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詮釋學視域下的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

汝萌 李岱

摘要：圖書館閱讀推廣旨在為讀者提供合宜優質的閱讀信息、健全科技理性與人文關懷合一的服務體系，以強化閱讀認同感，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在達成這一目標理想的過程中，要警惕工具理性思維，不斷探索人類理解結構及現代諸主體間交互行為的變遷。圖書館在閱讀推廣工作中應借鑒詮釋學理論，回歸“閱讀”本真，注重人文關懷和情感理想的回歸，注重效果歷史的動態建構，健全協調的閱讀推廣機制。

關鍵詞：詮釋學? 閱讀推廣? 人文關懷? 效果歷史

一直以來，圖書館哲學都被認作是圖書館學的基礎性理論之一，解釋并指導圖書館實踐及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1]。但是圖書館哲學并不能機械地等同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相加，而是意在取得學科之間的有機聯結。詮釋學理論可以充當晚出的諸學科撬動哲學殿堂的秘鑰，因為詮釋學有一種構造沖動，始終關涉主體私域內部的互指及其與公共域的交往，而哲學詮釋學是20世紀以后研究人類精神科學與物質世界有機結合的有力工具。

圖書館閱讀推廣現狀的詮釋學需要

閱讀是人類歷史上獲得知識經驗增長最便捷的途徑之一，工業時代以前的技術文明史中，知識的傳導與互換主要依托書報卷宗等紙質媒介的復制手段實現，固化為物質符號的語言文字可能隨時間演進不斷堆積漸舊。其中，不朽的精神思想依然輝光日新，扮演著保存人類文化遺產、開展社會教育并開發智力資源角色的圖書館功不可沒。隨著世界圖景時代的降臨，形而上學、森嚴壁壘遭遇解構，圖書館作為人類理性的故地與家園也同樣面臨大批異鄉人的出走。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圖書館雖然積極探索，不斷轉型以緊跟時代步伐，但現代化轉型的背后卻不乏冰冷的技術理性化，書本中心逐漸讓渡給技術熱，人文關懷日漸流失；另一方面在于圖書館內部存在職業思維的固化與對哲學理路的漠視，部分人認為圖書館事業就是圖書管理，至多只需拿來管理學的經驗，殊不知圖書館最該是人文精神的智庫，而要將閱讀這種最一般意義上的個體行為推廣出去則更需要哲學思維的訓練。

從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走向閱讀社會”的號召，到2022年4月首屆全民閱讀大會在北京召開，閱讀浪潮此起彼伏，其中的關鍵是良性的閱讀推廣，而圖書館本位對于閱讀推廣自有其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閱讀推廣已成為圖書館主流服務形式。2010年以來，我國學者在閱讀推廣領域做了大規模研究，突破了國際圖書館界常見的用戶閱讀行為研究、圖書館活動個案討論和閱讀推廣調研分析等偏重經驗和實證的研究范疇，進入了閱讀文化研究、閱讀推廣服務對策研究和閱讀推廣基礎理論研究等新領域，大大豐富了圖書館閱讀推廣的理論體系[2]。隨著官方意志和學術群體的日益重視，圖書館服務體系中的閱讀推廣已經轉換為打破主體私域性、邁向集體性的事件。傳統的閱讀方式發生巨變，便攜式終端可提供海量的閱讀內容，看似圖書資源已被推及到人們最切近之處，但真正的“閱讀”依然與人們漸行漸遠，快節奏的生活使人們愈加趨向于碎片化的閱讀和淺閱讀，甚至“5分鐘讀完一本書”等加工產物占據了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這種閱讀是快餐而非陳釀的酒。事實上，閱讀最大的價值在于主體間視域的碰撞與融合，奇妙之處在于固定排列組合的文字在其固有意義之外通過不同主體的詮釋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意義。

為了進一步健全閱讀推廣機制，強化閱讀認同感，圖書館閱讀推廣更需要與時俱進、跨界合作以及深入人際交往深層的理論幫助，哲學詮釋學的視域并非全然仰賴歷史也并非從屬獨斷的主觀論調，正如蘇志磊指出那樣：用哲學詮釋學的視角去研究以“理解”為核心的閱讀活動，是閱讀推廣基礎理論中“形而上”的（學）研究，關注的是閱讀推廣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對圖書館閱讀推廣實踐（術）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3]

