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職業與性別

曹夢潔 章梅芳

摘? 要? 電話女接線生是近代中國重要的女性職業之一，從事這項職業的女性被認為是“摩登女性”的代表。通過對晚清民國時期大眾報刊、檔案等史料的整理，梳理出中國近代電話接線生職業從業性別的轉變；分析了女接線生日常工作中遭遇的控制及其有限的反抗；并著重探討技術與性別的互動關系。研究發現，女接線生的具身實踐構成了電話技術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接線職業的女性化及女接線生媒介形象的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電話有了“她”色彩；同時，電話亦非只是價值中立的簡單工具，技術領域的勞動性別分工再現了傳統性別文化，新技術領域復制甚至強化了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秩序。

關鍵詞? 女接線生? 電話? 晚清民國? 技術與性別

中圖分類號? N092

文獻標識碼? A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簡介：曹夢潔，2000年生，安徽碭山人，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碩士研究生。Email： caomengjie_anhui@163.com；章梅芳（通訊作者），1979年生，安徽望江人，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Email： zhangmeifang@ustb.edu.cn。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性別視角下中國近代科技文化研究”（項目編號：20BZX042）；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中國近現代技術本土化研究”（項目編號：FRF-BR-23-04B）。

19世紀末期電話傳入中國后，信息交流方式發生了新的技術變革，接線生成為“很可以使女子擔任”的職業。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女接線生廣泛地活躍在電話局、機關、企業、銀行、旅館及飯店等處。盡管新技術為女性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她們在職業領域仍然處于不利地位。以女接線生為考察對象，對探討技術領域內勞動性別分工和性別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國外學者已經關注到接線生職業的女性化以及該職業自動化或機械化的特征。馬多克斯（Brenda Maddox）（［1］，頁273—293） 、馬?。∕ichèle Martin）［2］和吉見俊哉［3］等人分別回顧了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接線生職業性別變遷過程。其中，馬丁特別強調了性別文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4］?？祝‥linor Carmi）的研究表明，為了將女接線生變為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更有效的媒介，貝爾電話公司發展出?？拢∕ichel Foucault）身體規訓和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學管理的混合模式，將她們變成了沒有抵抗力的身體機器［5］。加爾文（Jill Galvan）認為，19世紀以來打字員、電報員、接線生這些媒介工作被認為特別適合女性，她們通常被作為機器的補充和替代，具有一種可控制性，既是男性獲取信息和社會權力的工具，也是男性管理人員的執行者［6］。

國內學者對女接線生的研究主要關注電話技術引發的女性社會角色轉變。胡源認為電話對于城市女性影響更大，帶來了女性就業熱潮［7］?；艋坌抡J為女接線生的出現沖擊了傳統的女性社會角色定位，電話技術使城市女性走出家庭，成為社會的主體［8］。此外，文靜關注到電話等聲音媒介讓女性聲音作為被聆聽的客體，處在被消費的被動位置上［9］。而吳政憲和陳令杰以中國臺灣地區女接線生群體為研究對象，前者提出舊式交換機需要依賴接線生的身體技術［10］；后者認為接線生職業的“女性化”過程是世界性的趨勢，并特別關注了職業性別化招致的困擾與性別污名［11］。

上述研究為本文討論電話技術與性別問題提供了借鑒。目前，國外研究缺乏中國本土案例，國內研究較少討論其中涉及的技術與性別的關系，且對女接線生的職業實踐考察不夠。為進一步豐富相關研究，本文基于新挖掘的史料，細致梳理中國近代接線生職業的性別變遷，呈現女接線生職業群體的職業實踐細節，并揭示電話技術與性別的互動關系。

一? 新職業的獲得：女接線生的興起

1876年，貝爾在美國發明了電話。1882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上海外灘7號建設了我國第一個經營性質的電話交換所［12］。此后，電話逐漸進入中國大眾視野，成為于行政、商業均有便利的“文明工具”。從電話交換制式的變遷來看，需要手搖發電的磁石式電話、電話局供電的共電式電話和“撥號式”自動電話相繼出現。至民國末期，需要人工操作的交換機仍是電話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負責電話交換工作的職務稱謂有“司機生”“話務員”“接線生”“接線員”“交換手”等。前二者是電話局的規范稱呼，其余為社會中的通用稱謂，后兩者在晚清民國報刊中較少使用。因此，除原文引用外，本文在此統一以“接線生”稱呼此類職業人士。

