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構論視角下觀念文化對東周秦漢明器車的建構 *

李 欣

（1.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明器車是墓葬中較常見的一類隨葬品，以模仿實用車為基礎再創作形成的符號化象征，代表著墓主人的身份等級、經濟實力。目前學界對明器車的研究多關注車輛的具體形制，例如結構、紋飾、類型、釋名等，以孫機［1］、黨士學［2］、寶拉·斯瓦特（Paula Swart）［3］等學者見長；也有學者從埋葬制度探討明器車的社會功能和意義，如李如森［4］、崔大庸［5］、趙海洲［6］等；少數學者在喪葬禮俗、墓葬藝術的社會學研究中論及明器車，如巫鴻［7］、楊樹達［8］、蒲慕州［9］等。整體來看，在內容方面，現有研究缺乏針對性、系統性和整體性，多是在明器、車馬、喪葬等研究中稍作提及，而明器車作為隨葬品中一個重要品類，考古資料非常豐富，亟待進行專題性研究；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方面，現有研究多從考古學、美術學等角度進行，對明器車技術細節的變化與觀念文化等社會因素的變遷的關注較少，尚待深入。明器車是社會產物，基于時人喪葬觀念和思想的轉變而產生和發展，可以說觀念文化是建構明器車的根基性因素，也是明器車產生的起因。綜上，筆者嘗試采用社會建構論的研究路徑，探索觀念文化在明器車發展歷程中產生的影響，解釋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而對明器車的產生、發展與演變內涵，探索技術在社會中的實踐過程。

1 喪葬觀念的轉變促使明器車產生

周代到漢代喪葬觀念的轉變是促使明器產生發展的根本性因素。西周時期的喪葬觀念強調禮儀制度所體現的等級原則，在墓葬中表現為隨葬品以代表墓主人身份等級的祭器和禮器為主，對應死者的爵秩，沒有陪葬供墓主人死后繼續生活之物，墓葬結構多為帶二層臺的長方形土坑豎穴木質棺槨墓，與生前居室完全不同，絲毫沒有仿照死者生前居室的用意，表現出生前與死后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喪葬觀，反映出人們沒有“死后生活”的概念，事死與事生遵循著完全不同的原則。春秋時期，時人喪葬觀念由“生死有別”逐漸轉變為“事死如生”，人們對死后世界的認識開始清晰并重視起來，認為鬼與生人有著同樣的需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講究。而儒家講究“生死有別”，不認為人死后成鬼有真實的飲食起居需要，故而出現了不能成用、專門事鬼的明器，這樣既體現了“以生者事死者”的孝道，也符合儒家的主張。

明器車正是誕生于這一時期。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明器車是春秋末戰國初期的陜西咸陽長武上孟村26 號秦墓，［10］在墓葬頭廂中有陶車泥馬模型。同一時期還有陜西鳳翔八旗屯BM103 號秦墓［11］出土的明器陶牛車（圖1），是最早的明器雙轅牛車。這時陪葬明器車的人以低級貴族和平民為主，明器車出土數量較少①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目前考古出土的東周時期明器車約有62 輛，秦代明器車約109 輛。，制作成本很低，形制極為簡略，多數只有車馬器或車輪，工藝粗糙。

圖1 鳳翔八旗屯BM103號秦墓出土陶牛和車輪[12]132

漢代承襲了東周時期的喪葬觀念，依然信仰“事死如生”，并對死亡的認知更加具像化，認為死后世界有一套官僚管理體系，猶如現實世界，因此需為逝者打造與生前一樣的生活環境。在這種生死觀的影響下，隨葬品中專門事鬼的明器的比例不斷增加。漢代社會流行將成套的明器模型葬入墓中以供死者享用，包括倉、灶、井、磨、家畜畜俑、房屋等一系列明器組合，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備的明器制度，代替以前的禮器和祭器，成為表示死者身份、地位、財富的隨葬器物。車是衣食住行中關鍵的一環，在“事死如生”喪葬觀念的建構下明器車快速發展。

西漢時期的明器車出土數量大幅激增，已有超越實用車的勢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約有238 輛西漢明器車出土②筆者整理發掘報告統計所得。。隨葬明器車的人群社會階層范圍非常廣泛，上至皇帝諸侯，下到貴族平民均有隨葬明器車的情況，這表明明器車已經完全進入喪葬系統，從統治者到普通百姓均隨葬明器車。到了東漢，明器車徹底取代實用車馬，墓葬中不見真車、真馬。