圖書館閱讀推廣的詮釋學啟示

詮釋學（Hermeneutics）又稱解釋學，發軔于古老的釋經活動，目的是通過對《圣經》的解釋來領會神的旨意。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認為詮釋學就是“避免誤解的藝術”，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認為，“理解者必須首先對文本的創作過程作心理學上的還原，悉心體驗，彼此認同，借此進入作者的視野，才能重建整個創作的心理過程，揭示本文的原意”。20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提出了“此在”的概念，使詮釋成為一種“存在”的形式，而“此在”表示了一種在詮釋過程中呈現的意義關聯，它關系著人的精神層面的發展和建構。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構建了系統的哲學詮釋學，他創造性的提出了視域融合的觀點，認為要正視人們在詮釋時帶入的“先入之見”而非排斥它，并且在理解的時候要分清我們要理解的并不是作者的意圖，而是文本脫離作者之后所具有的真理內容。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經典詮釋學體系使得人文精神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20世紀的詮釋學經過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改造真正從方法論詮釋學走向哲學本體論，這一轉向本身對閱讀推廣具有開悟性啟示。

閱讀推廣是一種針對全體公民的活動化、介入式的服務，需要訂立一套長效機制與普遍的理論范式來指導實踐的展開，前提是要理清什么是“閱讀”本身。波瀾不驚的閱讀行為背后是讀者視域和文本視域的融合溝通，是思想的涌動，是境界的升華。伽達默爾說：“文本之所以能表述一件事情，歸根到底是解釋者的功勞。文本和解釋者雙方對此都出了一份力量……在重新喚起文本意義的過程中解釋者自己的思想總是已經參與了進去。就此而言，解釋者自己的視域具有決定性作用?！盵4]對于閱讀推廣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權力的本真下放給“閱讀”自身，使理解中所籌劃的種種可能性以還原的面目向著未來籌劃。由此，我們可以說“閱讀”不是指向行為主體或認識主體，而是面向此存在的生成性謀劃。

圖書館作為閱讀推廣的重要策劃組織基地，功能也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以“場所+機構+平臺”三位體統一性輻射知識交互網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閱讀推廣活動就是以智識主體為信息的發出與接受者張開的溝通活動場，營造合宜的、特色的圖書館語境無疑促生著主體交流的深入與會通；另一方面，按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概念，行為在一定意義上通過獨立的身體活動實現，但思想和言語活動永遠都只能在其他行為中連帶完成。[5]閱讀推廣過程中必須考慮到互動參與者表達時的合理立場與意向心聲，想要達到強化閱讀認同感的效果，要么從效果統一體中就價值與范式達成共識，要么取得閱讀推廣發出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信任，兩者都意在建立協調的主體間關系，只不過前者從理論上而后者從行動中出發，目的是在“理解—交互”游牧的途中相遇。前者理解當中不僅包含著讀者對圖書文本的歷史性和時代性的掌握，更預示著諸要素之間的有機協作對信息時代主體間交往契機的啟示。

強化圖書館閱讀推廣效應的詮釋學方法

游牧始終是不斷拓寬邊界的動態建構，在數字時代，圖書館沉重的物質形象得到拆解并在移動終端中輕盈地重構，閱讀推廣服務在其中不斷轉型，而援引詮釋學的方法能夠給技術時代的科技理性保留人文關懷，人性地促進優質資源共享，更重要的是呼喚返鄉者重回精神家園的懷抱。

一是注重人文關懷和理性情感的回歸。當前的閱讀推廣平臺、手段呈多樣化趨勢，除直接閱讀書籍外，還有許多“代為閱讀”的音視頻節目，用以在快節奏的生活中重新激發人們對文化的領悟、對閱讀的熱情。其中知名的有《朗讀者》《典籍里的中國》等電視節目，又有如《樊登讀書》類的對書籍進行總結與思考的節目，這對激發人們的閱讀意愿，傳播我國傳統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有一定作用，但是從閱讀本身來講，節目代為詮釋解構了讀者與文本之間的直接溝通，節目在文本與讀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這座橋梁遵循著一定的價值與規范，在此之外讀者與文本之間無法真正碰撞出火花?？觳突?、碎片化、娛樂化的閱讀無疑是對傳統以來科學所構建的理性的解構，在這其中，人們的理想情感從自覺的理性自由狀態變為被娛樂所裹挾，因此，圖書館在閱讀推廣中更應當注重人文關懷，立足于閱讀本真，呼喚理性和情感的回歸。

