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戰略”背景下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

孫傳玲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美日等國家“印太戰略”的出臺，在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升級的新形勢下，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屬性進一步凸顯，已成為主要大國博弈的競技場?！坝√珣鹇浴北尘跋?，日本以推動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之名，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安全、技術、價值觀、文化等多重外交手段，不斷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多邊關系，在“高質量”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海洋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開展諸多合作。其中，環境外交作為日本“綜合外交力”的重要內容，在認知塑造、影響力提升、價值觀傳遞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為拉攏東南亞國家，日本不斷加強對該地區的環境外交，通過設置一系列關涉全球利益的重大議題，如氣候變化、海洋塑料垃圾等環境安全問題，給東盟更多的施展空間。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環境外交始終作為其現實主義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掩護，服務于其大國情結和強國戰略。根據近年來日本政府針對環境領域出臺的諸多政策可以發現，日本政府試圖通過環境外交體制輔助其實現政治大國、軍事化大國的戰略目標。這背后有印太戰略的指引，有國家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有獲取國際話語權的期望，更暗含對沖中國的企圖。大國權力競爭日益加劇的新形勢下，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明顯已經成為日本介入該地區事務與構建大國博弈新場域的重要切入點，淪為其塑造權力結構的戰略工具。

關鍵詞?印太戰略?日本?東南亞?環境外交

一、引言

日本歷來重視東南亞地區，將其視為進口原材料、能源的經濟腹地及出口與投資的重要市場。二戰后，為滿足經濟發展需求，拓展海外利益，日本利用戰爭賠償恢復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系，通過官方發展援助（ODA）、人員交流等推動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近年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美日等國“印太戰略”的出臺，在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升級的新形勢下，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屬性進一步凸顯，已成為主要大國博弈的競技場。對日本而言，東南亞地區成為其在“印太戰略”下建立印太地區秩序的切入點。為此，日本以推動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之名，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安全、技術、價值觀、文化等多重外交手段，不斷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多邊關系，在“高質量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海洋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開展諸多合作，以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從而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

王宏禹，彭昭男.日本在東南亞的對華基建競爭——動因、演進與走向［J］.國際展望，2022（5）：104122；黃繼朝，陳兆源.競爭與差異化：日本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選擇［J］.日本學刊，2022（2）：6490；王傳劍，劉洪宇.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日本加強與東盟國家海洋安全合作的進展、動因及前景［J］.南洋問題研究，2021（3）：1429；畢世鴻.“印太戰略”視域下的日本對東盟外交［J］.和平與發展，2021（5）：86103；楊達，熊雪暉.日本對東南亞的“綠色聯通”戰略：圖景壁畫、手段組合與案例透視［J］.南洋問題研究，2020（3）：1223；于海龍.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外交的層次性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3）：5968；周英，唐小松.日本對東盟的公共外交［J］.國際問題研究，2017（4）：101112；大庭三枝.現代日本外交の三十年——地域主義·アジアの観點を中心に［J］.國際政治，2019，196：97115;?Kei?Koga.?Japan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Tokyos?Tactical?Hedging?and?the?Implications?for?ASEAN［J］.?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2019，41（2）：?286313.其中，環境外交作為日本“綜合外交力”的重要內容，在認知塑造、影響力提升、價值觀傳遞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環境外交”（environmental?diplomacy）是伴隨全球工業經濟發展導致的全球性環境惡化和生態失衡等問題凸顯而出現的一種新型國際關系形式，最早由美國學者卡羅爾于1983年提出。在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話語體系中，環境外交一般指國際關系行為主體通過談判、交流、締結條約等方式，解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各種活動的總稱，涵蓋了環境安全、全球環境治理以及環境和平建設三個關鍵領域。

勞倫斯·E·薩斯坎德，薩利姆·H·阿里.?環境外交：為達成更有效的全球協議而談判（第2版）［M］.?鄭家良，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7.國際社會通常把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

會議（UNCHE）作為國際環境外交的開端。此后，隨著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環境外交逐漸成為各國重要的外交資源與手段。尤其是冷戰結束后，隨著多極化與全球化趨勢出現，一向被認為屬于“低級政治”（low?politics）領域的環境問題進入國際政治視野，成為構建國際關系新秩序的一項重要內容。各國通過環境外交力圖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同時，也不乏“利用環境保護問題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其他戰略意圖”

劉乃京.環境外交：國際力量互動較量的新界面［J］.國際論壇，2003（11）：21.的考量。當前，環境外交“已經不再單單局限于生態環境領域，而是與外交主體之間的意識形態、政治博弈、跨國貿易等問題深度交織、融合發展”

徐艷玲，劉海濤.新時代我國生態外交發展的顯著特征、外部風險和對策建議［J］.山東社會科學，2022（2）：?115.。

日本的環境外交是順應日本國內和國際環保發展趨勢的產物。戰后，日本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環境問題，一度成為“公害大國”。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及其帶來的生存威脅，日本在積極探索公害治理路徑的同時，學界也開始反思過去的人類中心主義發展模式，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的關系，從儒家、佛教、日本固有信仰等傳統思想資源以及馬克思主義中汲取生態智慧，逐步確立了構建循環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侯茂鑫，王前.現代日本環境思想的有機體哲學解讀及其啟示［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9（2）：108113；周菲菲.論中國古代生態思想對日本傳統生態理論及其循環型社會構建的影響［J］.2018（11）：9297；包慶德，劉源.評日本戰后環境思想之研究——以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為核心［J］.哲學研究，2011（10）：2531；馮雷.現代生態運動中東方傳統思想的價值與局限——龜山純生論日本佛教生態思想的現代意義［J］.國外社會科學，2008（3）：6872.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環境治理的開展和日本國際貢獻戰略的推進，日本也逐步將這一理念融入外交戰略與政策，基于國內公害治理的經驗和技術，積極開展全球或區域環境外交。這一外交行為不但消除了國際社會此前對日本的“經濟動物”等批評的聲音，還幫助日本樹立了“環境友好型國家”“負責任國家”等良好形象?？梢哉f，環境外交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日本參與國際事務、重塑國家形象、提升影響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本的環境外交雖然并非始于政府主動推進的戰略外交，而是迫于公民壓力，在地方自治體和NGO促使下實施的“被動外交”，

阪口功.日本の環境外交——ミドルパワー、NGO、地方自治體［J］.國際政治，2011，166：2641；王京濱，李楊，吳遠泉.日本環境外交的歷史演進與決策體制——兼論福島核污水排放問題［J］.日本學刊，2022（3）：128152+155.但隨著日本政治大國化目標的不斷推進，其環境外交的利益訴求以及戰略指向愈加明顯。

