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地區鄉村人口流失與社會治理的困境及對策

摘 要：勞動力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而鄉村地區的人口流失問題嚴重，使鄉村社會治理面臨諸多困境。邊境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使得邊境地區鄉村人口流動與治理問題更值得學界關注。本研究以黑龍江省中俄邊境地區的J村為例，通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發現邊境地區鄉村人口流動的方向是多種的，形態是多變的，影響鄉村人口流動的因素既有生計策略、基礎設施這種客觀條件的選擇，也存在身份認同這樣的主觀思考。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出產生留守老人與兒童、家庭或婚姻破裂、農村空心化和產業發展困難等問題，使得邊境地區鄉村社會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本研究旨在從過去的和現在的村落文化中探索鄉村治理的機制，探尋鄉土社會內生性發展的社會基礎，為邊境地區鄉村振興研究與實踐提供借鑒與思考。

關鍵詞：邊境鄉村；人口流失；鄉村治理；社會基礎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1 — ００95 — ０7

一、問題的緣起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上，要想佇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丟失本民族的文化與自信。中國是幾千年的農業大國，農耕文明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源泉。21世紀的中國正在急速向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方向發展，但中國特有的國情決定了“三農”問題不容忽視，農業、農村與農民的問題將長期存在。在高速發展的今天，第一產業的競爭力越來越不如第二和第三產業，與農業生產相伴隨產生的農村社會空間，逐漸表現出人口老齡化、村莊空心化等影響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1］中國有許許多多普通的，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村莊，正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發展與治理問題。面對逐漸走向衰落的鄉村，政府和學者都在試圖尋找讓村落社會振興的可能。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振興鄉村的主要任務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共同富?！?，農業農村發展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也在農村。［2］

處于發展或衰落過程中的中國鄉村社會，正是社會學研究要關注的重點，鄉村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緩沖空間，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穩定器和蓄水池［3］，當前鄉村的社會研究極具緊迫性。處于現代化和城鎮化快速攀升階段的中國，大規模流動的人口成為現代的標志之一，流動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存策略，而鄉村勞動力外流有其深層的社會因素。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農民為擺脫貧困的生存現狀，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帶著對未來發展的期待，離開農村社區，融入城市生活軌道，為城市發展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鄉村則失去重要支撐力量，勞動力流失成為影響鄉土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口的遷移流動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出現的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都對這一現象開展研究，在人口流動的原因、影響、機制和運動規律等方面，已經取得一系列優秀的理論成果。城鄉之間無論是在收入水平，還是在基礎醫療、教育等基本保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鄉村社會人口向城市社區遷移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會繼續?！叭恕笔菢嫿ㄠl村社會的最基礎元素，農民在其自身的生產生活中具有個體選擇權利，在鄉村社會的研究中不能忽視生活在鄉土社會中村民的主體性。

中國是一個與14個國家相接壤的陸地領土大國，陸地邊境線長達2.2萬公里，沿線分布9個?。ㄗ灾螀^）的136個陸地邊境縣（旗、市、市轄區），國土面積約193萬平方公里，邊境地區總人口數有2200多萬人。［4］20世紀90年代前，中國邊境地區基本只發揮單一的國防功能，90年代后，對外開放延邊地區，邊境地區才向經濟、文化、外交等多元功能模式發展。邊境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和安全的情況復雜，對國家總體的安全穩定有重要影響?，F代國家間的邊界是國境線，屬于地理邊界。社會生活中的行為和社會關系中的組織構成了社會邊界［5］，也就是文化邊界，在邊界上貨物和人口的流動遷移引起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有學者發現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邊境地區，出現大量探親、勞務、婚姻和升學等形式的朝鮮族人口跨國流動，這種流動既有推動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和緩解就業壓力等方面的積極影響，也存在影響國家安全和邊疆社會穩定的不和諧因素。［6］云南邊境地區也存在著大量跨境婚姻情況，并在持續增長，邊境社會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加，給邊境地區社會環境的安全帶來諸多風險。［7］中俄邊境地區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為主，特別是撫遠、東寧、黑河、滿洲里、琿春和綏芬河等較為發達的口岸城市。中俄邊境口岸的特點是數量眾多、種類齊全、分布適中，人口大規模流動也是邊境地區社會的特征之一，［8］人們的目光被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所吸引，但關于邊境地區鄉村社會的研究較少。

