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江南棉紡織業發展探析
——以蘇州府為中心的考察

張 志 翔，盧 勇

（1.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2.南京農業大學 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江蘇 南京 210095）

自有植棉史以來，作為經濟作物的棉①古農書、地方志等記載的“木棉”，尤其是引進美洲陸地棉以前的文獻所記“木棉”，并非現今所言的木棉科植物木棉（Bombaxceiba），實為錦葵科植物草棉（G.herbaceum）、樹棉（G.arboreum）。據傳入中國的棉品種、傳播路徑和推廣時間，本文所論及的棉多指“南道”亞洲棉和“北道”非洲棉（統稱）。，因其主副產品擁有多重利用價值，關系國計民生，而備受統治階層的重視。宋元時期，江南地區的植棉已經初具規模。到了明代，政府頒行一系列鼓勵種植棉花的措施，促進了棉作在江南地區的推廣和擴大。明末以來，江南地區的傳統手工業經濟繁盛發展，尤以太湖流域東部的蘇松二府最為突出。其中，蘇州府的棉紡織業生產、貿易日益擴大，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并獲得“衣被天下”的美譽。清前中期，隨著棉花種植面積的擴大、紡織技術的完善、市場需求的增加等，蘇州府棉紡織業在傳統手工業經濟中迎來了發展高潮。因此，學界不乏以棉業紡織史為視角，對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研究，技術史、區域史、經濟史等領域的學者皆有豐富成果，如樊樹志曾對蘇松二府的棉布業相關市鎮做出概述，范金民則從徽商角度談論明清時期江南棉布業的生產經營狀況，戴鞍鋼主要以棉紡織業為中心討論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特色，錢克金從環境應對角度談植棉業擴大及影響，李伯重考察蘇州工業與城市的發展時也涉及了棉紡織業的考察，段本洛、陳蘊鸞、黃康健、丁靜靜等的研究中亦有植棉技術、紡織技術、棉業貿易等內容，馮賢亮、謝湜等在研究江南市鎮經濟發展時對棉業亦有一定分析②主要研究成果詳見：樊樹志《蘇松棉布業市鎮的盛衰》，《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范金民《明清時代的徽商與江南棉布業》，《安徽史學》2016 年第2 期；戴鞍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紡織業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5期；錢克金《明清太湖流域植棉業的時空分布——基于環境“應對”之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中）》，《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段本洛：《論明末清初蘇松地區的棉紡織手工業》，《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陳蘊鸞《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棉業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黃康健《明清江南棉紡織技術的理論化》，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丁靜靜《黃道婆棉紡織技術革新與江南經濟社會發展》，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馮賢亮《近世江南的城鄉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謝湜《高鄉與低鄉：11—16世紀世紀江南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等等。。但是，較少聚焦蘇州府，并以專題論述清代前中期的棉紡織業發展及其對江南地區的社會影響。本文擬對此進行系統討論，試圖明晰江南棉紡織業在近代化轉型以前的發展情況。

一、蘇州府棉紡織業發展的多元動因

社會經濟富庶的江南地區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損失了大量的人口和巨額的財富。作為手工業中心和商業中心的蘇州府，其社會各產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在農工結合的國家政策引導下，尤其是植棉政策的推行，依賴國內首屈一指的經濟基礎，便利的水陸交通，大量的手工業從業者，廣闊的經濟腹地，國內市場消費能力的提升，蘇州府的棉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

（一）本地棉、客棉紡織原料獲取便捷

政局相對穩定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明末清初的大范圍戰亂使得全國范圍內的社會生產都處于一種時斷時續的狀態，清政府的統治相對穩定以后，經濟基礎深厚的蘇州府社會經濟率先得到恢復。蘇州府的棉紡織業之所以能夠在全國脫穎而出，首先在于其原材料獲取方面的優勢。元時太湖流域已種植棉花，并有逐漸擠占稻麥等糧食作物用地之勢。明末清初，輪作復種制度的全面推廣，如棉麥間作、稻棉交替種植等方法，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合理種植布局提供了優化手段，不少地區形成了“半種棉花半種田”的景象。

