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往知來：在時空穿越中談談管理學創新

賈利軍 王宏 賀達豪

今日學界所言管理學，發軔于西方工業革命之后。早期西方社會的管理理論與經濟學理論并未有清晰的界限，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既是經濟學代表人物又是管理學代表人物。到20世紀初，泰勒提出一套科學管理的方法，這標志著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誕生。亨利·法約爾和馬克斯·韋伯二人與泰勒一起筑起西方古典管理學理論體系，歷經行為科學，最終發展到“管理學理論叢林”階段——哈羅德·孔茨分別于 1961 年和 1980年提出并分析了管理理論叢林現象，前后二十年的派別分野與演變讓學者們看到了一個管理理論山頭林立、日益繁雜卻又各自有效的時代。

從上述發展脈絡可以發現，西方管理學最初僅是研究工廠分工，之后逐漸豐富，最終與不同學科、領域的管理活動結合，形成了不同話語體系下的管理學。然而，意義更加豐富、理論更加普世的管理學理論卻未出現，西方管理學走入了繁復的管理理論叢林之中。

近幾十年，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不斷交融，世界學術界逐漸將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國文化。物理學界，量子糾纏理論與中國道家老子哲學跨越千年實現對話；化學學界，兩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巴利·夏普萊斯認為《道德經》道出了“點擊化學”的真諦……管理學能否進行一次類似的嘗試，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求指引，從而走出管理理論叢林？

人類的管理學理論晚于人類的管理實踐，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擁有上下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們早就看到管理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中國的經史子集學術體系無不在歸納總結管理經驗供后世參考，只是未形成今人所理解的“管理學”理論。然而，中國的管理學卻擁有更加豐富的含義——從中國對待中醫的態度就能略知一二。古訓有言：“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边@里的“治病”“治人”以及“治國”在今人看來應該是不相關的事情，但在古人看來卻不盡然。治國之才通醫理者眾多，因為在古代中國人眼里，萬事萬物背后的“道”是相通的，所以“通于一，而萬事畢”。這種“下能治病、中能治人、上能治國”的人也被后世稱為“通才”。

古代中國孕育“通才”的土壤便是中國文化，故本文將從“文化”的角度談一談管理學創新的問題，試圖從中國文化內涵出發，進一步豐富發展管理學理論，探索管理學理論的應用。

管理創新的邏輯：從管理叢林走向有機整體

“文化”是中國管理思維的原點

當今中文所言文化，其內涵已經逐漸與英語Culture的含義合流，其意偏向集體的價值觀等方面內容。本文所言文化，是“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概念，是中國人面向宇宙、天地、社會進行管理活動時認識到的規律的總結。

在中國先秦典籍《彖傳》中是這樣描述的：“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剛柔”，在這里是兩儀的具象化的稱謂?！皟蓛x”是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二”。老子這句話被西方人稱之為樸素的宇宙生成論，這個評價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事實上，老子的這一句話包含了大至宇宙小到微塵，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生機勃勃的一個發展過程。它是一個共通的規律?！暗郎弧敝傅氖鞘挛飶臒o到有，在中國概念體系中，這個階段也被稱為太極或混沌；“一生二”指的是事物從最初的混沌狀態分化出一對矛盾，這對矛盾就是我們前文提到的兩儀；“二生三”是指這對矛盾開始交合，形成對立統一，成就三才系統。因為陰陽兩儀交合構成了這樣一個系統，世界不再是混沌或此消彼長的狀態，而是在對立統一中生生不息、生機勃勃，所以我們說“三生萬物”。因此，“剛柔交錯，天文也”說的是這個世界之所以從無到有，進而生機勃勃、生生不息，是“天文”在發生作用。很顯然，這里的天文不是我們當下分科視角下天文學的天文，它特指宇宙萬物都遵循的客觀規律。

了解了開頭這一句話，后續的意思就很明了了?！拔拿饕灾?，人文也！”在這里，如果文明寫為“明文”，其實更好理解?！懊魑摹本褪敲魑斓刂g的這個規律。天文是宇宙萬物背后的規律，人類在明晰、洞察這個規律的基礎之上，制定出規矩來規范、發展人類社會，就是“人文”。這也是《尚書·舜典》中所說“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故而，依據天文，我們可以明白春來暑往、宇宙變遷的規律，這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意旨所在；依據人文，我們可以教化民眾，成就人類文明，這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意旨所在。

