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視角下的“言不盡意”成因探析

摘要：言與意的關系問題歷來受到重視，“言不盡意”是中國古代“言意之辨”中的重要觀點，是在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美學史、文論史上一個爭論持久的話題?！把砸庵妗庇懻摗把浴焙汀耙狻钡年P系問題，早有許多理論大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深刻的專門專章的研究，這已非理論界的新話題。例如，張少康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胡經之的《中國古典文藝學》等理論專著中都有對“言意之辨”這個問題進行專章論述。郭紹虞、羅根澤、王運熙等理論家也給予了“言意之辨”這個問題極高的重視，在編寫文學理論發展史的過程中都涉及了這個問題?；诖?，文章從符號學出發探討“言意之辨”中“言不盡意”產生的原因?！把圆槐M意”關乎三個方面：符號、作者、讀者。符號學是研究意義的產生、傳達和釋義過程的學說，是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文學作品對規約性的打破及符號的“消義化”都會造成“言不盡意”；在語言符號的局限性與文學語言的反常規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在作者層面的“言不盡意”；而在讀者對符號的解碼方面，由于語境、符號的復義、互文性、自我主觀性等，讀者在解碼過程中產生了“言不盡意”之感。

關鍵詞：符號學；言不盡意；成因；作者；讀者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4-00-03

關于“言意之辨”，當代許多理論家在繼承前人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分析，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甚至開拓性的理論觀點［1］。本文從符號學出發，探討“言意之辨”中“言不盡意”產生的原因。

符號學是研究意義的產生、傳達和釋義過程的學說。不用符號，攜帶意義的信息既不能發出，又不可能被理解［2］1。換言之，符號是用來表達意義的，表達任何意義都需要借助符號，任何意義的傳達都必須使用以某種方式被接收者感知的符號。不用符號而傳送一個意義是不可能的，意義本身就是從符號組成的信息中產生的［2］1。這給本文提供了理論支撐，正是由于意義的傳輸必須依賴符號，所以本文在探討“言意之辨”中的“言不盡意”時可以用到符號學的相關理論。

陸機在《文賦》中有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睋Q言之，從作者角度出發，陸機認為在創作過程中存在“言不盡意”的情況；從讀者的角度看，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作者與讀者所處的社會背景可能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有不同的思想修養及對世界的不同認識，因此讀者通過閱讀所了解的作品的世界可能與作者所描述的世界不完全相同，由此產生了“言不盡意”的現象［3］。文學作品使用符號，也創造符號。文學作品使用的符號具有強烈的規約性，這種規約性無“根據性”可言，相沿成習而已［2］23?！把圆槐M意”關乎三個方面，即符號、作者、讀者。

1 符號和符號“消義化”與“言不盡意”之關系

在分析符號與“言不盡意”的關聯之前，應該對符號下一個定義：符號，即發送者用一個可感知的物質刺激，使接收者能約定性地了解關于不在場或未出現的某事物的一些情況［2］5。符號是用來表達意義的，換言之，表達意義必須借助符號；而文學創作即作者表達某種意義的過程，因此必須借助符號。文本就是符號單元的有意義的集合，狹義的文本指的是書面的文字集合［2］91。而符號的特點則使文學作品產生了“言不盡意”的現象。

在定義中提到，符號是由有關聯的兩部分組成，符號學上稱它們為能指與所指。符號就像一張紙幣，必須有能指和所指這不可分的兩面，雖然為了方便行文，人們經常把“符號”這個詞作為“能指”的意義來使用，但能指本身絕不就是符號，符號必須由兩部分組成［2］14。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但是，當符號系統形成時，能指與所指的關系就不再是任意的了，相對固定的社會契約保證了能指與所指關系的確定性，從而保證了信息傳達的有效性［2］14。雖然能指與所指的關系在開始時是任意的，但是在形成符號系統后有了很強的社會規約性。然而文學致力于打破這種規約性，因為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雖然在符號系統形成時它們已經有規約性，但是仍然抵擋不住文學對能指和所指任意性的運用。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特點，因此產生“言不盡意”的情況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并且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符號的“消義化”。符號“消義化”指的是陳舊的比喻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規約性語言符號，其能指/所指關系沒有任何異于其他詞的特殊性，從而使能指優勢消失，變成所指優勢［2］177。換句話說，它的比喻性已經完全消失。當符號“消義化”，那么后來的讀者讀到“消義化”之前的文學作品時，或許就會對其表達的意義不那么清楚，這時在讀者心中就會有“言不盡意”之感，這在閱讀古籍特別是先秦古籍時感觸尤深，其中還涉及語境的問題，后文對此展開論述。

