、家庭衛生以及應用文字和文娛材料。后半部日歷下邊注解的‘宜什么什么’，是農民們最經常查看的，我們就把這地方，按著老樣子，改稱每個季節的‘農事應作’了?！痹诖朔N改造之下，這家以制作舊歷書聞名的機構，不再擔憂新政府治下“沒有新的適合他們印的作品”。當年新歷書銷售達到65 萬冊。[3]國營出版機構編訂的新歷書也取得了不錯銷量，如華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的1953 年新歷書，初版印刷300 萬冊。[10]上海農歷聯合出版組編印的《公元一九五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癸巳農歷通書》初版印制33 萬冊。[11]而上海通聯書店出版的《一九五二年農歷通書》,采用了舊歷書的形式，但對內容進行了革新，包含了節候、農事、醫藥衛生和時事政治等知識，發行量達到200 多萬冊。[12](P73)由此可見，對舊式歷書出版機構的改造，使之成為新歷書的重要發行機構之一，同時國營出版機構出版新歷書，擴展了新歷書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發行網絡的限制，新歷書的發行受到制約。1950 年北京銷售的新歷書僅為50 萬冊。[13](P155)1951年，四川南充新歷書發行22萬冊，主要是通過小攤販推銷出去的。[14](P105)此種情況為舊歷書留下了生存空間?？傮w來看，1949 年至1952年之間，私營出版機構的歷書和年畫發行仍占據了較大份額，營業額還有增長，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這一時期私營與國營的歷書出版業幾乎處于“并立”狀態，主要由于國家對私營出版業采取了“扶助”“合作”政策。早在1948 年12 月29日，中共中央在《對新區出版事業的政策的暫行規定》中就指出：“民營及非全部官僚資本所經營的書店，不接收，仍準繼續營業?！薄胺苍试S繼續營業的書店，其書籍暫任其自由發賣，不加審查?！盵15](P1)1949 年6 月30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回復華中局宣傳部關于扶助私營出版的“扶助辦法”，“一般均同意?！盵15](P159)同年7 月，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出版委員會舉辦的業務培訓班講話中談到：“現在全國的出版業我們占1/5，私人占4/5。我們公營出版業應該去領導他們，把他們團結到新民主主義文化事業里來，給他們有適當的利潤，要和他們合作?！盵15](P174)

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版管理機構對私營出版業的“合作”“扶助”政策更為明確。1949年10月7 日, 胡愈之在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邀請北京市同業茶會上說：“政府首先要辦一些出版事業, 但是必須照顧私人出版業和公營的配合起來, 把事業搞好?！盵15](P466)1950年7月27日，中央宣傳部也指出：“委托加工以至投資等方法有重點地扶助私營出版業，領導他們進行必要的內部改造，逐步建立公私間的分工合作關系?！盵8](P427)同年8 月30 日，胡愈之在全國新華書店第二屆工作會議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中認為，出版業要調整公私關系，應該是“一視同仁，有所不同”。所謂“一視同仁”是指“在發行上對一切私營書店出版的好書應同樣代為推銷。出版社對公私發行機構折扣也要平等，在財政稅收上及原料供給上也應一視同仁?！倍坝兴煌笔侵浮皣鵂I企業應居領導地位，我們的工作要做得最好，要管理得最好，書的成本應比私營的低，書價要比私營的便宜，至少也得一樣?！盵8](P480-481)

這一政策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私營出版業既包容又要改造的基本原則，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與之展開競爭，特別是針對私營出版業的“扶助”政策，不僅使得圖書私營出版業得到了恢復，甚至在國內圖書市場的占比還有所提升。1952 年，上海私營圖書主要批發企業通聯、連聯、童聯的營業額達到709 億元舊人民幣③，其中通過新華書店銷售的占53.8%；1953年營業額為840億元舊幣，通過新華書店銷售的占43.7%；1953年這三家的營業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4%,而通過新華書店銷售的圖書比重和數額都有下降。[16](P57)但“扶助”政策所帶來的負面作用也日益凸顯，如私營出版機構的急劇增加以及私營出版業圖書質量的下降。[17](P93-94)對此，1954年出版總署就指出：我們在1950年曾錯誤地片面提倡新華書店應以“批發為主”，讓出了一部分發行陣地，盲目地無原則地扶植了私營書店。[18](P461)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私營出版業采取了“扶助”“合作”的基本政策，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私營出版業在整個出版業中占比較高，必須利用好私營出版業，以便滿足民眾對歷書、年畫等的巨大需求，從而彌補國營出版業發展的不足。二是私營出版業的從業人員較多，對私營出版業的扶助，有利于穩定就業。但是相當一部分的私營出版機構以追求盈利為惟一目的，編制迷信、低俗等內容的歷書，與新中國的出版政策相背離，對其改造極有必要。

