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民族國家建構與國家形式變遷

劉沛璇

摘 要：查爾斯·蒂利在1975年提出了“戰爭制造了國家， 而國家也制造了戰爭”的著名論斷。戰爭對于國家建構是首要的動力，在《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一書中，他進一步豐富了這一論斷。本文對該書內容進行了回顧與討論，該書重點關注了歐洲國家形式的顯著差異，指出了國家體系、戰爭、強制與資本的關系是如何塑造歐洲國家的，又或者說，戰爭是如何在差異化的土壤中制造國家的，在歐洲這片差異化的版圖中，國家自主性、國家的經濟基礎以及兩者的互動關系，最終塑造著國家的形式，而不是其中單一的任何一項。

關鍵詞：民族國家；國家建構；《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查爾斯·蒂利

一、引言

在990年到1992年的時間跨度中，歐洲的國家形式有三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在時間軸上，不同時期，盛行的國家形式不一致。第二，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在版圖的不同地方（中心、中間、外圈），形式也不一樣。第三，這些國家最終都朝著民族國家的方向演變。這些特征因為什么而產生？為什么歐洲國家內部有著多樣化的國家形式，卻都走上了民族國家的道路？

作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時間跨度，是因為在這一千年中，歐洲的國家和國家體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990年，國家政權不穩定，君主依附地方貴族進行統治，國家間聯系松散，“歐洲”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并不存在，其內部政治破碎，15世紀左右，8000萬人口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及類似國家的政體。而到了1992年（此著作出版的時間），歐洲只存在20多個穩定且強大的民族國家。國家的性質、特征是在這一千年內形成的，因此，考察這段時間內什么因素促成了這些特征，是合理的推斷，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回答上述的問題是重要的。一方面，既有的理論體系無法對它做出完善的解釋。國家形式為什么不同？最為主流的觀點遵循著國家主義的道路，它們假定國家形式是一條漸進發展的線條，朝著單一的方向進行著，只有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如，挑戰、領導、轉變、融合），才會成為高效、強大的現代國家。作者針對國家主義的理論進行了抨擊，該理論的前提是在歐洲國家的特征中尋找蛛絲馬跡，提煉出現代國家得以形成的條件，認為具備了某些條件，國家才得以構建，具有“事后諸葛亮”的特征。它忽略了，即便是在歐洲內部，國家形式也是千差萬別的，并且一國從未有計劃、有設計地去建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和普及，具有十足的偶然性。除此以外，一些學者討論了地緣政治、生產方式對國家形式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容忽略，但是具體的機制是什么他們沒有詳細闡述。

另一方面，回答這些問題符合現實需要，有利于加深對政治現實的理解。本書寫作之時，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拉美、南亞、非洲等）經歷著沖突、混亂，其政體快速更迭，內戰頻發，時至今日亦是如此。不少學者延續著國家主義的視角，認為這些國家正在經歷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而過渡期本就是充滿波折的，只要控制了這些波折，第三世界的國家就會趨于穩定。然而，事實已經證明，這些國家已經在大國的援助下，建立了現代的政治體制（議會制、政黨制等），但其內部的戰爭、傷亡、軍事投入絲毫沒有減少的趨向，相反，是不斷上漲的。這足以說明，其內部的動蕩根源于國家能力的脆弱、國家與經濟社會不良的互動等結構性問題，而不是政治體制的落后。

二、歐洲豐富的國家類型

國家是區別于家庭、親屬團體的組織，通過運用強制、暴力，它在某些方面具備了相對其他所有組織的優先權[1]2。從這樣的定義來看，國家的起點不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強制，這也就使得國家形式千差萬別。從歷史演進而言，以下三種類型的國家長期存在。

第一，帝國，國家的強制機構龐大，但其自上而下的滲透有限，需要依賴地方管理者來實施。第二，城市聯盟，國家的強制機構弱小，強制的資源分散于城市武裝民兵內，需要經由他們的商議來實施。第三，民族國家，國家強制機構強大，國家主導著強制及其伴隨而來的榨取、管理、分配、生產等一系列行為，強制資源可以有效地動員、積累。

上述三種國家的類型在縱向、橫向上存在的明顯差異。

從縱向的時間軸來看，在990年，歐洲絕大多數政治實體是帝國的形式，這一形式一直繁榮到17世紀。到了1490年，城邦國家開始前所未有的增長，這種形式一直存續到19世紀，隨之轉變為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在大部分歷史中并不存在，在16、17世紀才開始出現，但它迅速在歐洲國家體系中占據主導，并一直延續至今。不可忽視的是，三種國家形式在特定條件下都非?？尚?，都能夠有效實現國家的意志，所以，應當去審視這些形式因何而產生。而不是將民族國家看作歷史的終結，認為其他形式都只不過是通往它的中間環節，這樣的假設帶有強烈的目的論色彩。

從橫向的地理范圍來看，國家形成是一個大體同心圓的模式，在最核心的內部地帶，是城邦國家等主權高度分裂的形式，如威尼斯、荷蘭等。在最外圈是帝國，如莫斯科、波蘭等。而在兩者的中間，存在著民族國家的形式，英國、法國、普魯士沿著這一條道路出現。

為什么歐洲國家在時間軸上、版圖上差異很大？為什么其最終卻都歸于民族國家這一種形式？這必然是一個“統一中存在差異，差異中存在統一”的故事，是怎么樣的復雜機制塑造了國家的形式？哪些變量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就是本書試圖回答的。

