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監管問詢研究進展綜述

張超　曹增豪　王紅飛　吳勇

【摘要】監管問詢是證券監管的一種補充手段， 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背景下， 它有助于改善證券市場中的信息質量和含量， 在提高證券市場運作效率、 維護證券市場公平方面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近年來， 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對監管問詢的作用機理和效果進行了探索， 這些成果對于未來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從文獻計量的角度， 按照“動因—問詢—后果”的研究框架歸納總結監管問詢機制的影響因素及其經濟后果， 以期對有意研究該領域的學者有所啟發。

【關鍵詞】監管問詢；信息披露；市場反應；管理決策；外部審計

【中圖分類號】F83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0-0074-7

一、 引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在當前經濟形勢下， 企業的財務風險、 流動風險等金融風險較大， 而監管問詢對于防范化解資本市場風險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 監管問詢逐步成為資本市場上的有效監管手段， 資本市場參與者越發重視問詢函對于企業風險的揭示作用， 而有關監管問詢的研究成果也日益豐富， 極具研究價值。

監管問詢起源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是對企業的公開信息進行審查， 如果發現問題則會向企業問詢， 必要時會要求企業在規定時間內回復。我國在吸取國外監管問詢的有關經驗后進行了制度創新， 將監管問詢作為證券監管的補充手段。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于2013年和2014年開通了信息披露直通車， 將“事前監管審查”改為“事后監管問詢”， 即在公司公告發布后發現問題再行監管而非經證券機構審核通過后再行公告。

我國的監管問詢與國外的非處罰性監管有所不同。美國的SEC意見信在SOX法案頒布后得到了廣泛使用， 這種監管措施主要由證監會來實施， 通過審核、 評估上市公司提交的年報等文件， 向公司問詢信息披露是否真實完整、 會計處理是否準確恰當等， 以保證投資者能夠獲取真實有效的信息， 但是這種監管從審核結束到信息公開需要較長的時間間隔（2012年起為20天）， 信息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投資者不能及時獲取有關監管問詢的信息。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主要針對公司的異常股票活動問題進行問詢， 并且在收到回函后才會對函件內容進行披露。而我國的監管問詢主要由證券交易所實施， 這種來自一線機構的問詢不定時發生， 覆蓋范圍廣泛， 不只是季報、 年報、 并購等信息披露以及分紅、 研發等商業運營問題， 還涉及輿論關注的信息， 并且通常要求被問詢公司及時回函并披露， 部分問題還需要會計師事務所等第三方機構出具審查意見。

市場中的公開信息會影響投資者的決策。公司的信息披露內容不僅包括財務報告， 還包括業績預告、 招股說明書、 并購重組報告書等公開內容， 這些信息對于利益相關者來說十分重要， 而監管問詢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質量（閆明杰，2021）， 這有利于維護資本市場的公平和效率。在現代企業制度下， 由代理問題產生的信息不對稱會增加交易成本。從信號傳遞的角度來看， 監管機構擁有比企業外部信息使用者更多的信息， 并且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擁有監管的權力， 能夠對企業的違規行為進行警示和糾正。當企業收到監管機構的問詢函時， 就會向市場傳遞不利信號， 降低投資者對企業的估值， 企業為了提升市場預期， 就會減少違規行為、 改善信息披露質量。此外， 監管機構進行問詢并要求回函增加了企業對外的信息披露數量， 這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 緩解股東與管理層、 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等之間的利益沖突， 從而降低交易成本。監管問詢在壓縮公司非合規操作空間的同時， 也降低了財務舞弊發生的可能性。由上述分析可知， 監管問詢通過信息效應調節了上市公司外部和內部利益相關者的行為， 這對于改善公司內外部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明晰監管問詢的重要性后， 有必要對監管問詢的研究現狀進行系統性梳理， 厘清目前研究重點關注的內容， 并基于此提出未來可供研究的方向， 為與監管問詢相關的理論研究和應用探索提供參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借助文獻計量方法對研究領域進行了系統性整理和詳細劃分， 主要貢獻在于： ①借助Python對國內外文獻進行分析， 使用聚類方法提取關鍵詞， 對現有研究領域進行了較為精細的劃分； ②按照“動因 —問詢—后果”的思路給出目前監管問詢研究的整體分析框架； ③基于國內外監管問詢的現有研究內容， 提出未來可供學者參考的研究方向。