董亮.日本對東盟的環境外交［J］.東南亞研究，2017（2）：7387；屈彩云.經濟政治化：日本環境援助的戰略性推進、訴求及效應［J］.日本學刊，2013（6）：103120+159；宮笠俐.后冷戰時代日本環境外交戰略研究［J］.東北亞論壇，2012（3）：98104;屈彩云.日本環境外交戰略初探［J］.現代國際關系，2011（1）：2227；呂耀東.試析日本的環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亞太環境會議機制為中心［J］，日本學刊，2008（2）：315；林曉光.日本政府的環境外交［J］，日本學刊，1994（1）：1932；Schreurs?M?A，?Japans?Changing?Approach?to?Environmental?Issues［J］.Environmental?Politics，1997，6（2）：150156這些研究均指出日本環境外交是日本實現國家利益目標的重要途徑和平臺，是其實現大國化戰略的重要手段。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日本開展環境外交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為了挽回聲譽、重塑形象，因此往往表現為一些政策不足的象征性行為。Tiberghien?Y，?Schreurs?M.High?Noon?in?Japan［J］.Global?Environmental?Politics，2007，7（4）：?7091；Taylor?J.?Japans?Global?Environmentalism［J］.Political?Geography，1999，18（5）：?102134.東南亞地區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優先延伸區域，也是對外戰略布局的重點區域，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同樣有著明顯的利益訴求及戰略指向。尤其是“印太戰略”推出后，日本在該框架下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策略進行了戰略性調整。那么，“印太戰略”背景下，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策略有何新變化？在配合美國的情況下，日本與東南亞地區有哪些新議題、新認知上的互動？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又面臨怎樣的問題或困境？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作出回答。

二、日本“印太戰略”中的東南亞及其環境外交考慮

（一）日本“印太戰略”中的東南亞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的崛起及國際權力的轉移，日本意識到中美之間的博弈必將隨之擴展。這帶給日本巨大的心理沖擊，也使日本面臨新的戰略調整。安倍執政以來，積極謀劃打造地緣政治戰略色彩鮮明的“印太戰略”，在依附美國的同時，也試圖拉近與東南亞、印度、澳大利亞、歐洲等印太國家和地區的關系，以對沖中美對抗的風險。日本“印太戰略”從醞釀到最終成形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2007年8月22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借訪問印度之機，發表題為“兩洋交匯”的演講，提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正成為自由與繁榮之?！薄耙粋€打破地理疆界的‘更為廣泛的亞洲已經明顯出現”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R/OL］.?［20230111］.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2/pdf/pdfs/2_1.pdf.，這被認為是日本“印太戰略”的雛形。2012年安倍二次執政后便謀劃重啟新一輪的“印太戰略”。隨著“一帶一路”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順利開展，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這使得對中國發展本來就十分敏感的日本倍感焦慮。于是經過幾年的醞釀，安倍于2016年8月在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Ⅵ）的演講中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戰略，他指出“日本有責任促進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亞洲和非洲的聯合，使之成為一個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不受武力或脅迫、并使之繁榮的地方”

TICAD?Ⅵ開會に當たって·安倍晉三日本國総理大臣基調演説［EB/OL］.（20160827）［20230111］.https：//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4_002268.html.。日本外務省在2017年《外交藍皮書》中設“特集”專門介紹了“印太戰略”，2018年《外交藍皮書》中明確指出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是日本外交的六大重點領域之一。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R/OL］.［20230111］.?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1.pdf.此后，日本公布的《外交藍皮書》《開發合作白皮書》等官方文件，均將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作為日本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印太戰略”成為日本外交政策活動和安全政策中的主導敘事。

同時，日本還在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地緣概念”與“現實主義政治邏輯”的口號下，不斷將“印太戰略”包裝成國際公共產品，提出各種宣言與方案，將秩序規則構建、區域合作、價值觀維護等注入其中，試圖彰顯其公益性與道義性色彩。

盧昊.日本外交與“印太構想”——基于國際公共產品角度的評析［J］.日本學刊，2019（6）：?9.日本聲稱通過建設符合國際標準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實現區域內聯通，可維持強化印太地區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的海洋秩序，最終實現該地區的穩定和繁榮。然而，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發現，這不過是安倍對之前推行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及“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等單項議程的整合，而其內容也不過是近年日本外交的“新瓶裝舊酒”。日本先是拉攏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組成四國集團，即所謂的“地區民主安全的四邊形”，后又向東盟、韓國、歐洲延伸并不斷推進。

［俄］B.O.基斯塔諾夫.日本“印太戰略”：構建、核心與延伸［J］.東北亞學刊，2018（4）：?2528.其真實目的在于“將太平洋與印度洋，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亞非大陸連接起來，憑借美國、印度和日本在這一區域的影響力，并與歐洲、北約相呼應，最大限度地聚合可資利用的資源，編織一張既大又密的網絡阻遏甚至終止中國的崛起”；

胡令遠，殷長暉.印太戰略議程設置與推進：日本外交的新態勢——以反恐問題的闌入為中心［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141.同時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有效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地位和作用，維護有利于日本的印太地區秩序。

東南亞地區是“印太”的中樞區域，而且該地區國家中，既有南海爭議方，也有中國“一帶一路”重點沿線國家，對日本“印太戰略”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2018年2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訪問文萊和新加坡時表示，東南亞和東盟各國在日本“印太戰略”中占據著重要地位。2020年10月菅義偉將東南亞地區作為就任首相后的首個訪問地，先后訪問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兩國，表示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日本將加強與兩國的合作。

日本外務省.菅內閣総理大臣のベトナム及びインドネシア訪問［EB/OL］.?（20201016）［20230115］.?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4_005221.html.?《外交藍皮書》《開發合作白皮書》等日本政府官方文件中也多處提及東南亞地區之于日本的重要性：“東盟諸國地處海上交通要道，同時也有眾多日本企業進駐，與日本經濟往來密切。對日本而言，東盟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極為重要?！?/p>

日本外務省.2021年版開発協力白書?［R/OL］.?［20230110］.?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100353407.pdf.在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中，東盟是日本試圖在亞洲打造的域內互聯互通“樣板”，是實現其向中東、非洲延伸的“典型案例”。