由此可見，自春秋開始流行于漢代的“事死如生”的喪葬觀念為明器車繁榮發展奠定了思想和觀念基礎。

2 儒家文化為明器車提供根基

儒家學說于春秋時期由孔子所創，在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后，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其對漢代明器的發展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儒家代表性人物荀子點明明器的特點：“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保?3］245明器車同樣如此，本為模型，意在模仿實用車輛的外形結構，而不具備可用性。儒家經典《禮記》闡釋明器作為喪葬用具的內涵：“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湓幻髌?，神明之也?！睗h人劉向注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于死者也。往于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為不仁；往于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故為不智?！保?4］216給死者送葬之物“極以死者之禮”會顯得不仁，而“極以生者之禮”又會顯得不智，但明器只有生器之貌，而無生器之用，以符號化的外表反映“仁”與“智”的內涵。

2.1 有實用車之貌

“仁”是指明器車具有實用車之“貌”。

一是結構方面。漢陽陵［15］陵園東側的外藏坑出土9 輛明器車，配備大量的銅質車馬器，較同時出土的實用車的車馬器相差不大，僅是按比例縮小，如14 號陪葬坑的明器車蓋弓帽（圖2-2）與K13B 號陪葬坑的實用車蓋弓帽（圖2-1）相比，兩個蓋弓帽形制細節相似，均為銅質，表面鎏金，僅尺寸差別較大。柿園漢墓的明器車均配有較齊全的金屬質地車器，包括車軎、轅頭飾、衡末飾、車轙、傘柄箍、蓋弓帽等，并且制作精致，絕大部分鎏金，也應是按照實用車的車馬器制作。還有河北定縣［16］、北京大葆臺［17］、曲阜九龍山［18］等地的漢墓，這些墓埋葬的明器車已腐朽無法辨認，出土大量銅質鎏金小車馬器，造型精致，完全按照實用車馬器制造，通過數量和組合可以推測出明器車的情況。

圖2 漢陽陵外藏坑出土的蓋弓帽[19]

二是紋樣方面。明器車紋樣的色彩、樣式甚至是位置都與實用車相差無幾，甚至更加絢麗多樣，在保證穩定性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創造性，發生藝術化超越。首先，明器車紋樣的顏色多以黑、紅、白三色為主。據《禮記·檀弓上》中記載：“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20］2176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紅，黑、紅、白三色自古就是喪葬所用顏色，隨著時代變遷，文化交融，喪葬習俗已融合三代喪葬之禮，黑、紅、白三色在明器車上都有體現?！抖Y記·檀弓上》記載：“夏后氏用明器”，［20］1290這可能是明器車多以黑色為主要色調的原因。其次，明器車紋樣的樣式較為豐富，以植物紋、云氣紋、幾何紋等樣式為主。例如柿園漢墓［21］明器車殘留漆皮所見紋樣（圖3），以云氣紋、三角紋、穗紋、菱形方格紋為主，以帶紋、波浪紋、波點紋、竹節狀紋、流線紋為輔。蕭家草場漢墓［22］、江陵鳳凰山167 號漢墓［23］等出土的軺車模型紋樣樣式以云氣紋、植物紋、方格紋為主，輔以連環紋、波點紋和幾何紋。這些紋樣樣式與實用車上的紋樣相差無幾，例如洛莊漢墓的實用車，該車的車輿、車軾、傘蓋、車輢、車轂等部件上有不同變形的云氣紋、條帶紋、三角紋等。［24］366最后，依照實用車，明器車的紋樣主要集中在承載系統和轉動系統，此部分紋樣最繁縟精致，曳引系統的紋樣較少、較簡單。柿園漢墓、蕭家草場漢墓、江陵鳳凰山167 號漢墓等出土的明器軺車上的紋樣多見于車輿和車輪等部件，與實用車紋樣所在位置基本一致。