二、 文獻計量分析

（一）文獻來源

本文研究的英文文獻來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引文索引為“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檢索主題詞為“comment letter”“exchange queries”和“SEC review”， 文獻類型選擇“Articles”“Review Articles”和“Early Access”； 中文文獻來源于CNKI核心期刊（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獻檢索主題詞為“問詢”和“非處罰性監管”， 檢索時間截至2021年12月31日。英文文獻共檢索出643篇、 中文文獻共檢索出197篇。經過人工閱讀篩選， 剔除雜志社公告等與本研究無關的內容后， 剩余符合要求的英文文獻有42篇， 其中最早發表于2009年； 中文文獻有77篇， 其中最早發表于2017年。

圖1展示了中英文核心文獻發表年度分布情況。根據統計， 中文文獻時間跨度為2017 ～ 2021年， 英文文獻時間跨度為2009 ～ 2021年。中英文文獻發文量均穩步增長， 其中中文文獻在2020年有大幅增長， 達到28篇。這說明隨著問詢樣本的增多， 國內外學者也在持續增加對監管問詢經濟效果的關注度。

（二）關鍵詞聚類與分析框架

從文獻的關鍵詞來看， 中文文獻主要關注信息披露、 市場反應、 盈余管理、 信息不對稱、 審計和公司治理等， 英文文獻主要關注事件研究、 信息披露、 信息不對稱、 財務重述和監管審查風險等。具體而言， 在去除含有“問詢”和“非處罰性監管”以及含有“commet letter”和“SEC”的關鍵詞后， 監管問詢中文文獻中排名靠前的關鍵詞有： 信息披露（12次）、 市場反應（7次）、 盈余管理（7次）、 信息不對稱（6次）、 審計師變更（5次）、 審計質量（5次）、 審計意見（5次）、 公司治理（4次）。英文文獻中關鍵詞主要集中在Event study（3次）、 disclosure quality（2次）、 Information asymmetry（2次）、 Restatements（2次）、 Spillover effect（2次）等。對關鍵詞的共現分析得出， 中文高頻詞組有： 審計定價和審計師變更（3次）、 審計意見和審計質量（3次）、 信息披露和市場反應（3次）、 信息披露和審計定價（2次）等， 但沒有明顯的英文高頻詞組?？梢?， 前人研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個單獨的領域， 也考慮到了監管問詢在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作用。

此外， 本文使用Python中的difflib庫計算出各關鍵詞之間的文本相似度， 然后基于各關鍵詞的文本相似度向量， 使用k-means方法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其中， 設定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數為12、 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數為8。由于英文文獻關鍵詞與中文文獻關鍵詞的分類類型相似， 本文僅列出中文文獻關鍵詞的聚類結果， 并總結出各個聚類的主要特征， 其中有3個聚類均可歸于交易管理類， 由此得到如表1所示的八個關鍵詞類型。

根據關鍵詞的聚類結果， 本文發現除交易監管類、 問詢類別類、 結果效應類和其他類這些概念性的類別外， 信息披露類、 市場反應類、 管理決策類和外部審計類這四個類別可以很好地用于區分當前文獻的主要研究內容。具體地， 通過閱讀搜集的文獻， 本文根據問詢函研究類別和監管問詢的研究內容將所有文獻歸類為圖2和表2， 部分文獻涉及交叉領域的研究， 則按其主要研究對象歸類。

目前的研究以財務報告（含季報、 半年報和年報）問詢函為主， 涉及中國、 美國、 澳大利亞、 伊朗以及東盟國家的上市公司， 主要研究監管問詢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 用到的方法包括市場模型分析、 事件研究法、 生存分析法、 樸素貝葉斯分類、 LDA主題分析、 分詞和文本分析、 OLS回歸等。

通過對文獻的初步分析， 本文擬基于“動因—問詢—后果”的研究框架（見圖3）分析監管問詢的內外部影響因素， 以及討論監管問詢的經濟后果， 包括信息披露、 市場反應、 管理決策、 外部審計等四個方面。下文在梳理文獻時的排序規則首先按照內容相關性、 其次按照發表時間順序。