蘇州地區擁有適合植棉的自然地理環境。蘇州府地區以印支—燕山運動以來的下沉平原為主，海拔一般在100～200 米，整體地勢低平（見圖1）。據地勢條件，蘇州府分為高鄉、低鄉。而棉花系深根作物，又是常中耕的作物，喜歡土層深厚、組織較疏松且排水良好的土壤[1]38。因此，棉花種植區需要同時符合高地與沖積土兩個條件。蘇州府的昆山、常熟位于高地岡身，地勢較高，適宜棉花種植?！短K州府志》有載：“棉花，草本，高者四五尺?；ㄈ琰S葵而小，結實名花鈴，元至正閑始傳此種。太倉東鄉土高最宜，今常熟東鄉高田皆種之?！盵2]“昆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倍?，常熟、昭文、昆山、太倉等州鄉，屬沙質土壤，通氣性良好，符合種植棉花“宜擇兩和不下之沙地為上，平原沙土次之”[3]卷12《物產》的環境需求。因此，清代前期，蘇州府“土膏既腴，水泉亦潤，不耕之地……其種之最重者曰：棉花，亦名草吉貝”[4]卷46《物產》。當地農戶在不適宜種水稻的地方，廣泛植棉，用以織布、榨油、制作肥餅等，“東北鄉一帶，地性夾沙，不宜種稻者，皆植此……其花有白黃紫各色，用以彈絮紡紗織布；其子榨油，油渣壓餅以充肥料”[4]卷46《物產》。常熟、昭文、新陽、昆山等地，棉花植于長江的岸邊河漲沙地，所產棉花質量較好，畝產較高，是以為蘇州府主要棉花產區。

圖1 清前中期蘇州地區地貌分區示意圖

可輸入蘇州地區的外地棉，供應較充足。清代，蘇州府興修農田水利頻仍，高鄉多疏浚塘河以蓄水，當地棉花種植面積有所擴大，由“種棉十僅四五”擴大到“種棉漸多于豆”，擠壓了豆麥等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當蘇州一地的棉花產量不夠供應棉布生產需求時，需要輸入外地棉花以保障棉布的產量。明代以降，棉已成為全國性的重要經濟作物，“木棉之為利于人溥矣，衣被御寒，實有賴焉。夫既紡以為布，復擘以為纊，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谷下?！盵1]113在官方政策鼓勵下，棉花在南北諸多區域推廣種植。北方地區的棉花產量較高，如華北地區：據《種棉說》記載，李拔曾經“北至幽燕，南抵楚粵，東游江淮，西報秦隴”，足跡所經過的地方，“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種棉一畦，歲獲百斤，無憂號寒”。據《山東通志》記載，山東六府皆有種植棉花，“東昌尤多，商人貿于四方，民賴以為利”。東昌府棉花種植極其興旺，“所種之地，過于種豆埋……土人望木棉成熟過于黍稷”[5]“戶書第二”。臨清州“種棉之地達百分之六十，棉花出產占本縣之第一位”[6]。蘇州府農家手織棉布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居于全國領先地位，清前期，從彈棉、紡紗直至成布，也僅需7個工作日[7]。北方的棉花紡織技藝遠不如江南地區，故北方產棉區因棉紡織業的相對不發達而常將棉花販運至江南地區。

蘇州地區便利的交通運輸有利于客棉輸入本地市場。清代政府重視河工，大力修治吳淞江、白茆河、至和塘、福山塘、元和塘等河塘水渠，維系了長江、大運河等河運暢通，為“北棉南輸”貿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北方大運河沿線的廣平府、曹州府、歸德府、東昌府、臨清州等地作為棉花的集中種植區，棉市貿易發達，每年秋后一派“花絨紛集，望之如荼”的景象，這些數量龐大的棉花順著大運河水道，過臨清關、淮安關，一直抵達蘇州滸墅關，為當地棉紡織產業的發展提供原料支撐。據清代關稅統計資料顯示，乾隆九年（1744），淮安關共征收稅銀二十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兩，其中棉花一項為八千一百兩[8]。據《淮安關稅則》規定：“新棉花每擔稅六分，子棉花、舊棉花每擔各稅三分”，取其中間數，棉花每擔稅銀0.04兩，那么折合每年約有二十萬擔的北棉運往江南地區，通過蘇州府轉輸于各地，成為蘇州等地民眾進行棉紡織生產的重要原料。如長洲縣本地所產木棉甚少，但是很多農戶小家庭紡棉為紗、織之為布，并習為恒產，“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9]卷51《物產二》。光福鎮的勞動婦女亦皆以蠶桑、繡織為工，“凡女及笄，即習育蠶”[10]。這一時期，山東、河北、河南等地所產的棉花成為蘇州等地棉紡織業原料的重要來源，促進了蘇州府棉紡織業的發展，“今楚豫諸方，皆知種藝，反以其貨，連艫捆載而下，市于江南，客花嬴，而土花詘矣”[11]。

