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實踐轉向、時間維度，以及在時間尺度上的主體和客體

摘? 要? 在STS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實踐轉向”。通過綜述“實踐轉向”中的經典案例，據此闡明其來龍去脈。學界業已關注實踐轉向的一個本質，即處理主客體二分的困境：外部世界如何能夠進入人的認知，認知中的圖景如何能被確證是真實無誤的？這部分研究對實踐行為的關注抹平了主客體。同時，進一步把這種主客體消弭的世界圖景放置在特定的時間維度下觀看：究其根底， 集體、孤獨的主體、客體，它們統統處于“實踐行為”這個當下的時刻之外，它們是進入了“當下”時間維度的外來者。與此相對，當下在實踐中的只有行為。而在場的行為不再給出那些從時間終點或從原初點投射過來的本體事物，而是讓事物和人在當下不斷地新生。

關鍵詞? 實踐轉向? 行動者網絡理論? 主客體二分? 時間維度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簡介：胡甦，1986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科技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科技與社會，現代化，后殖民主義，存在論轉向。Email： husoon2014@163.com。

基金項目：2023年度北京科技大學科技與文明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開放課題項目（項目編號：2023KFYB007）。

本文是作者主講課程“科技與社會專題課”的講義速寫。

一? 前言

科學知識歸根結底是關于“人”認知“自然”的過程。它的落腳點站立在主客體二元分化的鴻溝之上，猶如休謨（David Hume）在18世紀提到：我們對事物的印象從何而來？印象并非由實際物體所發生，然后投射到人的理智中。我們不能判斷印象是物體所發出的，還是心靈所創造的，還是上帝賦予的［1］。這些問題建立物體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鴻溝上。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STS理論在實踐案例上顛覆了這種客體與主體的二元論。伴隨著這個鴻溝，產生的嚴峻問題是“不可知論”：人類的一切知識都來自于偶然的經驗，我們從經驗中獲得印象。而一旦知識建立在經驗上，就必然引出歸納法：經驗是針對當時當刻當地“特定物體”的，對于新的事物則理應重回無知。然而歸納法卻對過去的經驗進行延伸和拓展，比如，太陽昨天升起，今天升起，所以明天也應升起。

換言之，我們的知識不是朝向“存在的事物”本身，而是附著在經驗產出的印象之上。 但是印象卻未必是那個事物本身“發出”的。因而一切關于“實體”的概念都應當從知識中清除出去。休謨提問：這種歸納思維過程的根基何在？他給出一個例子：面包給身體帶來營養，由此滋養了身體的運作；其他形似面包的物體，比如形狀和顏色類似的東西，也被假設成同樣的滋養運作方式。前半句是對過去經驗的重復；后半句是對過去經驗的拓展。但這樣的歸納法并不被邏輯所認可。一個世界持續地停留在不可知的狀態中。休謨解決不可知論的方法在于：自然最終會勝出一切抽象思考來終結話題，比如，熄滅的太陽最終給“太陽明天升起”的歸納法定論。

在20世紀80年代，STS學界出現的“實踐轉向”卻提供另一個方案。休謨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是迷途：“對事物的印象從何而來？”這是在二元論中的提問。二元論喻示著特定的時間維度、以及在這個時間維度上的本體論框架。那就是：一個被封閉在邏輯和概念中的“我思”，處理著在時間中瞬時即變的事物的表象，而在表象之后，則存在著事物永恒不變的本質。實踐轉向帶來新的路徑?！皩嵺`”以一系列的裝置與行動者所促成，然而實踐卻凸顯了“行為”“行動”。世界不再運作在固定不變的機制中，這也是孟強所總結的：“實踐”關注帶來了作為動態場的科學［2］。本文把STS中的經典實踐轉向案例放到“行動”時間維度中觀看，而非止步于討論二元論的消失，后者在學界已有眾多理論回顧。相應地，本文論述：實踐轉向以關注“行為”的形式出現，它帶來另外一種時間維度，讓主體所存在的時間、客體所存在的時間消逝。不復存在的主體，讓那個從主體直觀中顯現的時間不復存在。在行為的時間維度中，作為起點的主體，成為了作為結果的點；曾經被假設作永恒存在的客體本質，成為了不定性的流變過程。