“文化”其實是“人文化成”四字成語的縮寫。它和“文明”“教化”乃至“替天行道”等詞匯都有同樣的內涵，即“依據客觀規律，規范、發展人類社會”。相較于西方管理學研究工廠分工管理的原點，中國的“文化”面向更為豐富的管理對象，追究不同層次上的管理目標，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毫無疑問，其中擁有著更加豐富的管理原理。

走入管理叢林的管理學

眾所周知，我們當下學習的管理學主要來自西方，是形成于工業革命之后分科視角下的管理學。所謂分科指的是把對世界的認知分成不同的專業。工業革命之后，社會需要大量有所專長的產業工人及技術專家，分科的做法與當時的現實是相適應的。把完整認知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學習和傳播，依據的是原子論世界觀和還原論方法論。簡而言之，按照原子論世界觀和還原論方法論，無論多么復雜的研究對象都可以拆解成基本的單元，通過對每個構成單元進行研究獲得認知，再把這些認知組合起來就可以得到對復雜事物的完整認知。這個過程很像是鐘表店學徒學習鐘表修理的過程：拆掉一個完整的鐘表，細心研究每一個零件的形狀、功能，把所有的零件重新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鐘表，最終理解鐘表的工作原理。所以我們也將這樣一種思維稱之為“鐘表匠范式”。

這樣一種管理學之所以能夠推行開來，是因為工業革命后的人類社會逐漸形成了以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為主導的人類文明構建方式。我們按照要素專業化和要素組合的方式形成城市、社會……整個人類社會如同一個巨大無比的樂高積木，在拆分、組合、再拆分、再組合的過程中向前發展著。這樣一種社會的發展方式必然界定了分科管理學的“正確性”與“科學性”。但處于微觀世界中的管理研究者及實踐者卻未必能意識到這種邏輯關系，他們會覺得是自己的管理方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而不是社會發展的模式決定了這樣一種管理學的“正確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人類社會物質財富并不豐裕的年代，以欲望的滿足為管控手段的分科管理學擁有著非常廣譜的效力。這更加助長了這個時代管理學者的自信，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學?！盎羯嶒灐敝?，這種自信心遭受到了打擊，尤其是后續的“管理理論叢林”的出現進一步將這種管理學的“廣譜性”徹底粉碎。

分層而不分科的中國式管理思維——三才建構

與西方管理學的分科屬性不同，中國文化是一種“分層”的認知體系，是以“道”為核心的整體論世界觀和以“天人合一”為準繩的方法論。這個分層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道、象、器”?！暗?、象、器”自上而下，一以貫之。所謂“器學”，指的是一事一物之理，它與分科管理學是一個層面的認知；所謂“象學”，指的是諸多事物所構成的某一類現象背后的規律性認知，類似于我們當下的跨學科、學科融合研究；所謂“道學”，指的是世間萬象背后共通的規律。幾千年前的中醫理論至今仍然有效，就在于它的原理更傾向于道學。這種分層的知識體系并非三個層次的堆疊，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這個整體有機性的邏輯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三才建構”。所謂三才建構，指的是任何一種事物，甚至是一種理論的誕生都不是線性的因果關系過程，而是一個非線性的三才建構過程。所謂三才，指的是天、地、人。在天、地、人這樣一組關系中，人是天和地交合的產物。這其實就是老子“三生萬物”實現模式。當然，中國文化中的基本概念除了有最抽象的本質涵義，在具體場景中還有具體所指。在三才系統中，“天”指最高規制系統，“地”是最大的涵養系統，“人”是天地氤氳生化出來的產物。在具體場景中，以管理學理論為例，管理學理論產生的“天”，無疑是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管理學理論產生的“地”則是這個社會勞動者階層的認知模式；管理學理論則是經濟發展模式與勞動者認識模式交合的客觀產物。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理論的發明者，其實是理論的發現者，也就是中國人所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因此，當我們對三才建構體系中的天地進行不同的賦值時，就會產生不同層級的管理學理論：微觀層面的管理學理論（比如企業管理）、中觀層面的管理學理論（比如城市管理）和宏觀層面的管理學理論（比如國家管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統的中國文化與當下流行的西式管理學并不矛盾，是一個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是體和用的關系：當下流行的西式管理學更接近于傳統文化中的“器學”。問題在于，持原子論世界觀行西式管理學的研究者或實踐者并不會意識到人類的認知本質而言是一種分層的三維結構。這其實也是哈羅德·孔慈對于管理理論叢林現象從樂觀走到了悲觀的原因。早期，他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流派繁多、各自適用的管理學理論是因為管理學還處于青澀期，隨著管理學的成熟，一定可以走出“叢林”。但是眾所周知，他的這樣一種樂觀最終演變為悲觀和失望。他不明白任何事物包括一種“理論”都是天時地利與人和“三才建構”出來的。這種三才建構而出的事物、認知存在著自下而上器、象、道的分層。以“道學”統領“象學”“器學”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但是試圖以“器學”反攝“象學”乃至“道學”就變成了緣木求魚。這就是中國民諺所謂“有道無術，術尚可求；有術無道，止于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式管理學更像是具體場景或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在中國文化里稱之為術數。

