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清末民初“浙學”

［摘要］清末民初的“浙學”在傳統學術領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章太炎、孫詒讓和王國維等人的學術觀點雖多有差異，但在治學理念和方法上卻不約而同強調獨創、不拘一格，均堅持勇于向權威和傳統經典挑戰的態度，這引起雖留學美國卻始終關注國內傳統學術狀況的胡適的注意。彼時胡適正處于思考如何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變革的關鍵時期，他與這些“浙學”代表人物通過研究個案產生的“對話”無疑對其產生刺激和復雜影響，“浙學”代表人物體現出的“疑古”和叛逆思想與杜威實驗主義哲學產生一定的契合，于潛移默化中促進了胡適實施創作白話詩和提倡新文學的舉措。由此，對胡適與近代以來“浙學”代表人物的學術觀念和治學態度之異同進行考察，有助于加深對其萌發倡導新文學運動之內在動機的理解。

［關鍵詞］胡適;清末民初浙學;五四新文學;中國現代學術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地方路徑起源的文史考證與學科建構研究”（21&ZD266）之子課題“晚清民初學術地理與現代文學起源”。

［作者簡介］劉克敵（1956-），男，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杭州 311121）。

1919年5月3日，胡適在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所寫再版自序的最后一段特意感謝了七位已逝和健在的學者，除卻高郵二王外其余五人都是浙籍學者：俞樾、孫詒讓、章太炎、錢玄同和朱希祖。這不僅說明彼時浙籍學者在傳統學術界的顯赫地位，也說明他們的學術思想深刻影響了胡適的學術研究——至少是其早期研究。

關于胡適在新文學運動萌芽時期所受中外文化影響方面，迄今研究較多者為胡適與以杜威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化關系以及胡適與早期《甲寅》關系研究等，近現代“浙學”代表人物章太炎對胡適的影響，也通過章太炎與錢玄同及周氏兄弟關系的研究有所體現。但已有研究大都是從舊文學與新文學的內在聯系或相似處論述，較少注意清末民初傳統學術特別是近代“浙學”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對胡適倡導新文學運動的潛在而復雜的影響——這種影響更多通過對胡適從事的學術研究而非文學創作體現出來。據此，本文嘗試對近代以來“浙學”發展演變情況進行簡單梳理，然后論述胡適如何承受這些學術資源并應用于早期的學術研究，最終對其萌生倡導新文學和創作白話詩之舉動產生間接或潛在的復雜影響。

一、近代以來“浙學”發展概述

王國維在談到清代學術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绷簡⒊恼f法則是：“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30頁。兩人說法雖稍不同，但都認為晚清學術的特色就是“新”。這個“新”究竟新在何處？當然主要是“新”在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和現代學術理念，也有對傳統學術和治學理念的“新”的反思。近代以來的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從學術地理視角看大致可以分為粵學（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蜀學（以廖平、吳虞為代表）、湘學（以曾國藩、王闿運為代表）、閩學（嚴復、林紓）、江淮之學（以戴震、王念孫、段玉裁和桐城派為代表）、浙學（以龔自珍、俞樾、李慈銘、沈曾植、章太炎、孫怡讓等為代表）等。如以學術師承為線索，則較為明顯者有從曾國藩到俞樾再到章太炎及章門弟子這條線和從王闿運到廖平再到康粱、吳虞這條線。如以“今古”經學而論，則前者這條線大致尚古，而后者大致崇今。而余英時在談及民國初年中國學術界狀況時是這樣劃分的：“在經學領域內，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正處于尖銳對峙的狀態：前者有章炳麟、劉師培，后者有廖平、康有為、崔適，都卓然成家。在子學領域內，則章炳麟和梁啟超的影響最大。此外更有以最精密的方法、最新穎的觀點開拓新學術疆土的王國維?！?/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重尋胡適歷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6頁。余英時的劃分大致不錯，所提及幾位都是彼時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尤其注意到王國維治學的善于創新。不過，他們觀點立場雖然有別，但在治學中強調獨創和批判（疑古非圣）方面兩者又較為一致，對此錢基博指出：“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闿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啟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匯合于蜀（吳虞）；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p>

錢基博：《四版增訂識語》，《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50頁。錢基博此語發于1936年，似有把期間各學派思想淵源厘清并整合之意，而整合之緣由即在于它們均有“疑古非圣”之特色。當然，時間再上溯，則還應注意到龔自珍和魏源，特別是龔自珍對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界影響至深至巨已為常識，不贅。

僅就“浙學”而言，有清一代浙江學術的開山人物當屬黃宗羲（梨洲）及其老師劉宗周（蕺山），如果上溯他們的學術傳承，顯然無法擺脫明代大儒余姚王陽明的影響。黃宗羲之被稱為開山人物，在于他治學既有繼承更有突破，對后世浙籍學者影響極大。誠如錢基博所言：“梨洲平日講學精神，早已創辟新局面，非復明人講心性理氣、講誠意慎獨之舊規。茍略其場面，求其底里，則梨洲固不失為新時代學風一先驅也?！?/p>

錢基博：《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0-31頁。梨洲之后，“浙學”代表人物就是章學誠，晚清“浙學”幾位學術大師如龔自珍、俞樾、李慈銘、沈曾植、章太炎、孫怡讓等，都程度不同受章學誠學術思想影響。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實齋著述最大者，為文史、校讎兩通義，近代治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實齋著《通義》，實為針砭當時經學而發，此意則知者甚尠?！?/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420頁。

為此錢穆引章學誠在《上辛楣宮詹錢大昕》信中“學誠從事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茍欲有所救挽，則必逆于時趨”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420頁。

一段以為佐證。錢穆指出章學誠對戴震（東原）之學頗有異見，故著書“求挽救戴氏議論”，卻“不肯暢所欲言，以招時毀，隱約其辭，婉轉其說，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424頁。

。顯而易見，錢穆在此重點強調的是章學誠對以戴東原為代表之古典經學的質疑和反對態度，如對此進一步考察，則章學誠與戴東原論學之異同，就是“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其在清初，則為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陸之異同也?！?/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426頁。

