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管理學路徑

吳照云 姜浩天 巫周林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睆奈幕c管理的關系上來看，一方面，管理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國歷史傳統與基本國情不同，“管理”也具有地域性與民族性差異。為提升理論對實踐的指導能力，必須扎根傳統文化與中國情境，在管理的基本概念與研究范式上展現出中國特色。另一方面，管理是一種帶有文化烙印的實踐行為。理解“天人合一”“修齊治平”“無為而治”等傳統思想對行為動機與方式、價值排序與選擇的影響，有助于構建和諧組織關系、打造靈動組織形態。因此，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管理學路徑，在管理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喚醒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是中國管理學派的重要任務，也是推動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

在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的戰略布局中，“創造性轉化”位于“前提性詮釋”與“創新性發展”之間，有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读暯娇倳浵盗兄匾v話讀本（2016年版）》指出：“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币簿褪钦f，“創造性轉化”是這樣一個過程：梳理出傳統文化中根植內心、日用不覺的部分，然后進行甄別，將能夠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代表人民利益與意愿的部分，輔以新話語體系與表現形式，實現內在性發展繼而外在性傳播。從梳理到甄別是“古今之辨”，從甄別到轉化則是“知行之合”，同時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服務于人類重大問題的防范與化解，實現“中西之通”。因此，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管理學路徑要回答好三個層層遞進的基本問題：一是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優秀文化；二是中西文化有什么異同，共性如何兼容、差異如何互補；三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要遵循什么樣的邏輯、采取什么樣的路徑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項。

文化與優秀文化

從定義上看，中西都認同文化有人為塑造的社會行為規范的作用，它是一種經過歷史檢驗的共同默契。英文的“culture”（文化）一詞是由“cultivation”（農業）的詞根“cult”（耕種，栽培）加詞綴“ure（行為）”組成，從最初的農耕、栽培之意逐步過渡到心靈的培養，最終演變成代表人類所有觀念形態與創造活動總和的文化。中文的“文化”一詞則源于《說苑·指武》中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意為“以文化之”，其中“文”通“紋”，代表自然色彩紋理與人為修飾痕跡，“化”則代表社會化認同。

左飚認為，從中西文明發展的經濟基礎來看，陸地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差異塑造出截然不同的集體人格與管理哲學，繼而影響著管理的邏輯重心、實施方式與最終歸宿。陸地文明對國家規模有著天然依賴，自給自足成為主要生產方式；農耕活動需要在一定范圍內兼顧天時、地利與人和，待收成后進行再分配；勞動力與土地綁定具有超穩定性，家邦制成為國家基本形態。這些特點使得管理以“修身”為起點，以“平天下”為終點，依靠“身份認同”組織分工，傾向于用歸納邏輯形成認識，重視整體和諧且側重內斂含蓄。海洋文明由于國家多且規模小，互通有無成為主要生產方式；交易活動需要提前協商好各方的權利與義務，利益分配內嵌于交易活動之中；勞動力隨資源屬地遷移，具有強靈活性，城邦制成為國家基本形態。這些特點使得管理以權益為起點，以收益為終點，依靠“契約認同”組織分工，傾向于用演繹邏輯形成認識，重視個體獨立且側重開拓進取。

深描文化差異性，為中國特色管理學的合法性提供了系統論證與佐證素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西對立與厚古薄今的傾向。即使社會科學不似自然科學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古今中外仍可在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上達成一些共識，因此，不少學者也指出要關注時空維度的文化共性問題。

馮冉呼吁將傳統文化視為文化資源而非意識形態，應規避極端民族主義與狹隘愛國主義下將所有傳統思想不分優劣地全部稱為“國學”乃至“國粹”。受限于生產水平、社會制度與認知能力，傳統文化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糟粕，需要從中甄別出具有傳承與發揚價值的部分。也就是說，要對“優秀”有一個定義與標準。余秋雨認為，能夠被譽為“遺產”的文化，是因為它們有一種經得起反復挑選的優秀。孫隆基將這種穿越時間的生命力度稱之為文化的“深層結構”。如從古代的“君舟民水”到近代的“民族、民生、民權”再到現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背后一以貫之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也令諸多企業得到了前進的力量，如同仁堂“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的企業精神，海爾集團“先賣信譽，后賣產品”的營銷理念等。李宗桂進一步提煉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八個維度：符合時代要求，推動社會發展，經受實踐檢驗，有助文化認同，促進民族團結，提供精神支撐，助力民族復興與有益世界文明。該論述將“優秀”的內涵從時間層面的古今延伸至空間層面的中西。董小川在對比《四書五經》與《圣經》中的教化思想后發現中西文化都承認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存在（中為天命觀，西為宿命論），且都呼吁國民提升個人修養。