邊境地區鄉村社會的人口過度流失，對鄉村振興發展和國家安全穩定有不利影響，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有哪些？人口流失對邊境地區農村社會治理造成多大影響？有沒有什么辦法使人口嚴重流失的村莊不失序？探究這些問題是本研究的初衷。本文以黑龍江省綏芬河市J村人口流動現象為例，分析邊境地區鄉村社會人口流動的形態、形成因素，及其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困境，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從而探究邊境地區鄉村社會和諧穩定與發展的社會基礎。

二、J村人口流失現狀

J村是黑龍江省綏芬河市阜寧鎮的一個邊陲小村，民國時期被稱為盧家大院，1965年成立J大隊，經過多次建制改革，2001年與D屯合并為一個行政村。本村坐落于山溝之中，村落自西向東呈“個”字型展開，行政區面積21平方公里，東起中俄邊境，西至北寒村，有耕地14907畝，林地1800畝，草原面積2000畝。建村初期的人口有80%來自山東，他們輾轉多地最終定居于此，村里不種水稻，飲食習慣和節日習俗等方面仍保留著遷出地特征。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俄邊境貿易的繁榮，綏芬河市區口岸的客流、貨流急劇增加，人口從2萬迅速增長到10萬，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移民城市。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村民開始走出村子，到市里謀生，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至2021年末，J村戶在人不在的家庭有55戶150人，這些屬于常年在外謀生的長期流出人口，村里更多的是勞動力的短期流動。

（一）流動方向

J村人口流動方向多樣，主要與外流人口的生活發展需求相關，也與個體和家庭的生命周期緊密相連。根據外流人口的去向，大致可以分為本地城鎮、南方城市、俄羅斯遠東地區和原籍鄉村四個方向。

J村流出人口最多的是流向綏芬河市，邊境口岸的經商環境好，教育和醫療資源的可獲得性雖不及大城市，但要比鄉、鎮、縣更有優勢。J村距綏芬河市區僅24公里，交通較為便利。選擇居住在市區的村民大多“上有老，下有小”，農業收入不足以支撐家庭花費，“半工半耕”的生計策略是多數村民的選擇。不愿放棄農業收入的村民也走不遠，因為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土地資源的不可移動性，使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口半數留在本地區的城市或鄉鎮。如果選擇出省，需要徹底放棄農業耕作，在村民來看就是不合適的、不保險的行為。

選擇流動到南方城市的人口，基本是未成家的村民，他們敢于脫離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年輕就是資本，他們身上的家庭責任較輕，到外面去找工作競爭力更強。除了幾名高齡村民跟隨兒女家庭到南方養老，幾乎沒有舉家搬遷到南方城市的村民。青年極少在家務農，緊靠綏芬河市的小村莊，利用邊境貿易優勢和便利的出國條件，共有35人到俄羅斯經商，到俄羅斯打工和從事農業生產的村民更多。每年元旦前后和春節后，都有兩三批村民由國內公司組織到俄羅斯遠東地區從事農業生產，主要是種植棚室蔬菜和大地蔬菜。J村村民R在一家農業公司做技術指導，每年春節都會回到村里招收村民，帶20—30人到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從事出國勞務。

J村建立時間較晚，建村的目的是屯墾戍邊，最初來到山里的人口大多是外地人。據村民L介紹，J村初建時期有80%的人口來自山東，當時關中地區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在接連幾年的饑荒后，一些人背井離鄉來到黑龍江這塊地界求生。最早一批來到村里建立生產大隊的村民，現在年齡已經較高，他們的老年生活多是在本村渡過。但還有一部分村民，仍然惦記著“落葉歸根”，打算回到原籍家鄉養老，一般這樣的家庭在原籍家鄉還有血緣親屬，還保存著原來的社會網絡關系，能夠幫助他們迅速融入當地社區，獲得社區內部成員的認同。這樣的家庭很少，年邁的老人要回歸家鄉，就意味著整個家庭甚至家族都要遷移，要放棄在本地經營幾十年的社會關系，還要將土地流轉（一般是流轉給親朋好友），大部分人不會選擇離開習慣的生活空間和社會網絡，用村民自己的話說就是“不劃算、劃不來”。