鑒于東盟在日本“印太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在外交場合中多次強調尊重東盟意愿，維護東盟中心性。2018年8月在新加坡召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上，對于日本的“印太戰略”，不少東盟國家表示如果是“戰略”則難以加入。于是，為了照顧東盟及其成員國的感受，迎合其謹慎立場，日本對“印太戰略”進行了微妙調整，用“構想”一詞取代“戰略”。

劉鳴，陳永，束必銓.“印太戰略”：以美印日澳的戰略邏輯、利益與策略選擇為分析視角［J］.東北亞論壇，2021（2）：?8.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日本在地緣政治上已將東南亞地區納入“印太戰略”。之后日本極力拉攏東盟及其成員國，不斷兜售其所謂“自由開放”的價值體系，試圖獲取東盟對“自由開放”印太秩序的接受和認可。2019年東盟發布《東盟印太展望》（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AOIP），表達了其對印太地區秩序的構想后，日本不斷強調AOIP與FOIP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并表示以后將在AOIP框架下強化與東盟在海洋合作、互聯互通、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等優先領域的合作進程。其中，環境議題既有公共性，又關涉AOIP四大優先領域的任一領域，可以說是日本拉攏東盟及成員國將其納入“印太戰略”旗下的最佳“工具”。此外，日本在環境外交領域已深耕數十年，有著豐富的經驗與堅實的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便開始對該地區實施環境ODA，戰略性地將更多援助投入環境領域，通過環境中心、城市項目等合作方式，與東南亞國家在污染防治、生物多樣性保護、低碳發展等環境治理和保護領域取得了諸多合作成果。

（二）“印太戰略”之前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外交的演進和特征

在“印太戰略”推出之前，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大致經歷了萌芽、發展和穩步推進三個歷史階段。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為經濟效益優先的萌芽階段。戰后，日本確立了以日美同盟為外交基軸、發展“自由民主主義”政治、謀求非軍事的貿易和產業立國的經濟優先發展路線。東南亞地區成為日本拓展海外資源、謀求海外利益的首選區域。在此背景下，日本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戰爭賠償、ODA等為踏板，在東南亞地區采取投資、貿易、援助三位一體的經濟外交手段，逐步恢復了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并實現了在該地區的海外經濟利益拓展。但由于日本過于注重本國經濟利益的攫取，忽視了在開發援助過程中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致使該地區空氣污染、水資源破壞、熱帶雨林面積減少、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環境問題日益加劇，引起了當地人民的不滿，并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指責。為消除此類負面評價，維護其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日本自1974年開始通過環境項目貸款、環境技術援助等形式對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實施環境援助。但這時的環境ODA項目不過是些“息事寧人”的零散整治型項目，并非真正以保護當地環境為目標。

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21世紀第一個10年中后期為廣泛開展環境援助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冷戰的結束，追求政治大國地位成為日本的主要戰略目標。但受限于自身特殊的政治特征，日本無法運用所謂“高級政治”（high?politics）手段實現其政治大國化目標。于是日本瞄準已進入國際政治視野的環境議題，并將之與其國際政治構想結合，將環境外交作為塑造“為國際作貢獻的日本”形象的重要手段，積極開展環境外交。1989年竹下登在訪問東南亞各國時的政策演說中指出，鑒于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以后將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各國在熱帶雨林保護、大氣污染防治、水資源保護等環境領域的合作。

竹下內閣総理大臣のASEAN諸國訪問における政策演説：共に考え共に歩む—日本とASEAN［EB/OL］.?（19890505）［20230109］.?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9/h01shiryou2.htm#a5.日本以環境援助為主要抓手，通過提供環境方面的資金、技術以及人員支持等方式，推進在該地區的環境外交。在援助方式上，除延續此前以下水道整治、廢棄物處理等為主的環境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外，還先后在泰國、印尼、越南等國家設立環境中心，在環境監測、環境相關信息收集、當地環境情況調查以及環境管理人員培訓等方面提供專業技術和人員支持。在實施主體方面，除外務省、環境省外，經濟產業省積極參與其中，成為日本開展環境外交的主體之一。

經濟產業省針對亞洲的環境問題，于1992年起實施“綠色援助計劃”，該計劃至2001年共援助7個國家，其中5個為東南亞國家。此外，進入21世紀后，隨著東盟成員國的不斷增多以及東盟一體化的推進，日本開始注重發揮東盟的作用，與東盟開展環境合作對話。如2003年日本與東盟成員國簽訂“日本—東盟行動計劃”，其中列舉了全球環境問題、土地、森林火災及跨境霧霾污染等11個領域作為雙方環境合作的重點內容?？梢?，這一階段日本在不斷加大環境援助力度的同時，還逐步推動與東盟的環境合作，致力于“通過發揮國際倡議和推進環境合作，努力形成符合希望的國際秩序”

日本環境省.2000年版環境白書［R/OL］.?［20230110］.https：//www.env.go.jp/policy/hakusyo/h12/index.html.?，實現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雙贏”。

21世紀第一個10年后期至2016年“印太戰略”正式推出前為雙多邊環境合作機制趨向成熟的穩步推進階段。隨著《京都議定書》生效以及氣候變暖成為全球環境問題中最緊迫的議題，日本環境外交的重心也逐漸轉向低碳、綠色能源、環保３R［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可循環（recycle）］等領域。盡管這一時期日本首相更替頻繁，但日本政府仍相繼推出“美麗星球50”“清涼地球推進構想”“鳩山倡議”“世界低碳發展愿景”“綠色未來倡議”等環境構想，并提出了加大環境援助的承諾，力圖向國際社會展現其欲引領全球低碳革命的決心和信心。在此背景下，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繼續以環境援助為主要抓手，同時通過與東盟建立、完善合作對話機制等，加快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環境合作步伐。這一階段日本對東南亞各國實施的環境援助，在內容上，既有以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為主的傳統援助內容，也有以構建低碳社會為目標的城市、交通、電力等新領域；在方案上，除傳統的技術合作項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外，還通過實施“東盟環境模范城市項目”等城市項目加強環境合作。此外，日本與東盟之間的環境合作進一步深化，尤其是2007年“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對話”機制建立后，雙方的環境合作進程明顯加快。2008年3月在越南河內舉行首屆“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對話”，日本提出“邁向持續發展的東亞”環境合作倡議。2013年日本—東盟環境合作部長級對話首次舉行，日本提出創建“環境可持續城市”（ESC），倡議將生態保護與城市建設聯系起來。次區域層面，日本開始把東南亞外交的重點轉向湄公河流域。2009年11月日本與湄公河流域五國首腦會議首次舉辦，雙方共同發布了“邁向綠色湄公河的10年倡議”“日本—湄公河63項行動計劃”，奠定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環境保護與合作的重要基礎。這一階段也正是日本初步醞釀“印太戰略”時期?？梢?，這一階段日本已經開始謀劃在該地區的戰略布局，將環境外交作為配合其國家綜合戰略的重要手段，謀求政治、經濟以及安全上的國家利益最大化。