文化在認識世界、涵養人性與構建秩序的效用上四海皆準，但中西實現方式各有不同?？梢詮南嗨频捻攲釉O計著手，將中西理論置于相同框架下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在尊重實踐差異性的同時提升理論普適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路徑

傳統文化不等于優秀文化，以管理學視角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要在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提升理論深度、推動國際傳播，運用一系列方法讓古典智慧轉化為能夠解決企業現實問題的管理生產力。簡言之就是要平衡好古今、中外與知行三組關系。其中古今是夯實家底基礎，中外是價值生根傳播，知行是理念化為實踐，三者分別對應抽象到具象、從個性到共性、從學理到術理的演進。

古為今用：理論開發與范式構建并舉

自經濟全球化以來，面對理論上管理移植的排異現象與實踐上跨國公司運營的文化沖突，中國管理學者掀起了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的熱潮。管理學領域的傳統文化研究最初是以分類式與列舉式展開的，作為重要的基礎性研究，按照朝代、學派、人物、典籍、組織等整理管理思想。筆者和李晶將遠古（傳說時期）、上古（夏商周）、中古（秦漢至隋唐）、近古（宋元明清）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對穩定的時間范疇，對應傳統管理思想的孕育期、形成期、發展期與承接期。潘承烈和虞祖堯歸納出春秋戰國時期十位名家的核心管理思想，包括老子“道法自然”、孔子“中庸和合”、孟子“和諧仁政”、墨子“兼愛交利”、孫子“五事七計”、鬼谷子“縱橫捭闔”、商鞅“依法治國”、管子“富國富民”、荀子“強本節用”、韓非子“法術勢功”。還有學者通過比較傳統商幫的起源及其在鹽、布、茶、藥、木、典等產業中的經營理念，提煉出徽商“倫智仁”、晉商“義誠利”、陜商“忠道勇”、浙商“勤慧和”等傳統商業價值觀。

繼前提性闡述與系統性歸納后，圍繞傳統智慧與企業管理結合的理論開發日益涌現。以古代中國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為例，學者們發現其為組織中的人才、創業與行為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蔡文著認為，奪救、感變、志質、所由、愛敬、情機、所短、聰明的“八觀”思想，文、行、忠、信的“四教”理念，仁、義、禮、智的“四端”追求與名、位、惠、義的“四利”激勵構成儒家選人、育人、用人、留人的人才管理思想體系。余長春提出，儒家的責任觀、勇為觀、品質觀、人治觀、禮治觀、仁治觀、禍福觀分別對應創業企業的責任管理、決策管理、素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團隊管理與創業生命周期管理。余煥新認為，組織行為上，可以用儒家為己之學修造員工個體行為，以忠恕之道化解偏執提升溝通效率實現“群而不黨”的團隊氛圍，依靠領導者“身正垂范”人格感化打破非人格化的體制弊端，最終構建“人我和一，理性適應”的和諧組織。

隨著理論的不斷豐富與深化，中國管理學派注意到應從青燈黃卷中提煉出邏輯主線以闡明文化本質、構建理論體系。眾多系統化的理論成果中，都關注到了《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演化路徑與《莊子》“內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內在一致性。這兩個耳熟能詳、日用不覺的精神標識洞見了中文語境下“管理”一詞“人為為人”的底層邏輯。不論是蘇東水“治國、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體系，還是曾仕強“修己安人”的管理歷程與“利樂和安”的層次目標，亦或是馬文軍和呂力從心本管理、我本管理、家本管理、業本管理、國本管理到全球治理的嵌套疊代，以及筆者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經營管理、國家管理與軍事管理的管理五維，都映射著古今讀書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終極追求，在實然型管理學體系中探索出應然型道路，為世界管理理論創新提供了中國坐標與系統增量。