中俄邊境地區的人口外流主要是由口岸地區向本省及臨省份內陸發達縣、市流動，以及向俄羅斯邊境各州以跨境土地承包為主的跨國流動。在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農忙時節，部分外流人口會暫時返鄉參加家庭勞動。近幾年因“新冠”封關，一些在國外經商或打工的村民未能返鄉，一是因為他們在國外已經感染過很多次，害怕把病毒帶回來。二是因為從俄羅斯回到家鄉必須要求第三國家中轉，費用至少在4萬元以上，所以未能在“新冠”爆發時及時返鄉的村民一時很難回流。

（二）流動形態

農村人口的流動形態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主要視家庭選擇的生計模式而定。J村每人耕地5畝，但許多地在山坡地段，大型農用機械上不去，只能用原始的畜力和人力耕種，投入多，產出少。主要農作物是大田種植的黃豆和玉米，這類基礎性農產品的價格趨于穩定，村民務農收入并不足以支持家庭的整體消費，兼業成為村民家庭生計策略的必要選擇。兼業作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在鄉村長期存在，在傳統小農社會的是指農業和手工業的互補。城市化和工業化還沒發展起來時，中國農村社會曾出現“過密化”問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滯留鄉村，但沒有等量的耕地。當貨幣經濟和商品貿易繁榮發展起來，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參與建設，鄉村人口開始大量外流，農村居民的流動形態主要是半工半耕、代際流動、男女分工和階層流動。

中國農民社會的行動以家戶為中心，鄉村家庭單位的收入具有兼業性、模糊性和不穩定性特征。［9］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計策略具有三種形式，以個體勞動時間分配、性別分工和代際分工為基礎。農民個體以勞動時間分配為基礎的半工半耕，也就是兼業，這種流動形態是對農業季節性生產方式的配合。打工和務農同時存在的生計選擇，不僅體現在個體身上，也體現在家庭勞動分工上，J村中妻子外出務工，丈夫在家務農的情況居多。因為臨近邊境，木材進口方便，村莊附近有很多木材加工廠，工廠中的工作人員女性明顯多于男性。從訪談中可知，多數女性工人多來自工廠附近的村莊，年齡大概在30—50歲之間，她們會在當天返回家庭，家庭的責任限制了她們的工作范圍。工廠里的年輕人極少，僅有的幾個女孩來自外地，是經熟人關系介紹來此工作的，她們大多沒有成家，吃住都在工廠解決。

有跨越空間地域上的流動，也存在時間跨度上的流動，如上述表1中個體與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流動變化。除去物理意義上個體或群體的流動，社會流動也是備受人們關注的現象，比如近些年來關于“寒門不再能出貴子”的社會現象研究。社會流動是個體或某個群體在社會分層結構中向上或向下變動的過程，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位置變化，有垂直流動，也有水平流動，社會學家一般關注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兩個主要方面。［10］鄉村社會個體或群體為改變其先賦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主要呈現為代際流動，當前鄉村社會首選的階層流動方式是對教育的投資與經營，“陪讀媽媽”這樣流動遷移群體的出現，就是要以一個勞動力退出市場為代價換取代際流動的可能性。隨著經濟收入增長的不同，鄉村社會出現經濟分化，城鄉二元體制下“富人進城”的思維，也推進鄉村地區的人口向鄉鎮或城市流動。

三、鄉村人口流失的社會因素

隨著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和現代化的高速發展，經濟迅速騰飛，當今社會人口大量流動已經呈現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人口63%在城鎮，36%在鄉村，城鄉人口的數量差距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會持續拉大，這些數據體現出中國城鎮化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國還存在近5億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比2010年人戶分離人口增長了88%。這種大規模人口流動得益于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戶籍制度的不斷改革優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從宏觀視角出發闡釋鄉村社會人口流失推力因素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優秀的成果，觀察與分析J村人口流動與治理情況是微觀個案的視角，再通過個案延伸法，將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結構相結合，更有利于探究鄉村社會勞動力流失的社會性因素。

