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競爭、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

李光龍，朱如夢

（1.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學 安徽生態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要完善科技創新體制，聚焦創新，形成產業集聚優勢。傳統地方經濟增長模式下，以高增速和大規模為主導的粗放式發展已經退場；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正在轉向為孕育創新環境，集聚創新資源，成為區域技術創新中心和創新型省市而競爭。因此，地方政府競爭對區域創新發展的影響效應也愈發凸顯。

與此同時，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學界開始關注產業集聚，并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聯系在一起。根據“中心-外圍”模型，產業集聚區能夠帶來規模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處于中心的企業得到超額的規模效應，獲得集聚租金，能夠減緩“逐底競爭”帶來的負向作用。另一方面，稅收競爭會降低地區的稅率，地區間的稅率形成差異，會對相鄰地區的地方產業資本產生稅收虹吸效應。區域稅收競爭有利于當地生產技術等要素的區域流動，實現地區政府間優勢資源的再均衡配置以及加速產業轉移、產業規模集群的基本形成[1]。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之間的密切關系決定了無法將二者割裂開來分析其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

充分探究政府稅收競爭、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間的關系，對優化稅收競爭環境、支持地方形成產業集聚趨勢、形成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良好互動；對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區域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地方政府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如何影響；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納入一個框架后，二者交互對區域創新能力如何作用；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影響創新發展是否存在門檻效應。針對上述問題，探究當前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間的影響關系與作用機制。

總體來看，當前國內外學者對于地方政府稅收競爭和區域創新間的關系大致有以下觀點。

一是認為稅收競爭與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Czarnitzki等（2011）以加拿大當地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為背景，對本地區公司產品投放總量、銷售額和研發投入程度等多項指標進行客觀評價，認為稅收競爭能夠為企業增加創新產出[2]。李晨光等（2014）實證研究稅收政策對企業創新效率的作用機理，發現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和高端人才稅收補貼等稅收政策能夠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和創新產出效率的提高，地方政府競爭的策略互動帶動企業與區域創新發展[3]。Fulvio等（2015）認為地方政府實施的稅收抵免等稅收競爭策略會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正向激勵效應[4]。卞元超（2017）認為地方政府競爭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增長，帶動了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5]。

二是認為稅收競爭抑制了創新：Oates（1972）提出了降低稅率會導致公共品供給不足的現象出現，這種吸引要素流入的方法并沒有產生積極效應；采用一些稅收競爭策略來獲得流動性稅基，實施跨區域間的差別化稅收，吸引各相鄰征稅地區內資本的進入，形成空間集聚效應，增強區域整體競爭力，實現區域的經濟發展，但會進一步造成稅收惡性“逐底競爭”現象[6]。

三是提出稅收競爭對創新的促進效應存在非線性特征：王欣亮等（2021）基于創新要素流動的空間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稅收競爭與區域創新績效間存在倒U 形關系[7]。劉清杰等（2019）利用空間模型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越是相鄰的地區，稅收競爭就越為激烈，往往偏好“逐底競爭”，這種過度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在長期內會對整個地區福利產生不良影響，抑制經濟發展[8]。例如，地方稅收收入總額的逐步減少、公共基本服務設施投資項目的逐步銳減、生態環境功能的逐漸犧牲等（付文林、耿強，2011；王華春等，2019）[9-10]。

四是關于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影響。徐青（2021）認為目前我國財政分權體制背景下，稅收競爭策略已成為地方政府推動本地產業集聚的重要方式，并通過空間動態模型實證發現稅收競爭所帶來的產業集聚效應在我國是客觀存在的，且周邊區域的稅收優惠政策會抑制本區域制造業產業的集聚[11]。張學升（2021）通過研究發現產業集聚水平和稅收競爭程度不同，其對技術創新的作用結果也不同，并呈現出非線性特征[12]。李美玲等（2021）認為財政分權下合理、有序的地方政府稅收競爭可以提高企業勞動生產效率，吸引企業進入本地集聚，推動地區創新能力提升[13]。