錢穆的眼光果然獨到，看出章學誠的學術淵源所在正是黃宗羲及陸九淵之后的王陽明，并隱約暗示“浙學”的一個治學特色就是求新和反對守舊。至于胡適本人，不僅對章學誠的學術大加贊賞，譽為三百年來學術上有獨立思想的數人之一：“清儒有鑒于宋明學者?？坷斫獾奈ｋU，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焙m：《〈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4頁。更是親自編撰《章實齋先生年譜》，在他的推動下，章學誠研究在當時竟成為學術熱點。

梁啟超對黃宗羲等“浙學”代表人物的評價與錢穆大同小異，只是在具體評價上能夠注意到學術發展中的地理因素，并對“浙東”之學評價更高。針對章學誠推崇“浙東”幾位學者的一段評論，梁啟超指出：“從地理關系上推論學風，實學術史上極有趣味之問題。實齋浙東人，或不免有自譽之嫌。然則這段話，我認為大端不錯，最少也可說清代史學界偉大人物，屬于浙東產者最多?！?/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2頁。又如他評價黃宗羲的學風“很有點像近世實驗哲學的學風”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4頁。幾乎說出了胡適和黃宗羲治學的相似之處。他還指出試圖從桐城派手中解放出來“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龔自珍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1頁。，而胡適更是不止一次地引用龔自珍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表明他對龔自珍的偏愛，也與他早年在日記中所說“我現在只希望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讓后來的能者做細致的工作”保持一致。

王元化：《胡適的治學方法與國學研究》，《讀書》1993年第5期。在敢于開風氣之先這方面胡適顯然受龔自珍影響極大，也與胡適好勝之心強并喜標新立異之性格有關，對此他早在留美期間就有清醒的審視：“有人謂我大病，在于好立異以為高。其然？豈其然乎？所謂立異者何欲？不茍同于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肆愓咭?。吾竊有慕焉，而未能幾及也?！?/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九，?？冢汉Ｄ铣霭嫔?，1994年，第45頁。

另一方面，在注意到近代以來學術發展中的地理因素時也不可過于夸大這方面的影響。即如近代浙籍學術大師俞樾而言，其治學固然受他之前幾位“浙學”大師影響，但曾國藩所代表之“湘學”對其影響也是至深至巨。而章太炎雖屬于所謂“浙西”之學，但其學術思想和治學理念明顯承繼“浙東”者更多，在強調以治小學倡種族革命的同時，卻對同屬浙西的龔自珍以公羊之說治學頗不以為然——其實他們兩人治學都明顯帶有工具論（治學為政治變革服務）色彩。對章太炎之治學風格錢基博有如下評論：“既多涉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宏肆。而治《說文》尤精……而經典專崇古文，記傳刪定大義，往往可知。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顧好盛氣攻辯，言革命而不贊共和，治古學而兼稱宋儒，放言高論，而不喜與人為同?！?/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59頁。而梁啟超可能出于感同身受之故，對章太炎的評價則更多關注其治學與政治革命關系：“他本是考證出身，又是浙人，受浙東派黃梨洲、全謝山等影響甚深，專提倡種族革命，同時也想把考證學引向新方向?！?/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7頁。不過，假如只就學術上對經典敢于懷疑并多有離經叛道、標新立異之說這一點來說，則上述幾位浙籍學術大師，無論屬于浙東還是浙西顯然都較為突出。章太炎這方面自不必論，其師俞樾身為經學家卻對通俗文藝非常重視和喜愛，在小學考證中也多有可怪之論甚至發離經叛道之言。這種泯然不同于眾的態度自然影響到章太炎，也會引起胡適的注意和同感。有學者指出：“一個具有個性、具有獨立思想的人不會人云亦云、盲聽盲從，他會有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思考與發現，會用質疑批判思維來審視前人已有的思想，發出‘從來如此便對嗎？的吶喊。這種個性意識和質疑批判思維會轉化成一種創造意識，以不同的形式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p>

呂周聚：《論魯迅的現代國民性建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此言雖說的是魯迅，但其實也適合胡適?；蛟S正是出于“敢于質疑”這一點胡適才對這些浙籍學者有更多的學術關注——無論是贊美還是質疑他們。由此再進一步，胡適就會有意無意之間把學術研究中的善于質疑和反叛傳統轉移到對文學變革的思考，加上從杜威等人承受的西方近代文化理念和治學方法，其終于走上以提倡白話詩開始的新文學道路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胡適早年治學實踐與“浙學”

胡適晚年在回憶新文化運動初期狀況時，不止一次提到錢玄同的大力支持：“錢氏原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炳麟）的門人，他對這篇由一位留學生執筆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的文章，大為賞識，倒使我受寵若驚?！薄板X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p>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頁。胡適對此事念念不忘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錢玄同的支持，他和陳獨秀倡導的“文學革命”很可能會夭折，畢竟在錢玄同的背后有其師章太炎和一批聲名顯赫的章門弟子。

身為皖籍學子按照蔡元培明顯帶有辯護色彩說法所謂有皖學傳承的胡適，在與陳獨秀合力倡導“文學革命”之時，一方面，由于其“留學‘西洋，求學歐美，對西方現代學術體系有著更為直接的接觸和研習”

姜麗靜：《興學弘教恒于師道——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能夠充分運用西方近代文化資源，另一方面，在以傳統反傳統方面也應從皖籍前輩學人那里尋找思想資源。而胡適除受父親影響外，也確實受到一些皖籍學者如朱熹、戴震等人的影響，對此王元化有這樣的論述：“不過，胡適少時在家鄉親友熏陶下，也確實受到他后來在口述自傳中所說的‘我國十九世紀一些高等學府的治學精神的影響，這是指由當時龍門書院山長揚州著名經師劉熙載和南苦書院山長名儒黃以周等所傳播的學術空氣。胡適在口述自傳中，特別提到龍門書院所刊印的朱熹、張載等人的語錄。他對張載說的‘為學要不疑處有疑這句話留下了深刻印象?！?/p>

