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行輔助生殖技術助孕的女性患者生育壓力與焦慮現狀調查分析

梁文麗 劉丹丹* 周 紅 李 霜

(1 廣西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廣西南寧市 530021;2 廣西壯族自治區婦幼保健院,廣西南寧市 530003)

不孕癥是一種由多種病因導致的生育障礙狀態,在我國,不孕癥發病率較高,達7%～10%[1]。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是指運用醫學技術和方法對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進行人工操作,以達到受孕目的的技術,分為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及其各種衍生技術。ART的快速發展,讓數百萬對夫婦由不可能生育到生兒育女夢想成真,是目前解決生育障礙難題的有效手段[2]。但由于ART嚴格的周期治療且會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及財力,病因的不同、治療過程以及患者本人家庭的社會文化背景,會令患者承受較大的壓力[3]。研究[4]報道,接受ART治療的不孕癥女性焦慮、抑郁癥狀的發生風險較高。另有研究[5]報道,女性不孕癥患者生育壓力與焦慮密切相關?；诖?本研究旨在調查分析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生育壓力與焦慮現狀,為改善首次接受ART治療的不孕癥女性的身心健康提供工作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2年7～10月在某醫院首次接受ART助孕的264例女性不孕癥患者為研究對象,年齡24～36(30.14±3.07)歲,病程1～11(6.41±1.17)年。納入標準:經臨床指標檢查和影像學檢查確診為不孕癥[6];均為首次接受ART助孕,且不存在禁忌證;均知曉本研究內容,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存在身體缺陷相關疾病者;合并惡性疾病者;未配合完成研究或問卷資料不完整者。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的相關倫理準則。

1.2 方法

1.2.1 一般情況調查 根據本研究目的,自制調查問卷進行一般情況調查,包括年齡、居住地、不孕原因、子女情況、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雙方是否為初婚、雙方是否在職、結婚年限、生育壓力來源、治療顧慮、是否更想生男孩、想跟誰交流助孕感受等情況。

1.2.2 焦慮評分 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7]對所有納入患者進行焦慮情緒評定,量表總分為0～80分,得分越高提示焦慮情況越嚴重。

1.2.3 生育壓力評分 采用中文版生育壓力問卷[8]對患者的生育壓力進行評價,各維度及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0～0.81,量表涉及5個維度(社會關系、夫妻關系、無子女生活方式、父母角色需求、性關系),總分46～276分,得分越高表示生育壓力越大。

1.2.4 調查方法 所有問卷均由醫院專職人員進行資料收集,現場直接協助調查對象當場完成問卷,并對問卷進行回收,回收問卷后進行審查,剔除無效問卷,并將所有數據錄入。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率[n(%)]表示,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差異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差異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生育壓力評分與焦慮評分的關系。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生育壓力評分與焦慮評分 264例首次接受ART助孕的女性不孕癥患者,焦慮評分為(45.27±5.95)分,生育壓力總分為(167.14±20.19)分,處于中度以上壓力水平。見表1。

表1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評分與生育壓力評分 (x±s,分)

2.2 不同人口學特征患者焦慮和生育壓力評分比較 不同居住地、不孕原因、子女情況、文化程度、結婚年限、生育壓力來源、治療顧慮的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和生育壓力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不同年齡、家庭月收入、雙方是否為初婚、雙方是否在職、是否更想生男孩、想跟誰交流助孕患者的焦慮評分、生育壓力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不同人口學特征患者焦慮評分、生育壓力評分比較 (x±s,分)

2.3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評分和生育壓力評分的多元線性回歸 以表2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作為自變量進行賦值,以焦慮評分和生育壓力評分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賦值情況見表3。結果顯示,居住地、不孕原因、文化程度、結婚年限均是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評分和生育壓力評分的獨立影響因素(均P<0.05)。見表4、表5。

表3 多元線性回歸的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4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評分的多元線性回歸

表5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生育壓力評分的多元線性回歸

2.4 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生育壓力評分與焦慮評分的相關性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的焦慮評分與生育壓力評分呈正相關(r=0.744,P<0.001)。

3 討 論

隨著晚婚晚育現象越來越常見,同時多數育齡期女性越來越注重事業,精神壓力和心理壓力逐漸加重,導致不孕癥患者越來越多。據統計,不孕不育患者中約20%的夫婦必須借助ART才可順利生兒育女。同時,ART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先天缺陷、遺傳性疾病的發生率。但在接受ART治療的同時可能會給不孕癥女性造成額外的心理壓力,如經濟負擔、失敗的風險等,這些心理壓力可能對健康相關的結果產生不利影響,并引發焦慮和抑郁癥狀,從而導致妊娠成功率降低[9]。本研究中,264例首次接受ART助孕的女性不孕癥患者,多數處于正?；蜉p度焦慮,但處于中度以上生育壓力水平,表明首次接受ART助孕的女性不孕癥患者仍有較高的生育壓力以及一定的焦慮情緒。因此,了解患者生育壓力與焦慮的影響因素,采取干預措施改善患者心理狀態,更有利于不孕癥患者助孕成功。

本研究中,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居住地、不孕原因、文化程度、結婚年限均是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焦慮評分和生育壓力評分的影響因素。我國自古以來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說法,傳統文化觀念根深蒂固,農村地區女性受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更大,且由于部分女性接受教育程度較低,同時不能生育的女性往往會受到周圍人群的異樣關注,更易產生生育壓力,長此以往會產生焦慮情緒。女性不孕癥患者通常有著較強烈的自我缺失感和病恥感,甚至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易產生自責和自我貶損情緒,從而有較高的生育壓力及焦慮情緒。有研究[10-11]報道,不孕癥患者焦慮評分與文化程度、壓力程度有關;而文化程度較高的女性,更愿意與醫生交流,了解ART治療的相關知識,對治療失敗的接受程度更高,因此生育壓力較低;而文化程度較低的女性受傳統生育理念影響較深,同時對ART治療的信任度較低,害怕治療失敗,可能更易產生生育壓力。本研究中71.21%的不孕癥患者與配偶無共同子女,子女為夫妻關系維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結婚年限較長的不孕癥女性可能更迫切的希望能夠與配偶有共同子女,因此此類患者生育壓力水平較高。同時本研究發現,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的焦慮評分與生育壓力評分呈正相關。因此,針對居住地在農村、不孕原因為自身因素、文化程度較低、結婚年限較長的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在治療的同時需進行適當的心理干預,降低患者生育壓力,調整患者焦慮情緒,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

綜上所述,首次行ART助孕女性患者多數處于正?；蜉p度焦慮,但生育壓力水平較高,居住地、不孕原因、文化程度、結婚年限是影響其生育壓力與焦慮的主要因素。因此,針對以上女性不孕癥患者應進行適當的心理干預,調整患者心理達到最佳狀態,使其更好地接受ART助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