圖3 柿園漢墓明器車殘留彩繪紋樣示意圖

三是埋葬位置方面。明器車與實用車相似，在墓葬內外均有出土，未有明顯的區別。西漢多座墓葬同時陪葬明器車和實用車，漢陽陵、洛莊漢墓出土的實用車和明器車均位于陪葬坑；柿園漢墓、雙乳山漢墓［25］、定縣漢墓、北京大葆臺漢墓、九龍山漢墓出土的實用車和明器車都位于墓葬內；大云山漢墓出土的明器車一部分葬于墓葬內，另一部分葬于車馬坑，而實用車位于車馬坑；也有與大云山漢墓［26］相反的情況，鳳棲原漢墓［27］出土的明器車一部分葬于墓葬內，另一部分葬于車馬坑，而實用車位于墓葬內。從西漢同時陪葬明器車和實用車的墓葬來看，二者的埋葬位置基本沒有區別。

四是車制種類方面。古代社會日常實用車的種類五花八門，明器車的種類也很豐富。禮制等級較高的明器安車、立車在柿園漢墓等墓中出土，禮儀性質濃厚的明器戰車在漢陽陵、杜陵、柿園漢墓等墓中也有出現，較常用的明器軺車在濟南危山兵馬俑坑［28］、云夢大墳頭一號漢墓［29］、江陵鳳凰山168 號漢墓［30］、蕭家草場26 號漢墓等墓多有發現，以及載物的牛車在臨淄山王村兵馬俑坑［31］、江陵鳳凰山168 號漢墓等墓也有出土?？梢娒髌鬈嚨能囕v種類較齊全，接近實用車。

2.2 無實用車之用

“智”是指明器車是實用車符號化、模型化后所得，無實用車之用。一是制作材料方面。陶質和銅質的明器車所占比重很大，體現出徒有其表而無法使用的特征。例如山東3 座陪葬坑臨淄山王村兵馬俑坑、濟南危山兵馬俑坑和青州香山陪葬坑［32］出土的18 輛明器車均為陶質，無影山漢墓、金雀山漢墓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明器車或明器車部分構件也為陶質。

二是形制方面。明器車尺寸普遍較小，結構簡略，導致車輛或無法轉動，或難以載重，正如《周禮正義·天官冢宰》中所載：“大喪，廞裘，飾皮車?！编嵭⒃唬骸胺矠樯裰家挛?，必沽而小耳”，明器衣物一定是“沽而小”的。又有釋義曰：“沽猶粗也?！薄肮痢睘榇致灾?，孫怡讓云：“為偶衣物粗略而小，亦示不用之義?！保?3］508-509明器衣物制作粗糙并且尺寸較小，推而廣之“沽而小”是明器所共有的特征。明器車也是如此。首先，“小”的特征非常明了。相較于實用車，明器車的尺寸普遍較小。其次，“沽”的特征體現在明器車的結構方面。在儒家仁智思想的建構下，實用車映射為明器車時發生變異，車輛結構被弱化，從而形成明器車區別于實用車“沽”的技術特征。

弱化程度較低的明器車車輛結構完整，車馬器有所減略，這種情況在明器車上非常常見。實用車通常配備的成套車馬器較多，車馬器的運用一方面是出于實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禮制要求。而明器車無須考慮實用的功能，只斟酌明器車配備的車馬器是否符合禮制等級和墓主人的社會地位。例如有的明器車配備的車馬器數量和種類不齊全，或者車馬器制作工藝較粗略。漢陽陵南區K17 陪葬坑的兩駕明器車所配備的車器與陵園內外陪葬坑明器車車馬器差別很大。這兩駕車的車馬器較為簡單，僅發現有銅質車軎和車轄，未見其他車馬器，可見同一墓葬中不同區域出土的明器車車馬器情況也不盡相同。柿園漢墓的明器車也有類似的情況，較于該墓的明器立車與安車，戰車模型的車器種類相對較少，例如不見車轙等構件，且皆不鎏金。磨咀子漢墓［34］出土的彩繪軺車模型的車器有銅質車輢飾、車軎、傘箍和蓋弓帽，并不齊全。江陵鳳凰山167 號漢墓的木質明器軺車幾乎沒有配備車器，僅在傘弓弓端發現蓋弓帽，且為木質，表明該車車馬器的弱化程度較高。另有一部分明器車，雖然車馬器數量種類較少，但工藝精良。大云山漢墓外回廊的部分明器車的傘柄和蓋弓帽為銀質并鑲嵌大量寶石，制作精美，雙包山2 號漢墓的木質明器車配備的車軎、傘箍也為銀質。［35］伍家嶺401 號漢墓的車馬器非常單一，僅出土了4 個銅質明器蓋弓帽（圖4），雖然蓋弓帽未鎏金，但制作工藝并不粗糙，甚至有的蓋弓帽工藝還很精致（圖4-3、圖4-4）。在映射過程中，明器車車馬器的弱化情況較為復雜。當然也有可能是明器車車馬器的增益減損對應的是實用車車馬器的真實情況，這與實用車的實際使用情況有關。還有相當一部分明器車未配備車馬器，例如雙墩漢墓出土的明器車。普通官吏百姓之墓出土的明器車多數沒有車馬器，例如蕭家草場漢墓、云夢大墳頭漢墓、荊州漢墓群出土的軺車、牛車模型。危山漢墓、無影山漢墓和金雀山周氏墓群出土的陶質明器車也未配備車馬器，這與車輛的制作材料有關。