（二）棉紡織生產技術體系漸趨完善

知識傳播記載理論化是促進棉紡織業技術發展的助推器。宋元時期，南路棉傳入江南后，棉花種植和紡織技術逐漸推廣應用，但文本化較低，僅《南村輟耕錄》有一定描述性記載。至明清時期，實踐中得以理論化，不僅《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綜合性農書中對江南棉紡織技術有所記錄；而且涌現了專題性著作，如《木棉譜》《布經》等，飽含豐富的實踐經驗總結。以《木棉譜》為例，書中不僅對棉種品類、選育、栽培等環節有所介紹，還詳細介紹了江南地區棉紡織業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記錄了軋車、彈花弓、紡車、整經、織機、染色、踹布等工具機構和操作技術。這一時期，蘇州府的棉紡織生產技術經過改進與提升之后，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

三大技術體系的完善是繁榮棉紡織生產的技術核心。有清一代，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生產體系不斷完善，軋棉、彈棉、卷筳的紡紗技術體系，整經、漿紗、織造的織布技術體系，精煉、染色、踹布的染布技術體系。棉紡織業相關技術的專著涌現，有利于擴大其織造技術交流的地域范圍，提高技術應用水平，更重要的是文本化技術傳播的途徑，較口耳相傳的經驗教學法能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從而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而且，這些著作中涉及植棉技術、染織技術等多方面的內容，甚至已出現了符合生產標準化的記載內容，如精確記載了布料的多種染色配方，以及分析染布瑕疵原因和如何修補。

發達的水系提供了手工業用水來源，是棉紡織業生產的保障。蘇州府的棉紡織業能夠迅速發展，與其充足的水源供應密不可分。棉布的生產過程中印染是極為重要的一環。無論是低端土布或者是高端細布，其印染過程中都需要大量的水。蘇州府四通八達的大小水系，一方面可以提供充足的印染用水，一方面也方便生產廢水的排泄。依賴水力的各種機械，能夠更大程度的在蘇州府得到使用和推廣，提高了棉紡織業的生產效率，讓蘇州府的棉紡織品在整個國內市場中更具備競爭優勢。

（三）棉產品消費市場擴大

“從明中后期起，棉布即取代麻、絲成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材料，清代棉紡織成為產值最大的手工業?！盵12]供應總量的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商品的單價，另一方面意味著經營者對消費市場的擴大預期充滿信心。事實上，清代前中期“江南農村棉紡織業的市場持續擴大，基本上形成為全國市場，南到閩廣，北到華北，乃至西北和東北，海外市場也有擴大?！盵13]蘇州作為清代最重要的棉紡織業中心，在棉紡織業持續擴張的時代浪潮中，受益頗多。

“中國棉產地，以北方平原為多，但是紡紗，織布又因南方氣候潮濕，較之北方的干燥，更宜紡織過程中纖維的延伸。于是，棉花由北南運，紡織成品由南方向全國銷售，遂成為國內貿易的重要項目?！盵14]蘇州地區大運河、長江等水路交通便捷，生產的棉布除供應本地使用外，大部分則經由水路，轉販于南北各地，“貨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輸，行賈于齊魯之境常十六。彼氓之衣縷，往往為邑工也”[15]卷四《食貨》。清前中期，蘇州府的棉布名氣大漲，“蘇布名稱四方”[16]255。僅“常、昭兩邑歲產布匹，計值五百萬貫。通商販鬻，北至淮、揚，及于山東，南至浙江，及于福建”[17]233。

不論在本地市場，還是全國市場，蘇州府棉紡織品所占市場份額均有所擴大。相較于其他棉紡織業中心，蘇州在拓展消費腹地上更有優勢。為了滿足日益擴大的市場需求，蘇州的棉紡織業采取了更為合理的配置。利用自身發達的手工業水平，蘇州更多地采取了來料加工的生產方式，故而當時“蘇州的棉布加工業的規模，遠大于其棉紡織業的規模?！盵18]清代前中期巨額的社會財富由全國向蘇州集中，一方面造就了不少經商致富的地方豪紳，一方面給周邊的貧苦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擇業機會?！扒宕爸衅?，江南的人民已經在運用種種方法控制人口增長，以使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了一種合理的關系?！盵19]本地紳商經銷棉類產品以牟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并不斷向更遠、更高級別的集市進行業務；而中底層百姓可承受的貨價有限，但大量的人口對棉紡織品的消費數額相當大，成為家庭消費中非常重要的開銷。