基于中國文化的管理學理論創新思考

認清理論創新的背景

我們正處于人類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安淮_定性”正在成為社會發展的核心特征。換而言之，過往理論創新的基礎已經發生了質變。如果不能理解這種大變局與不確定性的本質就無法進行這個時代的理論建構與創新。這是因為真正的理論必然是對不確定的克服，是變化中的不變。

事實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不確定時代”本質上是人類社會的運行、發展模式的質變。如前所述，工業革命之后主導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線性、疊加式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模式決定了理論和現象之間是一種線性因果關系的建構。而我們當下所處的人類社會，人口已經達到80億之巨。人類社會的體量之大，已經不可能再走過往“人類中心傾向”的老路。人類社會必須逐步與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乃至于宇宙同步。大自然或者我們所處的宇宙遵循的是一種非線性的發展邏輯，更是一種有機生發的發展邏輯。在這樣一種邏輯下，過往社會的理論創新模式必將失去效用。教條地停留在過往社會的理論成果上進行管理實踐，其后果將是無法預料的。我們見證了膠片巨頭柯達和手機巨頭諾基亞的沉淪，也見證了成立不到二十載的海思半導體在中美貿易戰下，一夕之間“備胎轉正”助力中國通訊巨頭華為艱難求生。從海思的布局，可見華為掌舵人任正非的戰略預見性，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二十年前就已經預見“不確定”的世界即將到來。

重新認識理論創新的維度

如前所述，中國人的認知體系是一個分層結構。在這樣一個認知體系中，我們今人稱之為“理論”的認知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道理論”和“術理論”。后者更像是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當時間、空間場景發生轉變，這些解決方案也就失去了效力；前者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正意義的理論，也就是中國先賢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家之言。很顯然，這兩種的理論的實踐效用是涇渭分明的：“道理論”指明方向，框定范圍和確定演繹的邏輯，“術理論”則是一種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因而，這兩種理論的創新邏輯是截然不同的。道理論的創新是一種超越式創新，是從舊有的觀念里超越出來，所以它更強調方向的宏闊，范圍的擴大和演繹邏輯更高的概括性。術理論創新則是一種聚焦式創新，它強調的是問題指向的更加精準和解決方案的更加有效。因此，在這個時代，管理學理論的創新本身就存在著兩種維度：超越維度和聚焦維度。

將“道理論”與“術理論”在管理實踐中運用得相得益彰的例子同樣發生在華為身上。20世紀90年代，隨著企業規模擴大，華為研發管理方面的弊端逐漸凸顯。掌舵人任正非考察業內領先企業之后，最終決定師從IBM——引入IBM參與華為IPD和ISC項目的建立。任正非在接受采訪的時候絲毫不避諱地表示，華為能那么成功，絕大多數管理都是向美國學的。學習先進美國管理經驗的企業絕對不止華為一家，但是華為卻憑借著先進管理方法在通訊行業脫穎而出，不僅在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領域，甚至在從未涉足的半導體領域成為中國科技企業的杰出代表，這根源在于華為對于“道理論”的深切把握。眾所周知，任正非熟讀毛澤東主席的著作并且將其核心戰略思想運用于企業管理。一個企業家將領悟的政治家、軍事家的思想付諸實踐，在分科思維下是難以想象的，但是熟悉中國分層思想體系便知其中奧妙，因為在道的層面上這些理論思想是相通的。