二、重構：歷書發行網絡的構建

新中國成立之初，新華書店等國營出版機構在繼續編訂發行新歷書的同時，也要改造全國各地廣泛存在的舊歷書及其發行網絡。這一除舊布新的過程，既需印制出適合民眾日常所用的新歷書，也須構建起較為完善的發行網絡，將新歷書發行到民眾手中，才能取得較好的改造效果。特別是如何在農村地區推廣新歷書，成為歷書出版業改造的難題。

1950 年3 月25 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準公布的《出版總署關于統一全國新華書店的決定》指出：全國新華書店必須迅速走向統一、集中，加強專業化、企業化，以擔任國家的出版任務，發展人民的出版事業。在北京建立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為隸屬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受出版總署出版局直接領導之企業機構。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的業務均歸新華書店總管理處領導。[8](P107)9 月25 日，全國第一屆出版會議確立了在出版總署領導下出版、印刷和發行分工合作，統籌兼顧的方針。[8](P427)10 月28 日，出版總署做出了詳細規定：“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亦同）、新華印刷廠總管理處、新華書店這三個企業為完成任務，必須密切配合與相互照顧、相互尊重對方的企業獨立性，各自發揮對國家、人民的責任心，嚴格實行經濟核算。凡屬于企業職權范圍，應由對方最后決定之事項，如有意見，可積極建議與提出批評，但不得強制對方接受?！盵8](P491)此分工改變了此前書刊編印發行一體的模式，實際上是重構革命戰爭時期分散孤立的書刊印行格局，以適應新中國統一管理書刊印行的需要。這也為新的歷書發行網絡構建提供了條件。

1951 年12 月21 日，政務院通過《關于建立全國報紙書刊發行網的決定》，其中指出“認真動員與組織國家的與社會的各種發行力量，迅速建立全國的廣大規模的報紙書刊發行網”。[19](P281)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廣泛開展，農村合作社的大量建立，為新歷書在農村的銷售提供了便利，1952年9月新華書店就圖書發行網的擴充和調整指出：“在農村中的合作社，最適宜銷售適合農民需要的書籍和圖片，尤其是歷書和年畫，可以看作是合作社所必備的年貨的一部分?！盵20](P223)11 月28 日，郵電部郵政總局、新華書店總店、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管理處簽署了《關于圖書、期刊發行分工及轉移期刊發行工作的協議》，其中規定“圖書（包括書籍、歷書、圖片等不定期出版物）由書店發行，自本協議生效之日起，郵局不再接受出版社關于圖書發行工作的委托?！盵21](P121)經過這樣的機構職能重構，新華書店由此前的編印發行一體機構，轉變為專門的書籍發行機構。到了1953 年，新華書店又與中國百貨公司明確了各自的經營范圍：日歷(包括臺歷、掛歷)、周歷、月歷、畢業證書、獎狀、紀念章、石膏像、簿冊等文教用品統一由百貨公司經營；歷書(又稱農歷)、年畫、肖像畫(包括偉人像)、地圖、掛圖等有一定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出版物，統一由新華書店經營。[22](P621)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出版社及后來的通俗讀物出版社主要負責歷書出版，新華書店則構建全國的歷書發行網絡。

由于農村人口分散的特點，在農村建立國營的圖書發行網絡面臨很大挑戰。對此，出版總署在1954 年的工作計劃中提出，擴大委托農村供銷合作社代銷農民群眾、小學教師和區村干部所需要的優良的通俗讀物，特別是識字課本、年畫、歷書等的工作，使代銷圖書的合作社從1953 年的約1500 處增加到約2000 處。[18](P19)由此可見，農村的圖書代銷店規模顯然無法滿足農村地區圖書的發行需求，也制約了新歷書的發行工作。以華東人民出版社為例，該店在1951 年制定歷書出版計劃時，提出了“在農村中爭取完成每戶1 冊，在城市中做到10 戶1-2 冊”的要求，印制的《1952 年新歷書》達到832 萬冊，而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依據各分店報來的數字分配各地，總計為800萬冊，結果在發行中，由于各地新華書店對進貨數字缺乏調查研究，造成了普遍的歷書積壓，積壓數字達到一般進貨總數的20%左右。[23](P102)為了推廣新歷書，各地強行攤派農民購買，不僅造成了經濟浪費，還損害了政府威信，給發行工作造成了重大損失。[22](P2)