三、 監管問詢相關文獻的研究內容綜述

（一）監管問詢的影響因素

受到問詢的公司具有盈利能力低、 復雜性高、 治理薄弱等特征（Cassell等，2013）， 這類公司由于存在內部環境和能力方面的缺陷， 因而容易受到監管機構的關注。除公司的內部經營管理和信息環境外， 外部監管機構和環境的特征， 如監管資源限制、 監管人員素質、 會計準則特征、 所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受詢情況等也會影響發函特征。

1. 內部因素。

（1）信息披露方面。文本可讀性差會增加信息處理的難度， 當公司對外報告或者受到問詢后回函的可讀性較差時， 可能表明公司有意隱瞞不利信息， 這會增加被問詢的可能性（Cassell等，2019）。此外， 公司還可能利用會計差錯的重要性判斷、 增加非GAAP（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收益等財務方法來調整收益以迎合投資者的需求， 這會導致會計信息失真， 增加財務報告風險， 而監管機構也會對這類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問詢。并且由于監管資源有限， 監管人員可能重點關注歷史信息披露質量較低的公司， 這類公司在進行并購交易時也會面臨更大的監管風險（Chen等，2021）。

（2）管理決策方面。一是公司的經營管理。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的避稅行為（Kubick等，2016）和盈余管理行為等實際上都會損害信息披露質量， 由此提高被問詢的概率。二是公司的治理環境。當公司的治理環境較好、 內部控制質量較高時， 其內部業務流程更加專業和規范， 更大程度保證了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而財務信息質量的提高會降低錯報風險， 因而得以規避監管問詢（余明桂和卞詩卉，2020）。三是公司的管理層能力。高管能力較低、 為公司創造價值較少時， 具有粉飾業績的動機， 高管能力較強時會追求自我實現， 偏好風險較高的激進經營決策， 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司更容易被問詢（王艷艷等，2020）。

此外， 按照監管俘獲理論， 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的監管風險更小， 但Chen等（2020）基于2013 ～ 2016年中國市場的研究得出了與之相悖的結論： 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反而更容易收到問詢函， 這可能與樣本期間我國的大規模反腐行動有關。

2. 外部因素。

（1）監管機構方面。一是監管資源的限制。來自異國上市公司母國的監管可以減少來自本國的問詢（Naughton等，2018）， 這種交叉監管所體現的替代作用使得本國監管機構可以將監管資源投向風險更大的公司； 在忙季時， 監管機構會削減監管問詢的力度， 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風險更大的領域（Gunny和Hermis，2020）， 但這種資源的限制也有可能會降低問詢函的質量。二是監管人員的特征。決策行為對個人的認知程度和行事風格較為敏感， 監管人員的職位、 薪酬、 專業知識、 性別等個人特征會對問詢的問題、 輪數和天數產生重要影響（Baugh等，2021）。

（2）其他方面： 如會計師事務所受到較多的監管問詢反映了其質量控制體系方面存在問題， 會導致其所服務的IPO客戶面臨更加嚴格的審核問詢（魯桂華等，2020）； 而2016年啟動的“深港通”由于優化了公司的內部治理和內外部信息環境， 可以降低公司受到問詢的概率和嚴重性（張棟和張玉陽，2021）。這些都體現了來自公司所處市場環境的影響。

（二）監管問詢的經濟后果

1. 信息披露。監管問詢對信息披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財務報告、 管理層業績預告、 招股說明書等方面?？傮w而言， 監管問詢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質量， 降低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水平， 且對同行業、 審計聯結和董事聯結公司以及集團內其他子公司具有溢出效應。

（1）財務報告方面。財務報告是有關公司經營狀況的較為全面的公開信息， 投資者可以據此判斷公司的發展現狀和未來前景， 因此其信息的準確和可靠尤為重要。監管問詢有利于財務報告信息披露（包括經營分部信息、 公允價值信息、 風險信息等）質量的改善， 如增加信息量（Duro等，2019）、 降低信息復雜度（Hesarzadeh和Rajabalizadeh，2020）、 提高信息可比性（翟淑萍等，2020）等。而與損益問題相關的問詢函會使公司面臨股價下行壓力， 使其未來的財務報告更加保守（Cao和Pham，2021）。