簡短回顧一下STS實踐轉向的歷史。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實踐的沖撞》一書中追溯了從科學社會學SSK到行動者網絡ANT的歷史。對此，彭家鋒和劉永謀把實踐轉向之前的知識總結為命題性的知識，把科學當作是對經驗和語言進行邏輯構造［3］。比如，以SSK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一個社會群體命名、分類著一個外部的自然世界。然而，仍然是在同一波20世紀70年代的SSK中，把“社會”維度前置，這或多或少就讓研究脫離了“表征”（representative）而指向“表演”（performative）。在此表演的維度中，時間維度隨之變作偶發性的。比如，在愛丁堡學派SSK后期的有限主義（Finitism）中，我看到了一種看似在“遭遇”（encounter）的“當下”時間維度中建立起來的分類系統。有限主義討論物種分類的社會知識系統的建立，不是關注某種本質先天地決定著天鵝和野鴨的屬種，而是關注教師用手指向天鵝，并在連續多次指認后持續地告知學生“這是天鵝”，由此讓學生建立生物分類的知識?！霸庥觥焙汀邦惐取背蔀榉诸惖钠瘘c。

但同時，皮克林評論稱，SSK又阻礙了對表演維度的研究，因為它專注于人類行為者。它不過是把單獨的主體更換作了集體的主體，一個“社會”代替了孤獨的“我思”［4］。愛丁堡學派仍然訴諸“社會”的集體共識：意識形態決定何謂有效論證、何謂可讀性、何謂理性、何謂本體的分類種類，于是科學行為回到了二元論的“內/外”之分中，知識的規則與客觀世界分割，這也就并未規避“表征”。由此，SSK持續面對著客體/主體的二元論、以及自然/文化的二元論，通向物自體的大門仍然關閉。SSK持續在本質與表象的時間維度中。

后文將看到，與此不同的是行動者網絡ANT理論。集體的“我思”、孤獨的主體、客體，一切皆消散，它們統統處于“行為”這個當下的時刻之外，它們是進入了“當下”的時間上的外來者。在本文中，當下在場并不指向凝滯的永恒瞬間，而是一個引導向行為的發生的時刻。當下在場的只有行為。而在場的行為不再給出那些從時間終點或從原初點投射過來的本體事物，而是讓事物在當下不斷地新生著。在此，實踐轉向徹底消解了二元論中的困境。通過回顧20世紀80—90年代STS領域的一些經典案例，本文重觀“主體”和“客體”在這場轉向中進入“行為”的時間維度的過程。

二? 主體

二戰以來現象學興盛，此中業已顛覆“存在/表象”的二元論。從二戰現象學領域的二元論破滅到20世紀80年代STS的實踐轉向，歷程卻并非一馬平川。此節的追溯簡略地從存在主義延伸到結構主義，再到?？?，最終進入ANT學派。時間維度幾經變動，而主體的位置相應變更。在德軍占領法國時期，存在主義順應現象學的脈絡而誕生：面臨侵略者，是赴前線參軍反抗還是在家陪伴親人？薩特的存在主義關注“個體”作選擇的能力。再無神靈根據理念而造人，人無法再確定自身是什么，沒有先驗的定義或價值標準，但人卻無時無刻不在迫于職責而表演著種種范型［5］。即，人的選擇決定了他/她是什么。薩特提出以個人選擇為核心關注的存在主義。

但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史轉折是，在20世紀50—60年代，存在主義迅速被結構主義取代了。結構主義深刻地質疑：個體真的具有選擇能力嗎？個體真的具有自身的/本真的意志嗎？還是說，個體只是結構的產物而已？結構主義的起始，可以簡短地追溯到索緒爾（de Saussure）。索緒爾首先打破了語言歷史的研究，他不再研究語言用詞發音的歷史變遷，他研究語言內部構成的狀態、討論語言的穩定狀態［6］。

語言指向詞與物的一一對映：在能指（signifier， 也就是語言中的發音與拼寫）與所指（signified， 也就是語言所指的事物，比如“鳥”）之間，并不存在自然表征的過程?！傍B”這個詞的發音，是否可能必然就與“鳥”這個事物的羽毛、翅膀、飛翔的能力、卵生性質等等對應起來？詞與物是沒有對應的，它們之間沒有自然的聯系。從“鳥”的發音并不能推導出“鳥”這個事物。換言之，語言體系是什么？它是一套完全自我指代（self-referencing）的體系。