符號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與規約性，文學作品對規約性的打破，以及符號的“消義化”，都對言與意的關系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會造成“言不盡意”的情況。這種“言不盡意”是無法抹消的，因此從符號這一層面看，“言不盡意”的存在是合理的。

2 符號發送者與“言不盡意”之關系

符號發送者（作者）和符號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從作者角度來看，出現“言不盡意”的原因是主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

從嚴格定義上說，符號是抽象詞，是能指/所指形成的關系。人們所見到的符號實際上是能指，是符號信息的物質形式［2］38。在具體的文學創作過程中，文字或者語言其實就是能指。在客觀上，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沒有根據性可言。但是在符號系統中，能指與所指具有社會規約性，正是這種規約性，能指才可以用約定的方式來解釋所指。這種規約性要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在符號系統內。

在人們生活的世界中，在用已有符號（能指）來描述客觀存在的沒有被納入符號系統的事物時，勢必出現“言不盡意”的情況。還有一種情況是，語言（符號）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給作者帶來了“言未能盡意”的麻煩，即語言文字表達情意功能的概括性與情意本身的特殊性的矛盾會導致“言不盡意”［4］。之所以如此，是語言文字在表達情意上所起的作用有限?！俺：扪哉Z淺，不如人意深”，原因就在于語言文字表達情意功能的概括性與情意本身的特殊性的矛盾。另外一個原因是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功能的有限性不能涵括情意的無限性，從而導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追f達認為之所以“言不盡意”，是由于“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寫”。這一問題的實質涉及語言文字是“有”“有限”，情意是“無”“無限”，語言文字表達情意功能的有限性不能涵括情意的無限性，從而導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這樣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文學語言是強烈的反常規，打破規則。文學語言的反常規，使其迥異于常規語言，從而獲得了符號的自指性［2］142。也就是文學藝術作品經常用破壞傳統程式來違反規約性，從而造成有意為之的意義模糊效果［2］24，是作者主觀意圖上造成的“言不盡意”。由于能指與所指的規約性，因此在語言符號的局限性及文學語言的反常規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在作者角度的“言不盡意”。

3 符號接收者與“言不盡意”之關系

讀者與符號同樣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出現“言不盡意”的原因亦是主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讀者即符號的接收者，在接收過程中對符號解碼，從而理解其意義。由于語境、符號的復義、互文性、自我主觀性等，因此讀者在解碼過程中產生了“言不盡意”之感。解符者不能離開具體語境來理解其意義［2］72。語境包含共存文本語境（歷史語境）、存在性語境（文化語境）、場合語境、意圖語境、心理語境這五種，其中歷史語境、存在性語境、意圖語境與“言不盡意”關系密切。

在《后漢書》中，范曄把正常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相聯系。在漢代通常把這種聯系說成天人感應或者災異譴告。如果離開了這樣的歷史語境，就不能理解其中的聯系?！逗鬂h書·五行志》：“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度瘴g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薄叭瘴g”與君德有虧就是有這樣的聯系。同樣，不了解中世紀晚期社會中復仇對人的社會人格具有那么重要的意義，也就不會明白哈姆雷特為什么那么苦惱［2］72。

存在性語境基本可以理解為文化語境，這個“存在”不一定是現實存在，而是相關的文化釋義規范之集合［2］72。例如，韓愈在《進學解》中講到的“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在閱讀古籍時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對發送者的符號不能進行解碼，或在解碼過程中缺少關鍵依據，這就給接收者帶來了“言不盡意”的麻煩。