回顧與梳理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史，可以發現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已經形成了多邊與雙邊相互配合，既能兼顧對外合作戰略布局的穩定，也能保證具體環境目標及時落實的靈活多元的環境合作模式。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注重環境合作的虛實結合，不僅關注具體項目，還在認知等領域不斷推進，更強調功能化、靈活化和激勵機制。

董亮.日本對東盟的環境外交［J］.東南亞研究，2017（2）：79.整體而言，其環境外交有著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外交的政治目的與戰略意圖愈加顯現。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最早萌芽于20世紀70年代在開發東南亞國家過程中的環境援助，但這一時期日本注重的主要是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獲取，環境援助下的環境治理不過是些“表面功夫”。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日本積極開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合作，主要在“亞太環境會議”（EcoAsia）、“亞太環境和發展論壇”（APFED）、“聯合國EST亞洲區域論壇”等亞太地區多邊合作框架下進行。這與當時日本意圖成為“正常國家”，追求政治大國地位及亞洲領導者的戰略定位相符。21世紀前十年中后期開始，日本開始注重與東盟、湄公河流域間的合作對話，通過“日本—東盟合作機制”“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對話機制”“日本—湄公河合作機制”等，制定與東盟、湄公河流域的區域、次區域整體合作框架。而這一時期，恰是安倍晉三與其政治盟友麻生太郎結成“安麻體制”，對內主張修憲、使日本成為“能戰國家”，對外謀劃構建“印太”秩序、制衡中國的時期。

劉江永.戰后日本國家戰略演進及岸田內閣戰略走向［J］.東北亞論壇，2022（1）：?1735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時期雖然也有福田康夫“新福田主義”和鳩山由紀夫“友愛政治”的政策基調，但他們的執政期都只有約1年，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日本國家戰略?？梢?，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合作的地域布局，明顯有著拉攏東盟以及湄公河流域國家，并試圖制衡中國的意圖。

第二，環境合作關系不對等，合作內容基本為日本主導。日本表面上強調通過合作對話、平等交流共同探索推動區域內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有效方法與路徑，但事實上在合作中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等關系，日本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從各項零散整治項目到環境中心的設立，再到環境模范城市項目等，大部分合作項目從制定、實施到評估，都主要由日本掌控。雙方合作達成協議后，日本主要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等方式推動落實項目，利用自身在合作中的明顯優勢，獲得實質利益。合作內容選擇方面，無論是熱帶雨林保護、大氣污染防治、水資源保護等議題，還是低碳、循環型社會、應對城市氣候變化等議題，也幾乎都由日本主導。日本緊跟國際熱點話題，不斷提出新的合作內容，通過人才培養、能力建設等方式宣傳本國的經驗與理念，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認知塑造，打造“認知共同體”，進一步強化其在該地區的地緣利益。

第三，環境ODA是日本推進東南亞環境外交的主要抓手。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起步較早，自70年代中期便對東南亞地區實施環境ODA。80年代后期，日本正式提出將“積極解決環境問題等全球規模的問題”作為日本“國際合作構想”的重要內容，并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愿意承擔在環境保護議題上的責任，增加環境援助資金，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作出貢獻。環境ODA成為日本開展環境外交的重要手段。東南亞地區是日本環境ODA的重點區域，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家長期以來是日本環境ODA的受援國，屢次進入日本環境ODA受援國排名前十位。

屈彩云.經濟政治化：日本環境援助的戰略性推進、訴求及效應［J］.日本學刊，2013（6）：?113.

三、“印太戰略”背景下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外交的政策與舉措

為顯示“印太戰略”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包容性與公共性，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等公益性環境議題無疑是最佳落腳點。2018年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第五次環境基本計劃”，提出將通過國際貢獻發揮日本的領導力，構建更多的戰略合作伙伴。其具體內容包括：（1）出口環境基礎設施；（2）通過對策平臺等支援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3）對溫室氣體衛星觀測等提供技術支持；（4）作為發達國家援助海外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等?？梢?，環境外交仍是日本顯示“領導力”的重要內容與手段。而具有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日本“國際貢獻”的重點區域，以及顯示其“領導力”的重要窗口。

“印太戰略”推出以后，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環境外交的首要舉措便是通過已有的靈活多元的環境合作機制，深化區域—次區域—兩國間的多層次環境合作對話，從宏觀層面推動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處理海洋塑料垃圾、生物多樣性等環境領域的合作進程。

首先，日本注重發揮東盟作用，利用東盟“中心性”地位，強化日本與東盟的多邊環境合作。日本通過既有的東亞峰會（EAS）、東盟與中日韓（10+3）（后文簡稱“東盟+3”）領導人會議、日本—東盟首腦會議等區域合作機制，借助環境議題積極尋求與東盟的合作空間，相繼推出“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倡議”“日本—東盟氣候變化行動議程”“‘東盟+3海洋塑料垃圾合作行動倡議”“日本—東盟氣候變化行動議程20”等多項合作倡議。2017年安倍在日本—東盟首腦會議上提出“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倡議”，?指出為實現東盟的SDGs目標，日本將繼續推進綜合多元的高質量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與各領域的環境合作項目，優先領域包括廢棄物循環、可持續型城市、排水處理、海洋污染、化學物質、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等。

日本環境省.日本ASEAN環境協力イニシアティブ［EB/OL］.?［20230110］.https：//www.env.go.jp/content/900514405.pdf.2018年在“東盟+3”領導人會議和日本—東盟首腦會議上，安倍分別提出“‘東盟+3海洋塑料垃圾合作行動倡議”和“日本—東盟氣候變化行動議程”，表示在海洋塑料垃圾問題、氣候變化應對問題等方面予以援助。

日本環境省.ASEAN関連首脳會議における環境分野の成果について［EB/OL］.?（20181115）［20221225］.?https：//www.env.go.jp/press/106191.html.?2019年在日本—東盟環境閣僚會議及“東盟+3”環境部長會議上，日本提出設立“海洋垃圾塑料中心”，并提議開展新的氟利昂