上述文獻對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然而，大多數文獻都是單獨研究產業集聚和稅收競爭分別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以及產業集聚和稅收競爭之間的關系。雖然學界對于地方政府稅收競爭與創新關系的研究較為豐富，但是鮮有文獻將產業集聚納入整體框架考慮其交互作用對創新的影響。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將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納入一個研究框架，討論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交互作用對區域創新的影響。（2）研究了稅收競爭水平為門檻變量時，制造業和服務業集聚對于區域創新發展的影響。

二、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的作用機理

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的影響有以下幾個途徑：

一是激勵效應。一方面，地方政府稅收競爭降低了區域實際稅率，減少企業實際成本與負擔，激勵企業進行技術研發，合理資源配置，提升企業創新效率，整體帶動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稅收補貼和研發支出的加計扣除等一系列針對性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升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創新產出效率，促進區域內創新能力提升。在具體生產與經營運作過程中，企業人員往往面臨繳納各種不同稅種的情況，企業情況不同，納稅力度和適用納稅優惠政策范圍等也就不同。如果異地提供較為合理有效的稅收優惠政策，那么企業跨地投資就將有利于形成合理有效的稅后利差。地方政府采取雙方認可的稅收優惠政策，提高本地區企業稅后凈資本回報率，往往會吸引大量地區外大中型企業跨區域進行投資，利潤追逐型的企業在其成本費用動因綜合考慮下，更傾向于轉移到那些比較低的投資稅率的區域。因此，合理的稅收減免政策能夠吸引外來企業的投資，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學習與創新。

二是稅收競爭政策創新導向效應。地區之間的橫向競爭不但形成了全國的高投資積累率，同時也大大鼓舞了各地方政府為促進投資發展的政策環境進行各項體制創新（李永友等，2008）[14]。各區域之間通過稅收優惠以及各種制度創新政策，吸引高技術人才、高新技術企業等要素的流動。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區域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產業結構升級，逐步篩選具有正外部性的產業發展路徑，強化本地區的創新發展能力。同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競爭目標正由“為增長而競爭”轉向“為創新而競爭”。政府以創新為目標的稅收優惠，其他補貼性稅收競爭等，可以有效引導企業進行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稅收發展環境。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更偏好于直接促進企業研發投入、技術創新以及研發費用的補助，也更具有創新導向作用，進一步引導本地區加大創新投入，建設創新型區域，同時吸引相鄰地區的高科技人才和企業流入，實現本地區的創新驅動發展。此外，地方的績效考核壓力也促使地方政府以更合理的方式，運用稅收手段促進區域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說1。

H1：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二）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的作用機理

地方政府往往傾向于采取有利于本地區的稅收政策來進行稅收競爭，例如降低本地區的稅率等來增加區域競爭力。這種策略性互動形成的稅收競爭，將形成本地資源的固化效應和流動資源的吸引效應，進而形成企業在競爭領域的企業集聚優勢。根據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稅收競爭導致企業向“稅收洼地”集中，有利于提高產業集聚程度?？偛考鄯秶鷥绕髽I可以更快地獲取新技術手段、新產品資料及相關工藝信息，促進區域內應用研發能力發展，推動地區勞動生產技術水平的進步，提升區域企業總體的規模以及生產運行效率，真正實現“集聚效應”，帶動地方產業向創新、智能化轉型發展，進一步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在“集聚效應”形成后，本區企業仍在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不斷增強集聚區集聚效應。此外，集聚區以外的企業也具有稅收虹吸效應。同時，由于集聚區內所提供的商業貿易便利性，又擴大了區域生產與運營企業的正外部性，更利于吸引區域外上中下游的企業進駐集聚區內發展，進而進一步壯大了集聚區內企業的發展規模。集聚區規模效應的擴大，還可以釋放行業關聯效應，帶動整個園區產業鏈的縱向和橫向拓展，孕育新業態，推動整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關愛萍等，2015）[15]，進而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對于企業本身而言，稅收也是其生產所投入的成本，地方政府通過降低稅率等稅收優惠政策增加企業的利潤，這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改革創新以及優化生產過程中更科學合理的分工。此外，各類企業主體間交易的整體成本也因稅收競爭所帶來的地區集聚效應與規模效應而大幅降低，公共市場基礎設施與公共資源的共享利用以及外部信息資源間的共享交換避免了資源的分散，進一步降低企業整體生產成本。集聚區這一地理空間所編織的生產網，既分散企業之間的交易風險，又促進企業間的生產經營和分工協作[16]。這有利于實現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進而帶動整個區域的創新發展。