（一）身份認同

J村因屯墾戍邊而建村，80%人口都是外省遷移而來，剩下的20%人口多來自黑龍江省海倫、克山、拜泉、依安和穆棱等地，他們加入J村的主要方式是投親靠友或打工包地。在大多數村民的心理有一個“老家”，降低了他們的本村人身份認同感，真正賺到錢的人和在村子生活不好的人，會選擇“回老家”或者“樹挪死，人挪活”的生存策略。這不能說明外來村民沒有對本村村民身份的認同，鄉土社會的身份認同可能是多重的，是以家庭生存發展為中心的“差序格局”。村民選擇向自身和家庭獲利更多的方向流動，這種利益可以是經濟收入方面的，可以是服務設施方面的，也可以是關于養老教育投資上面的，不同的個體和家庭有不同的選擇方向，但向發達城市聚攏的傾向是一種全國性趨勢。

中國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也是造成人口流動的一大因素。最初劃分城鄉二元戶籍制是為了防止鄉村社會過剩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為城市安全與穩定帶來隱患。隨著經濟發展，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來發展二、三產業，大量的鄉村勞動力離開鄉土社會，來到現代性更強的城市生活。鄉村和城市的二元結構是人為建構的兩種社會形態，它們彼此之間不是相互對立的，甚至是存在著密切關聯的，是不可分割的。費孝通認為傳統的城市和鄉村相生相克，城市只能從鄉村社區奪取生活資源和收入，城市社區不是生產基地，總體上克制農村。［11］當時的城市僅能作為消費集團，處于只消耗而不生產的階段，現代城市已經變成生產集團，為鄉村提供生產、生活資料，吸收鄉村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吸引大量勞動力人口，給鄉村留下勞動能力較弱或無勞動能力者，主要是老年和兒童。城鄉之間在生活質量、教育、醫療水平以及經濟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使人們更向往城市居民的身份。最能表現鄉村居民對城市身份認同的地方，就是向往體面的城市工作、住宅環境以及愿意嫁娶到城里。

（二）基礎設施

按人口流動的需求分，人口流動可以分為經濟型流動和社會型流動。生存需求是人口流動的最初目的，當生存需求被滿足之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引起人口流動的最主要拉力。在改革開放之后，城鄉之際的界限逐漸模糊，人們向往物質生活條件更為優越的城市。J村的大批年輕人為追求更高收入，從鄉村來到城市，甚至大膽的走出國門。在白天，J村幾乎看不到年輕人，青壯年勞動力的勞動場所在商場和工廠。田間地頭的農民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機械化農業生產將婦女從田地里解放出來，用當地婦女X的話來說就是：“現在種地比以前輕松多了，不用跟在大車后邊點子兒，用不上婦女了，家家都用點種機”。經濟條件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也在提升，城市社區的基礎設施更加完備，從教育資源、醫療技術等方面看，城市遠勝于鄉村。

青壯年勞動力根據養老育幼的社會需求，選擇在城市生活，即使城市消費水平遠遠高于鄉村。J村原有一所村級小學，每年只能招收幾個學生，生源嚴重不足，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加在一起不到30人。村里的小學老師都已年紀頗大，沒有正規的教育學和專門學科的學習背景，教學水平有限，不會使用現代化的教學用具，各種因素作用在一起，J村小學于2010年3月年合并到北寒小學。中學以上教育要到鎮級以上地區完成，村里學生多數到市里的初高中學習，少部分選擇到鎮上學習，村里家長普遍認為鎮上的教學水平比市里差，經濟水平好些的家庭會選擇送孩子去市里學習。人們的經濟收入在不斷增長，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與之相伴的社會型需求也隨之增加。中國人對養老育幼的重視程度彰顯我們源遠流長的傳統倫理文化，根據中國人養老育幼的社會需求，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在不斷完備，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人們的養老觀、教育觀、醫療健康觀等思想觀念隨著社會發展不斷進步，而邊境地區落后的教育和醫療水平是J村人口外流的一大推力。