在自我指代的基礎上，詞與物失去天生的聯系，這個體系成為“自足”的。換言之，每一個詞，它的定義都來自于其它詞在該體系中的鄰近關系、位置。比如，一把“椅子”之所以成為“椅子”，是由于有對應它出現的脊椎動物“人”，有脊椎的動物方可“坐下”，然后“椅子”這個用于“坐下”的器物才成立。同時，“椅子”又對應了一個可以被放置其上的平面，“地面”的存在。在20世紀80年代的STS研究中，早期的哈拉維（Donna Haraway）學派哈拉維的物質符號學轉向與ANT緊密相關，即便它未必是“行為轉向”的一員。另一方面，哈拉維的時間架構卻并非是結構的經典時間維度。這一部分不在本文中講述。就在這個語義系統里重構了“免疫系統”的概念－巨噬細胞、病原、抗體等等微生物組織，在機體免疫過程中它們的功能易變，它們位于索緒爾的多元的、關系性的語言系統中。免疫學演變成一種新的信息學而非古老的表征理論［7］。這是以符號A和符號B的互動而確立的意義體系，其中并沒有A的本質，也沒有B的本質。

這就是結構概念的浮現。這是一個脫離了主體的語言學。也就是說，個體的意志被弱化，無論是一個個體的我思或集體的社會共識，把天鵝重新命名成氣球，這個偶發的、自發的選擇行為并不擾亂整個語義結構。不論“思想”想要如何把特定的意義賦予特定的詞匯，語言作為一套自我指代、自我啟動的系統，它的意義生成其實無關個體的認知或意愿。它是符號互動，是系統中的鄰近關系決定著可讀性、可知性。這就是第一步，人、或者說認知的集體在語言學中消失了。結構主義推崇并非主體，結構主義推崇的是心靈和邏輯的客觀結構。

在這種結構性的思想下，個體處于什么樣的時間中？結構常被視作是恒定的，結構超越于個體偶發性的經驗，它把主體限制在永恒不變的“無時間”之中。在20世紀70年代，結構主義的這種時間性質煥然一新，這緣于譜系學進入?？碌氖穼W分析之中［8］。即便?？碌难芯繒r常被視作是結構主義的殘余，譜系學改變結構論，它脫離永恒、脫離靜止的世界，它讓“事件”發生的時間得以可能被描述。

在?？碌陌咐?，沒有自在的、自我意志的個體，相反，個體是權力機制的產物。而權力機制則是每一次沖突和抵抗事件迸發后的結果。本文簡短地通過?？碌摹栋d狂與文明》來看這個分析路徑。瘋癲的真相是什么？在文藝復興時期，瘋子仍然在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出現。當時人們對瘋癲仍然具有認知。但在啟蒙運動時期，一系列事件傳遞著：醫院建立，精神病院建立，特定醫學理論出現，等等。從此，癔癥患者被隔離起來，也就是在他們被隔離的這一刻，真相就遺失了。

?？掠懻撝?，從瘋癲到監獄再到性行為史，科學話語構造了主體。這個主體是特定技術下的權力的效應。這種特定技術包括如下：監獄的建筑設計的空間，醫學對人體的定義，心理學精神病學對心理的定義，等等。事件構成了生存的世界。當這種特定的科學的權力消散的時侯，也就是這個特定的主體的終結。即，在?？逻@個分析路徑下，“人”是一個新近誕生的事物，當前社會的人是啟蒙運動的科學權力下的產物，而隨著新的技術、新的權力機制誕生，它也可能即將終結。

這個結論看似與結構論相似：人是一種產物，而非自在自為。但同時，這個論述也具有明顯的尼采式的譜系學的時間維度：人并非處于永恒的、固定的結構位置中，人處于各個事件不斷偶發的世界中。主體并非?？路治龅钠瘘c，結構亦非分析的起點，主體是權力的產物，而權力是一次次事件的結果。延續著這個作為“效應”而出現的“人”，來到20世紀80年代的STS理論ANT，另一種時間維度順應而下：從永恒到偶發事件，從偶發事件到當下時刻中的行為的時間維度。世界圖景由此處于另一種新的境地，主體也被重新放置：在沒有行動者的時侯行動，在沒有主體的時侯出現主體性［9］。然而相比于尼采著重論述現代主體作為一種自我壓抑和理智反思的產物［10］，拉圖爾更強調在主體消散之后所呈現的一種溢出。后文將見到：封閉的個體轉變成為在網絡和力量之中涌現的智思和行動，或者說是主體性。