二、蘇州府棉紡織業發展的主要表現

清前中期，傳統棉紡織業發展日益繁榮，在江南地區，尤其是蘇州府一帶，引起了一系列變化。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結構方面，如棉花、染料的提升；衣飾消費方面，如棉布、棉絮等商品之于日常消費的增加；從業人員方面，相關勞力整體上增加，并且男性勞力較之以前有所增加；專業市鎮方面，則是數量增多、級別提升。

（一）棉與染料作物種植增多

在繁盛的棉布貿易的刺激下，清代蘇州府的棉紡織業日益發達，農戶之生計全賴一機一杼之功。與桑蠶相比，棉花不僅采摘種養的人力成本較低，而且“有必收之效”，與苧麻相比亦有優點，“埒之枲、苧，免績緝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彪m然是南方產物，但是從實用性和適宜廣度來看，“則北方多寒，或繭纊不足，而裘褐之費，此最省便”[20]。棉布相對于絲綢的優勢體現在保暖性更優秀，制作成本也更低。常熟縣一帶“自國初以至雍正，棉花一擔（十六兩秤）錢二千上下為常價。乾隆間價漸增，擔亦不出三千?！盵21]153除了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風潮后曾價格成倍上漲至六千，而后常價終在四千。而標準棉布以三斤棉花成一匹布計，一匹布則計一斤重，另加工資一斗米。低成本、易創收是棉花種植規模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胺蛴泄τ糜谌苏?，其種之最重者曰棉花，亦名草吉貝。東北鄉一帶，地性夾沙不宜種稻者，皆植此其花”[4]卷46《物產》。清代安徽休寧人吳蔚光寄居常熟時亦表示“東鄉田近海，專種棉花弗能改?！盵22]農戶也多認識到種棉花易、種稻難。這一時期，棉花生產日益商品化，蘇州府不少縣邑的棉田面積增加，常熟縣、昆山縣、太倉州等地的棉花種植規模不斷擴大，“廣種棉花”[17]233，“種棉漸多于豆”[17]112，甚至擠壓了糧食作物的種植空間，形成棉花種植的集中區域。結合明清地方志和奏折檔案等資料，可統計折算，清初太倉州一地植棉田約58萬余畝，已遠超崇禎年間《太倉州志》所記30萬畝；而常熟等縣棉田也從明代的10萬畝發展至清代中期的12萬畝。

我國古代織物著色以植物染料為主流，藍、紅、黃、黑、紫等各色系染料作物均有種植。隨著染色工藝進步，色譜不斷擴大，發展到清代已有數百種的染織色彩。發達的植物染色技術是植物染料得以大量生產的前提，而清代紡織業的興盛為植物染料提供了市場。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了染料作物的大面積種植[23]。又因五色斑布流傳于廣大地區，其中以藍印花布為主。在諸多染料作物中，以藍草最為典型。清代所種藍草多為蓼藍、菘藍、馬藍等，而在江南地區則廣泛種植菘藍、木藍等藍草。由于快速發展的棉紡織業，常熟、元和等縣已視藍靛為商品化貨屬。藍靛利潤多于五谷，常州府的江陰、靖江等多地也成為藍靛生產供應地，“藍則產于江靖者，多而且佳，以之為靛，利用甚薄?！盵24]卷10《物產》而且，江南棉織品產量大，染色需求也大，蘇州府正是以染藍著稱，清代南北通販的青藍色棉布俱出于蘇州府染造。以《布經》所記蘇州染色技術為例，“每一作布五百，約……用靛六十斤”，在清中期江南棉布產能已達10 000 萬匹，則可推出需消耗120萬斤藍靛。當地所產染料有限，所需染料仍需依賴外地。在耕地效益排擠之下，較多山區地形的福建、江西等地區，藍靛生產數量明顯上升，也承擔起供應藍靛的生產地[25]。