（三）生計策略

人們只有先達到“倉廩實”“衣食足”，才能知“禮節”和“榮辱”，物質生存需求和精神需求都是判斷民眾生活水平的重要標準。202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931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5：1。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懸殊，是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政策的城市發展傾向性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社會發展質量存在較大差距，城市居民關注社會凝聚和社會賦權對社會生活質量的影響，而農村居民更關注的是基礎性的社會民生和底線保障，如養老、醫療、就業和住房等問題，城鄉居民間存在明顯的社會需求差異化。［12］當前我國正處于快速現代化的進程之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大幅提升，一些政策出臺的目的是想達到城鄉均衡發展，但一夕之間不可能迅速抹平城鄉之間的差距。

J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務農和外出打工，村民多數采取“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計策略?！鞍牍ぐ敫笔且环N家庭勞動分工模式，指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既包括農業收入，又包括務工經商獲得非農收入。［13］在J村，留鄉務農的主要勞動力是父母，一般在50歲以上。不外出打工是因為身體素質在下降，在勞動力市場中沒有競爭力。此外，鄉村社會的消費水平低，減輕家庭負擔，料理農事能夠為家庭增加收入，這也是鄉村家庭選擇代際分工生計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大城市已經出臺“農民工清退令”，要將60歲以上的男性農民工，55歲以上的女性農民工，從建筑領域清退。城市社區對勞動力年齡的要求，將部分的流動人口拒之門外，這些農民為了家庭生計會選擇繼續留在城市，還是會選擇回到農村？中國社會以家庭為最基礎的生產生活單位，勞動力的流動是家庭生計策略的重要部分，不同地區有不同特征，但是農村社區人口向城市社區流動仍是當前主流。

城市返鄉人員對城市社區美好生活的講述，和非農就業改變了家庭生活，不斷刺激和推動著農村人口離開本社區向城市流動。勞動力大量流出造成邊境地區農村人口結構失衡，人口數量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已經影響到邊境地區農村的可持續發展。［14］生計策略體現出農民的生存智慧，但也不能忽視其背后出現的社會問題，農村發展動力不足，人口流失嚴重，既有經濟原因，也有社會原因，社會學研究要結合田野實踐來觀察。邊境鄉村是兩國邊界區域，在地理位置和政治意義上有特殊性，邊境鄉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事實不容忽略。在現代化和城鎮化加速進程中，我國各地區都急需招攬勞動力，城市和鄉村的人才競爭十分激烈，農村家庭出于生計選擇到城市發展，要想解決農村人口大量流失問題，不讓邊境鄉村變成“空心村”，必須要重點關注農民的生計問題。

四、人口流動與社會治理困境

截止到2021年末，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有5.04億，其中流動人口為3.85億，外出務工農民1.71億，本地務工農民1.20億。［15］大規模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動易造成村莊秩序失衡、村莊空心化和村莊產業發展困難等和村莊治理相關的問題?？傮w上看，我國中西部的鄉村人口具有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移動的趨勢，東北地區作為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不景氣，就業機會少，競爭激烈，收入低，人口多向南方發達城市流動，造成“386199部隊”留守鄉村的現象。綏芬河中俄邊境鄉村地處偏僻，基礎設施薄弱，耕地較多丘陵和臺地地帶，不能實現規?；N植，農業收入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謀生。人口流失對J村治理造成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村莊內部結構不穩定，二是村莊空心化，三是產業發展困難。

J村屬于勞動力流出型村莊，村中的老齡化問題嚴重，老人和兒童占村莊居住人口的大多數。在村莊里，四十幾歲的村民就是村中的壯勞力，要是誰家需要勞力幫助，如建屋修房、農機修理等，一般會找這個年齡段的人。但村里現在的青年人口一般是在附近從事棚室蔬菜種植、木耳菌類種植或承包土地的外來農戶，并不是土生土長的J村人，他們和村里人并不熟悉，因此很多問題不能依靠村里的社會關系和網絡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中沒有“退休”，一直干活到不能干為止，所以村中老人一般不和兒女生活在一起，村莊里的生活條件不如城市，但是消費水平遠低于城市，這也是人口代際流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家庭養老一直都是中國社會傳統且核心的養老方式，個體生命的延續和代際資源的傳遞都是在家庭場域中完成［16］。無論是出于對老年生活的擔憂，還是傳統觀念的影響，J村老年人的機構養老愿望不高，甚至是排斥。除了養老問題容易造成家庭結構不穩定，村莊勞動力的性別分工模式，使夫妻雙方長期分離，也容易造成婚姻關系破裂。農村的最基礎的社會群體就是家庭，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兩種關系是家庭組織的基本軸心。［17］養老育幼維持社會結構完整和延續，婚姻的穩定與否更是社會性問題，人口大量外流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治理帶來極大挑戰。