圖4 伍家嶺401 號漢墓銅質蓋弓帽[36]118

弱化程度較高的明器車，車輛的組合性構件在映射后只取其外形而無法拆分。這種弱化多發生在車輛的轉動系統，因為轉動系統是“引重致遠”的關鍵性結構，也是車輛最復雜、工藝要求最高的結構，主要由轂、輻、牙、軸、軎等部件組合而成。有的明器車在映射后簡化了復雜的轉動結構，只模仿實用車的外形，而不求其功能。例如江陵鳳凰山的167 號和168 號漢墓的明器軺車的軎轂連為一體，蕭家草場漢墓的軺車模型軎、轂甚至與軸連為一體，明顯是受到“智”觀念影響的建構。

有的明器車弱化程度更高，導致大部分構件消失，僅余標志性構件表示整體車輛。例如蕭家草場26 號漢墓的明器軺車由馭手、馬和車組成，車模型結構較簡單，大致包括輪、輿和傘三部分（圖5），曳引系統的轅、衡等大構件和軛、輻、轂等較小構件都缺失。金雀山周氏墓群的14 號墓出土明器陶馬車由馭手、馬和一對車輪組成，顯然屬于車體結構的部件僅有一對車輪（圖6），雙包山1 號漢墓僅出土一木質髹黑漆車輪和一木質髹黑漆車轂表示整體明器車，［35］26-27可見這些明器車結構弱化程度之高。

圖5 蕭家草場漢墓明器車

圖6 金雀山漢墓明器車[37]

儒家文化的仁智觀念是明器車的關鍵建構因素，為明器車規定了固定不變、不容違反的規則：只具實用車之貌，而無實用車之用。這個規則是明器車存在的根基，也是其發展所呈現出的一種固定不變的穩定化傾向。

但在符合規則的基礎之上，同一時期的明器車的制作材料、結構、紋樣、埋葬位置等方面存在較大個體差異，車輛尺寸并不是按照實用車比例嚴格縮小的，形制結構較于實用車有不同程度的刪減節略，體現出一定的創造性和個別性。由此來看，明器車不僅僅是實用車的一種映射，而是在效仿實用車的基礎上有一定的發展和再創造性。因此，將明器車簡單地定義為模仿古代生活中所用的各類型車的形象而制作成的模型［38］40并不準確①《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一書中將明器定義為“模仿各種禮器、工具、兵器、日用器皿的形狀，人和動物的形象，車船、建筑物等制作而成的模型”。由此可推斷明器車的定義。。突破其物質性，明器車在墓葬中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象征。與此相似的還有其他各類明器，如生活器具、建筑（圖7）、家畜動物傭、人傭（圖8）等，這些明器如同明器車一樣，是一種符號化隨葬品，已超越對應的真實物品，再創作性非常強。隨葬的作用和意義在于其象征性，而非物質性，因此用“模型”這一概念來定義明器未能準確表達其含義。

圖7 臨淄山王村兵馬俑坑建筑明器[31]

圖8 臨淄山王村兵馬俑坑人俑[31]162-194

3 孝文化的政治化促進明器車繁榮

自西周以來，孝文化就已成為社會公認的倫理道德觀念，與“德”并列成為周代倫理基礎。此后諸子百家對孝道各有闡釋，在東周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孝經》。孝文化自然會影響到用于喪葬的明器車。

漢代政府推行孝文化，以《孝經》“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20］2545為核心，將孝的內涵從親人推廣至君主，從家庭擴大到國家，使忠孝合一，成為漢代統治階級以孝治天下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中央及地方政府實行褒獎孝行的各項政治舉措，如文帝時多次對“孝悌力田者”予以物質獎勵，并“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39］124，武帝更是以孝廉來任命官員。