三、統一和差異并存的歐洲國家

為了解釋上述命題，作者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幾個變量：國家體系；戰爭及其準備；強制的力量；資本的力量。這幾個變量共同的促成了國家形成的歷史。

國家形成遵循著統一的機制，國家體系、軍事競爭在其中發揮作用。前文提到過，歐洲國家的地理曾是破碎的，15世紀時，8000萬人口存在于200多個國家中，這一特征決定了其內部戰爭的頻發，尤其是15世紀資本主義擴張后，國家對土地的爭奪就更為激烈。為了能夠在戰爭中取勝，國家必須為此做出大量的準備，包括召集武裝力量、購買兵器、修建運輸道路等。這背后對應著的是海量的資源。國家本身并不具備這些資源，為了獲得它們，其不得不強化對主要社會階級（地主、商人、金融家等）的資源榨取，也不得不繞過間接的統治，與民眾建立直接聯系。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國家的妥協，也創造出了從前本不存在的公民、集體的權利和義務。

所以，軍事競爭驅使所有歐洲國家最終都走向了同樣的方向：組織體系日益完備的政府（如，法庭、財稅機構、警察等），迅速增長的文職人員，汲取能力不斷提升的國家，逐漸完善的公共服務供給（教育、醫療、養老等），日漸同質性的國民，高漲的民族主義的論調。而這些，正是民族國家的內涵。

然而，國家形成的起點卻是差異化的。強制力量、資本力量的互動在其中發揮作用。注意，并非是其中一項的多少分布，而是兩者的有機互動發揮著作用。強制，意味著一種（實際的或潛在的）威脅手段的運用，它會給某些人、群體帶來財產等方面的損失、傷害，強制力量最大的承載體是軍隊和大地主（其具備剝削的性質）。資本，通過塑造商人、資本家等群體而改變了階級力量，改變了國家與主要社會階級的關系。也因為商業化、貨幣化程度的不同影響著資源的形式，從而影響國家資源榨取的形式和方式?！白鳛榧械馁Y本和強制的一個分布函數，歐洲國家起始于非常不同的位置”資本、強制的不同結合，國家與主要社會階級的關系也就不同，由此，國家形式是不同的。

從縱向上來說，國家形式存在差異，這與強制-資本的關系有關。如前所述，戰爭，是國家形成的首要動力，從990年以來，戰爭和武器的性質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它經歷了四個階段，分別是世襲制、經紀人制、民族化、專門化階段，經歷了依賴封建兵勇、雇傭軍到依賴龐大陸軍、海軍等等。越往后，戰爭所需的強制資源是越來越昂貴的，國家越來越難以依賴已有的資源去完成軍事競爭，其對于資本的需求和妥協不斷改變，所以，國家形式在縱向的時間軸上有巨大的差異。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帝國、城邦聯盟、民族國家也不止一次地同時出現在一個階段內，且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的差異。國家形式存在同心圓結構的差異化分布，這與資本不平衡的空間分布密切相關。在作者的解釋框架中，他提出了三種類型的互動關系。

1、強制密集型

對于強制密集型國家（帝國），它們分布在歐洲的最外圍，是大片邊遠的農業地區。在資本力量短缺的條件下，統治者不得不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去從土地上、殖民地上獲取資源，不得不實施農奴制等強制化的形式，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對地方貴族、地主依附很強，貴族和地主的勢力都很強大，以至于其阻礙、限制著商業的發展。當戰爭來臨時，其榨取的資源有限，還有可能受到地方的威脅。

2、資本密集型

對于資本密集型國家（城邦聯盟），它們分布在歐洲版圖的核心區域，依托貿易的道路，商人、資本家力量壯大，商業化、貨幣化程度極高，當戰爭來臨時，其不需要建立繁復的國家組織體系，也可以依托商業而聚集起大量的資源，依靠資本家購買軍事力量。其資本強大到強制力量無法與其抗衡，國家的能力非常薄弱，這樣的形式日益無法適應戰爭的性質（大規模軍隊等），其在19世紀被戰爭擊垮時，國家形式才發生了變化。

3、資本化強制型

對于資本化強制型國家（民族國家），它們分布在內圈、外圈的中間地帶，處于城市的邊緣，其資本有一定的發展，但又不足以與強制抗衡，它的強制和資本的力量是更為均衡的關系。國家將資本和資本家并入國家機構中，與他們協商和妥協。在這樣的形式中，強制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是同時發生的、相互促進的，它將商業化的經濟、資本家、大規模軍隊等等結合在了一起。

民族國家顯示出了相對于其他兩者的顯著的優勢，國家有強大的自主性（不必依附于特定階級），能夠有效、持續地榨取資源，強化自己的強制力量，所以，它們在戰爭中獲勝了。對于其鄰國來說，只能不斷地學習這樣的形式，以在地緣政治競爭中掌握優勢。因此，歐洲國家最終都匯聚為了民族國家的形式。

四、結語

總體而言，本書的貢獻在于，展現了“戰爭制造國家”的曲折道路，闡述了過程中各主體運作的具體細節。與此同時，一些論述依然存在令人困惑之處，本書意在解答歐洲國家形式的差異，也即是因變量的差異，具體來說體現在強制的集中、積累程度的差異，因強制的集中、積累程度不同，而存在民族國家、城邦聯盟、帝國等形式。但是在分析中，作者也將強制作為重要的自變量（盡管它需要與資本互動而發揮作用），這兩者是彼此獨立的因果關系嗎？還是具有較強的內生性呢？還需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查爾斯·蒂利. 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