新華書店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之初三年工作的不足時就指出：“一方面讀者買不到他所需要的書，一方面書店大量積壓存書。一方面許多新區和偏僻地區的人民需要書店，另一方面發行網的發展顯得緩慢?！盵20](P291)對此，新華書店的工作總結也認為“書店應與合作社密切聯系，依靠合作社使書刊深入到農村，特別是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重點發行的書籍及歷書、年畫等等。1953 年內，代售書刊的供銷合作社，在老區爭取達到30%，新區10%。由各大行政區書店與該區合作總社具體協商，訂定計劃。書店應努力配合合作社領導系統設法解決合作社在代銷書刊業務上的困難?！盵20](P304)從當時情況看，農村國營圖書發行代銷店的規模仍比較有限，成為制約農村新歷書發行效果的最大因素。

如何利用私營出版業歷書的發行網絡，也是對私營出版業進行改造需要考慮的問題。直到1954 年，出版總署仍認為：“國營書店發行網雖然很大而力量仍有不足”，“合作社商業目前基本上還不能兼顧圖書發行工作，有些私營發行業與往來城鄉的商販有較廣泛的聯系”，不是國營出版業一時能完全代替，“因而利用城鄉私營書店、攤販的店面、人員、資金、關系，使之在國營商店領導下，經營發行業務，擴大一切有益的圖書的發行，還是十分必要的”。[18](P460)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后針對私營歷書在農村發行的廣泛影響，試圖通過不同方式對舊式歷書發行網絡進行改造，主要有這幾種類型：

一是國營出版機構與私營歷書發行機構聯合編訂新歷書，大力推廣新歷書。就以《一九五一年新華通書》的編訂發行為例，該歷書由新華書店和通聯書店共同發行。通聯書店作為上海私營圖書出版機構的聯合書店，在長期的市場競爭中形成了自己較為固定的發行網絡和市場影響。新華書店與通聯書店合作，就可以利用這些書店的發行網絡，擴大新歷書的影響。

二是對私營書店歷書內容進行改造，保持其發行網絡的獨立性。在寶文堂的改造中，時人得出經驗：“開展通俗文化和文藝的工作”，“有重點地爭取舊出版家共同來搞是一條近路。因為他們的社會基礎較深，影響又很普遍，經過他們發行網，很快地可以把我們新內容的通俗書籍，傳播到廣大農村去了?！盵10]據1954 年的調查，寶文堂書店有“較為廣泛的發行網，聯系了4000個代銷店，其中1400個是比較固定的，此外并與往來農村的書販有許多聯系”。所以在改造過程中，寶文堂書店成為通俗讀物出版社的一個經營單位，但“該書店原有發行關系，繼續加以利用，借以擴大通俗書籍的銷售量和聯系一部分讀者”。出版總署也認為“寶文堂改為公私合營后，其發行工作不擬過早地移交新華書店統一辦理；但由新華書店北京分店抽調干部派人，掌握該店發行工作的領導，為日后把發行工作移交新華書店準備條件”。[18](P347)此種方式借助舊歷書的發行渠道，為新歷書發行奠定了基礎，并為歷書出版業改造創造了條件。

三是新華書店通過私營代售點批銷歷書。這是對私營圖書發行機構進行利用和改造較為普遍的方式。就以華東新華書店為例，針對1952 年歷書積壓的情況，該店總結教訓，改進工作方式，進而取得了比較好的發行效果，其中經驗之一就是組織私營商販批銷歷書，浙江全省通過攤販推銷的約占發行總數的17%。東臺支店通過小販批銷占總發行數的27%。這些成績使新華書店的同仁認識到“利用私商批銷，可以奪取私營出版物在農村中的發行陣地，同時也限制了質量低劣的歷書在市場上泛濫”。[23](P104)綜上可見，通過利用私營機構的歷書發行網絡，為新歷書在農村快速地擴展影響力提供了便利。

從歷書發行來看，國營圖書發行網絡的構建，使國營歷書相比于私營歷書更具有競爭優勢。以往私營歷書出版業靈活的銷售策略和價格優勢，使其占據了廣闊的農村市場。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圖書發行存在著分層次分等級的狀況，經過“中央—省—市—縣—鄉”等五個層級，此種模式增加了圖書銷售的成本，經過改革后轉變為“由統一的中央發行機構，垂直發行”，“按照全國一律的定價，直接以書刊供給讀者”。[8](P201)隨著國營歷書發行網絡日漸完善，特別是減少了歷書發行層級并實行定價銷售，從而壓縮了私營歷書出版業的利潤空間，無疑使國營歷書具備了價格方面的競爭力，同時為國營歷書發行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國營書店對出版業實現公私合營以后，控制貨源并掌握批發，就等于實行了“統購”，但“統購”之后，卻不把批發放開，這就形成了“統購獨銷”，甚至導致大量私營圖書零售業歇業。[24](P416)由此造成圖書出版發行業公私關系緊張，但也反襯出國營書刊發行網絡構建對私營圖書發行的影響。