（2）管理層業績預告方面。業績預告為投資者和分析師提供了有關公司前景的預測信息， 有助于幫助市場參與者進行決策分析。監管問詢由于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 有利于提高管理層的業績預告質量（翟淑萍等，2020）， 并且相較于自愿性業績預告， 更能糾正強制性業績預告的偏差（夏一丹等，2020）。

（3）科創板招股說明書方面?？苿摪迳鲜泄镜娘L險和不確定性較高， 其審核問詢涉及較多財務、 股權、 業務等方面問題， 促進了招股說明書的修補和完善（涂曉嵐和詹雷，2021）。而涉及風險、 創新、 前瞻、 競爭等信息的問詢有利于提高申報稿的關鍵事項信息披露水平（蔣堯明和張雷云，2021）， 這能夠降低新股發行的負面影響。

（4）監管問詢也會影響外部法律顧問和分析師在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當收函公司的專有成本較高時， 為了避免向競爭對手透露信息， 法律顧問會幫助公司減少信息披露， 當問詢內容較復雜時， 由于管理人員可能缺乏必要的回復經驗， 法律顧問會幫助公司增加信息披露（Bozanic等，2019）。問詢函提高了分析師可公開獲取的財務報告質量， 進而提高了其盈余預測的準確度（王丹，2021）， 這可以向投資者提供更為可靠的參考信息。

2. 市場反應。監管問詢會影響信息不對稱， 市場對信息的反應常常體現在股價上， 并會對資本市場的穩定和效率產生影響。國外市場研究以澳洲、 東盟和美國為主， 國內市場則分別研究定期報告問詢函和非定期報告問詢函（如對媒體關注的信息進行問詢）帶來的市場反應?？偟膩碚f， 監管問詢可以通過降低股價崩盤風險和股價同步性、 提高定價效率來維護資本市場公平。該部分文獻的研究方法以事件研究法為主， 研究函件包括定期報告問詢函、 并購重組問詢函等。

（1）國外市場反應方面。在澳洲， 問詢前出現不明原因價格上漲的股票， 在問詢公告后股價會發生逆轉（Drienko和Sault，2013）； 在美國， SEC意見信會使公司的機構投資者減持股票， 而SEC對財務報告質量的評估因會計制度而異， 由此影響到投資者的判斷， 相對于GAAP， 機構投資者對與IFRS（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關的SEC意見信的反應更加負面（Gietzmann和Isidro，2013）； 而Lye等（2020）研究了印度尼西亞、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這四個互聯的東盟國家交易所的異常市場活動（UMA）問詢系統， 發現從整體來看， 有“新信息”的UMA回復的異常收益會正向反轉， 而無“新信息”的UMA回復的異常收益會負向漂移， 說明這些國家的股票市場對不同的UMA回復可以做出有效反應。

（2）國內市場反應方面。定期報告問詢函： 整體來看， 定期報告問詢函為投資者提供了增量信息， 傳遞了公司的經營和財務缺陷信號， 會給公司帶來負面的市場反應， 減少投資者數量?！岸O高”及相關人員等“內部人”具有信息優勢， 在回函期間常常存在內部人交易， 會緊急賣出股票以規避損失（李琳等，2017）。而回函傳遞了“問題得到解決”的好信號， 會帶來正向的市場反應（陳運森等，2018）， 同時投資者關注度的提升也可以增加股價的信息含量， 信息不對稱的改善會減少虧損公司的回函時間以及監管問詢帶來的負面市場反應（胡瑋佳和張開元，2019）。

非定期報告問詢函： 在并購重組方面， 投資者網絡搜索會產生正向的并購公告市場反應， 而并購問詢向市場傳遞了風險預警信號， 會削弱這種關系（傅祥斐等，2020）， 因而被問詢的并購重組交易的首次公告市場反應更差， 交易失敗的風險更高、 發生商譽減值的可能性更大（傅祥斐等，2020）。

