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助推共同富裕的湖南實踐與思考

楊娜曼 駱鋒

摘要：地方金融源于地方、依靠地方、服務地方，有人緣地緣的先天優勢，是金融體系的“毛細血管”，新時期在支持地方發展、促進共同富裕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地方金融服務共同富裕具備獨特優勢，與此同時湖南地方金融存在組織體系不全、供給能力不強、整體實力不強、資產質量不高、人才儲備不足等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結構、社會融資結構、自身發展水平、金融生態環境等不平衡是制約湖南地方金融服務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需要進一步高質量推動地方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滿足新時代地方金融服務共同富裕的需要。

關鍵詞：地方金融；共同富裕；湖南

中圖分類號：F7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3605（2023）01-0080-07

一、引言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第10期 《求是》雜志上發表的《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的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實現共同富裕是長期的歷史過程，要創造條件、完善制度，穩步朝著這個目標邁進”[1]。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當前發展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就是牢牢把握和正確處理“做大做好蛋糕”與“切好分好蛋糕”的辯證統一關系，這也是解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要求。

金融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助力。理論界和實踐界對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已開展諸多討論但尚未形成系統性的思考和機制設計。典型成果如張曉晶于2021年在《經濟學動態》雜志發表《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一個研究框架》一文，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這些賦予了新時代金融發展的使命擔當。中國金融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需要著力于以下幾點：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避免過猶不及；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發展普惠金融，使低收入群體也能分享增長紅利；重視金融科技的雙刃劍效應，推進金融科技向善[2]。

2021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郭樹清同志組織召開常委會議指出：把促進共同富裕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并做出重要部署。新時代金融工作如何更好服務促進共同富裕偉大事業，需要把握好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普惠性，用理論創新和改革實踐，踐行“共同富裕路子應當怎么走”這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貢獻[3]。本文拋磚引玉以期從地方金融服務共同富裕的湖南實踐出發，探索如何高水平推進地方金融更好服務共同富裕。

地方金融一般泛指國家獨資或者國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機構之外的其他地方性金融機構，包括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各類中小銀行，中小信托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地方金融源于地方、依靠地方、服務地方，有人緣地緣的先天優勢，是金融體系的“毛細血管”，在新時期支持地方發展、促進共同富裕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地方金融助推共同富裕具有獨特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自覺、主動地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等問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4]。在推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服務共同富裕上，地方金融具有獨特優勢：一是屬性上更具地緣性。地方金融誕生在地方，服務網絡遍布城鄉，具有人緣地緣“基因”，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與地方經濟已共生共榮，與百姓民生已緊密相連。二是戰略上更具普惠性。地方金融普遍定位于服務三農小微、城鄉居民等，發展戰略更注重普惠性，強調金融服務“普之城鄉，惠及百姓”，在服務弱勢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上更加主動有為。三是經營上更具適應性。地方金融熟知地方產業布局、文化習慣、信用生態等，能統籌地方資源，結合地域特點，創新特色產品，推行特色服務。如地方金融與基層黨建有機融合，在支持脫貧攻堅上就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推動了鄉風文明，促進了基層治理。四是發展上更具融合性。湖南地方金融能有效與區域發展戰略相融合，與地方工作重點相配套，在湖南鄉村振興、中部崛起、“三高四新”等重大戰略實施中能有效參與規劃編制、責任分擔和工作機制。五是功能上更具體系性。地方金融主體多樣、職責不同，但同屬地方管轄，便于統籌，地方性的銀行、證券、保險、擔保機構能在地方政府引導下實現責任共擔、功能互補，更好地發揮服務共同富裕的地方金融主力軍作用[5]。

三、湖南地方金融助推共同富裕存在的不足

近年來，湖南地方金融總體保持健康發展良好勢頭，資產質量穩中有升，風險水平穩中有降，隊伍建設穩中加強，逐漸成長為金融支持“三高四新”、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但湖南地方金融與先進省份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高質量推動地方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滿足新時代金融服務共同富裕的高標準、嚴要求。

（一）地方金融組織體系不全

湖南近年來一直在著力構建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地方金融體系，逐步構建了以銀行、證券、保險為主體，期貨、信托、私募基金等行業并進，擔保、小貸等地方金融為補充的多層次地方金融體系，特別是培育了長沙銀行、華融湘江銀行、財信金控、方正證券等地方金融代表性企業。雖然通過不懈努力，湖南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斷增強，但仍然存在牌照不全、數量不多的問題，金融控股公司、財產保險公司、公募基金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等地方金融法人主體缺乏，導致地方金融板塊存在“短板效益”，使得整體協同性不暢。