（二）棉類衣飾消費增加

隨著棉布消費群體擴大、市場更加開闊，棉布成為蘇州地區進行大規模、遠距離的貿易中的重要物產。吳承明曾估計，清代蘇、松地區年產布約4 500萬匹，其中進入“長距離運銷”的可多達4 000萬匹[26]；范金民則估計，清代中期江南棉布的產量每年多達7 800 萬匹，其中“進入市場的商品量當在7 000萬匹之譜?！盵27]據《滸墅關稅則》記載，這一時期，由蘇州府流通的棉布種類高達幾十種，有平湖布、嘉善布、飛花布、楊莊夏布、水紗布等各色，經由運河，“溯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于九邊”，行于四方。社會上能夠消費絲綢的人數畢竟有限，隨著清代社會人口的增加，消費群體的擴大，蘇州府等全國性棉紡織中心形成，絲、布的消費結構也逐漸發生轉變。

清前中期，江南居民的常服、正服多以布為質料，絲紗綢緞的穿著大體上仍限于上層社會[21]112?！拔徉l綾一匹，平價銀二兩以上，織文極細，布有與綾同價者。其循常市賣匹五錢，或三錢，最下一錢至七分極矣。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十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伯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28]，棉布的價格僅僅是綾等絲織品的三分之一，屬于一般民眾消費能力內的商品。因而棉布的銷售更加符合廣大中低層群眾需求，社會總生產中棉布不斷增多，家庭消費中棉布被廣為接受，形成消費慣性。據統計，18世紀以降，以江南地區五口之家的年均衣飾消費額（白銀/兩）來例，棉布、棉絮占總體支出達70%以上（見圖2）[21]156。

圖2 江南居民衣飾消費開支統計

（三）相關從業人員增多

蘇州府從事紡織業的人員增多，最為明顯的特征是紡紗、織布等機戶、作坊數量增加。東城的各機戶均隸官籍，“傭工之人，計日受值，各有常主。其無常主者，黎明立橋以待喚。鍛工立花橋，紗工立廣化寺橋。又有以車紡絲者曰車匠，立濂溪橋。什百為群，粥后始散，”[16]214已經形成了臨時的勞務市場。當時，蘇州府民眾不僅在植棉地區進行棉紡織生產，“廣種棉花。軋而為絮，彈而為綿，紡之成紗，經之上機，織之成布”[17]233“木棉之產堪為布縷，是以子夜機聲常軋軋”[17]165。而且即使在不植棉或者較少栽種棉花地區，農家也多競相從事棉紡織業?！爸伶偂用袂в嗉?，治產業勤紡績，逐利而上氣”[29]卷2《市鎮》；吳江縣平望鎮，十家有八九的婦女以木棉花織布，“上供賦稅，下給俯仰”[30]，“雖殷實者亦習之”[31]卷12《生業》。

因為蘇布名聲享譽全國，不僅織布的機戶數量有所增加，染布、踹布等工坊亦數量相當大，各處俱有?！傲暿菢I者閶門外，上下塘居多，謂之字號。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號常數十家賴以舉火，惟富人乃能辦此?！盵16]255康熙年間，蘇州城內外的踹匠多達萬余人，包頭“約有三百余戶，或有兩作，或有三坊”[32]。雍正年間，僅蘇州城里就有踹布商340 多人，辦手工工坊，即踹坊（即棉布整理、加工的作坊）450 余家，共雇工匠19 000 多名，平均每家踹坊雇工匠40 多名?！凹毑樘K州閶門一帶，充包頭者共有三百四十余，設立踹坊四百五十余處，每坊容匠各數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萬九千余塊，人數稱是?！盵33]據浙江總督李衛雍正七年（1729）奏報，蘇州踹匠“從前數有七八千余……又增出二千多人”[34]。

清前期，隨著棉紡織業重要性日益突顯，江南地區出現了男性勞動力由大田農作轉而加入棉紡織業作業的現象，逐漸有突破傳統“男耕女織”的勞動分工格局的態勢。蘇州府的相關地方文獻有載，如吳縣濱湖近山的小村莊，“男婦并工捆履、綈麻、織布、織席……營生”[35]卷24《風俗》，在棉紡織業更為發達的太倉州更是如此，如沙頭里的男女村民利用耕作以外的閑暇時間進行紡織，“于耕隙則男女紡績”，這種男女兼織的現象在當地較為普遍，“十室而五”[36]卷2《風俗物產》。從事棉紡織業的勞動人口不再限于女性勞力，男性勞力的加入亦是產業發展促使從業人員增加的重要表現之一。