地方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吸引資本與勞動力要素的涌入，為產業集聚提供了較好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集聚的企業借助關系網絡實現知識溢出效應，不同創新主體的聯結，產生外溢效應，獲得集聚租金，推動企業不斷創新，共同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地方政府稅收競爭促進資源流動與產業集聚，產業集聚區的稅收競爭會進一步擴大產業集聚規模，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谝陨戏治?，提出假說2。

H2：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的關聯作用能夠促進區域創新發展。

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有著重要的影響，產業集聚能高效釋放技術溢出效應，示范效應，競爭效應等，實現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17]：一是技術溢出效應。集聚區的企業能夠進行更密切的交流學習，加速知識和技術的外溢與傳播，促進對新技術新方法的學習，推動區域創新發展。二是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集聚增強了企業間的關聯性，讓更多從事類似經濟活動的資本加入，形成規模經濟，產業分工更細化，有效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創新發展。三是市場競爭效應。區域間的集聚會帶來市場競爭效應，倒逼企業不斷進行技術革新，提高自身競爭力，增強區域的創新活力。

然而，當稅收競爭程度不同時，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驅動作用呈現非線性特征。過度稅收競爭會抑制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的驅動作用，合理的稅收競爭水平能夠顯著促進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的正向調節作用。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優惠，增值稅留底退稅等系列減稅降費措施吸引企業投資，如果區域內稅收競爭較為激烈，偏好“逐底競爭”，即過度采取稅收優惠政策降低稅負以獲得企業更多的投資，會造成地方政府偏好投資回報率高、見效快的低端產業，放棄投資風險高、收益慢的創新型技術產業投資，造成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問題，抑制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過度稅收補貼可能會產生誤導，使本地區的產業發展失去其特有的結構與競爭優勢，難以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抑制區域創新發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說3。

H3：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提升區域創新水平存在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根據以上分析，為了厘清稅收競爭、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發展的關系，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模型（1）為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基準回歸，檢驗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的線性影響。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制造業產業集聚的基準回歸，模型（3）時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服務業產業集聚的基準回歸，檢驗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納入一個框架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

模型（4）和（5）分別是在模型（2）和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稅收競爭與制造業產業集聚的交互項以及稅收競爭與服務業產業集聚的交互項，檢驗二者關聯效應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如果交互項顯著，則說明兩者之間有關聯作用，否則兩者獨立作用于區域創新發展。

上述式子中，下標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被解釋變量innov為區域創新能力，解釋變量taxlevel 為稅收競爭，產業集聚iaggl 分為制造業集聚（manu）和服務業集聚（serve），Xi,t為控制變量，包括城鎮化水平（urb），財政自給度（fs），基礎設施（infra），資本水平（cap）；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1）區域創新能力（innov）

本文采用科技部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衡量各省的創新能力。使用該報告來衡量區域創新能力：一方面該報告由科技部發布具有權威性，另一方面該報告的綜合得分指標構建體系全面，能夠全面評價區域創新能力[18]。該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包括5 個一級指標、20 個二級指標、40 個三級指標和138 個四級指標。由于篇幅過多，表1為截取的部分指標體系。