J村以1965年修建的一條村中心路為中軸線，沿著溝谷不斷發展壯大起來，2006年被選為全省新農村試點，省市撥款六百萬元，建設道路和翻建村民住宅，村里在沒有土制房屋。寬敞明亮的新屋，沒有留住人口，J村民居有將近15%的空閑率，離開的居民基本上都已經定居城鎮，不再回到村里生活?？招幕r村主要流失的是青壯年勞動力和人才，J村原有一名女青年擔任婦女主任，任職后不久就考上市里的公務員離職，現在村里的婦女主任由本村會計兼任。中國農村基層組織是自治性組織，并非國家正式編制的公務員，不脫產，沒有工資，村干部的務工補貼和農業收入加在一起也不如外出打工收入高，因此，在村莊里沒有獲利機會的鄉村精英也會外流。鄉村精英是鄉村社會內生發展的推動力量，他們對鄉村社會的治理起重要作用，人才流失會降低鄉村有效治理的可能性。

經濟發展才能促進鄉村社會振興，社會治理與產業興旺互促，鄉村社會結構會更穩定，社會秩序會更和諧，不過人口流失造成鄉村產業發展困難。J村的北側有鎮政府組織建設的500畝木耳生產基地，南側有維多寶公司的500畝木耳基地。在木耳掛袋和采摘的時節，兩方基地就會出現勞動力不足的現象，最初木耳采摘工作雇工的要求是不超過60歲，但留在村子里的多為60歲以上的村民，當勞動力真正不足，木耳不能及時采摘時，公司和種植戶就不再設置年齡限制。甚至，兩方人馬會動用自己在村子里的社會關系去“招兵買馬”，但默認的不會用價格戰的方式，兩方的小時工資每年都差不多。村里全部勞動力都不足以供應時，他們的招工范圍就會向附近村莊擴散，甚至到鎮里和市里去雇傭勞力。村里勞動力多是老年人，他們沒有更多的精力和魄力去發展新產業，村民普遍認為大田種植更為保險，對個人和家庭來說更為安全，村莊產業發展的基本勞動力供應無法滿足，更不用說產業的拓展與創新。

五、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鄉村振興中“治理有效”是基礎，目標是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讓法律知識在農村治理體系得以普及，除了讓基層黨組織帶動民主和發展建設外，提高村民自治能力，也是讓農村社會安定、和諧有序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撐。［18］城市和鄉村都是社會整體結構中不可忽略的部分，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迅速，費孝通總結的鄉土社會“差序格局”是否已經遠離中國鄉村？當前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現代化、城鎮化進程之中，現代與傳統的碰撞在廣闊的鄉村社會上演，村民的生產生活因其改變。鄉村社會并未瓦解，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或精神維系著鄉土社會的結構與秩序，與現代性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糾纏，構成鄉村社會治理的社會基礎。

正處在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有兩種重要變量共同作用，影響鄉村社會的治理情形與結果。第一是鄉村管理體制，第二是鄉土社會本身，可以說前者是現代管理制度，后者是傳統管理制度。不同地區的農村兩種力量的強弱不同，不過，符合本地社會生活，能讓本地人接受的社會治理模式才有成功的可能性，生搬硬套的治理方式只能造成“水土不服”。從維持秩序時使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與性質來看，中國的鄉土社會是“人治”的社會，也就是“禮治”的社會，這里的“禮”不是“文明”“禮貌”的意思，而是指社會或社區共同體認可的、公認的行為規范，雖然“法”也是一種行為規范，但是“禮”的行為規范是依靠傳統來維持的，這種傳統就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19］這種“禮”，在當前鄉村社會治理中可以借鑒，或者說它從未消失，就隱藏在鄉村的熟人關系、家庭制度、傳統文化、倫理和道德觀念中，深深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行動上。