（3）資本市場穩定和效率方面。監管問詢增加了公開信息的含量， 有助于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和定價效率。在國外資本市場上， 澳交所股價問詢有助于在金融動蕩時期限制錯誤定價（Drienko等，2017）， SEC意見信可以限制IPO發行人炒作股票（Li和Liu，2017）。在國內資本市場上， 監管問詢可以降低股價同步性， 并且股價中有效信息的含量越少時監管問詢緩解信息不對稱的作用越顯著， 降低股價同步性的作用也就越顯著（顏敏和白棲凡， 2021）。

3. 管理決策。監管問詢雖然不具有處罰性質， 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公司存在的管理決策問題， 向市場傳遞風險信號， 由此影響到公司的治理和內部經營管理活動。但由于公司的產權性質、 所在地區市場化程度及法治水平等存在差異， 監管問詢對公司管理決策的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

（1）約束公司治理層和管理層。對于股東而言， 由于監管問詢提高了信息透明度， 可以抑制大股東的“掏空”行為（曹豐等，2021）； 對于高管而言， 監管問詢可以提高收函公司的管理能力（Hesarzadeh，2020）， 其通過增加高管變更的可能性（鄧祎璐等，2020）、 抑制高管的超額薪酬（柳志南和白文潔，2021）、 降低高管薪酬的業績敏感性（何慧華和方軍雄，2021）等來形成對管理層的激勵約束。此外， 當公司被問詢后， 管理層為了避免公司和自身聲譽受損帶來的額外成本， 有動機在內部監督、 控制活動等方面改進公司的內部控制（聶萍等，2020）。

（2）影響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盈余管理會掩蓋公司真實的經營成果， 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是資本市場監督的重點。監管問詢增加了公司未來進行盈余管理的成本， 可以降低收函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陳運森等，2019）， 同時由于其威懾作用， 也會抑制收函公司所在行業、 所在地區其他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動（梅蓓蕾等，2021）， 并且會使公司由應計盈余管理轉向真實盈余管理（Cunningham等，2020）。

（3）增加公司資本成本和融資約束。監管問詢降低了公司聲譽、 增加了股價波動和違規成本， 從而增加了公司的融資約束（翟淑萍等，2020）， 另外提高了銀行對被問詢公司要求的債務資本成本、 減少了公司的新增債務融資（陳紅等，2021）。為緩解因此可能面臨的流動性問題， 收函公司會提高金融資產尤其是短期金融資產的配置水平， 但這樣會損害公司未來的主營業績（林慧婷等，2021）。

（4）提高公司風險承擔水平。監管問詢有助于發現公司的違規行為， 由其帶來的信息治理和融資約束效應， 也可以抑制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聶萍和徐筱，2021）。違規公司可能面臨持續盈利要求和恢復受損聲譽的壓力， 為了提高公司價值和資產配置水平， 會進行高風險、 高收益的投資， 在充分利用投資機會的同時也提高了投資效率（鄧祎璐等，2021）。

4. 外部審計。獨立而專業的第三方審計可以提供對公司經營管理狀況真實性的合理保證， 為投資者的利益增加一道保護屏障， 而監管問詢可以從信息角度和監督角度等影響外部審計行為。有關監管問詢與外部審計的研究內容涉及審計費用、 審計師（會計師事務所）變更和審計質量等。

（1）審計費用和審計師變更方面。目前審計以風險為導向， 風險評估是決定審計定價的重要因素， 監管問詢釋放了被審計單位的風險信號， 會計師事務所因此會持續幾年提高審計收費來補償潛在的業務風險（Gietzmann和Pettinicchio，2014）。監管問詢使得審計師也面臨處罰成本和聲譽成本等， 這可能導致會計師事務所變更或者換由經驗更為豐富的審計師接手來降低執業風險（郭葆春和連丹燕，2021）。

（2）審計質量方面。一是監管問詢使得公司在回函過程中可能需要審計師出具審查意見， 這增加了會計師事務所可掌握的信息； 二是審計師為規避監管問詢帶來的審計風險， 有動機采取相應的措施。因此， 監管問詢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 這體現在審計師采取更嚴格的審計措施， 如更可能對收函公司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陳運森等，2018）、 增加關鍵審計事項的信息量來降低審計報告的激進度（耀友福和林愷，2020）以及抑制內部控制意見購買（耀友福和薛爽，2020）等。