表1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

（1）地方政府稅收競爭（taxlevel）

通常情況下，稅率可用于衡量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程度[19]。但是，由于稅率是由中央統一規定的，稅率的差異并不能直接反映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競爭，因此有必要采取其他指標進行衡量。學術界通用的做法用宏觀稅負水平表示稅收競爭程度。稅負水平越低，則稅收競爭越激烈。本文借鑒趙任潔、謝果等的做法[20-21]，選用各省級政府稅收總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地方政府稅收競爭。

（2）產業集聚（iaggl）

分為制造業集聚（manu）和服務業集聚（serve）。采用楊敏等（2018）的研究經驗選擇區位熵來衡量產業集聚程度[22]。區位熵指數是一種相對指標，可以有效地消除區域規模差異的影響，更準確、真實地衡量一個區域的產業集聚程度。區位熵指數越高，產業集聚水平越高。區位熵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ab代表a 地區在b 產業上的就業人口，制造業集聚水平（manu）利用城市制造業就業人口來計算。服務業集聚水平（serve），按照制造業集聚水平的計算方法，由各區域行政單位的服務業就業人口計算得出。

3.控制變量

考慮到其他因素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選取如下控制變量：（1）城鎮化水平（urb），城市是進行技術創新的中心區域，所以需要控制城鎮化水平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采用各省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2）財政自給度（fs），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表示；（3）基礎設施（infra），采用人均擁有道路面積衡量；（4）資本水平（cap），采用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表示。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2010—2019 年全國30 個?。ㄖ陛犑?、自治區）為研究對象，剔除數據缺失值較多的港澳臺和西藏。其余相關數據來自于2011—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ㄖ陛犑?、自治區）年鑒（2011—2020）。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干擾和量綱問題，對部分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分析

（一）區域創新發展的時空演變特征

從時間變化趨勢來看，東北地區的創新能力逐漸落后于中部和南部地區。西南地區的區域創新水平顯著提升。從空間分布來看，創新能力高的區域集中在下游和中游地區，呈連續、片狀分布。目前東西部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南北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廣東、浙江、山東等東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等直轄市，依然是創新能力領先區域。而一些西部地區例如貴州、重慶等創新步伐不斷加快，東西部地區的差距逐漸縮小。目前，我國已形成多個創新集聚地區。秦海波等（2021）研究發現創新政策能夠顯著提升區域創新能力[23]。而京津翼、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政策導向型創新集聚地，這些區域創新水平遙遙領先。因此，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能夠促進創新要素有序流動，避免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

（二）基準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進行實證分析，其中模型（1）為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的基準回歸，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制造業產業集聚的基準回歸，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服務業產業集聚的基準回歸，檢驗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納入一個框架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模型（4）和（5）分別是在模型（2）和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稅收競爭與制造業產業集聚的交互項以及稅收競爭與服務業產業集聚的交互項，以檢驗二者關聯效應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如果交互項顯著，則說明兩者之間有關聯作用，否則兩者獨立作用于區域創新發展?；貧w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從模型（1）的實證結果來看，稅收競爭與區域創新能力線性相關，稅負水平越高，稅收競爭程度越低，區域創新能力呈下降趨勢，即高稅負地區稅收競爭程度低，抑制了區域創新的發展；低稅負水平地區稅收競爭程度高會有利于區域創新的發展，驗證了假說1是成立的。地區的稅收競爭程度高，政府往往通過降低稅率、投資抵免等稅收優惠政策節約企業成本，解決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問題，激勵企業用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中，進行科學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創新力，進而增強區域創新能力。