王元化：《胡適的治學方法與國學研究》，《讀書》1993年第5期。不過此處所說這些學者有些并不屬于皖籍，更有意思的是胡適早在留學美國時對桐城派的治學就沒有好感：“頃得吳摯甫《點勘墨子讀本》，讀之終卷，僅得可采者一二事耳。古文家治經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窍壬M并《十三經注疏》亦未之見耶？若然，則古文家讀書之少真可令人駭怪矣?！?/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五，第325-326頁。由此新文化運動期間皖籍文學與學術的主要代表桐城派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和批判對象而列入史冊，看來絕非僅僅出于浙籍學者錢玄同等人的私見，桐城派的代表方苞、劉大魁和姚鼐被陳獨秀和胡適列為“十八妖魔”之列也并非偶然。與此相對應的是，胡適不僅在倡導新文學方面，而且在傳統學術的研究和整理方面都明顯受到彼時“浙學”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在留學美國時期。彼時胡適與浙籍學者并未有直接意義上的學術交往，而所謂的“某籍某系”也尚未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形成占支配地位的勢力，如此胡適對彼時浙學代表人物如李慈銘、俞樾、孫詒讓和章太炎等人學術思想的關注才格外值得重視——這一方面意味著浙籍學者彼時在學術界影響極大，加之他們的研究與胡適的研究有重合之處——如他們都對《墨子》研究較為關注等，這自然使得胡適有意無意地被其學術思想吸引；另一方面說明胡適之所以被吸引可能正在于這些浙籍學者在治學理念、方法等表現出的懷疑、批判和勇于創新的態度。

我們以現存胡適日記和書信為基礎，先檢視一下胡適留學之前及留學期間對彼時傳統學術及浙籍學者論著的閱讀和評價情況。1914年6月胡適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要求家人把《楚辭集注》和《墨子》寄給他。查同時期胡適留學日記，有大量記錄、閱讀和探討傳統學術的文字如對律詩與賦關系的分析和對《老子》中“三十幅共一轂”的論述等內容。事實上胡適留學日記中對傳統文化的論述與對西方和美國文化的記錄感想等差不多占有相同篇幅，說明胡適并未因在海外而忘卻對傳統文化和學術的關注，請家人寄中國古籍只是例證之一。在1914年12月寫給胡近仁的信中，胡適這樣表達對傳統文化的關注：“適近年以來，為蟹行文字所苦，國學荒落不可問。偶有所感，間作詩詞，惟都不能佳?！?/p>

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1頁。所謂“蟹行文字”顯然是指英語，胡適如此抱怨因學習英語影響其“國學”研究，以致“荒落不可問”，說明他對傳統文化的關注程度并不下于對西方文化的重視與學習。胡適直到晚年，在回憶中還提及他留學美國時所攜帶的中國古籍就有《十三經注疏》等，并在閱讀中引發對漢宋兩派治學理念差異的思考，

對此可參看唐德剛譯注的《胡適口述自傳》，第118頁。也說明胡適對留學美國時的學術準備為后來的“暴得大名”奠定堅實基礎有清醒的認識。

至于具體的浙籍學者及其論著，在胡適早年書信日記中出現的次數也不算少。以下列出幾條并簡單說明：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論《孝經》：“《漢志》曰：‘《孝經》，張禹傳之。案是書來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蹲髠鳌纷詮堄硭鶄骱笫紳u行于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人之所為也?！?/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一，第168頁。

姚際恒是浙江杭州人但祖籍安徽，初善作詩，后專心治經，尤善考證古籍真偽，是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學者。其《古今偽書考》，辨經、史、子三類中有偽書六十九種，真書雜以偽者十種；非偽書而作者偽者七種；書非偽而書名偽者二種；未能定其著書之人者四種。另有《詩經通論》是清初疑古派《詩經》學的代表著作。估計就是“疑古”這一點引起胡適的興趣，才將其文字錄入日記。

在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后，胡適有如下評論：

太炎先生此論，可謂無的放矢矣。萬國新語之長處，正在其聲簡易通。

又針對章太炎所提出的三十六“紐文”和二十二“韻文”，胡適認為：

此譜之韻文全不可用，紐文亦有瑕疵。太炎之長在于辨紐，其短在于辨音太疏也。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第182-188頁。

“萬國新語”說和“漢字統一”論是彼時學術界討論漢字命運而走向極端的兩種代表性觀點，前者主張推廣拼音，用“萬國新語”取代漢字，后者則為日本之國粹派所創，他們之所以推崇漢字的尊崇地位，不過是出于想抵抗外來文化特別是歐洲文化入侵的保守心態，并非真正出于對中國文化和漢語的尊重。章太炎對于日本的“漢字統一”論并不特別關注，而是擔心被國內張之洞等參與此論者所利用，因為“漢字統一”意味著漢字自我革新的能力消失，終究會導致漢字的消亡。至于提倡用“萬國新語”取代漢字，更受到章太炎的駁斥，認為提倡此說者“于中國社會情形，如隔十重云霧”，“猶以二簧之演歷史也”

章太炎：《與吳稚輝》，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頁。，此說代表人物有李石曾和吳稚輝等，他們極為激進地提出漢字改革可以省略掉“編造中國新語”這一環節，直接放棄“中國野蠻之文字，改習萬國新語”。

魯迅、錢玄同等人后來提出的廢除漢字、改用世界語等主張，其源頭當出于此。對此章太炎強調漢字有其獨特的表意和審美特征，這是“萬國新語”不可能具備的，如果被簡單放棄，漢語固有的文學性就會消失。漢字當然可以改革，為此他提出編制音韻表、改革漢字書寫形式等，實際上為后來的漢語拼音和簡化字提供了思路。當然章太炎更在意的還是如何以治小學來言革命這一點，就是治學不忘革命，誠如他1906年7月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所說：“用國粹激動種性（姓），增進愛國的熱腸”，對此胡適可能還是無法真正理解。另一方面胡適對吳稚輝極為推崇，看中的就是吳稚輝的激進，“在思想界里他仍是一個打先鋒的少年?！?/p>