在ANT中，平板化的本體世界出現，讓行為者充溢在行動網絡的各個元素之上，或，這是行為者分布在其“行為”之中。簡而言之，人與非人變得均等，二者都成為行動者。人不再是那個思想者。在某種意義上，法國STS復興了尼采的主體性，即，一種“前反思”的存在。拉圖爾著名的門鈴案例足以說明上述的行動者彌漫在網絡中的狀況。門鈴成為了行動者，并非由于門鈴被賦予了靈魂，并非由于人可以賦情于動物而把它們擬人化。門鈴成為行動者，是由于門鈴的狀態（響或是不響）激發了人的反饋行為：門鈴響了，人必須決定開門或不開門；門鈴不響，則人不必做決定。門鈴成為行動者，因為它在這個行動網絡中約束著人的行為。

在此，當我們使用行動者（actor）一詞時，永遠不會清楚地知道什么在行動著（acting），因為“一個在舞臺上的行動者從來不獨自作動著”（［7］，p.46）。拉圖爾在此引用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書，討論舞臺上的戲劇表演。這些表演終將引向一系列問題－這個舞臺上的角色和故事是真/假的嗎？觀眾的反應算數嗎？燈光效應算數嗎？換言之，一旦我們討論行動者，就必然引向一種錯位，這是讓行動錯位：行動者從一整個連動的網絡中升起，又讓連動的網絡變作靜態、被動的背景，然而實際的“行動”發生地卻就是在網絡的各個分布的元素之上，在動態之中。一個行動者即是一個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

更甚，這不僅是讓整個連動的網絡回歸到視野中，這也是讓行為的時間回歸。ANT與經典理論在時間維度上的差異可以通過重新考察“理性人”概念進行比較。在ANT中，傳統的經濟學理性人何在？傳統理論中的消費者何在？這些經典的主體，都曾借助特定的時間維度而出現：他們的存在方式即“終點目的”的存在方式。一個理性人給自身的偏好排序，可以進行加權計算，然后她/他在時間終點上力圖達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典的時間維度讓“主體”變成一個向內收殮的集合，以向量的方式投射向未來時間的某個點上?；蛘哒f，這個時間維度讓主體變得自我壓抑、消除自身的自由多元化，而只余一種價值判斷［10］。然而，拉圖爾在書中重新描述“消費者”：在行動中，“主體”是外溢的。對于超市中的消費者而言，在那個假定的“人的存在”的背后，其實存在一系列的儀器工具。這些工具和儀器給人提供了進行計算的可能性，它們包括標簽、牌子、重量、價格、消費手冊、優惠券，這些都是測量的工具。一個理性人在行動中是怎么樣才被維系起來的呢？理性計算發生在什么地方？ANT的理性人分析顯示，計算并不在人身上，也并不是單單在儀器身上。換言之，理性人并非“人”的本質，主體并不存在于永恒的時間維度的本質之中。人處于實踐行為的尺度之上。在這個尺度上，理性計算是出于人與“觸手可及的工具”相互連動，計算是這種網絡連動的結果。

在這個圖景中，在空間上，人并非結構的產物，并非結構的傀儡，而是強調人通過與各種其它事物、機制的連系，而變成她/他自身。在時間上，人不再是收殮的集合，不再是向量，不再投射向未來估算的時間點之上。相反，他/她彌漫在網絡中進行著。