中西對話：以中驗西與以西證中并重

古為今用的理論升華正在消解“有理說不出”的窘境，但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管理理論在國際舞臺上“說了傳不開”的難題仍然存在。周澤將等選取22本管理科學A類期刊2013-2020年的4615篇管理學論文進行分析后發現，“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研究多關注技術創新、供應鏈、創新績效和經濟增長等“硬科技”剛需，即運用嚴謹規范的定量范式研究檢驗中國樣本下的共性問題。然而，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快、規模大、不平衡等特征下的個性問題是研究需要植入傳統文化、紅色文化等“軟環境”因素，運用案例研究等定性范式來討論的。構建中國特色管理學理論的目的不僅僅是檢驗西方理論的本土適用性，更是要解釋西方現有管理學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從而更好地指導中國管理實踐。

這種“管理的中國理論”與“中國的管理理論”的學術爭議，本質上是在討論以什么樣的文化主體來解釋管理現象，背后既有樣本可得性的客觀約束，也有主流范式下的主觀依賴。面對管理理論跨情境的應用，中國管理學者所能采集到的樣本與數據多源自中國管理實踐，用來檢驗理論適配性，“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確實是一種創新。但王肖婧等通過對比中西《人物志》的研究發現，在西方視角下，學者們以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視角，用才性鑒定、人格分類、德行測評等科學式分析對《人物志》尋章摘句，僅提取出同西方研究思路相契合的片段，而省去了諸子百家在日常生活中對“全幅人性”與“和合有度”的全息體悟。如果只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分解為首尾不相接的語句填入職能論、任務論與角色論進行簡單比附，這僅僅是為驗證西方理論普適性提供中國佐證素材，而非產出具有原創性的中國管理理論。

局部研究契合不意味著整體文化通約。因此，對傳統文化進行概念深描與理論開發后，應站在中華文化的主場，發現中西的內在契合。如孔佳南和郭毅聚焦“教化”這一傳統構念，經扎根編碼后歸集為漸變過程、化成特性、順勢策略與共同價值四大范疇，與領導研究中施加過程影響力、推進理念執行力、統籌資源整合力和塑造組織協同力的過程高度一致。同樣地，以“家文化”為核心構建的“家長式領導”，其行為表征中的垂范、托底與教練型領導、安全基地型領導也存在同質化內容。當中國理論能夠被世界認可與接受，伴隨著論文國際合作發表的日漸深化，用西方實踐數據來檢驗中國理論普適性也越發可行。

以中驗西與以西證中雙管齊下是為了從不同角度解答世界共同的管理難題，在彼此對話中生成自身意義，找到更大的“公約數”，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但正如張樹旺等發現的，面對管理學知識屬性從現場性向前瞻性過渡的現狀，如果僅僅用成熟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來追求群體概率的因果關系，容易使管理理論與歷史性、經驗性的生活世界相去甚遠，即產生“理論實踐脫節”問題。集體人格作為文化的最終成果，表現為價值準則與行為方式上的共同默契，同樣蘊含著“知行合一”的內在要求。

知行合一：校企合作與教學改革并駕

管理學是一個集機械制造、數理統計、社會心理、人文歷史于一身的交叉學科，需要在自然科學演繹邏輯下的抽象概念與社會科學歸納邏輯下的具象凝練中找到行動方向，科學性對應價值中立的剛性技術，人文性對應價值關聯的柔性藝術。面對“二重性”帶來的管理實踐“不完全客觀”，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結合的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校企合作助力科研人員下沉企業檢驗傳統文化治企業的實際成效，另一方面需要教學改革推動傳統文化進專業、進教材、進課堂化解中國古學與外國今學的思想基礎差異。

思想流于口號是傳統文化與管理實踐脫節的原因之一。因此，聚力開發中國管理案例，見證傳統文化從理念到實務是創造性轉化的重要一環，且已受到各研究主體的重視。國家層面，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聯合印發的《面向2035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中明確要求“推動中國特色案例建設”。期刊層面，《管理世界》《經濟管理》《南開管理評論》《管理學報》等26家期刊單位在2021年成立“中國案例研究期刊聯盟”并征集高質量案例論文。高校層面，以復旦大學“中國杰出企業家管理思想研究”課題組為代表，其對21家行業領先企業深度訪談后，發現對當代管理實踐產生影響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儒道兩家，前者重視“人”或“群體”等人才戰術，后者“環境”“趨勢”等企業戰略。企業層面，東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童繼生“以人為本”進行國企改革、“以德為先”進行選人用人、“人為為人”進行國內外資源雙循環配置，國家電網用謀略管理、心理管理、關系管理、績效管理、變革管理的五行管理模式進行系統性協調等，都論證了用傳統文化管理企業何以可為。