二是注重效果歷史的動態建構。在伽達默爾看來，歷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不斷生成的，理解不是一個主體的行為，而是效果歷史的一個方面。閱讀本身就是闡釋活動，這種活動依賴讀者的理性與知識，具有整體性和豐富性，因此，閱讀推廣活動不僅僅是形式活動，而是具有內在審美意蘊的文化活動。在數字時代，如何處理文本與讀者、文本的詮釋橋梁、詮釋橋梁與讀者之間復雜的矛盾關系，是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的重要課題。圖書館閱讀推廣應重視理解事件生成過程中的時空共在性，以健全人的智力為最終目的，使之參與并符合效果歷史的動態建構過程。在這一點上，部分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活動已初見端倪。譬如湖南大學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以“讀百部經典，品千年文化”為主題，圍繞提升參與者古文素養、喚醒國人心底蟄居的高古人格為核心，古老的文本閱讀結合新鮮的閱讀服務機制，以打卡、積累閱讀時長、伴讀、原著誦讀展示、知識競賽等要素和活動使知識活化、內化、深化?；浉郯拇鬄硡^的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體系同樣在活用現代媒介的同時應用各項舉措保證人文關懷，如深圳南山圖書館堅持將閱讀個性化與閱讀推廣群體性特征相結合，開啟“21天閱讀計劃”等項目，結合當下熱點，精選好書由導師帶讀，并鼓勵參與者思維碰撞，真正有創意、有溫度、有主次、有保障地發揮圖書館正向的社會功能。

三是以健全協調的閱讀推廣機制為基礎。視域的碰撞融合能否成功激發化學反應，文本經過時間長河的洗刷能否繼續煥發光彩，在于圖書館能否在閱讀推廣中把握“閱讀”的本意，是否理解隱蔽在閱讀行為深處的哲學進程，能否在主體間開悟出一片思維活動的澄明領地，給予讀者積極的回饋，健全協調的閱讀推廣機制。健全協調的閱讀推廣機制要求圖書館不僅要推廣閱讀，更要激發讀者的閱讀意愿，同時能夠引導讀者在與文本的對話中得到境界的升華，真正做到推廣“閱讀”而不僅僅是薦書，強化閱讀的認同感，引導良好的閱讀風尚，以此助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相較于其他閱讀推廣主體，圖書館有著豐富的圖書資源和根植于心的服務精神，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加持下，可以拓展出豐富多樣的服務手段，如何將合適的書籍和服務以恰當的手段送到需要的人身邊是一門學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細致分析用戶數據，面向不同的目標群體舉辦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針對性的閱讀推廣服務，以便使讀者和推廣內容能夠進行更有效的視域融合；其次要開展行之有效的閱讀引導及后續服務，閱讀推廣是一項長期工作，在讀者閱讀過程中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不但能夠升華讀者視域，而且能夠使文本更加有效地向我們敞開，為我們所用，在當今時代不斷豐富其詮釋意義，更好發揮其價值；最后，要不斷創新服務形式，豐富服務手段，盡量擴大服務的輻射范圍。受圖書館區域分布及大眾對圖書館的認知有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效果也大打折扣，加強宣傳力度、創新宣傳方法才能提高閱讀推廣服務效果。此外，要提高服務的主動性。圖書館應該從讀者上門接受服務，轉變為主動讓服務走進社區、走進家庭，充分利用公眾號推送、舉辦活動、多館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方法增加曝光率，擴大服務的輻射范圍，形成更大的閱讀推廣效應，以期在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下，打破游牧遷移的不確定性，力圖迎回原先出走的閱讀主體的集體返鄉。

作者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本文系黑龍江省藝術科學規劃項目“詮釋學視角下的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項目編號：2018C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周文駿. 圖書館學研究論文集[M].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

[2] 汝萌，李岱. 社會網絡分析視角下的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J]. 圖書館界， 2022（03）.

[3] 蘇志磊. 理解與閱讀： 閱讀推廣的哲學詮釋學研究[J]. 新世紀圖書館， 2019（10）.

[4] 洪漢鼎. 伽達默爾詮釋學與文學閱讀[J]. 高校理論戰線， 2013（02）.

[5]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M]. 曹衛東，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