1. 早期的男接線生

與西方電話公司相似，中國電話事業初創時期的接線生全部由男性擔任。清末民初之際，女學尚未形成規模，新興女性職業也不發達。當時女性從事的工作仍以耕作、紡織、養蠶、刺繡等家庭內的輔助性勞動為主［13］。除工廠女工人數較多外，教師、醫生等職業領域中從業女性均屬少數。

然而，隨著電話業務數量不斷增加，男接線生與用戶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包含接線延遲、故意不給接線、接錯電話、辱罵用戶、態度傲慢、偷懶睡覺、調笑婦女、竊聽及貪污受賄等諸多方面。例如，早在1906年就有人寫信給《京話日報》，稱電話不靈：

安設電話，為的是消息靈通，南分局的傳話人，全是些外行，手口忙不過來，人家搖了問鈴，忙的時候他必回復某號說著話呢，再不然搖了回鈴，不替摘線，鬧得兩頭很麻煩。［14］

同年三月，報刊中出現電話接線生在電話上罵人的新聞：

前次電局傳話，在文明電機上，口出不遜……此事與電話局的名譽，很有妨礙。［15］

北京電話局男接線生在女眷打電話時，從中竊聽，裝做婦女聲音，又依樣學舌并雜以輕薄之詞。時人評價：

電話局司機人怠惰桀錯尚在情理之中，乃今則加以侮弄且狎及女眷，則情理皆無可恕矣。［16］

社會上因此出現了用戶毆打接線生等沖突事件，對電話局的名譽和公共形象造成了不利影響。交通部和電話局曾有過多次整頓，如1917年交通部訓令北京電話局各司機生與用戶問答“詞氣之間理應力求和平，以免發生沖突”［17］，但效果并不理想，用戶仍有不滿。

2. 接線生職業的女性化

伴隨著用戶對男接線生不滿的增多及電話局的整頓無果，媒介已有倡導改用女接線生的呼聲出現，當時有文章稱“但將男女天性，略一比較，則知女子擔任傳接員，實有優于男子者”［18］。1913年無錫電話公司開始改用女接線生，“是我國女子從事郵電事業最先之導師”［19］，認為女接線生有心志寧一、專于服務的特點。李大釗曾提倡“電話司機人不勤敏，不親切，應改用女工”［20］。政府機關對選用女接線生也頗有關注，1918年交通研究會交通研究會為交通部的附設機關。交通部于1912年成立，是最高交通行政機關，負責管理鐵路、郵政、電政、航政，監督所轄各官署及全國交通、電氣事業。討論了“電話局現在應否即行改用女司機生”的議題，并詳細報告了改用女接線生的理由及面臨的困境［21］。不僅如此，交通部還于1921年頒布了《女電話生暫行章程》?？梢?，當時社會對改用女接線生的關注度之高。

20世紀20年代以后，各電話局或電話公司開始大規模選用女接線生。由于我國地域廣大、時局復雜，各省市及各時期內的情況均有不同。1921年上海、廣州、山東有改用之議。1923年，蘇州電話局以男接線生積習太深，非一律裁汰，不足以資整頓，預備另招女接線生［22］。1933年，南京市電話總局以男接線員性情暴躁易生不良影響而擬議改用女性，但因方言不同和經費不足而暫緩［23］。1935年南京電話局開始正式招收女接線生［24］。1938年，北京電話局決定采用女接線生［25］。概言之，從全國范圍內來看，各省市基本都在力促接線生職業從業性別的轉換。更有青島、上海、廣州電話局等處的接線生曾全為女性。

1945年上海電話公司職工會會員人數共1120人，其中接線生共392人，男女人數分別為108人和284人，女接線生占比72.4%［26］。在1945年北平電信局二、三、七分局的443名接線生中，男性共177人，女性共266人，女性占比60%。女接線生較男接線生人數更多（表1）。除電話局及電話公司雇用女接線生外，企業、旅館、洋行、劇院、政府機關、學校等處也有女接線生的身影。