課程體系缺失與教師資源交錯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傳統文化與管理教育脫軌，需要在管理學科教育中孵化國學教研團隊與課程體系。自復旦大學1999年成立東方管理研究中心以來，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河海大學、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等高校緊跟其后，相繼成立科研機構，并在本碩博各個培養階段開設“東方管理”“華商管理概論”“中國管理哲學”等一系列課程，甚至有的高校將“東方管理”“中國管理”設為研究生的專業方向。

趨勢向好的背后，仍需要教學改革來解決郭齊勇提出的“兩多兩少”問題：一是虛體多，實體少；二是研究機構多，教學與人才培養機構少。

“虛體多，實體少”是因為目前的國學教育重知識傳授和讀萬卷書，輕修身實踐與行萬里路。為此，需要增加身境融合的教學場所，如在校園中修建實體的中華管理思想文化園區，把數字技術融入教材編寫；利用地緣優勢將課堂入駐古跡、書院與企業，塑造沉浸式、全息式體驗。同時，要搭配以文化綜合素質為核心的教育評價機制，分流專業賽道，將教育取向與檢驗逐步從橫向學業進步過渡為縱向素質提高。

“研究機構多，教學與人才培養機構少”是因為國學沒有納入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制定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以經史子集為教學與研究內容的國學沒有名目與代碼。古典文學的視野與文獻訓詁的方法散落在文史哲院系中，師資分散帶來課程教學、課題申報與成果認定的困難，降低了教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為此，可以如李堯等所建議的，在課堂教學中讓交叉學科師資同級培訓與同臺授課，在團隊研究中以研究問題為導向明確多學科團隊中的權益歸屬，在個人考核中參考教學科研揚長處的“次中心”考核而不拘泥于兩手抓的“多中心”考核，令青年學者沒有后顧之憂地從事教研工作。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陷阱”

如同管理多為“滿意解”而非“最優解”，在古為今用、中西對話與知行合一的三條主路徑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應避免矯枉過正，即“虛無”與“復古”、“西化”與“中化”、“原子”與“系統”下的古今失調、中西失真與知行失期問題。

“虛無論”與“復古論”下的古今失調

在近代的血火洗禮中，西方科學的強勢一度讓傳統文化隨封建禮教打入深淵。在近現代以西學為師的取向中，部分研究陷入“虛無論”陷阱，把“傳統”預設為循規蹈矩與不思進取，帶有強烈的排斥傾向甚至以偏概全地把近代中國的落后歸罪于傳統文化。因此，在“東方管理”“中國式管理”“和諧管理”等理論提出時，不乏反對的聲音：認為這是在提倡同民主與科學相背離的帝王文化、懷疑文化、懲罰文化與模糊文化，更是脫離了管理學追求效率的基本原則。

用部分代替整體、用主觀代替客觀的盲目批判背后，是文化自信的缺失與對文化文脈的忽視。首先，不同于商業利益的快速變現，農耕收獲多為延遲滿足，比起揠苗助長的“短期效率”更重視細水長流的“長期效益”，整體并未脫離效率原則。其次，農業具有高度的水利依賴，長江黃河流經多個部落，若上游擅自筑壩攔截或污染水源，會給下游農業生產造成毀滅性打擊，客觀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統籌資源分配、協調各方利益。因此，中央集權與妥協讓步同帝王文化與模糊文化不可相提并論。最后，農耕的土地資源與勞動力綁定，形成安土重遷的傳統。在區域內民俗長期相對穩定且全民教育尚未實現時，“代際”管理技能來自言傳身教、行之有效的生活經驗，“文盲”價值取向多源于“禮制”行為規范下的心理認同。這種路徑依賴與心本管理，與懷疑文化和懲罰文化同樣相去甚遠，斷然不能片面地、孤立地以此解讀歷史事實。