從模型（2）的實證結果來看，將稅收競爭與制造業集聚納入一個框架，二者對于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系數均有所提升。稅收競爭與制造業集聚都有利于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而模型（3）中，服務業集聚對創新有促進作用但不顯著，由于我國服務業發展較慢，集聚區在建設過程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難以發揮其正外部性。從模型（4）和模型（5）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制造業集聚還是服務業集聚，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的交互項對區域創新能力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會隨著產業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增強，驗證了假說2是成立的。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及先進技術等要素流入本地，形成產業集聚區，該區域繼續實施低稅率等稅收優惠政策，進而對異地企業產生虹吸效應，產業集聚規模進一步擴大，有利于催生新技術、新工藝的出現，最終推動企業生產技術全面革新升級，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此外，產業的集聚會有助于知識、技術溢出，更好實現企業之間的技術創新與學習。因此，兩者的良好互動共同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

從控制變量來看，城鎮化水平、財政自給度和資本水平的提升都有利于區域創新。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更好集聚人力資本與企業資源，合理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的提升能夠更高效率的使用科技資源，對區域創新產生積極的影響；而基礎設施水平抑制創新，即人均擁有道路面積越多，越不利于區域創新。地理位置是自然因素，位于偏遠地區的人均道路面積雖然多，受地理因素限制，經濟發展薄弱，難以形成留才效應，人力資本欠缺，區域創新水平低。區域創新能力高的地區吸引人才集聚，基礎設施雖形成擁擠效應，卻進一步促進了區域創新的發展；資本水平越高，固定資產投資額越大，越有利于區域創新水平的提升。投資額越大，越容易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和生產技術，提升企業技術水平與生產效率，推動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

（三）拓展性分析

為了檢驗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影響區域創新能力可能存在門檻效應，本文進一步選取門檻模型進行分析。設定模型如下：

式（6）中，taxlevel為門檻變量，γ為待估的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其他變量與（1）（2）（3）（4）（5）式中含義相同。本文以稅收競爭為門檻變量，并進行門檻效應檢驗。假設存在1、2、3三個門檻值，結果顯示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影響區域創新能力存在門檻效應。門檻效應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從表4 的F 值和P 值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制造業集聚還是服務業集聚，單一門檻檢驗均顯著，P 值分別為為0.016 7 和0.026 7。但雙重和三重門檻檢驗并不顯著，因此模型存在單一門檻效應，說明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驅動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存在門檻，假說3得到驗證。

表4 門檻效應檢驗

表5 為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之間的門檻回歸結果，通過結果可以看出，將稅收競爭作為門檻變量后，發現稅收競爭程度不同，無論是制造業集聚還是服務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都呈現非線性特征。通過模型（a）可以看出，當稅收負擔低于門檻值0.080 8，即稅收競爭高于門檻值時，制造業集聚對區域創新有抑制作用。由此可見，稅收競爭過于激烈反而抑制產業集聚對創新的影響。惡性競爭一旦形成，往往會誘導低端產業進入本地，造成資源不能合理配置，重復建設輕視人力資本投資，降低制造業集聚所帶來的創新效應。在模型（b）中，當稅收負擔高于門檻值0.084 8，即稅收競爭低于門檻值時，服務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能夠顯著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合理的稅收競爭水平下，產業集聚能夠顯著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合理確定稅收競爭水平，加強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的良性互動，能夠實現區域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

表5 門檻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1.替換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的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參考白俊紅（2011）、董春風（2021）的研究，選取專利授權量衡量城市創新能力，以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量為指標并分別賦予0.5、0.3和0.2 權重，形成綜合專利數來替代區域創新能力，進一步檢驗稅收競爭、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影響結果的穩健性[24-25]。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替換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的穩健性檢驗

從結果中可以看出，表中模型（3）中，服務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為負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進一步說明了我國服務業發展起步較晚，集聚水平還難以發揮其正外部性。其他核心解釋變量的符號及顯著性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刂谱兞砍A設施對創新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余控制變量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這可能是由于基礎設施（人均道路面積）受各區域地理環境，空間位置等不可抗因素影響較大，難以發揮其外部性。由此可見，結果具有穩健性。