三? 客體

在經典的表征世界中，“物”只能以它被心智所接收的形態出現。一種特定的時間在此承接這樣的“物”：本質的永恒，以及現象的轉瞬即逝。毫無疑問，在此主客體二分。在科技史領域，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和伽里森（Peter Galison）的客觀性研究可以算作表征研究的典型案例。二人在1992年發表在《表征》（Representations）的論文研究了自然物的圖鑒制作［11］。在17世紀晚期， 無論是植物圖鑒、星圖還是肢體器官圖，制作者都小心翼翼地進行繪制。繪圖者宣稱自然真理，但他們必然面臨一個問題： 如何選擇所繪制的現象？哪一個才是自然？ 當時的難題之一在于：如何從個體圖像推導向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圖鑒？比如，繪制人體骨架，應該選擇男性還是女性？所選的樣本的身高應該是多少厘米？什么樣的骨架才是“常態的”？什么樣的比例是常態的？他們的解決措施在于：選擇典型的、特征性的、理想型的、平均值的現象來進行描繪。這一時期，制作圖鑒的核心要素就是“選擇”自然現象。換言之，個體經驗和判斷能力、以及個體的解讀是重點。而這一點與后期的機械化的客觀性背道而馳。到了19世紀，機械化的客觀性讓“物”的表征耳目一新。一種嶄新的道德觀出現，即“自我否定”?？陀^性直接質疑：“人”如何能夠再造自然圖像？照相術讓“人”這個主體消失，讓儀器呈現自然本身的模樣。即便如此，機械的客觀性中仍然出現種種關于表征的爭議。本文限于篇幅不多著墨。

一個核心的問題在上述案例中展現出來：不同的認知型主導了不同的表征出現，歐洲在17世紀推崇人的審慎與栩栩如生的臨摹技巧，在19世紀則否定“人”的干擾。認知范式的斷裂性也由此體現在截然不同的表征之上。表征千千萬萬，物自體永遠不可及。大量STS就此討論社會真理的建立——人們如何在形色各異的表征上進行判斷，他們如何達成共識。正如達斯頓和伽里森延續?？轮R型的脈絡，把自然史的表征圖像斷代，并指出：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意識形態造就了特定圖像的可信性。

問題隨之而來：萬千表象的世界要如何運作，而非在不相容的異質性中陷入混亂？答案在于：實踐行為替代了認知。即便主體消弭、邏輯斷裂，實踐行為卻讓認知生活再度在這個支離破碎、無法統合的世界中有了延續性。研究實踐行為隨之在大致上分作兩支。其中一支直接講述斷裂中的認知活動，推出伽里森（P. Galison）的交易區（trading zone）以及斯塔和格利斯莫（Star & Griesemer）的邊界物（boundary object）概念，把異質性世界的運作涵蓋在轉譯（translation）實踐之中。另一支則直接推翻斷裂本身，揭示一個更深層的本體世界：不僅是某些“我思”在異質性的各個話語與事物之間轉譯，而是“行為”讓主客體的鴻溝彌合。無關這兩個分支出現的時間先后，二者在學理上一體各表，歷史編年不能替代學理分析。在某種意義上，它們甚至可最終與?？碌漠愅邪钔}相連：即，其中看見的是異質性的交匯，一個由“力”生成的世界，并且在這個“力”瞬時的、“遭遇性”的時間維度中，不復有固定客體存在。

鑒于實踐轉向的研究出現，20世紀80—90年代的STS對自然事物的描述與以上表征研究脈絡分道揚鑣。換言之，表征的前提是一種主體和客體面面相對的情況，二者的分化就是談論表征的前提。實踐行為的尺度卻讓主客體的鴻溝彌合。筆者就此回顧幾份標志性的文章，其中一份案例來自上述第一個分支，提出邊界物的概念。它駁斥了認知論上的“共識”，即，在科學知識的誕生中，社會群體毋需在特定表征上達成一致；另一些案例則來自第二個分支，它們直接拋開了客體，也就此不再圍繞著客體的表征而展開。相反，它們卻圍繞著行為展開，討論科學知識如何在行為中誕生。

第一篇文章即斯塔和格利斯莫（Star & Griesemer）的成名作，“邊界物”（boundary object）［12］。 二人如此定義邊界物：哪怕不同的人來自不同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即便不同的人具有不可通約的知識儲備，但物體本身是一個足夠有力的基礎，物體本身足夠有力讓交流得以進行。這個概念推翻了以下這個常識假設：科學合作來源于一種自然施加給所有人的共識/同意（consensus）－普世的邏輯、普世的感官功能，讓人們最終得以相互同意一個真理。而兩個作者提出邊界物，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并不存在這種知識社群的同意。相反，在斷裂的認知圖景上，轉譯才是關注點。