女接線生逐漸成為民國時期的重要職業群體之一。接線生職業由最開始的男性壟斷趨向于女性在數量上占多數；電話接線甚至被某些人認為是屬于女性的職業。20世紀40年代曾有文章稱：“因為習慣是這樣，女子大都是比較男子來得嫻靜與細心，所以接線幾乎都是女性的?！保?8］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大眾印象將接線生視為女性職業，但男接線生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二? 日常工作中的控制與抗爭

經先靜的研究表明，孤島時期的上海女工深受傳統性別制度和近代資本制度的共同控制［29］。在交換室內，電話局或電話公司的技術安排與傳統性別制度同樣共同參與了日常工作場域內對女接線生的規訓和控制。

1. 勞動身體的規訓

伴隨著近代中國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滤缘摹耙幱枴睓嗔Τ霈F在了電話局中。規訓權力是一種“微觀物理學”，它通過對人體姿勢、動作、速度等的“零敲碎打”，以施加微妙強制（［30］，頁147）。根據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對人身體的運作加以精心地控制，力圖將其變成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的勞動力”（［30］，頁148）。

時間的嚴密劃分。接線生的工作往往處于高度緊張、不停歇的狀態。誠如女接線生梅文所說：

靠近九點鐘的時候，工作就緊張起來，一個接著一個，不停的叫呀喊呀的仍舊做不完，而規定當你面前有燈亮的時，是不許停止工作的，平均每一分鐘得接一個……［31］

鐘點時間的輸入和工時勞動的擴張，導致了身體的時間化計算和管理［32］。接線生的身體須按照規定行動，并配合機械的運轉。

空間的嚴密劃分。女接線生位于單獨區隔的封閉空間，工作時間一概拒見親友，打來電話十九也接不通［33］。交換機器自然地將其活動空間區分成塊，但中央有一張單獨的桌子，監管員坐在這里可對每一個交換臺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圖2、圖3），接線工作始終處于其監控之下。并且，班長通過監聽器，可以隨時獲知任意交換臺的工作內容。接線生因為面對著交換機器，看不到其背后的監管員，但卻可以清楚地感知到監督的存在。有女接線生就曾描述說：

如果發現誰在“討添頭”（沒有聽清楚用戶報的號碼，請再報一遍）或是在和用戶爭執，話筒中立刻傳來排頭“吃排頭”為上海方言，意為受斥責、挨批評。，責斥你工作不留意或者違反了話務員的信條“謙和”。［33］

在這種監視手段下，女接線生小心翼翼地工作，心存被懲處的恐懼與擔心，體現出規訓權力的威懾作用。

僅對時間和空間進行嚴密劃分是不夠的，規訓權力還需借助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來保障勞動力的高效使用。例如，接線生的任免、請假及獎懲等，均有交通部制定的規章管理，雖人數眾多但其懶惰及服務情形，均能了如指掌［34］。不僅如此，接線生工作中的身體動作也被嚴格規定。如揚州電話局曾對接線生的具體接線動作、姿態等做過明確要求：

司機生接撤線塞時，宜手持塞子絕緣部分，然后全部插入，不得隨意亂插及推擄塞鈕；答話時須口近傳話器二寸許，以聲低話明為主要；用戶號牌下落即行答話，不得稍有遲延。［35］

經過一系列的技術安排和管理規定，接線生的勞動如同機械零件般被標準化。他們每天接觸同樣的冷冰冰的機器，說著同樣的話，回答著同樣的問題，記錄同樣的數字，整理同樣的記錄單……成了一架活的機器［36］。接線生的身體與其面前的交換機器，也即被使用的身體部位（手、眼、口、耳）與被操縱的機器部件（電鈕、受話器、電線、插孔等），通過各種姿勢、動作和聲音連接，在監控權力的運作下，造就了某種“肉體—機器的復合”。盡管勞動條件和安排對男女接線生而言是類似的，但由于女接線生占多數，她們的性格特征又被認為更加柔順，事實便是她們在電話技術領域更多地被視為易于管理、規訓和控制的對象。