（HFC）替代對策及環境技術認證（ETV）合作。

日本環境省.第16回ASEAN＋3環境大臣會合及び日本ASEAN環境閣僚対話の結果について［R/OL］.?（20191010）［20230110］.?https：//www.env.go.jp/press/107294.html.??2021年日本—東盟首腦會議上，岸田文雄提出“日本與東盟氣候變化行動計劃20”，稱日本將在維持2018年“日本與東盟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中提出的“透明性、減緩、適應”三大支柱的基礎上，繼續加大對東盟地區向脫碳社會轉型的支持力度，幫助東盟各國實現脫碳社會。

日本環境省.日ASEAN首脳會議における環境分野の成果について［EB/OL］.?（20211027）［20230110］.?https：//www.env.go.jp/press/110137.html.?2022年第25次日本—東盟首腦會議上，岸田文雄強調2023年是日本與東盟友好合作50周年，日本將加強與東盟在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合作、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等互聯互通援助、衛生保健、氣候變化對策、防災等領域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實現“亞洲零排共同體構想”。

日本外務省.第25回日本ASEAN首脳會議［EB/OL］.?（20221112）［20230112］.?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1_001395.html.

其次，開展湄公河次區域環境外交。1991年起日本開始把湄公河次區域單列出來，形成了專門針對柬老緬越（CLMV）的機制。2009年日本開啟了與湄公河五國的首腦會議機制，這標志著日本對該次區域的戰略重視進一步提升。此后，日本分別發表了《東京宣言》（2009）、《東京戰略2012》《新東京戰略2015》以及各自配套的“行動計劃”等。2009年首次首腦會議上，日本提出強調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湄公河”概念，表示將援助五國建設基礎設施及新能源開發、環境保護等。

宋效峰.湄公河次區域的地緣政治經濟博弈與中國對策［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3（5）：41.“印太戰略”框架下，日本進一步強化在該區域的戰略外交。2018年10月，第10次日本與湄公

河流域國家首腦會議上通過了“東京戰略2018”及其附屬的“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日本—湄公河合作項目”等計劃，日本表示將繼續加大與湄公區域的環境合作?！稏|京戰略2018》提出了新的合作三大支柱，即“活的互聯互通”“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實現綠色湄公”。

日本外務省.第10回日本·メコ地域諸國首脳會議［EB/OL］.?（20181009）［20230112］.?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1/page4_004407.html.?2019年11月，在第11次日本—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上，日本提出“面向2030年可持續開發的日湄倡議”，以之取代此前的“綠色湄公十年倡議”。新倡議將“環境城市問題”“可持續的天然資源利用”和“綜合發展”作為三大優先合作領域，涉及廢棄物處理、海洋塑料垃圾、防災、水資源與河流污染治理、可持續的森林資源利用等方面。

日本外務省.2030年に向けたSSDGsのための日メコンイニシアティブ（仮訳）［R/OL］.?（20191104）［20230115］.?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40916.pdf.?2021年12月20日第1次日本湄公SDGs論壇線上舉辦，其中論壇三以“綠色包容社會”為主題，深入探討了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等問題。

最后，加強開展兩國間環境政策對話。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東南亞各國之間在一些具體議題或合作上很難達成共識，而日本與東盟的環境合作機制基本又都是對話性的、松散的，因此多邊框架下產生的合作成果往往缺乏可執行力。自2012年以來，日本除利用東亞峰會、“東盟+3”領導人會議、日本—東盟首腦會議、日湄首腦會議等多邊合作機制外，還分別與印尼、新加坡、柬埔寨、老撾、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建立直接對話協商機制，進行雙邊政策對話（表1）。日本以積極的“現場主義”與對象國保持對話溝通，精準把握對象國的實際需求，戰略性地深化落實具體合作項目。例如，水資源問題是長期困擾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問題。因此，水污染處理、排水處理、水質管理等成為日本對湄公河五國援助的重點領域。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日本實施兩國間聯合信用制度（JCM），在東南亞與越南、老撾、印尼、緬甸、柬埔寨、泰國、菲律賓7個國家結成JCM伙伴關系，通過實施具體的JCM項目向其推廣日本的脫碳技術、產品、系統、服務、基礎設施等。針對印尼、越南等環境合作協議國，日本在大氣污染、水質污染、氣候變化、廢棄物處理等領域，制定了制度建設、人才培養到技術、資金支持等“一攬子”環境ODA政策。

總之，日本立足于環境外交的豐富經驗和靈活多元的合作機制，通過開展區域、次區域、兩國間多層次環境合作與對話，將環境議題納入城市建設與發展、脫碳社會構建、SDGs目標達成等領域，深化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

四、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外交的新特征

綜上可見，環境、氣候變化等議題一直是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高層會議的熱切關注議題，此間環境安全合作議題或被單獨列出、重點執行，或與“脫碳”“能源”“可持續發展”“SDGs”等議題相結合、聯合開展。日本通過雙邊或多邊等渠道，向東南亞各國提供技術、人員、資金等環境援助?！坝√珣鹇浴蓖瞥龊?，日本在其環境外交整體趨向后退保守的情況下

王京濱、太田宏、阪口功等學者指出，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日本環境外交的積極活躍期，進入21世紀后開始退步，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后徹底進入消極保守期。參見：王京濱，李楊，吳遠泉.日本環境外交的歷史演進與決策體制——兼論福島核污水排放問題［J］.日本學刊，2022（3）：128152+155；太田宏.環境と資源問題をめぐる國際政治と日本［J］.國際政治，2020，200：151167;Isao?Sakaguchi，Atsushi?Ishii，?et?al.?Japans?Environmental?Diplomacy?and?the?Future?of?AsiaPacific?Environmental?Cooperation［J］.?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Pacific，2021，21：?121156.，繼續加大與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合作力度，加快推進環境合作進程的全方位發展。同時，隨著亞太地區戰略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以及日本整體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也呈現出一些新特征。

（一）東盟為中心，湄公河次區域為重點，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為關鍵

從空間布局上看，日本以東盟為中心，以湄公河次區域為重點進行宏觀政策層面的交流與合作，以越南、泰國、菲律賓為關鍵國家來落實具體項目，點、線、面結合，深化、細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合作。

首先，對作為“面”的東盟，主要利用EAS、“東盟+3”領導人會議、日本—東盟首腦會議及其下設的部長級會議抓“頂層設計”，展開多邊會話。東盟在東南亞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東盟地區論壇、

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主要領導者，尤其是2015年東盟共同體成立以后，東盟的地區“中心地位”愈加鮮明。在此背景下，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更注重開展以東盟為中心的全方位多邊外交。2020年11月日本與東盟簽署“關于AOIP合作的日本—東盟首腦會議共同聲明”，日本表示將繼續支持維護東盟的一體化與中心性，加強雙方在海洋合作、互聯互通、SDGs、經濟等AOIP優先領域的合作。2020—2022年間，日本與東盟已開展AOIP合作項目89項。其中，日本提出向日本—東盟統合基金提供10億日元資金，用于海洋塑料垃圾削減等環保方面的人才培養、科普宣傳等。

日本外務省.日ASEAN·AOIP協力の取り組み（概要）［R/OL］.?［20230105］.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19965.pdf.