村莊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莊內生。［20］村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生成一種內生秩序，影響群體內部個體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準則。傳統社會的聯結依靠血緣和地緣，現代社會生活又加入經濟因素，增加傳統倫理道德中的理性成分。鄉村相較于城市，保留更多鄉土性特征，治理過程中“自治”成分更高。與人民公社那種國家政權強力滲透基層社會的體制相比，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中國，正在探索能夠有效維持村莊秩序的基層管理辦法，要從社區群體內部聯系構成的社會基礎出發，“熟人社會”更便于有效治理。

J村是由兩個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兩村之間的距離僅有3公里。D屯的棚室蔬菜產業成為村莊特色農業，全屯有1/3的家庭以此為生，現有58棟日光節能溫室大棚，每年為綏芬河市區各大超市、市場供應蔬菜超200余噸。J村則主要以黃豆和玉米的大田種植為主，并未發展出符合自身的特色產業，村莊兩側有1000畝木耳栽培基地，但村民僅以農閑時雇傭臨時工的身份從事生產，專職從事木耳種植的只有一戶，且在獲利之后已經舉家搬遷到市區。一個行政村的兩個自然村，產業發展差距頗大，是因為D屯蔬菜種植的帶頭人Q，在D村長大，擔任村長和村支書十幾年，他運用鄉村社會的各種關系聯結村民，成立無公害蔬菜協會，并把自己的經驗和村外的社會關系分享給村民，為D村特色農業發展提供豐富的社會基礎。而J村的兩個木耳基地，一個是鄉鎮政府的，一個是上市公司的，村民的主體性無處發揮。鄉村產業發展需嵌入鄉土社會基礎，傾聽農民的聲音，鄉土社會的延續與治理既要重視其外在運行機制，也不能忽視內在發生的機理。

六、討論與總結

農村社會勞動力流失的方向與形態多樣，從而造成鄉村空心化、秩序失衡和產業發展困難，正是當前農村社會正在發生的現狀，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探索鄉村社會穩定的可能性。農村常住人口不斷減少，人口流動性迅速提高，村民的集體參與意識淡薄，難以形成共同體認識，相互交流和幫助行為減少，傳統的鄉土性人際關系難以維持，甚至在新一代村民中互不認識，以血緣與地緣為紐帶的鄉土社會只剩下老一輩人生活其中，農村社會未來的出路在哪里？中國的鄉村振興實踐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結果如何并不是現在能夠預測到的，本文旨在提供一個社會學視角的案例分析。

人口流失是中國陸地邊疆普遍面臨的問題，邊疆村莊的空巢化是是內地村莊空巢化的延伸，內地村莊空巢，但城鎮較密集，人口流動的空間和距離不大，而邊境口岸區域本來人口就稀少，邊境地區人口不足就意味著有邊防而沒有邊民來護邊、守邊，對國家邊境安全和邊境發展極為不利。［21］J村作為一個普通的邊境村莊，人口流動和村莊治理的觀察與分析，不足以代表所有邊境地區的農村社會。它既有邊境村莊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個性特征，鄉村治理和發展要因地制宜，并不是所有村莊都能照搬華西村、郝堂村這樣的案例。只有從村莊內部出發，激發村莊內生動力，才能實現鄉村社會的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曇花一現。

中國社會的轉型與變遷不是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而是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量變過程之中，新舊社會因素相互糾纏，［22］當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現代化的劇烈沖擊之中，但是農業經濟基礎上生成的鄉土文明烙印在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之中，影響中國人的思維與行動。生活在鄉土社會中的農民群體保留更多這種本質性的特征，他們的日常生產生活、流動遷移都與鄉土社會中的社會基礎不可分割。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行為，外在力量只能是維持表面的平靜，真正對鄉村治理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隱藏在社會體制之下的鄉土社會關系、倫理思想和文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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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玉婷〕

收稿日期：２０23 — 01 — 13

作者簡介：楊玟玟（1995—），女，黑龍江牡丹江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鄉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