2. 性別身份的建構

如果說基于工作效率考慮而施加的身體規訓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那么女接線生在日常工作中遭遇的諸多性別約束則表明，即便是走出家庭并獲得職業的“新女性”，她們的角色身份依然承受著傳統性別觀念的持續建構和控制。

這首先體現在“男女大防”上。無錫電話公司的女接線生管理章程中就格外強調男女之別，規定賬房和男職員在樓下辦公，女管理員和接線生在樓上辦公［37］。青島電話局甚至限制女接線生周末游公園，給出的理由是：星期尾是游公園的佳日，但男女——尤其是女學生及女電話生——同游是很危險的，會決禮教的堤防［38］。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電話公司內的員工看到男女接線生在一起，還會風言風語地議論（［39］， 頁72）。

其次是對女性工作的輕視。當時的報刊中有言論稱：

老板們之所以要用女子做接線生，第一是可以藉女子來做營業上的號召，可以憑借女子來做裝飾點綴，以吸引顧客。［40］

字里行間表現出的是對女接線生工作能力的不認同，以性別話語為資源掩蓋了女接線生的努力和能力。社會上對職業女性的輕視也造成了女接線生內心的痛苦，有女接線生稱由于怕被叫做“花瓶”，而不敢告訴別人自己是接線生［41］。

此外，男用戶的言語調戲和邀請聽戲、游玩等舉動給女接線生造成了困擾。女接線生沈天容曾抱怨經常有男性打電話騷擾，如果敷衍他們，會纏得更緊；如果拒絕他們，會報告監工不替他接線［42］。盡管女接線生與男用戶僅有聲音接觸，但仍然阻攔不了他們對女接線生的性別想象：

說話先待“大令通”，鶯嚦燕啼絳順風。上上下下接線路，進進出出插話筒。千里有情好對語，咫尺無緣睹嬌容。但憑間接吻芳澤，此恨綿綿何時窮。［43］

類似的對女性的騷擾和情色想象，是將職業女性客體化的體現。

無論是電話局規章制度的制定、對女接線生工作的污名化還是對女接線生的調笑，均表明在新的職業技術領域內，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依然存在。種種因性別而形成的控制和約束，體現出了長久以來“男尊女卑”的性別等級制度在彼時新興技術領域的延伸與固化。

3. 女接線生的抗爭

然而，女性并非完全是被規訓和控制的消極客體，她們的主體意識也在發展。民國時期，有能力、有機會就業的女性仍是少數。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文化素質相對較高、自我意識強，容易與社會溝通，更可能為自己創造走向“解放”的條件（［44］，頁128）。電話局內的女接線生要經過嚴格的招選考試，學歷上最低要求也是高小及以上畢業。因此，面對職業中的種種不平等待遇，一些女接線生能做到努力維護自身的權益，甚至發動婦女運動。

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她們不斷謀求進步，組織夜校，以求增高智識［45］。面對社會上對女性工作的輕視，杭州電信局的女接線生認為：

三十多個女同仁的演奏，給反動的策士們的“回廚房論”，以最有力無情的打擊，給視職業婦女為花瓶的大人先生們以最嚴重的警告，給卑視女性的社會以事實的理性的控訴。［46］

女接線生在實際工作中不僅謀求人格獨立和男女平權，亦積極抗爭。1924年12月28日，青島女接線生趙魯玉趙魯玉（1900—1937）1923年經友人介紹到膠澳商埠電話局做接線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是青島第一個女共產黨員，也是青島婦女運動的帶頭人，在電話局成立了共產黨領導的青島市第一個女工組織，即“女子進德會”。爭取加薪和年賞未果后，發動了罷工運動［47］。在倪培民為父母倪培民的父母倪復生（1917—1999）和江怡（1925—1998）都曾是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的中共地下黨黨員，是上話黨支部的核心成員。1939年，22歲的倪復生和14歲的江怡先后考進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成為接線生。1938年倪復生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江怡加入中國共產黨。寫的傳記中，上海電話公司女接線生江怡具有反抗精神，對外國領班從不討好屈從（［39］，頁70）。

總之，在電話技術產生的工作空間內，傳統性別制度和接線工作中的微觀權力相互作用，完成了對女接線生溫順、可控并具有生產能力的身份規訓。女接線生則通過主動抗爭表達了她們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谂泳€生日常工作與反抗實踐的探究，使我們得以接近民國時期職業女性面臨的困境及其真實主體性的存在。