二人的案例關注加州伯克利的生物學博物館。在不同的群體和行為者之間，動物標本被不斷地轉譯。對于那些在野外設置捕獵陷阱的人而言－他們對于動物或科學并無興趣，只是被搜藏家雇傭而捕捉動物，而這些獵人常常有一個習慣，就是扭斷動物的脖子來捕殺動物。在記錄中，自然學家對于這個習慣非常惱火，因為這種習俗無法保存頸骨；而這些獵人記錄中的準確性也值得質疑－他們可能在標簽上失誤，他們進行標記的方式也并不是規訓過的。對于博物館自然志學者而言，搜集標本的過程以及標記過程應該是科學的。 對于標本搜藏家而言，他們即便為博物館提供標本，但未必保證標本是經歷過防腐處理的。對于博物館投資人而言，她要求博物館是一個對外展示的項目，來表述動植物保育。諸多利益、目的、認知論在此交錯。

博物館的工作就是在這些不同的社會世界中進行轉譯。有兩種方法可以讓這些參與者達成一致：第一是方法上的標準化；第二是邊界物體。第一個方法在STS學界耳熟能詳。但在邊界物體案例上討論標準化，并非要讓所有參與人彼此共享同一種認知方式，他們在理論上和感官上仍然具有巨大差異。而是說，在實踐方法上標準化，所有人對于本體、分類各持一辭，但他們共同管控著“如何進行標本搜集”這件事情。比如，博物館的負責人設立一系列規則：要怎么去做標記，在動物的哪個部位貼標簽，標簽是否統一發放，標簽是否使用統一格式寫作，工作者又應該怎么去記錄捕獲獵物的筆記，以及防腐處理的過程，等等。在方法上，各方達成了一致。

第二個讓科學在斷裂世界中持續下去的關鍵，是邊界物體。邊界物體可以是抽象物體，也可以是具體實踐的物體，它是一個分析概念，指向那些同時坐落在不同的社會世界中的科學物體。它的特質就是具有足夠的可塑性，于是它可以適應每一個社會世界的當地需求。但它同時也足夠牢固，于是這個物體不論它在哪一個社會世界的位置上，都保留著它自身的身份－簡單來說，貓頭鷹在獵人的樹林中、在博物館的儲藏室里、在解剖臺上，都是“它”；這份地圖在獵人手中、在勘測者手中、在旅行者手中，都是“它”。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在實踐中升起的邊界物是一個連接點，它決非傳統中的客體。

通過邊界物體這個概念，兩個作者重新回應了兩個問題：第一，科學研究是不是需要各方的“同意”；答案業已展示，其實并不需要。第二，由于它在回應科學中“同意”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就指向了斷裂的范式，也就是說，在相互之間不可兼容的范式之下，科學研究如何進行？在實際操作中，各個參與群體通過標準化的方法，通過實際的邊界物體，截然不同的范式被組合在一起。也恰恰是在這個實踐導向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普遍研究趨勢，那就是，我們對客體的研究不再是觀念性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討論物自體是什么，在STS領域里，我們不再討論那個抽象的真理是什么，也不討論哪種表征更合理，我們轉而討論科學行為?？梢员粚嵺`操作的、可以被啟動的“物”替代了客體。也正是在這新的科技浪潮中，達斯頓和伽里森在2007年出版《客觀性》一書時，結論部分脫離了表征的世界，轉而討論操作。正如IBM公司的商標，不再旨在準確地去表征原子，而旨在使用探針排布、操縱原子。在這個意義上，20世紀80—90年代的STS走出了休謨對認知論的質疑-那個等待著被主體所總結、所歸納的客體世界不復存在。