2.區域創新能力滯后一期的穩健性檢驗

由于當期稅收優惠政策以及產業集聚效應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而本文對區域創新能力滯后一期進行回歸，以確保結果的穩健性?；貧w結果如表7 所示，根據表7，可以看出，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顯著水平以及系數影響方向基本一致，因此考慮了區域創新結果的時滯性，結果依然穩健。

表7 區域創新能力滯后一期的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理論上分析了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作用機理，并以全國30個?。ㄊ?、自治區）數據為樣本，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模型及門檻模型實證分析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稅收競爭正向促進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納入整體框架后，其交互項顯著促進區域創新水平提升，并且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會隨著產業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增強。通過進一步拓展分析發現，稅收競爭對產業集聚影響區域創新能力發展具有門檻效應，即稅收競爭程度達到門檻值時，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發展的作用會發生改變。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充分發揮稅收競爭的驅動作用。合理運用“創新”導向型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地方由傳統低端產業向高技術產業發展，促進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同時，針對產業集聚的特性進行稅收競爭以提高企業活力、增強市場資源配置率，驅動區域創新發展。通過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善用稅收競爭策略，形成“集聚”效應，充分發揮區域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實現企業技術創新和學習，促進創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加強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的良性互動。積極引進技術密集型等高質量創新型發展產業。通過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例如稅收補貼，產業扶持等吸引新興產業集聚，優化產業結構，形成創新型產業集聚趨勢，高效釋放技術溢出效應、示范效應、競爭效應等，推動區域創新發展。

第三，形成“有序競爭”發展新格局。在地方政府為產業聚集進行稅收競爭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要監督和管理地方政府的稅收競爭行為，降低地方政府之間可能存在的無序競爭。一方面，下放一定的自主權，地方政府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對稅收優惠政策進行針對性調整，引導地方政府逐漸向著“有序競爭”的新格局發展。另一方面，合理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吸引人才、產業等要素資源的流動，與地區實際發展情況相適應。

六、結 語

目前，我國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以高速增長目標”轉變為“追求高質量發展”。地方政府正在向著“為搭建創新環境、整合創新資源，打造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型省市”而競爭。地方政府競爭對區域創新發展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本文就稅收競爭、產業集聚以及區域創新能力三者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機理進行研究。首先，對相關文獻進行閱讀和梳理，了解現有文獻的研究成果，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其次，在研究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理論上探討地方政府競爭與產業集聚如何影響區域創新能力，并就此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最后，以全國30個?。ㄊ?、自治區）面板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及二者的交互項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依據結論提出政策建議，以進一步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在數據分析層面，從全國數據出發，以省級層面為單位，展開對我國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水平的測度。同時，分析兩者之間的交互項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以深入探究它們之間的關聯作用。通過這些理論和實證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指導制定合理的稅收競爭水平，促進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良性互動，另一方面為構建我國區域創新財稅政策支持體系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并為顯著提升我國區域創新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內容分析層面，將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納入整體框架研究其關聯作用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充實了稅收競爭與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理論研究，并為現有研究提供補充，完善了稅收競爭對區域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框架，從而為相關領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同時，引入門檻模型，以稅收競爭為門檻變量，進一步考察不同稅收競爭水平下，產業集聚如何影響區域創新能力，以此來完善和細化以稅收競爭和產業集聚偏向為出發點的研究，更清晰地探討兩者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促進產業集聚與稅收競爭的良性互動，從而形成1+1＞2的影響效應。構建一個多層次的研究框架，將稅收競爭、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相結合，對于進一步拓展區域創新發展的研究視角，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但是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稅收競爭、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涉及方方面面，文章結合理論知識展開稅收競爭和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機理分析，并進行總體上的解釋，接下來還可以針對具體的傳導路徑進一步深入闡述。此外，在控制變量選擇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影響區域創新能力的因素眾多，可以選擇更多的控制變量進行深入研究，更全面分析其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同時，在選取控制變量時需要針對性地圍繞因變量進行確定，避免隨意或者盲目增加控制變量數量，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