三? 接線工作中的技術與性別

20世紀后半葉以來女性主義關于技術的研究可概括為探討“技術中的女性問題”和“女性主義中的技術問題”兩個方面：前者主要關注技術領域的性別結構分層和技術對女性工作、生活和身體造成的影響；后者將社會性別分析視角納入對技術的分析，探討技術與性別之間的相互建構［48］。女接線生的具身實踐構成了電話技術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接線職業的女性化及女接線生媒介形象的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電話有了“她”色彩；同時，電話亦非只是價值中立的簡單工具，技術領域的勞動性別分工再現了傳統性別文化，新技術領域復制甚至強化了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秩序。

1. 女性參與技術與電話的“她”色彩

作為晚清民國時期的新技術，電話的出現和使用改變了當時女性的就業狀況，擴大了女性的職業選擇范圍。中國電信博物館所藏的一臺被稱為“老慈禧”1907年中國從德國引進了一臺西門子共電交換機，最初安裝在北京，慈禧太后曾經使用過它，因此也被稱為“老慈禧”，現藏于中國電信博物館。的西門子共電交換機座席，頂部就刻有：“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痹谶@一過程中，電話作為技術物，顯然被視為女性賴以發展和提高地位的重要工具。

時人已意識到欲求女子經濟之獨立，必先有相當之職業［49］。的確，接線生這份職業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收入。因晚清民國時期的物價波動，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女接線生的工資金額并不相同。1935年上海電話局招考女接線生，給出的薪資為訓練期月薪20元，轉正后約為51至68元［50］。電話接線生的月薪雖然并不算豐厚，但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甚至負擔家庭經濟。更遑論，在女性職業尚不發達的時期，接線生職業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男女接線生的薪資由交通部《話務員章程》統一管理，沒有出現美國電話接線行業的那種顯著差別（［1］，頁278）。例如，陜西電政管理局1935年不限性別的接線生招聘廣告［51］和1937年招收女接線生的廣告［52］，所列薪資待遇是相同的。

換言之，電話的出現為女子職業發展及女性參與技術提供了機會和空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女接線生進入電話行業的曲折過程與職業遭遇，又表明電話并非簡單的工具手段，技術實踐也非完全與社會因素無關。電話傳入中國時正值清末，此時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制度與觀念開始遭遇挑戰。廢纏足、興女學的推進，使得女性走出家庭逐漸成為可能。但傳統觀念和制度的慣性也十分強大，尤其是袁世凱獨裁統治時期，政府甚至倡導取締女學，并在教材中寫入“三從四德”等女德規范（［44］，頁40—43），這在無形中阻礙了女性參與電話行業的進程。即使社會對男接線生的指責頗多，且已有改用女接線生的先例，交通部也擬議推進改用女接線生，但直至五四時期女子解放聲浪日高，經濟獨立被視為婦女解放的關鍵所在，女接線生才真正大量進入一直被男性壟斷的技術領域。在此過程中，男接線生還曾有組織地抵制女性進入行業，從而保證他們對電話接線這一技術工種的控制權。要言之，無論最開始男性的壟斷，還是后來轉變為女性主導的過程，以及男接線生對女接線生的抵制等，都意味著技術及其實踐內嵌著社會性別意識形態。

有趣的是，作為接線主力，女接線生日復一日的身體實踐及在大眾媒介上的形象呈現，亦構建了電話技術本身的“她”色彩。一方面，女接線生的工作是整個電話技術鏈條中的一個必要環節，甚至她們的身體與交換機器連接為一個整體，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通信設備本身。她們是積極的人類技術行動者，以具身實踐的形式與交換機器等非人類行動者共同編制了電話技術與社會密切互動的無縫之網。另一方面，女接線生的工作場景及人物形象在大眾媒介上的出現，相關自述文本對接線工作的描述等，構建了電話與女性之間的某種形象并置和關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電話文化中出現了明顯的性別化修辭。例如，當時報紙上有人稱：