其次，對作為“線”的湄公河次區域，日本利用日本—湄公河首腦會議等多邊合作機制，布局與湄公域內五國的多邊對話。湄公河流域的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老撾五國是日本“印太戰略”在東南亞地區“東西經濟回廊”和“南部經濟回廊”的沿線國家，且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是“印太戰略”互聯互通構想的重要一環。2016年后，隨著中美在湄公河地區博弈烈度不斷上升，日本通過“日本—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湄公河之友部長會議”等進一步加強同該地區的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等方面的環境合作，借助環境議題強化其存在感。

最后，對作為“點”的具體國家，日本以對其戰略意義重大的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家為重點，簽署合作協議，落實具體項目。值得注意的是，與日本簽署環境合作協議的六國中，泰國與菲律賓是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而日本最重視與美國的地區盟友間的外交合作，故日本將這兩國作為介入東南亞事務的重要切口。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越南作為東南亞地區的區域大國，能通過自身實力或通過對東盟議程的影響推動國際議程的設定，使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日本希望通過區域大國的作用，推動其在東南亞地區外交的全面開展。

于海龍.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外交的層次性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3）：5968.緬甸雖然是區域弱國，但由于其戰略位置異常重要而成為日本謀求合作的對象。2017—2022年間，從日本對JCM伙伴國的資金援助項目情況來看（表2），雖然日本與25個國家建立了JCM伙伴關系，但援助對象主要是東南亞七國，其中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四國是重點，對老撾、緬甸、柬埔寨三國的援助項目較少，但這三個國家作為日本東南亞外交的補充，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視。綜合來看，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四國是日本環境外交的重點對象?？梢?，日本的環境外交服務于其整體對外戰略，有利用環境公益性掩飾其安保戰略目的之嫌。

（二）“脫碳”和海洋塑料垃圾問題成為環境外交的聚焦議題

從合作內容上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合作逐漸由以生態環境恢復和保護為主的傳統合作轉向以環境可持續城市建設等為核心的城市合作項目。其中，“脫碳”成為近年來雙方環境城市合作的新方向。在推進全球“脫碳”進程的語境下，日本利用經濟、技術優勢，抓住東南亞新市場的機遇，通過與國際能源機構（IEA）、東亞東盟經濟研究中心（ERIA）等國際機構合作，推進擁有脫碳相關技術的日本企業與當地企業協作，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綠色能源合作。日本2021年修訂的《基礎設施海外推進戰略2025》中新增了“對碳中和作出貢獻”的表述，強調出口綠色技術的新高質量基礎設施，戰略性轉向重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重視“脫碳”等綠色技術出口。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擴大減排技術出口的貿易保險額度，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出口海上風力發電、氫能源等技術。

孟曉旭.日本調整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戰略及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J］.東北亞學刊，2021（5）：38.可見，立足東南亞豐富的水力、地熱、太陽能等自然資源條件，著眼能源轉換、送配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與改良，推動能源技術“綠色化”，提升可再生資源利用，也是日本努力與東南亞國家對接的方位。2022年1月17日，岸田文雄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為實現2050年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目標，將進行整個經濟社會大變革，并強調與東盟等伙伴加強合作，致力于實現“零排放共同體”構想。

楊達，熊雪暉.日本對東南亞的“綠色聯通”戰略：圖景壁畫、手段組合與案例透視［J］.南洋問題研究，2020（3）：20.2022年，日本與越南發布“面向碳中和的能源轉型合作共同聲明”，加強兩國間能源合作。同年，印度尼西亞與日本、美國宣布建立長期“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ETP），以加速脫碳進程。

海洋塑料垃圾是日本在東南亞地區開展環境合作的另一個新重點領域。2018年安倍提出了“‘東盟+3海洋塑料垃圾合作行動倡議”。2019年6月在G20大阪峰會上，日本提出2050年前實現海洋塑料污染零新增的“大阪藍色海洋愿景”，并表明將援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廢棄物管理能力和完善基礎設施等。2021年8月，日本政府發布重點針對廢棄物管理、海洋垃圾回收、技術革新以及能力強化四個方面的“海洋倡議”，援助發展中國家強化能力建設；其中針對東南亞地區特別指出，將在“‘東盟+3海洋塑料垃圾合作行動倡議”框架下，重點就提高自治體、市民、商業行為體等非政府主體的意識，制定各國海洋垃圾行動計劃，加強廢棄物發電基礎設施等廢棄物管理及有關3R的能力建設等方面，對東盟各國實施援助，同時對東南亞地區的海洋塑料垃圾監測進行技術、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援助。此外，還通過設立“海洋塑料垃圾知識中心”與東盟各國共享有關海洋塑料垃圾對策的知識經驗。

日本外務省.大阪ブルー·オーシャン·ビジョン実現のための「マリーン（M?A?R?I?N?E）·イニシアティブ」［EB/OL］.?（20210820）［20230120］.https：//www.mofa.go.jp/mofaj/ic/ge/page25_001919.html.?2021年12月日本在其發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行動計劃2022”中，指出將重點推進“海洋塑料垃圾處理”，強化“后2020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制定與實施”。雙邊方面，2021年4月23日，日本與越南簽署“無償資金援助‘經濟社會開會計劃協議”，日本為越南提供總額為14億日元的無償資金援助，其中5億日元用于提供調查分析海洋塑料垃圾的器材。

日本外務省.ベトナムに対する無償資金協力「経済社會開発計畫」に関する書簡の交換［EB/OL］.?（20210423）［20230120］.?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6_000800.html.“印太戰略”框架下，日本除在“積極的和平主義”指導下尋求與泰國、菲律賓、越南等海權國家的多元化與體系化安全合作外，也積極通過環境外交塑造共同利益，強化日本自身作為規則領導者的角色。近年來，日本與東南亞環境合作的重點領域轉向海洋垃圾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本質上是為日本的海洋整體戰略服務。