重新建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過往的理論與實踐是一種循環往復螺旋式推進關系：從現象中抽取共性上升為理論，把理論應用于實踐推進社會進步并體察理論的不足；在上一個階段認知的基礎上再次進行這樣一個過程，如此循環往復。當人類社會進入到“天人合一”有機生發的發展階段時，人類的理論如前所述分為“道”“術”兩個部分?！暗览碚摗?是一種元理論，是一切現象背后的規律所在，無法輕易地從社會現象的占有中獲得?，F象的占有與這種理論的獲得是一個“增之一分則長，減之一分則短”的微妙過程：沒有現象，不容易激發出人類對這種理論認知的觸點；而沉溺于現象，則容易陷入“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地?？梢哉f，這樣一種理論的獲取是人類認知與社會萬象之間的“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也是傳統中國社會、諸子百家都強調“修身”的根由所在。這種修身在儒家經典《大學》中是這樣描述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p>

“修身”對“道理論”的意義，在道家經典《莊子》中是這樣描述的：“水靜則明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莊子和孔子說的其實是一回事，是人類的認知功能與道理論之間的關系：經過長期訓練（修身）的人，其認知功能有可能達到一種臨界狀態，能夠超越世間萬象的具相差異而體察到宇宙大道（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人與宇宙大道之間之所以可以建立這樣一種聯系，就在于“一切生生不息的系統本質而言，都是一個五行系統”。整個宇宙就是一個五行嵌套系統，宇宙是最大的五行系統，人是一個小宇宙，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由來。

近年來，西方的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質性研究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規律性在潛移默化發生著作用。從本質上來看，質性研究就是充分感受到在研究復雜對象時，人這個復雜的巨系統更具有鏡鑒萬物而發現規律的能力。但是很顯然，西方的質性研究中，天人合一是以一種自發而非自覺的方式發生作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臨界狀態的人，也有可能會因接觸過多的現象產生信息污染，導致認知功能的失靈、失效。這也是傳統文化強調“出世”與“入世”平衡的原因。很顯然，在當前西方管理學質性研究的諸多范式中，對這種規律性還沒有覺察，因而不能把握研究對象之于研究者的“中庸之道”。所以，這樣的質性研究離真正的“道理論”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術理論”的獲得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下而上，經由現象的理解而獲得；另外一種是自上而下，經由“道理論”三才建構而獲得。由“道理論”三才建構獲得下級理論的最典型范式就是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百家其實是由易經“道裂為百”，這也是孔子所謂“易為群經之首”和“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萬物之道”的原因所在。

理論與實踐之間，西式的歸納、演繹關系依然存在，但歸納演繹出來的規律其時空恒常性日趨短促。這其實就是不確定性時代的真實含義，即過往范式萃取出來的理論，其有效性日益薄弱。在這樣一個不確定時代，更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鏡、鑒天地的大道。從這樣一種理論到最終的社會實踐需要經歷至少兩次的三維建構：依據大道三維建構出“術理論”，再由“術理論”三維建構出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對管理學而言，這樣的過程就更為明顯。所以，未來的管理學發展將呈現相反相成、涇渭分明的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深入企業實踐，以企業面臨的具體問題為研究目標，以給企業提供具體可執行的方案為研究結果；另一條路，盡可能超越具體的管理現象，以期發現更具有普世意義的管理學元理論。前者更加注重科學技術的使用，而后者則更關注人自身鏡鑒能力的提升。

結語

在中國傳統語境下，文化的本意是“人文化成”，就是用天地規律（文）化育人類文明。就管理學以特定目標規范人類行為的本質而言，中國文化應該被視為最大半徑的人類管理行為。所以文化與管理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這個相承之脈，就是天地之間的規律所在。中國文化與西方管理都是對規律性的探究與表達，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發現規律的方式和所發現規律的時空恒常性。這樣的差異性其實就是傳統文化中道、象、器之間的差異。當今社會，人類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不確定時代”，管理學要從分科之學的窠臼中走出來，涅槃而成新的基于中國文化旨意的中國特色管理學。只有這樣，我們的管理學才能以三才建構的思路應對復雜多變的，不同層級的問題；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更高的維度上去把握不確定中的規律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