（二）地方金融供給能力不強

按照中央的要求，湖南近年來地方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推進，但地方金融由于歷史基數、體制機制等原因，金融供給能力總體水平還有待提高。湖南地方法人金融機構2020年末存貸比僅為64.3%，其中農商銀行系統存貸比只有63.6%，省內資金外溢現象嚴重。湖南擔保集團注冊資本金60億元，在中部僅排第4位，導致對科創型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能力不足。私募基金規模在全國排第23位，創投型私募基金缺乏，這與湖南作為制造強省的地位、“三高四新”的目標極不相稱。同時，由于抵押擔保機制不暢、產品創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地方金融支持湖南“三高四新”建設能力還有待加強。

（三）地方金融整體實力不強

從《湖南統計年鑒2020》數據來看，湖南經濟總量排全國第9位，但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僅5.1%，遠低于全國8.3%的平均水平，在全國排名靠后。湖南地方中小法人機構資產規模雖在2020年突破2.5萬億元，但社會融資規模與GDP之比僅為25.8%，排全國第19位。湖南城商行數量只有2家，在中部六省落后于山西的6家、河南的5家、江西的4家，湖南城商行資產規模10789億元，在中部六省排在河南、江西、安徽之后，只有河南的63.39%。部分地方法人銀行特別是農商銀行和村鎮銀行業務較為單一，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市場競爭的加劇，銀行息差逐步收窄，僅依靠利潤留存難以滿足資本補充缺口，而外源性資本補充渠道較為有限，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可持續經營能力不足。

（四）地方金融資產質量不高

2020年末，湖南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666.9億元，較年初增加5.4億元；不良貸款率1.35%，較年初下降0.21個百分點。地方法人銀行不良貸款率雖同比下降0.58個百分點，但仍然顯著高于湖南銀行業平均水平。在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背景下，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外溢、部分縣域房產基建行業疲軟、高耗能和高污染企業關停，產業轉型帶來的陣痛造成了地方金融資產質量承壓。特別是2020年以來，受疫情的影響，張家界等地區的住宿餐飲、批發零售、文化旅游等行業遭受沖擊，直接影響地方金融資產質量，加之傳統產業的升級迭代和接續轉換還有一個過程，地方法人銀行持續保持資產質量的穩定面臨巨大挑戰。

（五）地方金融人才儲備不足

2020年末，湖南銀行業從業人員13.5萬人，金融從業人員隊伍雖然龐大，但金融人才短缺，特別是高層次金融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十分缺乏。湖南各級黨政干部中具有金融專業知識、從事過金融工作的干部不多，地方各級與地方金融之間干部交流、掛職較少。地方金融機構領導班子平均年齡普遍偏大，地方金融機構自身培養力度不夠，優秀年輕地方金融人才儲備不足，經常需要從監管部門、國有金融機構甚至外省同業引進高級管理人員。

四、湖南地方金融助推共同富裕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湖南地方金融發展存在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原因，也有地方金融自身基礎差、發展慢的原因。具體來看，有以下五個方面主要原因：

（一）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湖南經濟實力在全國靠前，但各市州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東強西弱”格局，長株潭地區整體較強，洞庭湖地區和湘南地區次之，大湘西地區較弱。2020年，長沙市GDP總量12142億元，省會優勢明顯，經濟體量遙遙領先，是全省唯一一個GDP突破萬億的城市，經濟體量是第2名岳陽市的3倍。省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政實力偏弱，必然造成地方金融資源區域結構的不平衡投放，使得長沙等發達地區金融供給“大水漫灌”，而湘西、張家界等欠發達地區金融供給“涓涓細流”。

（二）產業發展結構不平衡

湖南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階段，有色、石化、鋼鐵、煙草、房地產等傳統產業，由于產能過剩、污染重、能耗高等原因，受到國家監管政策限制。而相關鄉村振興、“三高四新”等領域新興產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能夠滿足授信政策的企業不多，有效信貸需求相對不足，制約了信貸資源的大規模投入。2020年末，湖南制造業貸款僅占全省貸款余額的6.45%，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貸款余額95.71億元，僅占全省貸款余額的0.2%。同時，一些縣域地方銀行極容易受到本地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產生較大的行業集中度風險。