孝文化在漢代的政治化使得孝道觀念深入人心，對喪葬習俗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以至于兩漢時期厚葬成風。明器是人們對逝去親人表達孝義的途徑之一，即使是“送死”之專門器物，也愈發高級化，制作工藝也愈為精湛。漢代明器車的車制種類齊全，立車、安車、戰車、軺車、牛車均有發現，制作工藝精湛，形制結構較完整。尤其是社會上層人士隨葬的明器車更顯奢華，雖然結構上有不同程度的簡略，但多數明器車車馬器配備較齊全，工藝精湛，造價昂貴，以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財富。即使是社會下層人士隨葬的明器車與東周、秦代相比也有明顯的變化，車輛結構更加完整，尺寸整體偏大，制作工藝有一定的提升。就尺寸來說，東周、秦代的明器車尺寸明顯較小，以車輪直徑為例，鳳翔八旗屯BM103 號秦墓出土的明器陶牛車車輪直徑為11 cm，任家咀94 號秦墓［40］陶車輪徑為10 cm，高莊10 號秦墓［41］陶車輪徑為15.1 cm，常德德山26 號楚墓［42］木車輪徑為15 cm，涇渭秦墓［43］陶車輪徑為7～10 cm，周家臺30 號秦墓木質明器車輪徑為13 cm。西漢時期，同為社會下層的普通官吏和平民陪葬的明器車尺寸明顯偏大，山東無影山漢墓陶車輪徑約7.3～7.5 cm，臨沂金雀山漢墓和銀雀山漢墓陶車輪徑約26 cm，①該數據是筆者于山東省臨沂市博物館調研所得。荊州蕭家草場26 號漢墓軺車輪徑為14.5 cm，江陵鳳凰山8 號和9 號墓［44］出土的木質明器車輪徑為29 cm，168 號漢墓木牛車輪徑為25 cm，湖南長沙伍家嶺漢墓的軺車尺寸最大，輪徑達到51 cm。對比來看，東周、秦代社會下層人士隨葬的明器車比西漢同階層人士隨葬的明器車小。從這個層面可以看出漢代明器車的進化，尤其是到了東漢，明器車徹底取代實用車馬，墓葬中不見真車真馬，車輛器型風格發展成熟，形制精巧，不再是簡單的模仿，再創作程度加深，技術水平可比工藝品（圖9）。

圖9 廣州郊區漢墓出土陶車[45]圖版157

漢代皇帝還設立專門為皇家陵寢以及王公貴族墓內制造喪葬器物的官府機構——東園：“少府……屬官有……東園匠十（二）官令丞……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保?9］731-733“少府”是漢時掌山海池澤收入和皇室手工業制造的官署，“東園匠”指東園工匠。因東園制作的器物主要用于陵墓中，故有“秘器”之稱：“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兇器，故言秘也?！保?6］425而且，制作工藝極為精湛：“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秘器，表里洞赤，虛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保?6］3141西安新安機磚廠的一座西漢早期墓葬中的一陶罐上寫有“東園□□”，［47］31-56應該為皇室賞賜，同墓隨葬的載人明器牛車的小型車馬器制作也非常精美，車鈴上裝飾菱形方格乳釘紋，車軎、輪軸形器、門軸飾等部件均鎏金。

4 結語

社會建構論強調社會因素在技術發展中的作用，從這個路徑出發，筆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探究了觀念文化對明器車的影響。一是喪葬觀念從“生死有別”到“事死如生”的轉變促進明器制度繁榮，促使明器車產生，為明器車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內核。二是漢代官方思想儒家文化中“貌而不用”的仁智觀念闡明了明器車的性質和特點，規定了固定不變、不容違反的規則。在此規則之下，明器車出現一定的再創造性，不僅僅是對實用車的簡單映射，而是在模仿的基礎上逐漸超越實用車，成為墓葬中一種符號化象征。三是早在西周就已成熟的孝文化在漢代成為國家層面的治國方針，使得漢代厚葬成風，用以表達孝義的明器興旺發達，明器車隨之崛起，孝文化為明器車提供了內在發展動力?？梢园l現觀念文化對明器車的建構是根基性的，影響非常深遠。文章還有很多不足，僅呈淺見，就教于諸家。

致謝：資料調研得到山東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劉延常先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蘇榮譽研究員的幫助，論文寫作得到導師關曉武研究員、王大洲教授的指導，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