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文學中的醫療疾痛書寫研究現狀與展望

疾病是人類普遍恒久的體驗之一。在文學與疾病的關系中，文學屬于人文學科，主要呈現人的心靈；醫學屬于自然學科，主要表征人的身體。醫學和文學雖不屬同一知識體系，但兩者都是人學，靈與肉統一于人的身心，文學與醫學交匯于人學，因為都研究身體和表達心理，也都關心人類生命、生存狀態。疾痛書寫是文學創作特殊的表現方式，隱喻的疾痛則可以勘破現實的幻象，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因此，疾痛書寫是文學畫布上的醫學圖景。疾痛與文學之間的關聯以及其背后所體現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隱秘聯系，在當下語境中存有可探討的可能與現實價值。

疾痛書寫本質上是生命寫作的一種話語方式。阿瑟·克萊曼在《疾痛的故事》（2018）一書中區分了疾?。╠isease）和疾痛（illness）。他認為，疾病是根據病理解釋疾痛時提出的概念，是人的生理異?，F象，是生物醫學模式中的技術性問題，即，當病人尋求治療時，醫生根據其敘述，運用醫學專業術語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析，從生物醫學角度將“疾痛”建構為“疾病”。而疾痛則是一種個體更深層次的體驗與切身感受，即，個體生病時首先體驗到的是“疾痛”，當病人與他人交流這些“疾痛”時會受到社會觀念、文化規范和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影響。因此，疾?。╠isease）是病人在生物醫學上已被確診的某種客觀意義的生理異常，而疾痛（illness）是個人體會到的、帶有主觀色彩的病癥。本研究中的“疾痛”是既包括客觀的生理病癥或殘缺也包含個體主觀體驗色彩的反常心理狀態。即，本文中的“疾痛”是既包括客觀的生理病癥或殘缺也包含個體主觀體驗色彩的反常心理狀態。因此，疾痛書寫既涉及醫學的客觀敘事，亦涉及到文學的詩性敘事，是文學與醫學交叉的書寫；簡言之，疾痛書寫指文學作品中關于疾痛故事的講述、表達、展現的敘事。

疾痛文學已有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對其做簡略梳理。

一.國內英語文學中疾痛書寫研究現狀

國內對文學與疾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個案研究層面——作家、作品、疾痛主題，粗略歸納為六個方面。

第一，基于疾痛與作家創作之間的關系視角。蘇中美在《伍爾夫的躁郁癥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2019）論述了躁郁癥對伍爾夫的影響以及創作影響。伍爾夫因家族遺傳和心靈創傷等因素，致使其一生深受躁郁癥的折磨，這使得她情緒極端不穩，體現在其文學作品中主要有三大主題：婚姻焦慮，死亡焦慮，戰爭焦慮；即，伍爾夫在其作品中，以躁狂抑郁的情緒體驗為基石，塑造了獨具風格的“存在的瞬間”與陰郁氛圍，達成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和諧又混合的狀態，從而實現疾病與文學創作的結合與融合。王素英在《伍爾夫的“瘋狂”：本真、閾限、恐惑、卑賤》（2017）較為全面的分析了伍爾夫的精神狀況，認為她的“瘋狂”主要是因為家族因素與傳統男權霸權的壓制等綜合因素下導致的結果。這類研究認為，疾痛對作家造成身心上的傷害和痛苦之外，也成為了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動力，在對疾痛的掙扎與深思中對疾痛進行藝術升華，使其作品與疾痛客觀事實形成了相互投射的整體，探討生命的價值并形成藝術張力。

第二，文學敘事學視角。這一視角主要從疾痛敘事層面展開，比如劉莉紅的《D·H·勞倫斯小說的疾病敘事研究》（2021），寧東的《〈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疾病敘事》（2015）王莉的《瑪莎·諾曼的戲劇〈特魯迪·布魯〉中的疾病敘事和自我重構》（2015）等。劉莉紅主要論述了勞倫斯小說疾病敘事的內容和形式，包括主要疾病類型與人物分析，疾病敘事的情節結構，疾病敘事的視角與話語風格，梳理出勞倫斯小說疾病敘事的主要藝術形式與特征。寧東則從主人公身兼患者主體與小說核心事物推動者兩個層面剖析疾痛對敘事的主題、人物構建等方面的意義，得出結論：疾病敘事能有效深化小說的批判主題。王莉分析了諾曼通過回憶劇的模式將金杰得知自己罹患癌癥后的內心掙扎進行了戲劇刻畫，表現了金杰的現實自我與幻想自我之間的沖突并最終擺脫幻想自我。這類研究，大多數在對對疾痛對作品的主題或疾病種類進行分析達到了相對成熟，但在敘事的其他層面比如情節等涉及較少。