（三）社會融資結構不平衡

2020年，湖南社會融資規模新增10779.4億元。其中，貸款新增7027.9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1570.6億元；政府債券凈融資1636.8億元，同比多116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55.7億元，同比多113.4億元。從中可以看到，貸款融資在湖南社會融資結構中占首位，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主要依賴銀行信貸，創投基金等其他社會性融資發展水平不高。湖南地方金融機構習慣用傳統思維和方式提供金融服務，表內外創新型金融產品不夠豐富，對于缺乏抵質押品、業績不太穩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科創企業等金融支持力度偏弱，投貸聯動、銀基聯動、銀保聯動等創新金融支持模式探索較少。

（四）自身發展水平不平衡

地方金融創新和發展能力有待提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融資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地方金融機構實力不足。受增長規?；?、利率市場化、競爭白熱化的影響，地方金融機構普遍面臨資本補充壓力較大、資產質量總體承壓、利率風險管理難度加大的風險挑戰。目前，湖南還存在兩家高風險機構，個別地方群眾信訪頻繁，存在區域金融不穩定的因素。二是省級地方金融機構缺乏。由于歷史原因，湖南缺乏省級地方法人銀行，長沙銀行這樣的市屬上市銀行難以充當地方金融“旗艦”，缺乏實力和號召力。三是經營管理和服務創新能力不足。在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挖掘客戶金融需求，運用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科技成果構建信用評價模型，通過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等技術精準刻畫客戶風險特征等方面進展較為緩慢，與發達省份地方金融先進水平差距明顯。

（五）金融生態環境不平衡

地方金融發展離不開區域金融生態，湖南區域金融生態存在“冷熱不均”的問題。一是地方金融頂層設計不夠。省級層面地方金融監管規則和風險處置機制還有待完善。尚未構建起支持科技創新、綠色環保等經濟新動能的成熟模式，沒有形成天使投資、風險投資、股權投資、投貸聯動等金融支持生態，基金小鎮建設起步不久。地方層面對金融發展缺乏系統研究和政策安排，地方政府誠信意識不強，區域信用環境建設滯后。2017年省內發達地區某縣政府單方面撤回債務承諾函等事件，導致金融市場對湖南誠信環境產生不信任情緒。二是政府性債務風險壓力加大。當前全省政府性債務規模雖然總體可控，但與GDP的比值相對較高，部分地區政府性債務風險防范和化解壓力較大，一些重點地區地方債償還情況備受市場關注。一些縣域政府性債務占用了地方銀行的信貸資源，到期借新還舊，導致信貸資源長期不能釋放。三是金融權益保護環境有待改善。部分地方還存在銀行不良處置面臨訴訟難、執行難等現象，金融案件結案和執結時間較長。一些地方非法集資、電信詐騙、虛擬貨幣的風險仍然存在。

五、湖南地方金融助推共同富裕的對策建議

湖南要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充分認清地方金融存在的不足短板弱項，充分利用好地方金融杠桿和資源調配作用，創新探索支持共同富裕的新機制、新模式和新服務，在高水平推進“三高四新”戰略中著力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更有力的“地方金融支撐”。

（一）健全地方金融頂層設計

一是要提高思想認識。新時代，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笆奈濉睍r期，湖南要把促進共同富裕作為新時期地方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發展地方金融和促進共同富裕有機結合，相互促進。二是要完善制度框架。在地方立法層面，要結合湖南實際，抓緊出臺地方金融監管條例、綠色金融條例、防范處置地方金融風險條例；在規劃制定層面，要根據共同富裕新要求完善好戰略和規劃，并抓好督導執行。三是要落實支持政策。要落實好《關于促進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湘政辦發〔2021〕39號）文件精神，認識上要與時俱進，戰略上要高度協同，組織上要統籌謀劃，執行上要突出重點，加快地方金融補短板、提能力、促共富。四是加強智庫建設。推動地方金融機構與省內高校合作建設共同富裕金融研究中心，加強戰略和政策層面跟蹤研究，提升地方金融ESG（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管理意識和能力。