電話在傳入我國后得不到普遍發揚的機緣……我們看看從前的窮鄉僻壤，現在都印深了“她”的足跡；往昔的繁市重地，更都澈遍了“她”的聲音。［53］

顯然，此處的“電話”具有了女性化的性別氣質和身份標識，而不再是作為中性工具和手段的“它”。換句話說，電話接線職業的女性化以及女接線生具身化的技術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構建了社會大眾對電話技術的想象。

2. 性別分工與對技術的性別化評價

關于職業勞動性別分工的大量研究表明，需要技術和技術知識的工作往往主要由男性完成，并被視為男性的工作（［54］，頁2）。晚清民國時期電話局（公司）內的職業分類，同樣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根據《交通部上海電話局員工錄》（1935年編制）［55］，上海電話局員工共有314名，包括男員工201人，女員工113人；接線生共計114人，其中女接線生103人，男接線生11人。女員工中91.2%的人為接線生，分布在南市總局、浦東分局、吳淞分局等處，其他8.8%的女性職工充任營業股和出納股的業務員及助理會計員。男性員工主要擔任管理和技術崗位，僅占接線生總數9.6%的男接線生主要分布在派駐市政府、派駐警備司等重要單位。上海電話局的局長、主任工程師、課長、主任、副主任等高級管理職位均由男性擔任，線工、機工、鉛工、測量員等“高技術”工種中完全不見女性的身影。這種勞動性別分工方式并非絕無僅有，如表1所示，在北平電信局的交換室內職位較高的領班全是男性，副領班中女性僅有兩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商上海電話公司話務部門女工居多，工務部門男工居多（［39］，頁31）。概言之，電話局（公司）內管理性和技術性工作更加“男性化”，而處于從屬職位及不涉及艱深技術知識的接線工作則更“女性化”。

時人評價“電話司機固屬簡單之事”［56］，接線生雖然也直接操作機器，但被認為是一種末技微業。接線生的接線動作、姿勢和聲音共同構成了一種具身化的技術實踐，保證了電話通信的穩定運行，對電話通訊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但它在傳統性別偏見的文化下卻被貶低了，被認為是輔助性的、不重要的。人們往往認為，男性掌握著控制設備的技術知識和訣竅，而女性的技能和知識則被理解為僅限于簡單操作，使得彼時的女接線生多有被貶低為“花瓶”的焦慮。正如科伯恩所言，技術變革完全有能力改變具體的任務和活動，而不改變男女關系的根本不對稱和不平等（［54］，頁13）。電話技術的傳入影響了傳統勞動性別分工，兩性均需適應電話技術帶來的通信方式的改變，然而社會對于男性和女性之間關系的看法卻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換言之，即使電話被打上了“她”色彩，卻并不意味著女性在技術領域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改變，性別氣質與技術的關聯也未有實質性的改變。甚至，電話接線職業的從業性別變化及媒介對電話本身的女性化表達，在一定程度上還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對女性氣質的傳統認知。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性別氣質與技術之間的隱喻式關聯實質上還可能強化了社會對技術本身的性別等級化想象。即女性主導的技術工種或女性氣質化的技術，往往并非尖端或重要的技術。這一想象，對于女性和技術的發展而言，都是不利的。

3. 新技術領域傳統性別秩序的強化

盡管女接線生得到了電話用戶的認可與贊揚，維持了電話技術系統的穩定性。但應注意的是，女性能夠進入接線生職業領域，乃是利用了傳統的性別話語資源。呂美頤和鄭永福提出，中國傳統的性別制度通過確定女性卑順、屈從的地位，來換取家庭和諧穩定，進而實現平天下的治國方略［57］。民國大眾媒介同樣構建了沉靜靈敏、專于服務、柔順、富有忍耐力的女性氣質，認為該性別氣質使得女性天然適宜電話接線工作，而男性無論從性格、聲音、氣質等方面都不如女性適合（表2）。這種觀點看似是對男性的貶低，實際上卻暗含了對長久以來女性屈從地位的宣揚和延續。