第三，疾病隱喻視角。這一研究視角，張莉的《疾病的隱喻——從〈女勇士〉看美國華裔女性文學中的病態書寫》（2022），邢力菲的《論〈達洛衛夫人〉中的疾病隱喻》（2021），沈欽欽等人的《束縛、啟迪與逃離——〈簡愛〉中的疾病隱喻》（2020）等。張莉指出，在《女勇士》中，作者湯亭亭從瘋癲和失語兩個層面刻畫了內涵豐富的病態形象，展示了以女性為代表的華裔群體所面臨的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等不同維度的問題和困境。邢力菲通過構建政治和性別兩個維度的隱喻（政治隱喻：對戰爭和體制的反思與批判；性別隱喻：對父權社會的揭示和反抗），指出伍爾夫賦予了疾病以隱喻功能，目的不僅在于反映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更在于激發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沈欽欽等人探討了諸如斑疹傷寒，肺癆，精神創傷，瘋病，中風等身心層面疾病及其隱喻內涵，簡略提出了女性、社會與疾病之聯系，并指出疾病隱喻為人們提供窺探社會的一扇窗戶的同時也是一種監禁。依據桑塔格把疾病隱喻分為四大類型——政治隱喻、文化隱喻、道德隱喻、審美隱喻——劃分歸類，此類研究在政治隱喻和文化隱喻相對涉及較多，而審美隱喻等涉及則相對較少。

第四，文學治療視角。這一視角研究，多見于學者對一篇作品疾病敘事研究結束之后引申內容，但也有文學治療占較大篇幅的文章，如阮世勤的《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中的疾病》（2019），討論了家庭關愛、旅行等文學治療，展現出《弗蘭肯斯坦》中關于19世紀初英國父權社會的疾病治療文化。這類研究可從作者、讀者和社會三個層面進行更廣更深地探討“疾痛書寫走向文學治療”這一主題或方式。

第五，比較文學類研究。施曄的《18世紀中西小說瘟疫敘事比較研究——以〈紅樓夢〉和〈瘟疫年紀事〉為中心》（2021），賴丹琪的《〈天使，望故鄉〉〈時間與河流〉中的疾病隱喻與關懷倫理》（2018）等。施曄指出，18世紀中西小說的瘟疫敘事因文化機制的不同而呈現出較大差異，《紅樓夢》和《瘟疫年紀事》是該世紀最具代表性并凸顯各自文化樣貌的疫病書寫作品，文章在素材遴選、敘事策略、哲學意蘊諸方面進行了比較分析。賴丹琪通過分析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天使，望故鄉》和《時間與河流》，指出小說包含了疾病的隱喻機制：1）疾病被賦予浪漫化的隱喻，體現了精神與肉身的二元對立。2）疾病的隱喻被消除，“他者”被視為具體化的、異質的他者。比較文學視角較多，除了現有這些研究之外，研究者還可挖掘更多探討層面。

第六，綜述類研究。較為典型要屬劉丹的《英語小說中的瘟疫書寫研究現狀》（2021）等。劉丹分析國外主要從病理學、社會文化和文學層面對小說中的瘟疫書寫展開了研究，國內則主要對18世紀以來英語小說中的瘟疫書寫的研究，從而進一步提出學界還應結合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學科研究范式，進一步深化和拓展英語小說中的瘟疫書寫研究。這類研究較少，期待更多學者從綜述視角對疾痛書寫進行探討和研究。

綜上所述，首先國內研究雖大都集中在微觀層面但也僅限于針對某個作品或某個作家等零散或碎片式來的研究，罕見對英語文學中的疾痛書寫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其次，從深度上看，研究的關注點大都將疾痛與苦難、死亡、心理異常等現象勾連，對疾痛復雜的內涵和多元指向的理性審視相對較少，對疾痛書寫背后的創作訴求和文化功能的整體性研究也相對較少。

二.國外英語文學中疾痛書寫研究現狀

國外對文學與疾痛的研究視野較為宏觀，結合了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現象學等方法和層面，形成了一批理論性和影響力很強的專著。