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75頁。彼時的胡適可能沒有意識到，其實章太炎的以治小學倡革命不是更“暗合”他的以作白話詩倡文學革命，或者是“暗合”他的以“整理國故”來實現中國文藝復興的夢想？

被胡適關注的當然還有俞樾這位經學大師，其中不僅有從俞樾《茶香室叢抄》中摘錄的有關“吾我”用法的例證，更有閱讀俞樾著作的感受：

昨日怡蓀寄贈所手抄之俞樾《讀公孫龍子》一冊，讀之甚快。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第225頁。

公孫龍為戰國時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為《公孫龍子》，其中最重要的兩篇是《白馬論》和《堅白論》，提出了“白馬非馬”和“離堅白”等論點，是“離堅白”學派的主要代表。俞樾的經學研究，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實事求是精神和治學門徑，反對空談義理；一方面又形成了“以疑存疑”、敢于質疑的學術風格。眾所周知，學術研究中有一條“孤證不立”原則，意思就是如果某個結論只有一條證據，那么這個結論不能成立。不過俞樾卻認為，不管某種理論多么荒謬，只要能獲得至少一條證據的支持就應該兩存其說。他也經常把這個觀點付諸實踐，在《詁經精舍自課文》和《經課續編》中，就常有就同一論題得出多個答案的情況，對此顯然應該從他敢于質疑的立場來理解。盡管學術界對俞樾這一治學特點的評價存在分歧，但無論如何也許正是這一點影響了胡適。

在近代浙籍學者中，李慈銘是一個標志性人物，他學識淵博，善治經學、史學，并長于駢文，被稱為“舊文學的殿軍”“最后的樸學家”。他的數百萬字《越縵堂日記》，內容極為豐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堪稱一部文史、學術寶庫，因此被譽為“晚清四大日記之冠”。胡適承認自己能堅持寫日記和李慈銘有關，據其1921年4月27日日記，“看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第三冊。這部書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記的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4頁。該年5月4日日記，“下午，專補作日記。日記實在費時不少。古往今來日記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記能持久的人真少?！贝撕笕沼浿胁环﹂喿x李慈銘日記的文字，甚至一年后仍然在讀，如1922年7月21日：“讀李慈銘的《日記》，很有趣味，晚上在床上作了幾首六言的詩，題這部書?！敝?月22日、26日、27日、28日都有讀李慈銘日記的內容。由于李慈銘在彼時學術界的影響較大，使得眾多浙籍文人可以藉此進入學術圈子，當年蔡元培一入京就立刻拜訪同鄉李慈銘，并在中進士后于1894年6月成為后者的家庭教師，這種人際關系自然有利于蔡氏進入上層士大夫交際圈。也正是因為兩人關系非同一般，蔡元培才會《越縵堂日記》的出版格外關注甚至親自主持協調出版事宜。另一方面，李慈銘對浙籍同鄉雖大致都是盡力提攜，但在學術上卻實事求是，不輕易褒貶他人。如他光緒丁丑9月27日日記評價俞樾的《湖樓筆談》為“可取者固多，而好逞私意，輕古義，聰明之過，亦往往落子小慧?！庇秩缙涔饩w庚辰12月5日日記說俞樾“其談經二卷，喜為新說，多不可訓。談史漢二卷，考證多密。談小學一卷，尤為精致?！比绱嗽u價可以說是抓住了俞樾治學的要害，也多少點出浙籍文人治學的傾向即“好逞私意”和“喜為新說”。其實李慈銘本人性格和俞樾倒有幾分相似，他愛憎分明又心直口快，遇事不避權勢顯貴，甚至當面議論臧否人物，即便得罪他人也不在意。他在治學方面也是如此，看到自己不喜歡的就大發議論甚至批評，日記中此類內容很多。從這點來說，胡適欣賞李慈銘其人及其日記不是沒有道理。

胡適的傳統學術研究，可以說是從對《墨子》的研究開始，也因此他對俞樾、孫詒讓和章太炎的《墨子》研究有較多了解。在《〈墨子·小取篇〉新詁》中，他明確對俞樾的觀點給予駁斥。以下是《墨子·小取篇》的第一段：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俞樾認為文中的“焉摹略萬物之然”的“然”當為“狀”字之誤。胡適認為不對：“俞樾曰，‘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為肰，因誤為然。俞說非也，然字不誤?！焙m的解釋是此處的“然”是物之所以然之意，即“如此”之意，并引《說文》為證，應該說胡適的見解正確。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192-193頁。胡適此文還多次出現與章太炎、孫詒讓觀點商榷之處，有些承認他們的觀點正確，有些則通過自己的考證明確指出其錯誤。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胡適對孫詒讓和章太炎有這樣的評價：“清代的漢學家，最精?？庇栐b，但多不肯做貫通的功夫，故流于支離碎瑣。?？庇栐b的功夫，到了孫詒讓的《墨子間詁》，可謂最完備了（此書尚多缺點，此所云最完備，乃比較之辭耳。）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到章太炎方才于?？庇栐b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于貫通的一類?！对贰睹饕姟贰洱R物論釋》三篇，更為空前的著作。今細看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為比較印證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于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里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p>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胡適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9-220頁。顯而易見他對章太炎的評價更高。一般而論，“胡適的墨學研究承續了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研究傳統。如果說孫詒讓使用傳統的?？?、訓詁的學術方法對近代墨學研究做一次系統總結的話，那么，胡適則是第一個真正用近代科學的方法對墨學做一次系統的研究?！?/p>

謝啟揚：《再論胡適的墨學研究——以近代墨學研究史為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1919年5月，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再版自序》中說：“對于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并在《導言》中認為《墨子》研究直到章太炎“才于?？庇栐b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其原因正在于章太炎能運用外來文化知識——“正因太炎精于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為比較印證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于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里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

胡適：《胡適全集》第5卷，第196、220頁。從胡適早期日記書信中可以發現，其早期學術研究直接受章太炎觀點影響或與章氏觀點商榷者很多。這一方面和章太炎彼時在中國學術界的顯赫地位有關