（四）棉紡織專業市鎮增多

清初，隨著農田水利事業的推進，紡織業也得到興盛發展，長江三角洲地區棉田面積顯著擴大、植棉戶日益增多，至乾隆后期，種棉農戶已經超過了種稻農戶[37]。太倉州的商品棉種植十分普遍，其中鶴王市的棉花品質尤為優良，“產鶴王市者，較他處所產，柔韌而白，每朵有朱砂斑一點，離市十里外即無。閩、廣人販歸、題布必曰太倉鶴王鎮棉花?！盵38]卷1《封域》太倉州的棉花則通過海商遠銷福建廣東，“太倉凈花聞于閩廣，遠商海舶捆載而去，民以殷富”，自嘉慶年間劉（瀏）河口堵塞后，“專售江右，每歲尚易數萬金”，故民間殷實之戶特別多[39]卷6《風土·風俗》。

棉紡織類商品交換的活躍，商品交易場所擴大，不僅改善了該區域內居民的經濟生活，人口密度和購買力亦隨之有所提高，而且形成了許多以棉布、棉花專業市場著稱的中小型鄉鎮。如藥斑布“宋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干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樓臺、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帳幔衾帨之用”，昆山縣的安亭鎮（與嘉定縣合轄）以藥斑布著稱。吳江縣的章練塘鎮（后劃歸青浦縣）以棉布為支柱產業，“木棉布諸縣皆有，常熟為盛”[2]卷12《物產》等。這些地區原也是易受水患影響的，而木棉“擇兩和不下濕肥地”[40]，幸得農田水利設施發揮效用，“吳中士女業紡織者什九，吉貝之植多于藝禾”[41]林則徐序。種類繁多的棉布不僅是重要的衣被原料，也成為風雅之物，充分滿足不同階層民眾的需要。依托棉布生產、加工以及活躍的棉花交易，大型棉布市場、棉花集散中心增多，鄉鎮內部的空間結構亦隨之擴大，通過縱橫交錯的河網形成了專業化的有機鄉鎮體系。

三、蘇州府棉紡織業發展的社會影響

有清以來，棉紡織業不斷發展，在民生經濟、職業選擇、社會分工等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隨著棉紡織生產的精進，工序趨向專業化、細致化，鄉鎮依托繁榮的市場而不斷壯大，逐漸演化、分異出專業市鎮體系。婦女“以織助耕”，承擔家庭日常衣食來源，進而其社會地位逐漸提升，也影響了就業觀念轉變。

（一）棉類市鎮因經營特色專門化

隨著棉紡織業的日益發達，生產過程中一系列工序，紡紗、織布以及軋花、彈絮等逐漸細分化，較清以前更為明顯。這一時期，紡紗、織布、染布等生產環節，不再必須集中于某一個市鎮完成，棉紡織業的內部分工細化，出現了“不紡而織”的織布人，即“兌紗”者；“不織而紡”的紡紗人，即“賣紗”者，等等?！凹喼囟擅煌沧印?，通常紡紗者，可得紗四五兩，多者一斤；“布二丈謂一匹，以細為上”，織布者可每日成布一匹，織造技巧精敏者則多至二匹。專業人員的涌現和集中，使得鄉鎮的商品市場分化更細，并延伸出諸多“一鎮一品”的專業性市鎮。

紡紗與織布市鎮。木棉花去核后可彈絮紡紗，太倉州婦女以此為業，“木棉軋去核者名褥子，婦女彈捍作條紡之，松江織戶咸來釆販，其價視粗細為貴賤”[42]卷17《風土下·物產》。昆山縣周莊鎮所紡的紗品亦頗受市場歡迎，“婦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彈作絮，卷為棉條而紡之，復束成絞，以品於市，遂捆載至浙江硤石鎮以售?！盵43]卷1《物產》吳江縣的黎里鎮“紡績之勤較他處為獨盛”，小型家庭的婦女多以紡紗為謀生手段，“衣食皆賴之”[44]卷4《風俗》；同里鎮的鄉民也多紡紗換花，鎮上則以棉花織布為多。常熟縣支塘鎮村民織布遠銷外地，如赤沙村“居民善織作，閩賈至江南販布，以赤沙所出為第一，遠近牙行競于布，面鈴赤沙字樣焉?！盵45]卷1《地理志》吳縣的木棉布質量較好，“紡紗為之細者，價視綺帛”[9]卷51《物產二》?！敖嘉饔榷詹驾p細潔白，市肆取以造襪，諸商收鬻稱于四方?！盵46]