四、 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從“動因—問詢—后果”的研究框架來看， 本文首先基于公司的信息披露、 管理決策等內部因素和監管機構特征等外部因素分析及梳理影響監管問詢的因素， 然后從信息披露、 市場反應、 管理決策和外部審計這四個方面分析監管問詢的經濟后果。其中： 信息披露主要涉及財務報告、 招股說明書、 管理層業績預告等方面； 市場反應主要涉及國內外市場反應及資本市場穩定和效率方面； 管理決策主要涉及公司治理層和管理層、 盈余管理行為、 資本成本和融資約束、 風險承擔等方面； 外部審計主要涉及審計費用、 審計師變更、 審計質量等方面。本文發現， 監管問詢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之間是相互聯系的， 例如， 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越差、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內控質量越差則越容易被問詢， 公司在收函后也都會在這些方面做出改進。

從監管問詢的理論依據看， 已有文獻所使用的理論包括但不限于信息不對稱理論、 信號理論、 委托代理理論、 聲譽機制理論、 MM理論和威懾理論等。此外， 已有文獻還針對企業是國有還是非國有企業， 企業是集團化還是非集團化經營， 企業由“四大”還是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企業的產權性質、 銀企關系、 區域市場化程度、 法治建設水平、 媒體關注度、 信息透明度、 分析師關注的不同等進行了細化研究， 所得出的結論具有更強的針對性與應用價值。

從監管問詢的效應看， 監管問詢提高了公司公開信息披露的質量， 降低了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程度， 其信息效應會帶來負面的市場反應， 也有助于緩解公司的代理問題。這對公司的治理和管理等都會產生影響， 而且由于提高了審計風險， 審計費用會增加， 審計師在審計時更為審慎， 由此審計質量也得以提高， 從而有利于維護資本市場的公平， 并且在這些方面， 監管問詢對于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特征的公司具有溢出效應。此外， 本文發現部分文獻的研究結論不一致甚至相反， 可能的原因在于研究的制度背景、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經驗等不同。

（二）未來展望

基于監管問詢的文獻梳理， 在未來研究方面，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 在“動因—問詢—后果”研究框架下對監管問詢文獻內容進行豐富和擴展研究。目前的研究領域尚有可拓展的地方， 例如： 在信息披露方面， 可以研究監管問詢與董秘回復之間的關系， 如2021年11月26日拉卡拉的董秘在互動易平臺對投資者的回復就引發了深交所的關注函； 在市場反應方面， 可以研究監管問詢是否會影響證券信用評級； 在管理決策方面， 可以研究監管問詢與高管個人特征之間的關系； 在外部審計方面， 可以研究監管問詢對具體審計工作內容如盤點、 函證等的影響。

2. 在監管問詢研究方法上進行擴展研究?，F有研究以回歸分析為主， 主要以財務報告問詢函為基礎， 結合問詢函的問題數量、 問詢次數以及回函時間進行分析， 而較少研究關注函等以及使用文本分析技術對問詢函和回函進行深入挖掘。未來學者們可以使用決策樹、 支持向量機、 神經網絡等機器學習方法挖掘各類問詢函及其回函在盈余預測、 財務造假識別、 審計意見判斷等方面的價值， 更好地發揮監管問詢在資本市場上的作用。

3. 展開監管問詢與其他研究領域的融合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僅僅關注公司管理、 市場效應等單個領域， 學者們可以拓展監管問詢在其他領域的研究。如： 將問詢函作為其中一個因素， 融合數字信息和文本信息來構建一個更為系統全面的財務困境識別模型； 監管問詢會影響公司的投融資行為， 可以考慮研究監管問詢在公司信貸違約風險預警方面的作用； 從傳媒領域來看， 媒體關注會引發監管問詢， 那么媒體關注如何影響監管問詢， 以及監管問詢的結果如何反饋到媒體關注上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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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 許春玲? 李小艷）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YJC63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