對民國初年章太炎及弟子在學術界、教育界之影響和地位，桑兵在其《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有詳盡論述，可參看。，一方面也說明章太炎的學說有吸引胡適之處或者說胡適對章氏有關學說較為敏感。章太炎雖然被胡適目為舊文學和傳統文學的殿軍，但無論其學術思想和文學觀都并不能簡單以保守概括，相反多有對傳統的批判和質疑——這應該是引起早期胡適關注并進而撰寫有關文章的根本原因。胡適早期的學術研究成果如按照時間順序，最早當為寫于1911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胡適對此文非常重視，認為“去國之后之文，獨此篇可存”，故收入1916年2月24日日記，“以識吾衰退，用自警焉?！?/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第198頁。此文為胡適運用《馬氏文通》解讀《詩經》中“言”字等虛詞用法的初步嘗試，目的不僅“為以新文法讀吾國舊籍之起點”，且希冀“俾后之學子能以文法讀書，以文法作文，則神州之古學庶有昌大之一日?！?/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第201頁。不過，胡適真正受章太炎影響的學術論文當為《吾我篇》，因為其撰寫起因直接源于章太炎，且看他自己的說法：“吾既論古人用爾汝二字之區別，每思繼論吾我二字之用法。后以事多，匆匆未果。一夜，讀章太炎先生《檢論》中之《正名雜義》，見其引《莊子》‘今者吾喪我一語，而謂之為同訓互舉，心竊疑之；因檢《論語》中用吾我兩字之句凡百十余條；旁及他書，得數百條；參伍比較，乃知古人用此兩字分別甚嚴。而太炎先生所謂同訓互舉者，非也?！?/p>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第182頁。比較一下胡適日記中有關文字和后來所發表文章，他對章太炎治學不滿的一句話在發表時刪掉了，這就是“今則雖博學如章先生亦不知矣。無成文之文法之害至于此極，可勝嘆哉！”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第300頁。當然，胡適此處重點在于感慨古代沒有文法所造成的危害，因此發表時沒有提及章太炎之名。在此之前，胡適日記中已有關于古籍中“爾汝”之用法的思考，起因也是晚上就寢之后忽然想到，但并未明確是受何人何文之啟發。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對古籍中“爾汝”和“吾我”之用法的思考，據其日記是在1916年6月至9月，正是他和梅光迪等人就白話詩問題展開激辨之時，但他并未因此放棄對傳統學術問題的思考，反而激發創作白話詩的熱情。一方面是嚴謹而繁瑣的學術考證，一方面是激情勃發的白話詩創作，彼時在胡適那里卻可以共存于其思維空間，顯然它們之間有某種潛在的內在聯系或可以溝通之點——這應該就是胡適思想中一直存在的疑古和創新情結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文學和學術應該變革的思考。

此外胡適的《諸子不出于王官論》之寫作，也是出于對章太炎觀點的反駁。胡適在此文開頭即說：“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說。此說關于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辯也?！?/p>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第186頁。查胡適留學日記，他在1917年4月11日和4月16日兩次記錄有關“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的文字，其4月16日日記將此文大綱列出：

劉歆以前無此說也。

九流無出于王官之理也。

《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無證，不足依據。

章太炎之說亦不能成立。

其所稱證據皆不能成立。

古者學在官府之說，不足證諸子之出于王官。

結論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對《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這篇文章是專為駁章炳麟而作的，也是他向國學界最高權威正面挑戰的第一聲”，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重尋胡適歷程》，第187頁。不過如今學術界對胡適此文仍有不同觀點，如牟宗三就認為這個“諸子出于王官”的“出”是指歷史的“出”，是表示諸子的歷史根源，而不是邏輯意義上的“出”。說諸子出于何官何官，大都是聯想，并不是很嚴格。歷史根源和邏輯根源兩者不同，不能把它們混而為一。胡適不了解這一點，他把這個“出”看成是邏輯的“出”，所以他才反對諸子出于王官之說。

有關此問題，鄧駿捷的《“諸子出于王官”說與漢家學術話語》（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有較為全面的評述，可參看。此外，劉巍的《“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建立、影響與意義——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范式創新一例》（原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從學術思想史角度對胡適此說給予較高評價。而柳詒徴的批評更為激烈：“胡氏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一心以為儒家托古改制，舉古書一概抹殺。故于《書》則斥為沒有信史的價值……于《易》則不言其來源……于《禮》則專指為儒家所作……獨信《詩經》為信史，而于《詩經》之文，又只取《變風》、《變雅》以形容當時之黑暗腐敗，于《風》、《雅》、《頌》所言不黑暗不腐敗者。一概不述……蓋合于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于其理想者，不痛詆之，則諱言之，此其著書立說之方法也。依此方法，故可斷定曰古無學術。古無學術，故王官無學術；王官無學術，故諸子之學決不出于王官?！?/p>

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8—519頁。

胡適此觀點正確與否姑且不論，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此文中所展示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以及最終如何體現出胡適受杜威思想和晚清今文學說共同影響后的治學態度及鮮明的“疑古”傾向——可以說從此文開始，胡適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根于進化論觀念，并以“歷史的眼光”闡釋傳統學術的全新闡釋模式，這一模式之后不僅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撰寫中得到最鮮明的體現，也極大促進了胡適有關“文學革命”和白話詩創作的思考——二者形式和內容上的巨大差異卻因共同的闡釋模式和思維方法得以共存共生于彼時胡適頭腦之中，既令人稱奇也極為合理。

在胡適留學日記中，1916年12月26日的一段論訓詁治學的文字值得注意：

考據之學，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為之根據者也。王氏父子之《經傳釋詞》《讀書雜記》，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國以后，始悟前行不得途徑。辛亥年作《詩經言字解》，已倡“以經解經”之說，以為當廣求同例，觀其會通，然后定其古義。吾自名之曰“歸納的讀書法”。其時尚未見《經傳釋詞》也。后稍稍讀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孫（仲容）章諸人之書，始知“以經說經”之法，雖已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為無用也。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五，第326頁。