在中國經濟復蘇與傳統文化弘揚中，“虛無論”日益淡了聲響，但又有一部分研究走向了“復古論”的極端：以強漢盛唐萬國來朝的盛世為佐證，將發展難題與風氣敗壞歸咎于生產力進步，對愚民、洗腦等文化糟粕不加批判地全盤美化與抬高。一方面，古代社會的諸多社會矛盾，恰恰是生產力不足所造成的。吳稼祥指出，導致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人口數學式增長與糧食幾何式消耗矛盾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不復存在。費孝通也提到，鄉土社會的地域信息不對稱在交通工具便利多樣與信息技術實時反饋中消弭。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依賴于用先進生產力滿足物質文化需求后追求更廣泛、更高維的幸福體驗，因此不可能本末倒置地放棄機械化、自動化生產回歸原始的刀耕火種，或是用活字印刷取代3D打印。另一方面，古代國家管理與現代企業管理有著不同的邏輯起點與價值落點。中國古典管理是“修齊治平”的縱深管理，主線以個人所能服務的群體范圍展開，重視“忠孝兩全”的最高追求。但家庭與國家兩個管理客體中間，還有著“社會”這一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恰好是現代企業管理所強調的，也是中國古典管理常常忽略的。

破解“虛無論”與“復古論”的偏執，重點是返本尋根，呈現歷史演化過程，講明傳統文化的歷史本意、核心要義與來龍去脈。曾榮光在《管理研究哲學》一書中指出，運用歷史編纂學的方法，將盡可能完整的、可復制的歷史遺跡作為樣本數據，在國學元典與歷代注疏的對話中找到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脈絡，是不容忽視的管理學研究方法。

“西化論”與“中化論”下的中西失真

與近代思想解放相似，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彼時經濟技術的領先使歐美模式在管理學領域幾乎一統天下，“西化論”甚囂塵上。然而，這種“西化”在管理移植過程中因理論歷時性與共時性交錯成為一種“文化誤讀”。劉文瑞對比了韋伯式官僚制、彼得圣吉學習型組織與普拉哈拉德核心競爭力等理論的原本與譯本后發現：強調“不可拷貝”與“不可模仿”能力的核心競爭力理論，在指導新興的中國市場經濟時重心落在了“拳頭產品”的研發與生產上；修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學習型組織”，變成了貫徹落實上級部署的執行力和忠誠性的中國式“組織學習”；專業分工與非人格化的韋伯式官僚制本是需要以人性化改良理性至上，卻錯誤地同等級結構與效率低下的中國式官僚制混為一談，最終得出“要以法治體系代替人治體系”這一南轅北轍的結論；“把工人當機器”在工業革命后提出的本意是“像保養機器一樣愛惜人力”，20世紀90年代引入中國后卻成為痛斥“血汗工廠”的眾矢之的。這顯然都是文化注解影響了理論原意。

中國綜合國力日漸增強，先是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并加入WTO，再到2008年經濟危機下的新生，以及新時代全面脫貧的歷史任務完成，使得西方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將中國文化引入理論探討。然而，經文化差異修正后的理論傳播失真同樣存在于從中國向西方的傳播過程中。如“天人合一”思想在高度工業化造成的生態危機面前，被歸約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觀，但對“天”這一意象人格化后互敬互愛的社會倫理觀卻鮮有闡發；將民本思想等同于人本思想，呼吁企業關注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卻忽略了二者背后“事從人”與“人從事”的價值排序迥異；用博愛觀念批判“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卻未注意到漢語多音字“為”讀作第二聲時對獨立自主、求同存異與自我錨定的表達與呼喚。

把握“西化論”與“中化論”的尺度，重點是避免將中西理念與標準簡單嫁接或相互否定，要匹配文化制度情境進行比較與整合研究。首先，要找到中西具有相同底層邏輯的學術概念，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史記》“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對多元需求層次的共同關注，量子管理與《易經》陰陽觀“相反即互補”的辯證統一共性，二進制計算與八卦圖排序的相似設計。其次，要超越戰略戰術層面，在更大的集合中謀求中西共商共建，如整合式的“第四代管理學范式”，管理理性與人文關懷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道本管理理論，用和則動態調和組織管理目標、用諧則靜態分解組織物質資源的和諧管理理論，或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在組織制度與道德倫理中求妥協與穩態的中庸管理理論，均在用“非排他性”視角處理復雜系統下管理的雙元共性問題。

“原子論”與“系統論”下的知行失衡

當下中國大學的管理學課程體系設計多沿襲西方，雖然在教學案例與講義內容中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樣本與思想出現，但仍屬于“原子論”下的分科求知范式，在哲學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層面與國學教育有著本質區別。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世界的物質構成與運行規律，通過將物質世界逐步細分到符合可認知的水平，逐一研究后再予以整合形成對世界的完整認識，如化學方程式、重力加速度與細胞核構成等。由于不涉及人文情感，多采用中立式研究與模塊化教學來提升學者在特定科目上的智識。當這種教研方式帶入管理學后，無意間將“人”這一管理主體與對象進行了“非人格化”處理，長于實驗、定量等教研方式，學術、學說與信仰彼此獨立、互不干涉。

