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跨文化人才培養對“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影響的研究述評

張雨微 李子辰

摘? ?要：“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之一，其中制度因素的影響已成為相關領域的研究重點。作為非正式制度的語言因素，在“一帶一路”沿線語種多樣的現實背景下，對中國與沿線各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阻礙作用明顯，亟需擴大跨文化人才培養規模，通過彌合語言差異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目標的實現。因此，從語言的經濟效應、跨文化人才培養的語言差異彌合效應及“一帶一路”沿線貿易的制度影響三方面分別梳理了現有文獻，并在此基礎之上展望未來研究可對有序開拓沿線市場、構建漢語國際傳播新路徑形成有效啟示。

關鍵詞：語言；跨文化人才培養；“一帶一路”；貿易暢通

中圖分類號：F742?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10-0114-03

進入新時代，對外開放持續面臨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致使開放型經濟傳統競爭優勢受到削弱。近年來，我國不斷積極調整開放型經濟發展思路，從以往依賴個別海外市場走向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思想的多樣化發展道路。這其中，“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之一。

“一帶一路”沿線市場規模及發展潛力巨大，然而其語言構成復雜、文化多樣性特征明顯，對我國與沿線貿易暢通目標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阻礙。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跨文化人力資源日益凸顯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沿線經貿合作、國際聯合研發等領域中起著決定性作用（魏浩，等，2012）。作為非正式制度的典型，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差異對國際經貿合作的阻礙效應，以及跨文化人才培養所產生的差異彌合效應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探討。本文對學者們的代表性文獻進行梳理綜述，著重比較和厘清語言差異與跨文化人才培養對國際經貿合作的不同影響機制，旨在為進一步深入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提供方向性思路。

一、語言的經濟效應

語言作為人類的一項基本制度，與經濟活動有著較強但并非顯性的聯系。Pattersson（1992）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安排語言在制度中的作用，稱其為制度中的“元”制度。索緒爾在2014年所著《語言本質論》中首次涉及了語言具有制度屬性，他認為，語言是社會中一種長時間約定的系統。語言作為制度的表征符號，體現使用該語言群體的認識論、價值觀、信念、思維方式等“水線以下的文化”，而且反過來也會對文化內核產生影響。Chen（2013）發現，語法結構中時態語法的不同會影響語言使用者，使其在儲蓄率、退休安排、家庭重要性等方面表現出不同傾向性。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語言與經濟間的聯系（Grin，1996，2009）。如將語言技能的掌握納入人力資本體系中，勞動者能否流利使用語言技能的差異是其經濟體現的重要表現之一。趙穎（2016）發現，英語與普通話的收入溢價效應，對收入影響在11.62%—15.60%之間，且英語能力溢價比普通話溢價更高。雷昊等（2020）計算出了具體溢價的數值，得到外語能力與普通話的溢價分別為2.74萬元和1.5萬元。也有學者關注到企業的語言能力在企業績效及發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歐盟委員會曾公布歐洲語言短板對企業收益的影響，認為有11%的中小型企業因缺乏語言多樣性而失去與國際接軌的機會；同樣也有學者發現1/6的美國企業因為勞動力缺乏語言技能和文化認知而出現虧損。李路等（2018）發現，當企業發生兼并時，并購績效和收購方與目標語言差異掛鉤，且當非正式制度發揮互補作用以及信息不對稱程度相對嚴重時，普通話普及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種差距。

從國家層面看，社會雙語（即國家官方規定有兩種或以上的語言）的國家對于國家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促進都有明顯的作用。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王輝和王亞藍（2016）整理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方語言、官方語言譜系分類、主體民族語言、外語及少數民族語言。其中，沿線國家的語言服務便利度及其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息息相關，與中國語言服務便利度最高和最低的國家分別為新加坡和不丹（王立非和崔璨，2020），即語言服務便利度與對外貿易成正比。蘇劍和黃少安（2015）梳理了語言距離與國際貿易的相關性研究，得出兩者成顯著負相關關系；而徐明昊和范梓幸（2020）也驗證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同語言指數與雙邊貿易額成正相關。

上述文獻確實證明，語言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有著明顯的經濟效應。目前，世界中現存的語言有7 000余種，為了提高貿易往來效率，從語言的絕對難度和相對距離角度探討對外經貿合作市場選擇問題，具有科學性和必要性。

二、跨文化人才培養的語言差異彌合效應

有關跨文化人才培養對語言差異的彌合效應的相關研究，一部分集中于跨文化人才國際流動對貿易開展的影響（蒙英華和孔令強，2007）。其中，魏浩和陳開軍（2015）使用2001—2011年我國省級數據考察了跨文化人才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發現國際人才流入會通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獲取渠道壁壘降低等路徑促進東道國出口貿易發展，并據此建議國家應制定合適的政策吸引國際人才來中國發揮在經濟和貿易中的正向激勵效應；谷媛媛和邱斌（2017）發現，來華留學教育人數的增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促進作用，促進作用會因國家距離和教育規模體現出差異，對與中國經濟規模相差較大的國家效果更為顯著。