（三）以ODA為主要手段，加大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力度

靈活有效地運用ODA開展海外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是日本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印太地區域內互聯互通的目標指向的重要手段。早在2015年5月，安倍政府就啟動了“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計劃”，提出未來5年內向東南亞、南亞等地區提供1100億美元的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

日本外務省·財務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アジアの未來への投資［EB/OL］.?（20150521）［20230201］.?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economic_assistance/pqi/pqi_besshi01.pdf.??2017年4月，日本修訂《基礎設施系統海外發展戰略》，將促進高質量基礎設施體系的海外擴張、幫助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等外交議題作為ODA的重點領域。

“高質量基礎設施”包括：對自然災害等的“強韌性”、一個都不能少的“包容性”、充分考慮對社會及環境影響的“可持續性”三方面。日本國土交通省.日本の「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プロジェクトグッドプラクティス集［R/OL］.［20230115］.https：//www.mlit.go.jp/kokusai/content/001397310.pdf.同年7月，日本環境省制定《環境基礎設施海外發展基本戰略》，指出“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基礎設施需求旺盛，城市與經濟發展帶來的基礎設施市場潛力巨大”，但“急速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也帶來嚴峻的公害、廢棄物等問題”，因此，“應吸取發達國家教訓，在問題擴大前通過建設普及環境基礎設施減少公害治理費用及總體環境對策費用”。

日本環境省.環境インフラ海外展開基本戦略［R/OL］.［20230110］.https：//www.env.go.jp/press/files/jp/106520.pdf.?2019年，日本在G20大阪峰會上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G20原則”，“環境友好”是六大原則之一。2021年，日本環境省在《基礎設施海外推進戰略2025》指導下，制定“脫碳基礎設施計劃”，推出“脫碳轉移政策誘導型基礎設施出口支援”項目，以促進環境基礎設施的海外開展。此外，為推動民間企業等積極參與海外環境基礎設施投資，2020年9月環境省還設立了“環境基礎設施海外開展平臺”（JPRSI）?？梢?，“脫碳”“環境友善”“節能”等綠色標簽成為日本海外基礎設施“高質量”敘事的重要內容。

在此基礎上，日本以ODA為主要手段，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合作，在東南亞地區推進高質量環境友好型基礎設施建設。在“日本—東盟環境合作倡議”“脫碳基礎設施愿景”等框架下，日本進一步加強了在東盟地區廢棄物、循環再生、可持續發展型城市、排水處理、氣候變化等方面的環境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例如，作為安倍政府擴大基礎設施出口的重要一環，2018年日本主導設立“亞洲污水管理伙伴關系”，普及污水處理技術，保護東南亞的水環境，其中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等5個東南亞國家參與。2019年11月4日，在舉行的“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首腦會議”上，安倍強調在靈活運用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也要重點關注環境和城市問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和利用等領域。2020年日本政府表示將支援日本企業在東南亞涉足的環境型城市業務，計劃通過政府旗下的基礎設施基金的出資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貸款，設置總額為2500億日元的支持額度。此外，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基礎設施投資或援助除道路、橋梁、港口等“硬”設施外，還包括制度、人才等“軟”設施。如日本利用國立環境研究所等開發的“亞洲太平洋綜合評價模型”（AIM），向越南、印尼、泰國等提供能源轉型等長期戰略制定方面的支持等。

綜上所述，環境議題既關涉經濟領域，也與政治、安全領域密切關聯，日本戰略性強化環境外交，有借助突出“脫碳”“綠色”等環境敘事的高質量基礎設施謀求日本經濟復蘇的動因，也有打著共同應對海洋塑料垃圾等海洋合作旗號推進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的考量，更有將“印太戰略”包裝成公共產品的意圖。其最終目的是在新形勢下維持和強化“印太戰略”，提升日本的存在感、拓展日本的影響力和繼續對中國實施“軟制衡”。不管是從環境合作的國家或區域布局，還是從合作的聚焦內容領域看，日本借“環境”之名介入東南亞事務，除經濟、政治因素外，都還有著明顯的安全戰略考量。日本試圖與該地區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以伙同美國遏制中國，從而爭奪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

五、日本對東南亞環境外交的未來走向與現實困境

從目前日本的一系列政策操作來看，岸田政府基本延續了安倍的外交路線，將繼續基于“安全、經濟、價值”三位一體的國家利益觀推進日本外交，強化日美同盟，加強與其所謂“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構建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印太秩序。在日本“對美追隨+對華制衡+戰略性聯合‘第三方力量”

孟曉旭.國際變局下日本的戰略走向與中日關系［J］.東亞評論，2022（1）：5170.并強化“印太戰略”的整體戰略布局下，東南亞地區作為有力的“第三方力量”及日本“印太戰略”的重要支點，必然仍是日本外交的著力區域。

拜登上臺后便重拾奧巴馬時期在氣候變化、環境等領域的國際多邊框架，把“綠色新政”作為美國應對氣候挑戰的關鍵框架，推出了關于投資清潔能源研究、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政策，展現美國意欲重拾全球環境治理領導力的雄心。

趙斌，謝淑敏.“氣候新政20”：拜登執政以來中美氣候政治競合［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7）：98.在中美關系方面，拜登政府基本沿襲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做法，對華政策仍堅持所謂的“競爭、合作、對抗”原則，將中美戰略競爭引向氣候領域，在“印太戰略”下布局綠色聯盟，圍繞清潔能源、脫碳、基礎設施等，與中國展開“綠色競爭”。日本是美國綠色聯盟布局中的重要“棋子”。美國將日本視為其推行全球氣候政策，重塑全球政治話語權與氣候環境治理領導力的重要踏板，與日本建立了“美日氣候伙伴關系”“日美清潔能源伙伴關系”（JUCEP）等系列雙邊合作框架以強化聯盟協同。日本也主動迎合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在減排目標、減排資金援助等方面主動作出“妥協”和“退讓”。

陳友駿，申南楠.“單邊協調主義”下拜登政府對日政策解析［J］.東北亞學刊，2022（9）：129130.同時，美日雙方還加強第三方合作，如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日美湄公河電力伙伴關系”（JUMPP）等聯合爭奪可再生能源和電力市場的主導權。

