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輸出對中國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

陳詩淼 高長春

摘要：中國文化產品作為國際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我國貿易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文章從文化輸出的角度探討文化輸出對我國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研究。通過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兩個方面，文章得出結論：文化輸出與文化產品貿易呈現正向關系，即中國文化輸出推動了文化產品貿易的發展。

關鍵詞：文化輸出；出口貿易；文化產品

一、引言

文化是一種思想、精神、價值，是一種無形的思想內核。伴隨著文化產品的出現，文化可以具象于手工產品、油畫、書籍等多種形式的商品中，通過實體商品去表現出其內涵的思想價值。因此，文化產品是一種表達文化價值的重要媒介。在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文化產品作為貿易間中的一類，占據了往來貿易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國際貿易活動往往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地理距離為給雙方間帶來交易成本，人口規模、經濟規模也會影響著貿易促進作用，而文化因素所帶來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由于各個國家歷史背景不一，政治制度存在差異，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文化也不盡相同。在貿易往來中，受文化因素而中斷的文化產品貿易活動不勝其數。因為各國文化存在差異，甚至有沖突，海外國家無法理解本國文化產品的內涵，也無法接受其文化產品。這樣一來，文化產品貿易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因此，文化輸出是一種提高文化產品貿易額的重要方式。通過構建文化輸出的渠道，各國間能夠進行文化交流，加快本國文化在國際市場上的傳播，提高其文化的認同感，從而為文化產品貿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故本文將以實證的方式研究文化輸出與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的關系，為國家相關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基礎。

通過閱讀學者文獻，大部分的學者主要從文化對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從文化相近的角度，學者們認為相近的文化會拉近國家的關系，對貿易活動產生促進的作用。如Schulze（1999）研究工藝品貿易，認為相似的語言能夠為其貿易活動產生積極的影響。Gabriel J and Farid Toubal（2009）提出文化相似的觀點，通過對其進行測算研究，認為文化相似能夠促進國際貿易。從文化距離的角度，一部分學者們認為文化距離勢必會對貿易往來活動帶來無形的阻礙，對國際貿易產生不利的影響。Disdier（2010）認為文化距離將會提高貿易中的活動成本，與國際貿易呈反向的關系。Yuki Takara（2017）基于音樂貿易的研究，認為文化差距為雙方音樂交流中帶來了阻礙，抑制了貿易活動。國內學者臧新、林竹、邵軍（2012）同樣認可該觀點，減少文化差距能夠對貿易活動產生促進的作用。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文化距離會為商品帶來比較優勢，能夠促進文化產品貿易。如Linders.Slangen（2005）在研究中認為文化距離與文化產品出口呈現正向關系。從文化產品貿易影響因素研究，學者們認為經濟規模、地理距離、人口規模、政策制度等因素對文化產品貿易產生一定的作用。如許陽貴、劉云剛（2019）在研究中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與貿易呈現正向的關系。陳曉清和詹正茂（2018）認為政府政策能夠對貿易產生促進的效應。同時，有少部分的學者從文化輸出的渠道進行探究，認為孔子學院、建立友好城市關系渠道會加快文化交流，對文化產品貿易產生積極的影響，如曲如曉、曾燕萍（2016）、謝孟軍（2017）、韋永貴、李紅、周菁（2018）。

基于以上分析，文化因素對于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文化輸出能夠促進文化交流，助推了文化產品的貿易發展。但是學者基本是基于單個文化輸出渠道進行研究分析，并沒有綜合考慮文化輸出渠道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多種渠道分析構建文化輸出指標，研究文化輸出對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

二、理論基礎

（一）相關理論

1. 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在比較優勢理論中提出，各國由于存在比較優勢而進行國際貿易，出口自身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自身比較劣勢的產品。對于文化產品來說，文化產品自身內涵的價值是其比較優勢。簡單來說，本國文化產品在其他國家是獨特的產品，具有差異性，海外國家的居民對其產品具有進口需求，因此，文化產品跨國貿易會產生。例如中國的國畫、故宮文創產品，這些都是主要出口的文化產品。

2. 文化認同理論

Erik H Erikson最早提出文化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進入新的文化，認識、了解并認可文化，這一過程即文化認同。在跨國來往中，文化認同能夠拉近雙方間的關系，讓海外居民了解其文化。因而，海外居民能夠感受到文化產品的內涵，增加其文化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了貿易往來。

3. 文化折扣理論

Hoskins和Mirus最早提出“文化折扣”。在國際貿易中，由于國際貿易存在差異，貿易往來中經常發生文化的摩擦或者沖突。當文化產品無法被其他國家接受，則本國的文化產品在市場中缺乏競爭力，文化產品出口額將會大打折扣。因此，文化輸出在國際貿易活動中至關重要。通過文化輸出的方式，本國可以加快其文化的傳播，減少交易中的文化折扣效應，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

（二）理論模型

根據理論基礎分析，本文構建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研究文化差異與跨國貿易之間的關系。假設存在本國（x）和外國（y）兩個國家，其中，本國（x）向外國（y）出口文化產品i，出口數量為C。國際貿易間存在地理因素造成的成本，設txy為折扣成本。而沿線國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之間具有差異性，故本文將文化差異考慮進來，設βxy為本國x和外國y之間的文化折扣。因此，本國x對外國y出口產品i的價格應該為：