另一部分文獻集中于探討跨文化人才培養典型模式的孔子學院。其中，安然和何國華（2017）論述了孔子學院在對外教學中的跨文化適應能力、跨文化傳播影響力等多方面內容；自2004年首所孔子學院成立以來，國內外早期研究將重點放在孔子學院本身發展情況及面臨問題相關的理論研究，總結了孔子學院在推廣漢語教學（趙躍，2014）、傳播中國文化（宮也天，2014）、輔助國家戰略與政策（Hartig，2012）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隨后的研究內容逐漸開始關注孔子學院對東道國的產生何種影響，包括對東道國經濟（連大祥，2012；Lien，等，2012）、政治、文化（康繼軍，等，2019）等方面的影響。國外研究更多是選擇語言作為典型代理變量考察跨文化人才對于經貿往來的影響。其中，Dalmazzone（1999）點明語言傳播而產生的收益主要來源之一是語言群體邊界的溢出，對內有著經濟活動順利組織、協調和管理的推動作用；對外在經濟貿易交往、文化輻射以及知識推廣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于相似語言的這種文化偏好是否影響國家間經貿往來的成功概率，Gabriel等（2009）用語言的差異性代表文化接近性作為研究對象，發現相似的語言決定了國家之間擁有的更多的共同性，在決定雙邊貿易量方面可以降低時間消耗和雙邊信息不對稱性等交易成本。而國際上不同國家共同語言的選擇也是學者所關注的對象。其中Kokko等（2014）發現，對于國家的偏好和認知會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因素影響歐洲出口貿易的對象，而具有共性越多的國家有著典型的聚集效應。

三、“一帶一路”沿線貿易的制度影響因素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如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高質量經貿往來成為相關領域所關注的熱點話題。從制度層面，現有文獻分別從國家制度質量、匯率變動、公共安全、文化交融度等方面探討了這些因素在中國實現“一帶一路”貿易暢通目標中所產生的影響。

汪穎（2019）從制度質量的角度，利用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分類貿易統計數據，實證檢驗了制度邊界下文明沖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影響。結果表明，雙邊國家貿易中，由于文明沖突帶來的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國家的高制度質量抑制。高質量制度會促使一個國家在諸如合同執行效率、知識產權保護、投資者法律保護等方面形成比較優勢，最終有助于促進國家貿易發展（Levchenko，2007；Nunn，2007）。Cote（1994）研究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匯率波動率會提高貿易商會的風險意識，從而導致兩國之間交易商會撤銷一定數量的交易訂單，從而證明匯率波動率對出口有反向作用。余博等（2020）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和匯率數據為基礎，闡述了人民幣匯率對人民幣國際化不同層面貿易增長的不均衡影響。

李兵和顏曉晨（2018）則是從公共安全方面的比較優勢出發，分別考察了恐怖襲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中國對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使恐怖襲擊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比起其他貿易強國的負面影響更小。而劉洪鐸等（2016）實證分析了文化融合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的影響，結果顯示，文化融合與中國和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流量之間的關系呈倒U型，觀察值有一半以上的國家文化融合指標是在最佳值的左邊，說明繼續提高文化融合的程度將會促進雙邊貿易關系發展。

四、結論

通過以上三方面文獻的總結和回顧，現有文獻對于語言與跨文化人才培養對外貿轉型發展影響研究主要形成的結論，可對接續探討“一帶一路”沿線貿易暢通目標實現中語言與跨文化人才在非正式制度層面所起到的助力作用形成一定啟示。

從我國外向型經濟升級發展戰略層面，“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我國建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如何科學有序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經貿合作也成為了關注焦點。這其中制度因素的影響作用逐漸引起了研究熱潮。作為非正式制度的代表，加之“一帶一路”沿線語言構成復雜，其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共達貿易暢通目標中起到不可忽視的阻礙作用。

早期文獻較深入挖掘了語言的制度屬性，在制度和文化范疇框架下對語言進行定義和理解。近年來，對語言學與經濟學交叉研究的重點開始放在語言這一非正式制度對經濟領域各主體的影響之上。例如，對于個人和企業來說，語言能力的增強顯著提高了個人的勞動能力和企業的績效。從國家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需求層面講，語言差異所造成的跨文化交流壁壘直接導致兩國經貿往來中交易成本上升問題。為彌合這一差異，相關研究開始考察培養跨文化人才帶來的經濟效應，發現中國吸引跨文化人才流入有效提升了兩國經貿往來的效率和質量。同時，我國通過孔子學院實現漢語教育“走出去”也成功搭建了與東道國間的合作橋梁。

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之上，從語言及跨文化人才培養入手，考察語言制度變量對“一帶一路”貿易暢通的影響，對有序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市場與相關人才培養有深層次的政策啟示，有助于形成內外聯動的貿易暢通政策支撐體系。目前，“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已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熱點?；谘鼐€語種多樣的現實，開拓沿線市場須考慮交流障礙帶來的交易成本，未來研究通過實證分析語言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貿易規模及質量的影響，可為有序開拓沿線市場提供路徑建議。另一方面，國之交在于民相親，“一帶一路”貿易暢通的基礎在于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往來。目前，我國在漢語國際推廣工作中仍然面對著基礎研究薄弱、師資隊伍量少質差、“漢語難學”等問題。未來研究可基于漢語（普通話）的難度及其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官方語言間距離，從語言本質層面尋找漢語言文化傳播途徑。

參考文獻：

[1]? ?Chen，M. Keith.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2）：6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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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in，F. TheEconomics of Language：Survey，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09， 121（1）：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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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蘇劍，黃少安.語言距離的測度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J].江漢論壇，2015（3）：5-10.

[7]? ?魏浩，王宸，毛日昇.國際間人才流動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12（1）：33-45.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Zhang Yuwei， Li Zi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in China in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a century.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As the language factor of the informal system，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has obviously hindered the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urgent to expand the scale of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unimpeded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bridging language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language， the bridging effect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act of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on this basis， looks forward to the effective enlightenment of future research on orderly opening up markets along the road and building a new path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Key words： language; cross-cultural talent cultivation; the “Belt and Road”; smooth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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