此外，在當前國際權力轉移、中美等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相較于中國等新興大國，日本的“硬實力”優勢正逐步喪失，但“軟實力”領域，特別是在國際合作經驗、全球治理、國家形象、文化傳播力等方面，日本仍具有鮮明優勢。2021年度外務省實施的“東盟對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認為日本在應對環境、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占比84%（其中回答非常重要的占45%，比較重要的占39%）。

日本外務省.令和３年度ASEAN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結果［EB/OL］.［20230110］.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8512.pdf.可見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成效顯著。對日本來說，借助公共性、公益性色彩較強的環境相關議題，利用國際合作的理念和平臺來闡發日本的政策，宣揚“印太戰略”的公共產品屬性，塑造“秩序維護者”的國際身份認知，無疑是更好的方式。

2022年12月日本環境省發布《2023年度環境省重點施策》，指出日本將強化環境外交，以2023年在日本召開的G7峰會為契機，向國際社會宣傳日本的政策措施，為亞洲與世界的SDGs目標達成作貢獻。其中特別強調了“國際貢獻”的兩大內容：一是通過《巴黎協定》第6條和JCM制度，促進日本企業的海外拓展，推動世界的脫碳化進程，實現“亞洲零排共同體”構想；二是主導構建基于“大阪藍色海洋愿景”的塑料垃圾污染國際框架。

日本環境省.令和5年度環境省重點施策?［R/OL］.?［20230106］.https：//www.env.go.jp/content/000098819.pdf.可見，今后日本將會繼續開展以構建脫碳社會、應對海洋塑料垃圾等為主要內容的環境外交，在實現SDGs、構建“零排放共同體”等旗號下，將氣候、環境議題與政治、經濟、安全保障等各領域結合，力爭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治理領域發揮領導作用，提升其國際存在感與影響力。其中，東南亞地區必然仍將繼續作為日本“國際貢獻”的重點區域，成為日本推進各項環境外交舉措的主要目標方向。日本將會繼續強化與作為“民主國家志同道合者聯盟”的東盟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將環境議題融入海洋合作、互聯互通、SDGs、經濟四大AOIP重點領域，充分發揮環境外交的作用，以加強對東南亞各項事務的介入。但在國際變局新形勢下，日本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也面臨諸多問題與困境，主要表現為：

第一，日本的環境外交本質上仍然是基于頂層設計驅動的國家利益獲取行為。日本的環境外交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特點，始終以經濟、政治利益等本國利益為優先考慮。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謀求經濟利益，到冷戰結束后為追求政治大國的政治利益訴求，再到現在的經濟、政治、安全利益綜合戰略考量，日本的目標始終是為本國謀利益，而非以改善全球環境，為人類貢獻更多切合實際需求的、性價比最優的公共產品為目標。以對東南亞實施的環境援助為例，其決策起點始終是日本企業利益、市場競爭力、周邊環境反噬、為“印太戰略”提供物質支撐等經濟及戰略要素，其政策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促進日本國家利益的攫取。近年來日本在基礎設施領域突出環境高質量敘事有著明顯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考量。日本在防災、海洋垃圾處理等議題領域加強合作，目的是以非傳統海洋安全議程為突破口，謀求建立新的“印太海洋安全機制”。某種程度上講，日本政府通過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環境合作，來介入傳統地區的安全熱點問題。雖然日本曾通過環境外交樹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好感，但岸田政府若堅持配合美國開展生態霸權主義、生態殖民主義色彩濃厚的對外環境政策，必將引起東南亞國家的警惕，其環境外交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注定落空。

第二，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區域環境合作中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日本在經濟發展水平、清潔能源開發與環保技術等方面遙遙領先于東南亞各國，這使得無論是與東南亞各國的雙邊環境合作還是與東盟的多邊合作領域，日本始終掌握“環境合作”的主導權。雖然雙方在外交層面上強調對話與合作的對等關系，但無論是合作項目的評估與確定，還是合作內容的選擇，日本幾乎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此外，長期以來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環境援助主要集中于基礎性設施及制度建設支援等方面，而在涉及節能環保的尖端技術或核心工藝設備等技術和知識轉讓問題時則持保守態度。但技術轉讓與資金援助同樣不可或缺，尤其在基本都為發展中國家的東南亞地區，在同時追求經濟發展與推進脫碳的過程中，迫切需要前沿知識與先進技術。日本政府雖多次強調技術與知識轉讓環節有待完善，但實際執行中并未見改觀。這也將會導致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環境合作”繼續失衡。

第三，日本政府的環境外交往往實行雙重標準。日本的環境外交首先考慮的是本國國家利益，且與東南亞國家相比有著明顯的經濟、技術等優勢，因而往往實行雙重標準。日本一邊強調節能、減排，倡導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循環型社會，一邊卻又將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接著又以環保為借口向東南亞國家兜售所謂“綠色”產品，賺取經濟利益；一邊強調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維護海洋環境安全的重要性，一邊卻不顧周邊國家反對，將福島核污水排放入海，主動輸出污染，試圖將本國的環境風險轉嫁給周邊國家甚至全球。

六、結語

環境外交同時具有公益性和戰略工具屬性，其本質取決于國家的戰略定位和總體外交戰略?！坝√珣鹇浴北尘跋?，日本為拉攏東南亞國家，通過雙邊或多邊議題給東盟更多的施展空間，其中包括一系列關涉全球利益的重大問題，如氣候變化、海洋塑料垃圾等環境安全問題。然而，環境外交始終作為日本現實主義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掩護，服務于日本的大國情結和強國戰略，不僅是為了提升地區影響力，還有著參與地緣戰略競爭的明顯意圖。環境外交作為國家利益實現的重要方式，其根本宗旨并不在于促進環境合作，解決全球或區域環境問題，本質上仍然是基于頂層設計驅動的國家利益獲取行為。根據近年來日本政府針對環境領域出臺的諸多政策可以發現，日本政府試圖通過環境外交體制輔助其實現政治大國、軍事化大國的戰略目標。其背后有印太戰略的指引，有國家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有獲取國際話語權的期望，更暗含對沖中國的意思。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環境外交明顯已經成為日本介入該地區事務與構建大國博弈新場域的重要切入點，淪為其塑造權力結構的戰略工具。

國際社會正處在世紀危機的關口，生態環境、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存續的嚴峻挑戰。全球環境危機背景下，日本政府應摒棄地緣政治零和博弈的思維和權力游戲的政治邏輯，摒棄以環境保護為名維護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的戰略意圖，從全球共同利益出發，共同致力于實現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時代向生態文明時代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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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妙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