Pxy=（1+txy）×Px（1）

Cy=∑■■（β■C■）■■（2）

s.t.∑PxyCxy=Ey（3）

效用最大化解應該為：

Cxy=μEj（P■■β■■/P■■）（4）

最后，本國x對外國y出口額為：

PxyCxy＝μEjP■■P■■（1+txy）-σβ■■（5）

根據公式（5）結果，本國（x）對外國（y）的出口受文化差異的影響。由于σ是大于1，所以文化差異與國際貿易呈現負向關系。因此，文化差異對文化產品貿易產生抑制作用。

三、實證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選取2008～2018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由于數據存在缺失，本文最終選取了36個沿線國家。經過數據整理后，本文先對文化輸出進行測算，再采用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一）測算文化輸出指標

在進行實證分析前，本文首先確定實證分析中國文化產品出口國進行確定。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對文化輸出指標進行測算。由于文化輸出渠道存在多種方式，本文從教育交流、平民交往、媒體交流和城市外交四個方面進行指標選擇，并基于此進行指標構建。如表1所示。

本文運用SPSS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了主成分分析的結果。詳情結果如表2所示。本文保留前三個主成分，設為CB1，CB2，CB3。以方差貢獻率為權重，本文即可加權測算出文化輸出效果綜合得分。

CB=0.35208CB1+0.31596CB2+0.19106CB3

（6）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其中文化輸出為解釋變量，中國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為被解釋變量。并加入經濟規模、人口規模、政府效率、法制完善度、貿易自由度等控制變量。具體的回歸模型如下：

LNEXPijt=β0+β1LNGDPjt+β2LNPOPjt+β3LNDISTij+β4LNCBijt+β5LnTFjt+β6GEjt+β7RLjt+εijt（7）

其中，i為出口國（中國），j為進口國，t為年份。CBijt表示中國在t時期對j國文化輸出得分，數據來源于本文測算結果；EXPijt表示中國對j國文化產品出口額，數據來源于trade map數據庫；GDPjt表示j國家的經濟規模，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數據庫；POPjt表示j國人口規模，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DISTij表示為中國和j國家之間地理距離，數據來源CEPII在線數據庫；TFjt表示為在t年j國貿易自由度水平，數據來源于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年度報告；GEjt表示為j國的政府執政能力，數據來源于全球治理指標；RLjt表示為j國的法律完善度，數據來源于全球治理指標。β0為常數項，β1、β2、β3、β4、β5、β6、β7為待估計系數，εijt為隨機誤差項。

基于混合回歸、固定效應、隨機效應回歸分析，本文最終選擇了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如表3所示。擬合回歸方程如下：

LNEXPijt=2.873+1.405LNGDPjt-2.056LNPOPjt+0.444LNCBijt+1.671LnTFjt+0.058PVjt+0.648RLjt（8）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本文可以得出文化輸出能夠促進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的發展。文化輸出通過了檢驗，且系數為正，說明了文化輸出每提高1%，中國文化產品的出口貿易將會增加0.444%。沿線國家經濟規模、人口規模、貿易自由度和法律完善度變量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經濟規模、貿易自由度和法律完善度系數為正，即該因素對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產生促進的效應；而人口規模系數為負，即人口規模的增長將會對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產生阻礙的作用。

綜上分析，本文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文化輸出與中國文化產品貿易呈正相關。即文化輸出能夠促進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的發展。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從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文化輸出對于中國文化產品產生促進的影響。伴隨著文化輸出不斷拓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差距隨之減少，文化交流不斷地深入，為中國文化產品貿易起到了推動的作用?；诖?，本文提出幾點建議：一是我國需要加強文化輸出的重視程度，拓寬文化輸出的渠道，加快推動中國文化走向國際的步伐。二是我國需要借助信息技術方式，推動建立文化產品平臺，讓國內外優秀的企業聚集起來，為他們提供交流的平臺，促進文化交流。三是企業應該主動創新文化產品，在傳遞中國文化價值的同時，企業還應該緊跟時代潮流，進行產品創新，從而提高中國文化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參考文獻：

[1]Günther G.，Schulze.International Trade in Art[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9，23（1-2）：109-136.

[2]Felbenmayr G.J.，Toubal F.，Cultural proximity and trad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0，54（2）：1-293.

[3]Disdier Tai.，Fontagne，L.，Bilateral Trade of Cultural Goods[J].Review of World IN 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Economics 2010，145（04）：575-595.

[4]Yuki，Takara.，Do cultural differences affect the trade of cultural goods？A study in trade of music[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17（02）：1-25.

[5]臧新，林竹，邵軍.文化親近、經濟發展與文化產品的出口——基于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2（10）：102-110.

[6]Groot H.L.F.D.，Linders，G.J.，Rietveld P.，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J].Kyklos，2004，57（01）：103-123.

[7]許陽貴，劉云剛.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及其影響因素[J].熱帶地理，2019，39（06）：855-868.

[8]陳曉清，詹正茂.國際文化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美國1996～2006年對外文化貿易雙邊數據樣本為例[J].南京社會科學，2008（04）：90-94.

[9]曲如曉，曾燕萍.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的影響[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37（09）：69-76.

[10]謝孟軍.中華文化“走出去”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7，33（01）：32-46.

[11]韋永貴，李紅，周菁.城市外交會引致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增長嗎？——基于友好城市數據的實證檢驗[J].現代經濟探討，2018（02）：62-71+99.

[12]高越，李榮林.分割生產與產業內貿易：一個基于DS壟斷競爭的模型[J].世界經濟，2008（05）：13-23.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社規劃項目“文化產業數字化融合創新及共生生態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21JGO15—ECK117）。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