彼時的胡適，已經深受杜威學說和治學理念影響，故此段把傳統治小學有成就者與歸納之法聯系起來，本為自然。但胡適說自己的“以經說經”之法，如果不能“得小學之助”還是無用，等于是承認傳統小學的重要性。胡適認為一方面需掌握歸納之法，一方面需有傳統小學的功力，才能進行真正有效和科學的考據，章太炎等人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與此同時，胡適在思考白話詩創作和存在之合理性時，也是運用了與這一段基本一致的思維模式，對此他曾在不同場合和不同時期多次談過，而最終可以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胡適視為經典的治學原則。

在《胡適口述自傳》中，關于文學革命胡適有大段陳述和評價，可以視為胡適對自己當年倡導文學革命的蓋棺定論。其中這一段極為重要：“從一種疑難和困惑開始，從而能引起有意識有步驟的持續思考，再通過一假設階段，最后由實驗中選擇一個假設來加以證明?！币娫摃诎苏隆拔膶W革命的數種特征”結尾部分，第170頁。

胡適寫于1924年的長篇論文《說儒》，是其學術理念和治學方法的代表作，文章撰寫之起因是源于他對章太炎二十多年前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見：“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國故論衡》，有《原儒》一篇，說‘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胡適一方面承認“太嚴先生這篇文章在當時真有開山之功，因為他是第一個人提出‘題號由古今異的一個歷史見解，使我們明白古人用這個名詞有廣狹不同的三種用法?！@雖然是太炎先生的創說，在大體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p>

陳來的《說說儒——古今原儒說及其研究反省》一文對此問題有很好的梳理與概括，原文載《原道》第二輯，陳明主編，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年。另一方面胡適又認為章太炎的說法也還有可以修正補充之處。胡適指出章氏說法中最大的問題是哪一種“類名”的儒。章太炎在最廣義的“儒”之下，另立了一類“六藝之人”的儒，其根據源于《周禮》中兩條鄭玄的注，其實《周禮》本文中只有“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聯師儒”，而鄭玄的注卻說儒是“有六藝以教民者”。據此胡適認為不能因為鄭玄的注就輕易相信在周代真的有專門學習六藝的儒，而且連《周禮》本身的可靠性也值得懷疑。

胡適：《說儒》，《胡適文存》四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1-58頁。

此外，胡適還對章太炎的“儒之名于古通為術士”、“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則非出于儒也”以及“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為省”的說法及其證據來源提出了質疑。在此基礎上，胡適開始了他對“儒”的全面考證，也是胡適治學理念與方法的全面體現。

胡適認為“儒”的第一個古義是“柔”，并引《說文》以為佐證：“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也因此“儒”字的第一義是一種穿戴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緩的人。接下來胡適充分展示出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考證”之功夫，進一步提出“從儒服是殷服的線索上，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這是‘儒的第二個古義?！奔扔写竽懼僭O，則必有小心之考證，胡適接下來果然運用自己的考證功力，從不同角度來證明自己的假設是有道理的，并引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為自己的觀點進一步佐證。然而胡適并未到此為止，而是繼續他對“儒”的解釋，既然儒最初是指殷的遺民，則有必要論述他們彼時的生活狀況，由此才可能論述其思想。胡適的考證較為繁瑣，此處不贅，他的結論如下：第一，他們是很貧窮的，因為他們不務農，是不耕而食的寄生階級；第二，他們頗受他人輕視，因為他們的衣食需依賴他人供應，但他們自身卻有一種倨傲的遺風；第三，他們的職業是一種宗教性的，由于熟悉禮樂，他們得以為他人從事各種喪祭儀式，因此社會地位相當崇高；第四，由于他們自己是實行“久喪”之制，而他們最重要的技能也是替他人“治喪”，由此他們成為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這就是“儒”的本業。

幾十年后胡適對此文仍然評價極高，在其《口述自傳》中他這樣說道：“（此文）我事實上沒有引用一條一般學者所不熟悉的證據。我的證據是古書上常見的；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我并沒有引用一條新證據?？墒俏覅s認為我那篇《說儒》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根據這個新理論可將公元前一千年中的中國文化史從頭改寫?！?/p>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第256頁。根據自己的治學方法和理念，既然可以改寫中國文化史，則改寫中國文學史也沒有問題，胡適既有這樣的自信又敢于嘗試，則他倡導新文學和白話詩就是順理成章之事，而他和梅光迪等人的辯論不過是導火索而已。

三、由胡適和王國維的一次論辯看兩人治學理念異同

在清末民初的浙籍學者中王國維的出現很有代表性，整體而言他在政治上極為保守卻在學術上很是開放，敢于大膽學習和接受西方近代文化與學術思想。他以西方學術理念審視傳統學術，思辨能力極強，加之又善于運用出土文物以“二重證據法”治學，故在哲學、文學、史學和古文字學等領域均大有發明，也因此不但引起胡適關注，而且可能也是胡適唯一對其情感上產生好感的傳統學術代表人物。

胡適1922年8月28日日記中對學術界的評價是：“現今的中國學術界果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了?！焙m不僅贊許王國維的治學，對其人格魅力等也有好感，日記及公開發表文字中均有此類內容，不贅。從表面看，胡王兩人都致力于傳統學術研究

當然兩人研究傳統學術的動機不同，王國維自不必說，在胡適大而言之是“整理國故”以“再造文明”，小而言之是證明自己的傳統學術研究水平足以在北大等高校任教——據胡適晚年回憶，當年蔡元培聘其入北大不是因為他提倡新文學，而是因為看到那篇《詩三百篇言字解》，可參看其《胡適口述自傳》。，都有海外學習經歷且均對西方文化與學術有一定理解，但這些表面的相似點在同時代學者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如胡適與魯迅、胡適與陳寅恪等，故沒有任何說服力。但另一方面，胡適以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身份，卻對被視為傳統和保守之王國維抱有好感甚至為其被聘清華國學院多方奔走，其中必有緣由。對于二人的學術交往和學術觀點異同比較等已有較多研究成果，此處只從他們的日記和書信往來簡單論述王國維何以引起胡適關注的內在原因，分析胡適與王國維治學理念的契合之處與分歧所在，然后再論述這些是否最終影響了胡適的倡導新文學和“整理國故”。