經銷與漂染加工市鎮。清代，江南地區的棉布字號基本集中在蘇州府一帶，“金閶市肆，綢緞與布皆列字號，而布業最巨”[9]卷24《風俗》。蘇州城的閶門上、下塘至虎丘一帶，“為市尤繁盛”[47]王心一序。棉布字號往往不直接經營踹坊，兼營染坊也不普遍，主要從事棉布收購、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銷布匹[48]。所以，蘇州棉布的整染加工作坊多集中在此處，漸成規模，“布坊，各處俱有，惟閶門為盛，漂染俱精?！盵49]卷16《風俗》市鎮上亦設立有一些小作坊，常熟縣染戶較多，虞山鎮的一些小型染作坊主還兼營踹坊，主要滿足該區域內的鄉民所需。

（二）女性社會地位變化

清代，蘇州地區農家衣食高度仰賴棉紡織業，“遇木棉不登之歲，紡車空懸，女紅歇絕，坐至凍餒，愕無一策?！盵50]地方官員認為形成這種社會現象的原因是普通勞動者的短視以及監管官員的習以為常，“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唯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為常，亦皆習而不察?！盵51]然而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獲利更多行業必然會吸引從業者的涌入。蘇州地區棉紡織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以布折色”“以布易銀”的賦役制度，助推了棉紡織業的發展，“大率種木棉者十之七；種稻者十之二；豆菽雜糧十之一”[52]卷3《風土》?！澳懈棥钡膫鹘y生產分工之下，女性勞動力在棉紡織業生產中的優勢，提升了她們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棉則因織維短，用小紡車、單錠手搖等簡單機器就能操作。由于各項紡棉器具簡單化，學習也更為容易?！翱棽家锥椊z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從其率，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盵53]作為家庭中的輔助勞動力——女性，在棉紡織業大力發展的情況下可以大展身手?！芭悠甙藲q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盡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余?！盵53]女性勞動時間多為農閑，如常熟昭文一帶“鄉村婦女，農時俱在田首，冬月則相從夜織。支塘水紗、唐墅苧布，皆軋軋出寒女機”[54]卷1《風俗》。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婦女“勤謹絡繹，機杼之聲，通宵徹夜”[55]。女性積極投身于棉紡織業，激活了蘇州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與此同時，也改變了該地區傳統男性養家糊口的形象，女織在家庭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已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56]。

棉紡織業發展促進了女性擇業的多元化。她們在從事與棉紡織業相關的工作時，“形式靈活多樣、擇業優勢漸顯、家務與社會勞動兼有、從業群體擴大和職業層次提升?！盵57]福州知府李拔鼓勵當地積極種棉時指出，福建的棉布“購自江浙，價常加倍。又其甚者，男子惟補蜃蛤，女子不解織纴，寸絲尺布皆需外市”[58]，對于“不解織纴”的閩地勞動女性，李拔在奏疏中明顯持批評態度。而蘇州地區因棉紡織業的發展，不少女性活躍于材料的購買，棉布的生產，物資的銷售等多個環節，得到社會的肯定與認可。女性在經濟實力提升以后，也助力家族的發展，一些具有長遠發展眼光的女性甚至資助家中學子積極參加科舉考試。蘇州地區棉紡織業的發展，拓展女性擇業領域的同時，也極大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以及社會中的地位，成為女性擺脫傳統束縛枷鎖的先驅。有學者評價：“清代女性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敏銳地把握商機，拓寬就業渠道，實現就業多元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性別弱勢，改變了傳統職業分工‘男外女內’的單一格局?！盵59]這一論斷用于評價蘇州地區的女性，是恰如其分的。

四、余 論

清代前中期，江南地區傳統棉紡織業的發展情況是研究中國傳統商品經濟及其邁向近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津梁。這一時期，蘇州府傳統棉紡織業的發展，離不開大量從業人員的參與，其中不乏失業民眾的再就業，有助于基層社會的安定。同時，蘇州府傳統棉紡織業發展充分利用了本地棉和客棉，使得貿易網絡擴大化，突破了江南地區紡織業范圍局限在紡織原料區附近，國內許多地區都以棉紡織業的原料或加工作為生計來源和謀利方式，促進了以棉為中心的相關產業的繁榮。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等傳統手工業的發展，不僅促使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更多考量這一地區，如以賦稅的加征或蠲免來調整棉花等經濟作物所占種植比重，而且也促使了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地位更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