這種實踐導向的研究，最終完成了第二個分支中大規模的本體論轉折/存在論轉折。其中的典型代表是ANT學派。ANT把客體拆散到網絡中去，客體是實踐行為的衍生物體。然而，ANT是如何讓客體變成衍生物的？最直白的回答就是：在行為之中，我們看不到客體。在此，存在論轉向可以明確凸顯在拉圖爾于20世紀90年代重寫的巴斯德實驗。這是乳酸菌發酵的實驗，巴斯德最終提出了酵母的存在。在巴斯德的乳酸發酵實驗中，我們一開始只知道有某種東西，它可以被噴灑，它會引發發酵，它會讓液體變渾濁，它會讓白色粉末消失，然后形成某種沉淀物，它還會生成氣體，它會結晶，它會變粘稠。這個“某種東西”的本體論狀態非常脆弱。關于“這個東西具體是什么”，答案可以被包裹在如此眾多而不確定的現象中，也就是噴灑的現象、讓液體變渾濁的現象、沉淀、結晶、粘稠，等等。只有現象和化學反應是可見的。而本體物質并不確定。巴斯德只確定牛奶的存在。

巴斯德要把這個新的物體從舊的物體（也就是乳汁）里面“抽象”出來，這非常困難。換言之，科學要怎么確定有一個新的東西在現象里面？這個東西是什么？還是說，有很多個不同的新事物在這些現象里面？揮發的氣味、渾濁、沉淀、結晶，這背后是一個新事物，還是多個新事物，還是說，背后一直都是舊的事物？當巴斯德提出“酵母”的存在，也就向STS研究指明了：所謂的科學，它的路徑是怎么樣的呢？這個路徑可以從“不存在的事物”進入到一個類屬性質的類別中，而這個路徑是由實驗者浮動的感官數據構成的（嗅到氣味、見到沉淀）。然后最終，這些感官數據被轉換成一個被組織好的存在模式（讓特定的氣味指向某種特定的存在；讓氣味和出現的粉末組合在一起指向某物），在現有的分類體系中占據一個特定的位置，那就是酵母。

拉圖爾總結道：這個實驗過程并不是從一個研究點到另一個點，也不是從一個事件發生的痕跡到另一個痕跡，而是從一個本體論的狀態，到另一個本體論的狀態。ANT學派并非在一開始就假定某個事物存在，比如酵母。它并不是一開始就想要去表征這個事物，比如如何繪制酵母的模樣，如何描述它的性質，等等。 直到巴斯德通過實驗中一步步的行為，以及行為所呈現出來的現象，現象被匯集起來，不同的本體論階段才逐步形成。事物隨時間的展開而展開，它不在時間之外（酵母并非永恒存在的本質事物）。

巴斯德實驗所針對的是不可見微生物，在這個裸眼不可見的情境中，現象替代存在物似乎理所當然。然而STS的存在論轉折并非止步于此。宏觀世界同樣被納入這個“拆散本體事物”的框架。早期的兩個案例在此足以簡略地說明存在論轉向后的宏觀世界。其中一個案例是勞（John Law）在20世紀80年代寫作的葡萄牙戰艦論文。戰艦不再是“它自身”，戰艦被拆散到網絡中－貿易的需求、航道的開辟、季節性的洋流、季風、船帆的設計、甲板的設計、國家的力量等等［13］。 戰艦再無本質，戰艦是雜合的。同樣地，德·拉厄特和摩爾（De Laet & Annemarie Mol）在2000年合作的津巴布韋水泵論文顯示了“物”的流動性，而非“本質性”。在每一個相鄰的村莊中，水壓設計的水泵都改變了形態［14］。

四? 小結

綜上所述，無論是微觀或宏觀，一度被給定的認知圖景已經打破：并非如同休謨曾宣稱的一樣，說人類無法給自然物在頭腦中投射的印象找到一個穩固的根基，因為主客體面面相對的圖景業已在行為的時間維度上打破；也并非如同休謨所述，稱自然物最終限定著模糊未明的人類認知，自然物給歸納法一個最終定論，與此相對的，是自然物本身也彌散在行為的網絡空間中、在行為的時間維度中；同樣，并非如同康德所嘗試的一樣，在人類認知中把經驗摘除，在先驗的主觀框架中描繪、表征自然。綜述之，主體和客體不再面面相對。在行為層面上，二者互相構造，也就是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相互構造。