從研究影響程度分析，對我國疾病敘事研究影響最大的要屬蘇珊·桑塔格。她在《疾病的隱喻》（2013）一書中以頗具影響力的流行疾病為例證，論述了疾病在隱喻中逐漸偏離了疾病的本質，成為倫理抨擊的工具和政治施壓的幫兇，使病患深受痛苦和折磨。蘇珊盡可能的力圖抵制或消除關于疾病的隱喻性，瓦解其神秘性，強調疾痛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經歷，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醫學體驗，還是作為隱喻的疾病，即疾痛在文化意義上承載著道德批評和價值判斷，這對疾痛與文學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

從研究方法層面分析，國外疾病敘事研究廣泛運用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現象學等方法，如阿瑟·克萊曼則從慢性病患者特殊的疾痛經驗出發，聯系社會關系在《疾痛的故事》（2018）解釋了疾痛在人類學、臨床醫學的多樣意義。他的研究結合大量病人的患病經歷論證，表現出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結合，所運用的是人類學方法，對疾病的考查范圍擴大化。

從研究內容分析，由于隨著醫學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許多身體疾病得以治療，國外疾病敘事研究內容重心逐漸由身體疾病向精神疾病、慢性疾病轉移。如阿瑟·克萊曼則在《疾痛的故事》中對慢性疾病予以特別關注，用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章節論述慢性疼痛及其社會環境、慢性疾病的治療。

綜上所述，國外研究更為宏觀，在對微觀的文學中的疾痛書寫問題關注度相對較弱。

三.英語文學中疾痛書寫研究之展望

疾痛是生命現象中一種常見體驗，但當疾痛與文學相遇并成為文學想象的一部分時，疾痛在文學作品中就不自覺地承擔了一定的價值判斷和道德審視功能，就不再僅僅是簡單的“病”與“痛”了，而是被賦予了耐人尋味的隱喻意義?！爱敿膊∫庀鬆縿悠鹞覀冾^腦中所有關于某種疾病的神話和想象，以達到認識抽象事物神秘主題時，它就不再是簡單的生老病死層面上的疾病，而成為通向深層主題的重要隱喻?！保ㄠ嚭?，147）因此，在“疫”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下，對疾痛進行超越意義上的詮釋、在有限自我上進行相對超越，具有現實意義。在此對英語文學中的疾痛書寫研究提三點研究思路，權作拋磚引玉之用。

第一，擴大研究對象。相較于以往對英語文學中某一作品或某一位作家作品的疾病文學研究，把英語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包括小說、戲劇、詩歌、文藝論著等，全面系統地關照英語文學中的疾痛書寫，從而挖掘文學對于現實的意義。

第二，宏觀化研究視角。嘗試把文學與醫學結合研究。疾痛文學是對疾病的再現，是一種升華加工后的產物，揭示人的歷史境遇、張揚生命文化：作為一種表現的題材加以描寫，作為人物塑造的必要手段加以安排，作為情節發展的敘事策略加以使用，作為一種文化身份加以再現。疾痛與文學的交互影響不僅僅存在某一單一層面，要從文學活動的四個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讀者）來看，疾痛對文學活動的每一個要素都有不可忽略的作用與影響，同時文學也在對疾痛的藝術化表達中建構著新的疾病觀，因此對文學與疾痛進行整體視角的研究是有現實意義的。

第三，進一步厘清疾痛和疾病的概念。進一步明確疾痛、疾病、疾痛書寫的概念和內涵，嘗試厘清研究界在文學研究中的疾病和疾痛的概念模糊定義。

通過這些研究思路，旨在推進英語文學中的疾痛書寫的更深更廣的研究，并能完成其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1）疾痛書寫研究屬于文學批評范疇，因此本課題可在一定程度上豐富文學批評視角。同時也為進一步繼續科研做鋪墊。2）作為揭示人的歷史境遇、張揚生命文化的文學書寫，對疾痛文化進行表征，其意義不僅是文學主題的擴容，亦能使人們重拾對自然的敬畏感、開始思考日常生活和社會結構中潛在的問題，并間接地奠定社會文化發展所需的觀念基礎、群體所必備的公共衛生意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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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助：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英語文學中的疾痛書寫”（項目編號2022SJYB1866）階段性成果；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第二期“科研人才培養計劃”人文社科類A類；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第二期品牌專業英語專業建設論文成果之一。

（作者介紹：孫慧敏，女，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語教學，文學，翻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