現存胡適和王國維的書信來往不多，胡適日記中對王國維的評價也不多見，而王國維寫給胡適的書信現存僅有三封（收入《王國維全集》）且內容不全，大體而言，胡適有關王國維的文字多于后者對胡適的評價。不過現存材料雖少，仍可發現兩人治學方面的異同，有助于理解胡適如何時時處處以“多疑”和“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等信條從事學術研究，而無關乎研究內容是傳統還是現代。

1924年10月9日，胡適在寫給王國維的信中說為《詞選》所寫之序已完成一節，“其中論長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長短句不由于‘泛聲填實，二事皆與傳說為異，不知有當否，甚欲乞先生一觀，指正其謬誤?！?/p>

胡適：《致王國維》，《胡適書信集》上，第365頁。胡適此序后以《詞的起源》為題發表于《清華學報》第二卷第二期。胡適所提上述“二事”正確與否此處無意辨析，而是重點分析他和王國維由此展示出的思維方式和治學理念之異同。首先胡適認為長短句不是起于盛唐而是中唐，并列舉《浪淘沙》《憶江南》等詞牌的創制時間為證。其次，對于“長短句的詞體是怎樣起來的呢？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詩如何會逐漸變成不整齊的長短句呢”這一問題。胡適先是介紹說此前最有力的回答是朱熹的“泛聲”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后來人怕失去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p>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第503頁。然后胡適指出朱熹之后大都按朱氏說，即唐人所寫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或七言，但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所以會有很多“泛聲”“和聲”或“散聲”，此為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就是后人為了保存這些泛聲，一概填入文字，遂成長短句。胡適說對于第一層他沒有異議，至于第二層說法則太機械了，因為“詞的音調里仍舊是有泛聲的”，并列舉很多證據。然后胡適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我們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為樂歌。中唐以后，歌詞與樂曲逐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為歌詞，遂成長短句。

胡適為此所給出的例證是劉禹錫集中“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一語，認為這是長短句如何產生的最可靠的說明。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第504-505頁。大概胡適也是擔心此為孤證，又補充了溫庭筠和蘇鶚《杜陽雜編》中的例子以為補充，然后概括說：“依現成的曲拍，作為歌詞，這叫做填詞?！焙m：《胡適文存》三集，第506頁。如果胡適的論證到此為止，那么即便有失誤也無非是證據不足或證據本身為偽的問題，或者在胡適所說這種情況之外，也許還有為保存泛聲而產生的長短句詞牌，因為二者并不矛盾，并非有你無我的對立關系。但胡適并未滿足到此為止，而是又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說：“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于民間，起于樂工歌妓。文人是守舊的，他們仍舊作五七言詩。而樂工歌妓只要樂歌好唱好聽，遂有長短句之作?！焙m：《胡適文存》三集，第506頁。這一假設顯然和前面他所說的詩人依照曲拍作詞才產生長短句并不一致，所以胡適又補充說總之無非兩種情況，一個是有曲無詞而文人作詞，一個是已有詞（樂工歌妓所作，但不雅）但文人（不喜歡）另作新詞。對于自己的上述假設和結論，胡適的論證較為簡單且所列舉證據也非鐵證，故胡適自己也只有用“我們可以因此推想”“大概是不滿意于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之類的話為自己辯護了。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第507頁。

對于胡適的上述觀點和論證，王國維是這樣回復的：“尊說表面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為紫陽說下一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為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p>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90-891頁。胡適自己說是“修正”了朱熹的觀點，這與王國維說不過是“下一注解”涵義大有不同：修正者，糾正原來失誤而提出正確者也；而“下一注解”不過是對原有觀點做更進一步補充說明——只有在這個層次王國維才贊同胡適，其實等于對胡適觀點委婉地表示異議，至少不是完全贊同。至于胡適說“長短句不起于盛唐”，王國維的意見是如果就詞人方面論這樣說不錯，但就曲調方面論教坊其實早就有了，例證就是《教坊記》中所收錄的那些曲調名稱。因為《教坊記》作于開元年間，故胡適的說法至少有一半不符史實。當然，由于王國維原信缺失內容不全，無法獲知王國維是否有更具體的論證。單從現有書信內容看，兩人論辯態度有很大不同。對胡適而言，對任何觀點總是先要設疑，在其書信論著中“我疑心”“終覺可疑”“鄙意但疑”之類的表述比比皆是，與此相應的是對自己觀點確信不疑的說法諸如“我相信”“我自信”等等，這與王國維對他人意見多肯定或委婉表示異議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這只是兩人行文特色或表述方式不同，但也顯示出他們治學理念和思維方式的差異。胡適是任何問題都要在設“疑”之后尋根問底，找出例證以求得出自己“疑”的有道理，對王國維的上述觀點自然也是如此。既然王國維以《教坊記》所收曲名證明長短句至少在曲調方面盛唐就有，那么胡適的反駁就是《教坊記》雖為盛唐時人所編撰，但其中所收曲名可能有后人增補的嫌疑。胡適以段安節的《樂府雜錄》為例說明《教坊記》中所收某些曲名其實產生于中唐甚至晚唐，可見《教坊記》所錄內容并不可靠。但問題在于，胡適自己所引用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內容也不能確認就是正確無誤，雖然段安節在該書自序中說編撰此書目的就是糾正《教坊記》之不足：“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本汀稑犯s錄》現存內容而言可以認為有些確實糾正和補充了《教坊記》的不足，有些曲名的起源也經其考證得以確認是起于晚唐，不過所有這些都無法反證還有一些曲名起源于盛唐甚至更早的說法不能成立，對此胡適也沒有提供更多的史料。以常識而言，從文學發展史角度看通常是先有個別曲名問世，然后更多曲名出現，最終蔚成大觀，在時間上必然也是一個較長過程而非短期所能完成。也因此王國維針對胡適的質疑，答復依然是極為委婉：“弟意如謂教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衛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為其詞，此說似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抵牾?！?/p>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第891頁。由于王國維的回信今已殘缺不全，無法確知他是否還有其他具體意見。不過對此回復胡適顯然不能滿意，還是懷疑《教坊記》所收曲目不足以證明早在盛唐就有《菩薩蠻》等曲調，繼續寫信給王國維爭辯，并聲明“此是史料問題，故不敢不辯”。