三、調適：歷書發行業的統籌兼顧

盡管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多種措施試圖限制舊歷書的制作與發行，但其仍有一定的市場空間。據統計，1954 年春節前后，私營出版年畫、歷書發行數量占市場總數的四分之三，國營出版年畫、歷書發行數量僅占總數的四分之一。[18](P398)

同年3 月17 日，胡愈之在全國文教工作會議上指出：“各地還存在一些出版歷書、年畫、小唱本、舊小說的書商書販。出版物的內容，大部分是十分陳舊的，或低級趣味的，但在目前仍有一定的市場。所以，在國營出版發行力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如何繼續對私營歷書出版發行業利用、限制和改造，仍是圖書發行業面臨的挑戰。1954年7月，新華書店總店和中華全國聯合總社供應局就1955 年春節年畫、歷書發行工作發布聯合通知，要求“合作社發行年畫，應以國營出版的為主。私營（將改公私合營）出版的年畫，質量一般較低，但大多對讀者無害并能適應部分群眾的興趣，對這部分合作社也可以適當代銷。但為掌握市場，避免混亂，合作社發行年畫、歷書（不論公營私營）應一律向當地新華書店進貨，不得自行向出版社和制造商采購”。并對農村與城市的發行提出了具體要求：“關于社、店雙方發行地區的分工，原則上合作社仍負責農村，書店負責城區和合作社未發行的農村。農村的流動供應工作，在合作社已負責發行的地區，主要應由書店幫助當地基層社進行，如當地基層社力量不足，雙方經過協商可聯合流動供應或由書店單獨進行。同年9月，出版總署又發出了《關于限制私營發行業任意抬高圖書售價的通知》，要求私營出版社必須執行《關于圖書版本記錄的規定》，凡公開發行的書籍、畫冊、圖片，均須印明定價，不得附印“郵運費另加”字樣。這一規定使得圖書轉手批發商無法隨意抬高圖書價格，也失去了對私營零售書商的吸引力。[24](P414)隨著國家對私營出版業的整頓、改造，國營發行企業進一步控制了出版物的貨源，改造了私營圖書發行業中的批發商。1954 年，新華書店進貨總額占全國圖書出版總額98%，幾乎控制了全部貨源。[25](P95)

然而，這種對私營出版業的“擠壓”，也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其中主要就是私營出版業的營業額下降，甚至有些地方的私營出版業出現歇業等情況，對相關從業人員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1954 年5 月3 日，出版總署針對各地在改造私營發行業中反映出的急躁情緒向政務院文委匯報時指出：“對于私營發行業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工作，不能操之過急。要對他們加強領導與管理，說服教育他們多進好書，少進或不進壞書，只有對那些有嚴重的招搖撞騙等不法行為的私商，而又屢教不改者，才可以考慮采取行政取締的措施，而不能濫用行政手段?！睂λ綘I出版業的極速改造，“會增加社會上的失業”，“在社會上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18](P254-255)同年7 月，四川省對木刻歷書業進行改造，出版總署就提出了“對于舊歷書，原則上應逐漸淘汰，甚至步驟上也可以快一些”的指導方針，并建議嚴格查禁舊歷書出版的同時，“在執行過程中要有靈活性，要照顧到社會就業問題，波動面勿使過大”，“自己有發行網的，可勸告他們找新華書店發行新歷書，新華書店在發行折扣上可給予適當優待”。[18](P410)這些政策進一步將私營歷書出版業納入社會主義改造中，加速其徹底轉型，又兼顧了它們的社會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1955 年新華書店決定，讓出一定品種的書籍，在一定地區，由私營發行業負責供應零售，新華書店門市部對讓出的品種，不再辦理門市零售。其中就規定了歷書是“適合于私營書店銷售，而對于讀者又不致造成太多不便的品種”。[25](P100)1955 年6 月，文化部又發出調整一部分圖書批零差價的通知，對私營書店適銷品種如歷書和年畫等，新華書店對私營圖書發行業批發折扣一律從八折改為七五折，對合作社和其他國營企業也一律改為七五折。[25](P178)國家通過政策調整，實現了公私圖書發行業的平等進價，為私營圖書發行業提供了一定的利潤空間。不過隨著國營圖書發行網絡的逐步完善，私營圖書發行的市場空間日漸萎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55 年武漢市私營發行業同文堂書店非法出版舊式歷書，武漢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向文化部匯報此事，文化部同意武漢地方“取締該私商產業務及沒收此次非法出版農歷書的鉛版、紙型的處理意見”，但為照顧該私商的生活，可允許其銷售無嚴重錯誤的且已出版的歷書，并特別指出“國營書店批發萎縮，批給私營書店的圖書太少，對私營書店只排擠不安排，這種錯誤必須迅速糾正”。[25](P31-32)由于國營圖書發行業的迅猛發展，私營歷書的出版發行已無競爭力。1956年6月底，全國農村供銷社已有16715 個基層社，6069 個分銷店，共計22784個機構開始賣書，有些供銷社已開始組織小商販推銷書籍。隨著發行網的鋪開和發行隊伍的擴大，通俗讀物發行量較去年同期有顯著增長，按金額計算，一般增長20%-50%，有些地區增長100%以上，按冊數計算，一般約增長一倍左右。[26](P252-253)國家控制了生產原料，構建了較為完善的銷售網絡，私營出版業的歷書也基本退出市場。