然而，實踐轉向發展至存在論轉向之后，它甫一誕生就面臨了批判。布魯爾（David Bloor）批判拉圖爾從未言明何謂“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相互構造”［15］。ANT從未把科學物體單獨歸因于社會或自然，而是在主客體二分法尚未建立的、行為的時刻來看待實驗。最終所得出的主客體對稱性，其實指向的并非是兩個“原因”（社會/自然）引出概念的出現、物質本體的狀態，而是兩個“效應”。即主客體是實踐行為的結果，而非行為的來源。布魯爾認為，最終，我們不討論人也不討論物體，ANT中只剩下行為，以及持續地組合著又拆散著的雜合體。在存在論轉向的三十年后，常人學學派的林奇（Michael Lynch）回顧這一段歷史［16］：本體論和認知論不再有區別，這是因為本體在實踐行為中誕生，不再有那個超驗的物自體了，也不再有那個脫離經驗的“我思”。林奇反思道：這種“由行為衍生的物體”，不過是一種歷史化的事物，這個物體不過是一個被限定在特定情境下的事物。而這種實踐本體論的轉向，并非是真正要告訴我們任何抽象的、宏大的領域，而是告訴了我們多種斷斷續續的本土的認知論，以及多種微小的本體論。我們對它們的研究，不是哲學反思，而是一種“反形而上學”的研究。

最終，實踐轉向何處？對于一個通過“行為”而構造的世界，深層質疑在于：如果一切都隨著瞬時的行動而產生，常規固定的物體又如何仍然停駐在我們現在的世界中？如果要拆散常規物體、讓它被放置在行為和各個配件的網絡中，在什么意義上這才是必要的？STS的實踐轉向只能根據特定案例來回應這種拆散客體、拆散主體的必要性。然而，在這些特定案例所提供的必要性之外，實踐轉向卻提供一個廣泛的基礎：它重塑了后殖民主義的多元化的世界，它把異質性的邏輯、事物和行動通過轉譯聯系在一起。后殖民主義的立場由此變得鮮明：科學化不再是關于原住民和歐美之間的認知論的優劣高低，而是行為、以及行為所促成的轉譯。

參考文獻

［1］ Hume， D..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孟強. STS與存在論轉向［J］. 世界哲學， 2015， （4）： 74—81.

［3］ 彭家鋒， 劉永謀. 論STS第三波浪潮的兩大轉向［J］. 科學與社會， 2021， （1）： 104—114.

［4］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5］ Sartre， J. P..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A］. Lecture given in 1946， trans. by Philip Mairet， ed. by Kaufman， W..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yevsky to Sartre［C］. Meridi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6］ Joas， H.， Knobl， W.. Social Theory： Twenty introductory lectures［M］. trans. by Alex Skinn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7］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Ch. 10［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8］ 米歇爾. ?？? 尼采， 譜系學， 歷史學［A］， 蘇力譯， 李猛校. 倪為國， 劉小楓編. 尼采在西方［C］.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2.

［9］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4.

［10］ 吳增定. 沒有主體的主體性-理解尼采后期哲學的一種新嘗試［J］. 哲學研究， 2019， （5）： 103—110.

［11］ Daston， L.， Galison， P.. The image of objectivity ［J］. Representations， 1992， 40： 81—128.

［12］ Star， S.， Griesemer， J..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1939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9， 19 （3）： 387—420.

［13］ Law， J.. On the methods of long-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 ［J］.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32： 234—263.

［14］ de Laet， M.， Mol， A.. The Zimbabwe bush pump： mechanics of a fluid technology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0， 30 （2）： 225—263.

［15］ Bloor， D.. Anti-Latour ［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1999， 30： 81—112.

［16］ Lynch， M.. Ontography： Investigating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 Deflating Ontology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3， 43 （3）： 444—462.

The Practice Turn， Time Dimension in STS， and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HU Su

Abstract： In the STS community， the Practice Turn started in 1980s. By summarizing the classical cases in the field， the paper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Practice Tur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 practice turning， that is， dealing the conundrum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how can an external world enter human cognition？ How can ideas in mind be ascertained as true representations？ The focus on practice in this part of the study flattens subjects and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in which subjects and objects dissolved is further placed in a particular temporal dimension： fundamentally， collectivity， lone ego cogito， and object， all anchors beyond the present moment of acting / behaving， they are intruders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he present. In contrast， there is only the behavior in the practice. The present behavior does not render those ontological entities readily projected either from the ultimate end of history or the origin， but constantly reinvents things and people in the moment.

Keywords：? practice turn， Actor-Network-Theory，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empo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