理解男女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最常見的形式即為“自然”的角度。民國報刊討論：女性“稟性”貞靜，天然地在“本性上”適合于電話接線服務。換言之，男性不如女性適宜接線生職位，全因天授的男女稟性不同。但是，誠如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保?8］女性并不是天生就注定要扮演某些角色和行為，性別差異和不平等是文化問題（［54］，p. 5）。被認為適宜接線工作的女性服從和柔順的性別氣質，同樣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被塑造出來的。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禮法和女教是父權統治的主要支柱，利用女教約束女子的行為以維持社會秩序，是精英階層的重要法則［59］。民國以來，盡管女學興起，女性獨立人格意識不斷增強，但因傳統禮教的強大慣性，在《中華女子修身教科書》等教材中仍強調女子的柔德：

柔為女子之美德，柔則和，和則無爭，無怨無怒，無詈言，柔則順，順則不驕、不忤、不倨傲。［60］

吊詭的是，這種柔順服從的理想女性規范，以及對女性說話方式的教化，在此時卻成為女性得以進入電話領域的話語資源。她們之所以能進入接線生行業，并非是社會對她們的技術能力的肯定和贊賞，而是基于社會之于女性性情和性別氣質的傳統建構和想象。這種建構和想象在延續到女接線生的日常工作之后，又進一步固化。當時的電話多用于官署和商業往來，使用群體多為男性。女性成為電話接線主力，不僅是社會援引傳統性別話語資源的結果，還通過其技術實踐將這一話語體系下的性別關系延伸至電話用戶與接線生的互動中。女接線生被要求也被認為能對男性用戶表現出溫順和恭敬，更能忍耐重復、繁瑣和無聊的接線工作，更能體貼人意地忍耐用戶的指責與不滿。雖有抗爭和進步，女性進入甚至主宰電話接線工作，但卻依然未能根本性地挑戰傳統的性別秩序與性別關系結構。

四? 結語

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處于重要的轉型時期，新舊事物和觀念不斷碰撞交融。在大多數女性仍從事家庭內輔助勞動時，電話技術卻為女性帶來了新的職業選擇。女性甚至取代了男性，在接線職業中獲得了優勢地位。通過這份職業，女接線生得以經濟獨立，一度成為“新女性”的代表。在欣喜于技術改善了女性經濟和政治地位時，卻也發現女接線生在日常工作中被技術安排規訓與控制，被傳統性別認知約束與輕視，這表明在新的職業技術領域內，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依然存在。

晚清民國時期女接線生的就業實踐雖不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全貌，但卻足以折射出特定時代背景下技術、職業與性別復雜的互動關系。從技術對性別的影響看，積極的一面是，電話技術的確推動了女性職業的發展，為其經濟獨立創造了條件，進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不足之處是，女接線生從事的是輔助性的、機械式的工作，她們在日常工作中被規訓和控制，傳統性別身份被延續和強化。這種勞動分工的性別區分及性別秩序的固化，表明技術并未改變強大的社會性別制度與觀念。從性別對技術的影響看，一方面女接生通過自己的努力維持了技術系統的穩定，肩負了電話公司和用戶之間的良好媒介，她們的具身實踐構成了電話技術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了電話的廣泛應用，進而為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這種性別參與及其媒介現象的呈現甚至使得電話的社會形象也發生改變，具有了“她”色彩。但另一方面，女性進入該領域不是因為其被認為具有技能，而是傳統社會對女性性別氣質的固有印象和不斷塑造；她們并沒有被預期會變革和推進技術的發展，甚至她們的角色形象被貶低為僅起點綴作用的“花瓶”，而與女性氣質相關聯的接線工作也不被認為是具有技術含量的重要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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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ccupation， and Gender

A study of female telephone operator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CAO Mengjie， ZHANG Meifang

Abstract： Female telephone operators were among the significant professions for women in modern China， symbolizing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women”. By examing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mass press and archives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Republican era，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shifts in gender dynamics within the profession; analyzes the control encountered by women switchboard operators in their daily work and their limited resistance; and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female operators embodied practices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elephone technology network，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the wiring profession and the wide spread of the media image of female operators， imbuing the telephone with a “feminine identity”? to a certain extent. Moreover， the telephone is not just a simple tool of value neutrality，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reproduces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e， and the new technology field replicates or even strengthens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and hierarchies.

Keywords：? female telephone operators， telephone technology，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echnology and g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