新中國成立初期圖書編印發行模式的根本變化，對于加強黨對圖書出版業的統一領導，限制迷信反動書刊的印行，提升圖書的出版質量，都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不過這一模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具體到歷書而言，首先就是出版、印刷和發行實行分工之后，“造成數量由出版社決定，印刷工價由印刷廠決定，訂貨數量由書店決定，其一經合同(或協議)規定者，必須嚴格執行”[8](P659)。此種分工也帶來了出版、印刷和發行各機構之間的協調難度，特別是對季節性極強的歷書出版發行更是如此。如1952年，各地新華書店的歷書發行出現積壓，其中發行機構對農民需求的調研不夠，致使各地出版社印制的歷書數目大大超過了農民需求。而1953年底新華書店剛開始發行次年歷書又出現供貨不足，“華北區剛發貨不久，即已有部分店反映不夠供應(華北區已組織再版)。華東區有類似現象?！睂Υ?，新華書店總店要求：“各級店必須對此現象引起注意，發現有供應不足情況，如時間來得及的話，希迅即增加定貨，并組織力量發行?！盵22](P668)正是由于出版事業“計劃化”的增強，適應民眾需求的調節過程顯得滯后。其次，從歷書內容上看，新歷書對擇吉迷信等內容進行大幅度刪除，實用性生產知識和政治常識的增多，并不能夠完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27]舊式歷書難以絕跡。年節習俗與迷信的差異，仍需仔細厘清。最后，從歷書發行上看，盡管國營發行網絡已經較為完善，但代銷機構的分布仍有局限，不能深入鄉村，發行工作稍有放松，舊式歷書、年畫等就死灰復燃。據1963年文化部等六部門的報告，國內多地發現迷信印制品，河北武強縣和天津楊柳鎮的印制品多達二十多種，參與人員不僅有投機商販、人民公社社員，甚至還有一些手工業合作供銷合作社和少數國營印刷廠、書店。[28](P397-398)這也反映了舊式年歷在農村的深遠影響，以及歷書出版發行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四、結語

在革命戰爭年代，新華書店實行編印發行一體的模式，適應了各個革命根據地分散獨立的狀態，而編印出版發行書刊主要是為實現“革命動員”，更注重書刊發行的政治屬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書刊發行效果。[29]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適應全國出版事業發展需要，必須構建統一有序的出版發行體系，這也是國營圖書機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歷書具有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出版管理機構將之視為具有思想性和政治性的通俗讀物。這一屬性也使國家著力在農村建立和鞏固圖書發行網，[30](P241)突出了對私營歷書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則性。

從近代歷書的印行形態變革來看，民國時期歷書發行中的官民對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轉化為公私關系的重構。自民國建立之后，政府發行的官定歷書始終無法在民眾中得以廣泛使用，最關鍵的因素是政府無法有效推廣新歷書。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歷書發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出版、印刷、發行的專業分工，強化了對歷書出版源頭、歷書發行過程的控制，實現了對私營出版業的改造，建立了國營圖書出版發行的完整網絡，重構了歷書出版發行的樣態，完成了民國以來始終未能實現的舊式歷書改造目標。

[注釋]

①出版總署：全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是我國解放初期全國出版系統的行政管理機構，成立于1949年,隸屬于政務院領導，1954 年11 月30 日出版總署撤銷。因引文資料命名為“出版總署”，故后文不再列全稱。

②現有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通俗出版物的研究，側重梳理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相關成果可參見：朱晉平：《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出版業的改造：1949-195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年；張春燕：《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等。

③本文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中所提及的人民幣，1955年3月1日前，均為舊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