胡適：《胡適書信集》上，第345頁。直到胡適接到王國維回信，信中說“亦覺《教坊記》為可疑”，“諸書所記曲調緣起多有不足信者”，胡適才“深喜鄙見得先生印可”。遺憾的是王國維此信缺失，無法確知王國維是如何被胡適說服，不過從胡適回復王國維信中的“先生要我將《教坊記》各詞源流一一詳考，將來得一定論”一句，

胡適：《胡適書信集》上，第350頁?？芍鯂S當基本認同了胡適的“可疑”說。

縱然如此，無論《教坊記》所錄內容多么不可靠，都不能因此說盛唐時就絕對沒有詞之曲調產生，可能其他書中有類似內容但這些書已不存于世上，也可能盛唐時出現的曲調就沒有引起注意，故沒有明確記錄此事的文字?？傊?，按照“說有容易說無難”的治學原則，可以懷疑盛唐時就有曲調這一說法，但不能因此說盛唐時就一定沒有曲調產生。

而胡適之所以堅持曲調是產生于中唐和晚唐，主要是基于他的“進化論”文學史觀——既然文學體裁的產生總是源于民間，則詞之曲調也不能例外，而且由盛唐時詩的繁榮到中晚唐時詩的衰落和詞的出現，也正符合胡適的文學進化理念。另一方面，從胡適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視角看，胡適的堅持曲調產生于中晚唐，也是為了說明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演變經歷了從嚴謹到寬松、從高雅到通俗的過程，因此白話詩的出現和古體詩的衰落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如此胡適就巧妙地實現了他以傳統學術研究為提倡白話詩和新文學變革提供理論資源的愿望，得以把白話詩的出現視為中國文學發展進程的必然結果。

誠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無論題材還是體裁都大致如是，從魏晉文到唐詩到宋詞到元曲（含戲?。┰俚矫髑逍≌f，這一文學變革歷程也給出了驗證。但問題在于，既然文學體裁大致不出小說、詩、散文和戲?。ü们野此姆址ǎ┻@幾種，而且上述文學史階段它們也都有過自己的黃金時期，則白話詩作為詩之一分支又怎么會必然出現并成為20世紀詩歌創作的主流呢？為何不會是其他體裁有再次繁榮的可能？當然對胡適而言這不是問題，早在他留美時期，他就已經把文學革命的高峰放在元代，彼時所有的文學體裁都已達第一流：“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卑春m的說法，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那么中國文學早就是“俚語的文學”了，只是由于之后數百年，半死之古文和半死之詩詞再次占據了文壇，遂能茍延殘喘至今，所以他要再次提出文學革命，不僅要為白話和俚語之文學辯護，更要它們成為文學的主流或正宗。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三，第210頁。且由于所有體裁中白話都有第一流文學，唯有白話詩雖有但數量極少，故他要開始嘗試創作白話詩——既然所有的懷疑都已驗證，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實驗”。歷史固然已經證明胡適的“實驗”取得了成功，但是否可以由此反推胡適當年的“實驗”就必然成功？是否可以套用王德威的那句“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說一句“沒有五四，何來白話”？

總之，通過前面的梳理可以大致認為，胡適對清末民初“浙學”的關注并非偶然，誠然彼時“浙學”的地位如日中天，胡適只要關注傳統學術狀況就不可能忽略“浙學”的幾位領軍人物。表面看胡適對他們的關注重點無非是研究領域相近或學術見解上的分歧，但內在原因是這些“浙學”代表人物不拘一格的治學理念和方法引起胡適的興趣，并與其自青少年時期就形成的“多疑”和勇于向經典挑戰的思維模式相映成趣又相輔相成，加之外來之杜威實驗主義思想的影響，即促使胡適自覺不自覺（先是不自覺后為自覺）地選擇先以對中國傳統文學的變革作為自己進入中國文化界一流學者陣營的第一步，然后再以《中國代哲學史大綱》的寫作和“整理國故”等舉措奠定自己在傳統學術領域的地位。清末民初“浙學”的崛起本來就是以挑戰權威、批判正統和質疑經典為標志（章太炎的“謝師”和章門弟子對桐城派的批判排斥就是例證），這一點被“無師自通”（非絕對無師，此處單指無中國傳統學術之師）的胡適繼承并發揚光大，如此胡適不僅可以在新文學運動中“暴得大名”，而且也迅速在傳統學術領域成為以“新”方法治“舊”學的權威?！罢銓W”代表人物王國維的成就之所以后來居上，其實就在于他也善于“以新治舊”，胡適作為“新派”代表人物之所以對“舊派”標志性人物王國維極為欣賞甚至有“惺惺相惜”之感，其內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此外，清末民初的“浙學”與彼時中國學術界同樣處于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時期，而文學發展狀況在梁啟超等人提倡“小說界革命”“詩體革命”后，并未對傳統文學產生實質性、顛覆性的影響，這與他們只是把小說、詩歌視為宣傳革命的手段有關。至于鴛鴦蝴蝶派等通俗小說創作，更是被傳統文學鄙視。在這種狀況下胡適以留學生身份能夠對中國文學變革尤其是詩歌發展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并進而開始白話詩的創作實踐，除卻偶然因素刺激、個人興趣等原因外，他對傳統學術的思考及有關實踐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彼時幾位“浙學”代表人物對他的影響更是值得注意。由此拓展開來，對清末民初學術和文學的相互影響以及對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雙向互動關系，有必要深入探討，也期待能引起學術界有關研究者的注意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