（二）完善地方金融政策配套

一是鼓勵特色化經營。在先進產業園、經開區等小微企業聚集區鼓勵設立特色支行，對科創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等在客戶準入、信貸審批、風險偏好、業績考核、團隊建設等方面實施差異化管理。二是推動數字化管理。制定公共信息、涉政數據開放使用規則和機制，整合政府信息、企業信息和金融機構資源，推動以數字化思維、方法和手段促進金融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利用大數據對居民信用情況精準畫像，為持續加大地方金融供給奠定基礎。三是支持融合化發展。支持地方銀行、保險、信托、擔保等行業共享信息、優勢互補，合作開展“三高四新”領域銀?；ブ?、銀擔合作、股債結合、投貸聯動等業務，為中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提供差異化、高效率、小而精的特色金融服務。四是實行補償化支持。強化政府對中小微企業貸款的扶持政策，發揮財政投入引領作用，支持以市場化方式設立共同富裕信貸補償基金。五是完善人本化機制。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金融干部交流機制，推動縣級以上金融培訓入機關、進黨校，提升各級黨政干部金融思維和金融能力。大力外引內培高端金融人才，重點解決高端金融人才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問題。

（三）提升地方金融服務能力

一是聚焦“鄉村振興”重點地區，推動地區間共同發展。湖南省共同富裕的關鍵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地方金融要把準區域城鄉發展階段和產業特征，創新產品和政策，加大對欠發達地區、革命老區等“鄉村振興”重點地區的金融支持，力促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二是聚焦“三高四新”重點領域，推動產業間協同發展。制造業是湖南經濟強省之本，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要著力解決制造業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支持制造業產業鏈企業遷出長沙，在全省地市均衡分布和發展，以此帶動區域間經濟均衡發展、群眾共同富裕。要著力破解初創型高科技企業融資難點痛點堵點，積極探索人才專利、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質押融資模式，有效解決科創企業融資“卡脖子”問題，推動更多專業人才創業致富。三是聚焦“共同富?！敝攸c人群，推動群體間充分發展。地方金融要深耕普惠金融戰略，關注脫困群眾、畢業學生、創業群體、進城農民、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通過下沉金融服務、優化金融供給，把“普”做大，把“惠”做實，增強弱勢群體“造血”功能，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實現全省人民共同富裕。

（四）強化地方金融風險管控

一是推進地方信用體系建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農村信用體系等薄弱領域建設，持續推動市縣兩級金融安全區建設，將金融安全作為重要考核指標納入地方黨政領導年度考核體系。完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體制機制，在總結瀏陽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推行“金融村官”機制，更好發揮鄉村治理在信用體系建設中正向激勵和逆向懲處作用。二是防范化解政府債務風險。完善全口徑常態化債務監測機制、債務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協助地方政府采取多種措施壓縮和降低地方債務。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妥善化解存量。三是加強地方金融市場主體監管。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要重點強化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七類地方金融機構的監管，及時糾正不規范經營行為，加強員工行為管理和道德風險防控，防止出現經營和案件風險。四是建立地方金融風險處置聯動機制。壓實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主體責任、各級政府屬地風險處置責任、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責任，實現風險防范化解工作常態化。充分發揮司法清收主渠道作用，利用政策手段加大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清收力度，推動不良資產市場化出清。五是嚴厲打擊金融犯罪行為。要對非法集資、惡意操縱證券市場、電信詐騙、P2P、非法發行虛擬貨幣等金融犯罪堅持露頭就打，堅決防止人民群眾發展的成果被非法侵占，捍衛好共同富裕的財富基礎。要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嚴查金融風險背后的腐敗問題，對參與“圍獵”和甘于被“圍獵”等違紀違法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手軟，打造一支忠誠擔當的地方金融干部隊伍。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J]. 求是，2022（10）： 1-5.

[2] 張曉晶. 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一個研究框架[J]. 經濟學動態，2021（12）：25-39.

[3] 李民吉.金融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J]. 中國金融家，2021（10）：16-21.

[4] 習近平.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N]. 光明日報，2021-08-24（1）.

[5] 付梓翼. 地方金融機構的戰略定位[J]. 時代金融，2021（18）：5-7.

責任編輯：葉民英

收稿日期：2022-09-05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國際競爭力研究”（項目編號：13ZDB11）；湖南省情決策咨詢課題“基于演化經濟視角的湖南新型產業培育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6JCD047）

作者簡介：楊娜曼，女，湖南郴州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出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應用經濟學；駱鋒，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辦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農村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