對符號釋義中起重要作用的還有發送者的意圖。發送者的意圖并不就是符號意義，意義是在接收者身上實現的，而不是在發送者那里預先決定的。發送者的意圖就是釋義的是非判別標準，釋義就是對意圖的回溯［2］73。意圖語境和作者的聯系密切，對讀者釋義有重要意義。因為接收者釋義是對發送者意圖的回溯，意圖語境只能提供意圖的一些痕跡、一些暗示，它不能保證釋義符合意圖［2］73。

復義的一般定義是：某符號或符號鏈有幾種不同的但均有效的意義［2］118。避免這樣的情況需要強有力的規約性，因為規約性越強，編碼性就越強，對歧解的控制就越有效［2］118。但是在前文提到，文學作品往往致力于打破這種規約性，因此復義的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出現。

文學文本產生復義可以說是必然的。具體而言，可以看中國古代的典故。典故是符號復義的明顯例子，屈原的《離騷》中有很多對“香草美人”的運用，但是關于“香草美人”具體指代什么，各朝各代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且這種看法大多是說得通的。王逸認為“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5］，也有人認為這是屈原的自喻，這樣的說法都是行得通的。被譽為“七律之冠”的《登高》更是在主題上被認為有8種之多，每一種都有其道理，從這里的主題多義來看，何嘗不是由“言不盡意”造成的。因為言沒有明確地將意表達出來，但這種“言不盡意”在詩歌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所有的詩歌語言都平白如話，那么詩就不能稱為詩了，文學性也就不存在了。文學就是由于符號的自指性而使能指優勢加強到一定程度的文本。文學性就是由于符號自指性而獲得的能指優勢［2］108。正是這種能指優勢，使復義的現象普遍存在于文學文本中。

任何文學文本都無法孤立地進行釋義，每個文本都淹沒在文本世界中。在一個文化中的所有文本，由于它們組合在文化這個巨大的文本結構中，所以它們不可避免地相互關聯［2］123-124。文本與一個文化中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系，常被稱為“互文性”?；ノ氖窃谖谋局须[藏著的一個文化中的文本傳統積累［2］124。正是由于這種互文性，在解讀文學作品時，必須回溯先前的各種典故、影射、借用、沿襲、繼承。就像在閱讀《紅樓夢》時，將其與《金瓶梅》《西游記》等先于它的文學作品結合起來閱讀，會發現其中有些許聯系，這種互文性是單獨在本文本的文字符號中無法理解的，必須借助其他文本，這也是本文本“言不盡意”的一個重要原因。

讀者對作者之意有權以自我的主觀性來理解。符號接收者有權提出他的釋義及對意義的理解，這種理解是主觀的，但一般情況下接收者比發送者的主觀性更重要，因為符號的意義是在符號接收者心中實現的，其是符指過程的歸結點，擁有最大的發言權［2］111。在這種情況下，接收者（讀者）對發送者（作者）之意的理解，讀者通過對符號的釋義，來理解作者之意，有很強的主觀性。雖然人們一直強調“以意逆志”，但是這種主觀性不可避免，讀者所讀之意與作者之意、作者之言有可能產生偏差。受讀者的生活體驗、情感積累等主觀因素的影響，讀者的理解可能并不與作者文本所描述的內容那么吻合。由于文本中也傾注了作者本人的生活體驗、思想情感，因此在讀者心中就有可能產生“言不盡意”之感，這是不可避免的。

4 結語

文學語言是強烈的反常規，在符號、作者（發送者）、讀者（接收者）的三重作用下，“言不盡意”存在于每一部文學作品中，這是很正常的，同時，文學作品需要“言不盡意”的存在。

參考文獻：

［1］ 邵冰華.文藝學視域的“言意之辨”［D］.保定：河北大學，2009.

［2］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1，23，5，91，14，177，38，142，24，72-73，118，108，123-124，111.

［3］ 楊成軍.讀者角度的“言不盡意”的無奈與樂趣［J］.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1（10）：327，329.

［4］ 劉勰.文心雕龍注［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494.

［5］ 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2.

作者簡介：張小云（1998—），女，貴州銅仁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