國學是典型的人文社科，是“系統論”下對生活經驗的高度總結、歸納與選擇，知識體系、價值體系與信仰體系三位一體。賈利軍指出，中國傳統科研范式以爻、卦、辭為語言系統之器來觀察分析世間萬物之象，旨在打通天地人三才求歸一。既不依附于科技，也不依附于宗教，而是將真善美統一于生活體驗，通過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技藝，實踐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來培養君子。因為具有平民化特征，所以采用親師取友、教學相長、訓詁考據等介入性教研模式。如果無視價值理性與教育目的，僅僅是在管理學教育中把傳統文化作為知性教育和功能教育的一環，無疑與創造性轉化的目的分道揚鑣。

“原子論”與“系統論”的偏頗還體現在實踐上。專精一隅的鍛煉方式未必能解決系統集成的結構難題，系統優勢下的整體成就也無法掩蓋局部劣勢，傳統文化的管理實踐檢驗要在目標的選擇上兼顧多個發展階段與組織形式。發展階段是指要關注兼顧管理學與歷史學思維的“企業史”研究，包括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定歷史與具體企業的內部管理歷史，思考傳統文化是否影響、如何影響企業文化與企業家精神。組織形式是指除了華為、海爾、方太等現代傳統文化植入型企業之外，古代的類企業組織如制鹽、冶鐵、鑄錢等官營手工業與制瓷、紡織、木匠等私營手工業，近代的大生紗廠、福新面粉廠、啟新洋灰公司、保晉礦務公司等民族資本企業，今天的同仁堂、老鳳祥、光明乳業等老字號企業中，都充分浸潤著傳統文化，也符合經營領域較為成功、管理模式具有影響、多段檢驗長期穩定、解決今昔管理挑戰的案例選取原則，是傳統文化落地不容忽視的標的。

推動“原子論”與“系統論”的結合，重點是在學術界、咨詢界與實務界“三元匯通”，打造術語、概念到規則上的學術共同體。譚勁松提出管理學發展的金字塔模型，其中科研層是高校，媒質層是咨詢公司，應用層是企業、政府、事業單位或機構等。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高校在設置傳統文化專題課程之余，應開設“科學哲學”等邏輯學與方法論課程，幫助學生理解與掌握不同研究對象與研究階段相匹配的研究范式，修正科技教育偏勝而人文教育不及的傾向。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咨詢公司可以依托自身平臺型、服務型特點，向高校提供企業案例研究素材，向企業提供詢議建言，在理論指導與方案定制中化解國學與西學、科研與應用間因規則差異產生的壁壘。企業和單位則可以在企業學府與團隊培訓中聘請高校專家授課，在實戰模擬、案例研討與互動教學中提高文化能見度與習得度，實現中西悖論整合與大小二難歸謬。

結語

2023年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開局之年，管理學追求效益及現代化需要與增量的底層邏輯相契合。因此，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管理理論激發產業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管理學派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責任，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之義。面對資本中心發展邏輯下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全球生態危機等難題，更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循序漸進、統籌兼顧、行有所止等思想來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進而落腳在人民中心的發展軌道上。

“沒有中國五千年文明，就沒有中國特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民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建設與社會實踐中孕育和創造的。隨著國家文化建設進程持續推進、文化傳播的載體逐漸豐富，《百家講壇》《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典籍里的中國》等文化節目精彩紛呈，國潮、國風為國畫、國漫、國貨等載體文化賦能，都向普羅大眾展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跨越時空的永恒價值。站在中華文化的主場，構建中國管理學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正當其時。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是一個傳承與創新、培育與傳播、身體與力行的立體化工程。中國管理學派要復興與結合的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內核，要講清楚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與追求、獨特發明與創造，使傳統文化取其精華也推陳出新，讓中國管理盡物之性也成人之美，與西方管理各美其美也美美與共，既用科學規范化解感性的紊亂，也用歷史經驗彌補理性的冷峻，同世界各國文明一起，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懈努力。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古代管理思想通史”（項目編號：13&ZD081）階段性研究成果。